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05:42
■ 史义军
罗思鼎的构成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它的前身是“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两个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因为都设在华东局“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私家欧式住宅，在长宁区华山路。“丁学雷”也和学雷锋有关，有“丁香花园中学雷锋”之意。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
1968年底，姚文元要徐景贤在上海找几个人组织一个小组，专门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姚文元说：可以让朱永嘉负责。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说是要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张春桥让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每天到他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去陪读，边读边改。
1970年，姚文元要徐景贤正式筹建《红旗》组稿小组，指定由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四人组成。徐景贤立即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从工宣队找回，成立以朱永嘉为首的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给《红旗》杂志写文章。这个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这个小组是《红旗》杂志在全国惟一的组稿小组。
这个小组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整理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以后各地不少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室召见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负责。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
1971年7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正如朱永嘉所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人的话可听可不听。”
写作组重建时，正式成员只有四十余人。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上海市委写作组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成员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
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这些笔名是比较固定的，其他还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方海、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景池、龚进等八十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
此时，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文革”中张、姚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例如1974年6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朱永嘉的来信上“批示”，答复他提出要建立社会科学院的问题。张春桥的“批示”首先给他的班子打气，说“上海培养理论队伍是有成绩的”，然后说：“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不要只看到顺利而不想到困难方面。”在信中提到“办临时学习班”时，姚文元批道：“这种形式较灵活，比集中到社会科学院好”。王洪文在次日批：完全同意张、姚的意见。
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 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他们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就有一千多份。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职能。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写文章156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代表作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不愿再提及这一段“伤心史”。
《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市委主办的文艺刊物，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1973年5月，《朝霞》丛刊第一辑出版，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扩大影响。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创刊号送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很欣赏，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吸收阳光中的各种颜色，只反射红色，所以是红的。”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把《朝霞》杂志吹捧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犯过错误已经下台的老造反派头头，动员批林批孔。徐景贤在会上作报告，主题叫一月革命精神，还谈到“老造反正确对待自己”。第二天，这篇讲话的内容被《文汇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总工会头头们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很不以为然，把文章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看过文章，说，文章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于是，王秀珍要总工会整理一份材料批评徐景贤。材料整理出来后，王秀珍觉得还不够尖锐，又让他们修改补充。然后，王秀珍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报送张春桥。张春桥看后在材料上写了批语，是批评徐景贤的。为此，徐景贤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大家都批评他，说他好出风头。总工会的头头们觉得整了徐景贤很解气，也算报了写作组不重视工人作者的仇，于是他们继续找写作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们。
这时，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这期杂志的头条小说题为《红卫兵战旗》，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
总工会的头头们看了这期杂志后说，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这件事。
有的人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影射攻击我们总工会。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被徐景贤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总工会的头头们拿着《朝霞》杂志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说要批判《朝霞》。他们又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汇报这件事。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
《朝霞》编辑部还蒙在鼓里。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杂志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头头，他在校阅文章清样之后，加上了一段话，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
陈冀德审读清样时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谦和的态度，坚持己见，寸步不让。陈冀德感觉奇怪。
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总工会那边则早已做好准备对付写作组的办法。他们从三期《朝霞》杂志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当然，“半周纪念活动”的事只能意会，不必言传。
首先发难的是总工会一个头头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后方基地工厂里召开了批判《朝霞》大会。紧接着，团市委，妇女联合会，民兵指挥部这些工人造反派掌权的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召开批判会。工人文化宫团结的一批工人作者这下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又是开会又是写大字报，十分起劲。
《朝霞》编辑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里，他们平时盛气凌人，独来独往，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批判《朝霞》的大字报一下子覆盖了出版社的大字报栏。一时间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总工会也出面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而赶出会场。此后，总工会正式给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清查。
作为市委书记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见王秀珍态度如此强硬，还摸不着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这一头不能得罪，便批了两个字：“同意。”
对此事，徐景贤颇感为难，他和陈冀德关系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里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实际是冲着他来的。况且他与王秀珍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但王秀珍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强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线出动，气势汹汹，连稳健老练的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边，在市委书记的三票中他们已占多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来保护《朝霞》，承担责任，矛盾的焦点势必立即转到他身上来。弄不好他就会垮台。他左右为难。这时他只能自保，无法保写作组了。他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徐景贤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写作组的意料。写作组的人没想到徐景贤在关键时刻把老朋友们都出卖了，他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抛了出去，自己却溜了。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使写作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连朱永嘉也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里去打招呼，表示愿意检查错误。王秀珍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要写检讨还不容易吗？！”
