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简明西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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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2世纪初期，随着辽封建化的加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统治者也日趋腐朽，他们
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垄断土地，检括户口，等等），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起义不断，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从
而使辽王朝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深渊，至天祚帝时，终于经不住内忧（民族起义）、
外患（宋金联合攻辽）的夹击而灭亡了。
高昌在回鹘（今维族）人迁去之前，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农业基础较好，回鹘人迁
去之后，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开始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由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其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又称阿萨兰（意为幸福之王），推行
封建中央集权统治，首都喀喇和卓（今新疆吐鲁番东），其极盛时的统治地盘，“南距
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①境内有汉、
回鹘、南突厥、北突厥、大众慰、小众慰等民族。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无
论农业、畜牧业均颇发达。农业方面，盛产五谷、棉花、葡萄、蚕桑等等。水利灌溉也
颇发达。“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灌田园，作水磴”①。畜牧业方面，其
“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
其数”。②手工业产冶金、琢玉、丝棉纺织及酿酒技术，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自10世纪至12世纪期间，高昌的使节和商人，络绎往来于辽、宋之间。他们用马匹、药
物、香料，交换宋、辽的金银和各种产品。辽在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设
有“回鹘营”，作为回鹘人的住宿区。宋在秦凤路设“市易司”，专门管理包括高昌在
内的西北少数民族贸易。市易司的收入，每年达2000万贯以上。
高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要冲，当时波斯、印度、阿拉伯及东罗马商品，通过高昌转输到
中原地区，从而促进了中原王朝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中转站的积极作用。
吐蕃于唐咸平年间（869—877年）所爆发的奴隶和各族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吐蕃统治
阶级，结束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并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
12世纪的吐蕃，虽然已经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但其发展极为缓慢，政治上处于四分
五裂。封建主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吐蕃本部有拉萨阿里、亚泽及雅龙觉阿四个王系对
立。在今青海东部至今甘肃甘南一带的汉藏地区，还建立了唃厮罗地方割据政权。
唃厮罗（996—1065年），出身于吐蕃赞普之后，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所控制的地区
，据零星史料记载，大约东至秦州，北临夏国，西过青海，南界蛮夷①。用沈括的话来
说：“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②具体地说，大致包括宋代
的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
肃岷县）、湟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
（今甘肃岩昌县）和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其政治中心则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市）
。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板屋”，兼营畜牧，“以毡为幕”。盛行佛教。如青唐城
，广建佛祠，“城中之屋，佛舍居半”。③
在唃厮罗统治期间，无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经由青唐城北的湟水两岸，土壤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生产粮食较多。如青唐城
（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处的粮食积蓄，就可供1万军队十年之用，反映了河湟地区农业经
济的发展。
畜牧业。出产马、牦牛、羊等，其中以马的产量最多。宋每年需马量最高时为4万余匹，
最低时为2万余匹。这些马匹几乎全部都依赖吐蕃各部落供给。
手工业。境内有专门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行业，如铁甲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银器制
造业和采盐业，等等。这些手工业除了能生产一般农牧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能制造
质量较高的贡品，如铁甲、铜印、银枪、银装椅等。
商业。唃厮罗统治时期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唃厮罗政权的首府—
—青唐城里，就居住着“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①“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
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②
除青唐之外，邈川、喀啰（今青海乐都东北）、嘉木卓（今青海乐都东北）等地，也都
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垄断土地，检括户口，等等），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起义不断，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从
而使辽王朝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深渊，至天祚帝时，终于经不住内忧（民族起义）、
外患（宋金联合攻辽）的夹击而灭亡了。
高昌在回鹘（今维族）人迁去之前，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农业基础较好，回鹘人迁
去之后，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开始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
由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其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又称阿萨兰（意为幸福之王），推行
封建中央集权统治，首都喀喇和卓（今新疆吐鲁番东），其极盛时的统治地盘，“南距
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①境内有汉、
回鹘、南突厥、北突厥、大众慰、小众慰等民族。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无
论农业、畜牧业均颇发达。农业方面，盛产五谷、棉花、葡萄、蚕桑等等。水利灌溉也
颇发达。“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灌田园，作水磴”①。畜牧业方面，其
“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
其数”。②手工业产冶金、琢玉、丝棉纺织及酿酒技术，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自10世纪至12世纪期间，高昌的使节和商人，络绎往来于辽、宋之间。他们用马匹、药
物、香料，交换宋、辽的金银和各种产品。辽在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设
有“回鹘营”，作为回鹘人的住宿区。宋在秦凤路设“市易司”，专门管理包括高昌在
内的西北少数民族贸易。市易司的收入，每年达2000万贯以上。
高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要冲，当时波斯、印度、阿拉伯及东罗马商品，通过高昌转输到
中原地区，从而促进了中原王朝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中转站的积极作用。
吐蕃于唐咸平年间（869—877年）所爆发的奴隶和各族人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吐蕃统治
阶级，结束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并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
12世纪的吐蕃，虽然已经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但其发展极为缓慢，政治上处于四分
五裂。封建主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吐蕃本部有拉萨阿里、亚泽及雅龙觉阿四个王系对
立。在今青海东部至今甘肃甘南一带的汉藏地区，还建立了唃厮罗地方割据政权。
唃厮罗（996—1065年），出身于吐蕃赞普之后，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所控制的地区
，据零星史料记载，大约东至秦州，北临夏国，西过青海，南界蛮夷①。用沈括的话来
说：“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②具体地说，大致包括宋代
的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
肃岷县）、湟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
（今甘肃岩昌县）和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其政治中心则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市）
。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板屋”，兼营畜牧，“以毡为幕”。盛行佛教。如青唐城
，广建佛祠，“城中之屋，佛舍居半”。③
在唃厮罗统治期间，无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农业。经由青唐城北的湟水两岸，土壤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生产粮食较多。如青唐城
（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处的粮食积蓄，就可供1万军队十年之用，反映了河湟地区农业经
济的发展。
畜牧业。出产马、牦牛、羊等，其中以马的产量最多。宋每年需马量最高时为4万余匹，
最低时为2万余匹。这些马匹几乎全部都依赖吐蕃各部落供给。
手工业。境内有专门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行业，如铁甲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银器制
造业和采盐业，等等。这些手工业除了能生产一般农牧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能制造
质量较高的贡品，如铁甲、铜印、银枪、银装椅等。
商业。唃厮罗统治时期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唃厮罗政权的首府—
—青唐城里，就居住着“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①“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
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②
除青唐之外，邈川、喀啰（今青海乐都东北）、嘉木卓（今青海乐都东北）等地，也都
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10至12世纪，吐蕃与宋、回鹘的关系十分友好。吐蕃与宋的朝贡贸易十分突出。大中祥
符九年（1016年），唃厮罗一次送给北宋马达582匹。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至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91年中，唃厮罗共向宋进贡39次。进贡的物品有马、金、银、
珍珠、玉石、象牙、犏牛、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十余种，但其
中主要贡品为马匹。③同时，吐蕃与回鹘贸易也很频繁，回鹘商人到青唐鄯州（今青海
乐都）贸易的很多。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继南诏之后所建立的大理国，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封建国
家。其统治地盘以洱海四周地区为中心，统治着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统治者段思平
，虽然继承了南诏的一切制度，但同南诏相比，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
，注意兴修水利，开辟了许多梯田。手工业方面，制铁、制毡、织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
，所制的剑锋利精美。
大理同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经济上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大理以
刀、甲胄、弓箭、披毡、药材等交换宋的手工业产品。由于朝贡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
，有利可图，“进奉实利于贾贩”。①因此，他们经常向宋朝贡。如公元1076年（宋熙
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氇罽、刀剑、犀皮甲鞍辔”。②政和七年二月，“至
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③在大理向宋输出的物品中
，尤以马为大宗。大理每年向宋供给数以千计的马，宋金战争爆发后，大理的马成了宋
朝军用马匹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理和宋的文化联系也很密切。汉文成为大理的通用文字，汉文书籍在大理广为流行，
宋曾赠送给大理很多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
大理佛教十分盛行，寺庙遍布全国，有“妙香国”之称。
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年），大理被忽必烈所灭，不久，建立云南行省，省下设路府州
县。
以上是12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民族政权林立的简要概况。这一简要概况说明：
第一，有宋一代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时期，12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林立的民族
政权，尽管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宋朝的影响下，水平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即他们均已进入了封建制阶段，并且根据各自的国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封建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基本特征的。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是
以一家一户（或一帐）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而小农经济本身就具有很
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上述民族政权，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文化联系（
诸如朝贡贸易、在边境设立榷场、和市等等），但这些交往和联系，并不足以影响其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占的支配统治地位。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正是12世纪前后中国民族政权林立割据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三，在上述民族林立的割据政权中，以宋朝的疆域最大，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最
高，真可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繁荣昌盛，在众多的民族政权中，处于执牛耳的
地位。在唐末以来，分裂割据日益缩小，大统一的趋势日臻成熟的情况下，赵宋统治者
本应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更大规模的统一，但由于赵宋王朝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积贫
积弱之势早在真宗之时即已形成，顾此失彼的内忧外患，严重削弱了赵宋统治者的实力
，无力进一步彻底消灭当时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相反，经过激烈的民族冲突和较量，
出现了辽、宋、夏、金的新的割据均势，这种均势，大体上维持了300余年，最后被元朝
统治者所打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统一。
西夏正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称帝建国的。①
符九年（1016年），唃厮罗一次送给北宋马达582匹。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至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91年中，唃厮罗共向宋进贡39次。进贡的物品有马、金、银、
珍珠、玉石、象牙、犏牛、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十余种，但其
中主要贡品为马匹。③同时，吐蕃与回鹘贸易也很频繁，回鹘商人到青唐鄯州（今青海
乐都）贸易的很多。
公元937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继南诏之后所建立的大理国，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封建国
家。其统治地盘以洱海四周地区为中心，统治着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统治者段思平
，虽然继承了南诏的一切制度，但同南诏相比，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
，注意兴修水利，开辟了许多梯田。手工业方面，制铁、制毡、织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
，所制的剑锋利精美。
大理同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经济上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大理以
刀、甲胄、弓箭、披毡、药材等交换宋的手工业产品。由于朝贡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
，有利可图，“进奉实利于贾贩”。①因此，他们经常向宋朝贡。如公元1076年（宋熙
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氇罽、刀剑、犀皮甲鞍辔”。②政和七年二月，“至
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③在大理向宋输出的物品中
，尤以马为大宗。大理每年向宋供给数以千计的马，宋金战争爆发后，大理的马成了宋
朝军用马匹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理和宋的文化联系也很密切。汉文成为大理的通用文字，汉文书籍在大理广为流行，
宋曾赠送给大理很多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
大理佛教十分盛行，寺庙遍布全国，有“妙香国”之称。
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年），大理被忽必烈所灭，不久，建立云南行省，省下设路府州
县。
以上是12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民族政权林立的简要概况。这一简要概况说明：
第一，有宋一代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时期，12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林立的民族
政权，尽管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宋朝的影响下，水平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即他们均已进入了封建制阶段，并且根据各自的国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封建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基本特征的。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是
以一家一户（或一帐）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而小农经济本身就具有很
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上述民族政权，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文化联系（
诸如朝贡贸易、在边境设立榷场、和市等等），但这些交往和联系，并不足以影响其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占的支配统治地位。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正是12世纪前后中国民族政权林立割据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三，在上述民族林立的割据政权中，以宋朝的疆域最大，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最
高，真可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繁荣昌盛，在众多的民族政权中，处于执牛耳的
地位。在唐末以来，分裂割据日益缩小，大统一的趋势日臻成熟的情况下，赵宋统治者
本应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更大规模的统一，但由于赵宋王朝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积贫
积弱之势早在真宗之时即已形成，顾此失彼的内忧外患，严重削弱了赵宋统治者的实力
，无力进一步彻底消灭当时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相反，经过激烈的民族冲突和较量，
出现了辽、宋、夏、金的新的割据均势，这种均势，大体上维持了300余年，最后被元朝
统治者所打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统一。
西夏正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称帝建国的。①
二、西夏的国名及其立国长久的原因
“大夏”——这是元昊立国时的自称。为什么要国号“大夏”呢？因为赫连勃勃，曾于
东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之时，在今宁夏一带建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元昊
国号大夏，显然与此有关。
“西夏”——这是宋朝对它的称呼。为什么称大夏为西夏呢？因为西夏在宋朝的西北方
，习惯上称之为“西夏”。从西夏同宋辽官方的往来文书看，他们之间还有以下一些自
称和互称。如西夏自称“西朝”，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
则称宋为“南朝”，宋有时称辽为“北朝”①。这种称呼，显然是为突出三国鼎立的地
理方位。
“白上国”（■）——西夏语音译为“痝■领”，也译作邦泥定。白上国是义译。在西
夏文碑铭、经典和诗歌里，经常出现“白上国”或白上大夏国”（■）或“大白上国”
（■）之称。为什么称“白上”？中外史学界学者曾对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主要有两
种不同的解释。其一，“白上”指的是白河之上。所谓白河，即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
白水，也叫白龙江。白河上指其上流。《西夏赋》云：“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
河上”。“赤面父”，即“猕猴种”。因党项羌自称“猕猴种”，其发源地当在白河之
上，故称“白上国”②。
其二，“白上国”即“尚白国”。因为汉文的“上”与“尚”相通，“白上”就是“尚
白”，即崇尚白的颜色。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崇尚白的颜色呢？因为尚白是我国古代一
些少数民族的固有的风俗习惯。不仅党项族尚白，就是与西夏为邻的一些少数民族，诸
如女真、蒙古、吐蕃以及中亚的一些民族也都崇尚白的颜色，“以白为好”。同时“尚
白”还为了适应当时立国的政治需要（对外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姿态），以及随着党项
统治者的日益汉化，很自然地会采取汉族的五行学说。由于西夏在宋西边，西方属金，
金为白色，金为五行之首，故曰白上③。上述两种意见，各持一端，虽然都已讲了一番
道理，但因其未能举出较多的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加以佐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因此，
该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番”、“番国”——党项人自称。如西夏《凉州碑》中凡提及党项人多称“番”。骨
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也称番。
“梅那国”——如榆林窟15窟墨书西夏文题记云：“梅那国番天子国王大臣官律菩萨，
当为修福”。这里的“梅那国”可能是藏族对党项族的称呼。
至于“唐兀”、“唐古特”，那是后来蒙古人对党项人的称呼。
西夏立国，如果自1038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
算起，至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末主■（音贤）被蒙古所灭，首尾19
0年。如果上溯至唐末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靖难军节度使，建立
夏州地方政权的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则其立国为347年。如果将它同辽、宋
、金的立国时间作一比较，辽立国为210年（916—1125年），宋立国为320年（960—12
79年），金立国为120年（1115—1234年）。即比辽长137年，北宋长27年，比金长227年
。
西夏立国为什么如此长久呢？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地形险要，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是西夏赖以立国，并能长
期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
宋人蔡襄在谈到西夏的险要地形时指出：“西虏之地亦多险隘”。①西夏境内北有阴山
与狼山，西有贺兰山，西南有祁连山，东南有六盘山，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直贯其中
，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更是依山带河，形势雄固，至于靠近宋朝边境的横山，“延
袤千里……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②
“大夏”——这是元昊立国时的自称。为什么要国号“大夏”呢？因为赫连勃勃，曾于
东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之时，在今宁夏一带建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元昊
国号大夏，显然与此有关。
“西夏”——这是宋朝对它的称呼。为什么称大夏为西夏呢？因为西夏在宋朝的西北方
，习惯上称之为“西夏”。从西夏同宋辽官方的往来文书看，他们之间还有以下一些自
称和互称。如西夏自称“西朝”，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
则称宋为“南朝”，宋有时称辽为“北朝”①。这种称呼，显然是为突出三国鼎立的地
理方位。
“白上国”（■）——西夏语音译为“痝■领”，也译作邦泥定。白上国是义译。在西
夏文碑铭、经典和诗歌里，经常出现“白上国”或白上大夏国”（■）或“大白上国”
（■）之称。为什么称“白上”？中外史学界学者曾对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主要有两
种不同的解释。其一，“白上”指的是白河之上。所谓白河，即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
白水，也叫白龙江。白河上指其上流。《西夏赋》云：“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
河上”。“赤面父”，即“猕猴种”。因党项羌自称“猕猴种”，其发源地当在白河之
上，故称“白上国”②。
其二，“白上国”即“尚白国”。因为汉文的“上”与“尚”相通，“白上”就是“尚
白”，即崇尚白的颜色。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崇尚白的颜色呢？因为尚白是我国古代一
些少数民族的固有的风俗习惯。不仅党项族尚白，就是与西夏为邻的一些少数民族，诸
如女真、蒙古、吐蕃以及中亚的一些民族也都崇尚白的颜色，“以白为好”。同时“尚
白”还为了适应当时立国的政治需要（对外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姿态），以及随着党项
统治者的日益汉化，很自然地会采取汉族的五行学说。由于西夏在宋西边，西方属金，
金为白色，金为五行之首，故曰白上③。上述两种意见，各持一端，虽然都已讲了一番
道理，但因其未能举出较多的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加以佐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因此，
该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番”、“番国”——党项人自称。如西夏《凉州碑》中凡提及党项人多称“番”。骨
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也称番。
“梅那国”——如榆林窟15窟墨书西夏文题记云：“梅那国番天子国王大臣官律菩萨，
当为修福”。这里的“梅那国”可能是藏族对党项族的称呼。
至于“唐兀”、“唐古特”，那是后来蒙古人对党项人的称呼。
西夏立国，如果自1038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
算起，至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末主■（音贤）被蒙古所灭，首尾19
0年。如果上溯至唐末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靖难军节度使，建立
夏州地方政权的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则其立国为347年。如果将它同辽、宋
、金的立国时间作一比较，辽立国为210年（916—1125年），宋立国为320年（960—12
79年），金立国为120年（1115—1234年）。即比辽长137年，北宋长27年，比金长227年
。
西夏立国为什么如此长久呢？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地形险要，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是西夏赖以立国，并能长
期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
宋人蔡襄在谈到西夏的险要地形时指出：“西虏之地亦多险隘”。①西夏境内北有阴山
与狼山，西有贺兰山，西南有祁连山，东南有六盘山，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直贯其中
，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更是依山带河，形势雄固，至于靠近宋朝边境的横山，“延
袤千里……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②
西夏境内的河西走廊和黄河河套的一些地区，如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
威）以及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州（今宁夏宁武西南）等地，宜农宜牧
，水利素称发达。为西夏的粮仓和良马的产地，是西夏赖以立国重要经济区域之一。
西夏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选拔人才，注意培养人才，从而扩大了统治基
础，加强了国家对外职能。这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人才的尊重、选拔和重用，突出表现在景宗元昊之时。元昊除了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
内延揽人材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
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①，对于在
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执却蕃官，获吾将
帅，多礼而不杀”。②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用者放在
恰当的位置。“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国之患也”。③
在尊重知识，重用人才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特别注意通过兴建学校培养人才。元昊时
创建蕃学，乾顺时创建“国学”（汉学），仁孝时进一步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尤其
重视小学幼儿教育。由于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培养了大批人
才，缩小了汉族同党项族在文教方面的差距，从整体上提高了西夏国家的文化水平。
西夏统治阶级不断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
应生产力的性质，是西夏立国长久的根本原因。
在西夏统治者中有许多富有革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的人。如景宗元昊，“更祖宗之成规，
邈中朝之建置”，①建国之前即着手在官制、兵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西夏中
期的仁宗仁孝，进一步对中央官制和礼乐等进行革新，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教
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同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西北的爱国主义精神，
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以及境内其他各族的友好相处，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
由于西夏是个小国，人力、物力，同辽、宋、金相比，处于劣势，加上对外战争频繁，
因此，经常处于高度警惕的临战状态，庄重自强，奋发进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
劣势为优势，由弱小变为强大。这种情况，正如北宋史学家王称所指出：
“大抵国大有所持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
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以为‘中国’之患欤？”②
一语道破了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
民族政权林立，辽、宋、金在不同时期，互相攻伐，抵消实力，尤其是西夏的邻邦宋朝
，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外部原因。
西夏立国时，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存着众多的民族政权，但是举足轻重的，足以互
相抗衡的为辽、宋、金和西夏，在辽、宋、金鼎足而立的时期里，北宋在1004年（真宗
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前，同辽发生过多次战争，金在太祖阿骨打时，发动了大规
模的对辽战争，此后，金对宋进行了长达110年之久的战争。这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其
结果是吃掉了大辽，灭亡了北宋，削弱了南宋和金，这对西夏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巩固
，无疑是一个外部的有利条件。
此外，西夏统治者善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及辽、宋、金的强弱形势，决定联合谁，孤立谁
，打击谁。正如金史作者所指出：
“（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音面，背离）乡（倾向）无常，
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①
即使对待已经确定的敌国，也往往是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如继迁、元昊统治期间
