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雍正与俄国女皇的故事，“清朝闭关锁国”是天大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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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公元1723 —1736年），雍正死后三十五年，他的遗诏被俄国人士看中，由早期汉学家列 昂季耶夫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杂志《爱说闲话的人》 1770年7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题为《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过了两年，即1772年，列昂季耶夫编成他的中国译文集出版，书名为《 中国的思想》，再次收入了那篇“传子遗诏”，从而使该文继续流传， 广为知晓。 雍正的那篇文字原题为《雍正遗诏》，见于《清世宗实录》卷一 五九，页二十至二十四。是雍正皇帝对继承者乾隆等人的遗嘱，作于 1735年。 雍正对弘历（乾隆 ）说“朝乾夕惕、励精图治”，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 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 当时恰值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公 元1762—1796年）。女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 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 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 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
但俄国的现实又与女皇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标榜 自己的“德政”，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 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 显然，雍正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他们还把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当作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 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 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东方由满洲人建立的的大清帝国。足见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大清帝国，而且用雍正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当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大清帝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 雍正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 主要得力于俄译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 俄译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他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三年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满学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 雍正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列昂季耶夫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翻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死后不久、乾隆在位，有可能 对前后任皇帝作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从 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 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 年出版的译着就有21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12 0种，而他的译着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着还算得上是 欧洲的第一次译本。
《雍正遗诏》的俄译人名译音显示从满文译的。按惯例清朝皇帝的圣旨都备有满、汉两种文本。 较大的改动是译者依照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诏书分成段落， 而且在每段落的开头加上呼语，使得每段意思更为清晰。在诏书起首 加上“上天保佑的大皇帝！”文中则在加有“亲王和大臣们”，有的 则直指继承人未来的乾隆帝，说“弘历，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有的译文句子之间加上了一两句话，类似注解，使得俄文读者更 易理解，也显出译者对清廷几代皇帝与皇子之间有了解和研究。 例如在“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按， 即康熙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之后，增加 了一句话：“他显然是希望弘历能成为我皇位的真正继承者”。 又如：遗诏原文说到乾隆“与和亲王弘画同气至亲，实属一体， 尤当诚心友爱”之后，俄译又加上了一句话：“弘历！勿忘你的小兄弟弘画”。
二。《明代文物打捞记》证明：康熙“禁海”正确
林俊聪《明代文物打捞记》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港深水港码头之港池,清淤工程施工，发现7.8米深之水底有一艘沉船，捞出沉船之船板及一批宋、元、明各代铜币、古瓷残片，及大小各一方铜印、一门铜铳、两段折断铜铳、两门铁炮、一铜水壶等文物。 有炮之船，当为战船中之炮船，炮船是水上重武器；印章是一主要信物，权威的象征,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体，自右纵读为「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印钮上侧有「礼部」二字，下侧刻一「造」字。
藩前忠振伯是谁呢？阮文旻的《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乙酉年： "以闰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寻封平国公；赐平国公长子森国姓，名成功，封忠孝伯。又封平国公部将…… 洪旭为忠振伯……。 "「藩」指国姓郑成功，「藩前」即藩王殿前之简称，此明示国姓旗下所属机关、文武官。该船是郑芝龙的战船，也是洪旭所属前镇前协协将驻扎的主船。
据杨英的《先王实录校注》，“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三镇洪忠振伯奉藩令来至军前。……四年……正月……谕令三镇洪忠振伯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 ”。三镇，是水师部队中的三支水军，忠振伯为洪旭，是三镇长官提督。他们来干什么的呢？是来潮汕沿岸打粮的，或者说是用兵强抢。
从洪氏沉船、印章、大炮的发现，与郑氏集团历史记载对照，证明，郑氏集团强取潮州人的粮食，而且，据《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和《先王实录》记载，被抢的沿海地区还有福建本省及广东（潮阳、揭阳）、浙江（浙江沿海 及长江）三区域。