显然，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罢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经没有能够制约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又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简报和信件都没有反应。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以为他们的张春桥、姚文远在工人造反派的压力下也要抛弃他们了。
朱永嘉已经稳不住阵脚，他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将毁于一旦，几次黯然流泪。他强迫陈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王知常更是顶不住，在总工会头头的追逼下，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觉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
工人造反派见写作组和《朝霞》内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胜追击，准备以胜利者姿态接管《朝霞》杂志。据说，他们已经拟出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名单。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如果能够压倒写作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当天半夜，肖木从北京打电话给朱永嘉，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陈冀德不用检查。”肖木还告诉朱，过几天，张春桥会有批示给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时曾这样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陈冀德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传达肖木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
此时，总工会还不知道形势的变化，还在起劲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谈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窃去了一张，作为总工会整写作组的“罪证”。
过了两天，马天水来电话请朱永嘉去，给他看一份张春桥的信，就是肖木电话中提到张春桥要给上海市委的批示。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字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的信是在谈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条给这个事件下了结论：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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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他让秘书何秀文转告马天水。他还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张春桥最忌讳“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总工会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讳“炮打”的罪名，过去两次“炮打”，凡有牵连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下令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总工会的头头听到“炮打”的传闻，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www.qikan.com.cnO4CmnOr2RPAPqwey
现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过去一个月里，写作组秀才们担惊受怕，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也不轻易绕过工人造反派，指责他们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会中，王秀珍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呢？”
一向霸道逞强的工人造反派这次栽了大跟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过去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妄加罪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纲，明天你上我的纲；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谁一朝得势，大权在手，便重复别人整自己时的方法和手段。这成了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张春桥的干预下，《朝霞》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
■ 史义军
罗思鼎的构成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它的前身是“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两个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因为都设在华东局“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私家欧式住宅，在长宁区华山路。“丁学雷”也和学雷锋有关，有“丁香花园中学雷锋”之意。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
1968年底，姚文元要徐景贤在上海找几个人组织一个小组，专门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姚文元说：可以让朱永嘉负责。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说是要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张春桥让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每天到他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去陪读，边读边改。
1970年，姚文元要徐景贤正式筹建《红旗》组稿小组，指定由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四人组成。徐景贤立即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从工宣队找回，成立以朱永嘉为首的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给《红旗》杂志写文章。这个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这个小组是《红旗》杂志在全国惟一的组稿小组。
这个小组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整理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以后各地不少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室召见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负责。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
1971年7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正如朱永嘉所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人的话可听可不听。”
写作组重建时，正式成员只有四十余人。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上海市委写作组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成员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
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这些笔名是比较固定的，其他还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方海、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景池、龚进等八十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
此时，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文革”中张、姚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例如1974年6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朱永嘉的来信上“批示”，答复他提出要建立社会科学院的问题。张春桥的“批示”首先给他的班子打气，说“上海培养理论队伍是有成绩的”，然后说：“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不要只看到顺利而不想到困难方面。”在信中提到“办临时学习班”时，姚文元批道：“这种形式较灵活，比集中到社会科学院好”。王洪文在次日批：完全同意张、姚的意见。
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 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他们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就有一千多份。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职能。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写文章156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代表作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不愿再提及这一段“伤心史”。