，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联辽抗宋，推行“远交近攻”之策，但联辽的结果，只能得到
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故有时又讨好宋朝，希望能得到它的“岁赐”。正
如宋人李纲所指出：
“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
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②。
总之，西夏统治者利用外力但不完全依赖外力，采取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的灵活外
交路线，对于延长西夏的寿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③
威）以及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州（今宁夏宁武西南）等地，宜农宜牧
，水利素称发达。为西夏的粮仓和良马的产地，是西夏赖以立国重要经济区域之一。
西夏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选拔人才，注意培养人才，从而扩大了统治基
础，加强了国家对外职能。这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人才的尊重、选拔和重用，突出表现在景宗元昊之时。元昊除了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
内延揽人材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
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①，对于在
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执却蕃官，获吾将
帅，多礼而不杀”。②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用者放在
恰当的位置。“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国之患也”。③
在尊重知识，重用人才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特别注意通过兴建学校培养人才。元昊时
创建蕃学，乾顺时创建“国学”（汉学），仁孝时进一步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尤其
重视小学幼儿教育。由于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培养了大批人
才，缩小了汉族同党项族在文教方面的差距，从整体上提高了西夏国家的文化水平。
西夏统治阶级不断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
应生产力的性质，是西夏立国长久的根本原因。
在西夏统治者中有许多富有革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的人。如景宗元昊，“更祖宗之成规，
邈中朝之建置”，①建国之前即着手在官制、兵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西夏中
期的仁宗仁孝，进一步对中央官制和礼乐等进行革新，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教
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同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西北的爱国主义精神，
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以及境内其他各族的友好相处，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
由于西夏是个小国，人力、物力，同辽、宋、金相比，处于劣势，加上对外战争频繁，
因此，经常处于高度警惕的临战状态，庄重自强，奋发进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
劣势为优势，由弱小变为强大。这种情况，正如北宋史学家王称所指出：
“大抵国大有所持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
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以为‘中国’之患欤？”②
一语道破了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
民族政权林立，辽、宋、金在不同时期，互相攻伐，抵消实力，尤其是西夏的邻邦宋朝
，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外部原因。
西夏立国时，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存着众多的民族政权，但是举足轻重的，足以互
相抗衡的为辽、宋、金和西夏，在辽、宋、金鼎足而立的时期里，北宋在1004年（真宗
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前，同辽发生过多次战争，金在太祖阿骨打时，发动了大规
模的对辽战争，此后，金对宋进行了长达110年之久的战争。这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其
结果是吃掉了大辽，灭亡了北宋，削弱了南宋和金，这对西夏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巩固
，无疑是一个外部的有利条件。
此外，西夏统治者善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及辽、宋、金的强弱形势，决定联合谁，孤立谁
，打击谁。正如金史作者所指出：
“（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音面，背离）乡（倾向）无常，
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①
即使对待已经确定的敌国，也往往是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如继迁、元昊统治期间
，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联辽抗宋，推行“远交近攻”之策，但联辽的结果，只能得到
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故有时又讨好宋朝，希望能得到它的“岁赐”。正
如宋人李纲所指出：
“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
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②。
总之，西夏统治者利用外力但不完全依赖外力，采取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的灵活外
交路线，对于延长西夏的寿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③
三、西夏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的分布
西夏的疆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大和巩固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它经历了六个不同的
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到宋初李继捧归宋。在这期间，
夏州统治者僻居一隅，仅有夏、银、绥、宥等四州，而且这数州之地，还因为李继捧献
于宋而一度化为乌有。
第二个时期，为李继迁统治时期。李继迁叛宋自立后，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迫使
宋真宗归还银、夏、绥、宥等州故土，同时伺机用武力夺取了宋朝的一些地区，使重建
的夏州地方政权统治地盘有所扩大。其具体疆界为：
“东薄银、夏，西并灵、盐，南趋鄜、延，北抵丰、会，迤逦平夏，幅员千里”①。也
就是说，占有黄河套的大部分地区。
第三个时期，为李德明统治时期。德明继位之后，在对宋、辽保持友好的同时，竭尽全
力经营河西，先后用武力夺取了甘州、凉州，“扩疆数千里”②。使夏州地方政权的势
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宥、灵、盐、甘、凉八州之地。此时西夏的统治地盘，“其
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③同继迁时期的疆
域相比，扩大了几倍，为元昊的立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时期，为景宗元昊时期。在这时期里，由于元昊彻底统一了河西，使疆域扩大为
20个州。据李焘所载：
“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
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①
《宋史·夏国传》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仅在威龙二州之间少一怀州。这反映了西夏疆域
的初步奠定。
第五个时期为崇宗乾顺统治时期。乾顺利用宋金战争激烈的大好时机，先后用武力攻占
了宋朝的震威城、西安州、定边军、府州、西宁州等地，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迫使金
朝把陕西北部地区，以及青海东部地区的乐州、积石、廓州等地，割让给西夏，从而把
西夏疆域扩大到建国以来从未达到的规模。清人吴广成在评论乾顺开扩疆土时指出：
“乾顺当绍圣乖方，靖康厄运。始则谋生豕突，继则利享渔人，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
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盖摧坚者难为功，拉朽者易为力也。”②
概括地阐述了乾顺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扩土的实况。
第六个时期为仁宗仁孝统治时期。这是西夏疆域的最后奠定时期。这时西夏比较稳定地
统治着22州，面积约2万余里。其具体分布的情况是：
“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
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
：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①
22州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以上是西夏比较牢固地长期占领的基本地区。
此外，西夏还实际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西安州、府州等地。据吴天墀先生考
证，至少实际领有32州②，但究竟实际领有多少州，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西夏统治的疆域内，其主要民族的分布情况如下：
党项（也叫党项羌）：是西夏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该民族大体上分布于今甘肃、陕西
北部、宁夏全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黄河河套内）一带。西夏皇族——鲜卑拓跋部，
就是凭借着党项人的力量而建立政权的。
汉族：分散在西夏境内，主要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
吐蕃：即藏族。主要分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
临夏）、兰州、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宕昌）到宗哥（今西宁市以东大小
峡一带）、青唐（今青海西宁市）等地。
此外，在宋夏两国交界的一些地区，诸如仪州（今甘肃省华亭县）、渭州（今甘肃平凉
）、泾州（今甘肃泾县）、原州（今宁夏固原）、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
庆阳）、秦州（今甘肃天水）以及河套内无定河流域的银州、夏州等地，均有吐蕃居民
分布。同时，这一带的吐蕃有生户与熟户之分。即所谓“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
，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①
回鹘：即维吾儿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西北部的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敦
煌）一带。其人口仅次于党项羌。
此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黄河沿线，还有鞑靼、吐谷浑（当时叫吐浑或者退浑）和
契丹人，他们也都是西夏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
四、西夏历史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社会性质
西夏史如果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到末主■被蒙古所灭为止，首
尾347年（881年—1227年）。如果将这347年划分一下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
分为四个大的段落和八个小的阶段。
西夏的疆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大和巩固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它经历了六个不同的
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到宋初李继捧归宋。在这期间，
夏州统治者僻居一隅，仅有夏、银、绥、宥等四州，而且这数州之地，还因为李继捧献
于宋而一度化为乌有。
第二个时期，为李继迁统治时期。李继迁叛宋自立后，经过20年的惨淡经营，终于迫使
宋真宗归还银、夏、绥、宥等州故土，同时伺机用武力夺取了宋朝的一些地区，使重建
的夏州地方政权统治地盘有所扩大。其具体疆界为：
“东薄银、夏，西并灵、盐，南趋鄜、延，北抵丰、会，迤逦平夏，幅员千里”①。也
就是说，占有黄河套的大部分地区。
第三个时期，为李德明统治时期。德明继位之后，在对宋、辽保持友好的同时，竭尽全
力经营河西，先后用武力夺取了甘州、凉州，“扩疆数千里”②。使夏州地方政权的势
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宥、灵、盐、甘、凉八州之地。此时西夏的统治地盘，“其
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③同继迁时期的疆
域相比，扩大了几倍，为元昊的立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时期，为景宗元昊时期。在这时期里，由于元昊彻底统一了河西，使疆域扩大为
20个州。据李焘所载：
“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
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①
《宋史·夏国传》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仅在威龙二州之间少一怀州。这反映了西夏疆域
的初步奠定。
第五个时期为崇宗乾顺统治时期。乾顺利用宋金战争激烈的大好时机，先后用武力攻占
了宋朝的震威城、西安州、定边军、府州、西宁州等地，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迫使金
朝把陕西北部地区，以及青海东部地区的乐州、积石、廓州等地，割让给西夏，从而把
西夏疆域扩大到建国以来从未达到的规模。清人吴广成在评论乾顺开扩疆土时指出：
“乾顺当绍圣乖方，靖康厄运。始则谋生豕突，继则利享渔人，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
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盖摧坚者难为功，拉朽者易为力也。”②
概括地阐述了乾顺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扩土的实况。
第六个时期为仁宗仁孝统治时期。这是西夏疆域的最后奠定时期。这时西夏比较稳定地
统治着22州，面积约2万余里。其具体分布的情况是：
“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
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
：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①
22州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以上是西夏比较牢固地长期占领的基本地区。
此外，西夏还实际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西安州、府州等地。据吴天墀先生考
证，至少实际领有32州②，但究竟实际领有多少州，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西夏统治的疆域内，其主要民族的分布情况如下：
党项（也叫党项羌）：是西夏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该民族大体上分布于今甘肃、陕西
北部、宁夏全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黄河河套内）一带。西夏皇族——鲜卑拓跋部，
就是凭借着党项人的力量而建立政权的。
汉族：分散在西夏境内，主要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
吐蕃：即藏族。主要分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
临夏）、兰州、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肃宕昌）到宗哥（今西宁市以东大小
峡一带）、青唐（今青海西宁市）等地。
此外，在宋夏两国交界的一些地区，诸如仪州（今甘肃省华亭县）、渭州（今甘肃平凉
）、泾州（今甘肃泾县）、原州（今宁夏固原）、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
庆阳）、秦州（今甘肃天水）以及河套内无定河流域的银州、夏州等地，均有吐蕃居民
分布。同时，这一带的吐蕃有生户与熟户之分。即所谓“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
，居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①
回鹘：即维吾儿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西北部的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今甘肃敦
煌）一带。其人口仅次于党项羌。
此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黄河沿线，还有鞑靼、吐谷浑（当时叫吐浑或者退浑）和
契丹人，他们也都是西夏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
四、西夏历史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社会性质
西夏史如果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到末主■被蒙古所灭为止，首
尾347年（881年—1227年）。如果将这347年划分一下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
分为四个大的段落和八个小的阶段。
第一个发展段落，自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至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夏显道
二年），首尾152年，大体上经历了第九世纪末，第十世纪，第十一世纪初期，总计一个
半世纪。这是党项拓跋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②的时期。
这个大的段落，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881年至982年（宋太宗太平
兴国七年），首尾102年。即自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四州
，至李继捧将四州八县之地奉献给宋太宗，从而中断了夏州地方政权。在这期间夏州地
方政权的统治者尽量利用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从中渔利，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
力。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982年至1031年，首尾50年。这是李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与德
明初步统一河西时期。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背宋自立，联辽抗宋，经过艰苦曲折的斗
争，迫使宋朝统治者归还了四州八县之地。其子德明继立，一方面同宋友好，保境息民
，发展社会经济；另方面竭尽全力初步统一河西，从而为元昊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发展阶段，自公元1032年（宋天圣九年，夏显道二年）——1086年（宋哲宗元祐
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首尾55年。大体上经历了11世纪中期和后期，约半个多世纪
。这是西夏国家建立和巩固时期。也是宋夏战争最频繁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也可以
分为两个小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32年至1048年（宋仁宗庆历八年，夏
天授礼法延祚11年）。首尾17年。这是景宗元昊创建西夏国家的时期，也是西夏封建制
确立的时期。在这期间，元昊首先用武力彻底统一了河西，接着称帝建国，确立典章制
度，确定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同时进行侵宋抗辽战争，并获得胜利。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048年至1086年首尾39年。这是西夏国家的巩固时期。在这期间
，西夏国家经历了外戚专政（没藏氏擅权与梁氏擅权）和对外战争（辽夏战争与宋夏战
争）的严峻考验，统治者采取了诸如加强皇权、增官职，重用汉人等一系列措施，从而
使西夏国家得到了巩固。
第三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086年至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首尾12
1年。约当11世纪末期，12世纪、13世纪初期。这是西夏国家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西夏
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可分为两个小发展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86年至1139年（宋绍兴九年，夏大德五年）首尾54年。这是西
夏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进入初步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里，崇宗乾顺适应当
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改变过去“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为“尚文重法”的方针。他
内兴改革，外抗宋朝侵扰，利用辽金、宋金之间的矛盾，开疆扩土，将西夏的疆域扩大
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二年），首尾152年，大体上经历了第九世纪末，第十世纪，第十一世纪初期，总计一个
半世纪。这是党项拓跋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②的时期。
这个大的段落，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881年至982年（宋太宗太平
兴国七年），首尾102年。即自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四州
，至李继捧将四州八县之地奉献给宋太宗，从而中断了夏州地方政权。在这期间夏州地
方政权的统治者尽量利用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从中渔利，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
力。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982年至1031年，首尾50年。这是李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与德
明初步统一河西时期。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背宋自立，联辽抗宋，经过艰苦曲折的斗
争，迫使宋朝统治者归还了四州八县之地。其子德明继立，一方面同宋友好，保境息民
，发展社会经济；另方面竭尽全力初步统一河西，从而为元昊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发展阶段，自公元1032年（宋天圣九年，夏显道二年）——1086年（宋哲宗元祐
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首尾55年。大体上经历了11世纪中期和后期，约半个多世纪
。这是西夏国家建立和巩固时期。也是宋夏战争最频繁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也可以
分为两个小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32年至1048年（宋仁宗庆历八年，夏
天授礼法延祚11年）。首尾17年。这是景宗元昊创建西夏国家的时期，也是西夏封建制
确立的时期。在这期间，元昊首先用武力彻底统一了河西，接着称帝建国，确立典章制
度，确定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同时进行侵宋抗辽战争，并获得胜利。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048年至1086年首尾39年。这是西夏国家的巩固时期。在这期间
，西夏国家经历了外戚专政（没藏氏擅权与梁氏擅权）和对外战争（辽夏战争与宋夏战
争）的严峻考验，统治者采取了诸如加强皇权、增官职，重用汉人等一系列措施，从而
使西夏国家得到了巩固。
第三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086年至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首尾12
1年。约当11世纪末期，12世纪、13世纪初期。这是西夏国家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西夏
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可分为两个小发展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86年至1139年（宋绍兴九年，夏大德五年）首尾54年。这是西
夏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进入初步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里，崇宗乾顺适应当
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改变过去“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为“尚文重法”的方针。他
内兴改革，外抗宋朝侵扰，利用辽金、宋金之间的矛盾，开疆扩土，将西夏的疆域扩大
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139年至1193年（宋光宗绍熙四年，夏乾祐二十四年），首尾55
年。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国内比较安定，加上仁孝继续推行“尚文重法”的路线，对内
实行改革，发展生产，振兴文教，励行节约，及时粉碎外戚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对
外同宋金保持友好关系，从而使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西夏国家
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第四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193年至1227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首尾35年。约当
13世纪初期。这是西夏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加深，西夏国家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段落可分
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193年至1205年（宋开禧元年，夏元庆十二年）
，首尾13年。这是西夏由盛转衰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桓宗纯祐一方面继续推行崇宗
乾顺既定的立国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但此时的西夏面临着蒙古入侵的
严重威胁，同时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这
些，说明西夏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夏叶中衰，于是乎始”。①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206年（宋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至1227年（宋宝庆三年
，夏宝义二年）首尾22年。这是西夏国家走向灭亡的时期。这个阶段经历了襄宗安全（
5年），神宗遵顼（13年），献宗德旺（3年），末主■（1年）的统治。在这个阶段里，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突出地表现在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斗争尖锐
、激烈，以及皇位更替频繁，每隔5年更换一个）。从襄宗安全开始，执行了一条附蒙侵
金的错误的对外路线。侵金的结果，元气大伤，终于在蒙古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节节
败退而寿终正寝了。①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下列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没有经过奴隶
制，而是从氏族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党项内迁后，其
社会便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即向部落联盟过渡。宋初，自继迁至
元昊建国，为党项社会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转化的时期。元昊建国后，西夏
已过渡到封建制。②
第二种意见认为西夏社会是从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而发展到封建制。但持有这种观点
的学者在党项社会何时进入氏族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问题上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
认为党项羌自公元6世纪前后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自7世纪70年代内
迁后，在定居内地的300年中，党项社会已进入了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同
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自五代、宋初，尤其从继迁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
建国标志着西夏进入封建制阶段。同时，西夏封建制又可细分为领主制（即采邑制）和
地主制两个阶段。大体上自李继迁到元昊建国完成为领主制阶段，元昊之后至仁宗仁孝
时期为地主制阶段。①
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直到宋朝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为奴隶制，并进而建
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国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国家”。一直到崇
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社会才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②封建制在
夏国占据统治地位。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我赞同西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而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变为封
建制的观点。
年。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国内比较安定，加上仁孝继续推行“尚文重法”的路线，对内
实行改革，发展生产，振兴文教，励行节约，及时粉碎外戚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对
外同宋金保持友好关系，从而使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西夏国家
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第四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193年至1227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首尾35年。约当
13世纪初期。这是西夏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加深，西夏国家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段落可分
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193年至1205年（宋开禧元年，夏元庆十二年）
，首尾13年。这是西夏由盛转衰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桓宗纯祐一方面继续推行崇宗
乾顺既定的立国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但此时的西夏面临着蒙古入侵的
严重威胁，同时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这
些，说明西夏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夏叶中衰，于是乎始”。①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206年（宋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至1227年（宋宝庆三年
，夏宝义二年）首尾22年。这是西夏国家走向灭亡的时期。这个阶段经历了襄宗安全（
5年），神宗遵顼（13年），献宗德旺（3年），末主■（1年）的统治。在这个阶段里，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突出地表现在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斗争尖锐
、激烈，以及皇位更替频繁，每隔5年更换一个）。从襄宗安全开始，执行了一条附蒙侵
金的错误的对外路线。侵金的结果，元气大伤，终于在蒙古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节节
败退而寿终正寝了。①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下列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没有经过奴隶
制，而是从氏族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党项内迁后，其
社会便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即向部落联盟过渡。宋初，自继迁至
元昊建国，为党项社会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转化的时期。元昊建国后，西夏
已过渡到封建制。②
第二种意见认为西夏社会是从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而发展到封建制。但持有这种观点
的学者在党项社会何时进入氏族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问题上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
认为党项羌自公元6世纪前后已处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自7世纪70年代内
迁后，在定居内地的300年中，党项社会已进入了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同
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自五代、宋初，尤其从继迁开始，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元昊
建国标志着西夏进入封建制阶段。同时，西夏封建制又可细分为领主制（即采邑制）和
地主制两个阶段。大体上自李继迁到元昊建国完成为领主制阶段，元昊之后至仁宗仁孝
时期为地主制阶段。①
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直到宋朝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为奴隶制，并进而建
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国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国家”。一直到崇
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社会才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②封建制在
夏国占据统治地位。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我赞同西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而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变为封
建制的观点。
西夏社会的发展，就其性质而言，大体上以元昊称帝建国为界碑。元昊建国前的党项社
会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建国以后为封建制。就其建国前的社会而言，又可分为内徙前的
