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南周：重庆1000万人的饮水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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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5 16:32:06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李海鹏 王轶庶
重庆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水库干涸，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在一些山区，村民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村民不得不几家合作煮饭，以便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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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
3月3日，上游四川境内的三座水电站开闸放水。“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已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
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但，乐观是轻率的。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事情已经过去了”？
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1000万。
打从春节之前起，重庆市就被一团又干又热的薄雾轻柔地笼罩了起来，奇怪的是雾气中又总有烈日在闪光。3月9日下午，重庆市辖下的永川市三教镇永玻村的农民杜江就在这闪烁的氤氲中搅着粪池，舀一勺浇一臼，最终只种了27棵苞谷。空气是湿润的，而田里滴水皆无。
“苞谷种多了也还是白白死掉。”他抱怨说。在山坡上，他的一亩多竹笋已经旱死了。往年此时，永玻村的水田里应该已是一片青翠的稻苗，可现在却还是一片褐色的干土。就像是发生在《镜花缘》中的异事一般，果树的花期提早了十多天，村民肖云华说：“樱桃都有豆子大了。”
在永玻村附近的花桥镇，去秋栽种的750亩笋用竹已有90％死亡，180亩花椒则死掉了60％。永川市是此次重庆春旱的重灾区之一，全市的桑树成活率下降了10％，蔬菜播种后发芽率和枇杷坐果率都降低了20％。在与之邻近的江津、璧山等地，干旱造成的损害庶几如此。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3月1日，长江和嘉陵江重庆段的水位逼近历史最低，嘉陵江的水位跌至海拔159米，比去年夏天44℃高温蒸烤之时还要低上3米，竟把市政供水在嘉陵江上的24个取水口中的7个露出水面，导致重庆城区面临无水可饮的危机。
不过这次春旱也给一些人留下了来得猛烈、去得容易的错觉。杜江种苞谷这天是“重庆遭遇严重春旱”的消息传出的第9天，城市中的人们的危机感已经很淡了。上游四川境内的3座水电站从3月3日起开闸放水，嘉陵江重新变得春水泱泱，主城水荒从7日起全面缓解。“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天后，很多重庆市民乐观起来。
但这乐观似乎是轻率的，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城市视野。
除了巍峨富丽的著名山城之外，作为直辖市的重庆，还意味着41个区县、10143个村庄和2425万农村人口。在这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地方，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3月上旬，重庆市多处城乡地区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包括花桥镇和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在内的永川市区域是旱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市政府只好派出水车为居民送水。在主城区内，北碚区、渝中区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市政供水多次暂停，3月6日的一次停水甚至波及和平路消防队。
消防队、输油站等单位的消防车被用于向缺水地区送水，每天有至少40辆运水车不停顿地往返服务。
有雾的晴天一直在持续，重庆市多日没有明显降水。3月6日，重庆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在不同地点共发射了8枚火箭弹，进行人工降雨作业，也只是把当天的毛毛雨变成了一场小雨而已。
到3月9日，重庆下辖的41区县中仅有5个区县未遭受春旱。其间，重庆大渡口区因水源严重紧缺，该区部分农户“放弃了养猪”。最高峰时，重庆市有近40万人参与了抗旱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这些最旱时候的情状如今依然存在。“川水调渝”之后，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
重庆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3月初表示，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 1000万。到3月12日，在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之时，这个机构的工程师严永辉对本报记者澄清说，这个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
水利设施“有肚无肠”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到重庆的农田。“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工程师说。
水利设施的落后，被重庆市防总和水利局认为是加重农村旱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重庆市的水利设施成型于“大兴农田水利”的1970 年代，其后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注意力集中于城市，这些设施没能得到足够的修缮。重庆的水利工作人员常把本地的水利设施戏称为“有肚无肠”，即水库数量不少，甚至包括不少新建项目，但是向农田延伸的沟渠却年久失修。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重庆的农田。嘉陵江中的“川水”没过了重庆的市政供水的取水口，主城由此不再干渴，但是农村灌溉却不可能直接从江中取水，必须依赖沟渠网络。
在永玻村，沟渠网络意味着山谷外面的两道细小的运河，它们把上游水库中的水流引过村庄的边缘。像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两条小运河与农田相距遥远，它们与农田之间原有更细小的沟渠，如今已经壅塞。茂密的麻竹落下大量黄叶，已经掩盖了荒废的提水站的取水口。
永玻村的农民们深深受困于此。肖云华在3月8日引水浇灌了两亩水田，只好自己去找柴油机，花了110元。“太贵了。”他说。如果今年像去年那样减产40％的话，这笔钱就会导致他完全蚀本。在山谷外面，由于干旱，小运河中的水位下降了1米多，使得费用上涨了将近1倍。
水源之困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常规性问题。前几天，被肖云华称为“队长”的村干部到村里登记加入医疗保险的人员，肖云华追着问：“队里能不能抽水？”队长说：“没得办法，包产到户了噻！”
“重庆市的人均蓄引提水能力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严永辉工程师说，“人均旱涝保收面积只有0.2亩。”
在“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嘉陵江不仅可以取水，甚至部分恢复了通航能力。在崎岖的山路边，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而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村庄里到处都有水塘，在这百年不遇的干旱中，依然舍南舍北皆春水。长日少雨，但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
人们曾认为重庆几乎是不可能缺水的：它的年均降雨量达到1208毫米，在世界范围内的内陆城市中堪称水资源条件良好。入境河流多达36条，其中包括了长江和嘉陵江这样水量丰沛的大河，而三峡水库在重庆境内的长度亦超过了600公里。尤其是春天，干旱的几率更小，因为青藏高原的雪山总是像家书一样准时地为这里提供充足的融水。
重庆通常并不缺水，如果你只是问它“有”多少水而不是可以“利用”多少水的话。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邻近的四川。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和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完成的《四川省水资源中长期供需趋势研究》显示，目前，成都平原上的成都、德阳等10个城市人均年占有水资源不足1700立方米，处于国际缺水警告线以下。
“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说。
越来越暖的冬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即使重庆市的水利系统中延伸出足够的“毛细血管”，长期以来的区域总水量的减少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今年的新问题是，重庆市陷入到中国南方大陆每11年一次的干旱周期之中，热空气如电影《魔戒》里的炎魔，连月以来在其上空盘桓不去。据实测资料统计，重庆每年发生春旱的几率为38％。事实上不只在重庆，即便是在多云天气闻名全国的成都，整个冬天也是艳阳高照。
由此而来的是，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由于温室效应，青藏高原边缘的来水减少了。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2006年初，贡嘎雪山的雪际线升高，直接加重了2006年夏天的重庆炎旱，使得全城草木枯萎，每5个重庆人中就不得不有1个参与抗旱。岷山上的积雪一直是四川盆地原的主要水源，但是如今，岷江的径流量减少了27亿立方米。
在四川，作为旅游胜境的九寨沟向来受到了很好的自然保护，但其各个“海子”的水量却从1960年代以来一再减少。在除了游人往来之外没有人类活动的黄龙，冰越来越多地融化了，河流在枯萎。
几乎人所共知但不能引起足够警觉的是，过多的碳排放量正在使人类面临危机，而干渴的重庆只是其中一个普通缩影。在2月，包括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连日暴雨引发洪灾在内，在全球自然灾害中，危害程度超过重庆干旱的至少有20起。据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信息，即便只是在中国境内，云南和广西局部地区如今面临的干旱程度也远远超过了重庆。
重庆的旱情之所以引人关注，更多地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直辖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而非城市，才是旱灾的主要承载体。去年夏天的重庆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其中主要是农业经济的损失，高达19.3亿元。