《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市委主办的文艺刊物，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1973年5月，《朝霞》丛刊第一辑出版，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扩大影响。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创刊号送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很欣赏，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吸收阳光中的各种颜色，只反射红色，所以是红的。”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把《朝霞》杂志吹捧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犯过错误已经下台的老造反派头头，动员批林批孔。徐景贤在会上作报告，主题叫一月革命精神，还谈到“老造反正确对待自己”。第二天，这篇讲话的内容被《文汇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总工会头头们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很不以为然，把文章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看过文章，说，文章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于是，王秀珍要总工会整理一份材料批评徐景贤。材料整理出来后，王秀珍觉得还不够尖锐，又让他们修改补充。然后，王秀珍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报送张春桥。张春桥看后在材料上写了批语，是批评徐景贤的。为此，徐景贤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大家都批评他，说他好出风头。总工会的头头们觉得整了徐景贤很解气，也算报了写作组不重视工人作者的仇，于是他们继续找写作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们。
这时，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这期杂志的头条小说题为《红卫兵战旗》，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
总工会的头头们看了这期杂志后说，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这件事。
有的人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影射攻击我们总工会。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被徐景贤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总工会的头头们拿着《朝霞》杂志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说要批判《朝霞》。他们又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汇报这件事。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
《朝霞》编辑部还蒙在鼓里。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杂志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头头，他在校阅文章清样之后，加上了一段话，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
陈冀德审读清样时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谦和的态度，坚持己见，寸步不让。陈冀德感觉奇怪。
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总工会那边则早已做好准备对付写作组的办法。他们从三期《朝霞》杂志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当然，“半周纪念活动”的事只能意会，不必言传。
首先发难的是总工会一个头头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后方基地工厂里召开了批判《朝霞》大会。紧接着，团市委，妇女联合会，民兵指挥部这些工人造反派掌权的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召开批判会。工人文化宫团结的一批工人作者这下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又是开会又是写大字报，十分起劲。
《朝霞》编辑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里，他们平时盛气凌人，独来独往，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批判《朝霞》的大字报一下子覆盖了出版社的大字报栏。一时间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总工会也出面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而赶出会场。此后，总工会正式给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清查。
作为市委书记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见王秀珍态度如此强硬，还摸不着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这一头不能得罪，便批了两个字：“同意。”
对此事，徐景贤颇感为难，他和陈冀德关系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里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实际是冲着他来的。况且他与王秀珍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但王秀珍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强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线出动，气势汹汹，连稳健老练的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边，在市委书记的三票中他们已占多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来保护《朝霞》，承担责任，矛盾的焦点势必立即转到他身上来。弄不好他就会垮台。他左右为难。这时他只能自保，无法保写作组了。他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徐景贤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写作组的意料。写作组的人没想到徐景贤在关键时刻把老朋友们都出卖了，他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抛了出去，自己却溜了。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使写作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连朱永嘉也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里去打招呼，表示愿意检查错误。王秀珍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要写检讨还不容易吗？！”
显然，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罢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经没有能够制约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又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简报和信件都没有反应。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以为他们的张春桥、姚文远在工人造反派的压力下也要抛弃他们了。
朱永嘉已经稳不住阵脚，他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将毁于一旦，几次黯然流泪。他强迫陈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王知常更是顶不住，在总工会头头的追逼下，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觉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
工人造反派见写作组和《朝霞》内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胜追击，准备以胜利者姿态接管《朝霞》杂志。据说，他们已经拟出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名单。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如果能够压倒写作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当天半夜，肖木从北京打电话给朱永嘉，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陈冀德不用检查。”肖木还告诉朱，过几天，张春桥会有批示给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时曾这样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陈冀德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传达肖木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
此时，总工会还不知道形势的变化，还在起劲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谈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窃去了一张，作为总工会整写作组的“罪证”。
过了两天，马天水来电话请朱永嘉去，给他看一份张春桥的信，就是肖木电话中提到张春桥要给上海市委的批示。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字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的信是在谈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条给这个事件下了结论：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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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他让秘书何秀文转告马天水。他还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张春桥最忌讳“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总工会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讳“炮打”的罪名，过去两次“炮打”，凡有牵连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下令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总工会的头头听到“炮打”的传闻，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www.qikan.com.cnO4CmnOr2RPAPqwey
现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过去一个月里，写作组秀才们担惊受怕，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也不轻易绕过工人造反派，指责他们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会中，王秀珍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呢？”
一向霸道逞强的工人造反派这次栽了大跟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过去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妄加罪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纲，明天你上我的纲；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谁一朝得势，大权在手，便重复别人整自己时的方法和手段。这成了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张春桥的干预下，《朝霞》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