针对郑氏集团的强抢沿海地区，清朝没有足够的海上军队保护广东福建沿海一线，于是，康熙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以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保护当地百姓。
单独的海禁和迁界移民不是永久的办法，1681年4 月，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朝廷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因争权夺势发生内乱，实力削弱，康熙武力统一台湾。
这里提一下施琅，有人说他是汉奸，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郑经试图分裂中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更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清朝先是试图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提出的首要条件和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台湾要和朝鲜一样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康熙皇帝说：“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揆一的信中说：“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
三。“清朝闭关锁国”是天大的谎言
“清朝闭关自守”几乎已成“共识”，但清政府何时“闭关”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根本不知道“海关”为何物，从何“闭”起？ 清政府每年都组织大批瓷器、丝、茶远销欧陆，直达英伦、北欧，何曾“闭关”？ 鸦片战争后，有了“海关”，“关长”都是请英国人当的，清政府何尝想“关”它？又如何能“关”住它？又在哪一天“关”住过呢？既然这一切都不存在，又怎么能用“闭关自守”去指责清政府？
清初的“海禁”是针对台湾郑氏力量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即便如此，也谈不上对东南亚锁国，因为东南亚一直以朝鲜为商品的集散地，更谈不上对“西方”的“闭关”。 对于元明之际就已经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等“红毛夷”，从来也没有“闭”过“关”。它们一直来华经商与传教，除传教士因为“生事”而受到民间的强烈抵制外，清政府何尝真的“禁”过“教”？至多作为针对性措施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区曾禁止过洋人的传教活动，但从未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过。西人在华的“得势”，既可以用清代全盛时洋人的能够进入朝廷、宫庭参谋议政，甚至主持司天监这类王朝的敏感神经为例，也可以用五口通商后的洋人之遍地横行来作证：清代没有闭关，也无力闭关。一句话，清人搞海禁，从未禁洋人。这是连蓝鼎元也曾愤愤不平地写过文章指责过的事。
关于“通商”，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清政府一直在下大力组织对外贸易，瓷器、茶叶、丝绸的远销英法与北欧，并在欧陆掀起持久的“中国潮”就是一个铁证。清康雍乾嘉时期，中西本来是正常往来的。英皇曾派大商团来华洽谈经贸，中国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无需尔等冲波历险万里东来作贡献”，这话从主观上说本是出于好心，事实确实如此，下面的数字可以为证，绝不是以此为借口来拒绝通商，更谈不上禁止通商，尤其谈不上就此禁止洋人来华、禁止西学东传；它与“闭关”说毫无牵连。客观上讲，清政府也不知道可以用“闭关”的办法来禁止西洋商品的东来！
1792年，马戛尔尼一行在朝见乾隆皇帝时，到底行了三跪九叩礼没有？国外基本是否定的，但有证据显示马戛尔尼是行了跪礼的，《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 此外，温德是马戛尔尼的亲戚，又是使团的秘书，他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英国提出在珠山或广州附近划割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这明显是一种侵犯中国领土的侵略要求，对此乾隆皇帝断然加以否定。他说：所有中国的领土都归中国的版图，疆界是很清楚的，就是岛屿和沙州，也是各有专属，哪能这样随便划出去？对英国的其他各条，乾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 23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当东为副使，目的是到中国再次提出英国的要求。这次因为英国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 又过了24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终于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英国使团首次访华的半个世纪之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大炮得到了。乾隆的做法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而英国人要篡改历史,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说： 英使马戛尔尼在这个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御座前鞠过躬，并对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子视若无睹，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中国的教授帮助西方人篡改历史，真是滑稽。
中国人口上亿，是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市场极大，西方各国的商品生产力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占领中国市场，这才有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 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０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０至一七八四年）平均=１００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这些数字能让我们的教科书不再说清朝闭关锁国么？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公元1723 —1736年），雍正死后三十五年，他的遗诏被俄国人士看中，由早期汉学家列 昂季耶夫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杂志《爱说闲话的人》 1770年7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题为《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过了两年，即1772年，列昂季耶夫编成他的中国译文集出版，书名为《 中国的思想》，再次收入了那篇“传子遗诏”，从而使该文继续流传， 广为知晓。 雍正的那篇文字原题为《雍正遗诏》，见于《清世宗实录》卷一 五九，页二十至二十四。是雍正皇帝对继承者乾隆等人的遗嘱，作于 1735年。 雍正对弘历（乾隆 ）说“朝乾夕惕、励精图治”，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 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 当时恰值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公 元1762—1796年）。女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 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 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 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