在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金敖村住着263户村民，是大渡口区地势最高的村落，像重庆市的很多地方一样自去年秋天起降水寥寥。早在2月上旬，金敖村里的堰塘、水田、水库就已临近死水位，村民们不得不几家人合作煮饭以便节水。当井里的泉水彻底干涸后，村民们走半小时山路去挑水，由于路途颠簸，每次挑回的水只能剩下小半桶。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在这个县的一些山区，农民们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坝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流经重庆市的各条河流中，正在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大坝，把日益减少的水量更多地留在了水电站的库容之中。
2月，据成都市的都江堰水文站监测，岷江上游的流量比多年平均流量减少了60％，沱江上游流量减少了85％，嘉陵江上游减少了76％，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的流量的同比偏低值也都在10％以上。
重庆和四川的水利部门都曾在近日发布消息，称河流水量减少的主因之一是“上游水电站蓄水发电”。上游蓄水下游枯，直接导致了重庆本地的中小型水库蓄水不足，塘堰九成枯死，河流供水严重透支。
在四川，人们从岷江中取水，超过了总水量的70％，而要维持一条河流的健康，取水量不能超过30％。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2006年5月，由于全球变暖，沱沱河在可可西里保护站附近已经成为了一条超过50米宽的黄色泥流。而在中下游，在当年的末尾，长江水位达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在今年早春，在江西湖口，你能看到的长江并不比沱沱河宽阔多少。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这个冬季里长江中下游的枯水有三个原因，其中第一点即是“三峡水库蓄水”。
今年初，洞庭湖城陵矶水位突破了100年来的最低点，湖床大面积裸露，如同干涸的荒漠。“上游蓄水是水少的最重要原因。”1月中旬，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蒋勇对本报记者说。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嘉陵江上。嘉陵江上游共有超过20座水库，平衡它们与下游的利益，恰如严永辉工程师所说，至今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动态”，往往意味着复杂的、变动的。
“九龙治水”
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3月3日之前，嘉陵江的水被大量囤积在水库之中。从这天早8时起，从上游四川省境内的桐子壕、宝珠寺、东西关三座水电站下泻的流量超过了重庆段嘉陵江原流量的5倍之多。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中国，水的治理权力分散在水利、农业、电力等9个部门，一般被称为“九龙治水”。事实上，“川水调渝”的要求直接来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其间又牵涉到了国家电网、中国华能、中国华电等利益部门。
“水的调配有一个原则，‘电调服从水调’，电力用水的多少一般只影响经济效益，而生活和农业用水则是严重的民生问题，”严永辉说，“不过这个原则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
早在冬末，重庆市的城乡民生用水就已经面临困难。重庆市一度希望静悄悄地独自“消化”这一困难，市政委员会在2月份加紧供水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以便适应低匍的水位，整个过程媒体没有报道，市民也并不了解。不过到了3月初，长江和嘉陵江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消化”已无可能，重庆市遂由市政府秘书长带队，派相关官员赴四川省沟通。不过跨省调水在长江流域尚无先例，又涉及多方利益，比如宝珠寺水电站的所有权就属于中国华能集团而非四川省，因此即便由国家防总居中调度，亦需要一个过程。
数日之内，重庆市又一次像去年夏天干旱时期时呼吁城乡居民自力更生，重庆市水利局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分赴各个缺水区县，指导各地民众打井、修塘坝、截潜流，试图加大蓄水量。重庆市政府就此宣布，计划在2007年内打井1万口，以便解决10万人的饮水苦难。
几乎每一个与水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在呼吁改变“九龙治水”的现状。曾有评论称，水权分配、流域管理等事务应该由一个“更为超脱的部门”来执行。直到现在，“超脱”二字隐喻的纠结感依然存在。
除三峡水库之外，重庆行政范围内还分布着超过2730座水库，总库容达到了37亿立方米，而影响重庆用水安全的，还要包括陕西、四川等上游地区的更多水库和水电站。不过在这一年中的两次干旱期间，这些水库的调节水量的功能并不容易得到充分的发挥。恰如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些水库大坝要么属于由华能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管理，要么属于当地政府或公司，大坝的运行必然独立于下游政府。在水电站的发电需求和调配水量的责任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发电需要蓄水，而下游干旱则需要放水。在一些水库，发电的黄金季节里水量丰沛，它们却畏惧洪流而下放水量，而在枯水期间，它们则为了发电而蓄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普遍性的江河枯萎。
水利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曾撰文记述，“出现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后，各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对电力项目的投资热情高涨，同时也出现了‘跑马圈水 ’、 ‘跑马圈电’，抢占资源、争夺项目、盲目开发等现象，有些2～3级支流上，有的地方政府把整条河流小水电开发权给了民营企业，有点像20世纪80 年代开小煤矿一样遍地开花之势。”他批评说：“梯级电站的盲目运行会损害水资源。”
充满勇气的村民
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一个“通讯基本靠吼”的村子，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缺水难免导致争水事件的发生，幸好得到了控制。最近几天，在重庆郊区的西湖镇，一些农民之间对于梁家湾水库的使用权有着不同意见。最近又被重庆媒体提及的一次纠纷是，2005年的旱情中，万州区太龙镇一位农民不允许其弟从共用的堰塘里放水，进而持刀刺伤了弟媳。
另外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一个位于距重庆市区120多公里外的丘陵之中、只有一条不能通行汽车的土路与外界相连的居民点，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这个村庄中多是简陋的竹篾房。村里有电话，但“通讯基本靠吼”，农妇对着山坡高喊让村长下来，然后她要等上15分钟。尽管没有钱，村民们还是充满勇气，2006年他们集体伐树、开路，绕过山丘，把小土车推到了山谷里的冉家河沟旁边。
3月10日，冉家河沟不过一米多宽，由一条仅一米高的土坝引导着，看上去很难解决整个村庄的问题。但是毋庸置疑，它即是村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在 2005年夏季洪水之前，这条小溪流经的这个山谷就曾是村民们的“水库”所在。那年的洪水冲垮了建于1972年的泥土堤坝，于是水体缩小了，直至在他们的提水站附近消失，村民们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水源。
不过，当村民们要求重庆市水利局在资金上予以帮助时，水利局依据法规做出的答复却令他们失望。依照重庆市的水利法规，五龙村四组的“水库”实在是太小了，只能算作“山平塘”，只是重庆市15万个山平塘中最普通的一个而已。
即便是如此之小的水利设施，也需要资金50万元。由于村子里的缺水情况确实严重，镇上曾在去年表示提供帮助，不过能提供的资金只有5万元。村民们的勇气消散了，只好重新拿起塑料水桶去远处挑水。
在中国，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再由国家包揽。水利部门希望通过产权给予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们自己动手建设一些小的项目。不过这一政策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村庄资金匮乏而无力改变现状。
在五龙村四组，年迈的农民们挑水饮用，往返需要一个小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打工，这个“空巢村”如今只留有一半人口。农业用水就彻底谈不上了，组里原有水田超过100亩，如今都变成了旱田。走在1974年建成的梯田上，一位村干部问本报记者：“你能不能去两会给我们提个案？两会还没开完噻！”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不只是重庆一市的问题，只不过在这里，干旱像一支显影剂，使得事实浮现。
等待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为了缓解长期存在的干旱隐患，重庆市制订了一个造价超过70亿元的工程计划。2007年这个城市将建成开县鲤鱼塘等5座大中型水库主体工程，新建、改扩建100个乡镇供水工程，建成城市达标堤防15公里，完成雨水积蓄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4万处，新增旱涝保收面积30万亩，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整治面积 2500平方公里。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计划是，重庆市将新建7个污水处理厂。
污水，亦是重庆缺水的原因之一。
“越是水位降低，污水的问题就越严重。”重庆市水利部门表示。即便是在一些水库周围，农民们依旧无水可用，就是因为沉积的库存水几乎全部是污水。
这一计划中包含了重庆市为了缓解农村用水问题做出的新努力。在那些丘陵之间，一些资金匮乏的村庄可以从这个工程计划中获得资金用来修建自己的水利设施，而无须完全自力更生。
至于“毛细血管”，即山平塘和引水渠这样的最小型的水利设施，要构成健康的网络则不容易。在五龙村四组有一个既好又坏的新消息，一位村干部相信，他们所属的重庆市长寿区政府，多少会为他们的水源地建设提供一些资助，不过，资助额决不可能达到工程所需的全部50万元。
等待的人仍在等待，干旱的地区仍面临干旱，不过在重庆主城内，关于春旱的话题似乎已经暂时结束了。
3月11日，王贤凤和同伴又一次走到嘉陵江大桥下，重新开始他中断了十多天的收废品的工作。如今的嘉陵江又恢复了作为大河的威严，春水足而艨艟起，两千吨级的运沙船在前日夜里从长江上开了过来，将为其主人带来新的可观利润。王贤凤亦可从中获利———他能在船上收到铁。