罗思鼎的构成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它的前身是“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两个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因为都设在华东局“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私家欧式住宅，在长宁区华山路。“丁学雷”也和学雷锋有关，有“丁香花园中学雷锋”之意。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
1968年底，姚文元要徐景贤在上海找几个人组织一个小组，专门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姚文元说：可以让朱永嘉负责。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说是要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张春桥让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每天到他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去陪读，边读边改。
1970年，姚文元要徐景贤正式筹建《红旗》组稿小组，指定由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四人组成。徐景贤立即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从工宣队找回，成立以朱永嘉为首的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给《红旗》杂志写文章。这个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这个小组是《红旗》杂志在全国惟一的组稿小组。
这个小组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整理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以后各地不少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室召见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负责。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
1971年7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正如朱永嘉所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人的话可听可不听。”
写作组重建时，正式成员只有四十余人。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上海市委写作组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成员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
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这些笔名是比较固定的，其他还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方海、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景池、龚进等八十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
此时，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文革”中张、姚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例如1974年6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朱永嘉的来信上“批示”，答复他提出要建立社会科学院的问题。张春桥的“批示”首先给他的班子打气，说“上海培养理论队伍是有成绩的”，然后说：“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不要只看到顺利而不想到困难方面。”在信中提到“办临时学习班”时，姚文元批道：“这种形式较灵活，比集中到社会科学院好”。王洪文在次日批：完全同意张、姚的意见。
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 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他们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就有一千多份。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职能。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写文章156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代表作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不愿再提及这一段“伤心史”。
《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市委主办的文艺刊物，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1973年5月，《朝霞》丛刊第一辑出版，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扩大影响。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创刊号送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很欣赏，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吸收阳光中的各种颜色，只反射红色，所以是红的。”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把《朝霞》杂志吹捧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犯过错误已经下台的老造反派头头，动员批林批孔。徐景贤在会上作报告，主题叫一月革命精神，还谈到“老造反正确对待自己”。第二天，这篇讲话的内容被《文汇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总工会头头们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很不以为然，把文章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看过文章，说，文章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于是，王秀珍要总工会整理一份材料批评徐景贤。材料整理出来后，王秀珍觉得还不够尖锐，又让他们修改补充。然后，王秀珍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报送张春桥。张春桥看后在材料上写了批语，是批评徐景贤的。为此，徐景贤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大家都批评他，说他好出风头。总工会的头头们觉得整了徐景贤很解气，也算报了写作组不重视工人作者的仇，于是他们继续找写作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们。
这时，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这期杂志的头条小说题为《红卫兵战旗》，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
总工会的头头们看了这期杂志后说，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这件事。
有的人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影射攻击我们总工会。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被徐景贤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总工会的头头们拿着《朝霞》杂志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说要批判《朝霞》。他们又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汇报这件事。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
《朝霞》编辑部还蒙在鼓里。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杂志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头头，他在校阅文章清样之后，加上了一段话，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
陈冀德审读清样时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谦和的态度，坚持己见，寸步不让。陈冀德感觉奇怪。
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总工会那边则早已做好准备对付写作组的办法。他们从三期《朝霞》杂志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当然，“半周纪念活动”的事只能意会，不必言传。
首先发难的是总工会一个头头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后方基地工厂里召开了批判《朝霞》大会。紧接着，团市委，妇女联合会，民兵指挥部这些工人造反派掌权的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召开批判会。工人文化宫团结的一批工人作者这下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又是开会又是写大字报，十分起劲。
《朝霞》编辑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里，他们平时盛气凌人，独来独往，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批判《朝霞》的大字报一下子覆盖了出版社的大字报栏。一时间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总工会也出面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而赶出会场。此后，总工会正式给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清查。
作为市委书记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见王秀珍态度如此强硬，还摸不着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这一头不能得罪，便批了两个字：“同意。”
对此事，徐景贤颇感为难，他和陈冀德关系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里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实际是冲着他来的。况且他与王秀珍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但王秀珍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强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线出动，气势汹汹，连稳健老练的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边，在市委书记的三票中他们已占多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来保护《朝霞》，承担责任，矛盾的焦点势必立即转到他身上来。弄不好他就会垮台。他左右为难。这时他只能自保，无法保写作组了。他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徐景贤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写作组的意料。写作组的人没想到徐景贤在关键时刻把老朋友们都出卖了，他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抛了出去，自己却溜了。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使写作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连朱永嘉也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里去打招呼，表示愿意检查错误。王秀珍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要写检讨还不容易吗？！”
