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大寨运动带来的灾难

■　梁志远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1968年8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间，农业学大寨步步深入到各个方面。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分期分批建成大寨式生产队、大队、公社。根据中央（75）21号文件“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指示，亳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作出三年（1978）建成大寨县的决议。到1977年冬，随着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和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农业学大寨不再提及。随之迎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形势迅速发生了根本变化。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十年间，我在县农林局工作，也曾兼任过学大寨办公室主任，亲见、亲闻、亲历，不会磨灭我的记忆，现对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程，作一粗略回忆。
　　
　　八千人参观大寨立竿见影搞突击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968年秋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按照上级部署，亳县在驻军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使运动开展的迅猛异常，走在其他县前面，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组织庞大的参观团分三批赴大寨参观学习。参观团成员有：县、区、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和县、区、社下属单位负责人，县农、林、水部门大多数干部以及县、区部分主要造反派头头，总计约超过8000多人，来往耗资约数十万元。
　　为活学活用毛主席指示，参观团归来，要求立竿见影，在全县突击抓好如下几个方面：
　　1、大力宣传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主要落实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具体是要在劳动管理上推行“大寨工分”（含有政治思想因素），废除小包工，劳动定额可有可无。它违反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的规定，使同工不能同酬，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分配更加严重，从而加剧了生产上的大轰隆，致使“文革”中的农业生产半瘫痪状态雪上加霜。
　　2、在收益分配上，只强调为国家多作贡献，不顾农民的利益；只强调集体积累，不顾农民家庭生活；口粮标准低，现金分配少。这样致使社员劳动一年吃粮缺钱的农户增多，有的穷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户缺口粮款。口粮款从何而来？主要靠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弥补。
　　3、按大寨模式，大讲自留地归队管理、经营，以解决公私农活矛盾。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十分薄弱，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按《六十条》留给社员的少量自留地，也要收回，由队统管，按当年平均亩产分给社员粮食。这种办法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抵制。有的采取了强硬措施，全县约30%左右的生产队将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
　　与此同时，一律禁止户养大牲畜。
　　4.迅速扩大社、队规模。人民公社初期，由于刮“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饿死人，亳县被迫于1961年初缩小社队规模，由县辖社改为区辖社。从此以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字程度高）讲的少了，人民公社万岁没人喊了，现今在史无前例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破私立公”，提高“公”字程度，不允许社、队规模过小，从而充分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1969年1月，全县9个县辖区，62个区辖社，全部撤掉，成立了20个县辖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由原547个并为312个，生产队由原近7000个，并掉500多个。随着“文革”和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又有新的抬头，这使农民更苦了。
　　
　　农民“斗私批修”净化农村集贸市场
　　
　　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民“斗私批修”，是“文革”和学大寨的必然要求。只有搞好农民的“斗私批修”，才能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涉及到方方面面，内容繁多，同时列入了革命大批判的范围，包括：农民干活讲条件、劳动讲报酬、对推行“大寨工分”有抵触、工分挂帅、干集体活不出力、自留地里下功夫、家庭饲养不服从限禁、从事小商业活动等等。特别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很小的事情，也要社员“斗私批修”，形式多种多样。广泛的查，广泛的批，使“私”字无处藏身。说：“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和私斗争越激烈……这个仗必须打，要打几十年，要打几辈子，一直打下去。”亳县也曾经传达过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几则顺口溜作为农民斗私批修的内容。一是有人在想：“我的猪、我的羊、我的自留地、我的小新房，哪有心思学大寨，哪有心思赶郭庄（全省学大寨先进典型萧县郭庄大队）”；“新堂屋，大肥猪，厚被子，新衣服，不学大寨也享福”。二是有人在干：“小毛驴，板车带，一天就捞七八块，谁说他能学大寨”？这些内容传达下去，要农民联系本人实际，反复对照，搞得农民无所适从。这种穷学穷斗穷过渡，树立了一种“穷光荣、富可耻”的社会风气。