在重庆的有关水的经济链条中，王贤凤和他的二十多个伙伴也许是最末一环。现在，整个城市的经济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在王贤凤的头顶处，重庆市新建的轻轨大桥高高耸立在嘉陵江上。晨光熹微之中，与干旱相伴的那层闪光的薄雾未散，繁华都市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舞蹈与喧哗。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这位农民一边跟你说话，一边搅动着粪池，弄得半个山谷都弥漫着强烈的气味。“稻谷不好种也得种，还指望秋天种红苕？”他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下雨，那我现在就希望下雨噻！”2007-03-15 16:32:06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李海鹏 王轶庶
重庆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水库干涸，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在一些山区，村民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村民不得不几家合作煮饭，以便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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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
3月3日，上游四川境内的三座水电站开闸放水。“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已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
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但，乐观是轻率的。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事情已经过去了”？
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1000万。
打从春节之前起，重庆市就被一团又干又热的薄雾轻柔地笼罩了起来，奇怪的是雾气中又总有烈日在闪光。3月9日下午，重庆市辖下的永川市三教镇永玻村的农民杜江就在这闪烁的氤氲中搅着粪池，舀一勺浇一臼，最终只种了27棵苞谷。空气是湿润的，而田里滴水皆无。
“苞谷种多了也还是白白死掉。”他抱怨说。在山坡上，他的一亩多竹笋已经旱死了。往年此时，永玻村的水田里应该已是一片青翠的稻苗，可现在却还是一片褐色的干土。就像是发生在《镜花缘》中的异事一般，果树的花期提早了十多天，村民肖云华说：“樱桃都有豆子大了。”
在永玻村附近的花桥镇，去秋栽种的750亩笋用竹已有90％死亡，180亩花椒则死掉了60％。永川市是此次重庆春旱的重灾区之一，全市的桑树成活率下降了10％，蔬菜播种后发芽率和枇杷坐果率都降低了20％。在与之邻近的江津、璧山等地，干旱造成的损害庶几如此。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3月1日，长江和嘉陵江重庆段的水位逼近历史最低，嘉陵江的水位跌至海拔159米，比去年夏天44℃高温蒸烤之时还要低上3米，竟把市政供水在嘉陵江上的24个取水口中的7个露出水面，导致重庆城区面临无水可饮的危机。
不过这次春旱也给一些人留下了来得猛烈、去得容易的错觉。杜江种苞谷这天是“重庆遭遇严重春旱”的消息传出的第9天，城市中的人们的危机感已经很淡了。上游四川境内的3座水电站从3月3日起开闸放水，嘉陵江重新变得春水泱泱，主城水荒从7日起全面缓解。“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天后，很多重庆市民乐观起来。
但这乐观似乎是轻率的，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城市视野。
除了巍峨富丽的著名山城之外，作为直辖市的重庆，还意味着41个区县、10143个村庄和2425万农村人口。在这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地方，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3月上旬，重庆市多处城乡地区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包括花桥镇和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在内的永川市区域是旱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市政府只好派出水车为居民送水。在主城区内，北碚区、渝中区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市政供水多次暂停，3月6日的一次停水甚至波及和平路消防队。
消防队、输油站等单位的消防车被用于向缺水地区送水，每天有至少40辆运水车不停顿地往返服务。
有雾的晴天一直在持续，重庆市多日没有明显降水。3月6日，重庆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在不同地点共发射了8枚火箭弹，进行人工降雨作业，也只是把当天的毛毛雨变成了一场小雨而已。
到3月9日，重庆下辖的41区县中仅有5个区县未遭受春旱。其间，重庆大渡口区因水源严重紧缺，该区部分农户“放弃了养猪”。最高峰时，重庆市有近40万人参与了抗旱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这些最旱时候的情状如今依然存在。“川水调渝”之后，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
重庆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3月初表示，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 1000万。到3月12日，在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之时，这个机构的工程师严永辉对本报记者澄清说，这个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
水利设施“有肚无肠”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到重庆的农田。“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工程师说。
水利设施的落后，被重庆市防总和水利局认为是加重农村旱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重庆市的水利设施成型于“大兴农田水利”的1970 年代，其后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注意力集中于城市，这些设施没能得到足够的修缮。重庆的水利工作人员常把本地的水利设施戏称为“有肚无肠”，即水库数量不少，甚至包括不少新建项目，但是向农田延伸的沟渠却年久失修。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重庆的农田。嘉陵江中的“川水”没过了重庆的市政供水的取水口，主城由此不再干渴，但是农村灌溉却不可能直接从江中取水，必须依赖沟渠网络。
在永玻村，沟渠网络意味着山谷外面的两道细小的运河，它们把上游水库中的水流引过村庄的边缘。像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两条小运河与农田相距遥远，它们与农田之间原有更细小的沟渠，如今已经壅塞。茂密的麻竹落下大量黄叶，已经掩盖了荒废的提水站的取水口。
永玻村的农民们深深受困于此。肖云华在3月8日引水浇灌了两亩水田，只好自己去找柴油机，花了110元。“太贵了。”他说。如果今年像去年那样减产40％的话，这笔钱就会导致他完全蚀本。在山谷外面，由于干旱，小运河中的水位下降了1米多，使得费用上涨了将近1倍。
水源之困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常规性问题。前几天，被肖云华称为“队长”的村干部到村里登记加入医疗保险的人员，肖云华追着问：“队里能不能抽水？”队长说：“没得办法，包产到户了噻！”
“重庆市的人均蓄引提水能力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严永辉工程师说，“人均旱涝保收面积只有0.2亩。”
在“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嘉陵江不仅可以取水，甚至部分恢复了通航能力。在崎岖的山路边，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而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村庄里到处都有水塘，在这百年不遇的干旱中，依然舍南舍北皆春水。长日少雨，但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
人们曾认为重庆几乎是不可能缺水的：它的年均降雨量达到1208毫米，在世界范围内的内陆城市中堪称水资源条件良好。入境河流多达36条，其中包括了长江和嘉陵江这样水量丰沛的大河，而三峡水库在重庆境内的长度亦超过了600公里。尤其是春天，干旱的几率更小，因为青藏高原的雪山总是像家书一样准时地为这里提供充足的融水。
重庆通常并不缺水，如果你只是问它“有”多少水而不是可以“利用”多少水的话。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邻近的四川。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和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完成的《四川省水资源中长期供需趋势研究》显示，目前，成都平原上的成都、德阳等10个城市人均年占有水资源不足1700立方米，处于国际缺水警告线以下。
“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说。
越来越暖的冬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即使重庆市的水利系统中延伸出足够的“毛细血管”，长期以来的区域总水量的减少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今年的新问题是，重庆市陷入到中国南方大陆每11年一次的干旱周期之中，热空气如电影《魔戒》里的炎魔，连月以来在其上空盘桓不去。据实测资料统计，重庆每年发生春旱的几率为38％。事实上不只在重庆，即便是在多云天气闻名全国的成都，整个冬天也是艳阳高照。
由此而来的是，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由于温室效应，青藏高原边缘的来水减少了。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2006年初，贡嘎雪山的雪际线升高，直接加重了2006年夏天的重庆炎旱，使得全城草木枯萎，每5个重庆人中就不得不有1个参与抗旱。岷山上的积雪一直是四川盆地原的主要水源，但是如今，岷江的径流量减少了27亿立方米。
在四川，作为旅游胜境的九寨沟向来受到了很好的自然保护，但其各个“海子”的水量却从1960年代以来一再减少。在除了游人往来之外没有人类活动的黄龙，冰越来越多地融化了，河流在枯萎。
几乎人所共知但不能引起足够警觉的是，过多的碳排放量正在使人类面临危机，而干渴的重庆只是其中一个普通缩影。在2月，包括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连日暴雨引发洪灾在内，在全球自然灾害中，危害程度超过重庆干旱的至少有20起。据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信息，即便只是在中国境内，云南和广西局部地区如今面临的干旱程度也远远超过了重庆。
重庆的旱情之所以引人关注，更多地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直辖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而非城市，才是旱灾的主要承载体。去年夏天的重庆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其中主要是农业经济的损失，高达19.3亿元。