显然，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罢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经没有能够制约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又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简报和信件都没有反应。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以为他们的张春桥、姚文远在工人造反派的压力下也要抛弃他们了。
朱永嘉已经稳不住阵脚，他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将毁于一旦，几次黯然流泪。他强迫陈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王知常更是顶不住，在总工会头头的追逼下，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觉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
工人造反派见写作组和《朝霞》内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胜追击，准备以胜利者姿态接管《朝霞》杂志。据说，他们已经拟出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名单。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如果能够压倒写作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当天半夜，肖木从北京打电话给朱永嘉，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陈冀德不用检查。”肖木还告诉朱，过几天，张春桥会有批示给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时曾这样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陈冀德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传达肖木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
此时，总工会还不知道形势的变化，还在起劲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谈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窃去了一张，作为总工会整写作组的“罪证”。
过了两天，马天水来电话请朱永嘉去，给他看一份张春桥的信，就是肖木电话中提到张春桥要给上海市委的批示。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字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的信是在谈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条给这个事件下了结论：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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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他让秘书何秀文转告马天水。他还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张春桥最忌讳“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总工会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讳“炮打”的罪名，过去两次“炮打”，凡有牵连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下令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总工会的头头听到“炮打”的传闻，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www.qikan.com.cnO4CmnOr2RPAPqwey
现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过去一个月里，写作组秀才们担惊受怕，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也不轻易绕过工人造反派，指责他们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会中，王秀珍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呢？”
一向霸道逞强的工人造反派这次栽了大跟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过去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妄加罪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纲，明天你上我的纲；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谁一朝得势，大权在手，便重复别人整自己时的方法和手段。这成了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张春桥的干预下，《朝霞》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
■ 史义军
罗思鼎的构成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它的前身是“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两个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因为都设在华东局“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私家欧式住宅，在长宁区华山路。“丁学雷”也和学雷锋有关，有“丁香花园中学雷锋”之意。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
1968年底，姚文元要徐景贤在上海找几个人组织一个小组，专门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姚文元说：可以让朱永嘉负责。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说是要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张春桥让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每天到他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去陪读，边读边改。
1970年，姚文元要徐景贤正式筹建《红旗》组稿小组，指定由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四人组成。徐景贤立即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从工宣队找回，成立以朱永嘉为首的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给《红旗》杂志写文章。这个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这个小组是《红旗》杂志在全国惟一的组稿小组。
这个小组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整理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以后各地不少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室召见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负责。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
1971年7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正如朱永嘉所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人的话可听可不听。”
写作组重建时，正式成员只有四十余人。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上海市委写作组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成员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
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这些笔名是比较固定的，其他还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方海、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景池、龚进等八十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
此时，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文革”中张、姚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例如1974年6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朱永嘉的来信上“批示”，答复他提出要建立社会科学院的问题。张春桥的“批示”首先给他的班子打气，说“上海培养理论队伍是有成绩的”，然后说：“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不要只看到顺利而不想到困难方面。”在信中提到“办临时学习班”时，姚文元批道：“这种形式较灵活，比集中到社会科学院好”。王洪文在次日批：完全同意张、姚的意见。
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 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他们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就有一千多份。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职能。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写文章156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代表作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不愿再提及这一段“伤心史”。
