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对中国核电安全负责

很多次，我们每到一处都会受到由政府组织的百姓们的夹道欢迎。”中国某核工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王杰(化名)对本刊说。他在国内考察核电项目时受到的这种“礼遇”让国外同行们羡慕极了。

　　有一次王杰去德国开一个小型的核电会议，他领教了当地“绿党”(反对核电的政党组织)的厉害，在他们的倡导下，很多当地群众组织拿着标语围着会场示威。现在德国核电工作者更需要谨慎行事，因为目前绿党已经成为德国两个执政党之一，承担重要的政府责任。

　　同世界其它的核电恐惧者一样，欧洲“绿党人”心头的阴影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夜晚发生在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蒸汽爆炸及核燃料泄漏事件，这次事件成为各国民众对核电挥之不去的梦魇，并直接带来了一股世界反核电的浪潮。

　　1986年成为核电最为严峻的一年，这之后很多国家决定不再发展新的核电项目。颇具意味的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个时间段，正是核电建设的起步阶段，在杭州附近的秦山一期和深圳附近的大亚湾都在火热的建设中。

　　亲历核电村

　　2003年12月27日，本刊记者来到位于深圳大鹏镇的大亚湾核电站。

　　大鹏镇鹏城村原本是广东出了名的扶贫区，但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座座漂亮的洋房和花园。

　　鹏城村一直很穷是因为地处偏远、消息闭塞，现在道路通畅了，流动人口大大增加。“服务业和旅游业都“有了搞头”，“因此核电站的建设对我们村来说还是好处大。”该镇一位姓王的书记说。

　　据记者了解，大亚湾核电站每年捐给大鹏镇100万元搞“民心工程“，这些钱用来建起了学校和养老院。

　　热闹的集市上，本刊记者对过往村民进行了随机采访。在受访的18人当中，8人认为大亚湾核电站为他们带来了好处(从经济利益上考虑)，6人对核电站的建设有疑虑，他们担心核事故发生，其他人的答案模棱两可。

　　“其实核电站一点都不可怕。在这里工作的员工，每年受到辐射的剂量，还不如坐飞机从北京到深圳过程中接受的飞机幅射剂量。”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贺禹说。

　　据了解，核电站1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7个环境监测站历年检测结果表明，电站周围放射性本底水平(最初的采集样本数据)与核电站建设前没有发生变化。

　　在核电站的前期论证中，政府也征求过村民意见，但他们并不参与决策。核电站会有计划地组织周围政府领导、民众、学校师生参观核电站，宣传普及核电知识。

　　中国核电决策模式

　　“中国核电建设的决策过程，目前还是政府负责制，地方公众还没有成为决策的一环。”国家发改委研究院能源所副所长韩文科说。

　　在国内，核电神秘的面纱仍然没有揭开，本刊多方求证，一座核电站的建立大约是这样一个程序：首先核电项目业主(一般为中核集团或广核集团)与地方政府联合考察，其中包括地方电力需求、建站地理位置考察等，然后向国家发改委提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国家发改委会委托一个相对独立的中介机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项目建议书审评，并将评审意见反馈发改委。经过研究，发改委批复项目建议书，并初步立项，明确业主方。

　　这个程序结束后，业主方要进行两轮可行性研究阶段，分别为初步可行性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两轮研究要花大约2年左右时间，动用资金往往数千万，充分对当地的水文、地质及其他环境因素进行摸底式调查。最终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基本明确技术方案和投资方案。

　　这份昂贵的报告将再次上报国家发改委，发改委再次交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进行评审，在各个阶段，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核安全局将介入进行安全调查，并确认产品技术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的核安全法规，并出示核安全报告。如果一切顺利，一座核电站就这样拿到了“准生证”。

　　国内公众参与的决策程度不高，但在美国和欧洲，两轮公众调查必不可少，地方议会也将参与。在法国的核电站立项之初，就有一轮全民的讨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群通过互联网、社区专题会议、地方议会等形式参加。而在这个阶段，项目的业主也可以对公众做一些介绍和说服工作。

　　“我们欢迎任何人到我们的任何一座核电站参观，我们每座核电站有专人负责接待来访者，这种公开透明的环境让公众充分了解并感到放心。”高德龙说。但他同时承认，公众是有否决权的。

　　公众是否有核电知情权

　　中国最早的反对核电站建设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建大亚湾时，香港百万人联名要求停建缓建核电站，但“10年运行以后，香港群众对我们已经100%认可，没有任何的怀疑。因此，建岭澳核电站的时候，香港那边就没有反对声了。”贺禹说。

　　大亚湾每年都会请香港公民来参观。该电站的业主广东核电集团每年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业绩和环保情况。核电站还成立核安全咨询委员会，请香港知名工商业者、学者宣传。

　　从80年代到现在，香港媒体由负面报道慢慢转向，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但国内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在建设“田湾核电站”时，连云港市的一些市民就通过互联网讨论了核电的安全性问题并发表了很多反对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人身安全的焦虑，一些论者甚至将话题引向核电是否影响城市形象的问题。