　　与此同时，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农村集贸市场，是搞活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学大寨运动要求在原有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全县规定粮、棉、油、烟，每季国家征购任务完成以前，一律不准进入农村集贸市场。由于主要农产品估产高，征购任务完不成，小宗的粮、油、棉、烟，一律长时间不准进入市场交易。平时的农村集市也和城镇一样，只有粮食、供销、商业（合作商店）、手联社等主要几家经营，占据集贸市场。同时有证商贩很少，无证经营多被取缔，主要商品如粮、布、糖、肉食等一律凭票购买。赶集的农民因无票证购买不到需要的货物，偶有免票的紧俏商品，购买的农民很快排成长队。在取缔无证商贩中，有的连烟茶摊也被废止。有时有些地方在集市想买茶喝也很难。
　　在净化农村集贸市场中，层层建立健全打击投机倒把组织，进一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中抓到的重点人物，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揪出的牛鬼蛇神混为一起，统一批判、游街游乡、施行多种罚惩。并要实行专政，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后改为民兵指挥部），予以无限期的关押，以保证“斗私批修”的深入开展和农村集贸市场的净化。
　　为确保净化农村集贸市场，防止农民赶集误工，影响集体生产，把全县传统的隔一天一集，一律改为五天或七天一集。城乡一律不准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使整个农村集贸市场死气沉沉。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强令毁坏中药材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之后，虽然实施了多种令人难以想像整农民的措施，但与大寨人所说的“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还相差很远。为把大寨精神学到手，各级党委经常根据当地各方面情况，挖资本主义的根，堵资本主义的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集体和个人的养殖、种植、加工、运输、小商品活动等，也不知道查了多少遍，割了多少茬，整了多少人，也达不到学大寨“兴无灭资”的要求。
　　从农业来讲，层层卡死生产计划，年年农作物面积产量都由地委分配下达，明令落实到生产队，地区以下均无生产自主权。地委认为严格执行上级计划，就是防止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
　　亳县是“华陀故里，盛产药材，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种植药材已有千年历史，特别是著称于世的地道的“亳芍”（即白芍），在全国乃至世界均有影响。这种药材易种植易管理，生长周期虽长，但一般比种植其他作物收入多，是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来源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亳县农民为解决温饱，在集体和自留地里种植约4万亩以上的白芍。眼看农民有笔可靠收入即将到手，这却引起阜阳地委（当时亳县隶属阜阳地委）领导的注意。地委书记认为亳县种植大面积白芍，是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新势头……亳县白芍不仅是亳县乃至全区的一条最大最长的资本主义尾巴。他大会批，小会讲，要决心打一场毁灭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
　　

　　1974年初春，地委书记对农民即将到手的白芍下令：“五日内将全县白芍全部毁完。”他在战前“动员”中，不仅坐镇亳县指挥，还表示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决不手软，并强迫各级党委书记层层表态。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被迫表示坚决支持地委张书记的指示，并命令全县党员保证，贫下中农带头，层层建立了检查组织，对抗拒者组织批斗，硬抗不毁者组织突击队铲毁。
　　经过周密部署和下达命令，一场毁灭白芍的狂热行动开始了，全县农村被迫毁芍人群密集，刨的刨，挖的挖，掘的掘……几天内将4万余亩驰名中外的地道“亳芍”毁光了。人们有的含泪不语，有的放声大哭。
　　全县四万多亩白芍被毁，按当时生长不同年限的粗略估计，经济损失9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10元左右，相当于197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这样的巨大损失无疑是一重大事件。
　　在白芍被毁的过程中，正当农民痛哭流涕的时候，这位地委书记却大吹大擂地说：“地委帮助亳县拔掉了资本主义的苗，铲掉一块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大寨运动的伟大胜利。”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全面毁灭白芍，而且限种各种中药材，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财产受到极其严重损失。全县中药材面积1973年7.99万亩，到1978年仅有0.7万亩，减少面积90%以上，其中白芍已基本绝迹。使药材之乡著称于世的亳县，基本上形成了“药材之乡”无药材、县药材公司无地产药材可收的局面。