但俄国的现实又与女皇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标榜 自己的“德政”，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 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 显然，雍正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他们还把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当作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 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 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东方由满洲人建立的的大清帝国。足见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大清帝国，而且用雍正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当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大清帝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 雍正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 主要得力于俄译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 俄译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他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三年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满学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 雍正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列昂季耶夫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翻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死后不久、乾隆在位，有可能 对前后任皇帝作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从 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 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 年出版的译着就有21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12 0种，而他的译着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着还算得上是 欧洲的第一次译本。
《雍正遗诏》的俄译人名译音显示从满文译的。按惯例清朝皇帝的圣旨都备有满、汉两种文本。 较大的改动是译者依照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诏书分成段落， 而且在每段落的开头加上呼语，使得每段意思更为清晰。在诏书起首 加上“上天保佑的大皇帝！”文中则在加有“亲王和大臣们”，有的 则直指继承人未来的乾隆帝，说“弘历，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有的译文句子之间加上了一两句话，类似注解，使得俄文读者更 易理解，也显出译者对清廷几代皇帝与皇子之间有了解和研究。 例如在“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按， 即康熙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之后，增加 了一句话：“他显然是希望弘历能成为我皇位的真正继承者”。 又如：遗诏原文说到乾隆“与和亲王弘画同气至亲，实属一体， 尤当诚心友爱”之后，俄译又加上了一句话：“弘历！勿忘你的小兄弟弘画”。
二。《明代文物打捞记》证明：康熙“禁海”正确
林俊聪《明代文物打捞记》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港深水港码头之港池,清淤工程施工，发现7.8米深之水底有一艘沉船，捞出沉船之船板及一批宋、元、明各代铜币、古瓷残片，及大小各一方铜印、一门铜铳、两段折断铜铳、两门铁炮、一铜水壶等文物。 有炮之船，当为战船中之炮船，炮船是水上重武器；印章是一主要信物，权威的象征,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体，自右纵读为「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印钮上侧有「礼部」二字，下侧刻一「造」字。
藩前忠振伯是谁呢？阮文旻的《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乙酉年： "以闰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寻封平国公；赐平国公长子森国姓，名成功，封忠孝伯。又封平国公部将…… 洪旭为忠振伯……。 "「藩」指国姓郑成功，「藩前」即藩王殿前之简称，此明示国姓旗下所属机关、文武官。该船是郑芝龙的战船，也是洪旭所属前镇前协协将驻扎的主船。
据杨英的《先王实录校注》，“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三镇洪忠振伯奉藩令来至军前。……四年……正月……谕令三镇洪忠振伯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 ”。三镇，是水师部队中的三支水军，忠振伯为洪旭，是三镇长官提督。他们来干什么的呢？是来潮汕沿岸打粮的，或者说是用兵强抢。
从洪氏沉船、印章、大炮的发现，与郑氏集团历史记载对照，证明，郑氏集团强取潮州人的粮食，而且，据《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和《先王实录》记载，被抢的沿海地区还有福建本省及广东（潮阳、揭阳）、浙江（浙江沿海 及长江）三区域。
针对郑氏集团的强抢沿海地区，清朝没有足够的海上军队保护广东福建沿海一线，于是，康熙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以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保护当地百姓。
单独的海禁和迁界移民不是永久的办法，1681年4 月，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朝廷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因争权夺势发生内乱，实力削弱，康熙武力统一台湾。
这里提一下施琅，有人说他是汉奸，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郑经试图分裂中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更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清朝先是试图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提出的首要条件和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台湾要和朝鲜一样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康熙皇帝说：“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揆一的信中说：“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
三。“清朝闭关锁国”是天大的谎言
