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 饿汉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3:31:51
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俗话不知是哪位俗人攒出来的，实在太精辟了！我敢说饱汉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俗话的真缔。
我曾问过一些饱汉：您尝过挨饿滋味儿吗？
怎么没尝过？俺那回整整一天没吃上饭，奶奶个熊真饿得够呛。
能形容一下吗？
饿得俺是胃口大开，吃嘛嘛香，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那滋味儿真叫一个痛快！
这就是您饱汉所谓的“饿”吗？笑话！真正的饿汉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是要经过成年累月的饥饿才能体会到的。不是我吹，起码这一点我就比您见多识广，您连“饿汉饥”都不懂算不算人生的一种缺憾呢？
其实那年代并不久远，回味一下我觉挺有意思。比方您目前患有消化不良，积食胃弱之症，不必吃什么玛叮啉，只要看完我这篇东西包您立收开胃消食，见嘛馋嘛 之奇效，而且确有治愈病例在案。现而今流行什么运动疗法、音乐疗法、美术疗法，如果您看完后愿意把我这偏方称为“小说疗法”我也不反对。
虽然名为“小说”，实际并无半点文学虚构与夸张，货真价实，决非假药。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定量
我的“饿汉饥”始于五九年的“持续跃进”时期，从那时一直“持续”了多久？您往下看就知道了。
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二中伙食非常好，经常换花样，抓饭流油，包子流汤，一群半大小子赛着吃，我那时根本排不上名次。到五九年九月，我刚上高一，１５岁。有天总务处牛主任宣布：
“最近我们发现同学们浪费粮食现象很严重……”听到这儿我先脸红，正好前两天半个馍（馒头）吃不完，偷偷扔进食堂饭桌的抽屉，是不是让精明的牛主任发现了？“所以以后要实行定量，每顿两个，不够再领。”
开始一个月下来，倒也不觉怎样。从第二个月起就有点不够意思了，需要“再领”。第三个月牛主任耍赖皮了：
“定量以来，第一月余两斤，第二月超两斤，还能大体平衡，但现在越超越多了，这还行？从今天起严格执行每顿只发两个馍！”
自“严格执行”以来，饥饿感日甚一日，渐渐抗不住了。
定量前我每天引体向上、徒手爬绳坚持不懈，现在明显心慌手抖了。报纸十分关心人民健康，提倡“劳逸结合”。班主任丁老师天天像老妈妈似地念叨：你们现在正长身体，要多休息，少活动。我的锻炼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能不动就不动，尽量保持体内的“卡路里”。
到六零年，报纸上虽然还在宣传“形势大好”“继续高举”“持续跃进”，但领导做报告也不得不告诉人民遇到了暂时困难。我想既是“暂时”，也许再熬几个月定量就又开放了吧？像五八年似的。
觉悟提上去了吗？
然而几个月过去，情况越发严重，那馍眼看着缩下去了，而大家的饭碗却越来越大，有些觉悟不高的饭碗其实就是小脸盆。面条也眼看着变成了稀汤，故而规定必 须一碗面条全喝完才能盛第二碗，面汤再稀也叫“面”汤呀，倒了岂不浪费人民血汗。谁知架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忘了是谁，正排着队“摔”了一跤，碗里的面 汤一滴没剩都泼出去了，可十来根面条全齐刷刷留在碗里，大家纷纷惊叹，这小子“过硬功夫”怎么练出来的？
那时规定一斤面蒸六个馍，每天发五个，另一个发给“机动馍票”，以便同学们“大集中小自由”。但越饿看着馍越小，算算一个馍该８０多克面粉，蒸熟后加上水分怎么着也该１００多克吧。不知哪个好事的称了一下，竟发现蒸熟的馍才５７克！
好事者告到了教导处冯主任那里，我们以为这一下大师傅该倒霉了，最后才知道反倒是原告倒了霉，原来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
一开始不理解，但觉悟很快就提上去了。从“反右”以来大家越来越学会明辨是非了。比如“该人”对什么有意见，那就该翻译为“对××不满”（在这个公式 中，“××”这个变量可以按意见不同分别代入“粮食政策”“统购统销政策”“思想改造政策”“三面红旗”等不同参数）。如果“该人”自以为意见有道理，那 就该想想“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比如“不应克扣学生粮食”之类的小道理显然属“一个指头”而非“九个指头”的问题，故而应服从“不许给社会主义抹黑”这 样的大道理。
我天天晚上饿得睡不着觉，那时觉悟低，成天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什么时候能搂顿饱饭？那怕包谷面糊糊能灌个肚儿圆也行啊。
没想到一次偶然机会来了，食堂里可以放开吃一顿，平时只允许吃两个的我一连吃了三个一点反应没有，又拿了五个回去，心想干脆吃个饱。谁知这五个下去仍没 反应，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咂摸出滋味就全进肚了！我这才被自己的肚子吓坏了，一顿八个！我这一生还从没吃过这么多，我这胃究竟怎么了？漏底儿了？究 竟几个才能饱？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八个馍下去照旧饿得睡不着，真是吓人呀！
偏偏这种时候，丁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谈谈粮食问 题”，这不成心逗人玩吗？按说国家给的定量不低，是下面大师傅没做够份量嘛，可这不好“谈谈”呀？其实那时报纸上也有现成答案，说现在物资有点短缺，是因 为人民购买力大大提高了，所以生产赶不上需求，这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惜我平时不读书不看报，思想觉悟急切提不到那么高的水平。平时作文不赖的 我这次只得了３分。
丁老师在班上宣读了高文生的作文，高文生外号“高肥肉”，自从粮食紧张以来，“肥肉”明显减肥几圈，他在作文中说：“我现在虽然比以前瘦了，但更加瘦健了”。丁老师大大称赞了“高肥肉”，说“瘦健”这个词构思得多么好。
上级十分满意
每天上午上到第三节课时，肠胃就开始痉挛了，好像千百只利牙撕咬着胃囊，翻肠搅肚。到第四节课，肠胃已麻木，症状扩展到全身：心跳、腿抖、冒冷汗，连手 也抖得无法写字，脑子乱成一锅粥，根本听不进课，只剩下耳朵异常灵敏，全神贯注等待那一声最可爱的下课铃，好直冲食堂。
铃响了，老师还动不动 拖堂，这时恨不得上去掐死那老师。好不容易老师说“下课”，大家都往楼下“冲”，这时才发现没法“冲”了，腿在发抖，眼冒金星，下楼梯全都扶着墙。大伙儿 互相看看，全都心照不宣笑了。“饿”这个字是不能说出口的，不然我们的觉悟不就降到那位“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的地步了吗？
待捱到食堂，还没觉得开始吃，那份定量的饭就已经全下了肚，连碗底都舔得溜光。本来胃已经麻木，不知道饿了，现在忽然扔进了一点儿食饵，反而逗起食欲，馋虫大动，正准备大嚼，却什么都没了，只好自己嚼自己，那滋味儿我给您形容不出来。
饱汉们大概永远也想不到，这时──也就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才是一天中最饿的时候，急得人满地乱转。这时李德新同学笑眯眯问我：你是不是也有“方兴未艾”的感觉？
有天中午，我们“冲”进食堂，发现每天照例的蒸馍、窝头不见了，桌上摆的全是红烧肉、大米饭！大跃进以来学生食堂从没吃过这么高档的饭呀，是不是饿花眼了？吃了一块满口喷香，才知道是真的。
正吃着，就看见一行十多位气宇轩昂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朝食堂走过来了，陈会计忙挡在门口，那些人进不来，只从门外窗外向里张望，露出满意的笑容。
后来才知道，这是文教局来视察学生伙食，怪不得有红烧肉吃，怪不得陈会计挡在门口，不然上级要“视察”出同学们平时没红烧肉吃该多痛心啊。据在二中当老师的母亲说，当时陈会计小脸儿煞白。
后来才知道，学校里还搞了个“粗粮细做”的小展览供上级参观，在二楼会议室，我赶紧偷着搂了两眼，发现这些玉米面点心做得非常漂亮，花样新颖，烤得焦黄，好像还抹了油，明光甑亮，真叫人馋涎欲滴。只是这些展品从没有在我们学生食堂中展过，大概怕我们受不住刺激。
后来才知道，二中因此得了上级颁发的“粗粮细做”奖状。
后来还知道，二中向上级交了上千斤粮票，因此得了“节粮模范”的锦旗。
市面奇观
那时从河南、甘肃等地涌来许多灾民，被安了个新词，叫“盲流”。盲流们吃技的确非同小可，到商店买瓶醋，咕咚咚当场喝光，醋也是粮食做的嘛。母亲有次在饭馆正要开吃，盲流过来往馍馍上啐口唾沫，没法吃了，只好任由盲流拿走。
有一次我下乡劳动，亲眼见一位已经当了社员的河南盲流正在吃饭，他用的饭碗竟是──说出来您肯定不信──是一个铁皮水桶！我看见时里面还有大半桶汤面，盲流蹲在地下用筷子夹面条，吸溜吸溜儿吃得正香。以前形容谁谁是“饭桶”这次算看到真的了。
也有不少从甘肃来的，都争着干一种行业──耍勺子的大师傅，俗话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大师傅。我们二中食堂就来了好几位大师傅，大部是甘肃人，巧得很，都姓王，甘肃老王嘛，所以戏称“王家馆子”。王师傅们的家眷自然也席卷而来，不久一个个都红胖红胖的，气儿吹了似的。
我和弟弟最不满意的就是大师傅王曰植的那饭勺，盛一勺饭菜，不痛痛快快倒进我们碗里，非得哆哆嗦嗦颠来颠去，三颠两颠，那些最诱人部分颠出去了，剩下的才倒进碗里，最后再“饶”点儿菜汤以示安慰。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那时市面的食品店已经好长时间没货了，柜台都挡着报纸，严防敌特资产阶级记者拍照。
某天忽然宣布，商店里要卖“高级糕点”了，每公斤２５元！这价钱要比以前的“普通糕点”差不多贵十倍，馋猫们排起了长队。我家自然没那个财力，只是听说柜台前人们像疯了似的挤做一团，大票子（当时最大的票面好像是五元）成摞地扔向柜台，“高级糕点”成盒的提回家去。
【我听了冷笑，这些人真是疯了。我要有２５元巨款才不会那么傻去抢一盒点心，那不几口就完了？要买馍馍发糕，能买５００个！】
后来又听那些吃了“高级糕点”的人说，其实所谓“高级糕点”不过就是以前的“普通糕点”，只是因为久违了的缘故罢，身价竟也高起来。
然而这种“疯狂”没能持续几天，供不应求的“人民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又重新取得了平衡。
有天晚上我忽然发现二中门口的中山路上有个卖包子的挑担，街上十分冷清，挑担躲在黑灯影里。我问什么肉的？答牛肉，要粮票吗？不要。这不天上掉馅儿饼 吗？我倾其所有买了三个。第二天晚上再去挑担已经没了。后来听政府说，最近个别盲流用死驴烂马冒充牛肉包包子卖，请市民提高警惕。我赶紧回忆那味道，挺香 呀，不像要提高警惕的那种。
后来上面体恤百姓，给每户发“餐券”，每季度一张，可以凭票“下饭馆”，其实大伙儿本来不怎么下饭馆，我们家几年也没下过一次，现在倒要每季度下一次了，我和弟弟十分兴奋。
听说冯主任在办公室出人意料地当场撕毁餐券！说，国家正在困难中，我要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母亲肃然起敬和我说：人家党员到底不一样！
我们平头百姓觉悟一下子提不到那么高，只觉得好不容易发了票，不用怪可惜的。我和弟弟去饭馆打探，一看，二中门口那唯一的一家饭馆排起几百人的长队，排吧。谁知排了一下午，还没到跟前就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再接着排，到下午终于排到了，原来是一个大洗衣盆里盛着一大堆素炒白菜，一个餐券一份，也就是一勺，人家馆子师傅到底干脆，啪！一勺，拿走！。
我们把战斗了两天终于获得的战果小心翼翼端回家中，全家围坐一起，笑咪咪准备享用。打开一看，是颜色灰暗的一碗烂菜梆子，一尝竟发出一股子煤油味！叫人直想吐，弟弟的表情看起来要哭。
从此，我们家也和冯主任觉悟一样高了，再没用过“餐券”。
瓜菜代
为了渡过自然灾害，上级提倡搞“瓜菜代”，即用瓜果、蔬菜和代用品来补充粮食。二中搞起了“人造肉”，这一下家政系毕业的马俐老师可以大展家庭烹制的专 业技能了，让大家把剩菜汤什么的倒进大桶里，马老师拿去不知怎样一发酵，一反应，就变成了“人造肉”，其实我并没有见到这“肉”是什么模样，据说已经拌在 包子馅里了，说吃的时候如果感觉有“肉”味，那就是“人造肉”。
报纸上纷纷介绍各类“高产饭”的烹调法，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真叫无穷无尽，比 如把米反复蒸泡七八次甚至十次，一碗米就能蒸出十碗饭。很快，二中的“高产饭”“高产馍”“金银卷”也“产”出来了，“金银卷”是王师傅们的独特发明，其 实是一层白面一层玉米面的花卷，我头一回从食谱上看到这光闪闪的名子还真淌了不少口水。“高产饭”虽然米粒大得像花生，但口感水唧唧的，不灵。“高产发 糕”却不赖，气泡又多又大，更加膨松可口。但这么一来，反倒更加勾食欲，饿得更凶了。
有时实在饿得没招，就在家里乱翻腾，希望能找出点什么填肚子的物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搜出一盒母亲的过期中药丸子，反正是可以入口的东西，吃！没尝出一点苦味，反倒有一丝甜，对了，做中药丸子少不了蜂蜜，我笑得甜蜜蜜的。吃完一看盒子才发现，好像是妇科药。
那时的胃真是出奇的健康，无论什么东西，不管合适不合适，卫生不卫生，只要扔进去就全部消化，而且一点儿“太监”的迹象都没出现。
饿到两眼发绿光的时候，任什么可以下口的都找不到。怎么办？人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对了，红军不是煮过皮带吗？据革命回忆录说有水煮、火烤两 种烹法，说是火烤更香。我立马起身找皮带，谁知家里的裤腰带竟没有一条是用皮子做的。我又想起小时候好像家里还有双皮靴子，那高腰上也有不少皮子可以割下 来，但皮靴子竟也找不到了，连向先烈学习都找不着门儿。我越来越为定量前曾浪费过人民的半个馍而内疚，要是那半个馍还在该多好！
晚上经常饿得睡不着，厉害的时候肠胃乱搅，浑身筛糠，禁不住要哭。后来“狠斗私字一闪念”：人家革命先烈上老虎凳，指甲缝钉竹签子都不打怵儿，咱这点小饥饿还能怕吗？想到此处一种庄严的情感油然而生，牙一咬，心一横，果然呼呼睡过去了。
正应了那句话：困难像弹簧，看你硬不硬，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
那时领导关心同学，经常指示要食谱花样翻新。可没出息的我却不领情，一翻新不就更好吃了？一好吃不就更饿了？我巴不得顿顿发糕窝头不变，最好再发点馊，好把这可恶的杂念食欲彻底斗倒斗垮。
后来家里买了一口袋甜菜，又叫糖萝卜。我生吃了一个，发现极合乎我的标准。那东西本不是食品，只是榨糖原料，生吃就更不是味，直犯恶心。可是一恶心就没 食欲了，不饿了，恶心能抵抗饥饿！这发现在此时此刻比牛顿发现地心引力还重大。每当实在抗不住的时候，就来个生甜菜，“恶心”这么一回。
您瞧 瞧，和困难做斗争还真得有点勇于探索，发现新事物的精神。【您不知道这饥饿的滋味儿比害病还难受。害病总有个好的时候，而饥饿却无时无刻不缠着你，躲到天 边儿也没用。害病只疼该疼的地方，而饥饿是全身难受，心慌四肢抖，每块肌肉都像被猫撕巴着似的，现在回忆起来这种症状大概算“低血糖反应”。您想，要不变 着方儿地和它斗那不早被困难吓趴下了？】
美好的向往
那时不光在食堂吃饭要定量，家 里同样要定量，每人只能吃多少是算好的。有时遇到需要我和弟弟分一个馍吃，我们就商量好，一人把馍切成两半，另一人有权先挑其中的半个。弟弟刀工极高妙， 一边仔细看准，一边下刀，切出的两半个一模一样大小，即使有时两边形状不一样，但体积却分毫不差的相等，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或者左右手换着掂来掂去，也 无法确定哪边更重一点。其实我的刀工也丝毫不逊于弟弟，同样能把弟弟置于抉择的困惑中，我们哥俩的美术天才在与灾害斗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我想那时如果有 架天平，两半个馍放上去也肯定会平衡的。
那几年我去书店，兴趣已不在原来的科普、文学了，而是盯上了另一套有趣的书──中国菜谱，这 是一套中国菜系权威著作，分川、鲁、苏、粤、浙、闽、湘、徽八大本。我当然买不起，买了也没用，只是喜欢翻翻。怎样的选料，怎样的刀工，怎样的火候，尤其 关心最后应达到怎样的风味，什么滑溜爽口、外焦里嫩、色泽金红、浓香醇厚等等。回家赶快调好水彩，其实我除了“煤油白菜”之外从没见过饭馆的菜，只能充分 展开想象力，描绘出菜谱所形容的那盘“糖醋里脊”的“色香味形”。可惜现在那张画不在了，要不还可以和真菜比比看。
有次哥哥亲自动手，做了满满当当一大锅汤面。他没参考什么菜谱，只是豁出去家里所有作料油水，统统集中在这一锅中，也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天喝凉水”的意思，喷香诱人可想而知。我和弟弟也全都磨拳擦掌，备好锋利的牙口儿。
也许哥哥腹中长久缺食，将锅端下来的时候，不幸气力不加，马失前蹄，一锅汤面悉数泼在泥土地上！我们只得将尚未沾上泥土的残汤刮了一些，每人稍稍领略了半碗串了土腥味儿的汤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坚决贯彻“精打细算，计划用粮”的方针而酿成的事件。
事后好多年，弟兄们一提起那锅未能享用的汤面，仍唏嘘不已，一致同意那是至今最美好的佳肴。也就是所谓“没吃上的葡萄，想起来更甜”。
【后来读到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对当时饥饿的描述，实在精彩得很：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扶托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 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课 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 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没尝过饿汉饥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这种感受的。】
神农尝百味
那些年我们经常下农村或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活儿很重，体力就更加跟不上趟了。
好像是六零年，大家都去红山修小铁路一星期。出发前领导宣布，因参加重体力劳动，可以不定量放开吃！我刚要咧开嘴笑，领导接着宣布全部都是红高梁面。
红高梁面？没吃过，看来又“花样翻新”了？待把高梁馍拿到手上才发现，这东西沉甸甸的，好像没发起来的生面团。一咬开简直和肥皂似的。但我的胃口仍是一 付“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气概，这样的“肥皂”团子连吃四个。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拉不出屎，我忘了那一个星期是怎么过来的，反正肚子饱了六天。
又有一次，大概是六一年吧，下农场收获萝卜。据说粮食一时运不来，整整一星期没吃一颗粮，顿顿蒸土豆。我倒更高兴，如果吃粮食就必须限量，而土豆则可以 放开。我那时的碗也有点觉悟偏低，只比小脸盆小一号，我吃了不知六碗还是七碗还想吃，食堂那做饭的女生看着我直笑，笑得我发毛不敢进去。
还有一次下乡劳动，丁老师特别关嘱做饭女生用萝卜缨子煮了一大盆──应该叫“代用品”或“胃部填充剂”吧？煮熟后剁碎，重重地放上辣子、盐、醋，以遮挡 萝卜缨子那发艮的味道。满满一洗衣盆随便盛！我往胃里“填充”了三大碗萝卜缨子，然后才开始吃那珍贵的白面馍，以便把美好的结尾留在最后。谁知吃完馍── 大概因为太香甜──反而饿了，怪了，那么多萝卜缨子都“填充”到谁肚子去了？
有天食堂不知从哪儿弄了半扇子死牛，中午每人一大碗卤牛肉，那年 代能吃上肉星就不错了，见了这大块牛肉我们大家都乐得不知说啥好。一吃才发现喉咸喉咸的，做饭同学李瑛连忙解释：这牛肉有点变质发臭了，所以要做咸点压压 味。于是有的女生不吃了，但我们男生照旧吃照旧一点问题没有，看起来胃的需求有时竟能强烈到把病菌当营养给吸收了。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俗话不知是哪位俗人攒出来的，实在太精辟了！我敢说饱汉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俗话的真缔。
我曾问过一些饱汉：您尝过挨饿滋味儿吗？
怎么没尝过？俺那回整整一天没吃上饭，奶奶个熊真饿得够呛。
能形容一下吗？
饿得俺是胃口大开，吃嘛嘛香，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那滋味儿真叫一个痛快！
这就是您饱汉所谓的“饿”吗？笑话！真正的饿汉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是要经过成年累月的饥饿才能体会到的。不是我吹，起码这一点我就比您见多识广，您连“饿汉饥”都不懂算不算人生的一种缺憾呢？
其实那年代并不久远，回味一下我觉挺有意思。比方您目前患有消化不良，积食胃弱之症，不必吃什么玛叮啉，只要看完我这篇东西包您立收开胃消食，见嘛馋嘛 之奇效，而且确有治愈病例在案。现而今流行什么运动疗法、音乐疗法、美术疗法，如果您看完后愿意把我这偏方称为“小说疗法”我也不反对。
虽然名为“小说”，实际并无半点文学虚构与夸张，货真价实，决非假药。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定量
我的“饿汉饥”始于五九年的“持续跃进”时期，从那时一直“持续”了多久？您往下看就知道了。
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二中伙食非常好，经常换花样，抓饭流油，包子流汤，一群半大小子赛着吃，我那时根本排不上名次。到五九年九月，我刚上高一，１５岁。有天总务处牛主任宣布：
“最近我们发现同学们浪费粮食现象很严重……”听到这儿我先脸红，正好前两天半个馍（馒头）吃不完，偷偷扔进食堂饭桌的抽屉，是不是让精明的牛主任发现了？“所以以后要实行定量，每顿两个，不够再领。”
