超级军网马军：放弃绿色GDP，怎样调整政绩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07:43
2007年07月24日 10:20新京报
在西方国家，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使地方官员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随着国家统计局明确表示无法将绿色GDP数据日前对外公布，绿色GDP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也宣布“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除了从技术角度认为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尚不成熟外，国家统计局还认为，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正式公布他们的绿色GDP价值量核算结果。（据昨日《新京报》）诚然，国际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分析常常是由非政府研究机构完成的，政府公布绿色GDP核算的情况确不多见。但我们也应看到，国际上很少有像我们的各级政府这样，对达成发展和保护的平衡负有如此巨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需求比许多国家要大得多。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良好政绩，现代政府概莫能外。但如果某一地区盲目地拼环境、拼资源以求经济发展，其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损害，却难以为GDP核算所反映。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广泛开展绿色GDP核算呢？因为在实践中，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其政府行为除了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外，更受到当地选民的直接制约。通常当地社区既不会支持只保护不发展，也绝不会支持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一个为经济发展而污染当地饮用水源、毒化当地空气的地方政府是难以连任的。新当选的地方官员通常要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发展和保护又会走向相对平衡。
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同，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对平衡发展和保护承担的责任要比西方政府大得多。在西方，各利益方的参与和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方针上只有有限的选项；由于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还很有限，地方官员们主要依照既定的发展方针来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而在规划管理中手握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也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必须为发展和保护的平衡承担全责。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常常找不到这个艰难的平衡点。由于长期以来“发展是硬道理”被一些人误读为GDP增长是硬道理，GDP成为政绩评价中最硬的指标。
一些地方官员因此在项目决策中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环境污染了，而当地官员却为高企的GDP发展数字而升迁。
今天，中央政府将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必须扭转各级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而要扭转他们的政绩观，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体系。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选择在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保护指标的绿色GDP体系，恐怕是干部评价体系改革中成本最低的一种可行变动了。
绿色GDP面临的困境是现阶段中国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说明仅靠一套核算体系难以扭转固有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对此环保部门早有清醒认识，正如绿色GDP项目的领导者所言：“科学的绿色GDP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证每项决策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相信当地方官员在决策和管理中真切感受到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要求时，他们不但要调整自己的政绩观，也会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马军（北京环保学者）
2007年07月24日 10:20新京报
在西方国家，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使地方官员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随着国家统计局明确表示无法将绿色GDP数据日前对外公布，绿色GDP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也宣布“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除了从技术角度认为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尚不成熟外，国家统计局还认为，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正式公布他们的绿色GDP价值量核算结果。（据昨日《新京报》）诚然，国际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分析常常是由非政府研究机构完成的，政府公布绿色GDP核算的情况确不多见。但我们也应看到，国际上很少有像我们的各级政府这样，对达成发展和保护的平衡负有如此巨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需求比许多国家要大得多。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良好政绩，现代政府概莫能外。但如果某一地区盲目地拼环境、拼资源以求经济发展，其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损害，却难以为GDP核算所反映。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广泛开展绿色GDP核算呢？因为在实践中，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其政府行为除了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外，更受到当地选民的直接制约。通常当地社区既不会支持只保护不发展，也绝不会支持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一个为经济发展而污染当地饮用水源、毒化当地空气的地方政府是难以连任的。新当选的地方官员通常要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发展和保护又会走向相对平衡。
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同，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对平衡发展和保护承担的责任要比西方政府大得多。在西方，各利益方的参与和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方针上只有有限的选项；由于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还很有限，地方官员们主要依照既定的发展方针来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而在规划管理中手握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也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必须为发展和保护的平衡承担全责。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常常找不到这个艰难的平衡点。由于长期以来“发展是硬道理”被一些人误读为GDP增长是硬道理，GDP成为政绩评价中最硬的指标。
一些地方官员因此在项目决策中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环境污染了，而当地官员却为高企的GDP发展数字而升迁。
今天，中央政府将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必须扭转各级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而要扭转他们的政绩观，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体系。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选择在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保护指标的绿色GDP体系，恐怕是干部评价体系改革中成本最低的一种可行变动了。
绿色GDP面临的困境是现阶段中国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说明仅靠一套核算体系难以扭转固有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对此环保部门早有清醒认识，正如绿色GDP项目的领导者所言：“科学的绿色GDP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证每项决策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相信当地方官员在决策和管理中真切感受到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要求时，他们不但要调整自己的政绩观，也会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马军（北京环保学者）