　　
　　建设大寨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亳县为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前建成大寨县，决定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在运动中，除县委领导班子自身进行整顿外，在城乡分三批开展卷帘式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5年12月，组织1300余人的学大寨宣传队（后改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南部六个重点公社和城关镇、核桃林场，运动迅速开展，历时8个月结束。在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限制，于1976年12月，经过整顿充实调整后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北部8个重点公社继续开展运动，于翌年7月结束。下余公社因深入揭批“四人帮”而运动终止。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大抓阶级斗争。首先对社、队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清理整顿。其中问题严重的要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部分社、队中的坏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问题，分别情况给予批斗、调离、处分、清除出党或绳之以法。在这次运动中，整了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发生了公社干部被逼自杀事件。
　　在对敌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锋芒指向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四类分子是人人训话、个个揭批，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不放。如古城公社在运动中揭露出著名的唢呐演奏艺人随××因招学徒收入超过一般农民，被列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随××被迫辞去学徒，低头认“罪”，接受处罚，得以从宽处理，未戴资产阶级分子帽子。全县以随××为反面教材，大肆宣传其剥削“罪行”，以警示干群。
　　在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中，大讲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大张旗鼓地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农民中大摆资本主义的表现，在“斗私批修”中，要农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全面收回农村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全部组织起来，把社员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全部收归集体，坚决纠正分配中不留公共积累、分光吃光的资本主义行为，以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社队领导班子不仅要达到革命化，而且省委书记还别出心裁地发出了一个“小鸡带老鸡”（青年作一把手，老同志跟着干）的新指示，从而把“史无前例”中的一些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和下放学生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有的由于缺乏领导经验，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工作上比1958年“大跃进”更荒唐。如一位下放女学生被提到某公社主持全面工作，在六七月正当田管紧张阶段，同时又是高温季节，却集中大批劳动力去挖河。县生产指挥组组长齐松与其商量，河工缓至秋后进行，而这位新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作为一级党委，可以见缝插针，学大寨嘛，就是要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之后仍然继续大干，农民怨声载道。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时时、处处、事事无不存在着阶级斗争。1976年5月中旬，省委组织淮北片地、市、县小麦观摩，当大队车辆行走到亳县五马、张店公社时，省委书记看到小麦长势不好，随即批评说：“怎么搞的？这小麦棵里也有阶级斗争。”对亳县这一批评，不仅在全省普遍传开，而且亳县也就说麦棵里、棉田里和各种作物大田里、水利工地上等都有阶级斗争。从而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新内容，使阶级斗争达到令人不可思议、无所适从的地步。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学大寨前亳县经多年努力，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已完成了一些需要做而做得合乎标准的工程，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生猪饲养量和绿化都有了发展，水电和农业机械数量有所增加。但这达不到建设大寨县的要求，于是提出以改土防水为中心，实行沟、河、林、田、路综合治理。
　　1976年1月，在萧县郭庄大队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通过会议整风，亳县制定了进一步建立稳产高产，粮、棉、猪、林四超纲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划指标。在水利上也赶形势，制定了《1976-1980年一网二化47、41引蓄排涝工程规划》（初稿），这就是以涡河闸为枢纽，以涡河为骨干，把全县骨干沟河有机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大水网，实现河网化和大地园田化。至此，掀起了水利建设新高潮，基本上不分忙闲大干，有不少人吃不饱肚子也要常年打井、挖河。