开始一个月下来，倒也不觉怎样。从第二个月起就有点不够意思了，需要“再领”。第三个月牛主任耍赖皮了：
“定量以来，第一月余两斤，第二月超两斤，还能大体平衡，但现在越超越多了，这还行？从今天起严格执行每顿只发两个馍！”
自“严格执行”以来，饥饿感日甚一日，渐渐抗不住了。
定量前我每天引体向上、徒手爬绳坚持不懈，现在明显心慌手抖了。报纸十分关心人民健康，提倡“劳逸结合”。班主任丁老师天天像老妈妈似地念叨：你们现在正长身体，要多休息，少活动。我的锻炼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能不动就不动，尽量保持体内的“卡路里”。
到六零年，报纸上虽然还在宣传“形势大好”“继续高举”“持续跃进”，但领导做报告也不得不告诉人民遇到了暂时困难。我想既是“暂时”，也许再熬几个月定量就又开放了吧？像五八年似的。
觉悟提上去了吗？
然而几个月过去，情况越发严重，那馍眼看着缩下去了，而大家的饭碗却越来越大，有些觉悟不高的饭碗其实就是小脸盆。面条也眼看着变成了稀汤，故而规定必 须一碗面条全喝完才能盛第二碗，面汤再稀也叫“面”汤呀，倒了岂不浪费人民血汗。谁知架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忘了是谁，正排着队“摔”了一跤，碗里的面 汤一滴没剩都泼出去了，可十来根面条全齐刷刷留在碗里，大家纷纷惊叹，这小子“过硬功夫”怎么练出来的？
那时规定一斤面蒸六个馍，每天发五个，另一个发给“机动馍票”，以便同学们“大集中小自由”。但越饿看着馍越小，算算一个馍该８０多克面粉，蒸熟后加上水分怎么着也该１００多克吧。不知哪个好事的称了一下，竟发现蒸熟的馍才５７克！
好事者告到了教导处冯主任那里，我们以为这一下大师傅该倒霉了，最后才知道反倒是原告倒了霉，原来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
一开始不理解，但觉悟很快就提上去了。从“反右”以来大家越来越学会明辨是非了。比如“该人”对什么有意见，那就该翻译为“对××不满”（在这个公式 中，“××”这个变量可以按意见不同分别代入“粮食政策”“统购统销政策”“思想改造政策”“三面红旗”等不同参数）。如果“该人”自以为意见有道理，那 就该想想“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比如“不应克扣学生粮食”之类的小道理显然属“一个指头”而非“九个指头”的问题，故而应服从“不许给社会主义抹黑”这 样的大道理。
我天天晚上饿得睡不着觉，那时觉悟低，成天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什么时候能搂顿饱饭？那怕包谷面糊糊能灌个肚儿圆也行啊。
没想到一次偶然机会来了，食堂里可以放开吃一顿，平时只允许吃两个的我一连吃了三个一点反应没有，又拿了五个回去，心想干脆吃个饱。谁知这五个下去仍没 反应，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咂摸出滋味就全进肚了！我这才被自己的肚子吓坏了，一顿八个！我这一生还从没吃过这么多，我这胃究竟怎么了？漏底儿了？究 竟几个才能饱？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八个馍下去照旧饿得睡不着，真是吓人呀！
偏偏这种时候，丁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谈谈粮食问 题”，这不成心逗人玩吗？按说国家给的定量不低，是下面大师傅没做够份量嘛，可这不好“谈谈”呀？其实那时报纸上也有现成答案，说现在物资有点短缺，是因 为人民购买力大大提高了，所以生产赶不上需求，这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惜我平时不读书不看报，思想觉悟急切提不到那么高的水平。平时作文不赖的 我这次只得了３分。
丁老师在班上宣读了高文生的作文，高文生外号“高肥肉”，自从粮食紧张以来，“肥肉”明显减肥几圈，他在作文中说：“我现在虽然比以前瘦了，但更加瘦健了”。丁老师大大称赞了“高肥肉”，说“瘦健”这个词构思得多么好。
上级十分满意
每天上午上到第三节课时，肠胃就开始痉挛了，好像千百只利牙撕咬着胃囊，翻肠搅肚。到第四节课，肠胃已麻木，症状扩展到全身：心跳、腿抖、冒冷汗，连手 也抖得无法写字，脑子乱成一锅粥，根本听不进课，只剩下耳朵异常灵敏，全神贯注等待那一声最可爱的下课铃，好直冲食堂。
铃响了，老师还动不动 拖堂，这时恨不得上去掐死那老师。好不容易老师说“下课”，大家都往楼下“冲”，这时才发现没法“冲”了，腿在发抖，眼冒金星，下楼梯全都扶着墙。大伙儿 互相看看，全都心照不宣笑了。“饿”这个字是不能说出口的，不然我们的觉悟不就降到那位“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的地步了吗？
待捱到食堂，还没觉得开始吃，那份定量的饭就已经全下了肚，连碗底都舔得溜光。本来胃已经麻木，不知道饿了，现在忽然扔进了一点儿食饵，反而逗起食欲，馋虫大动，正准备大嚼，却什么都没了，只好自己嚼自己，那滋味儿我给您形容不出来。
饱汉们大概永远也想不到，这时──也就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才是一天中最饿的时候，急得人满地乱转。这时李德新同学笑眯眯问我：你是不是也有“方兴未艾”的感觉？
有天中午，我们“冲”进食堂，发现每天照例的蒸馍、窝头不见了，桌上摆的全是红烧肉、大米饭！大跃进以来学生食堂从没吃过这么高档的饭呀，是不是饿花眼了？吃了一块满口喷香，才知道是真的。
正吃着，就看见一行十多位气宇轩昂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朝食堂走过来了，陈会计忙挡在门口，那些人进不来，只从门外窗外向里张望，露出满意的笑容。
后来才知道，这是文教局来视察学生伙食，怪不得有红烧肉吃，怪不得陈会计挡在门口，不然上级要“视察”出同学们平时没红烧肉吃该多痛心啊。据在二中当老师的母亲说，当时陈会计小脸儿煞白。
后来才知道，学校里还搞了个“粗粮细做”的小展览供上级参观，在二楼会议室，我赶紧偷着搂了两眼，发现这些玉米面点心做得非常漂亮，花样新颖，烤得焦黄，好像还抹了油，明光甑亮，真叫人馋涎欲滴。只是这些展品从没有在我们学生食堂中展过，大概怕我们受不住刺激。
后来才知道，二中因此得了上级颁发的“粗粮细做”奖状。
后来还知道，二中向上级交了上千斤粮票，因此得了“节粮模范”的锦旗。
市面奇观
那时从河南、甘肃等地涌来许多灾民，被安了个新词，叫“盲流”。盲流们吃技的确非同小可，到商店买瓶醋，咕咚咚当场喝光，醋也是粮食做的嘛。母亲有次在饭馆正要开吃，盲流过来往馍馍上啐口唾沫，没法吃了，只好任由盲流拿走。
有一次我下乡劳动，亲眼见一位已经当了社员的河南盲流正在吃饭，他用的饭碗竟是──说出来您肯定不信──是一个铁皮水桶！我看见时里面还有大半桶汤面，盲流蹲在地下用筷子夹面条，吸溜吸溜儿吃得正香。以前形容谁谁是“饭桶”这次算看到真的了。
也有不少从甘肃来的，都争着干一种行业──耍勺子的大师傅，俗话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大师傅。我们二中食堂就来了好几位大师傅，大部是甘肃人，巧得很，都姓王，甘肃老王嘛，所以戏称“王家馆子”。王师傅们的家眷自然也席卷而来，不久一个个都红胖红胖的，气儿吹了似的。
我和弟弟最不满意的就是大师傅王曰植的那饭勺，盛一勺饭菜，不痛痛快快倒进我们碗里，非得哆哆嗦嗦颠来颠去，三颠两颠，那些最诱人部分颠出去了，剩下的才倒进碗里，最后再“饶”点儿菜汤以示安慰。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那时市面的食品店已经好长时间没货了，柜台都挡着报纸，严防敌特资产阶级记者拍照。
某天忽然宣布，商店里要卖“高级糕点”了，每公斤２５元！这价钱要比以前的“普通糕点”差不多贵十倍，馋猫们排起了长队。我家自然没那个财力，只是听说柜台前人们像疯了似的挤做一团，大票子（当时最大的票面好像是五元）成摞地扔向柜台，“高级糕点”成盒的提回家去。
【我听了冷笑，这些人真是疯了。我要有２５元巨款才不会那么傻去抢一盒点心，那不几口就完了？要买馍馍发糕，能买５００个！】
后来又听那些吃了“高级糕点”的人说，其实所谓“高级糕点”不过就是以前的“普通糕点”，只是因为久违了的缘故罢，身价竟也高起来。
然而这种“疯狂”没能持续几天，供不应求的“人民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又重新取得了平衡。
有天晚上我忽然发现二中门口的中山路上有个卖包子的挑担，街上十分冷清，挑担躲在黑灯影里。我问什么肉的？答牛肉，要粮票吗？不要。这不天上掉馅儿饼 吗？我倾其所有买了三个。第二天晚上再去挑担已经没了。后来听政府说，最近个别盲流用死驴烂马冒充牛肉包包子卖，请市民提高警惕。我赶紧回忆那味道，挺香 呀，不像要提高警惕的那种。
后来上面体恤百姓，给每户发“餐券”，每季度一张，可以凭票“下饭馆”，其实大伙儿本来不怎么下饭馆，我们家几年也没下过一次，现在倒要每季度下一次了，我和弟弟十分兴奋。
听说冯主任在办公室出人意料地当场撕毁餐券！说，国家正在困难中，我要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母亲肃然起敬和我说：人家党员到底不一样！
我们平头百姓觉悟一下子提不到那么高，只觉得好不容易发了票，不用怪可惜的。我和弟弟去饭馆打探，一看，二中门口那唯一的一家饭馆排起几百人的长队，排吧。谁知排了一下午，还没到跟前就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再接着排，到下午终于排到了，原来是一个大洗衣盆里盛着一大堆素炒白菜，一个餐券一份，也就是一勺，人家馆子师傅到底干脆，啪！一勺，拿走！。
我们把战斗了两天终于获得的战果小心翼翼端回家中，全家围坐一起，笑咪咪准备享用。打开一看，是颜色灰暗的一碗烂菜梆子，一尝竟发出一股子煤油味！叫人直想吐，弟弟的表情看起来要哭。
从此，我们家也和冯主任觉悟一样高了，再没用过“餐券”。
瓜菜代
为了渡过自然灾害，上级提倡搞“瓜菜代”，即用瓜果、蔬菜和代用品来补充粮食。二中搞起了“人造肉”，这一下家政系毕业的马俐老师可以大展家庭烹制的专 业技能了，让大家把剩菜汤什么的倒进大桶里，马老师拿去不知怎样一发酵，一反应，就变成了“人造肉”，其实我并没有见到这“肉”是什么模样，据说已经拌在 包子馅里了，说吃的时候如果感觉有“肉”味，那就是“人造肉”。
报纸上纷纷介绍各类“高产饭”的烹调法，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真叫无穷无尽，比 如把米反复蒸泡七八次甚至十次，一碗米就能蒸出十碗饭。很快，二中的“高产饭”“高产馍”“金银卷”也“产”出来了，“金银卷”是王师傅们的独特发明，其 实是一层白面一层玉米面的花卷，我头一回从食谱上看到这光闪闪的名子还真淌了不少口水。“高产饭”虽然米粒大得像花生，但口感水唧唧的，不灵。“高产发 糕”却不赖，气泡又多又大，更加膨松可口。但这么一来，反倒更加勾食欲，饿得更凶了。
有时实在饿得没招，就在家里乱翻腾，希望能找出点什么填肚子的物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搜出一盒母亲的过期中药丸子，反正是可以入口的东西，吃！没尝出一点苦味，反倒有一丝甜，对了，做中药丸子少不了蜂蜜，我笑得甜蜜蜜的。吃完一看盒子才发现，好像是妇科药。
那时的胃真是出奇的健康，无论什么东西，不管合适不合适，卫生不卫生，只要扔进去就全部消化，而且一点儿“太监”的迹象都没出现。
饿到两眼发绿光的时候，任什么可以下口的都找不到。怎么办？人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对了，红军不是煮过皮带吗？据革命回忆录说有水煮、火烤两 种烹法，说是火烤更香。我立马起身找皮带，谁知家里的裤腰带竟没有一条是用皮子做的。我又想起小时候好像家里还有双皮靴子，那高腰上也有不少皮子可以割下 来，但皮靴子竟也找不到了，连向先烈学习都找不着门儿。我越来越为定量前曾浪费过人民的半个馍而内疚，要是那半个馍还在该多好！
晚上经常饿得睡不着，厉害的时候肠胃乱搅，浑身筛糠，禁不住要哭。后来“狠斗私字一闪念”：人家革命先烈上老虎凳，指甲缝钉竹签子都不打怵儿，咱这点小饥饿还能怕吗？想到此处一种庄严的情感油然而生，牙一咬，心一横，果然呼呼睡过去了。
正应了那句话：困难像弹簧，看你硬不硬，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
那时领导关心同学，经常指示要食谱花样翻新。可没出息的我却不领情，一翻新不就更好吃了？一好吃不就更饿了？我巴不得顿顿发糕窝头不变，最好再发点馊，好把这可恶的杂念食欲彻底斗倒斗垮。
后来家里买了一口袋甜菜，又叫糖萝卜。我生吃了一个，发现极合乎我的标准。那东西本不是食品，只是榨糖原料，生吃就更不是味，直犯恶心。可是一恶心就没 食欲了，不饿了，恶心能抵抗饥饿！这发现在此时此刻比牛顿发现地心引力还重大。每当实在抗不住的时候，就来个生甜菜，“恶心”这么一回。
您瞧 瞧，和困难做斗争还真得有点勇于探索，发现新事物的精神。【您不知道这饥饿的滋味儿比害病还难受。害病总有个好的时候，而饥饿却无时无刻不缠着你，躲到天 边儿也没用。害病只疼该疼的地方，而饥饿是全身难受，心慌四肢抖，每块肌肉都像被猫撕巴着似的，现在回忆起来这种症状大概算“低血糖反应”。您想，要不变 着方儿地和它斗那不早被困难吓趴下了？】
美好的向往
那时不光在食堂吃饭要定量，家 里同样要定量，每人只能吃多少是算好的。有时遇到需要我和弟弟分一个馍吃，我们就商量好，一人把馍切成两半，另一人有权先挑其中的半个。弟弟刀工极高妙， 一边仔细看准，一边下刀，切出的两半个一模一样大小，即使有时两边形状不一样，但体积却分毫不差的相等，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或者左右手换着掂来掂去，也 无法确定哪边更重一点。其实我的刀工也丝毫不逊于弟弟，同样能把弟弟置于抉择的困惑中，我们哥俩的美术天才在与灾害斗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我想那时如果有 架天平，两半个馍放上去也肯定会平衡的。
那几年我去书店，兴趣已不在原来的科普、文学了，而是盯上了另一套有趣的书──中国菜谱，这 是一套中国菜系权威著作，分川、鲁、苏、粤、浙、闽、湘、徽八大本。我当然买不起，买了也没用，只是喜欢翻翻。怎样的选料，怎样的刀工，怎样的火候，尤其 关心最后应达到怎样的风味，什么滑溜爽口、外焦里嫩、色泽金红、浓香醇厚等等。回家赶快调好水彩，其实我除了“煤油白菜”之外从没见过饭馆的菜，只能充分 展开想象力，描绘出菜谱所形容的那盘“糖醋里脊”的“色香味形”。可惜现在那张画不在了，要不还可以和真菜比比看。
有次哥哥亲自动手，做了满满当当一大锅汤面。他没参考什么菜谱，只是豁出去家里所有作料油水，统统集中在这一锅中，也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天喝凉水”的意思，喷香诱人可想而知。我和弟弟也全都磨拳擦掌，备好锋利的牙口儿。
也许哥哥腹中长久缺食，将锅端下来的时候，不幸气力不加，马失前蹄，一锅汤面悉数泼在泥土地上！我们只得将尚未沾上泥土的残汤刮了一些，每人稍稍领略了半碗串了土腥味儿的汤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坚决贯彻“精打细算，计划用粮”的方针而酿成的事件。
事后好多年，弟兄们一提起那锅未能享用的汤面，仍唏嘘不已，一致同意那是至今最美好的佳肴。也就是所谓“没吃上的葡萄，想起来更甜”。
【后来读到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对当时饥饿的描述，实在精彩得很：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扶托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 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课 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 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没尝过饿汉饥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这种感受的。】
神农尝百味
那些年我们经常下农村或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活儿很重，体力就更加跟不上趟了。
好像是六零年，大家都去红山修小铁路一星期。出发前领导宣布，因参加重体力劳动，可以不定量放开吃！我刚要咧开嘴笑，领导接着宣布全部都是红高梁面。
红高梁面？没吃过，看来又“花样翻新”了？待把高梁馍拿到手上才发现，这东西沉甸甸的，好像没发起来的生面团。一咬开简直和肥皂似的。但我的胃口仍是一 付“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气概，这样的“肥皂”团子连吃四个。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拉不出屎，我忘了那一个星期是怎么过来的，反正肚子饱了六天。
又有一次，大概是六一年吧，下农场收获萝卜。据说粮食一时运不来，整整一星期没吃一颗粮，顿顿蒸土豆。我倒更高兴，如果吃粮食就必须限量，而土豆则可以 放开。我那时的碗也有点觉悟偏低，只比小脸盆小一号，我吃了不知六碗还是七碗还想吃，食堂那做饭的女生看着我直笑，笑得我发毛不敢进去。
还有一次下乡劳动，丁老师特别关嘱做饭女生用萝卜缨子煮了一大盆──应该叫“代用品”或“胃部填充剂”吧？煮熟后剁碎，重重地放上辣子、盐、醋，以遮挡 萝卜缨子那发艮的味道。满满一洗衣盆随便盛！我往胃里“填充”了三大碗萝卜缨子，然后才开始吃那珍贵的白面馍，以便把美好的结尾留在最后。谁知吃完馍── 大概因为太香甜──反而饿了，怪了，那么多萝卜缨子都“填充”到谁肚子去了？
有天食堂不知从哪儿弄了半扇子死牛，中午每人一大碗卤牛肉，那年 代能吃上肉星就不错了，见了这大块牛肉我们大家都乐得不知说啥好。一吃才发现喉咸喉咸的，做饭同学李瑛连忙解释：这牛肉有点变质发臭了，所以要做咸点压压 味。于是有的女生不吃了，但我们男生照旧吃照旧一点问题没有，看起来胃的需求有时竟能强烈到把病菌当营养给吸收了。
我曾问过一些饱汉：您尝过挨饿滋味儿吗？
怎么没尝过？俺那回整整一天没吃上饭，奶奶个熊真饿得够呛。
能形容一下吗？
饿得俺是胃口大开，吃嘛嘛香，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那滋味儿真叫一个痛快！
这就是您饱汉所谓的“饿”吗？笑话！真正的饿汉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是要经过成年累月的饥饿才能体会到的。不是我吹，起码这一点我就比您见多识广，您连“饿汉饥”都不懂算不算人生的一种缺憾呢？
其实那年代并不久远，回味一下我觉挺有意思。比方您目前患有消化不良，积食胃弱之症，不必吃什么玛叮啉，只要看完我这篇东西包您立收开胃消食，见嘛馋嘛 之奇效，而且确有治愈病例在案。现而今流行什么运动疗法、音乐疗法、美术疗法，如果您看完后愿意把我这偏方称为“小说疗法”我也不反对。
虽然名为“小说”，实际并无半点文学虚构与夸张，货真价实，决非假药。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定量
我的“饿汉饥”始于五九年的“持续跃进”时期，从那时一直“持续”了多久？您往下看就知道了。
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二中伙食非常好，经常换花样，抓饭流油，包子流汤，一群半大小子赛着吃，我那时根本排不上名次。到五九年九月，我刚上高一，１５岁。有天总务处牛主任宣布：
“最近我们发现同学们浪费粮食现象很严重……”听到这儿我先脸红，正好前两天半个馍（馒头）吃不完，偷偷扔进食堂饭桌的抽屉，是不是让精明的牛主任发现了？“所以以后要实行定量，每顿两个，不够再领。”
开始一个月下来，倒也不觉怎样。从第二个月起就有点不够意思了，需要“再领”。第三个月牛主任耍赖皮了：
“定量以来，第一月余两斤，第二月超两斤，还能大体平衡，但现在越超越多了，这还行？从今天起严格执行每顿只发两个馍！”
自“严格执行”以来，饥饿感日甚一日，渐渐抗不住了。
定量前我每天引体向上、徒手爬绳坚持不懈，现在明显心慌手抖了。报纸十分关心人民健康，提倡“劳逸结合”。班主任丁老师天天像老妈妈似地念叨：你们现在正长身体，要多休息，少活动。我的锻炼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能不动就不动，尽量保持体内的“卡路里”。
到六零年，报纸上虽然还在宣传“形势大好”“继续高举”“持续跃进”，但领导做报告也不得不告诉人民遇到了暂时困难。我想既是“暂时”，也许再熬几个月定量就又开放了吧？像五八年似的。
觉悟提上去了吗？
然而几个月过去，情况越发严重，那馍眼看着缩下去了，而大家的饭碗却越来越大，有些觉悟不高的饭碗其实就是小脸盆。面条也眼看着变成了稀汤，故而规定必 须一碗面条全喝完才能盛第二碗，面汤再稀也叫“面”汤呀，倒了岂不浪费人民血汗。谁知架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忘了是谁，正排着队“摔”了一跤，碗里的面 汤一滴没剩都泼出去了，可十来根面条全齐刷刷留在碗里，大家纷纷惊叹，这小子“过硬功夫”怎么练出来的？
那时规定一斤面蒸六个馍，每天发五个，另一个发给“机动馍票”，以便同学们“大集中小自由”。但越饿看着馍越小，算算一个馍该８０多克面粉，蒸熟后加上水分怎么着也该１００多克吧。不知哪个好事的称了一下，竟发现蒸熟的馍才５７克！
好事者告到了教导处冯主任那里，我们以为这一下大师傅该倒霉了，最后才知道反倒是原告倒了霉，原来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
一开始不理解，但觉悟很快就提上去了。从“反右”以来大家越来越学会明辨是非了。比如“该人”对什么有意见，那就该翻译为“对××不满”（在这个公式 中，“××”这个变量可以按意见不同分别代入“粮食政策”“统购统销政策”“思想改造政策”“三面红旗”等不同参数）。如果“该人”自以为意见有道理，那 就该想想“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比如“不应克扣学生粮食”之类的小道理显然属“一个指头”而非“九个指头”的问题，故而应服从“不许给社会主义抹黑”这 样的大道理。
我天天晚上饿得睡不着觉，那时觉悟低，成天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什么时候能搂顿饱饭？那怕包谷面糊糊能灌个肚儿圆也行啊。
