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学者首倡日本回归中国：称日本应尽早与中国结盟

大禹传人  
不久前，一本名为《日本，应与中国结盟！》(光文社)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封面醒目的副题为“2020年，日中同盟将改变世界”，另以英文写道“Return to China(回归中国)”。作者近藤大介是《周刊现代》副主编，1965年生，东京大学毕业后曾留学北大，近年常在东亚各地采访。
他称，为写作此书，他曾对上百人做过采访。在封底，作者写道“本书在日本首倡中国回归论”。该书指出，中国周边地区受中国巨大引力吸引，东亚“新秩序”正在形成，中国在周边国家影响力发生巨大变化。2005年4月，韩国《明日新闻》舆论调查表明，在韩国年轻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已超过美国。例如在20-29岁、30-39岁年龄层中，分别有43.4%、38.3%的人最感亲近的国家是中国，而对美国，这个数字只有31.9%、33.0%。目前，留学中国的韩国学生已达4.3万人，在首尔，进大学读中文，比英日文要难。  近藤认为，虽然因日本经济军事力量较强，尚能保持独立，但他预测，随着中国在亚洲影响的提升，日本在亚洲无法与中国长期保持均衡。中日两国尽管政冷，经济却仍迅速一体化，这就是日本无法抗拒这种潮流的明证，故其建议，“日本须实施对华战略方针转换”。  
在近藤看来，国家之间永无真正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故此提议，日中两国与其持续目前的对立，莫如采取行动，让中国领导层及国民转为“亲日”。作者提出，日中可在三个方面合作，即尖端技术、环境对策以及朝鲜核问题，并认为，只有与中国结盟才真正符合日本利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媒体的中国认识存在两个固定概念，一是“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另一为“反日教育”。对此，作者写道，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他认为，“超女”、业主委员会等均是中国实施民主的开端。此外，“中国并非如日本宣传的那种‘反日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东方文明”世界秩序建设设想。他写道，假如日本“回归中国”，这就意味着日本以自身的力量摆脱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心说的束缚，进而，日本可以回归西欧帝国主义控制亚洲之前的时代。如果选择这条道路，日中组成的“东方文明”领导世界的那一天就必将到来。
在这里，读者可能发现作者逻辑的矛盾，即“东方文明”价值体系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作者一方面强调国家之间的利益观，但另外又提出一个价值问题。
尽管笔者对“日中同盟论”仍然存疑，但却无法否认，这本书象征意义很大。因为，这是日本媒体精英对华态度转变的象征。可以肯定，此书反映出安倍访华之后日本出现的日中关系乐观论。而这种乐观论，是基于全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变迁以及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现实的思考。

单以目前中国外交政策来看，很难与任何国家结盟。而从现实看，“日中同盟”也无条件。战后60余年，美国政经文化影响已经渗入日本各个角落，美军基地遍布日本，日本一举一动无法脱离美国意旨。然而正如作者所说，日本不应再继续跟随美国这个“西沉的落日”，而只有与近邻中国这个“朝阳”联手，才能把握光辉灿烂的未来。摆脱对美外交一边倒，是日本人的愿望。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对笔者说，对亚洲外交应与对美外交一样，成为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

回顾日本近代史，我们可发现，其基本外交模式是“一边倒”。日本曾先后建立过日英同盟、日德同盟、日美同盟。但目前，渴望全方位外交，也是日本内心的强烈愿望。安倍执政后，初访国家选择中国与韩国，这说明形势比人强。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要求安倍政权修正其执政设想，其结果是，日本开始将小泉时代对美“单线外交”转为对亚洲的“复线外交”。

伊战暴露了美国单极统治的道德缺陷，动摇了其盟国对其统治秩序的信心。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朝鲜核爆以及中国在世界影响的日益提升，都促进日本舆论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该书作者的建议不仅反映出最近日本对华舆论微妙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读出，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为日本对其自我定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契机。大禹传人  
不久前，一本名为《日本，应与中国结盟！》(光文社)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封面醒目的副题为“2020年，日中同盟将改变世界”，另以英文写道“Return to China(回归中国)”。作者近藤大介是《周刊现代》副主编，1965年生，东京大学毕业后曾留学北大，近年常在东亚各地采访。
他称，为写作此书，他曾对上百人做过采访。在封底，作者写道“本书在日本首倡中国回归论”。该书指出，中国周边地区受中国巨大引力吸引，东亚“新秩序”正在形成，中国在周边国家影响力发生巨大变化。2005年4月，韩国《明日新闻》舆论调查表明，在韩国年轻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已超过美国。例如在20-29岁、30-39岁年龄层中，分别有43.4%、38.3%的人最感亲近的国家是中国，而对美国，这个数字只有31.9%、33.0%。目前，留学中国的韩国学生已达4.3万人，在首尔，进大学读中文，比英日文要难。  近藤认为，虽然因日本经济军事力量较强，尚能保持独立，但他预测，随着中国在亚洲影响的提升，日本在亚洲无法与中国长期保持均衡。中日两国尽管政冷，经济却仍迅速一体化，这就是日本无法抗拒这种潮流的明证，故其建议，“日本须实施对华战略方针转换”。  
在近藤看来，国家之间永无真正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故此提议，日中两国与其持续目前的对立，莫如采取行动，让中国领导层及国民转为“亲日”。作者提出，日中可在三个方面合作，即尖端技术、环境对策以及朝鲜核问题，并认为，只有与中国结盟才真正符合日本利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媒体的中国认识存在两个固定概念，一是“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另一为“反日教育”。对此，作者写道，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他认为，“超女”、业主委员会等均是中国实施民主的开端。此外，“中国并非如日本宣传的那种‘反日国家’”。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东方文明”世界秩序建设设想。他写道，假如日本“回归中国”，这就意味着日本以自身的力量摆脱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心说的束缚，进而，日本可以回归西欧帝国主义控制亚洲之前的时代。如果选择这条道路，日中组成的“东方文明”领导世界的那一天就必将到来。
在这里，读者可能发现作者逻辑的矛盾，即“东方文明”价值体系与国家利益的对立。作者一方面强调国家之间的利益观，但另外又提出一个价值问题。
尽管笔者对“日中同盟论”仍然存疑，但却无法否认，这本书象征意义很大。因为，这是日本媒体精英对华态度转变的象征。可以肯定，此书反映出安倍访华之后日本出现的日中关系乐观论。而这种乐观论，是基于全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变迁以及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现实的思考。

单以目前中国外交政策来看，很难与任何国家结盟。而从现实看，“日中同盟”也无条件。战后60余年，美国政经文化影响已经渗入日本各个角落，美军基地遍布日本，日本一举一动无法脱离美国意旨。然而正如作者所说，日本不应再继续跟随美国这个“西沉的落日”，而只有与近邻中国这个“朝阳”联手，才能把握光辉灿烂的未来。摆脱对美外交一边倒，是日本人的愿望。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对笔者说，对亚洲外交应与对美外交一样，成为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

回顾日本近代史，我们可发现，其基本外交模式是“一边倒”。日本曾先后建立过日英同盟、日德同盟、日美同盟。但目前，渴望全方位外交，也是日本内心的强烈愿望。安倍执政后，初访国家选择中国与韩国，这说明形势比人强。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要求安倍政权修正其执政设想，其结果是，日本开始将小泉时代对美“单线外交”转为对亚洲的“复线外交”。

伊战暴露了美国单极统治的道德缺陷，动摇了其盟国对其统治秩序的信心。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朝鲜核爆以及中国在世界影响的日益提升，都促进日本舆论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该书作者的建议不仅反映出最近日本对华舆论微妙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读出，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为日本对其自我定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