与内迁后的党项社会。
内徙前的党项社会：自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期（隋及唐初），党项社会处于原始社会
末期。这一时期的党项羌人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草原上。他们过着“牧养■牛、羊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时的党项社会，土地为公社集体所有，男子由于在生产中
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成为公社里的主要成员，妇女在生产中起次要作用而降为从属的地位
，父权制明显取代了母权制。男子地位的提高与妇女地位的下降，突出表现在婚姻问题
上盛行收继婚制，“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妇”③。这种婚姻制度的盛行，表明
妇女可以作为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具有家长权力地位的男性及其子弟去继承，说
明当时党项社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这一时期，在党项羌居住的地区内，随着畜牧
业的发达，人口的增加，产生了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
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这些部落各有地分，“不相统一”①，“习尚武，
无法令、赋役”，②“各为生业”③，也就是说这些部落尚未形成部落联盟，产生阶级
，过着相当原始而落后的生活。
内迁后的党项社会：自7世纪中叶到元昊立国之前。这是党项社会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封
建制的转变的时期。7世纪中叶以来，党项羌由于受到吐蕃的侵扰，先后迁到了今甘肃陇
东、陕北横山以及夏州以北、河套一带居住。这一带为汉人长期休养生息之地，也是中
原王朝统治过的地区。党项羌人与当地汉人杂居，采用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
工具及水利灌溉设施，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加速了党项社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一方面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仍然保存了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
“在那里，财产仅仅是为公社的财产而存在，单独的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殊土地的占有
者，或是继承的，或是不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成员
，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个人”。④
无论畜牧业或农业均是被约束在公社内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小生产；另方面，作
为社会生产的负担者依然是公社的广大成员。公社成员的个体家庭往往定期分有小块土
地，有少量的私有财物。在公社内，除了具有自由身份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存在着
为数不多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家内劳动。由于奴隶数量较少和主要用于家内劳动，这
就决定了党项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大可能转变为奴隶制。
在党项内迁后的近300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的发达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国内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例，他们以“善马劲羊”及其副产品，去换取
汉族人民的谷物、绢帛、武器、旗帜、铜铁、生产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自唐至五代党项
同中原王朝的马贸易十分频繁。后唐明宗时，下令于沿边“置场市马”，在成交的马贸
易中，以“党项马最多”。除沿边榷场贸易外，一些党项“大姓之强者”，①还通过朝
贡的方式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以便从中捞到好处。
那些党项“大姓之强者”，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贪欲，在积极开展内外贸易的同时
，还强化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军事组织，对外进行武装掠夺。他们把掠夺当做
一种原始劳动，和对外贸易的补充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②
会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建国以后为封建制。就其建国前的社会而言，又可分为内徙前的
与内迁后的党项社会。
内徙前的党项社会：自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期（隋及唐初），党项社会处于原始社会
末期。这一时期的党项羌人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草原上。他们过着“牧养■牛、羊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时的党项社会，土地为公社集体所有，男子由于在生产中
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成为公社里的主要成员，妇女在生产中起次要作用而降为从属的地位
，父权制明显取代了母权制。男子地位的提高与妇女地位的下降，突出表现在婚姻问题
上盛行收继婚制，“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妇”③。这种婚姻制度的盛行，表明
妇女可以作为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具有家长权力地位的男性及其子弟去继承，说
明当时党项社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末期。这一时期，在党项羌居住的地区内，随着畜牧
业的发达，人口的增加，产生了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
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这些部落各有地分，“不相统一”①，“习尚武，
无法令、赋役”，②“各为生业”③，也就是说这些部落尚未形成部落联盟，产生阶级
，过着相当原始而落后的生活。
内迁后的党项社会：自7世纪中叶到元昊立国之前。这是党项社会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封
建制的转变的时期。7世纪中叶以来，党项羌由于受到吐蕃的侵扰，先后迁到了今甘肃陇
东、陕北横山以及夏州以北、河套一带居住。这一带为汉人长期休养生息之地，也是中
原王朝统治过的地区。党项羌人与当地汉人杂居，采用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
工具及水利灌溉设施，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加速了党项社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一方面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仍然保存了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
“在那里，财产仅仅是为公社的财产而存在，单独的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殊土地的占有
者，或是继承的，或是不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成员
，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个人”。④
无论畜牧业或农业均是被约束在公社内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小生产；另方面，作
为社会生产的负担者依然是公社的广大成员。公社成员的个体家庭往往定期分有小块土
地，有少量的私有财物。在公社内，除了具有自由身份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存在着
为数不多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家内劳动。由于奴隶数量较少和主要用于家内劳动，这
就决定了党项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大可能转变为奴隶制。
在党项内迁后的近300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的发达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国内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例，他们以“善马劲羊”及其副产品，去换取
汉族人民的谷物、绢帛、武器、旗帜、铜铁、生产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自唐至五代党项
同中原王朝的马贸易十分频繁。后唐明宗时，下令于沿边“置场市马”，在成交的马贸
易中，以“党项马最多”。除沿边榷场贸易外，一些党项“大姓之强者”，①还通过朝
贡的方式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以便从中捞到好处。
那些党项“大姓之强者”，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贪欲，在积极开展内外贸易的同时
，还强化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军事组织，对外进行武装掠夺。他们把掠夺当做
一种原始劳动，和对外贸易的补充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②
在频繁的对外掠夺中，广大的农、牧民为了避免外来掠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不得不依
附于那些拥有军事实力的“大姓之强者”，受其庇护，在其占有的土地上进行放牧和耕
作，供其役使和剥削，从而同部落大姓之间建立了封建隶属关系。这种在“行将崩溃的
氏族公社的躯壳之内所孕育的封建依附关系”①，发展至李继迁、李德明时，随着私有
制的发展，阶级对立的加深和部落联盟的建立，便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因此，自
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中经德明到元昊建国之前，是西夏社会自原始公社制向封建制
的过渡时期，即封建制的萌芽时期。
就其建国后的社会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发
展时期。
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夏国的建立，标志着
西夏封建制的正式形成与确立。
为什么说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形成与确立呢？
第一，从生产关系看，党项部落贵族占有土地和牲畜。这些部落贵族同牧民之间的关系
，是封建性的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如前所述，早在继迁重建夏州地方
政权前后即已存在和发展。这些部落贵族对于汉人和“熟户”所采用的剥削方式是“计
口赋粟”②，或者征取贡赋（牲畜），即剥削方式完全是封建性的。
第二，从上层建筑看，在诸如官制、礼乐等很多方面模仿唐宋。史载：
“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典则唐也。”③
这种政治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而设置的。
第三，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需要，西夏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学说，不遗余力地实行汉化
。
西夏封建制之所以迅速形成，除了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为主），还与其外界环
境对它的影响分不开的。西夏自李继迁叛朱自立至元昊立国之时，其新的占领地区，如
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以及河西走廊的许多
州县，均为汉族聚居之地，早已盛行封建制。党项人既已进入该地居住，必然要在多方
面受到先进汉人的影响，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因为占领后的社会性质总是要受占领对象
约束的。
此外，西夏的邻国诸如北面的契丹，西部的回鹘，西南的吐蕃，东南的北宋，都早已是
封建制的国家，西夏处在这些国家的包围之中，受其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事。
但元昊建立的国家，就其社会实质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宗法封建领主制的国家。其
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元昊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
为其基础的。封建领主各有一份领地。而领地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林立的历史
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元昊称帝建国时，出于“兴法建礼”，即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
需要，将大大小小的部落贵族，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这些部落首领，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占有使用氏族公社的部分土地，并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
产，成为既得利益者，新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土地的
占有，使之合法化，对于那些缺少土地的部落首领，则让他们用部落村社的名义，重新
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畜群，役使部落属民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便转变为占有一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仍然残存着
。
其二，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仍然被保存下来。这是一种以帐为单位的征兵
制。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其种落兵，谓之一溜”。①这说明元昊称帝建
国后虽然封建制已经形成确立，但属于比较低级的宗法封建领主制，它保存了残存着原
始氏族制时期的许多落后的东西。
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时期：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为地主制取代了领主制的时期。
为什么说自崇宗乾顺开始领主制已经发展成了地主制呢？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乾顺、仁孝时对后妃的册封和大力推
行封王制度。如乾顺时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宗室子弟仁忠为濮王，等等。仁孝时期的“
官阶封号表”，所列封号名称为七个等级，说明西夏后期封建等级森严，统治者对于封
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十分完备。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如众所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封建皇权
同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因此，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领主制
的衰落和地主制的兴起。在君权的支持和庇护下，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将更加巩
固，力量日益壮大，并最终取代封建领主。
（三）自乾顺开始，于宋夏沿边之地，大规模地兴城筑寨以设防，在军事上采用阵地战
同宋对垒。这种军事上的变化，与西夏社会已由领主制过渡到地主制，出现新的政治、
经济形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附于那些拥有军事实力的“大姓之强者”，受其庇护，在其占有的土地上进行放牧和耕
作，供其役使和剥削，从而同部落大姓之间建立了封建隶属关系。这种在“行将崩溃的
氏族公社的躯壳之内所孕育的封建依附关系”①，发展至李继迁、李德明时，随着私有
制的发展，阶级对立的加深和部落联盟的建立，便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因此，自
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中经德明到元昊建国之前，是西夏社会自原始公社制向封建制
的过渡时期，即封建制的萌芽时期。
就其建国后的社会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发
展时期。
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夏国的建立，标志着
西夏封建制的正式形成与确立。
为什么说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形成与确立呢？
第一，从生产关系看，党项部落贵族占有土地和牲畜。这些部落贵族同牧民之间的关系
，是封建性的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如前所述，早在继迁重建夏州地方
政权前后即已存在和发展。这些部落贵族对于汉人和“熟户”所采用的剥削方式是“计
口赋粟”②，或者征取贡赋（牲畜），即剥削方式完全是封建性的。
第二，从上层建筑看，在诸如官制、礼乐等很多方面模仿唐宋。史载：
“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典则唐也。”③
这种政治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而设置的。
第三，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需要，西夏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学说，不遗余力地实行汉化
。
西夏封建制之所以迅速形成，除了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为主），还与其外界环
境对它的影响分不开的。西夏自李继迁叛朱自立至元昊立国之时，其新的占领地区，如
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以及河西走廊的许多
州县，均为汉族聚居之地，早已盛行封建制。党项人既已进入该地居住，必然要在多方
面受到先进汉人的影响，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因为占领后的社会性质总是要受占领对象
约束的。
此外，西夏的邻国诸如北面的契丹，西部的回鹘，西南的吐蕃，东南的北宋，都早已是
封建制的国家，西夏处在这些国家的包围之中，受其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事。
但元昊建立的国家，就其社会实质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宗法封建领主制的国家。其
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元昊所建立的封建统治，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
为其基础的。封建领主各有一份领地。而领地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林立的历史
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元昊称帝建国时，出于“兴法建礼”，即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
需要，将大大小小的部落贵族，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这些部落首领，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占有使用氏族公社的部分土地，并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
产，成为既得利益者，新的最高统治者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土地的
占有，使之合法化，对于那些缺少土地的部落首领，则让他们用部落村社的名义，重新
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畜群，役使部落属民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便转变为占有一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仍然残存着
。
其二，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仍然被保存下来。这是一种以帐为单位的征兵
制。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其种落兵，谓之一溜”。①这说明元昊称帝建
国后虽然封建制已经形成确立，但属于比较低级的宗法封建领主制，它保存了残存着原
始氏族制时期的许多落后的东西。
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时期：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为地主制取代了领主制的时期。
为什么说自崇宗乾顺开始领主制已经发展成了地主制呢？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乾顺、仁孝时对后妃的册封和大力推
行封王制度。如乾顺时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宗室子弟仁忠为濮王，等等。仁孝时期的“
官阶封号表”，所列封号名称为七个等级，说明西夏后期封建等级森严，统治者对于封
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十分完备。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如众所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封建皇权
同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因此，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领主制
的衰落和地主制的兴起。在君权的支持和庇护下，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将更加巩
固，力量日益壮大，并最终取代封建领主。
（三）自乾顺开始，于宋夏沿边之地，大规模地兴城筑寨以设防，在军事上采用阵地战
同宋对垒。这种军事上的变化，与西夏社会已由领主制过渡到地主制，出现新的政治、
经济形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五、西夏的历史特点
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
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
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
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初见端倪
。公元982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80里），在“
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
预署酋豪，各领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
官职，由11人组成，其中汉姓3人，党项羌姓4人，鲜卑拓跋姓2人。这种蕃汉联合统治的
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除了继续设有都知
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
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为11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人，蕃姓3人）
；取消预署，均为实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制的情况看，大致有
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
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
中元昊任命12人，仍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
马者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就其
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
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
汉官官称，不用蕃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
品、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
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成。第一，在西夏统
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
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
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
，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
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
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
而必须让汉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
形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22州。这个疆域虽然只
有北宋的1/2强，但却是辽的2倍①。（辽为万余里）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性。22州大体上有三种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
都城、州、县治所及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
展水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多是华人
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
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山，“多马宜稼……且
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区。如西夏河套的
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
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如周世
宗显德元年（954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
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
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
怎样严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这种依赖性多
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
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
时无以异故也”②。
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
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
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
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初见端倪
。公元982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80里），在“
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
预署酋豪，各领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
官职，由11人组成，其中汉姓3人，党项羌姓4人，鲜卑拓跋姓2人。这种蕃汉联合统治的
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除了继续设有都知
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
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为11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人，蕃姓3人）
；取消预署，均为实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制的情况看，大致有
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
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
中元昊任命12人，仍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
马者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就其
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
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
汉官官称，不用蕃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
品、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
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成。第一，在西夏统
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
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
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
，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
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
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
而必须让汉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
形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22州。这个疆域虽然只
有北宋的1/2强，但却是辽的2倍①。（辽为万余里）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性。22州大体上有三种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
都城、州、县治所及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
展水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多是华人
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
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山，“多马宜稼……且
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区。如西夏河套的
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
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如周世
宗显德元年（954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
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
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
怎样严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这种依赖性多
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
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
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由于经济上“资
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济比较脆弱，水平不
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
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既通和市，复许入贡，
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
…”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理”，两相对照
，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
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
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
”②，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
。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
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屈服”，固然原
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至1227年末主■灭亡，首尾190年。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
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
后果也最大。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年（1038—11
28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年，其余75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总
计战争15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
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
斗争。
长达75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中间呈间歇状态；其
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
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
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又发生了长达13年（
1210年8月—1223年7月）之久的战争。在13年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次，其中规模较大
的为4次，平均每年2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战争。蒙夏战争首
尾23年（1205年3月—1227年7月）先后爆发了8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
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另
同吐蕃唃厮罗5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次，谅祚时3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后3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惨遭屠戮，流离失所
。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
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于宋朝人民，受
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
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由强变弱，最后因
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
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三战三胜，然“人畜
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
“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妨碍了正
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
），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
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
。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