没想到一次偶然机会来了，食堂里可以放开吃一顿，平时只允许吃两个的我一连吃了三个一点反应没有，又拿了五个回去，心想干脆吃个饱。谁知这五个下去仍没 反应，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咂摸出滋味就全进肚了！我这才被自己的肚子吓坏了，一顿八个！我这一生还从没吃过这么多，我这胃究竟怎么了？漏底儿了？究 竟几个才能饱？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八个馍下去照旧饿得睡不着，真是吓人呀！
偏偏这种时候，丁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谈谈粮食问 题”，这不成心逗人玩吗？按说国家给的定量不低，是下面大师傅没做够份量嘛，可这不好“谈谈”呀？其实那时报纸上也有现成答案，说现在物资有点短缺，是因 为人民购买力大大提高了，所以生产赶不上需求，这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惜我平时不读书不看报，思想觉悟急切提不到那么高的水平。平时作文不赖的 我这次只得了３分。
丁老师在班上宣读了高文生的作文，高文生外号“高肥肉”，自从粮食紧张以来，“肥肉”明显减肥几圈，他在作文中说：“我现在虽然比以前瘦了，但更加瘦健了”。丁老师大大称赞了“高肥肉”，说“瘦健”这个词构思得多么好。
上级十分满意
每天上午上到第三节课时，肠胃就开始痉挛了，好像千百只利牙撕咬着胃囊，翻肠搅肚。到第四节课，肠胃已麻木，症状扩展到全身：心跳、腿抖、冒冷汗，连手 也抖得无法写字，脑子乱成一锅粥，根本听不进课，只剩下耳朵异常灵敏，全神贯注等待那一声最可爱的下课铃，好直冲食堂。
铃响了，老师还动不动 拖堂，这时恨不得上去掐死那老师。好不容易老师说“下课”，大家都往楼下“冲”，这时才发现没法“冲”了，腿在发抖，眼冒金星，下楼梯全都扶着墙。大伙儿 互相看看，全都心照不宣笑了。“饿”这个字是不能说出口的，不然我们的觉悟不就降到那位“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的地步了吗？
待捱到食堂，还没觉得开始吃，那份定量的饭就已经全下了肚，连碗底都舔得溜光。本来胃已经麻木，不知道饿了，现在忽然扔进了一点儿食饵，反而逗起食欲，馋虫大动，正准备大嚼，却什么都没了，只好自己嚼自己，那滋味儿我给您形容不出来。
饱汉们大概永远也想不到，这时──也就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才是一天中最饿的时候，急得人满地乱转。这时李德新同学笑眯眯问我：你是不是也有“方兴未艾”的感觉？
有天中午，我们“冲”进食堂，发现每天照例的蒸馍、窝头不见了，桌上摆的全是红烧肉、大米饭！大跃进以来学生食堂从没吃过这么高档的饭呀，是不是饿花眼了？吃了一块满口喷香，才知道是真的。
正吃着，就看见一行十多位气宇轩昂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朝食堂走过来了，陈会计忙挡在门口，那些人进不来，只从门外窗外向里张望，露出满意的笑容。
后来才知道，这是文教局来视察学生伙食，怪不得有红烧肉吃，怪不得陈会计挡在门口，不然上级要“视察”出同学们平时没红烧肉吃该多痛心啊。据在二中当老师的母亲说，当时陈会计小脸儿煞白。
后来才知道，学校里还搞了个“粗粮细做”的小展览供上级参观，在二楼会议室，我赶紧偷着搂了两眼，发现这些玉米面点心做得非常漂亮，花样新颖，烤得焦黄，好像还抹了油，明光甑亮，真叫人馋涎欲滴。只是这些展品从没有在我们学生食堂中展过，大概怕我们受不住刺激。
后来才知道，二中因此得了上级颁发的“粗粮细做”奖状。
后来还知道，二中向上级交了上千斤粮票，因此得了“节粮模范”的锦旗。
市面奇观
那时从河南、甘肃等地涌来许多灾民，被安了个新词，叫“盲流”。盲流们吃技的确非同小可，到商店买瓶醋，咕咚咚当场喝光，醋也是粮食做的嘛。母亲有次在饭馆正要开吃，盲流过来往馍馍上啐口唾沫，没法吃了，只好任由盲流拿走。
有一次我下乡劳动，亲眼见一位已经当了社员的河南盲流正在吃饭，他用的饭碗竟是──说出来您肯定不信──是一个铁皮水桶！我看见时里面还有大半桶汤面，盲流蹲在地下用筷子夹面条，吸溜吸溜儿吃得正香。以前形容谁谁是“饭桶”这次算看到真的了。
也有不少从甘肃来的，都争着干一种行业──耍勺子的大师傅，俗话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大师傅。我们二中食堂就来了好几位大师傅，大部是甘肃人，巧得很，都姓王，甘肃老王嘛，所以戏称“王家馆子”。王师傅们的家眷自然也席卷而来，不久一个个都红胖红胖的，气儿吹了似的。
我和弟弟最不满意的就是大师傅王曰植的那饭勺，盛一勺饭菜，不痛痛快快倒进我们碗里，非得哆哆嗦嗦颠来颠去，三颠两颠，那些最诱人部分颠出去了，剩下的才倒进碗里，最后再“饶”点儿菜汤以示安慰。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那时市面的食品店已经好长时间没货了，柜台都挡着报纸，严防敌特资产阶级记者拍照。
某天忽然宣布，商店里要卖“高级糕点”了，每公斤２５元！这价钱要比以前的“普通糕点”差不多贵十倍，馋猫们排起了长队。我家自然没那个财力，只是听说柜台前人们像疯了似的挤做一团，大票子（当时最大的票面好像是五元）成摞地扔向柜台，“高级糕点”成盒的提回家去。
【我听了冷笑，这些人真是疯了。我要有２５元巨款才不会那么傻去抢一盒点心，那不几口就完了？要买馍馍发糕，能买５００个！】
后来又听那些吃了“高级糕点”的人说，其实所谓“高级糕点”不过就是以前的“普通糕点”，只是因为久违了的缘故罢，身价竟也高起来。
然而这种“疯狂”没能持续几天，供不应求的“人民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又重新取得了平衡。
有天晚上我忽然发现二中门口的中山路上有个卖包子的挑担，街上十分冷清，挑担躲在黑灯影里。我问什么肉的？答牛肉，要粮票吗？不要。这不天上掉馅儿饼 吗？我倾其所有买了三个。第二天晚上再去挑担已经没了。后来听政府说，最近个别盲流用死驴烂马冒充牛肉包包子卖，请市民提高警惕。我赶紧回忆那味道，挺香 呀，不像要提高警惕的那种。
后来上面体恤百姓，给每户发“餐券”，每季度一张，可以凭票“下饭馆”，其实大伙儿本来不怎么下饭馆，我们家几年也没下过一次，现在倒要每季度下一次了，我和弟弟十分兴奋。
听说冯主任在办公室出人意料地当场撕毁餐券！说，国家正在困难中，我要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母亲肃然起敬和我说：人家党员到底不一样！
我们平头百姓觉悟一下子提不到那么高，只觉得好不容易发了票，不用怪可惜的。我和弟弟去饭馆打探，一看，二中门口那唯一的一家饭馆排起几百人的长队，排吧。谁知排了一下午，还没到跟前就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再接着排，到下午终于排到了，原来是一个大洗衣盆里盛着一大堆素炒白菜，一个餐券一份，也就是一勺，人家馆子师傅到底干脆，啪！一勺，拿走！。
我们把战斗了两天终于获得的战果小心翼翼端回家中，全家围坐一起，笑咪咪准备享用。打开一看，是颜色灰暗的一碗烂菜梆子，一尝竟发出一股子煤油味！叫人直想吐，弟弟的表情看起来要哭。
从此，我们家也和冯主任觉悟一样高了，再没用过“餐券”。
瓜菜代
为了渡过自然灾害，上级提倡搞“瓜菜代”，即用瓜果、蔬菜和代用品来补充粮食。二中搞起了“人造肉”，这一下家政系毕业的马俐老师可以大展家庭烹制的专 业技能了，让大家把剩菜汤什么的倒进大桶里，马老师拿去不知怎样一发酵，一反应，就变成了“人造肉”，其实我并没有见到这“肉”是什么模样，据说已经拌在 包子馅里了，说吃的时候如果感觉有“肉”味，那就是“人造肉”。
报纸上纷纷介绍各类“高产饭”的烹调法，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真叫无穷无尽，比 如把米反复蒸泡七八次甚至十次，一碗米就能蒸出十碗饭。很快，二中的“高产饭”“高产馍”“金银卷”也“产”出来了，“金银卷”是王师傅们的独特发明，其 实是一层白面一层玉米面的花卷，我头一回从食谱上看到这光闪闪的名子还真淌了不少口水。“高产饭”虽然米粒大得像花生，但口感水唧唧的，不灵。“高产发 糕”却不赖，气泡又多又大，更加膨松可口。但这么一来，反倒更加勾食欲，饿得更凶了。
有时实在饿得没招，就在家里乱翻腾，希望能找出点什么填肚子的物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搜出一盒母亲的过期中药丸子，反正是可以入口的东西，吃！没尝出一点苦味，反倒有一丝甜，对了，做中药丸子少不了蜂蜜，我笑得甜蜜蜜的。吃完一看盒子才发现，好像是妇科药。
那时的胃真是出奇的健康，无论什么东西，不管合适不合适，卫生不卫生，只要扔进去就全部消化，而且一点儿“太监”的迹象都没出现。
饿到两眼发绿光的时候，任什么可以下口的都找不到。怎么办？人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对了，红军不是煮过皮带吗？据革命回忆录说有水煮、火烤两 种烹法，说是火烤更香。我立马起身找皮带，谁知家里的裤腰带竟没有一条是用皮子做的。我又想起小时候好像家里还有双皮靴子，那高腰上也有不少皮子可以割下 来，但皮靴子竟也找不到了，连向先烈学习都找不着门儿。我越来越为定量前曾浪费过人民的半个馍而内疚，要是那半个馍还在该多好！
晚上经常饿得睡不着，厉害的时候肠胃乱搅，浑身筛糠，禁不住要哭。后来“狠斗私字一闪念”：人家革命先烈上老虎凳，指甲缝钉竹签子都不打怵儿，咱这点小饥饿还能怕吗？想到此处一种庄严的情感油然而生，牙一咬，心一横，果然呼呼睡过去了。
正应了那句话：困难像弹簧，看你硬不硬，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
那时领导关心同学，经常指示要食谱花样翻新。可没出息的我却不领情，一翻新不就更好吃了？一好吃不就更饿了？我巴不得顿顿发糕窝头不变，最好再发点馊，好把这可恶的杂念食欲彻底斗倒斗垮。
后来家里买了一口袋甜菜，又叫糖萝卜。我生吃了一个，发现极合乎我的标准。那东西本不是食品，只是榨糖原料，生吃就更不是味，直犯恶心。可是一恶心就没 食欲了，不饿了，恶心能抵抗饥饿！这发现在此时此刻比牛顿发现地心引力还重大。每当实在抗不住的时候，就来个生甜菜，“恶心”这么一回。
您瞧 瞧，和困难做斗争还真得有点勇于探索，发现新事物的精神。【您不知道这饥饿的滋味儿比害病还难受。害病总有个好的时候，而饥饿却无时无刻不缠着你，躲到天 边儿也没用。害病只疼该疼的地方，而饥饿是全身难受，心慌四肢抖，每块肌肉都像被猫撕巴着似的，现在回忆起来这种症状大概算“低血糖反应”。您想，要不变 着方儿地和它斗那不早被困难吓趴下了？】
美好的向往
那时不光在食堂吃饭要定量，家 里同样要定量，每人只能吃多少是算好的。有时遇到需要我和弟弟分一个馍吃，我们就商量好，一人把馍切成两半，另一人有权先挑其中的半个。弟弟刀工极高妙， 一边仔细看准，一边下刀，切出的两半个一模一样大小，即使有时两边形状不一样，但体积却分毫不差的相等，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或者左右手换着掂来掂去，也 无法确定哪边更重一点。其实我的刀工也丝毫不逊于弟弟，同样能把弟弟置于抉择的困惑中，我们哥俩的美术天才在与灾害斗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我想那时如果有 架天平，两半个馍放上去也肯定会平衡的。
那几年我去书店，兴趣已不在原来的科普、文学了，而是盯上了另一套有趣的书──中国菜谱，这 是一套中国菜系权威著作，分川、鲁、苏、粤、浙、闽、湘、徽八大本。我当然买不起，买了也没用，只是喜欢翻翻。怎样的选料，怎样的刀工，怎样的火候，尤其 关心最后应达到怎样的风味，什么滑溜爽口、外焦里嫩、色泽金红、浓香醇厚等等。回家赶快调好水彩，其实我除了“煤油白菜”之外从没见过饭馆的菜，只能充分 展开想象力，描绘出菜谱所形容的那盘“糖醋里脊”的“色香味形”。可惜现在那张画不在了，要不还可以和真菜比比看。
有次哥哥亲自动手，做了满满当当一大锅汤面。他没参考什么菜谱，只是豁出去家里所有作料油水，统统集中在这一锅中，也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天喝凉水”的意思，喷香诱人可想而知。我和弟弟也全都磨拳擦掌，备好锋利的牙口儿。
也许哥哥腹中长久缺食，将锅端下来的时候，不幸气力不加，马失前蹄，一锅汤面悉数泼在泥土地上！我们只得将尚未沾上泥土的残汤刮了一些，每人稍稍领略了半碗串了土腥味儿的汤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坚决贯彻“精打细算，计划用粮”的方针而酿成的事件。
事后好多年，弟兄们一提起那锅未能享用的汤面，仍唏嘘不已，一致同意那是至今最美好的佳肴。也就是所谓“没吃上的葡萄，想起来更甜”。
【后来读到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对当时饥饿的描述，实在精彩得很：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扶托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 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课 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 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没尝过饿汉饥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这种感受的。】
神农尝百味
那些年我们经常下农村或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活儿很重，体力就更加跟不上趟了。
好像是六零年，大家都去红山修小铁路一星期。出发前领导宣布，因参加重体力劳动，可以不定量放开吃！我刚要咧开嘴笑，领导接着宣布全部都是红高梁面。
红高梁面？没吃过，看来又“花样翻新”了？待把高梁馍拿到手上才发现，这东西沉甸甸的，好像没发起来的生面团。一咬开简直和肥皂似的。但我的胃口仍是一 付“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气概，这样的“肥皂”团子连吃四个。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拉不出屎，我忘了那一个星期是怎么过来的，反正肚子饱了六天。
又有一次，大概是六一年吧，下农场收获萝卜。据说粮食一时运不来，整整一星期没吃一颗粮，顿顿蒸土豆。我倒更高兴，如果吃粮食就必须限量，而土豆则可以 放开。我那时的碗也有点觉悟偏低，只比小脸盆小一号，我吃了不知六碗还是七碗还想吃，食堂那做饭的女生看着我直笑，笑得我发毛不敢进去。
还有一次下乡劳动，丁老师特别关嘱做饭女生用萝卜缨子煮了一大盆──应该叫“代用品”或“胃部填充剂”吧？煮熟后剁碎，重重地放上辣子、盐、醋，以遮挡 萝卜缨子那发艮的味道。满满一洗衣盆随便盛！我往胃里“填充”了三大碗萝卜缨子，然后才开始吃那珍贵的白面馍，以便把美好的结尾留在最后。谁知吃完馍── 大概因为太香甜──反而饿了，怪了，那么多萝卜缨子都“填充”到谁肚子去了？
有天食堂不知从哪儿弄了半扇子死牛，中午每人一大碗卤牛肉，那年 代能吃上肉星就不错了，见了这大块牛肉我们大家都乐得不知说啥好。一吃才发现喉咸喉咸的，做饭同学李瑛连忙解释：这牛肉有点变质发臭了，所以要做咸点压压 味。于是有的女生不吃了，但我们男生照旧吃照旧一点问题没有，看起来胃的需求有时竟能强烈到把病菌当营养给吸收了。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俗话不知是哪位俗人攒出来的，实在太精辟了！我敢说饱汉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俗话的真缔。
我曾问过一些饱汉：您尝过挨饿滋味儿吗？
怎么没尝过？俺那回整整一天没吃上饭，奶奶个熊真饿得够呛。
能形容一下吗？
饿得俺是胃口大开，吃嘛嘛香，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那滋味儿真叫一个痛快！
这就是您饱汉所谓的“饿”吗？笑话！真正的饿汉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是要经过成年累月的饥饿才能体会到的。不是我吹，起码这一点我就比您见多识广，您连“饿汉饥”都不懂算不算人生的一种缺憾呢？
其实那年代并不久远，回味一下我觉挺有意思。比方您目前患有消化不良，积食胃弱之症，不必吃什么玛叮啉，只要看完我这篇东西包您立收开胃消食，见嘛馋嘛 之奇效，而且确有治愈病例在案。现而今流行什么运动疗法、音乐疗法、美术疗法，如果您看完后愿意把我这偏方称为“小说疗法”我也不反对。
虽然名为“小说”，实际并无半点文学虚构与夸张，货真价实，决非假药。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定量
我的“饿汉饥”始于五九年的“持续跃进”时期，从那时一直“持续”了多久？您往下看就知道了。
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二中伙食非常好，经常换花样，抓饭流油，包子流汤，一群半大小子赛着吃，我那时根本排不上名次。到五九年九月，我刚上高一，１５岁。有天总务处牛主任宣布：
“最近我们发现同学们浪费粮食现象很严重……”听到这儿我先脸红，正好前两天半个馍（馒头）吃不完，偷偷扔进食堂饭桌的抽屉，是不是让精明的牛主任发现了？“所以以后要实行定量，每顿两个，不够再领。”
开始一个月下来，倒也不觉怎样。从第二个月起就有点不够意思了，需要“再领”。第三个月牛主任耍赖皮了：
“定量以来，第一月余两斤，第二月超两斤，还能大体平衡，但现在越超越多了，这还行？从今天起严格执行每顿只发两个馍！”
自“严格执行”以来，饥饿感日甚一日，渐渐抗不住了。
定量前我每天引体向上、徒手爬绳坚持不懈，现在明显心慌手抖了。报纸十分关心人民健康，提倡“劳逸结合”。班主任丁老师天天像老妈妈似地念叨：你们现在正长身体，要多休息，少活动。我的锻炼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能不动就不动，尽量保持体内的“卡路里”。
到六零年，报纸上虽然还在宣传“形势大好”“继续高举”“持续跃进”，但领导做报告也不得不告诉人民遇到了暂时困难。我想既是“暂时”，也许再熬几个月定量就又开放了吧？像五八年似的。
觉悟提上去了吗？
然而几个月过去，情况越发严重，那馍眼看着缩下去了，而大家的饭碗却越来越大，有些觉悟不高的饭碗其实就是小脸盆。面条也眼看着变成了稀汤，故而规定必 须一碗面条全喝完才能盛第二碗，面汤再稀也叫“面”汤呀，倒了岂不浪费人民血汗。谁知架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忘了是谁，正排着队“摔”了一跤，碗里的面 汤一滴没剩都泼出去了，可十来根面条全齐刷刷留在碗里，大家纷纷惊叹，这小子“过硬功夫”怎么练出来的？
那时规定一斤面蒸六个馍，每天发五个，另一个发给“机动馍票”，以便同学们“大集中小自由”。但越饿看着馍越小，算算一个馍该８０多克面粉，蒸熟后加上水分怎么着也该１００多克吧。不知哪个好事的称了一下，竟发现蒸熟的馍才５７克！
好事者告到了教导处冯主任那里，我们以为这一下大师傅该倒霉了，最后才知道反倒是原告倒了霉，原来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
一开始不理解，但觉悟很快就提上去了。从“反右”以来大家越来越学会明辨是非了。比如“该人”对什么有意见，那就该翻译为“对××不满”（在这个公式 中，“××”这个变量可以按意见不同分别代入“粮食政策”“统购统销政策”“思想改造政策”“三面红旗”等不同参数）。如果“该人”自以为意见有道理，那 就该想想“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比如“不应克扣学生粮食”之类的小道理显然属“一个指头”而非“九个指头”的问题，故而应服从“不许给社会主义抹黑”这 样的大道理。
我天天晚上饿得睡不着觉，那时觉悟低，成天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什么时候能搂顿饱饭？那怕包谷面糊糊能灌个肚儿圆也行啊。
没想到一次偶然机会来了，食堂里可以放开吃一顿，平时只允许吃两个的我一连吃了三个一点反应没有，又拿了五个回去，心想干脆吃个饱。谁知这五个下去仍没 反应，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咂摸出滋味就全进肚了！我这才被自己的肚子吓坏了，一顿八个！我这一生还从没吃过这么多，我这胃究竟怎么了？漏底儿了？究 竟几个才能饱？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八个馍下去照旧饿得睡不着，真是吓人呀！
偏偏这种时候，丁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谈谈粮食问 题”，这不成心逗人玩吗？按说国家给的定量不低，是下面大师傅没做够份量嘛，可这不好“谈谈”呀？其实那时报纸上也有现成答案，说现在物资有点短缺，是因 为人民购买力大大提高了，所以生产赶不上需求，这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惜我平时不读书不看报，思想觉悟急切提不到那么高的水平。平时作文不赖的 我这次只得了３分。
丁老师在班上宣读了高文生的作文，高文生外号“高肥肉”，自从粮食紧张以来，“肥肉”明显减肥几圈，他在作文中说：“我现在虽然比以前瘦了，但更加瘦健了”。丁老师大大称赞了“高肥肉”，说“瘦健”这个词构思得多么好。
上级十分满意
每天上午上到第三节课时，肠胃就开始痉挛了，好像千百只利牙撕咬着胃囊，翻肠搅肚。到第四节课，肠胃已麻木，症状扩展到全身：心跳、腿抖、冒冷汗，连手 也抖得无法写字，脑子乱成一锅粥，根本听不进课，只剩下耳朵异常灵敏，全神贯注等待那一声最可爱的下课铃，好直冲食堂。
铃响了，老师还动不动 拖堂，这时恨不得上去掐死那老师。好不容易老师说“下课”，大家都往楼下“冲”，这时才发现没法“冲”了，腿在发抖，眼冒金星，下楼梯全都扶着墙。大伙儿 互相看看，全都心照不宣笑了。“饿”这个字是不能说出口的，不然我们的觉悟不就降到那位“该人”“对粮食政策不满”的地步了吗？
待捱到食堂，还没觉得开始吃，那份定量的饭就已经全下了肚，连碗底都舔得溜光。本来胃已经麻木，不知道饿了，现在忽然扔进了一点儿食饵，反而逗起食欲，馋虫大动，正准备大嚼，却什么都没了，只好自己嚼自己，那滋味儿我给您形容不出来。