　　特别是县外开挖的长达数年的茨淮新河工程，除农民出工出资外，有不少生产队卖种子、卖青苗（地里长的庄稼卖给个人）、卖牲畜以保证工程需要，使一部分生产队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农民越来越穷。
　　全县连年的水利工程中，也出现许多形象工程，报废的沟、河、井、塘、路工程屡见不鲜。如北起凤尾沟，南至龙德寺长近80华里的龙凤新河，开挖前就有异议而领导脑子一热就开工了，开挖后就报废了。
　　多年来，水利上挖压了大量耕地，全县1957年有273万亩耕地，到1978年减少70万亩，其中水利挖压占相当大的比例。
　　
　　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
　　
　　根据省、地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树立的先进典型，亳县提出了学大寨、赶郭庄、赶柳西（阜阳地区利辛县柳西大队）赶小张庄（亳县双沟公社小张庄生产队）的口号。之后又出现了城北公社黄庄大队、城父公社马厂大队、沙土公社王汉桥大队等一批先进典型。在层层树立先进典型之后，现场会、参观团频频奔走于标兵之间。
　　在学大寨运动中，有很多人对先进典型不服气，人们对标兵单位有这样的顺口溜：“产量稍高人骄傲，标兵常靠吃小灶”。的确，县委对这些先进典型，有不成文的规定，实行了“三个优先”。即：优良品种、农药、化肥优先供应；水电农机优先配套；政府无偿投资优先支持。有不少的先进典型，在获得先进之后，骄傲自满。他们的负责人中有的着眼省委，紧跟地委，少找县委，不理部门。有的被上级指定提升县、社领导干部。也有的堕落腐化、垮台。
　　

　　他们在执行政策上，比较随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一个生产队收入高一些，就盖排房，社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都由队里包下来，搞的很难兑现。这样就恢复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老调重弹，县社领导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在学大寨会议上随便介绍，影响很坏。一些标兵单位的生产管理、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一般都按照大寨模式进行，自留地由队统管，抓阶级斗争时时、事事、处处都走在前边。
　　为了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从1970年到1977年8月，县召开了千人以上的学大寨、表先进大会9次之多。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介绍了许多大堵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的“经验”。然而，这些年的穷学苦斗，农民的生活仍赶不上1957年的水平，全县流传这样两段顺口溜：“学大寨、赶郭庄、俺队年年缺口粮”；“学大寨、赶柳西，社员年年穿破衣”。
　　
　　用事实说话
　　
　　大寨由一个艰苦奋斗、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先进大队，在“文革”中蜕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学大寨十年，亳县经历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那种穷学穷斗穷过渡，在农民中大搞“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兴无灭资”、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虽然完成了大量工程，但农民仍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亳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年中，农业生产是发展，是停滞，还是倒退？农民生活是富裕、是贫困还是有一部分人长期不得温饱？都要用事实说话。
　　“大跃进”前的1957年全县人均粮食生产715斤，而到1977年的20年中，人均粮食生产从未达到过这个水平，其中1977年人均粮食生产仅有601斤，人均比57年减产114斤。特别是学大寨的十年间，亳县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仍徘徊在5亿斤左右，人均粮食生产600斤上下，粮食征购率在25%左右。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大牲畜，1957年为9.1万头，到1977年下降到7.4万头，减少1.7万头。
　　从1971年到1977年的7年间，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3.1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971年人均纯收入42元。当时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低，但人均纯收入33.1元也很难达到温饱型水平。
　　从1972年到1978年的7年间，年人均口粮379斤，人均日口粮1.03斤。全县每年有几万人口缺粮。口粮的分配，必须通过工分折款计算，而工分不足的就要拿钱买口粮。由于一般队现金分配少，有些出钱户无钱买口粮，致使许多队年终分配现金不能兑现，出现了劳动一年吃粮出钱的局面。
　　在农民吃粮品种上，一般生产队全年人均分配红芋片200斤左右，农村流传着“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歌谣。分配杂粮100斤左右。一般分配小麦不超百斤。
　　油料、棉花的统购可以说是国家“一头齐”的政策。油料只购不留或者是留量很小，所以农民吃油就少得不可再少了。在农民穿衣上，每年国家所发的布票，加上自留棉，也很难达到每人年年添新衣的要求。