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
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如
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
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其次来源于吐蕃；军
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
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
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
冠后垂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上。一些著名的回鹘
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
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昊时，除了注意搜罗
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
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
它的鼎盛时期。乾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
、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遵孔读经，不
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
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对首都——兴庆府
（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
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
州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有关专家统计，西夏
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修和改建了70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
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
传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各种佛事
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
“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p祇，璎珞数珠……供
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各项佛教活动的
盛况①。
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济比较脆弱，水平不
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
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既通和市，复许入贡，
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
…”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理”，两相对照
，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
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
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
”②，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
。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
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屈服”，固然原
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至1227年末主■灭亡，首尾190年。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
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
后果也最大。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年（1038—11
28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年，其余75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总
计战争15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
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
斗争。
长达75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中间呈间歇状态；其
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
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
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又发生了长达13年（
1210年8月—1223年7月）之久的战争。在13年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次，其中规模较大
的为4次，平均每年2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战争。蒙夏战争首
尾23年（1205年3月—1227年7月）先后爆发了8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
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另
同吐蕃唃厮罗5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次，谅祚时3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后3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惨遭屠戮，流离失所
。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
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于宋朝人民，受
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
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由强变弱，最后因
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
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三战三胜，然“人畜
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
“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妨碍了正
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
），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
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
。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
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
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如
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
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其次来源于吐蕃；军
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
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
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
冠后垂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上。一些著名的回鹘
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
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昊时，除了注意搜罗
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
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
它的鼎盛时期。乾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
、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遵孔读经，不
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
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对首都——兴庆府
（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
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
州的戒台寺、高台寺、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有关专家统计，西夏
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修和改建了70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
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
传佛教的唯心主义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佛教，从事各种佛事
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
“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神地p祇，璎珞数珠……供
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各项佛教活动的
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如宋末元初
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
。……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
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后所有统治过河
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
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评价西夏
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
“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
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当予以充分的肯
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
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
，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州，方圆约2万余里。至仁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州，方圆超过
2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
0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
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
恩信孚部落”的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
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接近内地的
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
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
强大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
元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
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
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
。西夏统治者，除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办法，去达到
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
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
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
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公私
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此后，随着农业的发
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
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
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
，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西夏与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经济上
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了边疆、内地
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
——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
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诗经》、《春秋
》、《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宋历和时服
，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西夏来说，作用更大
。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
“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又马牛驼羊之产，
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宋通过沿边互市，
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
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苏辙指出：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
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
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多。西夏人民获
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武人材，而且为元朝
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
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
，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
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
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
时，除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顺、仁孝时期对文教
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
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了自中央到
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
有370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
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
，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定态度。如宋末元初
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
。……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
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后所有统治过河
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
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评价西夏
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
“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
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当予以充分的肯
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文教的昌盛，提供了
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
，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州，方圆约2万余里。至仁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州，方圆超过
2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
0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
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
恩信孚部落”的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
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接近内地的
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
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
强大的蒙古部落，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
元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
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
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
。西夏统治者，除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办法，去达到
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
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
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
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公私
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此后，随着农业的发
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
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
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
，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
西夏与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经济上
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了边疆、内地
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
——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
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诗经》、《春秋
》、《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宋历和时服
，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西夏来说，作用更大
。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
“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助。……又马牛驼羊之产，
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宋通过沿边互市，
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
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苏辙指出：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
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
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多。西夏人民获
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武人材，而且为元朝
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
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
，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
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
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
时，除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顺、仁孝时期对文教
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
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上，充当了自中央到
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
有370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
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
，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① 《宋史》卷85，《地理志》。
① 袁震：《宋代的户口》附表三，《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4，《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丙戌。（以下简称长编）。
④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①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② 《辽史》卷37，《地理志》4。
① 《宋史》卷480，《高昌国》。
①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②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① 张方平：《乐全集》卷2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③ 李远：《青唐录》，见陶宗仪《说郛》卷35。
① 李远：《青唐录》，见陶宋仪《说郛》卷35。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以上进贡次数、物品，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
① 《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4至59。
② 《宋史》卷488，《大理国》。
③ 《宋史》卷488《大理国》。
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① 田况：《儒林公议》。
②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计有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和我国学者罗福成，等等。
③ 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静如、吴天墀诸先生。
① 《蔡忠惠公文集》卷19，《论不利攻战》。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
②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32，《边防门·欧阳修上仁宗论庙筭三事》。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① 《西夏书事》卷18。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2。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② 戴锡章：《西夏纪》卷28，跋文引李纲话。
①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乙亥。
② 《长编》卷15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③ 曾巩：《隆平集》卷20，《西夏传》。
① 《长编》卷120，仁宗景■四年十二月。
② 《西夏书事》卷3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附录二，《西夏州名表》。
①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42。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分期》——兼谈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甘肃社会科学
》1992年5期。
②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
9年第5期。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9—165页。
②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书前《说明》，及正文第四章。
③ 《旧唐书》卷298，《党项传》。
①
② 《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 《隋书》卷83，《西域·党项传》。
④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1页，马克思原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 《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①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
1959年第5期。
② 《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纪》卷8。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8。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年《西北史地》第2期。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2。
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38。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41。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③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
第2辑。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③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② 《西夏书事》卷6。
③ 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册，第407页《西夏》。
① 袁震：《宋代的户口》附表三，《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4，《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丙戌。（以下简称长编）。
④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①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② 《辽史》卷37，《地理志》4。
① 《宋史》卷480，《高昌国》。
①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②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① 张方平：《乐全集》卷2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③ 李远：《青唐录》，见陶宗仪《说郛》卷35。
① 李远：《青唐录》，见陶宋仪《说郛》卷35。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以上进贡次数、物品，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
① 《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4至59。
② 《宋史》卷488，《大理国》。
③ 《宋史》卷488《大理国》。
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① 田况：《儒林公议》。
②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计有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和我国学者罗福成，等等。
③ 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静如、吴天墀诸先生。
① 《蔡忠惠公文集》卷19，《论不利攻战》。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
②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32，《边防门·欧阳修上仁宗论庙筭三事》。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① 《西夏书事》卷18。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2。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② 戴锡章：《西夏纪》卷28，跋文引李纲话。
①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乙亥。
② 《长编》卷15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③ 曾巩：《隆平集》卷20，《西夏传》。
① 《长编》卷120，仁宗景■四年十二月。
② 《西夏书事》卷3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附录二，《西夏州名表》。
①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42。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分期》——兼谈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甘肃社会科学
》1992年5期。
②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
9年第5期。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39—165页。
②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书前《说明》，及正文第四章。
③ 《旧唐书》卷298，《党项传》。
①
② 《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 《隋书》卷83，《西域·党项传》。
④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1页，马克思原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 《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页。
①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
1959年第5期。
② 《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纪》卷8。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8。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年《西北史地》第2期。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2。
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38。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41。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
》，《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③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
第2辑。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③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② 《西夏书事》卷6。
③ 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册，第407页《西夏》。
第一节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党项的兴起
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因此，史书上也
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
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
早在远古时期，羌族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
关于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南到蜀郡
（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东南）、车
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150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
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部分臣属中原王朝，另一部分则
逃入四川西部的深山野谷之中。“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②。
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有所扩展。“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指西
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
），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
海湖附近），有地三千余里”①。他们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
的姓氏作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著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
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八大族姓中又以拓跋氏最强，在整
个党项羌中起着领导的作用②。这时的党项羌各部落，仍然各自分立，不相统属。
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公元585年（开皇五