饱汉们大概永远也想不到，这时──也就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才是一天中最饿的时候，急得人满地乱转。这时李德新同学笑眯眯问我：你是不是也有“方兴未艾”的感觉？
有天中午，我们“冲”进食堂，发现每天照例的蒸馍、窝头不见了，桌上摆的全是红烧肉、大米饭！大跃进以来学生食堂从没吃过这么高档的饭呀，是不是饿花眼了？吃了一块满口喷香，才知道是真的。
正吃着，就看见一行十多位气宇轩昂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朝食堂走过来了，陈会计忙挡在门口，那些人进不来，只从门外窗外向里张望，露出满意的笑容。
后来才知道，这是文教局来视察学生伙食，怪不得有红烧肉吃，怪不得陈会计挡在门口，不然上级要“视察”出同学们平时没红烧肉吃该多痛心啊。据在二中当老师的母亲说，当时陈会计小脸儿煞白。
后来才知道，学校里还搞了个“粗粮细做”的小展览供上级参观，在二楼会议室，我赶紧偷着搂了两眼，发现这些玉米面点心做得非常漂亮，花样新颖，烤得焦黄，好像还抹了油，明光甑亮，真叫人馋涎欲滴。只是这些展品从没有在我们学生食堂中展过，大概怕我们受不住刺激。
后来才知道，二中因此得了上级颁发的“粗粮细做”奖状。
后来还知道，二中向上级交了上千斤粮票，因此得了“节粮模范”的锦旗。
市面奇观
那时从河南、甘肃等地涌来许多灾民，被安了个新词，叫“盲流”。盲流们吃技的确非同小可，到商店买瓶醋，咕咚咚当场喝光，醋也是粮食做的嘛。母亲有次在饭馆正要开吃，盲流过来往馍馍上啐口唾沫，没法吃了，只好任由盲流拿走。
有一次我下乡劳动，亲眼见一位已经当了社员的河南盲流正在吃饭，他用的饭碗竟是──说出来您肯定不信──是一个铁皮水桶！我看见时里面还有大半桶汤面，盲流蹲在地下用筷子夹面条，吸溜吸溜儿吃得正香。以前形容谁谁是“饭桶”这次算看到真的了。
也有不少从甘肃来的，都争着干一种行业──耍勺子的大师傅，俗话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大师傅。我们二中食堂就来了好几位大师傅，大部是甘肃人，巧得很，都姓王，甘肃老王嘛，所以戏称“王家馆子”。王师傅们的家眷自然也席卷而来，不久一个个都红胖红胖的，气儿吹了似的。
我和弟弟最不满意的就是大师傅王曰植的那饭勺，盛一勺饭菜，不痛痛快快倒进我们碗里，非得哆哆嗦嗦颠来颠去，三颠两颠，那些最诱人部分颠出去了，剩下的才倒进碗里，最后再“饶”点儿菜汤以示安慰。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那时市面的食品店已经好长时间没货了，柜台都挡着报纸，严防敌特资产阶级记者拍照。
某天忽然宣布，商店里要卖“高级糕点”了，每公斤２５元！这价钱要比以前的“普通糕点”差不多贵十倍，馋猫们排起了长队。我家自然没那个财力，只是听说柜台前人们像疯了似的挤做一团，大票子（当时最大的票面好像是五元）成摞地扔向柜台，“高级糕点”成盒的提回家去。
【我听了冷笑，这些人真是疯了。我要有２５元巨款才不会那么傻去抢一盒点心，那不几口就完了？要买馍馍发糕，能买５００个！】
后来又听那些吃了“高级糕点”的人说，其实所谓“高级糕点”不过就是以前的“普通糕点”，只是因为久违了的缘故罢，身价竟也高起来。
然而这种“疯狂”没能持续几天，供不应求的“人民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又重新取得了平衡。
有天晚上我忽然发现二中门口的中山路上有个卖包子的挑担，街上十分冷清，挑担躲在黑灯影里。我问什么肉的？答牛肉，要粮票吗？不要。这不天上掉馅儿饼 吗？我倾其所有买了三个。第二天晚上再去挑担已经没了。后来听政府说，最近个别盲流用死驴烂马冒充牛肉包包子卖，请市民提高警惕。我赶紧回忆那味道，挺香 呀，不像要提高警惕的那种。
后来上面体恤百姓，给每户发“餐券”，每季度一张，可以凭票“下饭馆”，其实大伙儿本来不怎么下饭馆，我们家几年也没下过一次，现在倒要每季度下一次了，我和弟弟十分兴奋。
听说冯主任在办公室出人意料地当场撕毁餐券！说，国家正在困难中，我要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母亲肃然起敬和我说：人家党员到底不一样！
我们平头百姓觉悟一下子提不到那么高，只觉得好不容易发了票，不用怪可惜的。我和弟弟去饭馆打探，一看，二中门口那唯一的一家饭馆排起几百人的长队，排吧。谁知排了一下午，还没到跟前就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再接着排，到下午终于排到了，原来是一个大洗衣盆里盛着一大堆素炒白菜，一个餐券一份，也就是一勺，人家馆子师傅到底干脆，啪！一勺，拿走！。
我们把战斗了两天终于获得的战果小心翼翼端回家中，全家围坐一起，笑咪咪准备享用。打开一看，是颜色灰暗的一碗烂菜梆子，一尝竟发出一股子煤油味！叫人直想吐，弟弟的表情看起来要哭。
从此，我们家也和冯主任觉悟一样高了，再没用过“餐券”。
瓜菜代
为了渡过自然灾害，上级提倡搞“瓜菜代”，即用瓜果、蔬菜和代用品来补充粮食。二中搞起了“人造肉”，这一下家政系毕业的马俐老师可以大展家庭烹制的专 业技能了，让大家把剩菜汤什么的倒进大桶里，马老师拿去不知怎样一发酵，一反应，就变成了“人造肉”，其实我并没有见到这“肉”是什么模样，据说已经拌在 包子馅里了，说吃的时候如果感觉有“肉”味，那就是“人造肉”。
报纸上纷纷介绍各类“高产饭”的烹调法，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真叫无穷无尽，比 如把米反复蒸泡七八次甚至十次，一碗米就能蒸出十碗饭。很快，二中的“高产饭”“高产馍”“金银卷”也“产”出来了，“金银卷”是王师傅们的独特发明，其 实是一层白面一层玉米面的花卷，我头一回从食谱上看到这光闪闪的名子还真淌了不少口水。“高产饭”虽然米粒大得像花生，但口感水唧唧的，不灵。“高产发 糕”却不赖，气泡又多又大，更加膨松可口。但这么一来，反倒更加勾食欲，饿得更凶了。
有时实在饿得没招，就在家里乱翻腾，希望能找出点什么填肚子的物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搜出一盒母亲的过期中药丸子，反正是可以入口的东西，吃！没尝出一点苦味，反倒有一丝甜，对了，做中药丸子少不了蜂蜜，我笑得甜蜜蜜的。吃完一看盒子才发现，好像是妇科药。
那时的胃真是出奇的健康，无论什么东西，不管合适不合适，卫生不卫生，只要扔进去就全部消化，而且一点儿“太监”的迹象都没出现。
饿到两眼发绿光的时候，任什么可以下口的都找不到。怎么办？人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对了，红军不是煮过皮带吗？据革命回忆录说有水煮、火烤两 种烹法，说是火烤更香。我立马起身找皮带，谁知家里的裤腰带竟没有一条是用皮子做的。我又想起小时候好像家里还有双皮靴子，那高腰上也有不少皮子可以割下 来，但皮靴子竟也找不到了，连向先烈学习都找不着门儿。我越来越为定量前曾浪费过人民的半个馍而内疚，要是那半个馍还在该多好！
晚上经常饿得睡不着，厉害的时候肠胃乱搅，浑身筛糠，禁不住要哭。后来“狠斗私字一闪念”：人家革命先烈上老虎凳，指甲缝钉竹签子都不打怵儿，咱这点小饥饿还能怕吗？想到此处一种庄严的情感油然而生，牙一咬，心一横，果然呼呼睡过去了。
正应了那句话：困难像弹簧，看你硬不硬，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
那时领导关心同学，经常指示要食谱花样翻新。可没出息的我却不领情，一翻新不就更好吃了？一好吃不就更饿了？我巴不得顿顿发糕窝头不变，最好再发点馊，好把这可恶的杂念食欲彻底斗倒斗垮。
后来家里买了一口袋甜菜，又叫糖萝卜。我生吃了一个，发现极合乎我的标准。那东西本不是食品，只是榨糖原料，生吃就更不是味，直犯恶心。可是一恶心就没 食欲了，不饿了，恶心能抵抗饥饿！这发现在此时此刻比牛顿发现地心引力还重大。每当实在抗不住的时候，就来个生甜菜，“恶心”这么一回。
您瞧 瞧，和困难做斗争还真得有点勇于探索，发现新事物的精神。【您不知道这饥饿的滋味儿比害病还难受。害病总有个好的时候，而饥饿却无时无刻不缠着你，躲到天 边儿也没用。害病只疼该疼的地方，而饥饿是全身难受，心慌四肢抖，每块肌肉都像被猫撕巴着似的，现在回忆起来这种症状大概算“低血糖反应”。您想，要不变 着方儿地和它斗那不早被困难吓趴下了？】
美好的向往
那时不光在食堂吃饭要定量，家 里同样要定量，每人只能吃多少是算好的。有时遇到需要我和弟弟分一个馍吃，我们就商量好，一人把馍切成两半，另一人有权先挑其中的半个。弟弟刀工极高妙， 一边仔细看准，一边下刀，切出的两半个一模一样大小，即使有时两边形状不一样，但体积却分毫不差的相等，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或者左右手换着掂来掂去，也 无法确定哪边更重一点。其实我的刀工也丝毫不逊于弟弟，同样能把弟弟置于抉择的困惑中，我们哥俩的美术天才在与灾害斗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我想那时如果有 架天平，两半个馍放上去也肯定会平衡的。
那几年我去书店，兴趣已不在原来的科普、文学了，而是盯上了另一套有趣的书──中国菜谱，这 是一套中国菜系权威著作，分川、鲁、苏、粤、浙、闽、湘、徽八大本。我当然买不起，买了也没用，只是喜欢翻翻。怎样的选料，怎样的刀工，怎样的火候，尤其 关心最后应达到怎样的风味，什么滑溜爽口、外焦里嫩、色泽金红、浓香醇厚等等。回家赶快调好水彩，其实我除了“煤油白菜”之外从没见过饭馆的菜，只能充分 展开想象力，描绘出菜谱所形容的那盘“糖醋里脊”的“色香味形”。可惜现在那张画不在了，要不还可以和真菜比比看。
有次哥哥亲自动手，做了满满当当一大锅汤面。他没参考什么菜谱，只是豁出去家里所有作料油水，统统集中在这一锅中，也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天喝凉水”的意思，喷香诱人可想而知。我和弟弟也全都磨拳擦掌，备好锋利的牙口儿。
也许哥哥腹中长久缺食，将锅端下来的时候，不幸气力不加，马失前蹄，一锅汤面悉数泼在泥土地上！我们只得将尚未沾上泥土的残汤刮了一些，每人稍稍领略了半碗串了土腥味儿的汤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坚决贯彻“精打细算，计划用粮”的方针而酿成的事件。
事后好多年，弟兄们一提起那锅未能享用的汤面，仍唏嘘不已，一致同意那是至今最美好的佳肴。也就是所谓“没吃上的葡萄，想起来更甜”。
【后来读到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对当时饥饿的描述，实在精彩得很：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扶托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 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课 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 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没尝过饿汉饥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这种感受的。】
神农尝百味
那些年我们经常下农村或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活儿很重，体力就更加跟不上趟了。
好像是六零年，大家都去红山修小铁路一星期。出发前领导宣布，因参加重体力劳动，可以不定量放开吃！我刚要咧开嘴笑，领导接着宣布全部都是红高梁面。
红高梁面？没吃过，看来又“花样翻新”了？待把高梁馍拿到手上才发现，这东西沉甸甸的，好像没发起来的生面团。一咬开简直和肥皂似的。但我的胃口仍是一 付“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气概，这样的“肥皂”团子连吃四个。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拉不出屎，我忘了那一个星期是怎么过来的，反正肚子饱了六天。
又有一次，大概是六一年吧，下农场收获萝卜。据说粮食一时运不来，整整一星期没吃一颗粮，顿顿蒸土豆。我倒更高兴，如果吃粮食就必须限量，而土豆则可以 放开。我那时的碗也有点觉悟偏低，只比小脸盆小一号，我吃了不知六碗还是七碗还想吃，食堂那做饭的女生看着我直笑，笑得我发毛不敢进去。
还有一次下乡劳动，丁老师特别关嘱做饭女生用萝卜缨子煮了一大盆──应该叫“代用品”或“胃部填充剂”吧？煮熟后剁碎，重重地放上辣子、盐、醋，以遮挡 萝卜缨子那发艮的味道。满满一洗衣盆随便盛！我往胃里“填充”了三大碗萝卜缨子，然后才开始吃那珍贵的白面馍，以便把美好的结尾留在最后。谁知吃完馍── 大概因为太香甜──反而饿了，怪了，那么多萝卜缨子都“填充”到谁肚子去了？
有天食堂不知从哪儿弄了半扇子死牛，中午每人一大碗卤牛肉，那年 代能吃上肉星就不错了，见了这大块牛肉我们大家都乐得不知说啥好。一吃才发现喉咸喉咸的，做饭同学李瑛连忙解释：这牛肉有点变质发臭了，所以要做咸点压压 味。于是有的女生不吃了，但我们男生照旧吃照旧一点问题没有，看起来胃的需求有时竟能强烈到把病菌当营养给吸收了。
稀糊涂儿灌饱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去三坪农场劳动，不知这农场的收获物是给谁吃的，反正学生是当然的好劳力，为了节约经费，负责老师张志栋号召学生自己每人买了一把崭新的铁锨。
一到农场，张老师宣布：每天早上稀糊涂儿“灌饱”（他的陕西方言说“管饱”听起来像是“灌饱”），中午三个黑豆馍，下午汤面条“灌饱”，一定要保证同学们吃饱吃好！同学们一听可以“灌饱”全都欢腾雀跃。真正一开工，才明白“灌饱”的威力。
每天天麻黑就起床，不吃饭先出两小时的“早工”，我们干的活儿主要是开荒翻地，那是真正的重体力。
等早工出回来，早已肌肠辘辘。为争取多出工，早饭必须限时吃完。滚烫的豆面“稀糊涂儿”急切难以下咽，“灌”得快的还能来得及盛第二碗，“灌”得慢的只一碗就到了时间。紧接着雷厉风行地出上午工。
等我们干了一阵活儿后，灌进去的那碗稀糊涂儿早化为乌有了。张老师也在食堂吃完了不知什么饭，来荒地巡视了，张老师的目力真叫人羡慕，站在远远的便能辨认出全部细节：
“喂！×××！怎么停手了？×××，怎么出工不出力啊？”
我们就像断了的电影接好后立刻又继续动作下去。
张老师在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就风光地露了一脸。那时都兴“火线入党”，出身地主的张老师特别热爱党。在一次“誓师大会”上，发了一回热泪盈框的言，发言前先转过身，对着台上的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个９５度的躬，然后运足秦腔的“黑头功”动情的吼了一嗓子：
“党──，俄（我）的妈妈！”
这一嗓子吼得全场肃静，我浑身直起棘皮疙瘩。当然谁也不敢笑出来，只是想，这地主出身的一旦进起步来，比红五类还叫劲。就像共产党叛徒一旦投了国民党，比真国民党还国民党。
中午是黑豆馍，以前没吃过黑豆面，这馍真叫黑粗，吃进去直扎嘴，不过味道确实有点豆子香。
帮厨的老吴头说：“这东西解放前都是喂牲口的，现在──妈的！”
老吴解放前是地主，肯定没吃过这个。看来地主阶级果然贼心不死，对我党总是心怀不满。
下午又是同样的高强度劳动，三个黑豆馍的能量倾刻间就耗光了。一个个喘着气，流着虚汗，努力做出翻地的样子，实际上确实是力不从心了，那铁锨干看着踩不 进地里去。只有王健与众不同，仍然劲头十足，他翻的地有我们两人那么多，而且更深。大伙不由羡慕：到底是水利厅长的儿子，伙食好，底气足。虽然在三坪和我 们一起饿了几天，但元气尚存。王健初中时也和我们差不多高，进入高中一下子发育起来了，高出我们一头，真是身大力不亏。我们只翻了四五天地，几十把闪着蓝 光的新铁锨就全都折断了，可见劳动干劲之大。
学生会主席马德海有点胆大包天，他有时带我们劳动，竟敢让我们在张老师目力不及的地带偷偷休息。 大家一坐下来就像大赦般兴奋。免不了来顿“精神会餐”。这个说：五几年鸿春园那小笼包子太攒劲儿，咬一口直流汤儿；那个说：还赶不上五几年那五分钱一串的 烤肉，把辣子、孜然一撒，满街飘香……跟着大家就咽口水，肚子咕噜噜直叫。有人说：算了，越说越饿，还不如不说。大家也都为自己私欲泛滥，耽误劳动时间而 惭愧，立刻站起来大干快上，争取把损失夺回来。
晚饭是汤面条“灌饱”，这顿可以不必限时，大伙儿无限制地“灌”，一碗又一碗。可奇怪的是，那口大锅里的汤面条却永远盛不完，像神话里的聚宝盆似的。后来才有人发现，大师傅王月树趁人没看见，一桶桶凉水往里灌，大马勺一搅又接着盛。
凉水兑得汤面条越来越稀，同学们最后一个个喝得弯不下腰，只好并排躺在帐蓬外的野地上，真的“灌饱”了。一会儿一泡尿，没多长时间，肚子又瘪下去了。
月亮升起来了，大伙儿刚准备睡觉，那催人奋进的秦腔大嗓门儿响了：
“出晚工了，趁有月亮再战斗几小时！”
看来这干劲比大炼钢铁的“挑灯夜战”一点不差，就是伙食差点。
有一天的“晚战斗”是耱地，也就是把已经下了种子的地压平压紧，常规的做法是一头牲口拉着一个像木筏子一样的“耱”，人站在“耱”上，以增加重量，同时用绳子和鞭子控制着牲口前进。
我们三坪农场没有“耱”，只好用抬把子（我省的一种劳动工具，用柳条编成，类似担架，较短，供两人抬物用）代替，而压“耱”的人自然由份量特压秤的张老师充当，抬把子太小，没法站，只好坐在里面。至于拉耱的牲口，不用说由学生来充当。
那一夜不巧的是正好由我和更瘦小的任维德、罗昌宏来冒充牲口。我们三匹牲口使足了浑身的劲儿，腰都快弯到了地下，可是陷在松软土地里的抬把子及压在上面当“重物”的张老师却很难前进。张老师用不着绳鞭，只用精神原子弹鞭策着我们向前：
“使劲！使劲！这么大的小伙子咋一点劲头儿都没有？”
当“捎马”的文学爱好者罗昌宏这时大概正在构思他的“拓荒诗篇”，只管挥汗奋进。而另一匹“捎马”何维德这时却犯了自由主义，偷偷和当“辕马”的我嘀咕：
“他多重，我们多重？他吃的啥，我们吃的啥？有本事换换。”
当然，这嘀咕决不能让敬爱的张老师听到，否则就是“对××不满了”，因为张老师已经入了党。
到半夜同学们都抗不住了，有几个贼大胆儿就从种子口袋中抠出点生豆子，藏在被窝里嘎崩嘎崩的嚼。后来回校后一个个整得痛哭流涕，通过批判我们才知道“饿死不吃种子粮”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张老师一起来三坪的数学老师谢文化不负指导之责，他就主动地挖野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大家看着谢老师枯瘦的脸就心里发酸。
有天上午忽然下起了雨，大家正准备往回跑，催人奋进的大嗓门儿透过雨幕传来了：
“咱们继续干哪！抢墒抢种啊！解放军轻伤不下火线，咱们革命青年这点雨就害怕了吗？”
大家又冒雨接着干，后来雨越下越大，连热情洋溢的张老师也不见了。谢老师说：回吧，我们一窝蜂跑回去。
早春的北国一下起雨那可是冷得招不住，人人都脱了湿衣服，钻进被窝发抖。
鼓舞士气的大嗓门儿很注意见缝插针：
“怎么都钻进被窝了？起来！起来！抓紧时间复习俄语！”
张老师是教农业知识课的（那时新增的一门课），他的“儿（日）光能”“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广为同学们传诵，这时又特别地关心俄语。
大家赶快从被窝里出来，披上湿棉衣朗读：
ПЕКИН СТАЛИЦА КИТАЯ（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好不容易战斗了八天，连最有底气的人也全都充分领略了什么叫做“饿汉饥”，终于宣布明天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出过早工，喝过稀糊涂儿，大家准备收拾行装回家，“大嗓门儿”宣布：上午继续劳动，中午以后再回家！
干到中午该吃午饭的时候，大嗓门在最恰当的时候儿最后一次响起：
“现在回家，没有汽车。一人发一块钱，自己找车！”
这主意真不赖，既为农场节约了一顿饭，又为学校克服了一次没有汽车的“暂时困难”。从三坪回到乌市有三十几公里路，那时还没通公共车，我们仨一群、俩一伙儿在公路截大货车，截不上的就往回走。
这次三坪农场劳动在我们这级同学心中都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一见面提起三坪农场的“稀糊涂儿灌饱”，人人都相视而笑。
到底能吃多少馍
一回到学校，人人都直冲食堂。我家在学校里，就径直回了家，可是家里没人，我也只好冲食堂。
同学们全都背冲着门狼吞虎咽，没人发现我。我指着他们正吃的发糕问马锴：一人几个？
马锴转过脸，瞪着血红的眼珠说：
“几个？现在还管几个？你就吃！”
怎么？这顿可以不定量了？看来连平时特抠门儿的大师傅们也良心发现了。我也开始大口大口填塞发糕，又问：
“有咸菜就吗？”
“你还吃咸菜？我们把老师柜子里的炒菜都拿来吃了！”
饿疯了的同学已经天不怕地不怕，连老师的炒菜都敢端来吃了！我们感到一阵犯上作乱的快乐，把革命纪律忘了个精光。
我一口气连吃了五个发糕！同学们去得早，都吃差不多了，大师傅也要下班锁门。马锴说：你再拿上几个嘛。
我赶快往不像话的大碗里装发糕，那高产发糕个儿真大，装了六个就已经高得摇摇欲坠，我两手护着回了家。
倾刻间六个又下了肚，仍然是个饿。我在家里又搜到一摞煎饼，没来得及数多少张，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还是饿！
再搜，什么都没有了。我简直想不通，十一个发糕加一摞煎饼，光体积也要比我的整个腹部都要大，都到哪儿去了？摸摸肚子，依然是瘪瘪的。就算上在催化作用 下立刻消化了，分子也该存在呀，难道物质消灭了？我后来上大学学了四年物理，但到现在也无法解释当时这一违反“物质不灭定律”的现象。
理论探讨解决不了肚子问题，只好大碗大碗喝水，也就是说用张老师的方法──灌饱，让水和发糕在肚子里合成为稀糊涂吧。
我们那时到底吃多少馍才能饱，一直没获得一个准确的实验数据。只记得有一次，杜成同学把积攒的全部十五个“机动馍票”一次吃光！丁老师在班会上把杜功臭 骂一顿，杜成低着头偷偷笑。丁老师把同学看成自己的孩子，生怕一顿撑坏了，或者到真正需要“机动馍”时没法“机动”了。
当时我听到批评，也被十五这个数字吓住了。我记得前两年没定量时余世鑫曾用“一泻千里”造句：“杜成拉稀，一泻千里”，被丁老师批评一顿“胡闹！”，这次是不是杜成撑得又“一泻千里”了？我偷偷问杜成：你一顿吃十五个馍没撑坏吗？
杜成刚挨了批评，只苦笑了一下说：
“十五个馍能吃饱吗？”
十五个还没吃饱？这比我六零年一顿八个没饱差不多增加一倍！当时我简直难以置信。这次从三坪回来，亲自一试验，才知道杜成不是吹牛。
每当回忆当年，饱汉们总以为我们那时动不动就吃十几个馍，总是那样吓人。其实哪儿有那么幸福的事？我们那时一年３６５天中顿顿都是只允许吃一两个馍。在三年灾害中，我总共只碰到这两次“放开”的机会，却两次都远远低估了自己的“水平”。