　　在农民居住条件上，除沿涡河有少数瓦房外，全县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墙草顶的土草房，依然是房屋破旧，年复一年。一些偏远农村偶见瓦房，也要当作“冒尖户”、“暴发户”看待，列为“斗私批修”或“路线教育”中审查的重点或批判对象。■　梁志远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1968年8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间，农业学大寨步步深入到各个方面。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分期分批建成大寨式生产队、大队、公社。根据中央（75）21号文件“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指示，亳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作出三年（1978）建成大寨县的决议。到1977年冬，随着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和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农业学大寨不再提及。随之迎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形势迅速发生了根本变化。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十年间，我在县农林局工作，也曾兼任过学大寨办公室主任，亲见、亲闻、亲历，不会磨灭我的记忆，现对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程，作一粗略回忆。
　　
　　八千人参观大寨立竿见影搞突击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968年秋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按照上级部署，亳县在驻军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使运动开展的迅猛异常，走在其他县前面，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组织庞大的参观团分三批赴大寨参观学习。参观团成员有：县、区、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和县、区、社下属单位负责人，县农、林、水部门大多数干部以及县、区部分主要造反派头头，总计约超过8000多人，来往耗资约数十万元。
　　为活学活用毛主席指示，参观团归来，要求立竿见影，在全县突击抓好如下几个方面：
　　1、大力宣传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主要落实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具体是要在劳动管理上推行“大寨工分”（含有政治思想因素），废除小包工，劳动定额可有可无。它违反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的规定，使同工不能同酬，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分配更加严重，从而加剧了生产上的大轰隆，致使“文革”中的农业生产半瘫痪状态雪上加霜。
　　2、在收益分配上，只强调为国家多作贡献，不顾农民的利益；只强调集体积累，不顾农民家庭生活；口粮标准低，现金分配少。这样致使社员劳动一年吃粮缺钱的农户增多，有的穷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户缺口粮款。口粮款从何而来？主要靠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弥补。
　　3、按大寨模式，大讲自留地归队管理、经营，以解决公私农活矛盾。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十分薄弱，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按《六十条》留给社员的少量自留地，也要收回，由队统管，按当年平均亩产分给社员粮食。这种办法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抵制。有的采取了强硬措施，全县约30%左右的生产队将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
　　与此同时，一律禁止户养大牲畜。
　　4.迅速扩大社、队规模。人民公社初期，由于刮“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饿死人，亳县被迫于1961年初缩小社队规模，由县辖社改为区辖社。从此以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字程度高）讲的少了，人民公社万岁没人喊了，现今在史无前例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破私立公”，提高“公”字程度，不允许社、队规模过小，从而充分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1969年1月，全县9个县辖区，62个区辖社，全部撤掉，成立了20个县辖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由原547个并为312个，生产队由原近7000个，并掉500多个。随着“文革”和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又有新的抬头，这使农民更苦了。
　　
　　农民“斗私批修”净化农村集贸市场
　　
　　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民“斗私批修”，是“文革”和学大寨的必然要求。只有搞好农民的“斗私批修”，才能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涉及到方方面面，内容繁多，同时列入了革命大批判的范围，包括：农民干活讲条件、劳动讲报酬、对推行“大寨工分”有抵触、工分挂帅、干集体活不出力、自留地里下功夫、家庭饲养不服从限禁、从事小商业活动等等。特别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很小的事情，也要社员“斗私批修”，形式多种多样。广泛的查，广泛的批，使“私”字无处藏身。说：“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和私斗争越激烈……这个仗必须打，要打几十年，要打几辈子，一直打下去。”亳县也曾经传达过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几则顺口溜作为农民斗私批修的内容。一是有人在想：“我的猪、我的羊、我的自留地、我的小新房，哪有心思学大寨，哪有心思赶郭庄（全省学大寨先进典型萧县郭庄大队）”；“新堂屋，大肥猪，厚被子，新衣服，不学大寨也享福”。二是有人在干：“小毛驴，板车带，一天就捞七八块，谁说他能学大寨”？这些内容传达下去，要农民联系本人实际，反复对照，搞得农民无所适从。这种穷学穷斗穷过渡，树立了一种“穷光荣、富可耻”的社会风气。