“清朝闭关自守”几乎已成“共识”，但清政府何时“闭关”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根本不知道“海关”为何物，从何“闭”起？ 清政府每年都组织大批瓷器、丝、茶远销欧陆，直达英伦、北欧，何曾“闭关”？ 鸦片战争后，有了“海关”，“关长”都是请英国人当的，清政府何尝想“关”它？又如何能“关”住它？又在哪一天“关”住过呢？既然这一切都不存在，又怎么能用“闭关自守”去指责清政府？
清初的“海禁”是针对台湾郑氏力量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即便如此，也谈不上对东南亚锁国，因为东南亚一直以朝鲜为商品的集散地，更谈不上对“西方”的“闭关”。 对于元明之际就已经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等“红毛夷”，从来也没有“闭”过“关”。它们一直来华经商与传教，除传教士因为“生事”而受到民间的强烈抵制外，清政府何尝真的“禁”过“教”？至多作为针对性措施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区曾禁止过洋人的传教活动，但从未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过。西人在华的“得势”，既可以用清代全盛时洋人的能够进入朝廷、宫庭参谋议政，甚至主持司天监这类王朝的敏感神经为例，也可以用五口通商后的洋人之遍地横行来作证：清代没有闭关，也无力闭关。一句话，清人搞海禁，从未禁洋人。这是连蓝鼎元也曾愤愤不平地写过文章指责过的事。
关于“通商”，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清政府一直在下大力组织对外贸易，瓷器、茶叶、丝绸的远销英法与北欧，并在欧陆掀起持久的“中国潮”就是一个铁证。清康雍乾嘉时期，中西本来是正常往来的。英皇曾派大商团来华洽谈经贸，中国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无需尔等冲波历险万里东来作贡献”，这话从主观上说本是出于好心，事实确实如此，下面的数字可以为证，绝不是以此为借口来拒绝通商，更谈不上禁止通商，尤其谈不上就此禁止洋人来华、禁止西学东传；它与“闭关”说毫无牵连。客观上讲，清政府也不知道可以用“闭关”的办法来禁止西洋商品的东来！
1792年，马戛尔尼一行在朝见乾隆皇帝时，到底行了三跪九叩礼没有？国外基本是否定的，但有证据显示马戛尔尼是行了跪礼的，《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 此外，温德是马戛尔尼的亲戚，又是使团的秘书，他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英国提出在珠山或广州附近划割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这明显是一种侵犯中国领土的侵略要求，对此乾隆皇帝断然加以否定。他说：所有中国的领土都归中国的版图，疆界是很清楚的，就是岛屿和沙州，也是各有专属，哪能这样随便划出去？对英国的其他各条，乾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 23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当东为副使，目的是到中国再次提出英国的要求。这次因为英国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 又过了24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终于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英国使团首次访华的半个世纪之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大炮得到了。乾隆的做法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而英国人要篡改历史,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说： 英使马戛尔尼在这个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御座前鞠过躬，并对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子视若无睹，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中国的教授帮助西方人篡改历史，真是滑稽。
中国人口上亿，是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市场极大，西方各国的商品生产力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占领中国市场，这才有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 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０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０至一七八四年）平均=１００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这些数字能让我们的教科书不再说清朝闭关锁国么？
但俄国的现实又与女皇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标榜 自己的“德政”，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 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 显然，雍正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他们还把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当作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 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 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东方由满洲人建立的的大清帝国。足见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大清帝国，而且用雍正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当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大清帝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 雍正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 主要得力于俄译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 俄译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他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三年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满学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 雍正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列昂季耶夫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翻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死后不久、乾隆在位，有可能 对前后任皇帝作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从 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 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 年出版的译着就有21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12 0种，而他的译着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着还算得上是 欧洲的第一次译本。