在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金敖村住着263户村民，是大渡口区地势最高的村落，像重庆市的很多地方一样自去年秋天起降水寥寥。早在2月上旬，金敖村里的堰塘、水田、水库就已临近死水位，村民们不得不几家人合作煮饭以便节水。当井里的泉水彻底干涸后，村民们走半小时山路去挑水，由于路途颠簸，每次挑回的水只能剩下小半桶。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在这个县的一些山区，农民们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坝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流经重庆市的各条河流中，正在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大坝，把日益减少的水量更多地留在了水电站的库容之中。
2月，据成都市的都江堰水文站监测，岷江上游的流量比多年平均流量减少了60％，沱江上游流量减少了85％，嘉陵江上游减少了76％，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的流量的同比偏低值也都在10％以上。
重庆和四川的水利部门都曾在近日发布消息，称河流水量减少的主因之一是“上游水电站蓄水发电”。上游蓄水下游枯，直接导致了重庆本地的中小型水库蓄水不足，塘堰九成枯死，河流供水严重透支。
在四川，人们从岷江中取水，超过了总水量的70％，而要维持一条河流的健康，取水量不能超过30％。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2006年5月，由于全球变暖，沱沱河在可可西里保护站附近已经成为了一条超过50米宽的黄色泥流。而在中下游，在当年的末尾，长江水位达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在今年早春，在江西湖口，你能看到的长江并不比沱沱河宽阔多少。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这个冬季里长江中下游的枯水有三个原因，其中第一点即是“三峡水库蓄水”。
今年初，洞庭湖城陵矶水位突破了100年来的最低点，湖床大面积裸露，如同干涸的荒漠。“上游蓄水是水少的最重要原因。”1月中旬，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蒋勇对本报记者说。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嘉陵江上。嘉陵江上游共有超过20座水库，平衡它们与下游的利益，恰如严永辉工程师所说，至今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动态”，往往意味着复杂的、变动的。
“九龙治水”
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3月3日之前，嘉陵江的水被大量囤积在水库之中。从这天早8时起，从上游四川省境内的桐子壕、宝珠寺、东西关三座水电站下泻的流量超过了重庆段嘉陵江原流量的5倍之多。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中国，水的治理权力分散在水利、农业、电力等9个部门，一般被称为“九龙治水”。事实上，“川水调渝”的要求直接来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其间又牵涉到了国家电网、中国华能、中国华电等利益部门。
“水的调配有一个原则，‘电调服从水调’，电力用水的多少一般只影响经济效益，而生活和农业用水则是严重的民生问题，”严永辉说，“不过这个原则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
早在冬末，重庆市的城乡民生用水就已经面临困难。重庆市一度希望静悄悄地独自“消化”这一困难，市政委员会在2月份加紧供水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以便适应低匍的水位，整个过程媒体没有报道，市民也并不了解。不过到了3月初，长江和嘉陵江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消化”已无可能，重庆市遂由市政府秘书长带队，派相关官员赴四川省沟通。不过跨省调水在长江流域尚无先例，又涉及多方利益，比如宝珠寺水电站的所有权就属于中国华能集团而非四川省，因此即便由国家防总居中调度，亦需要一个过程。
数日之内，重庆市又一次像去年夏天干旱时期时呼吁城乡居民自力更生，重庆市水利局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分赴各个缺水区县，指导各地民众打井、修塘坝、截潜流，试图加大蓄水量。重庆市政府就此宣布，计划在2007年内打井1万口，以便解决10万人的饮水苦难。
几乎每一个与水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在呼吁改变“九龙治水”的现状。曾有评论称，水权分配、流域管理等事务应该由一个“更为超脱的部门”来执行。直到现在，“超脱”二字隐喻的纠结感依然存在。
除三峡水库之外，重庆行政范围内还分布着超过2730座水库，总库容达到了37亿立方米，而影响重庆用水安全的，还要包括陕西、四川等上游地区的更多水库和水电站。不过在这一年中的两次干旱期间，这些水库的调节水量的功能并不容易得到充分的发挥。恰如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些水库大坝要么属于由华能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管理，要么属于当地政府或公司，大坝的运行必然独立于下游政府。在水电站的发电需求和调配水量的责任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发电需要蓄水，而下游干旱则需要放水。在一些水库，发电的黄金季节里水量丰沛，它们却畏惧洪流而下放水量，而在枯水期间，它们则为了发电而蓄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普遍性的江河枯萎。
水利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曾撰文记述，“出现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后，各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对电力项目的投资热情高涨，同时也出现了‘跑马圈水 ’、 ‘跑马圈电’，抢占资源、争夺项目、盲目开发等现象，有些2～3级支流上，有的地方政府把整条河流小水电开发权给了民营企业，有点像20世纪80 年代开小煤矿一样遍地开花之势。”他批评说：“梯级电站的盲目运行会损害水资源。”
充满勇气的村民
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一个“通讯基本靠吼”的村子，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缺水难免导致争水事件的发生，幸好得到了控制。最近几天，在重庆郊区的西湖镇，一些农民之间对于梁家湾水库的使用权有着不同意见。最近又被重庆媒体提及的一次纠纷是，2005年的旱情中，万州区太龙镇一位农民不允许其弟从共用的堰塘里放水，进而持刀刺伤了弟媳。
另外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一个位于距重庆市区120多公里外的丘陵之中、只有一条不能通行汽车的土路与外界相连的居民点，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这个村庄中多是简陋的竹篾房。村里有电话，但“通讯基本靠吼”，农妇对着山坡高喊让村长下来，然后她要等上15分钟。尽管没有钱，村民们还是充满勇气，2006年他们集体伐树、开路，绕过山丘，把小土车推到了山谷里的冉家河沟旁边。
3月10日，冉家河沟不过一米多宽，由一条仅一米高的土坝引导着，看上去很难解决整个村庄的问题。但是毋庸置疑，它即是村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在 2005年夏季洪水之前，这条小溪流经的这个山谷就曾是村民们的“水库”所在。那年的洪水冲垮了建于1972年的泥土堤坝，于是水体缩小了，直至在他们的提水站附近消失，村民们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水源。
不过，当村民们要求重庆市水利局在资金上予以帮助时，水利局依据法规做出的答复却令他们失望。依照重庆市的水利法规，五龙村四组的“水库”实在是太小了，只能算作“山平塘”，只是重庆市15万个山平塘中最普通的一个而已。
即便是如此之小的水利设施，也需要资金50万元。由于村子里的缺水情况确实严重，镇上曾在去年表示提供帮助，不过能提供的资金只有5万元。村民们的勇气消散了，只好重新拿起塑料水桶去远处挑水。
在中国，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再由国家包揽。水利部门希望通过产权给予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们自己动手建设一些小的项目。不过这一政策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村庄资金匮乏而无力改变现状。
在五龙村四组，年迈的农民们挑水饮用，往返需要一个小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打工，这个“空巢村”如今只留有一半人口。农业用水就彻底谈不上了，组里原有水田超过100亩，如今都变成了旱田。走在1974年建成的梯田上，一位村干部问本报记者：“你能不能去两会给我们提个案？两会还没开完噻！”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不只是重庆一市的问题，只不过在这里，干旱像一支显影剂，使得事实浮现。
等待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为了缓解长期存在的干旱隐患，重庆市制订了一个造价超过70亿元的工程计划。2007年这个城市将建成开县鲤鱼塘等5座大中型水库主体工程，新建、改扩建100个乡镇供水工程，建成城市达标堤防15公里，完成雨水积蓄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4万处，新增旱涝保收面积30万亩，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整治面积 2500平方公里。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计划是，重庆市将新建7个污水处理厂。
污水，亦是重庆缺水的原因之一。
“越是水位降低，污水的问题就越严重。”重庆市水利部门表示。即便是在一些水库周围，农民们依旧无水可用，就是因为沉积的库存水几乎全部是污水。
这一计划中包含了重庆市为了缓解农村用水问题做出的新努力。在那些丘陵之间，一些资金匮乏的村庄可以从这个工程计划中获得资金用来修建自己的水利设施，而无须完全自力更生。
至于“毛细血管”，即山平塘和引水渠这样的最小型的水利设施，要构成健康的网络则不容易。在五龙村四组有一个既好又坏的新消息，一位村干部相信，他们所属的重庆市长寿区政府，多少会为他们的水源地建设提供一些资助，不过，资助额决不可能达到工程所需的全部50万元。
等待的人仍在等待，干旱的地区仍面临干旱，不过在重庆主城内，关于春旱的话题似乎已经暂时结束了。
3月11日，王贤凤和同伴又一次走到嘉陵江大桥下，重新开始他中断了十多天的收废品的工作。如今的嘉陵江又恢复了作为大河的威严，春水足而艨艟起，两千吨级的运沙船在前日夜里从长江上开了过来，将为其主人带来新的可观利润。王贤凤亦可从中获利———他能在船上收到铁。