　　随着目前中国启动新一轮的庞大的核电计划，“国内公众的核电安全意识必然会很快觉醒，这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改变。”中国核工业集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很多次，我们每到一处都会受到由政府组织的百姓们的夹道欢迎。”中国某核工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王杰(化名)对本刊说。他在国内考察核电项目时受到的这种“礼遇”让国外同行们羡慕极了。

　　有一次王杰去德国开一个小型的核电会议，他领教了当地“绿党”(反对核电的政党组织)的厉害，在他们的倡导下，很多当地群众组织拿着标语围着会场示威。现在德国核电工作者更需要谨慎行事，因为目前绿党已经成为德国两个执政党之一，承担重要的政府责任。

　　同世界其它的核电恐惧者一样，欧洲“绿党人”心头的阴影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夜晚发生在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蒸汽爆炸及核燃料泄漏事件，这次事件成为各国民众对核电挥之不去的梦魇，并直接带来了一股世界反核电的浪潮。

　　1986年成为核电最为严峻的一年，这之后很多国家决定不再发展新的核电项目。颇具意味的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个时间段，正是核电建设的起步阶段，在杭州附近的秦山一期和深圳附近的大亚湾都在火热的建设中。

　　亲历核电村

　　2003年12月27日，本刊记者来到位于深圳大鹏镇的大亚湾核电站。

　　大鹏镇鹏城村原本是广东出了名的扶贫区，但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座座漂亮的洋房和花园。

　　鹏城村一直很穷是因为地处偏远、消息闭塞，现在道路通畅了，流动人口大大增加。“服务业和旅游业都“有了搞头”，“因此核电站的建设对我们村来说还是好处大。”该镇一位姓王的书记说。

　　据记者了解，大亚湾核电站每年捐给大鹏镇100万元搞“民心工程“，这些钱用来建起了学校和养老院。

　　热闹的集市上，本刊记者对过往村民进行了随机采访。在受访的18人当中，8人认为大亚湾核电站为他们带来了好处(从经济利益上考虑)，6人对核电站的建设有疑虑，他们担心核事故发生，其他人的答案模棱两可。

　　“其实核电站一点都不可怕。在这里工作的员工，每年受到辐射的剂量，还不如坐飞机从北京到深圳过程中接受的飞机幅射剂量。”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贺禹说。

　　据了解，核电站1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7个环境监测站历年检测结果表明，电站周围放射性本底水平(最初的采集样本数据)与核电站建设前没有发生变化。

　　在核电站的前期论证中，政府也征求过村民意见，但他们并不参与决策。核电站会有计划地组织周围政府领导、民众、学校师生参观核电站，宣传普及核电知识。

　　中国核电决策模式

　　“中国核电建设的决策过程，目前还是政府负责制，地方公众还没有成为决策的一环。”国家发改委研究院能源所副所长韩文科说。

　　在国内，核电神秘的面纱仍然没有揭开，本刊多方求证，一座核电站的建立大约是这样一个程序：首先核电项目业主(一般为中核集团或广核集团)与地方政府联合考察，其中包括地方电力需求、建站地理位置考察等，然后向国家发改委提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国家发改委会委托一个相对独立的中介机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项目建议书审评，并将评审意见反馈发改委。经过研究，发改委批复项目建议书，并初步立项，明确业主方。

　　这个程序结束后，业主方要进行两轮可行性研究阶段，分别为初步可行性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两轮研究要花大约2年左右时间，动用资金往往数千万，充分对当地的水文、地质及其他环境因素进行摸底式调查。最终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基本明确技术方案和投资方案。

　　这份昂贵的报告将再次上报国家发改委，发改委再次交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进行评审，在各个阶段，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核安全局将介入进行安全调查，并确认产品技术方案是否符合国家的核安全法规，并出示核安全报告。如果一切顺利，一座核电站就这样拿到了“准生证”。

　　国内公众参与的决策程度不高，但在美国和欧洲，两轮公众调查必不可少，地方议会也将参与。在法国的核电站立项之初，就有一轮全民的讨论，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群通过互联网、社区专题会议、地方议会等形式参加。而在这个阶段，项目的业主也可以对公众做一些介绍和说服工作。

　　“我们欢迎任何人到我们的任何一座核电站参观，我们每座核电站有专人负责接待来访者，这种公开透明的环境让公众充分了解并感到放心。”高德龙说。但他同时承认，公众是有否决权的。

　　公众是否有核电知情权

　　中国最早的反对核电站建设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建大亚湾时，香港百万人联名要求停建缓建核电站，但“10年运行以后，香港群众对我们已经100%认可，没有任何的怀疑。因此，建岭澳核电站的时候，香港那边就没有反对声了。”贺禹说。

　　大亚湾每年都会请香港公民来参观。该电站的业主广东核电集团每年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业绩和环保情况。核电站还成立核安全咨询委员会，请香港知名工商业者、学者宣传。

　　从80年代到现在，香港媒体由负面报道慢慢转向，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但国内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在建设“田湾核电站”时，连云港市的一些市民就通过互联网讨论了核电的安全性问题并发表了很多反对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人身安全的焦虑，一些论者甚至将话题引向核电是否影响城市形象的问题。

　　随着目前中国启动新一轮的庞大的核电计划，“国内公众的核电安全意识必然会很快觉醒，这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改变。”中国核工业集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