现在想来，幸亏那些年从没赶上完全发挥“水平”的机会，否则十分危险。后来听妻子说，那时她们每年冬天都要去戈壁滩挖大渠，最后总要吃一顿不限量的抓饭以示庆贺，结果每次都得撑死一两位。幸亏杜成“只”吃了十五个馍，连“一泻千里”都没发生。
平时我从不照镜子，大概为了毕业，高二时曾照了一张“标准照”。一看照片吓了一跳，喉结突出在细长的脖子上，腮帮子和下巴骨尖利地扎出来，这人是我么？这不是给敌特提供污蔑材料吗？我恨不得找块泥巴把脸上的坑一一填平。
也有饱汉
我们弟兄几个那时都特别爱看《水浒传》，十分仰慕那些英雄豪杰的“勾当”。
比如某英雄大踏步闯进酒店，一拍桌子，喝道：
“店家！切五七斤熟牛肉，大碗好酒只顾筛来，休得聒躁，少时一发算钱与你！”酒足饭饱，然后就：打虎、杀人、报仇雪恨、为民除害，或者将三二十个泼皮，也许五七十个“鸟男女”一发打倒在地，哭爹喊娘，屁滚尿流……
多么豪爽痛快、酣畅淋漓！
那些年我们最关心的已不再是英雄们的武功有多么精湛，而是英雄们的酒肉了。我们也恨不能有这样一桌酒肉供我们弟兄酣畅一回。哥哥是西安交大高材生，刀具 工程师，计算尺拉得倍儿溜。经常计算宋朝时一两银子能买多少牛肉，多少酒。一位普通科级干部，比如“武都头”之类一月能发多少银两。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 当个普通宋朝科员，养活全家十几口人天天大碗酒大块肉一点问题没有。
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英雄们总是喝酒吃肉，从不见吃粮食，想想也许是有道理的，不然就走样儿了。
比如某英雄大踏步闯进二中食堂，一拍桌子，喝道：
“王师傅！切五七斤包谷面发糕，大碗稀糊涂儿只顾筛来，休得聒躁，少时一发算机动馍票与你！”
这哪儿还有一点英雄气概？整个一个“鸟男女”。
可惜岁月流逝，英雄不再。不过我们二中也还有一个勉强像点“英雄”的人物。那就是粮食局长的儿子，同学郝德山。和王健一样，干部子女比我们总要好过些，尤其粮食局长。
这家伙也发育得又高又壮。那时矮瘦的我们仰望他就同黑铁塔一般。低年级同学还以为他是老师，在街上见了他还鞠躬，他居然也大咧咧受之不却。
听说他自幼爱习枪棒，但都是在家里偷着练，密不示人。据说整日价打熬筋骨，武功好生了得。
有一次学校劳动，十五个男生抬一根电线杆，压得吭哧吭哧的，郝德山一旁看着不免讪笑：一个人的活儿要十五个人干？
同学们自然不服，就一起努力把电杆扛上了胡得山的肩，没想到郝英雄居然一人扛着电杆走了，虽然也压得有点摇晃。
一条“饱汉”顶十五条“饿汉”！这十五个“鸟男女”全都被郝英雄的神力吓得屁滚尿流了。
郝德山平时有点勺料子（楞头青），经常按住男生拧胳臂，拧得哭爹喊娘仍不放手。听同学的哭声咧开大嘴取乐，这就有点像恶霸蒋门神了。
同学王祥雁曾控诉道：
“他不知道自己的劲儿有多大，把我们拧得骨头都快断了，他还嘿嘿地笑，脑子有病！”
幸亏我和郝德山不同一个班，否则哭爹喊娘的“鸟男女”就不是王祥雁而是我了。
【不过听说胡得山也做过一点类似“英雄”的勾当。那是他母亲和他对象（我们不比发育成熟，满脸“骚情疙瘩”的郝德山已有对象，成天只惦着“机动馍票”， 来不及儿女情长）闹了些矛盾，也许是彻底吹了，他母亲竟上吊自杀了。孝子郝德山怒火冲天，一手提着老爹的“王八盒子”（高干们那时都有枪，也许是五四 式），一手提着“泼风也似”的“秋水雁翎刀”，从粮食局一路杀奔对象上学的八中而来！
据说当时马路上的老百姓猛然看见这么一条黑凛凛的大汉， 一手提枪，一手提刀过来了，吓得连滚带爬，做鸟兽散。也许有人报告了公安局，郝德山在八中门口放枪的时候已被警察包围了，喝令放下武器。郝英雄居然敢与警 察展开枪战。听说警察没办法，请示了他爹，不得已开枪打伤了他的腿，才算缴了他的械。
想来胡得山孝心太重，思母太切，一时冲昏头脑，倒也情有可原。只是对付一个弱女子，完全用不着这么明火执仗，提刀弄枪的大动干戈。以郝英雄的过人膂力和武功，只须将这小女子像耍弄“鸟男女”似的轻轻提将过来，略微修理一下胳臂腿儿，就够那妮子哭爹喊娘了。
当然这一切全是“据说”，也许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我和他不一个班。】
总之，当时形势并非像“右倾”们攻击的那样一团漆黑。其实乌市除高干子弟外，并不全是饿汉。只是我不巧正好在极“革命”的二中，而且全家都在食堂吃饭，而且家里全是正当年的小伙子，不比别人家有姐妹们给匀一匀，所以显得格外严重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去三坪农场劳动，不知这农场的收获物是给谁吃的，反正学生是当然的好劳力，为了节约经费，负责老师张志栋号召学生自己每人买了一把崭新的铁锨。
一到农场，张老师宣布：每天早上稀糊涂儿“灌饱”（他的陕西方言说“管饱”听起来像是“灌饱”），中午三个黑豆馍，下午汤面条“灌饱”，一定要保证同学们吃饱吃好！同学们一听可以“灌饱”全都欢腾雀跃。真正一开工，才明白“灌饱”的威力。
每天天麻黑就起床，不吃饭先出两小时的“早工”，我们干的活儿主要是开荒翻地，那是真正的重体力。
等早工出回来，早已肌肠辘辘。为争取多出工，早饭必须限时吃完。滚烫的豆面“稀糊涂儿”急切难以下咽，“灌”得快的还能来得及盛第二碗，“灌”得慢的只一碗就到了时间。紧接着雷厉风行地出上午工。
等我们干了一阵活儿后，灌进去的那碗稀糊涂儿早化为乌有了。张老师也在食堂吃完了不知什么饭，来荒地巡视了，张老师的目力真叫人羡慕，站在远远的便能辨认出全部细节：
“喂！×××！怎么停手了？×××，怎么出工不出力啊？”
我们就像断了的电影接好后立刻又继续动作下去。
张老师在五八年大炼钢铁时就风光地露了一脸。那时都兴“火线入党”，出身地主的张老师特别热爱党。在一次“誓师大会”上，发了一回热泪盈框的言，发言前先转过身，对着台上的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个９５度的躬，然后运足秦腔的“黑头功”动情的吼了一嗓子：
“党──，俄（我）的妈妈！”
这一嗓子吼得全场肃静，我浑身直起棘皮疙瘩。当然谁也不敢笑出来，只是想，这地主出身的一旦进起步来，比红五类还叫劲。就像共产党叛徒一旦投了国民党，比真国民党还国民党。
中午是黑豆馍，以前没吃过黑豆面，这馍真叫黑粗，吃进去直扎嘴，不过味道确实有点豆子香。
帮厨的老吴头说：“这东西解放前都是喂牲口的，现在──妈的！”
老吴解放前是地主，肯定没吃过这个。看来地主阶级果然贼心不死，对我党总是心怀不满。
下午又是同样的高强度劳动，三个黑豆馍的能量倾刻间就耗光了。一个个喘着气，流着虚汗，努力做出翻地的样子，实际上确实是力不从心了，那铁锨干看着踩不 进地里去。只有王健与众不同，仍然劲头十足，他翻的地有我们两人那么多，而且更深。大伙不由羡慕：到底是水利厅长的儿子，伙食好，底气足。虽然在三坪和我 们一起饿了几天，但元气尚存。王健初中时也和我们差不多高，进入高中一下子发育起来了，高出我们一头，真是身大力不亏。我们只翻了四五天地，几十把闪着蓝 光的新铁锨就全都折断了，可见劳动干劲之大。
学生会主席马德海有点胆大包天，他有时带我们劳动，竟敢让我们在张老师目力不及的地带偷偷休息。 大家一坐下来就像大赦般兴奋。免不了来顿“精神会餐”。这个说：五几年鸿春园那小笼包子太攒劲儿，咬一口直流汤儿；那个说：还赶不上五几年那五分钱一串的 烤肉，把辣子、孜然一撒，满街飘香……跟着大家就咽口水，肚子咕噜噜直叫。有人说：算了，越说越饿，还不如不说。大家也都为自己私欲泛滥，耽误劳动时间而 惭愧，立刻站起来大干快上，争取把损失夺回来。
晚饭是汤面条“灌饱”，这顿可以不必限时，大伙儿无限制地“灌”，一碗又一碗。可奇怪的是，那口大锅里的汤面条却永远盛不完，像神话里的聚宝盆似的。后来才有人发现，大师傅王月树趁人没看见，一桶桶凉水往里灌，大马勺一搅又接着盛。
凉水兑得汤面条越来越稀，同学们最后一个个喝得弯不下腰，只好并排躺在帐蓬外的野地上，真的“灌饱”了。一会儿一泡尿，没多长时间，肚子又瘪下去了。
月亮升起来了，大伙儿刚准备睡觉，那催人奋进的秦腔大嗓门儿响了：
“出晚工了，趁有月亮再战斗几小时！”
看来这干劲比大炼钢铁的“挑灯夜战”一点不差，就是伙食差点。
有一天的“晚战斗”是耱地，也就是把已经下了种子的地压平压紧，常规的做法是一头牲口拉着一个像木筏子一样的“耱”，人站在“耱”上，以增加重量，同时用绳子和鞭子控制着牲口前进。
我们三坪农场没有“耱”，只好用抬把子（我省的一种劳动工具，用柳条编成，类似担架，较短，供两人抬物用）代替，而压“耱”的人自然由份量特压秤的张老师充当，抬把子太小，没法站，只好坐在里面。至于拉耱的牲口，不用说由学生来充当。
那一夜不巧的是正好由我和更瘦小的任维德、罗昌宏来冒充牲口。我们三匹牲口使足了浑身的劲儿，腰都快弯到了地下，可是陷在松软土地里的抬把子及压在上面当“重物”的张老师却很难前进。张老师用不着绳鞭，只用精神原子弹鞭策着我们向前：
“使劲！使劲！这么大的小伙子咋一点劲头儿都没有？”
当“捎马”的文学爱好者罗昌宏这时大概正在构思他的“拓荒诗篇”，只管挥汗奋进。而另一匹“捎马”何维德这时却犯了自由主义，偷偷和当“辕马”的我嘀咕：
“他多重，我们多重？他吃的啥，我们吃的啥？有本事换换。”
当然，这嘀咕决不能让敬爱的张老师听到，否则就是“对××不满了”，因为张老师已经入了党。
到半夜同学们都抗不住了，有几个贼大胆儿就从种子口袋中抠出点生豆子，藏在被窝里嘎崩嘎崩的嚼。后来回校后一个个整得痛哭流涕，通过批判我们才知道“饿死不吃种子粮”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张老师一起来三坪的数学老师谢文化不负指导之责，他就主动地挖野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大家看着谢老师枯瘦的脸就心里发酸。
有天上午忽然下起了雨，大家正准备往回跑，催人奋进的大嗓门儿透过雨幕传来了：
“咱们继续干哪！抢墒抢种啊！解放军轻伤不下火线，咱们革命青年这点雨就害怕了吗？”
大家又冒雨接着干，后来雨越下越大，连热情洋溢的张老师也不见了。谢老师说：回吧，我们一窝蜂跑回去。
早春的北国一下起雨那可是冷得招不住，人人都脱了湿衣服，钻进被窝发抖。
鼓舞士气的大嗓门儿很注意见缝插针：
“怎么都钻进被窝了？起来！起来！抓紧时间复习俄语！”
张老师是教农业知识课的（那时新增的一门课），他的“儿（日）光能”“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广为同学们传诵，这时又特别地关心俄语。
大家赶快从被窝里出来，披上湿棉衣朗读：
ПЕКИН СТАЛИЦА КИТАЯ（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好不容易战斗了八天，连最有底气的人也全都充分领略了什么叫做“饿汉饥”，终于宣布明天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出过早工，喝过稀糊涂儿，大家准备收拾行装回家，“大嗓门儿”宣布：上午继续劳动，中午以后再回家！
干到中午该吃午饭的时候，大嗓门在最恰当的时候儿最后一次响起：
“现在回家，没有汽车。一人发一块钱，自己找车！”
这主意真不赖，既为农场节约了一顿饭，又为学校克服了一次没有汽车的“暂时困难”。从三坪回到乌市有三十几公里路，那时还没通公共车，我们仨一群、俩一伙儿在公路截大货车，截不上的就往回走。
这次三坪农场劳动在我们这级同学心中都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一见面提起三坪农场的“稀糊涂儿灌饱”，人人都相视而笑。
到底能吃多少馍
一回到学校，人人都直冲食堂。我家在学校里，就径直回了家，可是家里没人，我也只好冲食堂。
同学们全都背冲着门狼吞虎咽，没人发现我。我指着他们正吃的发糕问马锴：一人几个？
马锴转过脸，瞪着血红的眼珠说：
“几个？现在还管几个？你就吃！”
怎么？这顿可以不定量了？看来连平时特抠门儿的大师傅们也良心发现了。我也开始大口大口填塞发糕，又问：
“有咸菜就吗？”
“你还吃咸菜？我们把老师柜子里的炒菜都拿来吃了！”
饿疯了的同学已经天不怕地不怕，连老师的炒菜都敢端来吃了！我们感到一阵犯上作乱的快乐，把革命纪律忘了个精光。
我一口气连吃了五个发糕！同学们去得早，都吃差不多了，大师傅也要下班锁门。马锴说：你再拿上几个嘛。
我赶快往不像话的大碗里装发糕，那高产发糕个儿真大，装了六个就已经高得摇摇欲坠，我两手护着回了家。
倾刻间六个又下了肚，仍然是个饿。我在家里又搜到一摞煎饼，没来得及数多少张，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还是饿！
再搜，什么都没有了。我简直想不通，十一个发糕加一摞煎饼，光体积也要比我的整个腹部都要大，都到哪儿去了？摸摸肚子，依然是瘪瘪的。就算上在催化作用 下立刻消化了，分子也该存在呀，难道物质消灭了？我后来上大学学了四年物理，但到现在也无法解释当时这一违反“物质不灭定律”的现象。
理论探讨解决不了肚子问题，只好大碗大碗喝水，也就是说用张老师的方法──灌饱，让水和发糕在肚子里合成为稀糊涂吧。
我们那时到底吃多少馍才能饱，一直没获得一个准确的实验数据。只记得有一次，杜成同学把积攒的全部十五个“机动馍票”一次吃光！丁老师在班会上把杜功臭 骂一顿，杜成低着头偷偷笑。丁老师把同学看成自己的孩子，生怕一顿撑坏了，或者到真正需要“机动馍”时没法“机动”了。
当时我听到批评，也被十五这个数字吓住了。我记得前两年没定量时余世鑫曾用“一泻千里”造句：“杜成拉稀，一泻千里”，被丁老师批评一顿“胡闹！”，这次是不是杜成撑得又“一泻千里”了？我偷偷问杜成：你一顿吃十五个馍没撑坏吗？
杜成刚挨了批评，只苦笑了一下说：
“十五个馍能吃饱吗？”
十五个还没吃饱？这比我六零年一顿八个没饱差不多增加一倍！当时我简直难以置信。这次从三坪回来，亲自一试验，才知道杜成不是吹牛。
每当回忆当年，饱汉们总以为我们那时动不动就吃十几个馍，总是那样吓人。其实哪儿有那么幸福的事？我们那时一年３６５天中顿顿都是只允许吃一两个馍。在三年灾害中，我总共只碰到这两次“放开”的机会，却两次都远远低估了自己的“水平”。
现在想来，幸亏那些年从没赶上完全发挥“水平”的机会，否则十分危险。后来听妻子说，那时她们每年冬天都要去戈壁滩挖大渠，最后总要吃一顿不限量的抓饭以示庆贺，结果每次都得撑死一两位。幸亏杜成“只”吃了十五个馍，连“一泻千里”都没发生。
平时我从不照镜子，大概为了毕业，高二时曾照了一张“标准照”。一看照片吓了一跳，喉结突出在细长的脖子上，腮帮子和下巴骨尖利地扎出来，这人是我么？这不是给敌特提供污蔑材料吗？我恨不得找块泥巴把脸上的坑一一填平。
也有饱汉
我们弟兄几个那时都特别爱看《水浒传》，十分仰慕那些英雄豪杰的“勾当”。
比如某英雄大踏步闯进酒店，一拍桌子，喝道：
“店家！切五七斤熟牛肉，大碗好酒只顾筛来，休得聒躁，少时一发算钱与你！”酒足饭饱，然后就：打虎、杀人、报仇雪恨、为民除害，或者将三二十个泼皮，也许五七十个“鸟男女”一发打倒在地，哭爹喊娘，屁滚尿流……
多么豪爽痛快、酣畅淋漓！
那些年我们最关心的已不再是英雄们的武功有多么精湛，而是英雄们的酒肉了。我们也恨不能有这样一桌酒肉供我们弟兄酣畅一回。哥哥是西安交大高材生，刀具 工程师，计算尺拉得倍儿溜。经常计算宋朝时一两银子能买多少牛肉，多少酒。一位普通科级干部，比如“武都头”之类一月能发多少银两。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 当个普通宋朝科员，养活全家十几口人天天大碗酒大块肉一点问题没有。
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英雄们总是喝酒吃肉，从不见吃粮食，想想也许是有道理的，不然就走样儿了。
比如某英雄大踏步闯进二中食堂，一拍桌子，喝道：
“王师傅！切五七斤包谷面发糕，大碗稀糊涂儿只顾筛来，休得聒躁，少时一发算机动馍票与你！”
这哪儿还有一点英雄气概？整个一个“鸟男女”。
可惜岁月流逝，英雄不再。不过我们二中也还有一个勉强像点“英雄”的人物。那就是粮食局长的儿子，同学郝德山。和王健一样，干部子女比我们总要好过些，尤其粮食局长。
这家伙也发育得又高又壮。那时矮瘦的我们仰望他就同黑铁塔一般。低年级同学还以为他是老师，在街上见了他还鞠躬，他居然也大咧咧受之不却。
听说他自幼爱习枪棒，但都是在家里偷着练，密不示人。据说整日价打熬筋骨，武功好生了得。
有一次学校劳动，十五个男生抬一根电线杆，压得吭哧吭哧的，郝德山一旁看着不免讪笑：一个人的活儿要十五个人干？
同学们自然不服，就一起努力把电杆扛上了胡得山的肩，没想到郝英雄居然一人扛着电杆走了，虽然也压得有点摇晃。
一条“饱汉”顶十五条“饿汉”！这十五个“鸟男女”全都被郝英雄的神力吓得屁滚尿流了。
郝德山平时有点勺料子（楞头青），经常按住男生拧胳臂，拧得哭爹喊娘仍不放手。听同学的哭声咧开大嘴取乐，这就有点像恶霸蒋门神了。
同学王祥雁曾控诉道：
“他不知道自己的劲儿有多大，把我们拧得骨头都快断了，他还嘿嘿地笑，脑子有病！”
幸亏我和郝德山不同一个班，否则哭爹喊娘的“鸟男女”就不是王祥雁而是我了。
【不过听说胡得山也做过一点类似“英雄”的勾当。那是他母亲和他对象（我们不比发育成熟，满脸“骚情疙瘩”的郝德山已有对象，成天只惦着“机动馍票”， 来不及儿女情长）闹了些矛盾，也许是彻底吹了，他母亲竟上吊自杀了。孝子郝德山怒火冲天，一手提着老爹的“王八盒子”（高干们那时都有枪，也许是五四 式），一手提着“泼风也似”的“秋水雁翎刀”，从粮食局一路杀奔对象上学的八中而来！
据说当时马路上的老百姓猛然看见这么一条黑凛凛的大汉， 一手提枪，一手提刀过来了，吓得连滚带爬，做鸟兽散。也许有人报告了公安局，郝德山在八中门口放枪的时候已被警察包围了，喝令放下武器。郝英雄居然敢与警 察展开枪战。听说警察没办法，请示了他爹，不得已开枪打伤了他的腿，才算缴了他的械。
想来胡得山孝心太重，思母太切，一时冲昏头脑，倒也情有可原。只是对付一个弱女子，完全用不着这么明火执仗，提刀弄枪的大动干戈。以郝英雄的过人膂力和武功，只须将这小女子像耍弄“鸟男女”似的轻轻提将过来，略微修理一下胳臂腿儿，就够那妮子哭爹喊娘了。
当然这一切全是“据说”，也许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我和他不一个班。】
总之，当时形势并非像“右倾”们攻击的那样一团漆黑。其实乌市除高干子弟外，并不全是饿汉。只是我不巧正好在极“革命”的二中，而且全家都在食堂吃饭，而且家里全是正当年的小伙子，不比别人家有姐妹们给匀一匀，所以显得格外严重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九十斤的威力
六二年我上了大学。那时全国形势已经好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闹的吧），大学生定量比中学高几斤，再加上大学食堂大，大师傅克扣比例也就明显少了，而且重体力劳动不多，情况一下好多了。
我们每星期回家都带些干粮来，做为一星期的补充。当然，我的补充实际上是从母亲的口粮中省出来的。
母亲每星期烙六张包谷饼，以便每天一张平均补充。其它同学也一样，只是各自补品花色不同。但宿舍太温暖，到星期三饼子就免不了发霉长毛，我们抠掉绿色霉 点和白毛及附近的饼，其余部分照吃不误，只是霉味一天比一天重，到星期六就很难吃了，现在还能记得那味儿。就这样吃了好几年，居然一点毛病没有，这胃简直 是铁打的。
肚子好受一些，就又开始恢复锻炼。我拜同学卫育敦为师父学武术，每天早晨天麻黑起来练，整日价打熬筋骨，希望练就一身武功，将来也好闯荡江湖。力量明显增加了，大概９０公斤的杠铃，也能一挺而起。
好像是**年，学校利用暑假挖一个人工湖──红湖。这是大学四年中唯一的重体力劳动，宣布：本月玉米面馍不定量。这一下我们都甩开腮帮子了，我是顿顿一斤，一天三斤，一个月下来差不多九十斤粮！比我们定量三十三斤高得多。其实这不值一提，离全班“冠军”还差一大截儿。
这么一吃，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无论干多重的活儿，一直干到中午该收工的时候，还觉得力气没使完，不过瘾，不痛快。还要再猛干一阵，大汗 淋漓，才觉得痛快了，活儿干“透”了，肌肉舒服了。这才叫男子汉！趁这时候我赶快又闹了一张“标准照”，嘿！原来的坑坑洼洼全填平了。
我这才明白武松鲁智深那帮好汉干嘛老是没事找事，动不动找碴儿打架。其实全是让酒肉闹的。你想，五七斤花糕也似的上好熟牛肉，十来碗唤做“透瓶香”的好 酒，这么多高蛋白的好东西在肚子里要发出多少大卡的热量呀，我二斤发糕塞进去还想找碴儿揍谁，武松们不打架他没法消化呀，浑身上下这千百斤力量没地儿发 泄，不过瘾，不痛快呀。
【有一次我们正有劲没处使，碰到一棵小树需要拔掉。我想鲁智深能倒拔垂杨柳，我和另一条壮汉傅冠家两人同时拔这棵酒杯粗的小树也许能行。谁知拔了半天竟纹丝不动。我才知道所谓“倒拔垂杨柳”纯粹是文学描写，靠人的力量谁也无法拔出那么高大的一棵“垂杨柳”。
我们虽然都是些带眼镜的书生，但仰慕的却是那种真正的男子汉，甚至没多少文化的粗汉，日食斗米十肉，有九牛二虎之力。我们不觉得饭量大是什么丢人好笑的事，这是西部汉子的豪爽，透着一种阳刚之美。
我们最看不上的是时下那种港台歌星似的所谓“男人”，一股娘娘腔，莺声燕语，袅袅婷婷，酸不溜丢，一顿吃不下二两饭，还自以为“酷哥儿”。】
到了六五年，学“九评”、揭盖子，阶级斗争越发一抓就灵了。为了彻底贯彻阶级路线，从考试分数上，从生活补助上总得弄些区别出来。最后红五类对粮食定量不满意了：
“黑五类的定量怎么能和红五类一样高？这不是搞资产阶级平等吗？在定量问题上也同样应该贯彻阶级路线！”
那时我们大学生的定量都是三十三斤。于是，每人都根据自己的出身自报定量。红五类最高升到了三十六斤，我还算好，平时食肠甚大，给我照顾到了三十一斤。
已经大学高年级，该有点“桃色新闻”了。有个目标似乎晃到了眼前，她问我目前最想的是什么，我照实回答是饭票，不料“目标”笑个不止。我本来以为她会心领神会给我支援点饭票，没想到她竟把我的最大疾苦当笑料了，只好拜拜。
我想起电影《画家苏里科夫》，苏里科夫没饭吃，动不动向邻居小姐“借”苹果面包画静物写生，“静物”每每有借无还，小姐心领神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我也画过不少人物速写，包括“目标”，但“目标”却不心领神会，关键是“目标”没有面包苹果，只有饭票，而饭票又不适于当“静物”来写生。
活生生的政治课
一向把苏联当老大哥的中国从６２年，也就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开始了“反修运动”，也就是反“苏修”，反赫鲁晓夫。有些秘闻也渐渐传出来：
以前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是老天爷这王八蛋闹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苏修逼债逼的，天灾加人祸，怪不得饿得那么邪乎，我们把赫光头恨得牙痒痒。
听说苏修食品供应也不怎么样，指定要中国用猪肉、鸡蛋还债。在边境上苏修用钎子捅猪肉，不够“四指膘”就不要；用特制的圈子套鸡蛋，小于圈子的鸡蛋不要。据说中国同志一气之下，就在边境上当着苏修的面把食品给烧了！