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
将军。
公元590年（开皇十年），党项羌进攻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被隋军打败，纷纷
表示愿意降附③。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党项羌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唐在其
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四川丹巴县东）。唐太宗统治期间，其社会环境
比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党项羌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
唐朝，唐朝统治者在其居住境内设置轨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藩县境），由细
封步赖担任州刺史。在细封步赖的带头下，其它党项羌首领也跟着响应，纷纷率部落归
唐。唐在境内设置崌（ju据，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奉（今四川理县西北）、岩（
今四川松潘西北）、远（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等四州，仍以其各部首领为州刺史
。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①
。
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关系密切，结为姻亲。公元634年（贞观八年
），吐谷浑叛唐，太宗派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进攻吐谷浑，拓跋赤辞率军屯狼道峡（今
甘肃迭部县境），协助浑王伏允作战。不久，赤辞战败于肃远山，伏允也因党项羌人民
和家族厌战，兵败请降。唐政府于其居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个羁縻州。这些羁
縻州的位置大体上在松州西北一带的四川、青海和甘肃3省的邻接地区。唐政府任命这些
归服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②。并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李姓，都督府的治所设
在松州。
二、党项的内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唐朝初年，早已进入西藏地区的羌族——■牛部和苏毗部，渐趋统一，并建立了吐蕃奴
隶主政权。唐太宗时，吐蕃灭吐谷浑，势力更加强大。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四出侵掠，
散居于今甘肃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党项羌诸部，因为不堪吐蕃的掳掠和压榨，请求内徙
，唐玄宗让他们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并把原来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
庆州，对他们妥善安置，任命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其原来聚居之地旋即
被吐蕃占领，没有迁徙的党项羌人，接受吐蕃统治，并被改称为“弭药”①。
8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出兵助唐平叛有功，被提升为容州刺史，
领天柱军使。
公元764年（代宗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朴固怀恩起兵反叛，并煽诱党项浑奴刺入寇作
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鉴于散居灵（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盐（今宁夏回族自
治区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其聚居之地与吐蕃邻接，并不断滋生骚乱，为了对
他们进行隔离和拆散，于是表请将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
（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同时，将静边州都督府迁置银州境内。代宗采纳了这一
建议，并及时召集党项羌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入朝，厚加赏赐，
让其安抚部众，及时迁徙。拓跋乞梅居庆州，因为庆州位于陇山（六盘山）以东，所以
史书上将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州、夏州，因为夏州以北属
于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②，加上该地区是南北朝时
赫连勃勃所建夏国的辖地，俗称平夏，所以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也以地得名为平夏部
。后来建立西夏国家的皇室显赫大姓——拓跋氏，就是出自这个平夏部。
除了东山部落、平夏部落之外，还有一批党项羌人迁到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
（今陕西延安）一带居住。党项羌人第二次迁徙定居之后，由于吐蕃继续向东北侵扰，
被迫于公元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以后，一度向东迁徙到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辖
境在今山西三川河、湫水河流域），以便“依水草”而居，由于当地“永安城镇将阿史
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①，因此，他们又返回黄河西岸地区，即回到了银
州、夏州一带。
党项羌徙居内地以后，“其所业无桑事”，专以畜牧为生，从其社会发展阶段看，仍处
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均已产生，因此，部落之间表现出喜好劫掠和战争
。史载：
“党项羌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羊、骆驼。其后支属更仇
杀，辗转六、七十年，莫能禁”②。
除互相攻掠外，他们还在唐朝统治者面前，互相指斥，将责任推给对方。“比者或有剽
劫，必推南山（部落），南山有寇扰，亦指平夏（部落）。既相排斥，互说短长”③。
唐朝统治者面对着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而是有意从中火上加油，制造矛盾，以便于他们进行分化统治。如在对待“南山党项
”与“平夏党项”的矛盾问题上，有意识地贬责南山而抬褒平夏。如当时最高统治的诏
令有云：
“南山党项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平夏党项素闻为善，自旬月以来，发
使安抚，尤其忠顺，一如指挥，更不猖狂，各守主业”④。
这种一褒一贬，对少数民族进行分化统治的办法，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是激
化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原因。
唐朝统治者对党项羌在进行分化统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党项羌人民的经济封锁和剥削
。如公元787年（贞元三年），一些地方官对“内附诸夷……竞致侵削，藉其蹄角齿毛之
异，廉者半价而贾，贪者豪夺”①。有的“或强市其牛马，不酬其直”②。有的边将“
失于绥辑，因缘征敛，害及无辜”③。在唐的经济封锁和地方官的剥削压迫下，党项羌
人民忍无可忍，被迫纷纷起义。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灵州、盐州等
地发生了党项羌部落起义，给统治者以较大的打击。唐朝统治者为了平息这些起义，曾
多次派遣官吏，进行安抚。如唐武宗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鄠和郑贺分别为灵州、延州（
今陕西延安市）、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安抚使，及时进行安抚。而对于那些安
抚无效的起义，则派大军围剿。如公元850年（宣宗大中四年），“（党项）内掠邠、宁
，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讨之，羌乃破殄”④。
唐王朝与党项羌内迁前后的关系，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甚至兵戎相见，但
从总体上和主流方面去看，仍然是友好的和密切的臣属关系。其所以如此，与唐王朝对
党项羌所采取的总政策——怀柔、安抚，有着很大的关系。党项羌同唐王朝基本上保持
着密切友好关系，这对党项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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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 《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与此同。
③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②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羁縻州》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
，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① 据新、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吐蕃称未迁徙的党项羌人为“弥药”。另据《宋会
要辑稿·蕃夷》6之1记载，西夏建国后，吐蕃及于阗称西夏为“缅药”即（“弥药”）
，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药”一词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了。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上》，引《延绥镇志》。
① 《唐会要》卷89，《党项羌》。
② 《全唐文》卷737，沈亚之：《平夏》文。
③ 《大唐诏令集》卷129，《洗雪平夏党项德音》。
④ 《太唐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① 《全唐文》卷649，元稹：《授王王琬银州刺史制》。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全唐文》卷700，李德裕：《赐党项敕书》。
④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一、党项的兴起
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因此，史书上也
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
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
早在远古时期，羌族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
关于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南到蜀郡
（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东南）、车
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150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
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部分臣属中原王朝，另一部分则
逃入四川西部的深山野谷之中。“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②。
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有所扩展。“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指西
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
），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
海湖附近），有地三千余里”①。他们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
的姓氏作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著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
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八大族姓中又以拓跋氏最强，在整
个党项羌中起着领导的作用②。这时的党项羌各部落，仍然各自分立，不相统属。
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公元585年（开皇五
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
将军。
公元590年（开皇十年），党项羌进攻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被隋军打败，纷纷
表示愿意降附③。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党项羌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唐在其
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四川丹巴县东）。唐太宗统治期间，其社会环境
比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党项羌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
唐朝，唐朝统治者在其居住境内设置轨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藩县境），由细
封步赖担任州刺史。在细封步赖的带头下，其它党项羌首领也跟着响应，纷纷率部落归
唐。唐在境内设置崌（ju据，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奉（今四川理县西北）、岩（
今四川松潘西北）、远（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等四州，仍以其各部首领为州刺史
。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①
。
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关系密切，结为姻亲。公元634年（贞观八年
），吐谷浑叛唐，太宗派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进攻吐谷浑，拓跋赤辞率军屯狼道峡（今
甘肃迭部县境），协助浑王伏允作战。不久，赤辞战败于肃远山，伏允也因党项羌人民
和家族厌战，兵败请降。唐政府于其居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个羁縻州。这些羁
縻州的位置大体上在松州西北一带的四川、青海和甘肃3省的邻接地区。唐政府任命这些
归服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②。并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李姓，都督府的治所设
在松州。
二、党项的内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唐朝初年，早已进入西藏地区的羌族——■牛部和苏毗部，渐趋统一，并建立了吐蕃奴
隶主政权。唐太宗时，吐蕃灭吐谷浑，势力更加强大。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四出侵掠，
散居于今甘肃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党项羌诸部，因为不堪吐蕃的掳掠和压榨，请求内徙
，唐玄宗让他们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并把原来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
庆州，对他们妥善安置，任命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其原来聚居之地旋即
被吐蕃占领，没有迁徙的党项羌人，接受吐蕃统治，并被改称为“弭药”①。
8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出兵助唐平叛有功，被提升为容州刺史，
领天柱军使。
公元764年（代宗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朴固怀恩起兵反叛，并煽诱党项浑奴刺入寇作
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鉴于散居灵（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盐（今宁夏回族自
治区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其聚居之地与吐蕃邻接，并不断滋生骚乱，为了对
他们进行隔离和拆散，于是表请将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
（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同时，将静边州都督府迁置银州境内。代宗采纳了这一
建议，并及时召集党项羌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入朝，厚加赏赐，
让其安抚部众，及时迁徙。拓跋乞梅居庆州，因为庆州位于陇山（六盘山）以东，所以
史书上将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州、夏州，因为夏州以北属
于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②，加上该地区是南北朝时
赫连勃勃所建夏国的辖地，俗称平夏，所以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也以地得名为平夏部
。后来建立西夏国家的皇室显赫大姓——拓跋氏，就是出自这个平夏部。
除了东山部落、平夏部落之外，还有一批党项羌人迁到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
（今陕西延安）一带居住。党项羌人第二次迁徙定居之后，由于吐蕃继续向东北侵扰，
被迫于公元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以后，一度向东迁徙到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辖
境在今山西三川河、湫水河流域），以便“依水草”而居，由于当地“永安城镇将阿史
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①，因此，他们又返回黄河西岸地区，即回到了银
州、夏州一带。
党项羌徙居内地以后，“其所业无桑事”，专以畜牧为生，从其社会发展阶段看，仍处
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均已产生，因此，部落之间表现出喜好劫掠和战争
。史载：
“党项羌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羊、骆驼。其后支属更仇
杀，辗转六、七十年，莫能禁”②。
除互相攻掠外，他们还在唐朝统治者面前，互相指斥，将责任推给对方。“比者或有剽
劫，必推南山（部落），南山有寇扰，亦指平夏（部落）。既相排斥，互说短长”③。
唐朝统治者面对着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而是有意从中火上加油，制造矛盾，以便于他们进行分化统治。如在对待“南山党项
”与“平夏党项”的矛盾问题上，有意识地贬责南山而抬褒平夏。如当时最高统治的诏
令有云：
“南山党项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平夏党项素闻为善，自旬月以来，发
使安抚，尤其忠顺，一如指挥，更不猖狂，各守主业”④。
这种一褒一贬，对少数民族进行分化统治的办法，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是激
化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原因。
唐朝统治者对党项羌在进行分化统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党项羌人民的经济封锁和剥削
。如公元787年（贞元三年），一些地方官对“内附诸夷……竞致侵削，藉其蹄角齿毛之
异，廉者半价而贾，贪者豪夺”①。有的“或强市其牛马，不酬其直”②。有的边将“
失于绥辑，因缘征敛，害及无辜”③。在唐的经济封锁和地方官的剥削压迫下，党项羌
人民忍无可忍，被迫纷纷起义。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灵州、盐州等
地发生了党项羌部落起义，给统治者以较大的打击。唐朝统治者为了平息这些起义，曾
多次派遣官吏，进行安抚。如唐武宗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鄠和郑贺分别为灵州、延州（
今陕西延安市）、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安抚使，及时进行安抚。而对于那些安
抚无效的起义，则派大军围剿。如公元850年（宣宗大中四年），“（党项）内掠邠、宁
，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讨之，羌乃破殄”④。
唐王朝与党项羌内迁前后的关系，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甚至兵戎相见，但
从总体上和主流方面去看，仍然是友好的和密切的臣属关系。其所以如此，与唐王朝对
党项羌所采取的总政策——怀柔、安抚，有着很大的关系。党项羌同唐王朝基本上保持
着密切友好关系，这对党项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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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 《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与此同。
③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②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羁縻州》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
，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① 据新、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吐蕃称未迁徙的党项羌人为“弥药”。另据《宋会
要辑稿·蕃夷》6之1记载，西夏建国后，吐蕃及于阗称西夏为“缅药”即（“弥药”）
，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药”一词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了。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上》，引《延绥镇志》。
① 《唐会要》卷89，《党项羌》。
② 《全唐文》卷737，沈亚之：《平夏》文。
③ 《大唐诏令集》卷129，《洗雪平夏党项德音》。
④ 《太唐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① 《全唐文》卷649，元稹：《授王王琬银州刺史制》。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全唐文》卷700，李德裕：《赐党项敕书》。
④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第二节 西夏拓跋氏的族源
在阐述了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的兴起、迁徙、定居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之后
，紧接着有必要以一定的篇幅谈一下建立西夏王朝的拓跋氏的族源问题。
西夏皇族——拓跋氏究竟出自何族，是西夏史中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对于该问
题，国内外学者曾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但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两
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其族源出自鲜卑，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与羌族
同源。如果将两种意见加以比较，似乎第一种意见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它能找到较多的
确凿根据。
首先，唐宋辽元明的有关记载，说明了西夏拓跋氏与拓跋鲜卑同出一族源。
唐人林宝早在元昊立国前200年，就已指出：
“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
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①。
拓跋守寂是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泰之子，与拓跋乾晖、拓跋澄岘均为西夏拓跋氏的成员，
“东北蕃”意为鲜卑。说明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源。说明元昊自称是元魏的
后代，并非高攀冒认、伪造祖先历史，而是有所本和有据可寻。
宋人有关记载颇多。《宋史·宋琪传》云：
“自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称平夏拓跋，盖番姓也。自麟、延以北，多土
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
所谓“拓跋，盖番姓也”，“野利，羌族之号”，说明在宋琪眼里，平夏拓跋不是羌族
，而是属于“东北蕃”，即出自鲜卑拓跋，而野利属于党项羌族之大姓，两者不容混淆
，应该严格加以区分。
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认为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源，称西夏拓跋氏，
出自“北番”。这一看法与唐人林宝，北宋宋琪完全相同。
《辽史·西夏外纪》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元人修《辽史》
虽然参考的著作颇多，但其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史料却是耶律俨编修的《皇朝实录》。耶
律俨是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在辽朝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地位
很高的耶律俨，作为一代史官，对于辽的友邦西夏的历史，自然比较熟悉。既然《辽史
·西夏外纪》的撰修，主要本于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那么，它的西夏拓跋氏“本魏
拓跋氏后”的观点，当属可信。
元明两代均有关于西夏拓跋氏的记载。如《李世安墓志》云：“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
。”①《元史·李恒传》云：“其先姓於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夏国主。”李世安、
李恒均为西夏王族拓跋氏的后代。两条史料均提到“於弥”。何谓“於弥”？据王静如
等先生的考证，“於弥”乃“嵬名”之异译②。何谓“嵬名”？宋代不少文献如李焘《
长编》等，均认为是元昊所改西夏国姓。”自号嵬名称吾祖”。但欧阳修却认定元昊所
改为“元氏”。“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③。欧
阳修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德高望重，所言当有所本，应为可信。据此推之，“嵬名”
一词，似应为“元”之西夏语音。如果此推断可以成立，联系“嵬名”（於弥）姓氏，
早在“唐本赐姓李”之前，即已存在（同时西夏赋亦可印证），那么，元昊并非改姓，
而是恢复旧姓。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位于今宁夏回乐县西北的贺兰山，历史上曾居住着鲜
卑族和“於弥”部人①，那么，西夏拓跋氏出自元魏，源于拓跋鲜卑之说，则又是可信
的。
其次，从西夏统治阶级的自述看，除元昊上表自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
创后魏之初基”②，以及赍宋嫚书：“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③外，还有
南院宣徽使罗世昌撰《夏国谱·序言》：“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固以旧姓为拓跋氏”④
。一般的家族和部族，对于自己祖宗的族系，总是记忆犹新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
夏统治者的自述，宋、元、明的有关史实互相印证，有力地说明西夏皇族出自元魏拓跋
鲜卑。
第三，拓跋鲜卑流为党项羌别部。前面已经提到党项羌内有8个著名的部落，其中八部之
一的拓跋部为党项羌中最强和最重要的一支。但这个拓跋部并非党项羌里原来就有的部
落，而是外面迁徙进来的。正如明代宁夏的学者胡汝砺所指出：“夏本拓跋魏之后，流
为党项别部”⑤。那么，这个拓跋部又是怎样流进党项羌中来的呢？据有的史学工作者
考证，其流入的过程大体是这样：拓跋鲜卑原居于我国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北
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乘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势力衰
颓之机，南下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到2世纪初期，辗转迁徙到今河套、阴山一带
。公元3世纪中叶，拓跋鲜卑中的一支，迁到了河西地区，并建立了南凉政权。公元414
年（晋义熙十年），西秦灭南凉，秃发（拓跋）鲜卑一分为二，先后归服于吐谷浑政权
。此时，党项之名虽已出现，但只是属于吐谷浑政权中的一个部落。
隋末，吐谷浑在隋王朝的打击下，曾一度被逐出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驻牧地，以拓跋鲜卑
为核心的党项诸部，乘吐谷浑势衰之机，向东迁徙，并吸收了宕昌、邓至、白狼等部羌
人，形成了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这时，吐谷浑乘隋末战乱，又重返
青海湖驻牧地。但此时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已成为各自为政，各有自己领地的政治实体。
此后，党项羌各部在拓跋氏的领导下，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发生关系，一步步发展成了
西夏国家①。
第四，从拓跋部与羌族的关系看，自从拓跋部流进羌族之后，在此后领导群羌建立西夏
国家的过程中，既有合作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对立的一面。这突出表现在西夏统治者
往往把皇族拓跋氏，同一般的“羌人”、“羌户”、“羌部”对立起来。如宋太宗“谓
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诸部？’对曰：‘羌人挚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②。十分显然，如果西夏拓跋部与羌是同一族源，就不会产生这种对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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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和姓纂》卷10，《拓跋》。
① 《吴文正公集》卷42。
②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辑。
③ 《归田录》卷1。
① 《太平环宇记》卷36：“贺兰山在县（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民族”。
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④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
① 参阅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
期。
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
在阐述了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的兴起、迁徙、定居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之后
，紧接着有必要以一定的篇幅谈一下建立西夏王朝的拓跋氏的族源问题。
西夏皇族——拓跋氏究竟出自何族，是西夏史中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对于该问
题，国内外学者曾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争论，但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两
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其族源出自鲜卑，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与羌族
同源。如果将两种意见加以比较，似乎第一种意见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它能找到较多的
确凿根据。
首先，唐宋辽元明的有关记载，说明了西夏拓跋氏与拓跋鲜卑同出一族源。
唐人林宝早在元昊立国前200年，就已指出：
“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
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任银州刺史”①。
拓跋守寂是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泰之子，与拓跋乾晖、拓跋澄岘均为西夏拓跋氏的成员，
“东北蕃”意为鲜卑。说明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源。说明元昊自称是元魏的
后代，并非高攀冒认、伪造祖先历史，而是有所本和有据可寻。
宋人有关记载颇多。《宋史·宋琪传》云：
“自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称平夏拓跋，盖番姓也。自麟、延以北，多土
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
所谓“拓跋，盖番姓也”，“野利，羌族之号”，说明在宋琪眼里，平夏拓跋不是羌族
，而是属于“东北蕃”，即出自鲜卑拓跋，而野利属于党项羌族之大姓，两者不容混淆
，应该严格加以区分。
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认为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源，称西夏拓跋氏，
出自“北番”。这一看法与唐人林宝，北宋宋琪完全相同。
《辽史·西夏外纪》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元人修《辽史》
虽然参考的著作颇多，但其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史料却是耶律俨编修的《皇朝实录》。耶
律俨是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在辽朝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地位
很高的耶律俨，作为一代史官，对于辽的友邦西夏的历史，自然比较熟悉。既然《辽史
·西夏外纪》的撰修，主要本于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那么，它的西夏拓跋氏“本魏
拓跋氏后”的观点，当属可信。
元明两代均有关于西夏拓跋氏的记载。如《李世安墓志》云：“公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
。”①《元史·李恒传》云：“其先姓於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夏国主。”李世安、
李恒均为西夏王族拓跋氏的后代。两条史料均提到“於弥”。何谓“於弥”？据王静如
等先生的考证，“於弥”乃“嵬名”之异译②。何谓“嵬名”？宋代不少文献如李焘《
长编》等，均认为是元昊所改西夏国姓。”自号嵬名称吾祖”。但欧阳修却认定元昊所
改为“元氏”。“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③。欧
阳修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德高望重，所言当有所本，应为可信。据此推之，“嵬名”
一词，似应为“元”之西夏语音。如果此推断可以成立，联系“嵬名”（於弥）姓氏，
早在“唐本赐姓李”之前，即已存在（同时西夏赋亦可印证），那么，元昊并非改姓，
而是恢复旧姓。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位于今宁夏回乐县西北的贺兰山，历史上曾居住着鲜
卑族和“於弥”部人①，那么，西夏拓跋氏出自元魏，源于拓跋鲜卑之说，则又是可信
的。
其次，从西夏统治阶级的自述看，除元昊上表自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
创后魏之初基”②，以及赍宋嫚书：“况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③外，还有
南院宣徽使罗世昌撰《夏国谱·序言》：“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固以旧姓为拓跋氏”④
。一般的家族和部族，对于自己祖宗的族系，总是记忆犹新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
夏统治者的自述，宋、元、明的有关史实互相印证，有力地说明西夏皇族出自元魏拓跋
鲜卑。
第三，拓跋鲜卑流为党项羌别部。前面已经提到党项羌内有8个著名的部落，其中八部之
一的拓跋部为党项羌中最强和最重要的一支。但这个拓跋部并非党项羌里原来就有的部
落，而是外面迁徙进来的。正如明代宁夏的学者胡汝砺所指出：“夏本拓跋魏之后，流
为党项别部”⑤。那么，这个拓跋部又是怎样流进党项羌中来的呢？据有的史学工作者
考证，其流入的过程大体是这样：拓跋鲜卑原居于我国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北
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乘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势力衰
颓之机，南下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到2世纪初期，辗转迁徙到今河套、阴山一带
。公元3世纪中叶，拓跋鲜卑中的一支，迁到了河西地区，并建立了南凉政权。公元414
年（晋义熙十年），西秦灭南凉，秃发（拓跋）鲜卑一分为二，先后归服于吐谷浑政权
。此时，党项之名虽已出现，但只是属于吐谷浑政权中的一个部落。
