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官员比较

李慧玲
　　进入美国国务院前的重重安全检查，感觉几乎就跟登机一样。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九一一后才开始的。我们这一组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岛国的，全都遵照各种指示行事，规规矩矩，没有第二句话。

　　见国务卿赖斯的前几天，负责的官员和带领我们的行政翻译人员千叮万嘱，要我们每一小组决定由谁代表去向赖斯提问题。因为从全球各地来参加这个交流计划的新闻从业人员180几个，我们分了12个小组，人多，提的问题又不能超过30秒。但是他们同样强调很多遍的是：“不要告诉我们你们要问什么问题，我们不想预先知道。国务卿也不需要预先知道。”

　　那最后的“不需要预先知道”，说得无心，我在北京工作过，听来特别有感触。工作人员紧张，是从后勤工作的角度出发，要确保在人多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混乱。但他们不是要进行审查，限制新闻从业人员的自由。他们也不需要事先准备答案，没有要像做戏一样预先彩排——如果要做戏，那么或许他们习惯于在原来演绎多遍的桥段上进行即兴创作。

　　赖斯来之前，同样的那个会议室里是四位美国新闻从业人员跟我们进行交流。他们就坐在赖斯后来用的讲台旁边。赖斯在他们离开后大约20分钟到来，进场也没有什么全体肃立和鼓掌，她不是以什么权威性人物的身份站在那里，就是在这个任期这个时候，她做了美国国务卿而已。

　　赖斯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婓逊（Thomas Jefferson）带头，在简短的开场白宣扬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新闻工作者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力，即刻就进入问答时间。这些“不需要预先知道”的问题，其实她必定猜想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问他们关注的问题，而牵涉到美国对地区政策的答案，想必她已经回答了很多次了。胸有成竹，她更放得开去回答，语调轻松，掺入一些个人的观察和经验，使到答案更不样板化，甚至偶尔带些哲理。在回答美国同拉丁美洲的问题时，她谈到总统布什最近的访问，补充了在许多新闻画面里没有见到的情景，也反映了美国领导人自己面对新闻自由的困境。她说，“你们在新闻里看到的20个示威者是真实的。你们没有看到的，是在当地的镇上，数以百计的人们到广场上用自制的牌子欢迎总统，万人空巷”。这时，她语气平和地“顺带一提”，“作为记者，我认为你们的责任是给予完整的信息，而不只是根据一个点说有示威者。当然啦，那里肯定有示威者，这是民主的社会，当然会有示威。但是那些自发的夹道欢迎，代表了总统在拉丁美洲享受到的温馨接待。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均衡报道。”

　　记者会进行到一半，轮到我们东亚组的代表问问题时，翻译机器出现了问题。赖斯在台上听不到同步翻译，先是站在一旁负责教育和文化的助理国务卿迪娜从容地帮她换了另一对耳机，还是不行，赖斯随即跟在翻译室里的同声翻译员说，请他们出来站在记者身边翻吧。这算是出的“状况”，但是除了翻译员有些紧张地跑出翻译室外，其他人都没有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工作人员直冒冷汗。

　　结束的时候，因为时间紧迫，还有代表的问题没有机会提，结果赖斯出门时被叫住了。她停下脚步，问明原因，为自己必须赶着离开道歉，这才走了。

　　我没有兴趣特别说赖斯的好，但是这次交流计划中前面几天直接和国务院接触的过程中，第一件让我思索的是美国同行，或者笼统地说是比较接近美国式的同行，初到中国工作时所受的冲击。两地文化的巨大差异，体现在外国记者采访的切身经验里，首先会形成怎样的观点？看待中国时，不管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印象有多么深刻，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什么许多外国同行的目光仿佛总是投注在宫廷里一般？是他们的成见，还是中国文化里的未曾改变？

　　在中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的接见，整个安排工作也是十分严谨的。但严谨的不只是保安，以人民大会堂的会见来说，哪个门进去，在偏厅等了多久后才能够进入会见的大厅，那里面有一种属于中国文化里平民跟高级官员之间的距离感。在大会堂里等候，空寂的卫生间里总还有个外地来的年轻服务员站在里头，往往让我想到小说里看过的小宫女。而这份平民与官员之间的距离感有时更特别被放大，因为负责安排的那些工作人员，跟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很大的距离感。他们必须一丝不苟，因此也要求采访的记者一丝不苟。在北京工作过的外国记者都知道，在一些重要的记者会上，如果有机会问问题，要先把问题提上去。很少官员会脱稿演出，会个性化地对答，当官就是当官，是权威的，是终身的，是有个模样的。
（作者为本报采访主任）



http://www.zaobao.com/yl/yl070415_507_1.html
联合早报李慧玲
　　进入美国国务院前的重重安全检查，感觉几乎就跟登机一样。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九一一后才开始的。我们这一组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岛国的，全都遵照各种指示行事，规规矩矩，没有第二句话。