《雍正遗诏》的俄译人名译音显示从满文译的。按惯例清朝皇帝的圣旨都备有满、汉两种文本。 较大的改动是译者依照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诏书分成段落， 而且在每段落的开头加上呼语，使得每段意思更为清晰。在诏书起首 加上“上天保佑的大皇帝！”文中则在加有“亲王和大臣们”，有的 则直指继承人未来的乾隆帝，说“弘历，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有的译文句子之间加上了一两句话，类似注解，使得俄文读者更 易理解，也显出译者对清廷几代皇帝与皇子之间有了解和研究。 例如在“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按， 即康熙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之后，增加 了一句话：“他显然是希望弘历能成为我皇位的真正继承者”。 又如：遗诏原文说到乾隆“与和亲王弘画同气至亲，实属一体， 尤当诚心友爱”之后，俄译又加上了一句话：“弘历！勿忘你的小兄弟弘画”。
二。《明代文物打捞记》证明：康熙“禁海”正确
林俊聪《明代文物打捞记》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港深水港码头之港池,清淤工程施工，发现7.8米深之水底有一艘沉船，捞出沉船之船板及一批宋、元、明各代铜币、古瓷残片，及大小各一方铜印、一门铜铳、两段折断铜铳、两门铁炮、一铜水壶等文物。 有炮之船，当为战船中之炮船，炮船是水上重武器；印章是一主要信物，权威的象征,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体，自右纵读为「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印钮上侧有「礼部」二字，下侧刻一「造」字。
藩前忠振伯是谁呢？阮文旻的《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乙酉年： "以闰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寻封平国公；赐平国公长子森国姓，名成功，封忠孝伯。又封平国公部将…… 洪旭为忠振伯……。 "「藩」指国姓郑成功，「藩前」即藩王殿前之简称，此明示国姓旗下所属机关、文武官。该船是郑芝龙的战船，也是洪旭所属前镇前协协将驻扎的主船。
据杨英的《先王实录校注》，“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三镇洪忠振伯奉藩令来至军前。……四年……正月……谕令三镇洪忠振伯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 ”。三镇，是水师部队中的三支水军，忠振伯为洪旭，是三镇长官提督。他们来干什么的呢？是来潮汕沿岸打粮的，或者说是用兵强抢。
从洪氏沉船、印章、大炮的发现，与郑氏集团历史记载对照，证明，郑氏集团强取潮州人的粮食，而且，据《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和《先王实录》记载，被抢的沿海地区还有福建本省及广东（潮阳、揭阳）、浙江（浙江沿海 及长江）三区域。
针对郑氏集团的强抢沿海地区，清朝没有足够的海上军队保护广东福建沿海一线，于是，康熙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以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保护当地百姓。
单独的海禁和迁界移民不是永久的办法，1681年4 月，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朝廷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因争权夺势发生内乱，实力削弱，康熙武力统一台湾。
这里提一下施琅，有人说他是汉奸，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郑经试图分裂中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更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清朝先是试图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提出的首要条件和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台湾要和朝鲜一样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康熙皇帝说：“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揆一的信中说：“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
三。“清朝闭关锁国”是天大的谎言
“清朝闭关自守”几乎已成“共识”，但清政府何时“闭关”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根本不知道“海关”为何物，从何“闭”起？ 清政府每年都组织大批瓷器、丝、茶远销欧陆，直达英伦、北欧，何曾“闭关”？ 鸦片战争后，有了“海关”，“关长”都是请英国人当的，清政府何尝想“关”它？又如何能“关”住它？又在哪一天“关”住过呢？既然这一切都不存在，又怎么能用“闭关自守”去指责清政府？
清初的“海禁”是针对台湾郑氏力量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即便如此，也谈不上对东南亚锁国，因为东南亚一直以朝鲜为商品的集散地，更谈不上对“西方”的“闭关”。 对于元明之际就已经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等“红毛夷”，从来也没有“闭”过“关”。它们一直来华经商与传教，除传教士因为“生事”而受到民间的强烈抵制外，清政府何尝真的“禁”过“教”？至多作为针对性措施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区曾禁止过洋人的传教活动，但从未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过。西人在华的“得势”，既可以用清代全盛时洋人的能够进入朝廷、宫庭参谋议政，甚至主持司天监这类王朝的敏感神经为例，也可以用五口通商后的洋人之遍地横行来作证：清代没有闭关，也无力闭关。一句话，清人搞海禁，从未禁洋人。这是连蓝鼎元也曾愤愤不平地写过文章指责过的事。
关于“通商”，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清政府一直在下大力组织对外贸易，瓷器、茶叶、丝绸的远销英法与北欧，并在欧陆掀起持久的“中国潮”就是一个铁证。清康雍乾嘉时期，中西本来是正常往来的。英皇曾派大商团来华洽谈经贸，中国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无需尔等冲波历险万里东来作贡献”，这话从主观上说本是出于好心，事实确实如此，下面的数字可以为证，绝不是以此为借口来拒绝通商，更谈不上禁止通商，尤其谈不上就此禁止洋人来华、禁止西学东传；它与“闭关”说毫无牵连。客观上讲，清政府也不知道可以用“闭关”的办法来禁止西洋商品的东来！
1792年，马戛尔尼一行在朝见乾隆皇帝时，到底行了三跪九叩礼没有？国外基本是否定的，但有证据显示马戛尔尼是行了跪礼的，《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 此外，温德是马戛尔尼的亲戚，又是使团的秘书，他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英国提出在珠山或广州附近划割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这明显是一种侵犯中国领土的侵略要求，对此乾隆皇帝断然加以否定。他说：所有中国的领土都归中国的版图，疆界是很清楚的，就是岛屿和沙州，也是各有专属，哪能这样随便划出去？对英国的其他各条，乾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 23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当东为副使，目的是到中国再次提出英国的要求。这次因为英国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 又过了24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终于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英国使团首次访华的半个世纪之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大炮得到了。乾隆的做法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而英国人要篡改历史,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说： 英使马戛尔尼在这个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御座前鞠过躬，并对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子视若无睹，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中国的教授帮助西方人篡改历史，真是滑稽。