隋末，吐谷浑在隋王朝的打击下，曾一度被逐出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驻牧地，以拓跋鲜卑
为核心的党项诸部，乘吐谷浑势衰之机，向东迁徙，并吸收了宕昌、邓至、白狼等部羌
人，形成了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这时，吐谷浑乘隋末战乱，又重返
青海湖驻牧地。但此时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已成为各自为政，各有自己领地的政治实体。
此后，党项羌各部在拓跋氏的领导下，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发生关系，一步步发展成了
西夏国家①。
第四，从拓跋部与羌族的关系看，自从拓跋部流进羌族之后，在此后领导群羌建立西夏
国家的过程中，既有合作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对立的一面。这突出表现在西夏统治者
往往把皇族拓跋氏，同一般的“羌人”、“羌户”、“羌部”对立起来。如宋太宗“谓
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诸部？’对曰：‘羌人挚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②。十分显然，如果西夏拓跋部与羌是同一族源，就不会产生这种对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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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和姓纂》卷10，《拓跋》。
① 《吴文正公集》卷42。
②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辑。
③ 《归田录》卷1。
① 《太平环宇记》卷36：“贺兰山在县（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民族”。
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④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
① 参阅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
期。
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
第三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一、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
公元873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或其稍前，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
唐开元二十六年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海勃湾一带建宥州，宝应后废，唐宪宗
元和九年五月复置，距旧州城300里。元和十五年移治长泽，即今鄂托克旗东南城川古城
。874年（僖宗乾符元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巢大起义。880年（广明元年），黄巢起义
军攻入长安，建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建立了农民政权。唐僖宗逃到四川，号召各道
节度使出兵合围长安。881年（中和元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响应僖宗号召，亲自率
领夏州党项和其它少数民族军队数万人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相约会师鄜州（今陕西富
县），共同镇压起义。同年四月，夏绥银节度诸葛爽投降黄巢，僖宗命思恭为左武卫将
军，权知夏绥银留后。
拓跋思恭与陕西凤翔郑畋等四节度联军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死伤甚众。七月，思
恭屯东渭桥（今陕西西安市东），黄巢派朱温、尚让迎击。八月，思恭遣弟思忠与战，
死于阵中。思恭率军退至富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十一月，黄巢部将孟楷乘唐各节
镇观望不前之机，率军袭击富平。思恭战败，退回夏州。十二月，思恭缮甲训兵，重整
旗鼓，请求出兵再战，僖宗传令嘉奖，赐其军号曰定难，并催促他及早率军入见。
公元882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命宰相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以思恭为京
城南面收复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月，思恭再次出兵，受王铎节制。
八月，思恭率领8000精兵，不断对起义军发起进攻，受到僖宗的进一步重用，晋升为京
城四面收复都统，权知京兆尹事。
公元883年（中和三年）四月，拓跋思恭随同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兵攻进长安，黄巢退出
长安。七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任命他为夏州节度使，加太子太傅
，晋爵夏国公，并且再一次赐姓李①。从此，夏州拓跋氏自称李氏，夏州地区也因此而
获得了定难军称号，统辖银、夏、绥、宥四州，这个领地的范围，大体上在今内蒙古自
治区伊克昭盟南部毛乌素沙漠南沿、长城线以北之地，无定河穿流其境。至此，雄据一
方的夏州地方政权也就正式建立了。
二、五代时期夏州地方政权的发展
唐僖宗虽然借助方镇的力量，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起义，但方镇割据的局面却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公元885年（光启元年），中尉田令孜
为了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铁之利，派邠宁节度使朱玫率领鄜州之兵同夏州拓跋思
恭的军队会合，共同讨伐王重荣，双方大战于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和鄜州，夏兵战
败。
公元886年（光启二年），朱玫与王重荣、李克用等联兵犯长安，田令孜奉僖宗逃至凤翔
（今陕西凤翔），四月，朱玫进逼凤翔，十月，百官奉襄王李熳即皇帝位，改元建贞。
僖宗命山南诸镇及夏州兵讨伐，拓跋思恭率军至绥州（今陕西绥德县），闻李煴失败，
回师夏州。
公元888年（文德元年），拓跋思恭利用方镇混战之机，出兵攻占鄜、延，以弟思孝知留
后，表请僖宗封其弟为鄜、坊、丹、瞿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公元895年（乾宁二年），拓跋思恭卒，其子仁祐早死，孙彝昌年幼，由其弟思谏为定难
军节度使，此为拓跋氏世袭节度之始。同年三月，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请致仕，荐弟思敬
自代。唐昭宗以思孝为太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旋授节度使，后徙武定军。
公元906年（天祐二年）九月，静难节度使杨崇本率兵攻打夏州。拓跋思谏请朱全忠发兵
援救。全忠派遣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救援，大败杨崇本入侵之军。
公元907年，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杀唐末帝李柷（zhù祝），自立为帝，国号梁，建
都汴（今开封市），史称后梁。同年五月，朱温鉴于拓跋思谏表示愿意臣服，加封他为
检校太尉兼侍中。公元908年（后梁开平二年）十一月，思谏卒，由思恭孙彝昌继位。9
09年（开平三年）二月，彝昌为其部将高宗益所杀，三月，夏州诸将杀高宗益，推举彝
昌族父蕃部指挥使李仁福为留后，朱温授李仁福为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10年（开平四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勖，因不满意李氏投靠其敌人梁太祖朱温
，与岐王李茂贞率兵合围夏州，朱温派兵援救，夏州围解。十二月，朱温为了笼络李仁
福，给他加官晋爵，先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后又进封为陇西郡王。公元922年（龙德二
年），晋王李存勖攻梁，仁福献战马500匹以示助梁。923年（龙德三年）晋王李存勖灭
后梁，称帝，国号唐，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史称后唐。
后唐政府建立后，李仁福因曾助梁同李存勖作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派人到洛阳表
示愿归顺后唐，后唐为了拉拢雄据夏州的李氏以为己用，册封李仁福为朔方王①。
公元933年（后唐长兴四年）二月，仁福死，子彝超继为定难军节度使。
在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期间，后唐统治者表面上对他表示重视和信任，实际上很不放心
，既害怕他潜通契丹，又担心他吞并河朔和南侵关中。因此，一直等待时机将他消灭，
现在仁福去逝，时机已到。唐明宗为了消灭这一隐患，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发
布了将彝超和彰武（治所在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即将彝超自夏州调到延州
为延州留后，安从进自延州调至夏州为夏州留后。并以武力为后盾，派邠州节度使药彦
稠率军5万，前往接受夏州。彝超决心保卫夏州。他一面上书明宗，讲明不愿迁镇的理由
，一面调集党项羌和所谓“诸胡”（西北各少数民族）骑兵万人守城抵御。夏州城为赫
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城墙以“蒸土筑之”①，坚如铁石。彝超命“四面党项部落
万余骑，薄其粮道”，使后唐军队“死者甚众”②。在唐兵厌战，粮运受阻，人民要求
停止战争的情况下，明宗下令撤军，并授予彝超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使。彝超也因此
继续称臣纳贡。
夏州统治者粉碎了后唐政府的吞并阴谋，这在拓跋部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
远的影响。
第一，这次斗争的胜利表明，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
去中原王朝动辄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迫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就范的局面已被打破，经过这
次较量，使夏州地方政权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独立发展和
进一步建立国家的可能性。
第二，使拓跋部首领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发生变化。过去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唯命是从
，自此之后，开始“傲视中原，阴结叛臣”①，积极参加对中原王朝对抗的活动。从表
象上看，与各中原王朝虽然仍旧称臣纳贡，但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
第三，对于提高夏州李氏政权在党项羌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威望起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935年（后唐清泰二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后避宋太祖父弘殷名讳，改
殷为兴）继掌夏州政权。
公元93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沙陀部人石敬瑭，勾结契丹，率军攻入洛阳，灭后唐
称帝，国号晋，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晋。石敬瑭为了笼络夏州统治者，授李
彝殷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出帝时又加彝殷为检校太师。
公元943年（后晋天福八年），七月，绥州刺吏李彝敏与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密谋攻袭
夏州，机密泄露，彝殷首先捕获拓跋崇斌，斩首示众，接着出兵进攻彝敏，彝敏逃至延
州，出帝命捉送夏州，令彝殷斩之，同时任命李仁裕权知绥州州事，绥州之乱得以逐渐
平息。
944年（后晋开运元年）正月，晋出帝对其主子契丹称孙不称臣，对此契丹极为不满，大
兴问罪之师。李彝殷率领蕃汉兵4万余人，自麟州渡过黄河进攻契丹西境，为后晋牵制契
丹效犬马之劳。
公元946年（开运三年），后晋为契丹所灭。第二年石敬瑭部将太原节度使沙陀部人刘知
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公元948年（后汉乾祐元年），隐帝为了笼络夏州
统治者，授李彝殷为侍中。同年三月，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与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一
同叛汉，派兵扼守潼关（今陕西潼关），称秦王。派人持蜡书重币至夏州，希望彝殷出
兵相助，彝殷应其所请，出兵相助。隐帝派枢密使郭威率领大军，包围叛军，彝殷见大
势已去，为了保存实力，下令撤军，返回夏州。
公元949年（乾祐二年），后汉隐帝为了使夏州李氏为其所用，以静州（今陕西米脂县西
）地划归李彝殷，并任命他为中书令。
公元951年（后周广顺元年），后汉邺都留守郭威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举兵攻入开
封，杀死隐帝。郭威即帝位，国号周，建都汴，史称后周。同年，郭威加封彝殷为陇西
郡王，954年（显德元年）又封他为西平王，但彝殷对此不予理睬，反而遣使奉表归服北
汉。955年（显德二年），周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以该州防御使折德
扆（yi音椅）为节度使，彝殷不满德扆与己并为藩镇，以兵塞路，不许通行。周世宗遣
使责问，彝殷恐惧，被迫撤兵，公元957年（显德四年）彝殷见后周势力日益强盛，于是
又弃北汉而附后周。
自拓跋思恭被唐僖宗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晋封夏国公，建立了名符其实的夏州地方政权
以来，经过唐末五代，传至彝殷，历经六代，总计74年（881—954年）。在这期间夏州
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不断寻找新的靠山，同中央政府搞好关系，帮助中央政府“平叛”，
以及利用方镇混战之机，看风使舵，帮助一方消灭另一方，从中渔利，从而不仅使自己
站稳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加强，此外，地盘也
有所拓展，如增加了静州，等等）；另一方面，夏州统治者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发
展生产，征收赋税，任命官吏，俨然独立王国。这种情况正如后唐明宗所指出：“夏、
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离乱，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①《宋史》
作者在评论夏州统治者割据称雄时也指出：
“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②/TITLE>
这种评价，当为平允和中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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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4。
① 《新五代史》卷40，《李仁福传》。
① 《册府元龟》卷438，《将帅部·无功条》。
② 《旧五代史》卷132，《李彝超传》。
① 《册府元龟》卷166，《帝王部·招怀四》。
① 《册府元龟》卷166，《景王部怀招第四》。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一、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
公元873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或其稍前，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
唐开元二十六年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海勃湾一带建宥州，宝应后废，唐宪宗
元和九年五月复置，距旧州城300里。元和十五年移治长泽，即今鄂托克旗东南城川古城
。874年（僖宗乾符元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巢大起义。880年（广明元年），黄巢起义
军攻入长安，建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建立了农民政权。唐僖宗逃到四川，号召各道
节度使出兵合围长安。881年（中和元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响应僖宗号召，亲自率
领夏州党项和其它少数民族军队数万人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相约会师鄜州（今陕西富
县），共同镇压起义。同年四月，夏绥银节度诸葛爽投降黄巢，僖宗命思恭为左武卫将
军，权知夏绥银留后。
拓跋思恭与陕西凤翔郑畋等四节度联军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死伤甚众。七月，思
恭屯东渭桥（今陕西西安市东），黄巢派朱温、尚让迎击。八月，思恭遣弟思忠与战，
死于阵中。思恭率军退至富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十一月，黄巢部将孟楷乘唐各节
镇观望不前之机，率军袭击富平。思恭战败，退回夏州。十二月，思恭缮甲训兵，重整
旗鼓，请求出兵再战，僖宗传令嘉奖，赐其军号曰定难，并催促他及早率军入见。
公元882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命宰相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以思恭为京
城南面收复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四月，思恭再次出兵，受王铎节制。
八月，思恭率领8000精兵，不断对起义军发起进攻，受到僖宗的进一步重用，晋升为京
城四面收复都统，权知京兆尹事。
公元883年（中和三年）四月，拓跋思恭随同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兵攻进长安，黄巢退出
长安。七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任命他为夏州节度使，加太子太傅
，晋爵夏国公，并且再一次赐姓李①。从此，夏州拓跋氏自称李氏，夏州地区也因此而
获得了定难军称号，统辖银、夏、绥、宥四州，这个领地的范围，大体上在今内蒙古自
治区伊克昭盟南部毛乌素沙漠南沿、长城线以北之地，无定河穿流其境。至此，雄据一
方的夏州地方政权也就正式建立了。
二、五代时期夏州地方政权的发展
唐僖宗虽然借助方镇的力量，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起义，但方镇割据的局面却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公元885年（光启元年），中尉田令孜
为了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铁之利，派邠宁节度使朱玫率领鄜州之兵同夏州拓跋思
恭的军队会合，共同讨伐王重荣，双方大战于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和鄜州，夏兵战
败。
公元886年（光启二年），朱玫与王重荣、李克用等联兵犯长安，田令孜奉僖宗逃至凤翔
（今陕西凤翔），四月，朱玫进逼凤翔，十月，百官奉襄王李熳即皇帝位，改元建贞。
僖宗命山南诸镇及夏州兵讨伐，拓跋思恭率军至绥州（今陕西绥德县），闻李煴失败，
回师夏州。
公元888年（文德元年），拓跋思恭利用方镇混战之机，出兵攻占鄜、延，以弟思孝知留
后，表请僖宗封其弟为鄜、坊、丹、瞿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公元895年（乾宁二年），拓跋思恭卒，其子仁祐早死，孙彝昌年幼，由其弟思谏为定难
军节度使，此为拓跋氏世袭节度之始。同年三月，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请致仕，荐弟思敬
自代。唐昭宗以思孝为太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旋授节度使，后徙武定军。
公元906年（天祐二年）九月，静难节度使杨崇本率兵攻打夏州。拓跋思谏请朱全忠发兵
援救。全忠派遣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救援，大败杨崇本入侵之军。
公元907年，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杀唐末帝李柷（zhù祝），自立为帝，国号梁，建
都汴（今开封市），史称后梁。同年五月，朱温鉴于拓跋思谏表示愿意臣服，加封他为
检校太尉兼侍中。公元908年（后梁开平二年）十一月，思谏卒，由思恭孙彝昌继位。9
09年（开平三年）二月，彝昌为其部将高宗益所杀，三月，夏州诸将杀高宗益，推举彝
昌族父蕃部指挥使李仁福为留后，朱温授李仁福为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10年（开平四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勖，因不满意李氏投靠其敌人梁太祖朱温
，与岐王李茂贞率兵合围夏州，朱温派兵援救，夏州围解。十二月，朱温为了笼络李仁
福，给他加官晋爵，先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后又进封为陇西郡王。公元922年（龙德二
年），晋王李存勖攻梁，仁福献战马500匹以示助梁。923年（龙德三年）晋王李存勖灭
后梁，称帝，国号唐，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史称后唐。
后唐政府建立后，李仁福因曾助梁同李存勖作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派人到洛阳表
示愿归顺后唐，后唐为了拉拢雄据夏州的李氏以为己用，册封李仁福为朔方王①。
公元933年（后唐长兴四年）二月，仁福死，子彝超继为定难军节度使。
在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期间，后唐统治者表面上对他表示重视和信任，实际上很不放心
，既害怕他潜通契丹，又担心他吞并河朔和南侵关中。因此，一直等待时机将他消灭，
现在仁福去逝，时机已到。唐明宗为了消灭这一隐患，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发
布了将彝超和彰武（治所在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即将彝超自夏州调到延州
为延州留后，安从进自延州调至夏州为夏州留后。并以武力为后盾，派邠州节度使药彦
稠率军5万，前往接受夏州。彝超决心保卫夏州。他一面上书明宗，讲明不愿迁镇的理由
，一面调集党项羌和所谓“诸胡”（西北各少数民族）骑兵万人守城抵御。夏州城为赫
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城墙以“蒸土筑之”①，坚如铁石。彝超命“四面党项部落
万余骑，薄其粮道”，使后唐军队“死者甚众”②。在唐兵厌战，粮运受阻，人民要求
停止战争的情况下，明宗下令撤军，并授予彝超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使。彝超也因此
继续称臣纳贡。
夏州统治者粉碎了后唐政府的吞并阴谋，这在拓跋部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
远的影响。
第一，这次斗争的胜利表明，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
去中原王朝动辄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迫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就范的局面已被打破，经过这
次较量，使夏州地方政权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独立发展和
进一步建立国家的可能性。
第二，使拓跋部首领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发生变化。过去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唯命是从
，自此之后，开始“傲视中原，阴结叛臣”①，积极参加对中原王朝对抗的活动。从表
象上看，与各中原王朝虽然仍旧称臣纳贡，但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
第三，对于提高夏州李氏政权在党项羌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威望起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935年（后唐清泰二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后避宋太祖父弘殷名讳，改
殷为兴）继掌夏州政权。
公元93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沙陀部人石敬瑭，勾结契丹，率军攻入洛阳，灭后唐
称帝，国号晋，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晋。石敬瑭为了笼络夏州统治者，授李
彝殷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出帝时又加彝殷为检校太师。
公元943年（后晋天福八年），七月，绥州刺吏李彝敏与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密谋攻袭
夏州，机密泄露，彝殷首先捕获拓跋崇斌，斩首示众，接着出兵进攻彝敏，彝敏逃至延
州，出帝命捉送夏州，令彝殷斩之，同时任命李仁裕权知绥州州事，绥州之乱得以逐渐
平息。
944年（后晋开运元年）正月，晋出帝对其主子契丹称孙不称臣，对此契丹极为不满，大
兴问罪之师。李彝殷率领蕃汉兵4万余人，自麟州渡过黄河进攻契丹西境，为后晋牵制契
丹效犬马之劳。
公元946年（开运三年），后晋为契丹所灭。第二年石敬瑭部将太原节度使沙陀部人刘知
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公元948年（后汉乾祐元年），隐帝为了笼络夏州
统治者，授李彝殷为侍中。同年三月，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与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一
同叛汉，派兵扼守潼关（今陕西潼关），称秦王。派人持蜡书重币至夏州，希望彝殷出
兵相助，彝殷应其所请，出兵相助。隐帝派枢密使郭威率领大军，包围叛军，彝殷见大
势已去，为了保存实力，下令撤军，返回夏州。
公元949年（乾祐二年），后汉隐帝为了使夏州李氏为其所用，以静州（今陕西米脂县西
）地划归李彝殷，并任命他为中书令。
公元951年（后周广顺元年），后汉邺都留守郭威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举兵攻入开
封，杀死隐帝。郭威即帝位，国号周，建都汴，史称后周。同年，郭威加封彝殷为陇西
郡王，954年（显德元年）又封他为西平王，但彝殷对此不予理睬，反而遣使奉表归服北
汉。955年（显德二年），周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以该州防御使折德
扆（yi音椅）为节度使，彝殷不满德扆与己并为藩镇，以兵塞路，不许通行。周世宗遣
使责问，彝殷恐惧，被迫撤兵，公元957年（显德四年）彝殷见后周势力日益强盛，于是
又弃北汉而附后周。
自拓跋思恭被唐僖宗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晋封夏国公，建立了名符其实的夏州地方政权
以来，经过唐末五代，传至彝殷，历经六代，总计74年（881—954年）。在这期间夏州
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不断寻找新的靠山，同中央政府搞好关系，帮助中央政府“平叛”，
以及利用方镇混战之机，看风使舵，帮助一方消灭另一方，从中渔利，从而不仅使自己
站稳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加强，此外，地盘也
有所拓展，如增加了静州，等等）；另一方面，夏州统治者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发
展生产，征收赋税，任命官吏，俨然独立王国。这种情况正如后唐明宗所指出：“夏、
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离乱，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①《宋史》
作者在评论夏州统治者割据称雄时也指出：
“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②/TITLE>
这种评价，当为平允和中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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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4。
① 《新五代史》卷40，《李仁福传》。
① 《册府元龟》卷438，《将帅部·无功条》。
② 《旧五代史》卷132，《李彝超传》。
① 《册府元龟》卷166，《帝王部·招怀四》。
① 《册府元龟》卷166，《景王部怀招第四》。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第四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中断
一、北宋初期的夏州地方政权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元旦，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后周政权，
国号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市），史称北宋。同年正月，李彝殷听说赵匡胤已即皇帝位
，派遣银州防御使李光■奉表入贺，同时为了讨好太祖，避匡胤父赵弘殷的讳，改殷为
兴，太祖表示赞赏。
同年三月，北汉刘钧结联代北（今山西代县北）诸部兵马攻掠黄河以西地区，太祖命各
节镇出兵，共同抵御，彝兴遣从弟彝玉率夏军抵达麟州，北汉率兵退出，彝兴派人向宋
告捷。
公元962年（建隆三年）四月，李彝兴得知宋太祖因进行统一战争，需要战马，遣使献良
马300匹，太祖为了嘉奖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礼品，并亲自打听彝兴的腰围尺寸。他
召见夏使问道：“汝帅腰围几何？使言：‘彝兴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
’”③！玉带制成，遣使赠送，彝兴十分高兴。968年四月，李彝兴献■牛一头于宋。
967年（乾德五年）九月，李彝兴卒。太祖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辍朝3日，赠太师，追
封夏王。命其子行军司马李光■权知州事。十月，又授光■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68年（开宝元年）十月，夏州所属蕃部寇掠宋边境，宋通远军使董遵诲派军平息，
李光■派遣使者表示谢意。公元970年（开宝三年）九月，绥州刺史李光琇卒，羌族乘机
作乱。李光琇之子李丕禄逮捕带头叛乱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余党散去。李光■命
丕禄暂代知州事，并上奏朝廷，太祖命以李丕禄为绥州刺史。
公元972年（开宝五年）三月，李光■得知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
精兵”①，解除方镇大将权力，用文臣代替武将的建议，内心惶恐不安，于是派遣使者
入贡方物，并要求让他入朝觐见太祖，不许。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五月，北汉刘继元招诱夏州统治者一同攻宋，遭拒绝，于是恼羞
成怒，派军1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银州，未能攻下。光■奏知朝廷，八月，太祖调兵遣
将分五道讨伐北汉。李光■出兵配合作战，先后攻占天朝、定朝两关，破吴堡寨（今陕
西吴堡县北），斩首700级，获牛羊铠甲数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公元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祖赵匡胤死，太宗赵光义即位，因避光义讳，改光
■为克■，太宗鉴于克■击北汉有功，加检校太尉。
公元978年（太平兴国三年），五月，李克■卒，其子继筠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太宗为
了表示哀悼，辍朝2日，赠侍中。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征讨北汉，继筠为了配合太宗，命银州
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蕃汉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太原境内，以壮宋军声威。
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十月，李继筠卒，弟继捧继位。
自公元960年至980年期间，宋太祖一方面用武力消灭十国的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同西
北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诸如夏州李氏、府州折氏的相处中，充满着和平共处的友好
气氛。如宋夏之间政治上互通贡使，军事上互相支援，因此，这个阶段的宋夏关系是良
好的。这种良好关系的出现，原因固然颇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宋太祖对西北
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皆因其
酋豪，许之世袭”①。具体地说，就是以其为众所推的少数民族首领，统管其原来的州
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袭。史载：
“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②。
说明这些“豪酋”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
，大体上早在唐太宗之时就已推出，五代相袭，赵匡胤加以沿用。这已被上述北宋初年
的宋夏关系发展的史实所证明。
二、李继捧献地归宋与太宗取消夏州地方政权
如众所知，宋太祖赵匡胤自爬上皇帝宝座之日起，即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全
力以赴地消灭方镇割据势力，但在消灭内地的方镇割据势力比较顺利，而在处理边疆地
区如同夏州李氏地方政权时，却感到十分棘手。为什么感到棘手呢？因为第一，夏州政
权是一个长期雄视一方的，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具有较高威望的所谓“恩信孚部落”的具
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的割据势力，如果处理不好，必然要激化宋同党项之间的民
族矛盾；第二，夏州地方政权割据一隅，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壮大，实力雄厚，如果
使用武力，并不能稳操胜券；第三，找不到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理由和藉口。因为夏州
统治者“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①。
正当宋太宗对夏州地方政权感到棘手之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作为继承人却因其从父
李克文反对而发生问题。“宗族携式，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谕令人觐”。公元982年（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继捧亲率族人入朝，并“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
献四州八县”②。太宗当即表示接受，并亲自召见继捧于崇德殿，厚加赏赐，赐白金千
两，帛千匹，钱百万。同时，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对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李克
信等12人，一一加官晋爵。
同年九月，权知夏州李克文来朝，太宗设宴于崇德殿，任命他为澧州刺史，赏赐钱物很
多。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往谕绥州刺史李克宪，克宪随使者一同进入首都汴京，授单
州刺史。此外，还赏赐李克文、克宪宅第于汴京，让他们永远离开夏州。太宗的上述种
种措施表明他决心将割据300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权，和平地加以取消。
但宋太宗不是去调解夏州统治者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这一做法，
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这种做法，与宋太祖赵匡胤所制定的对待少数
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相矛盾，既然允许其世袭，怎么
可以又随意加以取消呢？
第二，如前所述，夏州统治者“世有战功”，且无负于宋。在此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怎
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
，而是一面献地归宋，一面却暗中与继迁勾结反对宋朝，太宗不察真伪，而是贸然采取
取消其统治的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实证明，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党项族内一些具有野心的
酋豪叛宋自立，“使中国（宋朝）有后顾之忧”①。从此，北宋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一
场由李继迁领导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斗争成为不可
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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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
① 《宋史》卷318，《张方平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
① 《宋史》卷253，《论赞》。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
① 《宋史》卷258，《曹伟传》。
一、北宋初期的夏州地方政权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元旦，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后周政权，
国号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市），史称北宋。同年正月，李彝殷听说赵匡胤已即皇帝位
，派遣银州防御使李光■奉表入贺，同时为了讨好太祖，避匡胤父赵弘殷的讳，改殷为
兴，太祖表示赞赏。
同年三月，北汉刘钧结联代北（今山西代县北）诸部兵马攻掠黄河以西地区，太祖命各