《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市委主办的文艺刊物，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1973年5月，《朝霞》丛刊第一辑出版，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扩大影响。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创刊号送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很欣赏，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吸收阳光中的各种颜色，只反射红色，所以是红的。”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把《朝霞》杂志吹捧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犯过错误已经下台的老造反派头头，动员批林批孔。徐景贤在会上作报告，主题叫一月革命精神，还谈到“老造反正确对待自己”。第二天，这篇讲话的内容被《文汇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总工会头头们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很不以为然，把文章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看过文章，说，文章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于是，王秀珍要总工会整理一份材料批评徐景贤。材料整理出来后，王秀珍觉得还不够尖锐，又让他们修改补充。然后，王秀珍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报送张春桥。张春桥看后在材料上写了批语，是批评徐景贤的。为此，徐景贤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大家都批评他，说他好出风头。总工会的头头们觉得整了徐景贤很解气，也算报了写作组不重视工人作者的仇，于是他们继续找写作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们。
这时，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这期杂志的头条小说题为《红卫兵战旗》，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
总工会的头头们看了这期杂志后说，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这件事。
有的人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影射攻击我们总工会。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被徐景贤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总工会的头头们拿着《朝霞》杂志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说要批判《朝霞》。他们又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汇报这件事。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
《朝霞》编辑部还蒙在鼓里。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杂志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头头，他在校阅文章清样之后，加上了一段话，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
陈冀德审读清样时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谦和的态度，坚持己见，寸步不让。陈冀德感觉奇怪。
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总工会那边则早已做好准备对付写作组的办法。他们从三期《朝霞》杂志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当然，“半周纪念活动”的事只能意会，不必言传。
首先发难的是总工会一个头头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后方基地工厂里召开了批判《朝霞》大会。紧接着，团市委，妇女联合会，民兵指挥部这些工人造反派掌权的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召开批判会。工人文化宫团结的一批工人作者这下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又是开会又是写大字报，十分起劲。
《朝霞》编辑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里，他们平时盛气凌人，独来独往，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批判《朝霞》的大字报一下子覆盖了出版社的大字报栏。一时间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总工会也出面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而赶出会场。此后，总工会正式给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清查。
作为市委书记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见王秀珍态度如此强硬，还摸不着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这一头不能得罪，便批了两个字：“同意。”
对此事，徐景贤颇感为难，他和陈冀德关系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里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实际是冲着他来的。况且他与王秀珍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但王秀珍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强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线出动，气势汹汹，连稳健老练的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边，在市委书记的三票中他们已占多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来保护《朝霞》，承担责任，矛盾的焦点势必立即转到他身上来。弄不好他就会垮台。他左右为难。这时他只能自保，无法保写作组了。他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徐景贤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写作组的意料。写作组的人没想到徐景贤在关键时刻把老朋友们都出卖了，他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抛了出去，自己却溜了。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使写作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连朱永嘉也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里去打招呼，表示愿意检查错误。王秀珍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要写检讨还不容易吗？！”
显然，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罢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经没有能够制约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又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简报和信件都没有反应。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以为他们的张春桥、姚文远在工人造反派的压力下也要抛弃他们了。
朱永嘉已经稳不住阵脚，他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将毁于一旦，几次黯然流泪。他强迫陈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王知常更是顶不住，在总工会头头的追逼下，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觉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
工人造反派见写作组和《朝霞》内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胜追击，准备以胜利者姿态接管《朝霞》杂志。据说，他们已经拟出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名单。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如果能够压倒写作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当天半夜，肖木从北京打电话给朱永嘉，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陈冀德不用检查。”肖木还告诉朱，过几天，张春桥会有批示给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时曾这样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陈冀德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传达肖木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
此时，总工会还不知道形势的变化，还在起劲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谈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窃去了一张，作为总工会整写作组的“罪证”。
过了两天，马天水来电话请朱永嘉去，给他看一份张春桥的信，就是肖木电话中提到张春桥要给上海市委的批示。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字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的信是在谈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条给这个事件下了结论：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nOr2RPAPqwey
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他让秘书何秀文转告马天水。他还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张春桥最忌讳“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总工会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讳“炮打”的罪名，过去两次“炮打”，凡有牵连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下令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总工会的头头听到“炮打”的传闻，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www.qikan.com.cnO4CmnOr2RPAPqwey
现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过去一个月里，写作组秀才们担惊受怕，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也不轻易绕过工人造反派，指责他们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会中，王秀珍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呢？”
一向霸道逞强的工人造反派这次栽了大跟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过去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妄加罪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纲，明天你上我的纲；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谁一朝得势，大权在手，便重复别人整自己时的方法和手段。这成了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张春桥的干预下，《朝霞》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