在重庆的有关水的经济链条中，王贤凤和他的二十多个伙伴也许是最末一环。现在，整个城市的经济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在王贤凤的头顶处，重庆市新建的轻轨大桥高高耸立在嘉陵江上。晨光熹微之中，与干旱相伴的那层闪光的薄雾未散，繁华都市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舞蹈与喧哗。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这位农民一边跟你说话，一边搅动着粪池，弄得半个山谷都弥漫着强烈的气味。“稻谷不好种也得种，还指望秋天种红苕？”他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下雨，那我现在就希望下雨噻！”
重庆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水库干涸，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在一些山区，村民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村民不得不几家合作煮饭，以便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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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
3月3日，上游四川境内的三座水电站开闸放水。“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已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
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但，乐观是轻率的。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事情已经过去了”？
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1000万。
打从春节之前起，重庆市就被一团又干又热的薄雾轻柔地笼罩了起来，奇怪的是雾气中又总有烈日在闪光。3月9日下午，重庆市辖下的永川市三教镇永玻村的农民杜江就在这闪烁的氤氲中搅着粪池，舀一勺浇一臼，最终只种了27棵苞谷。空气是湿润的，而田里滴水皆无。
“苞谷种多了也还是白白死掉。”他抱怨说。在山坡上，他的一亩多竹笋已经旱死了。往年此时，永玻村的水田里应该已是一片青翠的稻苗，可现在却还是一片褐色的干土。就像是发生在《镜花缘》中的异事一般，果树的花期提早了十多天，村民肖云华说：“樱桃都有豆子大了。”
在永玻村附近的花桥镇，去秋栽种的750亩笋用竹已有90％死亡，180亩花椒则死掉了60％。永川市是此次重庆春旱的重灾区之一，全市的桑树成活率下降了10％，蔬菜播种后发芽率和枇杷坐果率都降低了20％。在与之邻近的江津、璧山等地，干旱造成的损害庶几如此。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3月1日，长江和嘉陵江重庆段的水位逼近历史最低，嘉陵江的水位跌至海拔159米，比去年夏天44℃高温蒸烤之时还要低上3米，竟把市政供水在嘉陵江上的24个取水口中的7个露出水面，导致重庆城区面临无水可饮的危机。
不过这次春旱也给一些人留下了来得猛烈、去得容易的错觉。杜江种苞谷这天是“重庆遭遇严重春旱”的消息传出的第9天，城市中的人们的危机感已经很淡了。上游四川境内的3座水电站从3月3日起开闸放水，嘉陵江重新变得春水泱泱，主城水荒从7日起全面缓解。“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天后，很多重庆市民乐观起来。
但这乐观似乎是轻率的，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城市视野。
除了巍峨富丽的著名山城之外，作为直辖市的重庆，还意味着41个区县、10143个村庄和2425万农村人口。在这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地方，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3月上旬，重庆市多处城乡地区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包括花桥镇和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在内的永川市区域是旱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市政府只好派出水车为居民送水。在主城区内，北碚区、渝中区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市政供水多次暂停，3月6日的一次停水甚至波及和平路消防队。
消防队、输油站等单位的消防车被用于向缺水地区送水，每天有至少40辆运水车不停顿地往返服务。
有雾的晴天一直在持续，重庆市多日没有明显降水。3月6日，重庆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在不同地点共发射了8枚火箭弹，进行人工降雨作业，也只是把当天的毛毛雨变成了一场小雨而已。
到3月9日，重庆下辖的41区县中仅有5个区县未遭受春旱。其间，重庆大渡口区因水源严重紧缺，该区部分农户“放弃了养猪”。最高峰时，重庆市有近40万人参与了抗旱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这些最旱时候的情状如今依然存在。“川水调渝”之后，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
重庆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3月初表示，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 1000万。到3月12日，在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之时，这个机构的工程师严永辉对本报记者澄清说，这个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
水利设施“有肚无肠”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到重庆的农田。“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工程师说。
水利设施的落后，被重庆市防总和水利局认为是加重农村旱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重庆市的水利设施成型于“大兴农田水利”的1970 年代，其后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注意力集中于城市，这些设施没能得到足够的修缮。重庆的水利工作人员常把本地的水利设施戏称为“有肚无肠”，即水库数量不少，甚至包括不少新建项目，但是向农田延伸的沟渠却年久失修。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重庆的农田。嘉陵江中的“川水”没过了重庆的市政供水的取水口，主城由此不再干渴，但是农村灌溉却不可能直接从江中取水，必须依赖沟渠网络。
在永玻村，沟渠网络意味着山谷外面的两道细小的运河，它们把上游水库中的水流引过村庄的边缘。像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两条小运河与农田相距遥远，它们与农田之间原有更细小的沟渠，如今已经壅塞。茂密的麻竹落下大量黄叶，已经掩盖了荒废的提水站的取水口。
永玻村的农民们深深受困于此。肖云华在3月8日引水浇灌了两亩水田，只好自己去找柴油机，花了110元。“太贵了。”他说。如果今年像去年那样减产40％的话，这笔钱就会导致他完全蚀本。在山谷外面，由于干旱，小运河中的水位下降了1米多，使得费用上涨了将近1倍。
水源之困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常规性问题。前几天，被肖云华称为“队长”的村干部到村里登记加入医疗保险的人员，肖云华追着问：“队里能不能抽水？”队长说：“没得办法，包产到户了噻！”
“重庆市的人均蓄引提水能力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严永辉工程师说，“人均旱涝保收面积只有0.2亩。”
在“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嘉陵江不仅可以取水，甚至部分恢复了通航能力。在崎岖的山路边，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而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村庄里到处都有水塘，在这百年不遇的干旱中，依然舍南舍北皆春水。长日少雨，但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
人们曾认为重庆几乎是不可能缺水的：它的年均降雨量达到1208毫米，在世界范围内的内陆城市中堪称水资源条件良好。入境河流多达36条，其中包括了长江和嘉陵江这样水量丰沛的大河，而三峡水库在重庆境内的长度亦超过了600公里。尤其是春天，干旱的几率更小，因为青藏高原的雪山总是像家书一样准时地为这里提供充足的融水。
重庆通常并不缺水，如果你只是问它“有”多少水而不是可以“利用”多少水的话。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邻近的四川。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和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完成的《四川省水资源中长期供需趋势研究》显示，目前，成都平原上的成都、德阳等10个城市人均年占有水资源不足1700立方米，处于国际缺水警告线以下。
“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说。
越来越暖的冬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即使重庆市的水利系统中延伸出足够的“毛细血管”，长期以来的区域总水量的减少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今年的新问题是，重庆市陷入到中国南方大陆每11年一次的干旱周期之中，热空气如电影《魔戒》里的炎魔，连月以来在其上空盘桓不去。据实测资料统计，重庆每年发生春旱的几率为38％。事实上不只在重庆，即便是在多云天气闻名全国的成都，整个冬天也是艳阳高照。
由此而来的是，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由于温室效应，青藏高原边缘的来水减少了。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2006年初，贡嘎雪山的雪际线升高，直接加重了2006年夏天的重庆炎旱，使得全城草木枯萎，每5个重庆人中就不得不有1个参与抗旱。岷山上的积雪一直是四川盆地原的主要水源，但是如今，岷江的径流量减少了27亿立方米。
在四川，作为旅游胜境的九寨沟向来受到了很好的自然保护，但其各个“海子”的水量却从1960年代以来一再减少。在除了游人往来之外没有人类活动的黄龙，冰越来越多地融化了，河流在枯萎。
几乎人所共知但不能引起足够警觉的是，过多的碳排放量正在使人类面临危机，而干渴的重庆只是其中一个普通缩影。在2月，包括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连日暴雨引发洪灾在内，在全球自然灾害中，危害程度超过重庆干旱的至少有20起。据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信息，即便只是在中国境内，云南和广西局部地区如今面临的干旱程度也远远超过了重庆。
重庆的旱情之所以引人关注，更多地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直辖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而非城市，才是旱灾的主要承载体。去年夏天的重庆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其中主要是农业经济的损失，高达19.3亿元。