在西方国家，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使地方官员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随着国家统计局明确表示无法将绿色GDP数据日前对外公布，绿色GDP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也宣布“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除了从技术角度认为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尚不成熟外，国家统计局还认为，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正式公布他们的绿色GDP价值量核算结果。（据昨日《新京报》）诚然，国际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分析常常是由非政府研究机构完成的，政府公布绿色GDP核算的情况确不多见。但我们也应看到，国际上很少有像我们的各级政府这样，对达成发展和保护的平衡负有如此巨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需求比许多国家要大得多。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良好政绩，现代政府概莫能外。但如果某一地区盲目地拼环境、拼资源以求经济发展，其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损害，却难以为GDP核算所反映。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广泛开展绿色GDP核算呢？因为在实践中，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其政府行为除了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外，更受到当地选民的直接制约。通常当地社区既不会支持只保护不发展，也绝不会支持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一个为经济发展而污染当地饮用水源、毒化当地空气的地方政府是难以连任的。新当选的地方官员通常要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发展和保护又会走向相对平衡。
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同，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对平衡发展和保护承担的责任要比西方政府大得多。在西方，各利益方的参与和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方针上只有有限的选项；由于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还很有限，地方官员们主要依照既定的发展方针来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而在规划管理中手握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也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必须为发展和保护的平衡承担全责。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常常找不到这个艰难的平衡点。由于长期以来“发展是硬道理”被一些人误读为GDP增长是硬道理，GDP成为政绩评价中最硬的指标。
一些地方官员因此在项目决策中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环境污染了，而当地官员却为高企的GDP发展数字而升迁。
今天，中央政府将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必须扭转各级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而要扭转他们的政绩观，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体系。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选择在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保护指标的绿色GDP体系，恐怕是干部评价体系改革中成本最低的一种可行变动了。
绿色GDP面临的困境是现阶段中国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说明仅靠一套核算体系难以扭转固有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对此环保部门早有清醒认识，正如绿色GDP项目的领导者所言：“科学的绿色GDP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证每项决策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相信当地方官员在决策和管理中真切感受到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要求时，他们不但要调整自己的政绩观，也会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马军（北京环保学者）
2007年07月24日 10:20新京报
在西方国家，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使地方官员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随着国家统计局明确表示无法将绿色GDP数据日前对外公布，绿色GDP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也宣布“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除了从技术角度认为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尚不成熟外，国家统计局还认为，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正式公布他们的绿色GDP价值量核算结果。（据昨日《新京报》）诚然，国际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分析常常是由非政府研究机构完成的，政府公布绿色GDP核算的情况确不多见。但我们也应看到，国际上很少有像我们的各级政府这样，对达成发展和保护的平衡负有如此巨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需求比许多国家要大得多。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良好政绩，现代政府概莫能外。但如果某一地区盲目地拼环境、拼资源以求经济发展，其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损害，却难以为GDP核算所反映。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广泛开展绿色GDP核算呢？因为在实践中，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其政府行为除了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外，更受到当地选民的直接制约。通常当地社区既不会支持只保护不发展，也绝不会支持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一个为经济发展而污染当地饮用水源、毒化当地空气的地方政府是难以连任的。新当选的地方官员通常要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发展和保护又会走向相对平衡。
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同，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对平衡发展和保护承担的责任要比西方政府大得多。在西方，各利益方的参与和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方针上只有有限的选项；由于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还很有限，地方官员们主要依照既定的发展方针来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而在规划管理中手握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也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必须为发展和保护的平衡承担全责。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常常找不到这个艰难的平衡点。由于长期以来“发展是硬道理”被一些人误读为GDP增长是硬道理，GDP成为政绩评价中最硬的指标。
一些地方官员因此在项目决策中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环境污染了，而当地官员却为高企的GDP发展数字而升迁。
今天，中央政府将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必须扭转各级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而要扭转他们的政绩观，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体系。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选择在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保护指标的绿色GDP体系，恐怕是干部评价体系改革中成本最低的一种可行变动了。
绿色GDP面临的困境是现阶段中国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说明仅靠一套核算体系难以扭转固有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对此环保部门早有清醒认识，正如绿色GDP项目的领导者所言：“科学的绿色GDP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证每项决策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相信当地方官员在决策和管理中真切感受到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要求时，他们不但要调整自己的政绩观，也会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马军（北京环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