节镇出兵，共同抵御，彝兴遣从弟彝玉率夏军抵达麟州，北汉率兵退出，彝兴派人向宋
告捷。
公元962年（建隆三年）四月，李彝兴得知宋太祖因进行统一战争，需要战马，遣使献良
马300匹，太祖为了嘉奖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礼品，并亲自打听彝兴的腰围尺寸。他
召见夏使问道：“汝帅腰围几何？使言：‘彝兴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
’”③！玉带制成，遣使赠送，彝兴十分高兴。968年四月，李彝兴献■牛一头于宋。
967年（乾德五年）九月，李彝兴卒。太祖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辍朝3日，赠太师，追
封夏王。命其子行军司马李光■权知州事。十月，又授光■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68年（开宝元年）十月，夏州所属蕃部寇掠宋边境，宋通远军使董遵诲派军平息，
李光■派遣使者表示谢意。公元970年（开宝三年）九月，绥州刺史李光琇卒，羌族乘机
作乱。李光琇之子李丕禄逮捕带头叛乱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余党散去。李光■命
丕禄暂代知州事，并上奏朝廷，太祖命以李丕禄为绥州刺史。
公元972年（开宝五年）三月，李光■得知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
精兵”①，解除方镇大将权力，用文臣代替武将的建议，内心惶恐不安，于是派遣使者
入贡方物，并要求让他入朝觐见太祖，不许。
公元975年（开宝八年）五月，北汉刘继元招诱夏州统治者一同攻宋，遭拒绝，于是恼羞
成怒，派军1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银州，未能攻下。光■奏知朝廷，八月，太祖调兵遣
将分五道讨伐北汉。李光■出兵配合作战，先后攻占天朝、定朝两关，破吴堡寨（今陕
西吴堡县北），斩首700级，获牛羊铠甲数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公元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祖赵匡胤死，太宗赵光义即位，因避光义讳，改光
■为克■，太宗鉴于克■击北汉有功，加检校太尉。
公元978年（太平兴国三年），五月，李克■卒，其子继筠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太宗为
了表示哀悼，辍朝2日，赠侍中。
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征讨北汉，继筠为了配合太宗，命银州
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蕃汉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太原境内，以壮宋军声威。
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十月，李继筠卒，弟继捧继位。
自公元960年至980年期间，宋太祖一方面用武力消灭十国的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同西
北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诸如夏州李氏、府州折氏的相处中，充满着和平共处的友好
气氛。如宋夏之间政治上互通贡使，军事上互相支援，因此，这个阶段的宋夏关系是良
好的。这种良好关系的出现，原因固然颇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宋太祖对西北
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皆因其
酋豪，许之世袭”①。具体地说，就是以其为众所推的少数民族首领，统管其原来的州
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袭。史载：
“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②。
说明这些“豪酋”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
，大体上早在唐太宗之时就已推出，五代相袭，赵匡胤加以沿用。这已被上述北宋初年
的宋夏关系发展的史实所证明。
二、李继捧献地归宋与太宗取消夏州地方政权
如众所知，宋太祖赵匡胤自爬上皇帝宝座之日起，即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全
力以赴地消灭方镇割据势力，但在消灭内地的方镇割据势力比较顺利，而在处理边疆地
区如同夏州李氏地方政权时，却感到十分棘手。为什么感到棘手呢？因为第一，夏州政
权是一个长期雄视一方的，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具有较高威望的所谓“恩信孚部落”的具
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的割据势力，如果处理不好，必然要激化宋同党项之间的民
族矛盾；第二，夏州地方政权割据一隅，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壮大，实力雄厚，如果
使用武力，并不能稳操胜券；第三，找不到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理由和藉口。因为夏州
统治者“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①。
正当宋太宗对夏州地方政权感到棘手之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作为继承人却因其从父
李克文反对而发生问题。“宗族携式，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谕令人觐”。公元982年（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继捧亲率族人入朝，并“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
献四州八县”②。太宗当即表示接受，并亲自召见继捧于崇德殿，厚加赏赐，赐白金千
两，帛千匹，钱百万。同时，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对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李克
信等12人，一一加官晋爵。
同年九月，权知夏州李克文来朝，太宗设宴于崇德殿，任命他为澧州刺史，赏赐钱物很
多。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往谕绥州刺史李克宪，克宪随使者一同进入首都汴京，授单
州刺史。此外，还赏赐李克文、克宪宅第于汴京，让他们永远离开夏州。太宗的上述种
种措施表明他决心将割据300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权，和平地加以取消。
但宋太宗不是去调解夏州统治者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这一做法，
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这种做法，与宋太祖赵匡胤所制定的对待少数
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相矛盾，既然允许其世袭，怎么
可以又随意加以取消呢？
第二，如前所述，夏州统治者“世有战功”，且无负于宋。在此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怎
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
，而是一面献地归宋，一面却暗中与继迁勾结反对宋朝，太宗不察真伪，而是贸然采取
取消其统治的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实证明，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党项族内一些具有野心的
酋豪叛宋自立，“使中国（宋朝）有后顾之忧”①。从此，北宋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一
场由李继迁领导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斗争成为不可
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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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
① 《宋史》卷318，《张方平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
① 《宋史》卷253，《论赞》。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
① 《宋史》卷258，《曹伟传》。
第五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重建
一、李继迁背宋自立及其统一党项羌诸部
李继迁生于公元963年（乾德元年）二月，其高祖李思忠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战殁，唐僖宗
赠宥州刺史，曾祖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祖父李彝景，父李光■于后晋、后周之际，
相继袭任银州防御使之职。幼年的李继迁即“擅骑射”，长大成人后，“勇悍有智谋”
②。有一次他率领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一只猛虎出现在他面前，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
骑退入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也因此在党项羌里
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公元974年（开宝七年）李光■授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捧
入朝献地，宋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夏州发遣李氏族人赴京之时，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均持
反对态度。继迁与其谋士张浦及其族人商量对策。继迁道：
“吾祖宗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
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
继冲认为：
“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
张浦的意见与此相反。他说：
“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
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
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①。
经过辩论，继迁采纳了张浦的计谋。恰在这时，太宗派遣使者已至银州，于是继迁诈言
乳母死，需葬于郊外，将所有兵器藏于丧车之中，与其家族亲信数十人，逃至“善水草
，便畜牧”②的地斤泽（离夏州东北300里，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并以
此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
斗争。
如何统一党项羌诸部，使其形成拳头共同抗宋呢？当时摆在李继迁面前的既有有利条件
，也有不利因素。其有利条件是“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①。可以说李继迁所在的拓跋
部在群羌中实力最强，威望最高，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拓跋部所建立的夏
州地方政权，一直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以及宋太宗错误地接受继捧献地，为李继迁找
到反宋的藉口，等等。其不利条件是党项羌诸部“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②，“
族帐分散，不相君长③。也就是说，党项羌内部还处于一种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同
时，这些分散的党项羌部，鉴于宋朝的强大和继迁力量的弱小，在反宋与拥宋的问题上
，往往徘徊观望，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因此，要将他们统一到李继迁的旗帜之下，是
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继迁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尽快地统一党项羌诸部，果断地采取
了如下对策和措施。
1.宣传祖宗功德，争取酋豪支持。李继迁在地斤泽树起反宋旗帜后，利用“戎人不忘李
氏”④，“（李氏）世泽长存，人心思旧”，以及羌人“宗贵种”的心理状态，“出其
祖彝兴像（应为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⑤，并对豪酋道：
“‘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⑥
。
这种利用祖辈威望，宣传恢复祖业，以笼络人心的做法果然奏效，史称“族帐稍稍归附
”⑦。
2.在经济上为党项族谋利益。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盐和白盐。由于其质
量优于宋朝解盐，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争相购买。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政府为了
从经济上制裁继迁，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
少，处斩”①。盐禁数月，“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②。继迁为了迫使宋朝
开禁，鼓励蕃族44首领，引骑13000人，入寇环州石昌镇，环州知州程德元企图用武力将
他们赶走，但无济于事。“因诏弛盐禁，由是部族宁息”③。表明李继迁率领党项羌最
终获得了反经济封锁的胜利。
3.与酋豪联姻。雍熙初年，继迁为了同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大族建立反宋联盟，主动向
他们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④。继迁通过联姻，壮大了自
己的势力。“继迁复结婚于帐族之酋豪，凡数年，渐已强盛”⑤。
4.以武力征服不愿归顺的部落。灵州睡泥族首领岸逋不服继迁统治，“继迁以兵掠其七
百余帐”⑥。居住于黄河以南的泥中族“旧皆内附，继迁诱之叛，不从，数以兵侵略。
”该族首领名番俄，皆移尹遇，崔保罗等，因族帐屡遭摧毁，被迫“徙居黄河北避之”
⑦。
由于继迁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了统一大部分党项羌的目的。史载：
“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TITLE>兵势寝盛，自灵州北、河外镇
戎军、环州至■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
■逋不肯下……。”①
这说明除了少数党项羌部落未能统一外，大体上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今陕西府
谷）、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西南到环州（今甘肃环县）、镇戎军（今宁夏固
原县）一带，西到黄河两岸的贺兰山下，北到黄河河套北端的绝大部分党项羌部落，基
本上得到了统一。
二、加强组织管理机构，初步建立蕃汉联合统治
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同时吸收其它民族上层参加的蕃汉联合
统治，早在继迁袭据银州之后，即已开始。史载：
“（继迁）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
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
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也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
其余除授有差”②。
这说明李继迁所建立的统治机构初步具有蕃汉联合统治的雏型，此后的西夏统治机构就
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调整而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建立蕃汉联合统治的同时，李继迁还建置州城、创建军制、建立官制，以及重用儒学
有识之士。史载：
“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
，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①。
这些，说明李继迁的反宋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恢复祖宗基业，继续僻居一隅，而是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地盘，为创建西夏国家而开基立业。“观此作为，志实非小”②。
三、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宋战争
李继迁对宋战争，自公元982年至1003年，首尾22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首尾5年。即自李继迁奔地斤泽到降
附辽朝。这是李继迁对宋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在军事上处于守势。
公元982年十一月，继迁利用地斤泽的有利地形，竖起反宋旗帜，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对
宋战争。由于这时的力量对比为宋强夏弱，因此，往往被动挨打。如公元984年（雍熙元
年），继迁遭到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的偷袭，“斩首五百级，烧四百（《宋史
·太宗本纪》作一千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③。
公元986年（雍熙二年）五月，李继迁与宋将王侁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大败
，损失士卒5000，继而又遭遇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死的死、散
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几乎丧失殆尽。为了重振旗鼓，积聚力量，继迁及时采取了
两项对策：第一，联辽抗宋。继迁在对宋的斗争中连连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难以抗
宋，他与其部下计议道：
“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指契丹）方强，吾
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
公元987年（雍熙三年）二月，继迁派张浦为使臣，“持重币至契丹请附”。②表示愿意
称臣纳贡。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建议道：
“河西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抗刘汉，致大军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
之利也，宜从其请”③。
辽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
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
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③，并赠马3000匹。继迁与辽结盟联姻
，对西夏与辽都有好处。对继迁来说，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慑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
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④。对辽来说，“既得继迁，诸夷皆从”⑤。
第二，秘密联合李继捧共同反宋。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已被加官晋爵，但其归宋并
非本意。宋太宗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授李继捧为
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图继迁。继捧深感进退两
难，于是派人暗中与李继迁相勾结。继迁为了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
契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附辽反宋，继捧心动，表示愿意
投靠契丹。契丹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
西平王，复本姓。李继捧附辽与继迁联手反宋，使继迁如虎添翼。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
下，出兵攻占绥、银、庆、原（今甘肃镇原县）诸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虽然，这
些被攻占的州县不久在宋军的强大反攻之下，得而复失，但却大大增强了李继迁的声势
一、李继迁背宋自立及其统一党项羌诸部
李继迁生于公元963年（乾德元年）二月，其高祖李思忠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战殁，唐僖宗
赠宥州刺史，曾祖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祖父李彝景，父李光■于后晋、后周之际，
相继袭任银州防御使之职。幼年的李继迁即“擅骑射”，长大成人后，“勇悍有智谋”
②。有一次他率领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一只猛虎出现在他面前，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
骑退入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也因此在党项羌里
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公元974年（开宝七年）李光■授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捧
入朝献地，宋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夏州发遣李氏族人赴京之时，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均持
反对态度。继迁与其谋士张浦及其族人商量对策。继迁道：
“吾祖宗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
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
继冲认为：
“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
张浦的意见与此相反。他说：
“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
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
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①。
经过辩论，继迁采纳了张浦的计谋。恰在这时，太宗派遣使者已至银州，于是继迁诈言
乳母死，需葬于郊外，将所有兵器藏于丧车之中，与其家族亲信数十人，逃至“善水草
，便畜牧”②的地斤泽（离夏州东北300里，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并以
此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
斗争。
如何统一党项羌诸部，使其形成拳头共同抗宋呢？当时摆在李继迁面前的既有有利条件
，也有不利因素。其有利条件是“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①。可以说李继迁所在的拓跋
部在群羌中实力最强，威望最高，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拓跋部所建立的夏
州地方政权，一直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以及宋太宗错误地接受继捧献地，为李继迁找
到反宋的藉口，等等。其不利条件是党项羌诸部“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②，“
族帐分散，不相君长③。也就是说，党项羌内部还处于一种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同
时，这些分散的党项羌部，鉴于宋朝的强大和继迁力量的弱小，在反宋与拥宋的问题上
，往往徘徊观望，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因此，要将他们统一到李继迁的旗帜之下，是
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继迁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尽快地统一党项羌诸部，果断地采取
了如下对策和措施。
1.宣传祖宗功德，争取酋豪支持。李继迁在地斤泽树起反宋旗帜后，利用“戎人不忘李
氏”④，“（李氏）世泽长存，人心思旧”，以及羌人“宗贵种”的心理状态，“出其
祖彝兴像（应为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⑤，并对豪酋道：
“‘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⑥
。
这种利用祖辈威望，宣传恢复祖业，以笼络人心的做法果然奏效，史称“族帐稍稍归附
”⑦。
2.在经济上为党项族谋利益。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盐和白盐。由于其质
量优于宋朝解盐，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争相购买。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政府为了
从经济上制裁继迁，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
少，处斩”①。盐禁数月，“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②。继迁为了迫使宋朝
开禁，鼓励蕃族44首领，引骑13000人，入寇环州石昌镇，环州知州程德元企图用武力将
他们赶走，但无济于事。“因诏弛盐禁，由是部族宁息”③。表明李继迁率领党项羌最
终获得了反经济封锁的胜利。
3.与酋豪联姻。雍熙初年，继迁为了同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大族建立反宋联盟，主动向
他们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④。继迁通过联姻，壮大了自
己的势力。“继迁复结婚于帐族之酋豪，凡数年，渐已强盛”⑤。
4.以武力征服不愿归顺的部落。灵州睡泥族首领岸逋不服继迁统治，“继迁以兵掠其七
百余帐”⑥。居住于黄河以南的泥中族“旧皆内附，继迁诱之叛，不从，数以兵侵略。
”该族首领名番俄，皆移尹遇，崔保罗等，因族帐屡遭摧毁，被迫“徙居黄河北避之”
⑦。
由于继迁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了统一大部分党项羌的目的。史载：
“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TITLE>兵势寝盛，自灵州北、河外镇
戎军、环州至■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
■逋不肯下……。”①
这说明除了少数党项羌部落未能统一外，大体上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今陕西府
谷）、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西南到环州（今甘肃环县）、镇戎军（今宁夏固
原县）一带，西到黄河两岸的贺兰山下，北到黄河河套北端的绝大部分党项羌部落，基
本上得到了统一。
二、加强组织管理机构，初步建立蕃汉联合统治
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同时吸收其它民族上层参加的蕃汉联合
统治，早在继迁袭据银州之后，即已开始。史载：
“（继迁）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
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
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也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
其余除授有差”②。
这说明李继迁所建立的统治机构初步具有蕃汉联合统治的雏型，此后的西夏统治机构就
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调整而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建立蕃汉联合统治的同时，李继迁还建置州城、创建军制、建立官制，以及重用儒学
有识之士。史载：
“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
，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①。
这些，说明李继迁的反宋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恢复祖宗基业，继续僻居一隅，而是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地盘，为创建西夏国家而开基立业。“观此作为，志实非小”②。
三、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宋战争
李继迁对宋战争，自公元982年至1003年，首尾22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年，首尾5年。即自李继迁奔地斤泽到降
附辽朝。这是李继迁对宋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在军事上处于守势。
公元982年十一月，继迁利用地斤泽的有利地形，竖起反宋旗帜，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对
宋战争。由于这时的力量对比为宋强夏弱，因此，往往被动挨打。如公元984年（雍熙元
年），继迁遭到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的偷袭，“斩首五百级，烧四百（《宋史
·太宗本纪》作一千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③。
公元986年（雍熙二年）五月，李继迁与宋将王侁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大败
，损失士卒5000，继而又遭遇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死的死、散
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几乎丧失殆尽。为了重振旗鼓，积聚力量，继迁及时采取了
两项对策：第一，联辽抗宋。继迁在对宋的斗争中连连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难以抗
宋，他与其部下计议道：
“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指契丹）方强，吾
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
公元987年（雍熙三年）二月，继迁派张浦为使臣，“持重币至契丹请附”。②表示愿意
称臣纳贡。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建议道：
“河西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抗刘汉，致大军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
之利也，宜从其请”③。
辽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
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
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③，并赠马3000匹。继迁与辽结盟联姻
，对西夏与辽都有好处。对继迁来说，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慑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
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④。对辽来说，“既得继迁，诸夷皆从”⑤。
第二，秘密联合李继捧共同反宋。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已被加官晋爵，但其归宋并
非本意。宋太宗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授李继捧为
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图继迁。继捧深感进退两
难，于是派人暗中与李继迁相勾结。继迁为了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
契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附辽反宋，继捧心动，表示愿意
投靠契丹。契丹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
西平王，复本姓。李继捧附辽与继迁联手反宋，使继迁如虎添翼。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
下，出兵攻占绥、银、庆、原（今甘肃镇原县）诸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虽然，这
些被攻占的州县不久在宋军的强大反攻之下，得而复失，但却大大增强了李继迁的声势
第二阶段：自公元987年（雍熙四年）至公元991年（淳化二年）首尾5年。即自李继迁攻
取夏州至降服于宋。这是继迁进行试探性进攻的阶段。
公元987年（雍熙四年）二月，李继迁乘宋辽交兵的大好时机，出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
忠率兵3万出战，继迁于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设伏以待，“大败守
忠兵，追及城门而止”①。
公元990年（淳化元年）十月，李继迁又一次对夏州发起进攻，未能攻下，恰在这时，党
项羌内部发生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携■”②，即偷偷相约背离继迁。宋朝
利用其内部不稳定，派重兵进行反击。继迁走投无路，请降于宋，宋授为银州观察使，
赐姓名赵保吉。
第三阶段，自公元992年（淳化三年），至995年（至道元年），首尾4年。即自攻占银州
至袭击清远军。这是继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进行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继迁虽然
没有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行动，如公元993年（淳化四年）四月，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
使，率军入寇庆州。公元995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边诸州，但其主要
精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积粟练兵，为夺取宋朝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做好准备工作
。
第四阶段，自公元996年（至道二年），至1002年（咸平五年），首尾7年。即自继迁开
始围攻灵州，至灵州失守。这是继迁竭尽全力攻占灵州的阶段。
灵州之战：灵州位于兴庆府的南面，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其地形险要，“大河抢
流，群山环拱”①，“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②。灵州为
宋朝咽喉，“西北要冲”③，“西陲巨屏”④，其地域辽阔，宜农宜牧。“灵武地方千
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⑤。灵州文化发达，人材辈出
，“文臣武将，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⑥。争夺灵州对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对继迁来说，如能攻占灵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
马，长驱南牧”⑦。对宋朝来说，如能守住灵州，“则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
蔽”⑧。如果灵州失守，“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灵州的战略意义极端重要，宋朝政府为了守住该地，早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
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裴济为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让他在那里“谋缉八镇，
兴屯田之利”①，积粟练兵，长期固守；自陕西关中等地运去大批粮食，如太宗命白守
荣、马绍忠率领兵护送陕西刍粮，“分三番抵灵州”②；让大臣就灵州弃守的得失利弊
展开辩论。史载：
“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弃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
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③。
但实际上大臣们发表的意见，并非只有上述三种。经过激烈的辩论，宋政府权衡利弊得
失，最后决定“固守灵州”，推行“联蕃制夏”之策。即联合凉州吐蕃、甘州回鹘，以
及贺兰山的大凉、小凉和秦陇以西诸戎④等等，要求他们配合宋政府讨伐继迁；增兵灵
州。如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张凝为副都部
署，率领步骑6万，增援灵州⑤。
正当赵宋君臣在灵州弃守问题上犹豫不决，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行动迟缓之时，李继
迁早已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夺取灵州的战斗。
李继迁夺取灵州的战争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996年（太宗至道二年）。这一年的五月，李继迁率领1万余人，进攻灵州
。宋太宗为了守住灵州，“躬自谋度，未尝宁息”①。他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
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灵州。命李继隆出兵环州，范廷召出兵延州（今陕