中国人口上亿，是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市场极大，西方各国的商品生产力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占领中国市场，这才有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 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０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０至一七八四年）平均=１００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这些数字能让我们的教科书不再说清朝闭关锁国么？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公元1723 —1736年），雍正死后三十五年，他的遗诏被俄国人士看中，由早期汉学家列 昂季耶夫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杂志《爱说闲话的人》 1770年7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题为《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过了两年，即1772年，列昂季耶夫编成他的中国译文集出版，书名为《 中国的思想》，再次收入了那篇“传子遗诏”，从而使该文继续流传， 广为知晓。 雍正的那篇文字原题为《雍正遗诏》，见于《清世宗实录》卷一 五九，页二十至二十四。是雍正皇帝对继承者乾隆等人的遗嘱，作于 1735年。 雍正对弘历（乾隆 ）说“朝乾夕惕、励精图治”，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 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 当时恰值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公 元1762—1796年）。女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 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 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 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
但俄国的现实又与女皇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标榜 自己的“德政”，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 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 显然，雍正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他们还把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当作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 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 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东方由满洲人建立的的大清帝国。足见在俄国人士的心目中，雍正治理下的大清帝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大清帝国，而且用雍正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当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大清帝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 雍正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 主要得力于俄译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 俄译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1716—1786）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他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三年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满学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 雍正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列昂季耶夫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翻译，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死后不久、乾隆在位，有可能 对前后任皇帝作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有助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从 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 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 年出版的译着就有21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12 0种，而他的译着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着还算得上是 欧洲的第一次译本。
《雍正遗诏》的俄译人名译音显示从满文译的。按惯例清朝皇帝的圣旨都备有满、汉两种文本。 较大的改动是译者依照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诏书分成段落， 而且在每段落的开头加上呼语，使得每段意思更为清晰。在诏书起首 加上“上天保佑的大皇帝！”文中则在加有“亲王和大臣们”，有的 则直指继承人未来的乾隆帝，说“弘历，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有的译文句子之间加上了一两句话，类似注解，使得俄文读者更 易理解，也显出译者对清廷几代皇帝与皇子之间有了解和研究。 例如在“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按， 即康熙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之后，增加 了一句话：“他显然是希望弘历能成为我皇位的真正继承者”。 又如：遗诏原文说到乾隆“与和亲王弘画同气至亲，实属一体， 尤当诚心友爱”之后，俄译又加上了一句话：“弘历！勿忘你的小兄弟弘画”。
二。《明代文物打捞记》证明：康熙“禁海”正确
林俊聪《明代文物打捞记》说,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港深水港码头之港池,清淤工程施工，发现7.8米深之水底有一艘沉船，捞出沉船之船板及一批宋、元、明各代铜币、古瓷残片，及大小各一方铜印、一门铜铳、两段折断铜铳、两门铁炮、一铜水壶等文物。 有炮之船，当为战船中之炮船，炮船是水上重武器；印章是一主要信物，权威的象征,印文为阳文九叠篆体，自右纵读为「藩前忠振伯前镇前协关防」,印钮上侧有「礼部」二字，下侧刻一「造」字。