我当时听了有点不明白，苏修不要为什么不能拿回来给咱中国老百姓吃呢？烧了怪可惜了儿的，这不就和美国生产过剩烧小麦、倒牛奶一样吗？后来听了人家的解 释才明白过来，这是为了显示咱中国人民的志气，告诉光头儿：我们猪肉、鸡蛋多得是，吃不完，你不要我们根本不希罕！我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政治课， 深为自己只惦着眼前私欲，不明爱国大义而惭愧。
你不知道那时候赫秃子瞧不起咱中国人呀，说什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污蔑中国穷得喝大锅清汤，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
当时我们听了污蔑都很气愤，土豆烧牛肉算什么共产主义，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随便端一盘出来就比土豆烧牛肉漂亮得多。
我们中国的确遭了灾，但谁也没喝大锅清汤呀。就算上王师傅往大锅里兑了几桶凉水，里面还是有面条嘛。当然，细想起来倒也真喝过一次“大锅清汤”。那是在 三坪农场，饿得实在招不住，有些同学就偷偷煮了一锅清汤，只放了些酱油、盐、醋、辣面。虽说没什么干货，味道还不错。但总不能说我们只喝大锅清汤过日子 呀。
什么“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胡扯蛋！我一个人就有两条大概还不止，可以换洗着穿。
那时上面说，“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竟敢配合赫光头，胡说什么“大跃进搞糟了”“人民公社搞早了”，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今不如昔”。
据说，中国这几年的灾荒比民国三十一年那次还厉害，那时饿死几百万人，而这次全国竟没饿死一个人，这难道不是光辉的奇迹吗？怎么能说“今不如昔”呢？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从没见过，没听说过饿死一个人。
后来，将近三十岁时到上海出差，听一旅客讲：有次一个外国记者没听我国政府安排，独自上街，走进一家小饭馆，问一位食客，这菜多少钱，答：三毛。好，我就吃这个三毛的菜。
这不憋着给咱社会主义抹黑么？小饭店负责的急了，赶快给上海最有名的锦江饭店打电话，锦江立刻派高级厨师带上作料，骑摩托车飞驰到小饭店，从后门进来， 嘁叱咔叉一通操作。很快，菜端上去了，外形颜色和中国食客那盘三毛的菜一模一样，但味道、下料那就绝对不一般了。你说这厨师的技术有多高！
记者吃完，伸出大拇指称赞：Vere Good！中国老百姓吃的菜太棒了！
但那时大概因为我已经开始变老，听完这个扬我国威的故事竟麻木得振奋不起来。
打倒“乌合来”
６８年分配到皮山县，使我又重新尝到了饿汉饥。
分配不久就下乡接受再教育，公社秘书让我画主席象，别去劳动。我没答应，好几年没锻炼，得活动活动筋骨，别让发达的肌肉萎缩了。谁想一劳动又重新掉入饥饿深渊。
我开始学着做饭，头一次蒸馒头有点酸了，第二次使劲放碱，但已经放到上次的七八倍还是闻着酸，是不是鼻子坏了？
等蒸熟一看，还跟刚揉好时一样大，整个被碱“拿住了”，没发起来。颜色已不是泛黄，甚至也不是泛红，而是成了红褐色，比红高粱面馍馍颜色还深。看来这次“矫枉”的也太“过正”了。
一掰开，一股实验室的药味直冲鼻子，正好，做个化学实验。我煮了一锅酸汤，倒了半瓶醋，极酸极酸。然后把这极碱极碱的馍掰开泡进去，简直是强酸强碱中和，反应方程式的另一端生成了大量气体（↑），满锅冒着气泡，嘶嘶的响。好了，不酸不碱，PH值正好等于７。
星期天到县上开“批斗会”（批谁全忘了），我和王兵坐在一起，王兵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侄子。他看我从挎包掏出一个红褐色的物体往嘴里塞，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家伙？听我讲了“化学实验”之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
“这还能吃？还不赶快扔了！”
扔了？连药丸子都吃过的我，还能把这刚蒸好的“白面馍”扔掉？那不是暴殄天物么？
我终于学会了蒸馒头，雪白喷香。揭锅的时候，小队干部全来作客。我按东方习惯照例谦让了一下，但直率的西域老乡并不照例客套，一锅白馍只好有难同当了。
有天收工回来，发现窗户上的锁被撬（皮山传统的窗户上都有全封闭的木窗扇），一看，刚蒸的一锅白馍和刚买的一斤肉被盗。我立刻到大队用刚学的两句半维语 报告了案情，声明：如果不处理，我就到其它队去！我知道他们必然害怕，一来我自己有工资、口粮，他们实际是白占一个壮劳力的便宜，二来上面已下来红头文 件，迫害知青是犯罪。
大队长先是笑眯眯夸我维语大有进步，刚来时一句不会，现在已能基本听懂你的意思了。然后保证一定批判贼娃子，“啊孜儿”（立刻）就批判。
果然，下午就在我住的小队部院子里开了批判会，大家一个劲儿举拳头，喊口号，我只听懂一句：
“乌合来哟克大衣来！”（贼娃子打倒！）
但那个应该打倒的“乌合来”并没有出现在台前，也许给“乌合来”留了点面子。
我听说大队根据优待知青的文件，允许给知青另卖些高价粮油，这样一个月能吃到五十斤粮。但劳动实在太重，五十斤还是不够，饿得手脚发抖。只干了一个月就知趣地同意回去画主席象了。
桃花源中皮山人
回到县上，在县二中食堂（又是一个二中食堂！）搭伙吃饭。干部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还要为国家节约一斤。大概凡是二中食堂都免不了克扣吧，也搭着我食肠大点，又饿得昏天黑地。
【有次同事戴秀梅请我为她家挖菜窖，说好请我吃拉条子（抻面）。劲儿我有的是，但到吃的时候就得拿住点劲儿。根据我在乌市多年的经验，家家都粮食紧张，一般家里来客人从不留吃饭，客人自己也自觉不吃。
戴秀梅的拉条子着实做得好，我吃了比她和三个小女儿加起来还多的饭，再不敢往下吃，谦虚地说“饱了，饱了”。后来才知道，人家余粮多的是，后悔不迭，白给这婆娘挖了好几方土。
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以前在班上掰腕子从未遇敌手，而今竟连电影院那个瘦脊麻干的李永久都掰不过了，这还得了？】
我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增加定量。那时候车工钳工每月３５斤，翻砂工３８斤，只有锻工４５斤。我是美工，虽然好几米大油画爬高上低劳动强度也不小，但在指 标上还是算“一杯茶一张报”的干部。于是就到县医院，请孙玉珍大夫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病，比如甲亢什么的，怎么吃这么多？然后出个证明，好到粮食局增加些 定量。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有个姑娘太能吃，医院查出有两个胃，定量增加到了九十斤。
孙玉珍大笑：
“吃得多是好事呀，我们想吃都吃不下去呢，你把定量全吃完嘛，不要剩嘛。”
这世界上还有想吃都吃不下去的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反倒羡慕我！我说我两份定量也不一定够，她哪里肯信，只是格格的笑。我是完全认真的，这是我天 天焦虑的头等大事，实在痛苦到不堪忍受才来找大夫医治，而大夫却把病人的主诉当成笑话。我知道没法和“饱女”说清“饿汉饥”。就像焦大和林妹妹，或北京胡 同捡煤核的老太太与高等华人之间一样，是没法沟通的。
后来我回家和哥哥说起“你把定量全吃完嘛，不要剩嘛”这段傻话，哥哥大笑：这多像历史上那个可笑的晋惠帝，当大臣向他汇报全国遭灾老百姓没饭吃，他很奇怪：“他们没饭吃，怎么不吃肉粥呢？”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皮山人几乎与世隔绝。当时我问一些人：
你们难道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事？
自然灾害？没听说过。
六零年到六二年嘛。
噢，好像有过那么一两年，也就是香烟不好买，我们弄点树叶子抽，没听说吃不饱的事呀？社会主义哪儿有这种事？
真怪。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这一带是大丰收，年年往外运粮，《人民日报》载文“生龙活虎皮山人”嘛。愁的只是粮仓不够大，修不及，往外运不及，皮山职工家家都有成百斤余粮。怪不得“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从没挨过饿的人饭量都不大，就和我们五九年刚开始定量时一样，一顿两个馍并不觉得少，定量前我还扔过半个馍呢，饭量并非天生就那么吓人。怪不得皮山人连一份定量“想吃还吃不下去呢”，怪不得见我饿得要看病就像见了外星人似的，原来从没挨过饿嘛。
看来是我以前对形势估计得太悲观了，以为全国都跟我们乌市似的。现在一看，说不定全国像咱们皮山县这样的“桃花源”反倒更多，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有一天书店的楼晓鸳女士请我吃饭，实际憋着给我介绍对象。我定量问题还没解决，哪儿顾得上对象？不过能多吃顿饭总不是坏事。
“好，等我吃过二中的晚饭立刻就去。”
“直接来我家吃不就完了？”
“那顿饭已经登记过的，不吃就浪费了。”
“浪费一顿饭算啥？你也真是的。”
好像我吃完再去她家是瞧不起她，跟她不亲热似的。
待吃过二中的３００克米饭后去了李家，一看她还请了部队的李团长作陪。楼士给我渲染“对象如何貌若天仙、闭月羞花”，我只盯着饭碗根本没听清。吃了两碗 后，看他们各自只吃了一碗，亲热的楼女士还要再盛，我只好袅袅婷婷地说吃饱了，不然真要把漂亮的楼女士给吓出稀来了，也幸亏前面垫了３００克的底。
后来我听孙瞎子到处宣传，这家伙在二中吃了３００克米饭，到楼家又吃了一顿，跟没吃饭一样。他大概想不到我再接着吃第三顿也一点不含糊。
后来听我学生说，皮山当时传说我有两个胃！
忆苦思甜
当然，在男士面前就不必太假斯文，免得自己受苦。
忘了是为了搞好“斗批改”，还是“一打三反”，或者“批林批孔”，总之二中食堂忽然要吃忆苦饭。是煮麸皮，只放点盐，跟煮猪食的烹调法相近，只是不像猪食似的放菜叶，以防太好吃，达不到“忆苦”的标准。
可巧我去晚了，王兵和邢凯两个公子哥儿正在热烈讨论。王兵前面已介绍了，邢凯是大教授的儿子，都是见过世面的天津知青。
“……王佩全那小子还假模假式的，什么谁吃得少就是对最高统帅不忠的表现，真哏儿嗨！”
“玩儿蛋去！那玩艺儿谁爱吃谁吃，我给他做了个样子，其实全倒了。”
“反正咱们有天津寄的饼干，谁怕这套把戏儿？”
这俩看我来了，先是一阵恶作剧的笑，叫我到食堂自己去打饭。
大师傅恶狠狠给我盛了一大碗干麸皮，撒了一把盐，教训道：“谁让你来这么晚，自己煮去，忆苦饭必须吃完，不许剩！”
回到公子哥儿宿舍开始操作。我尝过不少五谷杂粮，就是麸子还没吃过，算又一次“花样翻新”吧。那碗干麸子煮出来满满一锅，我那大碗得盛个两三回。俩公子憋着一脸坏笑义正辞严地教导我：
“你必须全部吃完，不许剩，这可是党对你的考验！”
其实俩公子跟“党”一点不沾边。我一尝，没什么特殊味儿，比红高梁面好吃点，没黑豆馍那么扎嘴，挺好。燃指间一锅麸子不见了。俩公子惊呆，而后笑得喘不过气来。
这算什么忆苦饭？过去贫下中农能吃这么好？能一顿好几碗？玩儿蛋去！我只巴望今后多“忆”几顿这样的“苦”，这俩小资情调哪儿懂这个？
后来又在乡下吃过一次“忆苦饭”，那是做为县上干部下乡视察。
饭前先观摩了老乡的忆苦表演，到底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一位长得极适合当写生模特的白胡子老头儿，在衣服外面套一身千疮百孔的“忆苦专用棉衣”，载歌载舞，旋律低沉悲怆，如泣如诉。看得出来，老头儿对这套程式极熟。
歌舞罢大家一起举拳头呼口号。口号分两类，最后一个单词都是“××松”，“万岁类”是“鸭稀松”，“打倒类”是“哟克松”。需要注意的是：喊“鸭稀松” 时拳头必须向上举，以示欢呼；而喊“哟克松”时拳头必须向下捣，以示“打倒在地”。万万不可搞反，否则有可能当场揪斗。可怜我不谙维语，两个末尾单词的 “××松”听起来又极相似，我只好比别人慢半拍，以防不测。
然后开始吃忆苦饭，其实也就是民族风味的“乌麻稀”，包谷糊糊中加些沙枣、杏子之类，据说解放前贫下中农就以此为生。炊事员怕大家觉悟低吃不下，高叫：多吃啊，多吃，有的是！
“乌麻稀”显然比二中不放菜叶的“麸皮猪食”好吃多了，加上沙枣、杏子更加香甜，参观了一上午，人马劳顿，腹中空空。大家一窝蜂抢得精光还不够全在骂娘。炊事员惊叹，城里干部觉悟怎么一下子提高到如此地步？
看来人家少数民族的忆苦饭远比汉族的精美，恐怕连吃饼干的天津俩公子也不会拒绝接受“党的考验”。更精美的是人家民族方式在忆苦饭之后，下午又安排了“思甜饭”，那自然是大家熟悉的“破箩”──抓饭。
炊事员接受了中午忆苦饭不够吃的教训，这次“破箩”做得多，大家美美“思”了一回社会主义的“甜”。
终于吃饱了
【其实，皮山也不是没有真正懂得病人疾苦的好大夫。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院长周光，诉说了我的一种奇怪的病。
大概从高中开始，只要上课时看着黑板上的字开始发花，那就坏了，我准知道后面要发生的情况。赶快请假飞跑回家躺在床上，等待“情况”的发生。果然一会儿， 眼眶、眼珠儿开始疼，然后是太阳穴疼，疼得死去活来，然后恶心，呕吐，然后就好了，过去了。同学中我只听李德新说过，也犯这病。
从上大学后渐渐好了，谁知最近又犯了，这种病我到医学院都看过，谁都没听说过，周院长你可得救救我。
周光不愧是名医，一听症状就全明白了，说：你这是长期极度的营养缺乏，身体太虚，需要好好进补。多吃鸡、鸡蛋、蜂蜜，几个月就见效。
真的，我怎么还是六零年脑袋，除了定量就不知道其它东西也能吃。现在有工资了，不怕。一个星期一只鸡，每天两个鸡蛋，再托人买蜂蜜。咱这一带有的是水果，动不动来筐杏子、桃儿。
我虽然练了些武功，但真动刀杀鸡还是头皮发麻，尤其掏那堆热呼呼、软囊囊、滑溜溜的鸡杂碎更是起棘皮疙瘩。王兵自告奋勇帮我，从买鸡，到宰杀、收拾全包了，条件是，鸡杂碎全归他吃，谢天谢地！
从此，每星期我们俩一顿土匪式的鸡宴，然后他拉手风琴，我拉提琴，一通儿合奏。
这时我也知道了戴秀梅们都有余粮，借她的粮本，我买些挂面。在宿舍里大吃起来，满头冒汗，邓秀梅不禁说：
“我们家从不爱吃这东西，你怎么吃得那么香？连我都看得馋了，我也快买些尝尝。”
几个月过去，果然像冯光预期的，见效了。虽然还是饿，但那种怪病从此再没有犯过。】
７０年我回家相亲，到对象家里，一见面就问我“吃了吗？”，二话没说，烙了一盆葱花饼，看来远比大学那位“目标”懂得人民疾苦。得，就她了，马上登记操办婚宴。
那时正在文革中，供应极差，母亲只能数人头请客，而且只能请一桌，否则家里没那么多粮票、肉票、油票、粉条票……。母亲按定量安排好，我马不停蹄到群众 饭店排队，用各种票证买米饭、馒头、炒菜，妻子不停地给客人们端上去。待客人和家人走后，我才想起自己还没吃饭，顿时饥肠辘辘。一看厨房里已是碗空锅尽， 一粒饭渣也没剩。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出前几天的半拉干窝头，三两口塞了个牙缝儿。再一问妻子，没想到妻子忙了一天，竟也没吃上一口饭，看来是母亲粗心大 意，数人头时把“新郎新娘”忘了计算。那时已夜深人静，又赶上防空演习，全市戒严，买都没地方买。两人只好干饿着渡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洞房花烛夜”。
那一夜我想的是，只要能给我几块王师傅的高产发糕和两碗张老师的稀糊涂儿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要再能额外有盘二中食堂的咸菜就就，那简直可以称得上最美满的“新婚晚宴”了。
７１年秋，把妻子接到了皮山县，妻子算知青，一月４５斤包谷粒子，我们自己找毛驴驮到水磨上磨成面。开始自己开伙做饭，妻子成了我的大师傅，没有了克扣这一说，从此我吃饱了，结束了长达１２年的饥饿史。
虽说吃饱了，但胃口仍一直非常好，从来体会不到所谓“没胃口”“没食欲”是什么滋味。
７３年皮山物资供应困难到了极点，食品柜台统统挡上了报纸（其实资产阶级记者从未窜入过此地）。连发电的柴油都运不来，粮食局没法磨面，只能把麦粒子交 给农民在水磨上磨。饥饿的农民克扣下麦粒，在磨好的面中搀上黄土和石膏充数。我们一和面，一股子呛人的石膏味和土腥味直冲鼻子，煮出面条来，黑乎乎的，吃 进去满嘴泥巴、沙子。我并不怎么在乎，照样吃得香，照样几大碗。不管里面搀了啥它还得叫“白面”不是？咱什么没吃过？这年月能吃上“白面”就不易。
又一年全县第一美女来我家作客，正赶上妻子烙葱花饼我在吃，我礼貌地让了让美女，美女摇摇手，只坐在我对面笑盈盈看着我吃。那我就不客气了，吃烙饼总比 看美女更实际，尤其就着虎皮辣子。待吃到七八成时，我关心地问妻子怎么还不吃，妻子说我烙一张你吃一张，烙完了你也吃光了，我还怎么吃？美女笑得捂着脸颤 抖。我满心羞愧，怎么竟忘了辛劳的妻？
一直到５０岁以后，饭量才明显降低，才终于有了一般人的体会。一顿最多超不过两个馍。一想起那 时候一顿八个或十五个馍，自己都害怕，自己都想不通当时怎么能把这么多货物塞进嘴里。现在动不动也会没食欲，吃嘛嘛都不香，也是没精打采，挺不舒服的。多 吃几口就顶得一夜睡不好，正像孙玉珍大夫说的“我们想吃还吃不下去呢”，也算另一种痛苦。看来饱汉和饿汉之间的感受确实很难沟通，甚至连当时饿汉的自己与 现在饱汉的自己也无法沟通。
死牛和俄叔
７６年底，县里派我参加幸福公社路教队（路线教育，忘了教育什么），离开妻子的控制范围，在公社食堂定量吃饭，又重新陷入长达几个月的最后一次饥饿。
大家伙儿都饿得够呛，正好公社死了一头牛，老乡们不吃死物，于是由当过川菜厨师又当过兵的贺梁栋亲自掌勺炖了一大锅，大伙儿算过了一回瘾。也许因为缺油水作料或没放血，这锅炖牛肉并没有我们预期的“川味”，大家七嘴八舌讥笑“贺老总”：
你技术不行嘛，什么会炒一百个川菜，吹牛吧？看来你们国军连炊事班长都是冒牌的，怪不得打败仗。
“贺老总”真急了，大发脾气：
你懂个球！你要有好肉好配料我到你家炒给你看！
但一顿过瘾解决不了顿顿饥饿，我们怀疑又是大师傅从中做手脚。有一天饭后，耿丽光先问好大师傅今天和了多少斤面，然后一一登记每人吃了多少克饭，两下一 对，发现竟差了一半。这回没什么“对粮食政策不满”的顾虑，我们就是工作队，政策就在我们嘴上。耿礼广指着大师傅的鼻子质问：
你们和十斤面，卖了二十斤饭，１００克面条实际只有５０克嘛，这是什么问题？
当下撤了管理员，由工作队自己派人管理，监督大师傅。
有天我们在公社碰到邵满年的侄子，一个土土的陕北小伙，他是自然灾害那几年从老家逃荒来的，听他闲聊当时的情景：
那阵俄（我）们那搭儿是成片成片的饿死人，一开始村上死了人，大家还照以往那样打棺材，挖坑埋掉。后来死的多了，棺材打不及，席子一卷埋了。再后来连挖坑的人也没有，死人就让野狗刁上走了……俄们村差不多死光了。俄叔一看不行，就带上俄往外逃。一路上都是尸体……
啥样子？
饿死的尸体都一个样儿，灰灰的，路边多的是。那一带多少村子都死绝了。甘肃也不行，都说这搭儿好，俄和俄叔就来了……
小邵的语言质朴笨拙，表情平淡麻木，就像聊别人的事似的。但我和耿丽光、韩德才都震惊了，耿丽光感慨地说：
那时候我在北京四中，老师说全国没饿死一个人，我们都真信嗨！你说我们那时候怎么那么傻？
这回听小邵一聊才知道，原来那时候还真有饿死人的事！
后来又影影绰绰听一个小道消息说，那时候甘肃有一个县饿死了好几万人，县长都枪毙了，省长都撤职了，我震骇了，但不敢十分相信。
一直到最近才从一本书上看到，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竟达四千多万人（《领袖们的千年难题》广东人民出版社９８年版３００页）！相当于八年抗战 中国军民伤亡总和（两千万）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总和（两千万）！也就是说，那时全国每十几个人中就饿死一位。咱人民遭了多大的难啊，而我们这些 所谓知识分子却麻木不仁，居然几十年来一点不知道。
听了小邵的话，我才知道，咱们“这搭儿”原来是好地方！怪不得那么多河南人、甘肃人、陕西人都往“这搭儿”（包括乌市）跑。叫人家“盲流”不对嘛，人家一点不盲目，全知道该往哪儿流。
我在乌市饿了几年，就算王师傅们克扣了一半定量，我每月起码还能吃上十几斤粮，就这还自以为属于“一根指头”，还一本正经地“狠斗私字”“学习先烈”，其实比起“俄叔俄侄们”我等于没尝过什么“饿汉饥”，比起陕北高原上成村成村灰灰的尸体，我简直泡在蜜罐儿里。
(全文完)
六二年我上了大学。那时全国形势已经好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闹的吧），大学生定量比中学高几斤，再加上大学食堂大，大师傅克扣比例也就明显少了，而且重体力劳动不多，情况一下好多了。
我们每星期回家都带些干粮来，做为一星期的补充。当然，我的补充实际上是从母亲的口粮中省出来的。
母亲每星期烙六张包谷饼，以便每天一张平均补充。其它同学也一样，只是各自补品花色不同。但宿舍太温暖，到星期三饼子就免不了发霉长毛，我们抠掉绿色霉 点和白毛及附近的饼，其余部分照吃不误，只是霉味一天比一天重，到星期六就很难吃了，现在还能记得那味儿。就这样吃了好几年，居然一点毛病没有，这胃简直 是铁打的。
肚子好受一些，就又开始恢复锻炼。我拜同学卫育敦为师父学武术，每天早晨天麻黑起来练，整日价打熬筋骨，希望练就一身武功，将来也好闯荡江湖。力量明显增加了，大概９０公斤的杠铃，也能一挺而起。
好像是**年，学校利用暑假挖一个人工湖──红湖。这是大学四年中唯一的重体力劳动，宣布：本月玉米面馍不定量。这一下我们都甩开腮帮子了，我是顿顿一斤，一天三斤，一个月下来差不多九十斤粮！比我们定量三十三斤高得多。其实这不值一提，离全班“冠军”还差一大截儿。
这么一吃，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无论干多重的活儿，一直干到中午该收工的时候，还觉得力气没使完，不过瘾，不痛快。还要再猛干一阵，大汗 淋漓，才觉得痛快了，活儿干“透”了，肌肉舒服了。这才叫男子汉！趁这时候我赶快又闹了一张“标准照”，嘿！原来的坑坑洼洼全填平了。
我这才明白武松鲁智深那帮好汉干嘛老是没事找事，动不动找碴儿打架。其实全是让酒肉闹的。你想，五七斤花糕也似的上好熟牛肉，十来碗唤做“透瓶香”的好 酒，这么多高蛋白的好东西在肚子里要发出多少大卡的热量呀，我二斤发糕塞进去还想找碴儿揍谁，武松们不打架他没法消化呀，浑身上下这千百斤力量没地儿发 泄，不过瘾，不痛快呀。
【有一次我们正有劲没处使，碰到一棵小树需要拔掉。我想鲁智深能倒拔垂杨柳，我和另一条壮汉傅冠家两人同时拔这棵酒杯粗的小树也许能行。谁知拔了半天竟纹丝不动。我才知道所谓“倒拔垂杨柳”纯粹是文学描写，靠人的力量谁也无法拔出那么高大的一棵“垂杨柳”。
我们虽然都是些带眼镜的书生，但仰慕的却是那种真正的男子汉，甚至没多少文化的粗汉，日食斗米十肉，有九牛二虎之力。我们不觉得饭量大是什么丢人好笑的事，这是西部汉子的豪爽，透着一种阳刚之美。