　　与此同时，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农村集贸市场，是搞活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学大寨运动要求在原有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全县规定粮、棉、油、烟，每季国家征购任务完成以前，一律不准进入农村集贸市场。由于主要农产品估产高，征购任务完不成，小宗的粮、油、棉、烟，一律长时间不准进入市场交易。平时的农村集市也和城镇一样，只有粮食、供销、商业（合作商店）、手联社等主要几家经营，占据集贸市场。同时有证商贩很少，无证经营多被取缔，主要商品如粮、布、糖、肉食等一律凭票购买。赶集的农民因无票证购买不到需要的货物，偶有免票的紧俏商品，购买的农民很快排成长队。在取缔无证商贩中，有的连烟茶摊也被废止。有时有些地方在集市想买茶喝也很难。
　　在净化农村集贸市场中，层层建立健全打击投机倒把组织，进一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中抓到的重点人物，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揪出的牛鬼蛇神混为一起，统一批判、游街游乡、施行多种罚惩。并要实行专政，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后改为民兵指挥部），予以无限期的关押，以保证“斗私批修”的深入开展和农村集贸市场的净化。
　　为确保净化农村集贸市场，防止农民赶集误工，影响集体生产，把全县传统的隔一天一集，一律改为五天或七天一集。城乡一律不准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使整个农村集贸市场死气沉沉。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强令毁坏中药材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之后，虽然实施了多种令人难以想像整农民的措施，但与大寨人所说的“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还相差很远。为把大寨精神学到手，各级党委经常根据当地各方面情况，挖资本主义的根，堵资本主义的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集体和个人的养殖、种植、加工、运输、小商品活动等，也不知道查了多少遍，割了多少茬，整了多少人，也达不到学大寨“兴无灭资”的要求。
　　从农业来讲，层层卡死生产计划，年年农作物面积产量都由地委分配下达，明令落实到生产队，地区以下均无生产自主权。地委认为严格执行上级计划，就是防止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
　　亳县是“华陀故里，盛产药材，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种植药材已有千年历史，特别是著称于世的地道的“亳芍”（即白芍），在全国乃至世界均有影响。这种药材易种植易管理，生长周期虽长，但一般比种植其他作物收入多，是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来源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亳县农民为解决温饱，在集体和自留地里种植约4万亩以上的白芍。眼看农民有笔可靠收入即将到手，这却引起阜阳地委（当时亳县隶属阜阳地委）领导的注意。地委书记认为亳县种植大面积白芍，是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新势头……亳县白芍不仅是亳县乃至全区的一条最大最长的资本主义尾巴。他大会批，小会讲，要决心打一场毁灭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
　　

　　1974年初春，地委书记对农民即将到手的白芍下令：“五日内将全县白芍全部毁完。”他在战前“动员”中，不仅坐镇亳县指挥，还表示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决不手软，并强迫各级党委书记层层表态。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被迫表示坚决支持地委张书记的指示，并命令全县党员保证，贫下中农带头，层层建立了检查组织，对抗拒者组织批斗，硬抗不毁者组织突击队铲毁。
　　经过周密部署和下达命令，一场毁灭白芍的狂热行动开始了，全县农村被迫毁芍人群密集，刨的刨，挖的挖，掘的掘……几天内将4万余亩驰名中外的地道“亳芍”毁光了。人们有的含泪不语，有的放声大哭。
　　全县四万多亩白芍被毁，按当时生长不同年限的粗略估计，经济损失9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10元左右，相当于197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这样的巨大损失无疑是一重大事件。
　　在白芍被毁的过程中，正当农民痛哭流涕的时候，这位地委书记却大吹大擂地说：“地委帮助亳县拔掉了资本主义的苗，铲掉一块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大寨运动的伟大胜利。”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全面毁灭白芍，而且限种各种中药材，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财产受到极其严重损失。全县中药材面积1973年7.99万亩，到1978年仅有0.7万亩，减少面积90%以上，其中白芍已基本绝迹。使药材之乡著称于世的亳县，基本上形成了“药材之乡”无药材、县药材公司无地产药材可收的局面。
　　