在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金敖村住着263户村民，是大渡口区地势最高的村落，像重庆市的很多地方一样自去年秋天起降水寥寥。早在2月上旬，金敖村里的堰塘、水田、水库就已临近死水位，村民们不得不几家人合作煮饭以便节水。当井里的泉水彻底干涸后，村民们走半小时山路去挑水，由于路途颠簸，每次挑回的水只能剩下小半桶。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在这个县的一些山区，农民们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坝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流经重庆市的各条河流中，正在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大坝，把日益减少的水量更多地留在了水电站的库容之中。
2月，据成都市的都江堰水文站监测，岷江上游的流量比多年平均流量减少了60％，沱江上游流量减少了85％，嘉陵江上游减少了76％，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的流量的同比偏低值也都在10％以上。
重庆和四川的水利部门都曾在近日发布消息，称河流水量减少的主因之一是“上游水电站蓄水发电”。上游蓄水下游枯，直接导致了重庆本地的中小型水库蓄水不足，塘堰九成枯死，河流供水严重透支。
在四川，人们从岷江中取水，超过了总水量的70％，而要维持一条河流的健康，取水量不能超过30％。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2006年5月，由于全球变暖，沱沱河在可可西里保护站附近已经成为了一条超过50米宽的黄色泥流。而在中下游，在当年的末尾，长江水位达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在今年早春，在江西湖口，你能看到的长江并不比沱沱河宽阔多少。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这个冬季里长江中下游的枯水有三个原因，其中第一点即是“三峡水库蓄水”。
今年初，洞庭湖城陵矶水位突破了100年来的最低点，湖床大面积裸露，如同干涸的荒漠。“上游蓄水是水少的最重要原因。”1月中旬，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蒋勇对本报记者说。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嘉陵江上。嘉陵江上游共有超过20座水库，平衡它们与下游的利益，恰如严永辉工程师所说，至今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动态”，往往意味着复杂的、变动的。
“九龙治水”
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3月3日之前，嘉陵江的水被大量囤积在水库之中。从这天早8时起，从上游四川省境内的桐子壕、宝珠寺、东西关三座水电站下泻的流量超过了重庆段嘉陵江原流量的5倍之多。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中国，水的治理权力分散在水利、农业、电力等9个部门，一般被称为“九龙治水”。事实上，“川水调渝”的要求直接来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其间又牵涉到了国家电网、中国华能、中国华电等利益部门。
“水的调配有一个原则，‘电调服从水调’，电力用水的多少一般只影响经济效益，而生活和农业用水则是严重的民生问题，”严永辉说，“不过这个原则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
早在冬末，重庆市的城乡民生用水就已经面临困难。重庆市一度希望静悄悄地独自“消化”这一困难，市政委员会在2月份加紧供水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以便适应低匍的水位，整个过程媒体没有报道，市民也并不了解。不过到了3月初，长江和嘉陵江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消化”已无可能，重庆市遂由市政府秘书长带队，派相关官员赴四川省沟通。不过跨省调水在长江流域尚无先例，又涉及多方利益，比如宝珠寺水电站的所有权就属于中国华能集团而非四川省，因此即便由国家防总居中调度，亦需要一个过程。
数日之内，重庆市又一次像去年夏天干旱时期时呼吁城乡居民自力更生，重庆市水利局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分赴各个缺水区县，指导各地民众打井、修塘坝、截潜流，试图加大蓄水量。重庆市政府就此宣布，计划在2007年内打井1万口，以便解决10万人的饮水苦难。
几乎每一个与水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在呼吁改变“九龙治水”的现状。曾有评论称，水权分配、流域管理等事务应该由一个“更为超脱的部门”来执行。直到现在，“超脱”二字隐喻的纠结感依然存在。
除三峡水库之外，重庆行政范围内还分布着超过2730座水库，总库容达到了37亿立方米，而影响重庆用水安全的，还要包括陕西、四川等上游地区的更多水库和水电站。不过在这一年中的两次干旱期间，这些水库的调节水量的功能并不容易得到充分的发挥。恰如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些水库大坝要么属于由华能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管理，要么属于当地政府或公司，大坝的运行必然独立于下游政府。在水电站的发电需求和调配水量的责任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发电需要蓄水，而下游干旱则需要放水。在一些水库，发电的黄金季节里水量丰沛，它们却畏惧洪流而下放水量，而在枯水期间，它们则为了发电而蓄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普遍性的江河枯萎。
水利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曾撰文记述，“出现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后，各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对电力项目的投资热情高涨，同时也出现了‘跑马圈水 ’、 ‘跑马圈电’，抢占资源、争夺项目、盲目开发等现象，有些2～3级支流上，有的地方政府把整条河流小水电开发权给了民营企业，有点像20世纪80 年代开小煤矿一样遍地开花之势。”他批评说：“梯级电站的盲目运行会损害水资源。”
充满勇气的村民
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一个“通讯基本靠吼”的村子，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缺水难免导致争水事件的发生，幸好得到了控制。最近几天，在重庆郊区的西湖镇，一些农民之间对于梁家湾水库的使用权有着不同意见。最近又被重庆媒体提及的一次纠纷是，2005年的旱情中，万州区太龙镇一位农民不允许其弟从共用的堰塘里放水，进而持刀刺伤了弟媳。
另外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一个位于距重庆市区120多公里外的丘陵之中、只有一条不能通行汽车的土路与外界相连的居民点，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这个村庄中多是简陋的竹篾房。村里有电话，但“通讯基本靠吼”，农妇对着山坡高喊让村长下来，然后她要等上15分钟。尽管没有钱，村民们还是充满勇气，2006年他们集体伐树、开路，绕过山丘，把小土车推到了山谷里的冉家河沟旁边。
3月10日，冉家河沟不过一米多宽，由一条仅一米高的土坝引导着，看上去很难解决整个村庄的问题。但是毋庸置疑，它即是村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在 2005年夏季洪水之前，这条小溪流经的这个山谷就曾是村民们的“水库”所在。那年的洪水冲垮了建于1972年的泥土堤坝，于是水体缩小了，直至在他们的提水站附近消失，村民们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水源。
不过，当村民们要求重庆市水利局在资金上予以帮助时，水利局依据法规做出的答复却令他们失望。依照重庆市的水利法规，五龙村四组的“水库”实在是太小了，只能算作“山平塘”，只是重庆市15万个山平塘中最普通的一个而已。
即便是如此之小的水利设施，也需要资金50万元。由于村子里的缺水情况确实严重，镇上曾在去年表示提供帮助，不过能提供的资金只有5万元。村民们的勇气消散了，只好重新拿起塑料水桶去远处挑水。
在中国，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再由国家包揽。水利部门希望通过产权给予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们自己动手建设一些小的项目。不过这一政策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村庄资金匮乏而无力改变现状。
在五龙村四组，年迈的农民们挑水饮用，往返需要一个小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打工，这个“空巢村”如今只留有一半人口。农业用水就彻底谈不上了，组里原有水田超过100亩，如今都变成了旱田。走在1974年建成的梯田上，一位村干部问本报记者：“你能不能去两会给我们提个案？两会还没开完噻！”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不只是重庆一市的问题，只不过在这里，干旱像一支显影剂，使得事实浮现。
等待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为了缓解长期存在的干旱隐患，重庆市制订了一个造价超过70亿元的工程计划。2007年这个城市将建成开县鲤鱼塘等5座大中型水库主体工程，新建、改扩建100个乡镇供水工程，建成城市达标堤防15公里，完成雨水积蓄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4万处，新增旱涝保收面积30万亩，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整治面积 2500平方公里。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计划是，重庆市将新建7个污水处理厂。
污水，亦是重庆缺水的原因之一。
“越是水位降低，污水的问题就越严重。”重庆市水利部门表示。即便是在一些水库周围，农民们依旧无水可用，就是因为沉积的库存水几乎全部是污水。
这一计划中包含了重庆市为了缓解农村用水问题做出的新努力。在那些丘陵之间，一些资金匮乏的村庄可以从这个工程计划中获得资金用来修建自己的水利设施，而无须完全自力更生。
至于“毛细血管”，即山平塘和引水渠这样的最小型的水利设施，要构成健康的网络则不容易。在五龙村四组有一个既好又坏的新消息，一位村干部相信，他们所属的重庆市长寿区政府，多少会为他们的水源地建设提供一些资助，不过，资助额决不可能达到工程所需的全部50万元。
等待的人仍在等待，干旱的地区仍面临干旱，不过在重庆主城内，关于春旱的话题似乎已经暂时结束了。
3月11日，王贤凤和同伴又一次走到嘉陵江大桥下，重新开始他中断了十多天的收废品的工作。如今的嘉陵江又恢复了作为大河的威严，春水足而艨艟起，两千吨级的运沙船在前日夜里从长江上开了过来，将为其主人带来新的可观利润。王贤凤亦可从中获利———他能在船上收到铁。
在重庆的有关水的经济链条中，王贤凤和他的二十多个伙伴也许是最末一环。现在，整个城市的经济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在王贤凤的头顶处，重庆市新建的轻轨大桥高高耸立在嘉陵江上。晨光熹微之中，与干旱相伴的那层闪光的薄雾未散，繁华都市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舞蹈与喧哗。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这位农民一边跟你说话，一边搅动着粪池，弄得半个山谷都弥漫着强烈的气味。“稻谷不好种也得种，还指望秋天种红苕？”他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下雨，那我现在就希望下雨噻！”2007-03-15 16:32:06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李海鹏 王轶庶