我们最看不上的是时下那种港台歌星似的所谓“男人”，一股娘娘腔，莺声燕语，袅袅婷婷，酸不溜丢，一顿吃不下二两饭，还自以为“酷哥儿”。】
到了六五年，学“九评”、揭盖子，阶级斗争越发一抓就灵了。为了彻底贯彻阶级路线，从考试分数上，从生活补助上总得弄些区别出来。最后红五类对粮食定量不满意了：
“黑五类的定量怎么能和红五类一样高？这不是搞资产阶级平等吗？在定量问题上也同样应该贯彻阶级路线！”
那时我们大学生的定量都是三十三斤。于是，每人都根据自己的出身自报定量。红五类最高升到了三十六斤，我还算好，平时食肠甚大，给我照顾到了三十一斤。
已经大学高年级，该有点“桃色新闻”了。有个目标似乎晃到了眼前，她问我目前最想的是什么，我照实回答是饭票，不料“目标”笑个不止。我本来以为她会心领神会给我支援点饭票，没想到她竟把我的最大疾苦当笑料了，只好拜拜。
我想起电影《画家苏里科夫》，苏里科夫没饭吃，动不动向邻居小姐“借”苹果面包画静物写生，“静物”每每有借无还，小姐心领神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 我也画过不少人物速写，包括“目标”，但“目标”却不心领神会，关键是“目标”没有面包苹果，只有饭票，而饭票又不适于当“静物”来写生。
活生生的政治课
一向把苏联当老大哥的中国从６２年，也就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开始了“反修运动”，也就是反“苏修”，反赫鲁晓夫。有些秘闻也渐渐传出来：
以前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是老天爷这王八蛋闹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苏修逼债逼的，天灾加人祸，怪不得饿得那么邪乎，我们把赫光头恨得牙痒痒。
听说苏修食品供应也不怎么样，指定要中国用猪肉、鸡蛋还债。在边境上苏修用钎子捅猪肉，不够“四指膘”就不要；用特制的圈子套鸡蛋，小于圈子的鸡蛋不要。据说中国同志一气之下，就在边境上当着苏修的面把食品给烧了！
我当时听了有点不明白，苏修不要为什么不能拿回来给咱中国老百姓吃呢？烧了怪可惜了儿的，这不就和美国生产过剩烧小麦、倒牛奶一样吗？后来听了人家的解 释才明白过来，这是为了显示咱中国人民的志气，告诉光头儿：我们猪肉、鸡蛋多得是，吃不完，你不要我们根本不希罕！我又上了一堂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政治课， 深为自己只惦着眼前私欲，不明爱国大义而惭愧。
你不知道那时候赫秃子瞧不起咱中国人呀，说什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污蔑中国穷得喝大锅清汤，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
当时我们听了污蔑都很气愤，土豆烧牛肉算什么共产主义，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随便端一盘出来就比土豆烧牛肉漂亮得多。
我们中国的确遭了灾，但谁也没喝大锅清汤呀。就算上王师傅往大锅里兑了几桶凉水，里面还是有面条嘛。当然，细想起来倒也真喝过一次“大锅清汤”。那是在 三坪农场，饿得实在招不住，有些同学就偷偷煮了一锅清汤，只放了些酱油、盐、醋、辣面。虽说没什么干货，味道还不错。但总不能说我们只喝大锅清汤过日子 呀。
什么“五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胡扯蛋！我一个人就有两条大概还不止，可以换洗着穿。
那时上面说，“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竟敢配合赫光头，胡说什么“大跃进搞糟了”“人民公社搞早了”，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今不如昔”。
据说，中国这几年的灾荒比民国三十一年那次还厉害，那时饿死几百万人，而这次全国竟没饿死一个人，这难道不是光辉的奇迹吗？怎么能说“今不如昔”呢？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从没见过，没听说过饿死一个人。
后来，将近三十岁时到上海出差，听一旅客讲：有次一个外国记者没听我国政府安排，独自上街，走进一家小饭馆，问一位食客，这菜多少钱，答：三毛。好，我就吃这个三毛的菜。
这不憋着给咱社会主义抹黑么？小饭店负责的急了，赶快给上海最有名的锦江饭店打电话，锦江立刻派高级厨师带上作料，骑摩托车飞驰到小饭店，从后门进来， 嘁叱咔叉一通操作。很快，菜端上去了，外形颜色和中国食客那盘三毛的菜一模一样，但味道、下料那就绝对不一般了。你说这厨师的技术有多高！
记者吃完，伸出大拇指称赞：Vere Good！中国老百姓吃的菜太棒了！
但那时大概因为我已经开始变老，听完这个扬我国威的故事竟麻木得振奋不起来。
打倒“乌合来”
６８年分配到皮山县，使我又重新尝到了饿汉饥。
分配不久就下乡接受再教育，公社秘书让我画主席象，别去劳动。我没答应，好几年没锻炼，得活动活动筋骨，别让发达的肌肉萎缩了。谁想一劳动又重新掉入饥饿深渊。
我开始学着做饭，头一次蒸馒头有点酸了，第二次使劲放碱，但已经放到上次的七八倍还是闻着酸，是不是鼻子坏了？
等蒸熟一看，还跟刚揉好时一样大，整个被碱“拿住了”，没发起来。颜色已不是泛黄，甚至也不是泛红，而是成了红褐色，比红高粱面馍馍颜色还深。看来这次“矫枉”的也太“过正”了。
一掰开，一股实验室的药味直冲鼻子，正好，做个化学实验。我煮了一锅酸汤，倒了半瓶醋，极酸极酸。然后把这极碱极碱的馍掰开泡进去，简直是强酸强碱中和，反应方程式的另一端生成了大量气体（↑），满锅冒着气泡，嘶嘶的响。好了，不酸不碱，PH值正好等于７。
星期天到县上开“批斗会”（批谁全忘了），我和王兵坐在一起，王兵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侄子。他看我从挎包掏出一个红褐色的物体往嘴里塞，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家伙？听我讲了“化学实验”之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
“这还能吃？还不赶快扔了！”
扔了？连药丸子都吃过的我，还能把这刚蒸好的“白面馍”扔掉？那不是暴殄天物么？
我终于学会了蒸馒头，雪白喷香。揭锅的时候，小队干部全来作客。我按东方习惯照例谦让了一下，但直率的西域老乡并不照例客套，一锅白馍只好有难同当了。
有天收工回来，发现窗户上的锁被撬（皮山传统的窗户上都有全封闭的木窗扇），一看，刚蒸的一锅白馍和刚买的一斤肉被盗。我立刻到大队用刚学的两句半维语 报告了案情，声明：如果不处理，我就到其它队去！我知道他们必然害怕，一来我自己有工资、口粮，他们实际是白占一个壮劳力的便宜，二来上面已下来红头文 件，迫害知青是犯罪。
大队长先是笑眯眯夸我维语大有进步，刚来时一句不会，现在已能基本听懂你的意思了。然后保证一定批判贼娃子，“啊孜儿”（立刻）就批判。
果然，下午就在我住的小队部院子里开了批判会，大家一个劲儿举拳头，喊口号，我只听懂一句：
“乌合来哟克大衣来！”（贼娃子打倒！）
但那个应该打倒的“乌合来”并没有出现在台前，也许给“乌合来”留了点面子。
我听说大队根据优待知青的文件，允许给知青另卖些高价粮油，这样一个月能吃到五十斤粮。但劳动实在太重，五十斤还是不够，饿得手脚发抖。只干了一个月就知趣地同意回去画主席象了。
桃花源中皮山人
回到县上，在县二中食堂（又是一个二中食堂！）搭伙吃饭。干部的定量是三十斤，每人还要为国家节约一斤。大概凡是二中食堂都免不了克扣吧，也搭着我食肠大点，又饿得昏天黑地。
【有次同事戴秀梅请我为她家挖菜窖，说好请我吃拉条子（抻面）。劲儿我有的是，但到吃的时候就得拿住点劲儿。根据我在乌市多年的经验，家家都粮食紧张，一般家里来客人从不留吃饭，客人自己也自觉不吃。
戴秀梅的拉条子着实做得好，我吃了比她和三个小女儿加起来还多的饭，再不敢往下吃，谦虚地说“饱了，饱了”。后来才知道，人家余粮多的是，后悔不迭，白给这婆娘挖了好几方土。
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以前在班上掰腕子从未遇敌手，而今竟连电影院那个瘦脊麻干的李永久都掰不过了，这还得了？】
我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增加定量。那时候车工钳工每月３５斤，翻砂工３８斤，只有锻工４５斤。我是美工，虽然好几米大油画爬高上低劳动强度也不小，但在指 标上还是算“一杯茶一张报”的干部。于是就到县医院，请孙玉珍大夫给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病，比如甲亢什么的，怎么吃这么多？然后出个证明，好到粮食局增加些 定量。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有个姑娘太能吃，医院查出有两个胃，定量增加到了九十斤。
孙玉珍大笑：
“吃得多是好事呀，我们想吃都吃不下去呢，你把定量全吃完嘛，不要剩嘛。”
这世界上还有想吃都吃不下去的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反倒羡慕我！我说我两份定量也不一定够，她哪里肯信，只是格格的笑。我是完全认真的，这是我天 天焦虑的头等大事，实在痛苦到不堪忍受才来找大夫医治，而大夫却把病人的主诉当成笑话。我知道没法和“饱女”说清“饿汉饥”。就像焦大和林妹妹，或北京胡 同捡煤核的老太太与高等华人之间一样，是没法沟通的。
后来我回家和哥哥说起“你把定量全吃完嘛，不要剩嘛”这段傻话，哥哥大笑：这多像历史上那个可笑的晋惠帝，当大臣向他汇报全国遭灾老百姓没饭吃，他很奇怪：“他们没饭吃，怎么不吃肉粥呢？”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皮山人几乎与世隔绝。当时我问一些人：
你们难道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事？
自然灾害？没听说过。
六零年到六二年嘛。
噢，好像有过那么一两年，也就是香烟不好买，我们弄点树叶子抽，没听说吃不饱的事呀？社会主义哪儿有这种事？
真怪。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这一带是大丰收，年年往外运粮，《人民日报》载文“生龙活虎皮山人”嘛。愁的只是粮仓不够大，修不及，往外运不及，皮山职工家家都有成百斤余粮。怪不得“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从没挨过饿的人饭量都不大，就和我们五九年刚开始定量时一样，一顿两个馍并不觉得少，定量前我还扔过半个馍呢，饭量并非天生就那么吓人。怪不得皮山人连一份定量“想吃还吃不下去呢”，怪不得见我饿得要看病就像见了外星人似的，原来从没挨过饿嘛。
看来是我以前对形势估计得太悲观了，以为全国都跟我们乌市似的。现在一看，说不定全国像咱们皮山县这样的“桃花源”反倒更多，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有一天书店的楼晓鸳女士请我吃饭，实际憋着给我介绍对象。我定量问题还没解决，哪儿顾得上对象？不过能多吃顿饭总不是坏事。
“好，等我吃过二中的晚饭立刻就去。”
“直接来我家吃不就完了？”
“那顿饭已经登记过的，不吃就浪费了。”
“浪费一顿饭算啥？你也真是的。”
好像我吃完再去她家是瞧不起她，跟她不亲热似的。
待吃过二中的３００克米饭后去了李家，一看她还请了部队的李团长作陪。楼士给我渲染“对象如何貌若天仙、闭月羞花”，我只盯着饭碗根本没听清。吃了两碗 后，看他们各自只吃了一碗，亲热的楼女士还要再盛，我只好袅袅婷婷地说吃饱了，不然真要把漂亮的楼女士给吓出稀来了，也幸亏前面垫了３００克的底。
后来我听孙瞎子到处宣传，这家伙在二中吃了３００克米饭，到楼家又吃了一顿，跟没吃饭一样。他大概想不到我再接着吃第三顿也一点不含糊。
后来听我学生说，皮山当时传说我有两个胃！
忆苦思甜
当然，在男士面前就不必太假斯文，免得自己受苦。
忘了是为了搞好“斗批改”，还是“一打三反”，或者“批林批孔”，总之二中食堂忽然要吃忆苦饭。是煮麸皮，只放点盐，跟煮猪食的烹调法相近，只是不像猪食似的放菜叶，以防太好吃，达不到“忆苦”的标准。
可巧我去晚了，王兵和邢凯两个公子哥儿正在热烈讨论。王兵前面已介绍了，邢凯是大教授的儿子，都是见过世面的天津知青。
“……王佩全那小子还假模假式的，什么谁吃得少就是对最高统帅不忠的表现，真哏儿嗨！”
“玩儿蛋去！那玩艺儿谁爱吃谁吃，我给他做了个样子，其实全倒了。”
“反正咱们有天津寄的饼干，谁怕这套把戏儿？”
这俩看我来了，先是一阵恶作剧的笑，叫我到食堂自己去打饭。
大师傅恶狠狠给我盛了一大碗干麸皮，撒了一把盐，教训道：“谁让你来这么晚，自己煮去，忆苦饭必须吃完，不许剩！”
回到公子哥儿宿舍开始操作。我尝过不少五谷杂粮，就是麸子还没吃过，算又一次“花样翻新”吧。那碗干麸子煮出来满满一锅，我那大碗得盛个两三回。俩公子憋着一脸坏笑义正辞严地教导我：
“你必须全部吃完，不许剩，这可是党对你的考验！”
其实俩公子跟“党”一点不沾边。我一尝，没什么特殊味儿，比红高梁面好吃点，没黑豆馍那么扎嘴，挺好。燃指间一锅麸子不见了。俩公子惊呆，而后笑得喘不过气来。
这算什么忆苦饭？过去贫下中农能吃这么好？能一顿好几碗？玩儿蛋去！我只巴望今后多“忆”几顿这样的“苦”，这俩小资情调哪儿懂这个？
后来又在乡下吃过一次“忆苦饭”，那是做为县上干部下乡视察。
饭前先观摩了老乡的忆苦表演，到底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一位长得极适合当写生模特的白胡子老头儿，在衣服外面套一身千疮百孔的“忆苦专用棉衣”，载歌载舞，旋律低沉悲怆，如泣如诉。看得出来，老头儿对这套程式极熟。
歌舞罢大家一起举拳头呼口号。口号分两类，最后一个单词都是“××松”，“万岁类”是“鸭稀松”，“打倒类”是“哟克松”。需要注意的是：喊“鸭稀松” 时拳头必须向上举，以示欢呼；而喊“哟克松”时拳头必须向下捣，以示“打倒在地”。万万不可搞反，否则有可能当场揪斗。可怜我不谙维语，两个末尾单词的 “××松”听起来又极相似，我只好比别人慢半拍，以防不测。
然后开始吃忆苦饭，其实也就是民族风味的“乌麻稀”，包谷糊糊中加些沙枣、杏子之类，据说解放前贫下中农就以此为生。炊事员怕大家觉悟低吃不下，高叫：多吃啊，多吃，有的是！
“乌麻稀”显然比二中不放菜叶的“麸皮猪食”好吃多了，加上沙枣、杏子更加香甜，参观了一上午，人马劳顿，腹中空空。大家一窝蜂抢得精光还不够全在骂娘。炊事员惊叹，城里干部觉悟怎么一下子提高到如此地步？
看来人家少数民族的忆苦饭远比汉族的精美，恐怕连吃饼干的天津俩公子也不会拒绝接受“党的考验”。更精美的是人家民族方式在忆苦饭之后，下午又安排了“思甜饭”，那自然是大家熟悉的“破箩”──抓饭。
炊事员接受了中午忆苦饭不够吃的教训，这次“破箩”做得多，大家美美“思”了一回社会主义的“甜”。
终于吃饱了
【其实，皮山也不是没有真正懂得病人疾苦的好大夫。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院长周光，诉说了我的一种奇怪的病。
大概从高中开始，只要上课时看着黑板上的字开始发花，那就坏了，我准知道后面要发生的情况。赶快请假飞跑回家躺在床上，等待“情况”的发生。果然一会儿， 眼眶、眼珠儿开始疼，然后是太阳穴疼，疼得死去活来，然后恶心，呕吐，然后就好了，过去了。同学中我只听李德新说过，也犯这病。
从上大学后渐渐好了，谁知最近又犯了，这种病我到医学院都看过，谁都没听说过，周院长你可得救救我。
周光不愧是名医，一听症状就全明白了，说：你这是长期极度的营养缺乏，身体太虚，需要好好进补。多吃鸡、鸡蛋、蜂蜜，几个月就见效。
真的，我怎么还是六零年脑袋，除了定量就不知道其它东西也能吃。现在有工资了，不怕。一个星期一只鸡，每天两个鸡蛋，再托人买蜂蜜。咱这一带有的是水果，动不动来筐杏子、桃儿。
我虽然练了些武功，但真动刀杀鸡还是头皮发麻，尤其掏那堆热呼呼、软囊囊、滑溜溜的鸡杂碎更是起棘皮疙瘩。王兵自告奋勇帮我，从买鸡，到宰杀、收拾全包了，条件是，鸡杂碎全归他吃，谢天谢地！
从此，每星期我们俩一顿土匪式的鸡宴，然后他拉手风琴，我拉提琴，一通儿合奏。
这时我也知道了戴秀梅们都有余粮，借她的粮本，我买些挂面。在宿舍里大吃起来，满头冒汗，邓秀梅不禁说：
“我们家从不爱吃这东西，你怎么吃得那么香？连我都看得馋了，我也快买些尝尝。”
几个月过去，果然像冯光预期的，见效了。虽然还是饿，但那种怪病从此再没有犯过。】
７０年我回家相亲，到对象家里，一见面就问我“吃了吗？”，二话没说，烙了一盆葱花饼，看来远比大学那位“目标”懂得人民疾苦。得，就她了，马上登记操办婚宴。
那时正在文革中，供应极差，母亲只能数人头请客，而且只能请一桌，否则家里没那么多粮票、肉票、油票、粉条票……。母亲按定量安排好，我马不停蹄到群众 饭店排队，用各种票证买米饭、馒头、炒菜，妻子不停地给客人们端上去。待客人和家人走后，我才想起自己还没吃饭，顿时饥肠辘辘。一看厨房里已是碗空锅尽， 一粒饭渣也没剩。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出前几天的半拉干窝头，三两口塞了个牙缝儿。再一问妻子，没想到妻子忙了一天，竟也没吃上一口饭，看来是母亲粗心大 意，数人头时把“新郎新娘”忘了计算。那时已夜深人静，又赶上防空演习，全市戒严，买都没地方买。两人只好干饿着渡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洞房花烛夜”。
那一夜我想的是，只要能给我几块王师傅的高产发糕和两碗张老师的稀糊涂儿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要再能额外有盘二中食堂的咸菜就就，那简直可以称得上最美满的“新婚晚宴”了。
７１年秋，把妻子接到了皮山县，妻子算知青，一月４５斤包谷粒子，我们自己找毛驴驮到水磨上磨成面。开始自己开伙做饭，妻子成了我的大师傅，没有了克扣这一说，从此我吃饱了，结束了长达１２年的饥饿史。
虽说吃饱了，但胃口仍一直非常好，从来体会不到所谓“没胃口”“没食欲”是什么滋味。
７３年皮山物资供应困难到了极点，食品柜台统统挡上了报纸（其实资产阶级记者从未窜入过此地）。连发电的柴油都运不来，粮食局没法磨面，只能把麦粒子交 给农民在水磨上磨。饥饿的农民克扣下麦粒，在磨好的面中搀上黄土和石膏充数。我们一和面，一股子呛人的石膏味和土腥味直冲鼻子，煮出面条来，黑乎乎的，吃 进去满嘴泥巴、沙子。我并不怎么在乎，照样吃得香，照样几大碗。不管里面搀了啥它还得叫“白面”不是？咱什么没吃过？这年月能吃上“白面”就不易。
又一年全县第一美女来我家作客，正赶上妻子烙葱花饼我在吃，我礼貌地让了让美女，美女摇摇手，只坐在我对面笑盈盈看着我吃。那我就不客气了，吃烙饼总比 看美女更实际，尤其就着虎皮辣子。待吃到七八成时，我关心地问妻子怎么还不吃，妻子说我烙一张你吃一张，烙完了你也吃光了，我还怎么吃？美女笑得捂着脸颤 抖。我满心羞愧，怎么竟忘了辛劳的妻？
一直到５０岁以后，饭量才明显降低，才终于有了一般人的体会。一顿最多超不过两个馍。一想起那 时候一顿八个或十五个馍，自己都害怕，自己都想不通当时怎么能把这么多货物塞进嘴里。现在动不动也会没食欲，吃嘛嘛都不香，也是没精打采，挺不舒服的。多 吃几口就顶得一夜睡不好，正像孙玉珍大夫说的“我们想吃还吃不下去呢”，也算另一种痛苦。看来饱汉和饿汉之间的感受确实很难沟通，甚至连当时饿汉的自己与 现在饱汉的自己也无法沟通。
死牛和俄叔
７６年底，县里派我参加幸福公社路教队（路线教育，忘了教育什么），离开妻子的控制范围，在公社食堂定量吃饭，又重新陷入长达几个月的最后一次饥饿。
大家伙儿都饿得够呛，正好公社死了一头牛，老乡们不吃死物，于是由当过川菜厨师又当过兵的贺梁栋亲自掌勺炖了一大锅，大伙儿算过了一回瘾。也许因为缺油水作料或没放血，这锅炖牛肉并没有我们预期的“川味”，大家七嘴八舌讥笑“贺老总”：
你技术不行嘛，什么会炒一百个川菜，吹牛吧？看来你们国军连炊事班长都是冒牌的，怪不得打败仗。
“贺老总”真急了，大发脾气：
你懂个球！你要有好肉好配料我到你家炒给你看！
但一顿过瘾解决不了顿顿饥饿，我们怀疑又是大师傅从中做手脚。有一天饭后，耿丽光先问好大师傅今天和了多少斤面，然后一一登记每人吃了多少克饭，两下一 对，发现竟差了一半。这回没什么“对粮食政策不满”的顾虑，我们就是工作队，政策就在我们嘴上。耿礼广指着大师傅的鼻子质问：
你们和十斤面，卖了二十斤饭，１００克面条实际只有５０克嘛，这是什么问题？
当下撤了管理员，由工作队自己派人管理，监督大师傅。
有天我们在公社碰到邵满年的侄子，一个土土的陕北小伙，他是自然灾害那几年从老家逃荒来的，听他闲聊当时的情景：
那阵俄（我）们那搭儿是成片成片的饿死人，一开始村上死了人，大家还照以往那样打棺材，挖坑埋掉。后来死的多了，棺材打不及，席子一卷埋了。再后来连挖坑的人也没有，死人就让野狗刁上走了……俄们村差不多死光了。俄叔一看不行，就带上俄往外逃。一路上都是尸体……
啥样子？
饿死的尸体都一个样儿，灰灰的，路边多的是。那一带多少村子都死绝了。甘肃也不行，都说这搭儿好，俄和俄叔就来了……
小邵的语言质朴笨拙，表情平淡麻木，就像聊别人的事似的。但我和耿丽光、韩德才都震惊了，耿丽光感慨地说：
那时候我在北京四中，老师说全国没饿死一个人，我们都真信嗨！你说我们那时候怎么那么傻？
这回听小邵一聊才知道，原来那时候还真有饿死人的事！
后来又影影绰绰听一个小道消息说，那时候甘肃有一个县饿死了好几万人，县长都枪毙了，省长都撤职了，我震骇了，但不敢十分相信。
一直到最近才从一本书上看到，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竟达四千多万人（《领袖们的千年难题》广东人民出版社９８年版３００页）！相当于八年抗战 中国军民伤亡总和（两千万）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总和（两千万）！也就是说，那时全国每十几个人中就饿死一位。咱人民遭了多大的难啊，而我们这些 所谓知识分子却麻木不仁，居然几十年来一点不知道。
听了小邵的话，我才知道，咱们“这搭儿”原来是好地方！怪不得那么多河南人、甘肃人、陕西人都往“这搭儿”（包括乌市）跑。叫人家“盲流”不对嘛，人家一点不盲目，全知道该往哪儿流。
我在乌市饿了几年，就算王师傅们克扣了一半定量，我每月起码还能吃上十几斤粮，就这还自以为属于“一根指头”，还一本正经地“狠斗私字”“学习先烈”，其实比起“俄叔俄侄们”我等于没尝过什么“饿汉饥”，比起陕北高原上成村成村灰灰的尸体，我简直泡在蜜罐儿里。
(全文完)