　　建设大寨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亳县为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前建成大寨县，决定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在运动中，除县委领导班子自身进行整顿外，在城乡分三批开展卷帘式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5年12月，组织1300余人的学大寨宣传队（后改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南部六个重点公社和城关镇、核桃林场，运动迅速开展，历时8个月结束。在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限制，于1976年12月，经过整顿充实调整后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北部8个重点公社继续开展运动，于翌年7月结束。下余公社因深入揭批“四人帮”而运动终止。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大抓阶级斗争。首先对社、队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清理整顿。其中问题严重的要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部分社、队中的坏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问题，分别情况给予批斗、调离、处分、清除出党或绳之以法。在这次运动中，整了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发生了公社干部被逼自杀事件。
　　在对敌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锋芒指向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四类分子是人人训话、个个揭批，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不放。如古城公社在运动中揭露出著名的唢呐演奏艺人随××因招学徒收入超过一般农民，被列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随××被迫辞去学徒，低头认“罪”，接受处罚，得以从宽处理，未戴资产阶级分子帽子。全县以随××为反面教材，大肆宣传其剥削“罪行”，以警示干群。
　　在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中，大讲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大张旗鼓地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农民中大摆资本主义的表现，在“斗私批修”中，要农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全面收回农村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全部组织起来，把社员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全部收归集体，坚决纠正分配中不留公共积累、分光吃光的资本主义行为，以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社队领导班子不仅要达到革命化，而且省委书记还别出心裁地发出了一个“小鸡带老鸡”（青年作一把手，老同志跟着干）的新指示，从而把“史无前例”中的一些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和下放学生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有的由于缺乏领导经验，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工作上比1958年“大跃进”更荒唐。如一位下放女学生被提到某公社主持全面工作，在六七月正当田管紧张阶段，同时又是高温季节，却集中大批劳动力去挖河。县生产指挥组组长齐松与其商量，河工缓至秋后进行，而这位新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作为一级党委，可以见缝插针，学大寨嘛，就是要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之后仍然继续大干，农民怨声载道。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时时、处处、事事无不存在着阶级斗争。1976年5月中旬，省委组织淮北片地、市、县小麦观摩，当大队车辆行走到亳县五马、张店公社时，省委书记看到小麦长势不好，随即批评说：“怎么搞的？这小麦棵里也有阶级斗争。”对亳县这一批评，不仅在全省普遍传开，而且亳县也就说麦棵里、棉田里和各种作物大田里、水利工地上等都有阶级斗争。从而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新内容，使阶级斗争达到令人不可思议、无所适从的地步。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学大寨前亳县经多年努力，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已完成了一些需要做而做得合乎标准的工程，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生猪饲养量和绿化都有了发展，水电和农业机械数量有所增加。但这达不到建设大寨县的要求，于是提出以改土防水为中心，实行沟、河、林、田、路综合治理。
　　1976年1月，在萧县郭庄大队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通过会议整风，亳县制定了进一步建立稳产高产，粮、棉、猪、林四超纲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划指标。在水利上也赶形势，制定了《1976-1980年一网二化47、41引蓄排涝工程规划》（初稿），这就是以涡河闸为枢纽，以涡河为骨干，把全县骨干沟河有机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大水网，实现河网化和大地园田化。至此，掀起了水利建设新高潮，基本上不分忙闲大干，有不少人吃不饱肚子也要常年打井、挖河。