重庆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水库干涸，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在一些山区，村民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村民不得不几家合作煮饭，以便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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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
3月3日，上游四川境内的三座水电站开闸放水。“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已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
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但，乐观是轻率的。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事情已经过去了”？
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1000万。
打从春节之前起，重庆市就被一团又干又热的薄雾轻柔地笼罩了起来，奇怪的是雾气中又总有烈日在闪光。3月9日下午，重庆市辖下的永川市三教镇永玻村的农民杜江就在这闪烁的氤氲中搅着粪池，舀一勺浇一臼，最终只种了27棵苞谷。空气是湿润的，而田里滴水皆无。
“苞谷种多了也还是白白死掉。”他抱怨说。在山坡上，他的一亩多竹笋已经旱死了。往年此时，永玻村的水田里应该已是一片青翠的稻苗，可现在却还是一片褐色的干土。就像是发生在《镜花缘》中的异事一般，果树的花期提早了十多天，村民肖云华说：“樱桃都有豆子大了。”
在永玻村附近的花桥镇，去秋栽种的750亩笋用竹已有90％死亡，180亩花椒则死掉了60％。永川市是此次重庆春旱的重灾区之一，全市的桑树成活率下降了10％，蔬菜播种后发芽率和枇杷坐果率都降低了20％。在与之邻近的江津、璧山等地，干旱造成的损害庶几如此。
在去年夏天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炎旱之后，重庆今春又发旱情，而且竟比上一次的情状更为炽烈。3月1日，长江和嘉陵江重庆段的水位逼近历史最低，嘉陵江的水位跌至海拔159米，比去年夏天44℃高温蒸烤之时还要低上3米，竟把市政供水在嘉陵江上的24个取水口中的7个露出水面，导致重庆城区面临无水可饮的危机。
不过这次春旱也给一些人留下了来得猛烈、去得容易的错觉。杜江种苞谷这天是“重庆遭遇严重春旱”的消息传出的第9天，城市中的人们的危机感已经很淡了。上游四川境内的3座水电站从3月3日起开闸放水，嘉陵江重新变得春水泱泱，主城水荒从7日起全面缓解。“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天后，很多重庆市民乐观起来。
但这乐观似乎是轻率的，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城市视野。
除了巍峨富丽的著名山城之外，作为直辖市的重庆，还意味着41个区县、10143个村庄和2425万农村人口。在这些较少受到关注的地方，旱情比自1891年有气象资料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
3月上旬，重庆市多处城乡地区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包括花桥镇和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在内的永川市区域是旱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市政府只好派出水车为居民送水。在主城区内，北碚区、渝中区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市政供水多次暂停，3月6日的一次停水甚至波及和平路消防队。
消防队、输油站等单位的消防车被用于向缺水地区送水，每天有至少40辆运水车不停顿地往返服务。
有雾的晴天一直在持续，重庆市多日没有明显降水。3月6日，重庆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在不同地点共发射了8枚火箭弹，进行人工降雨作业，也只是把当天的毛毛雨变成了一场小雨而已。
到3月9日，重庆下辖的41区县中仅有5个区县未遭受春旱。其间，重庆大渡口区因水源严重紧缺，该区部分农户“放弃了养猪”。最高峰时，重庆市有近40万人参与了抗旱作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这些最旱时候的情状如今依然存在。“川水调渝”之后，今日的重庆依然处在大面积缺水之中。
重庆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3月初表示，重庆市共有150万人、9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而若以“饮水安全”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农村人口的数字则达到了 1000万。到3月12日，在春旱被很多人误认为已成往事之时，这个机构的工程师严永辉对本报记者澄清说，这个惊人的数字“没有变化”。
水利设施“有肚无肠”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到重庆的农田。“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工程师说。
水利设施的落后，被重庆市防总和水利局认为是加重农村旱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像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重庆市的水利设施成型于“大兴农田水利”的1970 年代，其后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注意力集中于城市，这些设施没能得到足够的修缮。重庆的水利工作人员常把本地的水利设施戏称为“有肚无肠”，即水库数量不少，甚至包括不少新建项目，但是向农田延伸的沟渠却年久失修。
四川上游水库放到嘉陵江中的水并没有惠及重庆的农田。嘉陵江中的“川水”没过了重庆的市政供水的取水口，主城由此不再干渴，但是农村灌溉却不可能直接从江中取水，必须依赖沟渠网络。
在永玻村，沟渠网络意味着山谷外面的两道细小的运河，它们把上游水库中的水流引过村庄的边缘。像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两条小运河与农田相距遥远，它们与农田之间原有更细小的沟渠，如今已经壅塞。茂密的麻竹落下大量黄叶，已经掩盖了荒废的提水站的取水口。
永玻村的农民们深深受困于此。肖云华在3月8日引水浇灌了两亩水田，只好自己去找柴油机，花了110元。“太贵了。”他说。如果今年像去年那样减产40％的话，这笔钱就会导致他完全蚀本。在山谷外面，由于干旱，小运河中的水位下降了1米多，使得费用上涨了将近1倍。
水源之困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的常规性问题。前几天，被肖云华称为“队长”的村干部到村里登记加入医疗保险的人员，肖云华追着问：“队里能不能抽水？”队长说：“没得办法，包产到户了噻！”
“重庆市的人均蓄引提水能力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严永辉工程师说，“人均旱涝保收面积只有0.2亩。”
在“川水调渝”之后，在表面上，你几乎找不到重庆缺水的迹象。嘉陵江不仅可以取水，甚至部分恢复了通航能力。在崎岖的山路边，风是湿润的，雾气在竹叶上凝结出细小的水珠，而土地呈现出打湿的颜色。村庄里到处都有水塘，在这百年不遇的干旱中，依然舍南舍北皆春水。长日少雨，但大气中充满了水的印象。
人们曾认为重庆几乎是不可能缺水的：它的年均降雨量达到1208毫米，在世界范围内的内陆城市中堪称水资源条件良好。入境河流多达36条，其中包括了长江和嘉陵江这样水量丰沛的大河，而三峡水库在重庆境内的长度亦超过了600公里。尤其是春天，干旱的几率更小，因为青藏高原的雪山总是像家书一样准时地为这里提供充足的融水。
重庆通常并不缺水，如果你只是问它“有”多少水而不是可以“利用”多少水的话。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邻近的四川。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和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完成的《四川省水资源中长期供需趋势研究》显示，目前，成都平原上的成都、德阳等10个城市人均年占有水资源不足1700立方米，处于国际缺水警告线以下。
“打个比方说，重庆的水利设施中缺少毛细血管。”严永辉说。
越来越暖的冬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即使重庆市的水利系统中延伸出足够的“毛细血管”，长期以来的区域总水量的减少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今年的新问题是，重庆市陷入到中国南方大陆每11年一次的干旱周期之中，热空气如电影《魔戒》里的炎魔，连月以来在其上空盘桓不去。据实测资料统计，重庆每年发生春旱的几率为38％。事实上不只在重庆，即便是在多云天气闻名全国的成都，整个冬天也是艳阳高照。
由此而来的是，春风劲吹，重庆却没有收到那封家书。由于温室效应，青藏高原边缘的来水减少了。这不是北极冰川融化那样的遥远的“地球故事”，而是重庆人和四川人卧榻之侧的生态危机。
只消从成都驱车西去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雪山正在消失。2006年初，贡嘎雪山的雪际线升高，直接加重了2006年夏天的重庆炎旱，使得全城草木枯萎，每5个重庆人中就不得不有1个参与抗旱。岷山上的积雪一直是四川盆地原的主要水源，但是如今，岷江的径流量减少了27亿立方米。
在四川，作为旅游胜境的九寨沟向来受到了很好的自然保护，但其各个“海子”的水量却从1960年代以来一再减少。在除了游人往来之外没有人类活动的黄龙，冰越来越多地融化了，河流在枯萎。
几乎人所共知但不能引起足够警觉的是，过多的碳排放量正在使人类面临危机，而干渴的重庆只是其中一个普通缩影。在2月，包括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连日暴雨引发洪灾在内，在全球自然灾害中，危害程度超过重庆干旱的至少有20起。据国家气象中心公布的信息，即便只是在中国境内，云南和广西局部地区如今面临的干旱程度也远远超过了重庆。
重庆的旱情之所以引人关注，更多地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直辖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而非城市，才是旱灾的主要承载体。去年夏天的重庆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8亿元，其中主要是农业经济的损失，高达19.3亿元。
在农业地区，生活的苦难更甚于生产。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金敖村住着263户村民，是大渡口区地势最高的村落，像重庆市的很多地方一样自去年秋天起降水寥寥。早在2月上旬，金敖村里的堰塘、水田、水库就已临近死水位，村民们不得不几家人合作煮饭以便节水。当井里的泉水彻底干涸后，村民们走半小时山路去挑水，由于路途颠簸，每次挑回的水只能剩下小半桶。