【后来读到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一段对当时饥饿的描述，实在精彩得很：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扶托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 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课 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 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没尝过饿汉饥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这种感受的。】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扶托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 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课 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 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没尝过饿汉饥的作家是绝对写不出这种感受的。】
再附资料
以下摘自《山东画报》，好好看看那个左棍们热衷的所谓火热的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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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自带粮票 探亲访友
根据国务院1955年8月25日制订的有关《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原则规定，农村居民来往城镇在外用膳，可按当地粮食部门暂行办法的规定，凭自带 的粮食或粮食供应证，换取地方粮票；又将市镇粮食统销并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并发放粮票。同年9月2日，开始对油、肉、糖以及以粮食为 原料加工生产的副食品实行控制销售，并发放各类票证。从当年11月1日起，全国普遍发行和使用全国或地方粮票。从此，春节的口粮和主要副食品也实行凭票定 量供应的办法。
1957年12月1日，湖北省通山县粮食局，为方便农民在春节期间探亲访友的需要，决定启用当日起至次年3月底止的“县内流动粮票”一种(1958年2月18日为大年初一)。该票面额壹斤，有效期为4个月。
1959 年，四川成都别出心裁地印发了《猪肉购买证》节日套票小全张(12枚)一种，内容包括当年的元旦、春节、五一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等6个节日(最后 1枚是1960年元旦使用)，票中规定春节供应1.5斤、端午和中秋各供应0.4斤、元旦供应0.5斤，而“五一”和国庆只供应0.2斤，可见对传统节日 的重视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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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物资紧缺 同甘共苦
上 世纪60年代初，我国处于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境中。在济南，买1斤不凭票点心或1斤花糖，要收7元钱，而当时职工平均月工资只有37元多。西安 市第二商 业局为确保1961年春节副食品的供应，特赶印按人口定量、定品种的小联票一种。该票印有“豆腐1斤、肉食8两、酱油2两、豆芽1斤、粉条半斤、食盐2 两”共6种副食品，既是每人过年的食谱，又是全家人共享的年夜饭。该票正面上端鲜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点缀出新春佳节的浓烈气氛。底饰又烘托红色缕空“欢 渡春节”4个美术字(“渡”为错别字)，主题语言一目了然。领用这种票证，是每个家庭企盼一年的渴望，若不慎丢失，或用时难以寻找，谁能品味出那时人们的 苦涩心境？为了保证发放和领用的万无一失，票证印有统一编号。该票背面的使用说明规定，供应单位供货后必须剪下所供品种之证券，并妥善保存，节后送交主营 公司审查供应数量。从这枚“春节菜谱”上，反映出国家在最艰苦的年代，倾其库存，力所能及地让老百姓过好春节，政府关怀的情谊曾感动过整整一代人，至今仍 令人难以忘怀。
1962年，福州市推出在春节期间使用的“周岁内儿童食糖购买票”，定量5两。该票盖有“作废”章，说明已经使用过，不能重复使用。这类票证并不多见，表明当地政府对婴幼儿的关怀。
1965年春节期间，武汉市民使用一种由该市印发的花生票，规定凭票供应一份，遗失不补。当时的1份究竟供应多少尚不清楚。据推测，省会城市居民节日供应副食品的原则是品种较全，数量适中。估计该票若是一家人的供应量，一般不超过壹斤。
我国政府历来极为关心华侨和侨眷的生活，在“文革”时期，虽然各类物资紧缺，但有关部门还是一如既往给予特殊照顾。1966年1月，由上海市粮食局和第一 商业局联合推出了《上海市华侨特种供应票》一种，规定该票只能在春节期间使用。它由粮、布、黄豆、糯米(富强粉)、豆类、油等多种品种组成，又分10枚供 应小票，可以整票或单枚使用。
这个年代的春节，粗粮细做难见荤腥，而且市民的口粮，经过几次调整，其标准每月每人平均减少三分之 一，农民每月每人平均压低口粮二市斤。这期间，全国用于凭票供应的物品约70余种，北京、上海则超过100种。春节将临，人们拿着票证东奔西走，甚至全家 出动分工负责，排队去采购年货。那时，家家都用蜂窝煤做饭，有几次因煤料紧缺，煤店三班倒抓紧生产，人们半夜起来去煤店挨号买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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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拨乱反正 人性复归
这个年代人们历经坎坷过春节。经过“文革”的冲击，一直笼罩着人们的一层抑郁、伤感的气氛开始化解，彼此的理解唤起人们的共鸣。市面上名优小吃不断推出， 传统色彩开始恢复，庙会、舞狮、舞龙等喜闻乐见的民间活动火爆起来，但最显著的改变之一就是人性的复归，人们交际关系日益增进。在当时，这种精神上的信任 感和幸福 感远比物质上的享受更为重要。人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生活逐渐好转的喜悦，体味着拨乱反正之后难得的团圆及亲友间的温馨。
虽说这个年代还处于短缺经济下，一到过年消费主题仍是“抢购”，但市场上粮、油、肉、蛋、水果、茶叶等供应充足，菜店内还出现黄瓜、豆角、西红柿等一些夏令蔬菜，令人眼睛一亮。
1970年，江陵县食品公司印发了面额为半斤的“猪杂票”，左侧印有“最高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时代色彩十分醒目。按照我国农村办年货的习 惯，老百姓往往喜欢买猪脚、猪肺等猪杂，以备候客做下酒菜。所以这种票证符合他们的购物欲望，但若要买一只猪头怎么办？“半斤”票肯定不行，只能“凑份 子”共享了。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曾被老百姓公认为衡量当时某个家庭生活富裕的重要标志，特别是过年的新婚家庭中，这耀眼的 “三大件”具有豪华气派的时代特色，也是反映那年代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实际内容之一(人们上下班、托货带人需要自行车，而缝缝补补又少不了缝纫机，手表则是 当时最“阔气”的流动家产。)。1979年以后，各地先后发放“电视机购买票”，最初为12口寸黑白电视机，不久国产和进口彩电开始亮相市场。
天津人特别爱吃麻酱，供应量始终居高不下。1977年1期的麻酱票，曾在当年春节期间得以垂青。按节日增补的规定，供应量可能要加倍。由于对麻酱情有独 钟，据悉也曾引发不少“恶作剧”的发生，为了能凭票买点麻酱，经常有哭笑不得的尴尬场面出现，一些人购物时受屈辱、被蒙骗的事例，今日回想起来仍历历在 目。
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上山下乡运动，曾在那年代掀起数次高潮。1979年元旦，太原市印发了“知识青年春节回城探亲粮食照顾 证”。此证各地都有发放，但供应品种有所区别，南方城市以传统食品(如年糕、面点)为主，北方城市以家常副食(如肉食、豆腐)居多。这种粮食供应证，按照 当地饮食习惯可能是补助大米或面粉，大约最多为15天至1个月的定量数。那年月子女自带口粮回到父母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惯例，它要比送其他任何礼物都要珍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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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春暖人间
年临近春 节，济南市蔬菜公司山师门市部，为了确保节日蔬菜的供应，预测市场的供 需矛盾后，临时决定采用凭票(该店自印)的办法来供应一定数量和品种的蔬菜。这是一枚特殊的供应证，票中的备注内容，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状况正在明 显好转中。商店推出这种机动票，可以对供应期间出现的突发增量有个缓冲的余地，这是一种应急措施。商店通过这种形式的销售活动，证明它在推行优质服务、承 诺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创出了经营特色的品牌。
1983年春节，城镇居民每人供应富强粉3斤、小杂豆1斤、江米1斤、花生油4两、香油1两、花生半斤、瓜子3两、麻酱1两、鱼 两斤(定量内每人保证黄鱼半斤)。
1984年春节，市场开始出售不凭本豆腐。
1985年春节，西餐亮相，各类低度酒和补酒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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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凭票供应 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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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山东画报》，好好看看那个左棍们热衷的所谓火热的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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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自带粮票 探亲访友
根据国务院1955年8月25日制订的有关《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原则规定，农村居民来往城镇在外用膳，可按当地粮食部门暂行办法的规定，凭自带 的粮食或粮食供应证，换取地方粮票；又将市镇粮食统销并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并发放粮票。同年9月2日，开始对油、肉、糖以及以粮食为 原料加工生产的副食品实行控制销售，并发放各类票证。从当年11月1日起，全国普遍发行和使用全国或地方粮票。从此，春节的口粮和主要副食品也实行凭票定 量供应的办法。
1957年12月1日，湖北省通山县粮食局，为方便农民在春节期间探亲访友的需要，决定启用当日起至次年3月底止的“县内流动粮票”一种(1958年2月18日为大年初一)。该票面额壹斤，有效期为4个月。
1959 年，四川成都别出心裁地印发了《猪肉购买证》节日套票小全张(12枚)一种，内容包括当年的元旦、春节、五一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等6个节日(最后 1枚是1960年元旦使用)，票中规定春节供应1.5斤、端午和中秋各供应0.4斤、元旦供应0.5斤，而“五一”和国庆只供应0.2斤，可见对传统节日 的重视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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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物资紧缺 同甘共苦
上 世纪60年代初，我国处于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境中。在济南，买1斤不凭票点心或1斤花糖，要收7元钱，而当时职工平均月工资只有37元多。西安 市第二商 业局为确保1961年春节副食品的供应，特赶印按人口定量、定品种的小联票一种。该票印有“豆腐1斤、肉食8两、酱油2两、豆芽1斤、粉条半斤、食盐2 两”共6种副食品，既是每人过年的食谱，又是全家人共享的年夜饭。该票正面上端鲜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点缀出新春佳节的浓烈气氛。底饰又烘托红色缕空“欢 渡春节”4个美术字(“渡”为错别字)，主题语言一目了然。领用这种票证，是每个家庭企盼一年的渴望，若不慎丢失，或用时难以寻找，谁能品味出那时人们的 苦涩心境？为了保证发放和领用的万无一失，票证印有统一编号。该票背面的使用说明规定，供应单位供货后必须剪下所供品种之证券，并妥善保存，节后送交主营 公司审查供应数量。从这枚“春节菜谱”上，反映出国家在最艰苦的年代，倾其库存，力所能及地让老百姓过好春节，政府关怀的情谊曾感动过整整一代人，至今仍 令人难以忘怀。
1962年，福州市推出在春节期间使用的“周岁内儿童食糖购买票”，定量5两。该票盖有“作废”章，说明已经使用过，不能重复使用。这类票证并不多见，表明当地政府对婴幼儿的关怀。
1965年春节期间，武汉市民使用一种由该市印发的花生票，规定凭票供应一份，遗失不补。当时的1份究竟供应多少尚不清楚。据推测，省会城市居民节日供应副食品的原则是品种较全，数量适中。估计该票若是一家人的供应量，一般不超过壹斤。
我国政府历来极为关心华侨和侨眷的生活，在“文革”时期，虽然各类物资紧缺，但有关部门还是一如既往给予特殊照顾。1966年1月，由上海市粮食局和第一 商业局联合推出了《上海市华侨特种供应票》一种，规定该票只能在春节期间使用。它由粮、布、黄豆、糯米(富强粉)、豆类、油等多种品种组成，又分10枚供 应小票，可以整票或单枚使用。
这个年代的春节，粗粮细做难见荤腥，而且市民的口粮，经过几次调整，其标准每月每人平均减少三分之 一，农民每月每人平均压低口粮二市斤。这期间，全国用于凭票供应的物品约70余种，北京、上海则超过100种。春节将临，人们拿着票证东奔西走，甚至全家 出动分工负责，排队去采购年货。那时，家家都用蜂窝煤做饭，有几次因煤料紧缺，煤店三班倒抓紧生产，人们半夜起来去煤店挨号买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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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拨乱反正 人性复归
这个年代人们历经坎坷过春节。经过“文革”的冲击，一直笼罩着人们的一层抑郁、伤感的气氛开始化解，彼此的理解唤起人们的共鸣。市面上名优小吃不断推出， 传统色彩开始恢复，庙会、舞狮、舞龙等喜闻乐见的民间活动火爆起来，但最显著的改变之一就是人性的复归，人们交际关系日益增进。在当时，这种精神上的信任 感和幸福 感远比物质上的享受更为重要。人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生活逐渐好转的喜悦，体味着拨乱反正之后难得的团圆及亲友间的温馨。
虽说这个年代还处于短缺经济下，一到过年消费主题仍是“抢购”，但市场上粮、油、肉、蛋、水果、茶叶等供应充足，菜店内还出现黄瓜、豆角、西红柿等一些夏令蔬菜，令人眼睛一亮。
1970年，江陵县食品公司印发了面额为半斤的“猪杂票”，左侧印有“最高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时代色彩十分醒目。按照我国农村办年货的习 惯，老百姓往往喜欢买猪脚、猪肺等猪杂，以备候客做下酒菜。所以这种票证符合他们的购物欲望，但若要买一只猪头怎么办？“半斤”票肯定不行，只能“凑份 子”共享了。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曾被老百姓公认为衡量当时某个家庭生活富裕的重要标志，特别是过年的新婚家庭中，这耀眼的 “三大件”具有豪华气派的时代特色，也是反映那年代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实际内容之一(人们上下班、托货带人需要自行车，而缝缝补补又少不了缝纫机，手表则是 当时最“阔气”的流动家产。)。1979年以后，各地先后发放“电视机购买票”，最初为12口寸黑白电视机，不久国产和进口彩电开始亮相市场。
天津人特别爱吃麻酱，供应量始终居高不下。1977年1期的麻酱票，曾在当年春节期间得以垂青。按节日增补的规定，供应量可能要加倍。由于对麻酱情有独 钟，据悉也曾引发不少“恶作剧”的发生，为了能凭票买点麻酱，经常有哭笑不得的尴尬场面出现，一些人购物时受屈辱、被蒙骗的事例，今日回想起来仍历历在 目。
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上山下乡运动，曾在那年代掀起数次高潮。1979年元旦，太原市印发了“知识青年春节回城探亲粮食照顾 证”。此证各地都有发放，但供应品种有所区别，南方城市以传统食品(如年糕、面点)为主，北方城市以家常副食(如肉食、豆腐)居多。这种粮食供应证，按照 当地饮食习惯可能是补助大米或面粉，大约最多为15天至1个月的定量数。那年月子女自带口粮回到父母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惯例，它要比送其他任何礼物都要珍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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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春暖人间
年临近春 节，济南市蔬菜公司山师门市部，为了确保节日蔬菜的供应，预测市场的供 需矛盾后，临时决定采用凭票(该店自印)的办法来供应一定数量和品种的蔬菜。这是一枚特殊的供应证，票中的备注内容，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状况正在明 显好转中。商店推出这种机动票，可以对供应期间出现的突发增量有个缓冲的余地，这是一种应急措施。商店通过这种形式的销售活动，证明它在推行优质服务、承 诺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创出了经营特色的品牌。
1983年春节，城镇居民每人供应富强粉3斤、小杂豆1斤、江米1斤、花生油4两、香油1两、花生半斤、瓜子3两、麻酱1两、鱼 两斤(定量内每人保证黄鱼半斤)。
1984年春节，市场开始出售不凭本豆腐。
1985年春节，西餐亮相，各类低度酒和补酒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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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凭票供应 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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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我有办法让你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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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鲜切薄生牛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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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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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鲜切薄生牛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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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牛排
“王师傅！切五七斤包谷面发糕，大碗稀糊涂儿只顾筛来，休得聒躁，少时一发算机动馍票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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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一下，又好笑又苦涩，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一定很幸福吧。楼主的文章从哪转的是全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