　　特别是县外开挖的长达数年的茨淮新河工程，除农民出工出资外，有不少生产队卖种子、卖青苗（地里长的庄稼卖给个人）、卖牲畜以保证工程需要，使一部分生产队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农民越来越穷。
　　全县连年的水利工程中，也出现许多形象工程，报废的沟、河、井、塘、路工程屡见不鲜。如北起凤尾沟，南至龙德寺长近80华里的龙凤新河，开挖前就有异议而领导脑子一热就开工了，开挖后就报废了。
　　多年来，水利上挖压了大量耕地，全县1957年有273万亩耕地，到1978年减少70万亩，其中水利挖压占相当大的比例。
　　
　　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
　　
　　根据省、地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树立的先进典型，亳县提出了学大寨、赶郭庄、赶柳西（阜阳地区利辛县柳西大队）赶小张庄（亳县双沟公社小张庄生产队）的口号。之后又出现了城北公社黄庄大队、城父公社马厂大队、沙土公社王汉桥大队等一批先进典型。在层层树立先进典型之后，现场会、参观团频频奔走于标兵之间。
　　在学大寨运动中，有很多人对先进典型不服气，人们对标兵单位有这样的顺口溜：“产量稍高人骄傲，标兵常靠吃小灶”。的确，县委对这些先进典型，有不成文的规定，实行了“三个优先”。即：优良品种、农药、化肥优先供应；水电农机优先配套；政府无偿投资优先支持。有不少的先进典型，在获得先进之后，骄傲自满。他们的负责人中有的着眼省委，紧跟地委，少找县委，不理部门。有的被上级指定提升县、社领导干部。也有的堕落腐化、垮台。
　　

　　他们在执行政策上，比较随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一个生产队收入高一些，就盖排房，社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都由队里包下来，搞的很难兑现。这样就恢复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老调重弹，县社领导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在学大寨会议上随便介绍，影响很坏。一些标兵单位的生产管理、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一般都按照大寨模式进行，自留地由队统管，抓阶级斗争时时、事事、处处都走在前边。
　　为了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从1970年到1977年8月，县召开了千人以上的学大寨、表先进大会9次之多。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介绍了许多大堵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的“经验”。然而，这些年的穷学苦斗，农民的生活仍赶不上1957年的水平，全县流传这样两段顺口溜：“学大寨、赶郭庄、俺队年年缺口粮”；“学大寨、赶柳西，社员年年穿破衣”。
　　
　　用事实说话
　　
　　大寨由一个艰苦奋斗、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先进大队，在“文革”中蜕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学大寨十年，亳县经历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那种穷学穷斗穷过渡，在农民中大搞“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兴无灭资”、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虽然完成了大量工程，但农民仍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亳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年中，农业生产是发展，是停滞，还是倒退？农民生活是富裕、是贫困还是有一部分人长期不得温饱？都要用事实说话。
　　“大跃进”前的1957年全县人均粮食生产715斤，而到1977年的20年中，人均粮食生产从未达到过这个水平，其中1977年人均粮食生产仅有601斤，人均比57年减产114斤。特别是学大寨的十年间，亳县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仍徘徊在5亿斤左右，人均粮食生产600斤上下，粮食征购率在25%左右。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大牲畜，1957年为9.1万头，到1977年下降到7.4万头，减少1.7万头。
　　从1971年到1977年的7年间，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3.1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971年人均纯收入42元。当时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低，但人均纯收入33.1元也很难达到温饱型水平。
　　从1972年到1978年的7年间，年人均口粮379斤，人均日口粮1.03斤。全县每年有几万人口缺粮。口粮的分配，必须通过工分折款计算，而工分不足的就要拿钱买口粮。由于一般队现金分配少，有些出钱户无钱买口粮，致使许多队年终分配现金不能兑现，出现了劳动一年吃粮出钱的局面。
　　在农民吃粮品种上，一般生产队全年人均分配红芋片200斤左右，农村流传着“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歌谣。分配杂粮100斤左右。一般分配小麦不超百斤。
　　油料、棉花的统购可以说是国家“一头齐”的政策。油料只购不留或者是留量很小，所以农民吃油就少得不可再少了。在农民穿衣上，每年国家所发的布票，加上自留棉，也很难达到每人年年添新衣的要求。
　　在农民居住条件上，除沿涡河有少数瓦房外，全县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墙草顶的土草房，依然是房屋破旧，年复一年。一些偏远农村偶见瓦房，也要当作“冒尖户”、“暴发户”看待，列为“斗私批修”或“路线教育”中审查的重点或批判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