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尼克松终身不解：访华时北京街头为何没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57:43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尼克松此次访华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在尼克松抵达中国的那一天，北京街头却空无一人，这其中的原因在《法学家茶座》第12辑周大伟的文章里可以找到答案。
尼克松：大街上空空荡荡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 dyssey(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哪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民众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因为这个国度的民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尼克松访华 北京所有单位延长工作时间
周大伟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官员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官员就开始向民众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官方民间的不同版本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当时有歌谣将美国总统的形象践踏得非常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政府特意在天坛公园里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泽东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民众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民众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毛泽东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北京郊区的贫下中农当时说，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泽东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尼克松盗宝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上海独特的欢迎方式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余秋雨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尼克松此次访华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在尼克松抵达中国的那一天，北京街头却空无一人，这其中的原因在《法学家茶座》第12辑周大伟的文章里可以找到答案。
尼克松：大街上空空荡荡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 dyssey(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哪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民众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因为这个国度的民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尼克松访华 北京所有单位延长工作时间
周大伟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官员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官员就开始向民众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官方民间的不同版本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当时有歌谣将美国总统的形象践踏得非常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政府特意在天坛公园里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泽东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民众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民众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毛泽东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北京郊区的贫下中农当时说，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泽东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尼克松盗宝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上海独特的欢迎方式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余秋雨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尼克松：大街上空空荡荡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 dyssey(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哪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民众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因为这个国度的民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尼克松访华 北京所有单位延长工作时间
周大伟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官员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官员就开始向民众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官方民间的不同版本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当时有歌谣将美国总统的形象践踏得非常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政府特意在天坛公园里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泽东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民众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民众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毛泽东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北京郊区的贫下中农当时说，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泽东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尼克松盗宝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上海独特的欢迎方式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余秋雨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尼克松此次访华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在尼克松抵达中国的那一天，北京街头却空无一人，这其中的原因在《法学家茶座》第12辑周大伟的文章里可以找到答案。
尼克松：大街上空空荡荡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3月8日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Nixon's China O dyssey(尼克松的中国奥德赛)。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是浪漫冒险的象征。在美国媒体看来，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多少有点神奇和冒险。白宫发言人也称这次旅行为“登月之旅”。言外之意，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在尼克松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的第一页，他像是写日记一样开始描述这次“奥德赛”之旅：
中国，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从机场到政府国宾馆这一路，简直有些怪诞。
在我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我曾经对梵蒂冈、克里姆林宫、东京日本皇宫、凡尔赛官和威尔士宫等进行过官方访问，但我几乎从未准备过首次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去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此时此刻，北京市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在哪里呢？对尼克松而言，直到他临终前，这始终是个没有被完全破解的谜。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尴尬和荒诞的年月。就在几个月前，林彪政变未遂后暴尸他乡的事件，已经向全国民众公布，但是对国外仍然保密。在报刊上只是将林彪等人笼统地称之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这种为自己国家保守秘密的最原始的方式，当初居然是极为有效的。因为这个国度的民众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族类几乎毫无联系。在北京东郊的三里屯一带，尽管驻扎着极为庞大的外国使团，但这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普通中国人接触。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
尼克松访华 北京所有单位延长工作时间
周大伟当时就是这个城堡中的一个少年——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文革时期中小学冬季升学)。记得在尼克松来到北京之前，各级官员如临大敌。学校的老师们反复告诉孩子们：美国人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我们从来就讨厌美国人，但这次是他们找上门来的。不是我们邀请来的，这无疑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据可靠情报，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中不少人实际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在尼克松到达的前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官员就开始向民众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依照指示，在尼克松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所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于是，出现了尼克松的礼宾车队经过北京时大街上空无一人的情景。
官方民间的不同版本
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为了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的“市场繁荣和物价稳定”(这是那几年的官方流行词汇)，专门从全国调来了大量的鸡鸭鱼肉蛋菜，堆满了北京商场往日空空的货架。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上街采购，所以不可能造成抢购现象。但是尼克松刚离开北京，货架上马上又被腾空了。
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是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禁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和恐惧。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当时有歌谣将美国总统的形象践踏得非常悲惨：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
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政府特意在天坛公园里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毛泽东只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泽东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民众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民众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毛泽东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北京郊区的贫下中农当时说，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泽东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尼克松盗宝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上海独特的欢迎方式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余秋雨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