藩前忠振伯是谁呢？阮文旻的《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乙酉年： "以闰六月十五日即位，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寻封平国公；赐平国公长子森国姓，名成功，封忠孝伯。又封平国公部将…… 洪旭为忠振伯……。 "「藩」指国姓郑成功，「藩前」即藩王殿前之简称，此明示国姓旗下所属机关、文武官。该船是郑芝龙的战船，也是洪旭所属前镇前协协将驻扎的主船。
据杨英的《先王实录校注》，“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三镇洪忠振伯奉藩令来至军前。……四年……正月……谕令三镇洪忠振伯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 ”。三镇，是水师部队中的三支水军，忠振伯为洪旭，是三镇长官提督。他们来干什么的呢？是来潮汕沿岸打粮的，或者说是用兵强抢。
从洪氏沉船、印章、大炮的发现，与郑氏集团历史记载对照，证明，郑氏集团强取潮州人的粮食，而且，据《明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和《先王实录》记载，被抢的沿海地区还有福建本省及广东（潮阳、揭阳）、浙江（浙江沿海 及长江）三区域。
针对郑氏集团的强抢沿海地区，清朝没有足够的海上军队保护广东福建沿海一线，于是，康熙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以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保护当地百姓。
单独的海禁和迁界移民不是永久的办法，1681年4 月，清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朝廷报告了郑经在台死去，郑氏集团因争权夺势发生内乱，实力削弱，康熙武力统一台湾。
这里提一下施琅，有人说他是汉奸，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郑经试图分裂中国，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更是对其父辈事业的背叛。清朝先是试图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提出的首要条件和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台湾要和朝鲜一样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康熙皇帝说：“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P272）。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在给荷兰揆一的信中说：“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领土也。”（汤子炳《台湾史纲》引）。
三。“清朝闭关锁国”是天大的谎言
“清朝闭关自守”几乎已成“共识”，但清政府何时“闭关”的？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根本不知道“海关”为何物，从何“闭”起？ 清政府每年都组织大批瓷器、丝、茶远销欧陆，直达英伦、北欧，何曾“闭关”？ 鸦片战争后，有了“海关”，“关长”都是请英国人当的，清政府何尝想“关”它？又如何能“关”住它？又在哪一天“关”住过呢？既然这一切都不存在，又怎么能用“闭关自守”去指责清政府？
清初的“海禁”是针对台湾郑氏力量而采取的消极措施，即便如此，也谈不上对东南亚锁国，因为东南亚一直以朝鲜为商品的集散地，更谈不上对“西方”的“闭关”。 对于元明之际就已经东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等“红毛夷”，从来也没有“闭”过“关”。它们一直来华经商与传教，除传教士因为“生事”而受到民间的强烈抵制外，清政府何尝真的“禁”过“教”？至多作为针对性措施在某个时段、某个地区曾禁止过洋人的传教活动，但从未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行过。西人在华的“得势”，既可以用清代全盛时洋人的能够进入朝廷、宫庭参谋议政，甚至主持司天监这类王朝的敏感神经为例，也可以用五口通商后的洋人之遍地横行来作证：清代没有闭关，也无力闭关。一句话，清人搞海禁，从未禁洋人。这是连蓝鼎元也曾愤愤不平地写过文章指责过的事。
关于“通商”，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清政府一直在下大力组织对外贸易，瓷器、茶叶、丝绸的远销英法与北欧，并在欧陆掀起持久的“中国潮”就是一个铁证。清康雍乾嘉时期，中西本来是正常往来的。英皇曾派大商团来华洽谈经贸，中国皇帝说中国地大物博，“无需尔等冲波历险万里东来作贡献”，这话从主观上说本是出于好心，事实确实如此，下面的数字可以为证，绝不是以此为借口来拒绝通商，更谈不上禁止通商，尤其谈不上就此禁止洋人来华、禁止西学东传；它与“闭关”说毫无牵连。客观上讲，清政府也不知道可以用“闭关”的办法来禁止西洋商品的东来！
1792年，马戛尔尼一行在朝见乾隆皇帝时，到底行了三跪九叩礼没有？国外基本是否定的，但有证据显示马戛尔尼是行了跪礼的，《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 此外，温德是马戛尔尼的亲戚，又是使团的秘书，他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的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英国提出在珠山或广州附近划割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这明显是一种侵犯中国领土的侵略要求，对此乾隆皇帝断然加以否定。他说：所有中国的领土都归中国的版图，疆界是很清楚的，就是岛屿和沙州，也是各有专属，哪能这样随便划出去？对英国的其他各条，乾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 23年后，即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了访华使团，以罗尔·阿美施德为正使、当年的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当东为副使，目的是到中国再次提出英国的要求。这次因为英国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驱逐出境。 又过了24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终于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英国使团首次访华的半个世纪之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大炮得到了。乾隆的做法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而英国人要篡改历史,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说： 英使马戛尔尼在这个问题上从未作过让步。他虽然不得不在御座前鞠过躬，并对中国官员在载运使节团的船和车上插上“英国特使进贡”字样的旗子视若无睹，却始终拒绝单方面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中国的教授帮助西方人篡改历史，真是滑稽。
中国人口上亿，是当时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市场极大，西方各国的商品生产力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占领中国市场，这才有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 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０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０至一七八四年）平均=１００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这些数字能让我们的教科书不再说清朝闭关锁国么？
历史上的事,不是和书上说一致就是相反
请问当时的中国有航海家和商人能够远航吗？撒谎也是要有依据的。
呵呵，这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