在北京，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对重庆记者说：“乡亲们托我带句话，我们还在挑水吃。”
在这个县的一些山区，农民们挑水往返需要8个小时。
越来越多的坝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流经重庆市的各条河流中，正在矗立起越来越多的大坝，把日益减少的水量更多地留在了水电站的库容之中。
2月，据成都市的都江堰水文站监测，岷江上游的流量比多年平均流量减少了60％，沱江上游流量减少了85％，嘉陵江上游减少了76％，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的流量的同比偏低值也都在10％以上。
重庆和四川的水利部门都曾在近日发布消息，称河流水量减少的主因之一是“上游水电站蓄水发电”。上游蓄水下游枯，直接导致了重庆本地的中小型水库蓄水不足，塘堰九成枯死，河流供水严重透支。
在四川，人们从岷江中取水，超过了总水量的70％，而要维持一条河流的健康，取水量不能超过30％。
长江的源头处是涓涓细流，而下游是浩荡大江。如今，这已经成为陈旧的“成见”。今日的长江越来越接近于一条上下一般粗的怪河。
在2006年5月，由于全球变暖，沱沱河在可可西里保护站附近已经成为了一条超过50米宽的黄色泥流。而在中下游，在当年的末尾，长江水位达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点。在今年早春，在江西湖口，你能看到的长江并不比沱沱河宽阔多少。
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这个冬季里长江中下游的枯水有三个原因，其中第一点即是“三峡水库蓄水”。
今年初，洞庭湖城陵矶水位突破了100年来的最低点，湖床大面积裸露，如同干涸的荒漠。“上游蓄水是水少的最重要原因。”1月中旬，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蒋勇对本报记者说。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嘉陵江上。嘉陵江上游共有超过20座水库，平衡它们与下游的利益，恰如严永辉工程师所说，至今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动态”，往往意味着复杂的、变动的。
“九龙治水”
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3月3日之前，嘉陵江的水被大量囤积在水库之中。从这天早8时起，从上游四川省境内的桐子壕、宝珠寺、东西关三座水电站下泻的流量超过了重庆段嘉陵江原流量的5倍之多。这是长江流域的首次跨省调水，运作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经过了重庆市与四川省之间的协调。
在中国，水的治理权力分散在水利、农业、电力等9个部门，一般被称为“九龙治水”。事实上，“川水调渝”的要求直接来自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其间又牵涉到了国家电网、中国华能、中国华电等利益部门。
“水的调配有一个原则，‘电调服从水调’，电力用水的多少一般只影响经济效益，而生活和农业用水则是严重的民生问题，”严永辉说，“不过这个原则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
早在冬末，重庆市的城乡民生用水就已经面临困难。重庆市一度希望静悄悄地独自“消化”这一困难，市政委员会在2月份加紧供水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以便适应低匍的水位，整个过程媒体没有报道，市民也并不了解。不过到了3月初，长江和嘉陵江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消化”已无可能，重庆市遂由市政府秘书长带队，派相关官员赴四川省沟通。不过跨省调水在长江流域尚无先例，又涉及多方利益，比如宝珠寺水电站的所有权就属于中国华能集团而非四川省，因此即便由国家防总居中调度，亦需要一个过程。
数日之内，重庆市又一次像去年夏天干旱时期时呼吁城乡居民自力更生，重庆市水利局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派出工作组分赴各个缺水区县，指导各地民众打井、修塘坝、截潜流，试图加大蓄水量。重庆市政府就此宣布，计划在2007年内打井1万口，以便解决10万人的饮水苦难。
几乎每一个与水有关的政府部门都在呼吁改变“九龙治水”的现状。曾有评论称，水权分配、流域管理等事务应该由一个“更为超脱的部门”来执行。直到现在，“超脱”二字隐喻的纠结感依然存在。
除三峡水库之外，重庆行政范围内还分布着超过2730座水库，总库容达到了37亿立方米，而影响重庆用水安全的，还要包括陕西、四川等上游地区的更多水库和水电站。不过在这一年中的两次干旱期间，这些水库的调节水量的功能并不容易得到充分的发挥。恰如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这些水库大坝要么属于由华能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管理，要么属于当地政府或公司，大坝的运行必然独立于下游政府。在水电站的发电需求和调配水量的责任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
发电需要蓄水，而下游干旱则需要放水。在一些水库，发电的黄金季节里水量丰沛，它们却畏惧洪流而下放水量，而在枯水期间，它们则为了发电而蓄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普遍性的江河枯萎。
水利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文伏波曾撰文记述，“出现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后，各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对电力项目的投资热情高涨，同时也出现了‘跑马圈水 ’、 ‘跑马圈电’，抢占资源、争夺项目、盲目开发等现象，有些2～3级支流上，有的地方政府把整条河流小水电开发权给了民营企业，有点像20世纪80 年代开小煤矿一样遍地开花之势。”他批评说：“梯级电站的盲目运行会损害水资源。”
充满勇气的村民
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一个“通讯基本靠吼”的村子，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缺水难免导致争水事件的发生，幸好得到了控制。最近几天，在重庆郊区的西湖镇，一些农民之间对于梁家湾水库的使用权有着不同意见。最近又被重庆媒体提及的一次纠纷是，2005年的旱情中，万州区太龙镇一位农民不允许其弟从共用的堰塘里放水，进而持刀刺伤了弟媳。
另外一些农民在多年干旱的巨大压力下变得团结起来。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五龙村四组，一个位于距重庆市区120多公里外的丘陵之中、只有一条不能通行汽车的土路与外界相连的居民点，村民们试图自己动手，集资修建一座“水库”。
这个村庄中多是简陋的竹篾房。村里有电话，但“通讯基本靠吼”，农妇对着山坡高喊让村长下来，然后她要等上15分钟。尽管没有钱，村民们还是充满勇气，2006年他们集体伐树、开路，绕过山丘，把小土车推到了山谷里的冉家河沟旁边。
3月10日，冉家河沟不过一米多宽，由一条仅一米高的土坝引导着，看上去很难解决整个村庄的问题。但是毋庸置疑，它即是村民们的全部希望所在。在 2005年夏季洪水之前，这条小溪流经的这个山谷就曾是村民们的“水库”所在。那年的洪水冲垮了建于1972年的泥土堤坝，于是水体缩小了，直至在他们的提水站附近消失，村民们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水源。
不过，当村民们要求重庆市水利局在资金上予以帮助时，水利局依据法规做出的答复却令他们失望。依照重庆市的水利法规，五龙村四组的“水库”实在是太小了，只能算作“山平塘”，只是重庆市15万个山平塘中最普通的一个而已。
即便是如此之小的水利设施，也需要资金50万元。由于村子里的缺水情况确实严重，镇上曾在去年表示提供帮助，不过能提供的资金只有5万元。村民们的勇气消散了，只好重新拿起塑料水桶去远处挑水。
在中国，水利设施的建设不再由国家包揽。水利部门希望通过产权给予等优惠政策鼓励农民们自己动手建设一些小的项目。不过这一政策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村庄资金匮乏而无力改变现状。
在五龙村四组，年迈的农民们挑水饮用，往返需要一个小时。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打工，这个“空巢村”如今只留有一半人口。农业用水就彻底谈不上了，组里原有水田超过100亩，如今都变成了旱田。走在1974年建成的梯田上，一位村干部问本报记者：“你能不能去两会给我们提个案？两会还没开完噻！”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不只是重庆一市的问题，只不过在这里，干旱像一支显影剂，使得事实浮现。
等待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为了缓解长期存在的干旱隐患，重庆市制订了一个造价超过70亿元的工程计划。2007年这个城市将建成开县鲤鱼塘等5座大中型水库主体工程，新建、改扩建100个乡镇供水工程，建成城市达标堤防15公里，完成雨水积蓄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4万处，新增旱涝保收面积30万亩，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整治面积 2500平方公里。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计划是，重庆市将新建7个污水处理厂。
污水，亦是重庆缺水的原因之一。
“越是水位降低，污水的问题就越严重。”重庆市水利部门表示。即便是在一些水库周围，农民们依旧无水可用，就是因为沉积的库存水几乎全部是污水。
这一计划中包含了重庆市为了缓解农村用水问题做出的新努力。在那些丘陵之间，一些资金匮乏的村庄可以从这个工程计划中获得资金用来修建自己的水利设施，而无须完全自力更生。
至于“毛细血管”，即山平塘和引水渠这样的最小型的水利设施，要构成健康的网络则不容易。在五龙村四组有一个既好又坏的新消息，一位村干部相信，他们所属的重庆市长寿区政府，多少会为他们的水源地建设提供一些资助，不过，资助额决不可能达到工程所需的全部50万元。
等待的人仍在等待，干旱的地区仍面临干旱，不过在重庆主城内，关于春旱的话题似乎已经暂时结束了。
3月11日，王贤凤和同伴又一次走到嘉陵江大桥下，重新开始他中断了十多天的收废品的工作。如今的嘉陵江又恢复了作为大河的威严，春水足而艨艟起，两千吨级的运沙船在前日夜里从长江上开了过来，将为其主人带来新的可观利润。王贤凤亦可从中获利———他能在船上收到铁。
在重庆的有关水的经济链条中，王贤凤和他的二十多个伙伴也许是最末一环。现在，整个城市的经济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在王贤凤的头顶处，重庆市新建的轻轨大桥高高耸立在嘉陵江上。晨光熹微之中，与干旱相伴的那层闪光的薄雾未散，繁华都市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舞蹈与喧哗。在中国，投入城市的资金总是充足的。在农村，在永玻村，杜江的希望则只是天空中吹来一阵凉风。
这位农民一边跟你说话，一边搅动着粪池，弄得半个山谷都弥漫着强烈的气味。“稻谷不好种也得种，还指望秋天种红苕？”他说，“天气预报说过几天下雨，那我现在就希望下雨噻！”
可怜啊!可怜啊!
全球气候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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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convenient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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