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 却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

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 却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此北京大学党委于12月5日上午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了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了会议，就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等专题展开讨论。   

    这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存生主持，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中央党校研究生部主任许全兴、哲学系教授王东、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占安等作了大会发言。

    就毛泽东主席与北大的关系，许校长以北大人的身份在致辞中做了简要回顾：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青年毛泽东来到了北大，在这块特定的文化氛围里，在各种思潮流派撞击和融合的激流中，他勤奋且批判地汲取着来自蔡元培、鲁迅、胡适、邵飘萍等著名学者的思想精髓，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新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同时，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最终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日后的革命生涯在理论和信念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之后，他即使远离了北大，但和北大的精神联系也没有中断。“五四”运动中，他领导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及北大学生的爱国斗争。1919年10月，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发表。北大进步师生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敬尧）赴京代表团给予了积极支持。
    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再次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北京，他依旧十分关心北大的建设与发展，关怀昔日的师友和新一代学子。为了报答北大这块精神圣地的培养，他挥毫题写了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名。在建国后的二三十年中，他也常与北大教授、学者们如老校长马寅初、周培源等人交流思想，商讨国是，且十分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接见北大学生代表，了解同学们的呼声和愿望。
可见，毛主席与北大的这种互动关系维系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里。许校长最后在发言中指出：在新形势下，后继者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就是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接着，学者们就目前较为争议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即建国以后的历史功绩和错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启华、沙健孙在发言中全面地对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做出引证和分析：
    政治上，毛泽东于1947年的七大就开始探索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力求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结合。因此，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再如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准确把握，从而提出了当时的国内矛盾要进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从而否定了苏联斯大林等人认为的社会主义无矛盾的说法。
    经济上，虽然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波三折，但是毛泽东的确多次提出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从实践中看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局限性，认为这是没有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务实地提出中国应存在商品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组成结构，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结束得过早。同时，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他领导全中国人民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初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司纳的观点就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是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关键时段。它为中国1978年后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和重工业建设。
    文化上，他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五十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之后中共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方针，充分显示了国家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目标管理。
    这些理论中的大部分经过历史的证明的确是真知灼见。虽然某些意见未必正确或者于实施中出现过偏差，以致于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这往往是在艰难环境下的创新难以避免的。
    由此，学者们将话题转向对毛泽东的功过如何评价的问题。许全兴于发言中主张后人应宽容、求实地将毛泽东放置于历史长河中予以评价，以避免武断、轻率地进行各种不合理的评论。因为当时面对国内建设资源稀缺，国外群强环伺的不利环境，再加之执政经验的不足，是造成毛泽东后期对局势错误估计和理论偏激的主要原因；其次，关键还在于当时领导团体中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旧思想残余，导致政治民主化和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因此将建国后执政的错误完全归咎与毛泽东是不合理的，这是整个领导团体和领导体制的问题。
    如果说功过问题尚在其次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在今日的建设意义可能是与会者和当代中国人更为关心的问题，王东教授的《〈论十大关系〉新探》对此做了言简意赅的回答。他说在毛泽东临逝世前，回忆了自己毕生的两大成就：一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民族独立的地位；二是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但这两样同时又是他毕生的两大遗憾，因为在其有生之年都没有完成它们。民主革命上台湾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国家依旧贫弱，文化大革命的异议之声更让这为领袖伤透了脑筋，而他们的解决正是当前及以后的领导者的主要任务。同时王东教授指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经过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规范化后，逐渐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施，比如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五大统筹”中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统筹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十大关系”的继承。
    最后陈占安教授院长以一篇《理论联系实际》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强调要结合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个人思想的实际情况来继承毛泽东思想。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民族并非如此，大家在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同时也永远记住了他的好。从《南方都市报》12月7号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邮票首发，场面热烈供不应求》一文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世纪领袖。况且，毛泽东的功绩不局限于中国，无论是他领导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开辟了新的国家道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建设提供了借鉴，还是他的诗词哲学、军事思想，都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 却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


    今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此北京大学党委于12月5日上午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了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了会议，就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等专题展开讨论。   

