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叶挺在新四军内左右为难 三度请辞军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53:37
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的叶挺（见图）在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后担任新四军军长，但却与副手项英矛盾重重，权力处处受制，军事战术屡屡受挫，情绪低落的他曾三度想向中共中央以及蒋介石请辞军长之职……
军长与副军长出现矛盾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经由中共中央提名以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新四军的前身是由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惟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官员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无法忍受项英的“有色眼镜”想辞职
叶挺与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中共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
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因此无法出席一些会议甚至无法阅读一些党内文件，心情非常郁闷。
除了在战术上的矛盾，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导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后来，在叶挺的建议下，中共成立了新四军委员会，但受到项英的抵触，叶挺无法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毛泽东等中央集团极力挽留。
国共关系紧张 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同年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广东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
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因此宣布，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两万。
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叶挺返回重庆，但却明确表示不愿与项英共事。周恩来安慰地他说，中共中央已同意让叶挺办理军务，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次年2月，周恩来还专门批评了项英，试图稳定叶挺的情绪。
但后来，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再度跌到了谷底。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损害八路军的传统。于是，叶挺再赴重庆，除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外，还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叶挺当时想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答应了。毛泽东知情后再派周恩来做劝说工作，叶挺又收回了“辞职信”。
项英“没收”了叶挺的辞职书
周恩来为了缓解叶挺的情绪，要求项英派一名高级官员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了这个任务。经过两次辞职风波，项英改变了对叶挺的态度，两人暂时相安无事，
到了1940年10月，国共关系已破裂，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非中共党员的叶挺左右为难——他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准备北移。”但项英却迟迟不履行这项命令，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致电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叶挺感到非常无奈和惭愧，于是他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但项英却极力劝解，最终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与袁国平被暗害。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的叶挺（见图）在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后担任新四军军长，但却与副手项英矛盾重重，权力处处受制，军事战术屡屡受挫，情绪低落的他曾三度想向中共中央以及蒋介石请辞军长之职……
军长与副军长出现矛盾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经由中共中央提名以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新四军的前身是由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惟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官员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无法忍受项英的“有色眼镜”想辞职
叶挺与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中共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
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因此无法出席一些会议甚至无法阅读一些党内文件，心情非常郁闷。
除了在战术上的矛盾，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导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后来，在叶挺的建议下，中共成立了新四军委员会，但受到项英的抵触，叶挺无法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毛泽东等中央集团极力挽留。
国共关系紧张 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同年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广东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
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因此宣布，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两万。
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叶挺返回重庆，但却明确表示不愿与项英共事。周恩来安慰地他说，中共中央已同意让叶挺办理军务，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次年2月，周恩来还专门批评了项英，试图稳定叶挺的情绪。
但后来，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再度跌到了谷底。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损害八路军的传统。于是，叶挺再赴重庆，除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外，还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叶挺当时想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答应了。毛泽东知情后再派周恩来做劝说工作，叶挺又收回了“辞职信”。
项英“没收”了叶挺的辞职书
周恩来为了缓解叶挺的情绪，要求项英派一名高级官员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了这个任务。经过两次辞职风波，项英改变了对叶挺的态度，两人暂时相安无事，
到了1940年10月，国共关系已破裂，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非中共党员的叶挺左右为难——他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准备北移。”但项英却迟迟不履行这项命令，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致电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叶挺感到非常无奈和惭愧，于是他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但项英却极力劝解，最终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与袁国平被暗害。
军长与副军长出现矛盾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经由中共中央提名以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新四军的前身是由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惟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官员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无法忍受项英的“有色眼镜”想辞职
叶挺与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中共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
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因此无法出席一些会议甚至无法阅读一些党内文件，心情非常郁闷。
除了在战术上的矛盾，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导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后来，在叶挺的建议下，中共成立了新四军委员会，但受到项英的抵触，叶挺无法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毛泽东等中央集团极力挽留。
国共关系紧张 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同年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广东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
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因此宣布，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两万。
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叶挺返回重庆，但却明确表示不愿与项英共事。周恩来安慰地他说，中共中央已同意让叶挺办理军务，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次年2月，周恩来还专门批评了项英，试图稳定叶挺的情绪。
但后来，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再度跌到了谷底。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损害八路军的传统。于是，叶挺再赴重庆，除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外，还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叶挺当时想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答应了。毛泽东知情后再派周恩来做劝说工作，叶挺又收回了“辞职信”。
项英“没收”了叶挺的辞职书
周恩来为了缓解叶挺的情绪，要求项英派一名高级官员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了这个任务。经过两次辞职风波，项英改变了对叶挺的态度，两人暂时相安无事，
到了1940年10月，国共关系已破裂，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非中共党员的叶挺左右为难——他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准备北移。”但项英却迟迟不履行这项命令，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致电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叶挺感到非常无奈和惭愧，于是他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但项英却极力劝解，最终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与袁国平被暗害。曾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的叶挺（见图）在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后担任新四军军长，但却与副手项英矛盾重重，权力处处受制，军事战术屡屡受挫，情绪低落的他曾三度想向中共中央以及蒋介石请辞军长之职……
军长与副军长出现矛盾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经由中共中央提名以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
新四军的前身是由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惟一的副军长。
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官员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无法忍受项英的“有色眼镜”想辞职
叶挺与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中共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
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因此无法出席一些会议甚至无法阅读一些党内文件，心情非常郁闷。
除了在战术上的矛盾，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导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僵。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后来，在叶挺的建议下，中共成立了新四军委员会，但受到项英的抵触，叶挺无法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毛泽东等中央集团极力挽留。
国共关系紧张 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同年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广东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
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因此宣布，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两万。
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叶挺返回重庆，但却明确表示不愿与项英共事。周恩来安慰地他说，中共中央已同意让叶挺办理军务，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次年2月，周恩来还专门批评了项英，试图稳定叶挺的情绪。
但后来，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再度跌到了谷底。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损害八路军的传统。于是，叶挺再赴重庆，除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外，还计划向蒋介石请辞。
叶挺当时想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答应了。毛泽东知情后再派周恩来做劝说工作，叶挺又收回了“辞职信”。
项英“没收”了叶挺的辞职书
周恩来为了缓解叶挺的情绪，要求项英派一名高级官员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了这个任务。经过两次辞职风波，项英改变了对叶挺的态度，两人暂时相安无事，
到了1940年10月，国共关系已破裂，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非中共党员的叶挺左右为难——他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准备北移。”但项英却迟迟不履行这项命令，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致电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叶挺感到非常无奈和惭愧，于是他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但项英却极力劝解，最终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与袁国平被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