　　见国务卿赖斯的前几天，负责的官员和带领我们的行政翻译人员千叮万嘱，要我们每一小组决定由谁代表去向赖斯提问题。因为从全球各地来参加这个交流计划的新闻从业人员180几个，我们分了12个小组，人多，提的问题又不能超过30秒。但是他们同样强调很多遍的是：“不要告诉我们你们要问什么问题，我们不想预先知道。国务卿也不需要预先知道。”

　　那最后的“不需要预先知道”，说得无心，我在北京工作过，听来特别有感触。工作人员紧张，是从后勤工作的角度出发，要确保在人多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混乱。但他们不是要进行审查，限制新闻从业人员的自由。他们也不需要事先准备答案，没有要像做戏一样预先彩排——如果要做戏，那么或许他们习惯于在原来演绎多遍的桥段上进行即兴创作。

　　赖斯来之前，同样的那个会议室里是四位美国新闻从业人员跟我们进行交流。他们就坐在赖斯后来用的讲台旁边。赖斯在他们离开后大约20分钟到来，进场也没有什么全体肃立和鼓掌，她不是以什么权威性人物的身份站在那里，就是在这个任期这个时候，她做了美国国务卿而已。

　　赖斯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婓逊（Thomas Jefferson）带头，在简短的开场白宣扬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新闻工作者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力，即刻就进入问答时间。这些“不需要预先知道”的问题，其实她必定猜想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问他们关注的问题，而牵涉到美国对地区政策的答案，想必她已经回答了很多次了。胸有成竹，她更放得开去回答，语调轻松，掺入一些个人的观察和经验，使到答案更不样板化，甚至偶尔带些哲理。在回答美国同拉丁美洲的问题时，她谈到总统布什最近的访问，补充了在许多新闻画面里没有见到的情景，也反映了美国领导人自己面对新闻自由的困境。她说，“你们在新闻里看到的20个示威者是真实的。你们没有看到的，是在当地的镇上，数以百计的人们到广场上用自制的牌子欢迎总统，万人空巷”。这时，她语气平和地“顺带一提”，“作为记者，我认为你们的责任是给予完整的信息，而不只是根据一个点说有示威者。当然啦，那里肯定有示威者，这是民主的社会，当然会有示威。但是那些自发的夹道欢迎，代表了总统在拉丁美洲享受到的温馨接待。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均衡报道。”

　　记者会进行到一半，轮到我们东亚组的代表问问题时，翻译机器出现了问题。赖斯在台上听不到同步翻译，先是站在一旁负责教育和文化的助理国务卿迪娜从容地帮她换了另一对耳机，还是不行，赖斯随即跟在翻译室里的同声翻译员说，请他们出来站在记者身边翻吧。这算是出的“状况”，但是除了翻译员有些紧张地跑出翻译室外，其他人都没有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也没有工作人员直冒冷汗。

　　结束的时候，因为时间紧迫，还有代表的问题没有机会提，结果赖斯出门时被叫住了。她停下脚步，问明原因，为自己必须赶着离开道歉，这才走了。

　　我没有兴趣特别说赖斯的好，但是这次交流计划中前面几天直接和国务院接触的过程中，第一件让我思索的是美国同行，或者笼统地说是比较接近美国式的同行，初到中国工作时所受的冲击。两地文化的巨大差异，体现在外国记者采访的切身经验里，首先会形成怎样的观点？看待中国时，不管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印象有多么深刻，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什么许多外国同行的目光仿佛总是投注在宫廷里一般？是他们的成见，还是中国文化里的未曾改变？

　　在中国，领导人或高级官员的接见，整个安排工作也是十分严谨的。但严谨的不只是保安，以人民大会堂的会见来说，哪个门进去，在偏厅等了多久后才能够进入会见的大厅，那里面有一种属于中国文化里平民跟高级官员之间的距离感。在大会堂里等候，空寂的卫生间里总还有个外地来的年轻服务员站在里头，往往让我想到小说里看过的小宫女。而这份平民与官员之间的距离感有时更特别被放大，因为负责安排的那些工作人员，跟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很大的距离感。他们必须一丝不苟，因此也要求采访的记者一丝不苟。在北京工作过的外国记者都知道，在一些重要的记者会上，如果有机会问问题，要先把问题提上去。很少官员会脱稿演出，会个性化地对答，当官就是当官，是权威的，是终身的，是有个模样的。
（作者为本报采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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