    这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存生主持，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北京大学教授沙健孙、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中央党校研究生部主任许全兴、哲学系教授王东、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占安等作了大会发言。

    就毛泽东主席与北大的关系，许校长以北大人的身份在致辞中做了简要回顾：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青年毛泽东来到了北大，在这块特定的文化氛围里，在各种思潮流派撞击和融合的激流中，他勤奋且批判地汲取着来自蔡元培、鲁迅、胡适、邵飘萍等著名学者的思想精髓，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新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同时，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最终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日后的革命生涯在理论和信念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之后，他即使远离了北大，但和北大的精神联系也没有中断。“五四”运动中，他领导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及北大学生的爱国斗争。1919年10月，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发表。北大进步师生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敬尧）赴京代表团给予了积极支持。
    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再次回到阔别三十年的北京，他依旧十分关心北大的建设与发展，关怀昔日的师友和新一代学子。为了报答北大这块精神圣地的培养，他挥毫题写了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名。在建国后的二三十年中，他也常与北大教授、学者们如老校长马寅初、周培源等人交流思想，商讨国是，且十分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接见北大学生代表，了解同学们的呼声和愿望。
可见，毛主席与北大的这种互动关系维系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里。许校长最后在发言中指出：在新形势下，后继者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就是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接着，学者们就目前较为争议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即建国以后的历史功绩和错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启华、沙健孙在发言中全面地对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做出引证和分析：
    政治上，毛泽东于1947年的七大就开始探索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力求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结合。因此，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再如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准确把握，从而提出了当时的国内矛盾要进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从而否定了苏联斯大林等人认为的社会主义无矛盾的说法。
    经济上，虽然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波三折，但是毛泽东的确多次提出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从实践中看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局限性，认为这是没有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造成的，因此他务实地提出中国应存在商品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组成结构，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结束得过早。同时，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他领导全中国人民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初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用美国学者莫里斯·迈司纳的观点就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是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关键时段。它为中国1978年后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和重工业建设。
    文化上，他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五十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之后中共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方针，充分显示了国家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目标管理。
    这些理论中的大部分经过历史的证明的确是真知灼见。虽然某些意见未必正确或者于实施中出现过偏差，以致于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这往往是在艰难环境下的创新难以避免的。
    由此，学者们将话题转向对毛泽东的功过如何评价的问题。许全兴于发言中主张后人应宽容、求实地将毛泽东放置于历史长河中予以评价，以避免武断、轻率地进行各种不合理的评论。因为当时面对国内建设资源稀缺，国外群强环伺的不利环境，再加之执政经验的不足，是造成毛泽东后期对局势错误估计和理论偏激的主要原因；其次，关键还在于当时领导团体中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的旧思想残余，导致政治民主化和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因此将建国后执政的错误完全归咎与毛泽东是不合理的，这是整个领导团体和领导体制的问题。
    如果说功过问题尚在其次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在今日的建设意义可能是与会者和当代中国人更为关心的问题，王东教授的《〈论十大关系〉新探》对此做了言简意赅的回答。他说在毛泽东临逝世前，回忆了自己毕生的两大成就：一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民族独立的地位；二是发起了文化大革命。但这两样同时又是他毕生的两大遗憾，因为在其有生之年都没有完成它们。民主革命上台湾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国家依旧贫弱，文化大革命的异议之声更让这为领袖伤透了脑筋，而他们的解决正是当前及以后的领导者的主要任务。同时王东教授指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经过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规范化后，逐渐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施，比如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五大统筹”中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统筹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十大关系”的继承。
    最后陈占安教授院长以一篇《理论联系实际》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强调要结合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个人思想的实际情况来继承毛泽东思想。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民族并非如此，大家在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同时也永远记住了他的好。从《南方都市报》12月7号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邮票首发，场面热烈供不应求》一文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世纪领袖。况且，毛泽东的功绩不局限于中国，无论是他领导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开辟了新的国家道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建设提供了借鉴，还是他的诗词哲学、军事思想，都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