西延安市），王超出兵夏州，丁罕出兵庆州，张守恩出兵麟州，但进军的结果，因“请
将失期，士卒困乏，相继引还”②。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虽然未能成功，但由于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乱，坚守有方，“间出
兵击贼，卒全其城”③。说明继迁首次攻取灵州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次是公元997年（至道三年）。这一年的十月，李继迁再次进攻灵州，被合河都部署
杨琼所击退。但这次战争仅见于《宋史·真宗本纪》，《宋史·杨琼传》、《宋史·夏
国传》均不见于记载，可见其规模不大。
李继迁鉴于两次攻取灵州失利，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对灵州的进攻，而将他的主力用于扫
清灵州外围的战斗，即夺取清远军与怀远城。
李继迁于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九月，攻占清远军，接着又于同年十月攻占怀远城。
从而使灵州陷入孤立无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第三次灵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002年（咸平五年）。这年三月，李继迁下令“大集蕃部
”，包围灵州，并切断灵州粮道，灵州危在旦夕。知州裴济亲写血书，十万火急，派人
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军讫不至，城遂陷”①。知州裴济以身殉职。
继迁攻占灵州后，鉴于该地地形险要，决定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
。
灵州之战之所以以夏胜宋败，原因之一，是宋军素质下降，缺乏破敌帅才。正如知代州
柳开所指出：
“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
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②。
说明灵州之战，宋方之所以失败，与士兵缺乏训练，以及朝廷缺乏运筹帏幄的谋臣和决
胜千里之外的猛将，有着很大的关系。
原因之二，灵州地理位置对宋军固守极端不利。知制诰杨亿上疏在评价灵州地利时指出
：
“（灵州）盖朔方之敌墟，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邈绝诸华，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
，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③。
这种无险可守，在地理上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城，即使守将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长期
固守下去的。
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偿存恤以激励将士。正如李继和在奏疏中所指出：
“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忧家属之窘匮，外忧奸邪
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
欲其奋不顾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尝未厚、恩未深也。尝厚则人无顾内之忧，
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①。
如果能厚偿存恤，本可以激励灵州官兵奋勇抵抗，众志成城。但灵州粮道断绝，士兵连
吃饭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要想守住灵州，只能是一种幻想。
灵州之战对于宋夏双方大体上有如下作用与影响。
第一，灵州之战是李继迁由弱变强的转折点。“灵州初临于赵保吉，从此西夏遂成强敌
”②。
第二，使一些党项羌人对宋怀有二心，时叛时服。“自灵武失守，绥银割弃，中国所得
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③。
第三，使宋沿边的一些熟户转向继迁。“今朔方陷没，所虑缘边蕃族中有从来二心者，
因此转更扇惑熟户，改令向背，贼迁因而乘之，为患非浅”④。
第四，使宋退保环庆，设防关中。由于灵州失守，关中受到威胁，宋政府只好“益兵备
关中”⑤，并于永兴军设正副都总管来统帅关中军队。
第五，使贡路断绝。如回鹘向宋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但这条贡路却因继迁
攻占灵州而中断。“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⑥。
关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性质，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西夏的兴起有封
建王朝内部地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性质，也有民族起义和农牧民起义的性质。只承认前者
必然要否定各族人民反民族压迫和反封建剥削的正义性。反之，过份强调后者，又将忽
视少数民族地主阶级野心家制造分裂割据的罪恶”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继迁的抗宋斗
争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②。
我认为李继迁所进行的对宋战争纯粹是一场具有封建王朝内部统治阶级分裂割据性质的
战争，并无正义之可言。
首先，李继迁所处的时代是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迅速过渡的时期。战争是政治的延
续。其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决不是什么为了反对赵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自卫
战争，而是代表党项封建农牧主贵族的利益，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其
具体目的有二：其一，为了“兴复故土”，“成霸王之业”。前者表现在向太宗上表：
“乞取残破夏州，奉拓跋氏祭氏”③。后者表现在继迁攻占灵州之后，立即改州为府，
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然后统一河西，向东发展，同宋争霸。“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④，表明李继迁对宋战争
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同宋、辽争霸天下。其斗争实质是宋夏两
个统治集团为争夺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剥削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区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是掠夺性的战争还是非掠
夺性的战争。“凡是掠夺性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凡是反掠夺性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①
。在李继迁对宋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宋朝统治者血洗党项族帐的掠夺压迫
情况。如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
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②；但另方面，李继迁对宋同样奉行了一条
“寇掠”的错误政策。“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侵掠诸民，焚积聚”③
。在近20年中，继迁掳去宋朝沿边人口、牛羊以万计。既然李继迁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
掠夺性的战争，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而是一场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的斗争
。
第三，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一切
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④。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
争，不仅使宋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民的利益，对党项社会的发
展是不利的。“馈饷劳扰，民不堪命”⑤，“蕃部被役者怨”⑥，“死亡创痍者相半”
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相望，下多咨怨”⑧。这些
，充分说明李继迁所领导的对宋战争，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夏州地方政权，使党项族自
立于民族之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并不具有正义性，更谈不上是一场
具有农牧民起义性质的战争。
四、发展社会经济
李继迁在积极用武力扩张已经不够的领土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予了足够的
重视。在李继迁统治时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十分重视。
李继迁在攻取灵州时，就注意“缮城浚濠，练兵积粟”①。他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围困灵
州，一面命令士兵就地屯种。“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辟之”②。
其具体的屯田情况是：
“（继迁）以五万骑攻城（指灵州城），城中兵不出战，据其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
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大定间，为屯田计，垦辟耕耘，骚扰日甚”③。
据此可知，其屯田性质为军屯，目的在于长期围困灵州，并最终夺取灵州。
其次，对水利灌溉也很重视。灵州旧有秦家、汉延、唐律三渠，继迁鉴于“去岁（指公
元1002年）伤旱，禾麦不登”，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④。
此外，李继迁为了满足其统治境内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在未经
宋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于赤沙（今宁夏盐池县西北）、骆驼路（今陕西神木县
北），“各置会贸易”⑤，这里的“会”是一种定期市场。赤沙、骆驼路（一作口）“
为灵夏二州蕃族屯聚处”。李继迁置“会”的作用有二：其一，可以引诱宋朝沿边熟户
归服自己。“于是归者日众，中国（宋朝）禁之不止”①；其二，对于加强宋夏经济文
化交流，改善其境内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攻占凉州
李继迁攻占灵州之后，声威大振，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断向外扩展，宋真宗在此形势
下，派张崇贵等与继迁议和，“割河西银、夏五州与之”②。至此，李继迁梦寐以求的
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宿愿，已完全实现。但恢复祖宗基业，并非李继迁
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不断扩充疆土，建立西夏国家，与宋辽争霸。因此，继迁在
攻占灵州后，旋即东攻麟州，未能攻下，于是回军西向，跨过黄河，越过贺兰山，向凉
州进军，从而揭开了宋夏争夺河西走廊战争的序幕。
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县。唐时置凉州，五代时号称西凉府，宋因之。凉州居住着吐蕃各部
，其文化素养较高。“且西凉蕃部多华人子孙，倒会汉言，颇识文字”③。北宋统治者
鉴于“蕃部族盛兵多”，其军事力量比较强大，为了“藉西凉为腹背攻制”④，早已与
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结成联盟，并派丁惟清为西凉知府，与吐蕃首领共同治理西凉，
从而加强了对西凉的管理，使潘罗支成为李继迁的劲敌。
李继迁为了拔除这个钉子，比较顺利地一举攻下凉州，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即
集中兵力于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北），扬言自骆驼口、车廂峡等路进攻宋朝
的环州、庆州，而暗中却将他的军队开往凉州。正如宋真宗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必攻
略西蕃而声言入寇者也”①。这一着棋果然出奇制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公元1003年（咸平六年）十一月，李继迁进攻西凉府，杀知府丁惟清，并改府为州。
李继迁攻占凉州，对于巩固夏州地方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正如吴广成
所指出：
“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
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②。
说明凉州也同灵州一样，对西夏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李继迁攻占凉州之后，不免志骄意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凉州吐蕃六谷族大首领潘罗
支，联合者龙族，事先设下埋伏，然后伪装愿意归降，并请继迁亲自前去受降，继迁与
其谋士张浦等商议是否接受投降。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有诈。他道：
“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
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继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驳道：
“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有？况/TITLE>杀降不详，尔勿疑，以阻向化
之心”①。
继迁推诚不疑，欣然前往，结果遭到伏兵的突然袭击，大败奔回，“至灵州界三十井死
”。时为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正月二日，终年42岁，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其统一
河西的未竟事业，由其子德明、孙元昊相继完成。
六、对李继迁的评价
总之，继迁初步统一党项羌诸部，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以及发展商业贸易，对于
巩固重建的夏州政权，使党项羌族自立于民族之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境内
人民的生活，无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至于继迁代表党项农牧主的利益，为了满足他们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欲，不断对宋发动掠
夺性的战争，既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党项人民带来了危害，因此，是应当
否定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李继迁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在西夏的历史上，仍然是一
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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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3。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卷46，《水洛城》。
④ 《西夏书事》卷3。
⑤ 《西夏书事》卷3。
⑥ 《宋史》卷485《西夏传上》。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宋史》卷268，《王显传》。
② 《西夏书事》卷5。
③ 《文献通考》卷334，《四裔考》。
④ 《西夏书事》卷4。
⑤ 彭百川：《太平事迹统类》卷2。
⑥ 《西夏书事》卷5。
⑦ 《西夏书事》，卷6。
① 《西夏书事》卷5。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② 同上。
③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同上。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④ 《西夏书事》卷4。
⑤ 《辽史》卷82，《耶律德威传》。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5。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② 《西夏书事》卷7。
③ 《宋史》卷266，《李至传》。
④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⑤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戌午。
⑥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⑦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⑧ 《宋史》卷205，《杨亿传》。
⑨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① 《宋史》卷308，《裴济传》。
② 《宋史》卷277，《宋太初传》。
③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④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之16。《宋史》卷6，《真宗本纪》。《长
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
⑤ 《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12月甲午。
① 《长编》卷40，至道二年9月己卯。
② 《宋史》卷283，《夏竦传》。
③ 《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①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
② 《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二月。
③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
① 《宋史》卷257，《李继和传》。
② 《朔方道志》卷2，《舆地志·总论》。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⑤ 《宋史》卷324，《石普传》。
⑥ 《宋史》卷210，《段思恭传》。
①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③ 《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④ 《西夏书事》卷7。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讲演提纲》，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卷9期。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丁酉。
③ 《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⑤ 《西夏书事》卷1。
⑥ 《西夏书事》，卷5。
⑦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① 《宋史》卷279，《周仁美传》。
②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⑤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子。
①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③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④ 《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之21。
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月癸未。
② 《西夏书事》卷7。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参阅拙作：《论李继迁》，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取夏州至降服于宋。这是继迁进行试探性进攻的阶段。
公元987年（雍熙四年）二月，李继迁乘宋辽交兵的大好时机，出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
忠率兵3万出战，继迁于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设伏以待，“大败守
忠兵，追及城门而止”①。
公元990年（淳化元年）十月，李继迁又一次对夏州发起进攻，未能攻下，恰在这时，党
项羌内部发生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携■”②，即偷偷相约背离继迁。宋朝
利用其内部不稳定，派重兵进行反击。继迁走投无路，请降于宋，宋授为银州观察使，
赐姓名赵保吉。
第三阶段，自公元992年（淳化三年），至995年（至道元年），首尾4年。即自攻占银州
至袭击清远军。这是继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进行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继迁虽然
没有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行动，如公元993年（淳化四年）四月，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
使，率军入寇庆州。公元995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边诸州，但其主要
精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积粟练兵，为夺取宋朝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做好准备工作
。
第四阶段，自公元996年（至道二年），至1002年（咸平五年），首尾7年。即自继迁开
始围攻灵州，至灵州失守。这是继迁竭尽全力攻占灵州的阶段。
灵州之战：灵州位于兴庆府的南面，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其地形险要，“大河抢
流，群山环拱”①，“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②。灵州为
宋朝咽喉，“西北要冲”③，“西陲巨屏”④，其地域辽阔，宜农宜牧。“灵武地方千
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⑤。灵州文化发达，人材辈出
，“文臣武将，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⑥。争夺灵州对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意义。对继迁来说，如能攻占灵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
马，长驱南牧”⑦。对宋朝来说，如能守住灵州，“则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
蔽”⑧。如果灵州失守，“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灵州的战略意义极端重要，宋朝政府为了守住该地，早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
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裴济为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让他在那里“谋缉八镇，
兴屯田之利”①，积粟练兵，长期固守；自陕西关中等地运去大批粮食，如太宗命白守
荣、马绍忠率领兵护送陕西刍粮，“分三番抵灵州”②；让大臣就灵州弃守的得失利弊
展开辩论。史载：
“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弃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
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③。
但实际上大臣们发表的意见，并非只有上述三种。经过激烈的辩论，宋政府权衡利弊得
失，最后决定“固守灵州”，推行“联蕃制夏”之策。即联合凉州吐蕃、甘州回鹘，以
及贺兰山的大凉、小凉和秦陇以西诸戎④等等，要求他们配合宋政府讨伐继迁；增兵灵
州。如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张凝为副都部
署，率领步骑6万，增援灵州⑤。
正当赵宋君臣在灵州弃守问题上犹豫不决，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行动迟缓之时，李继
迁早已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夺取灵州的战斗。
李继迁夺取灵州的战争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996年（太宗至道二年）。这一年的五月，李继迁率领1万余人，进攻灵州
。宋太宗为了守住灵州，“躬自谋度，未尝宁息”①。他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
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灵州。命李继隆出兵环州，范廷召出兵延州（今陕
西延安市），王超出兵夏州，丁罕出兵庆州，张守恩出兵麟州，但进军的结果，因“请
将失期，士卒困乏，相继引还”②。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虽然未能成功，但由于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乱，坚守有方，“间出
兵击贼，卒全其城”③。说明继迁首次攻取灵州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次是公元997年（至道三年）。这一年的十月，李继迁再次进攻灵州，被合河都部署
杨琼所击退。但这次战争仅见于《宋史·真宗本纪》，《宋史·杨琼传》、《宋史·夏
国传》均不见于记载，可见其规模不大。
李继迁鉴于两次攻取灵州失利，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对灵州的进攻，而将他的主力用于扫
清灵州外围的战斗，即夺取清远军与怀远城。
李继迁于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九月，攻占清远军，接着又于同年十月攻占怀远城。
从而使灵州陷入孤立无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第三次灵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002年（咸平五年）。这年三月，李继迁下令“大集蕃部
”，包围灵州，并切断灵州粮道，灵州危在旦夕。知州裴济亲写血书，十万火急，派人
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军讫不至，城遂陷”①。知州裴济以身殉职。
继迁攻占灵州后，鉴于该地地形险要，决定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
。
灵州之战之所以以夏胜宋败，原因之一，是宋军素质下降，缺乏破敌帅才。正如知代州
柳开所指出：
“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
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②。
说明灵州之战，宋方之所以失败，与士兵缺乏训练，以及朝廷缺乏运筹帏幄的谋臣和决
胜千里之外的猛将，有着很大的关系。
原因之二，灵州地理位置对宋军固守极端不利。知制诰杨亿上疏在评价灵州地利时指出
：
“（灵州）盖朔方之敌墟，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邈绝诸华，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
，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③。
这种无险可守，在地理上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城，即使守将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长期
固守下去的。
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偿存恤以激励将士。正如李继和在奏疏中所指出：
“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忧家属之窘匮，外忧奸邪
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
欲其奋不顾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尝未厚、恩未深也。尝厚则人无顾内之忧，
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①。
如果能厚偿存恤，本可以激励灵州官兵奋勇抵抗，众志成城。但灵州粮道断绝，士兵连
吃饭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要想守住灵州，只能是一种幻想。
灵州之战对于宋夏双方大体上有如下作用与影响。
第一，灵州之战是李继迁由弱变强的转折点。“灵州初临于赵保吉，从此西夏遂成强敌
”②。
第二，使一些党项羌人对宋怀有二心，时叛时服。“自灵武失守，绥银割弃，中国所得
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③。
第三，使宋沿边的一些熟户转向继迁。“今朔方陷没，所虑缘边蕃族中有从来二心者，
因此转更扇惑熟户，改令向背，贼迁因而乘之，为患非浅”④。
第四，使宋退保环庆，设防关中。由于灵州失守，关中受到威胁，宋政府只好“益兵备
关中”⑤，并于永兴军设正副都总管来统帅关中军队。
第五，使贡路断绝。如回鹘向宋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但这条贡路却因继迁
攻占灵州而中断。“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⑥。
关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性质，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西夏的兴起有封
建王朝内部地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性质，也有民族起义和农牧民起义的性质。只承认前者
必然要否定各族人民反民族压迫和反封建剥削的正义性。反之，过份强调后者，又将忽
视少数民族地主阶级野心家制造分裂割据的罪恶”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继迁的抗宋斗
争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②。
我认为李继迁所进行的对宋战争纯粹是一场具有封建王朝内部统治阶级分裂割据性质的
战争，并无正义之可言。
首先，李继迁所处的时代是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迅速过渡的时期。战争是政治的延
续。其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决不是什么为了反对赵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自卫
战争，而是代表党项封建农牧主贵族的利益，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其
具体目的有二：其一，为了“兴复故土”，“成霸王之业”。前者表现在向太宗上表：
“乞取残破夏州，奉拓跋氏祭氏”③。后者表现在继迁攻占灵州之后，立即改州为府，
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然后统一河西，向东发展，同宋争霸。“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④，表明李继迁对宋战争
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同宋、辽争霸天下。其斗争实质是宋夏两
个统治集团为争夺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剥削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区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是掠夺性的战争还是非掠
夺性的战争。“凡是掠夺性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凡是反掠夺性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①
。在李继迁对宋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宋朝统治者血洗党项族帐的掠夺压迫
情况。如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
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②；但另方面，李继迁对宋同样奉行了一条
“寇掠”的错误政策。“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侵掠诸民，焚积聚”③
。在近20年中，继迁掳去宋朝沿边人口、牛羊以万计。既然李继迁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
掠夺性的战争，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而是一场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的斗争
。
第三，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一切
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④。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
争，不仅使宋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民的利益，对党项社会的发
展是不利的。“馈饷劳扰，民不堪命”⑤，“蕃部被役者怨”⑥，“死亡创痍者相半”
⑦，“银、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相望，下多咨怨”⑧。这些
，充分说明李继迁所领导的对宋战争，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夏州地方政权，使党项族自
立于民族之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并不具有正义性，更谈不上是一场
具有农牧民起义性质的战争。
四、发展社会经济
李继迁在积极用武力扩张已经不够的领土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予了足够的
重视。在李继迁统治时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十分重视。
李继迁在攻取灵州时，就注意“缮城浚濠，练兵积粟”①。他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围困灵
州，一面命令士兵就地屯种。“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辟之”②。
其具体的屯田情况是：
“（继迁）以五万骑攻城（指灵州城），城中兵不出战，据其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
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大定间，为屯田计，垦辟耕耘，骚扰日甚”③。
据此可知，其屯田性质为军屯，目的在于长期围困灵州，并最终夺取灵州。
其次，对水利灌溉也很重视。灵州旧有秦家、汉延、唐律三渠，继迁鉴于“去岁（指公
元1002年）伤旱，禾麦不登”，下令修筑黄河堤坝，“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④。
此外，李继迁为了满足其统治境内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在未经
宋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于赤沙（今宁夏盐池县西北）、骆驼路（今陕西神木县
北），“各置会贸易”⑤，这里的“会”是一种定期市场。赤沙、骆驼路（一作口）“
为灵夏二州蕃族屯聚处”。李继迁置“会”的作用有二：其一，可以引诱宋朝沿边熟户
归服自己。“于是归者日众，中国（宋朝）禁之不止”①；其二，对于加强宋夏经济文
化交流，改善其境内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攻占凉州
李继迁攻占灵州之后，声威大振，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断向外扩展，宋真宗在此形势
下，派张崇贵等与继迁议和，“割河西银、夏五州与之”②。至此，李继迁梦寐以求的
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宿愿，已完全实现。但恢复祖宗基业，并非李继迁
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不断扩充疆土，建立西夏国家，与宋辽争霸。因此，继迁在
攻占灵州后，旋即东攻麟州，未能攻下，于是回军西向，跨过黄河，越过贺兰山，向凉
州进军，从而揭开了宋夏争夺河西走廊战争的序幕。
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县。唐时置凉州，五代时号称西凉府，宋因之。凉州居住着吐蕃各部
，其文化素养较高。“且西凉蕃部多华人子孙，倒会汉言，颇识文字”③。北宋统治者
鉴于“蕃部族盛兵多”，其军事力量比较强大，为了“藉西凉为腹背攻制”④，早已与
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结成联盟，并派丁惟清为西凉知府，与吐蕃首领共同治理西凉，
从而加强了对西凉的管理，使潘罗支成为李继迁的劲敌。
李继迁为了拔除这个钉子，比较顺利地一举攻下凉州，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即
集中兵力于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北），扬言自骆驼口、车廂峡等路进攻宋朝
的环州、庆州，而暗中却将他的军队开往凉州。正如宋真宗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必攻
略西蕃而声言入寇者也”①。这一着棋果然出奇制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公元1003年（咸平六年）十一月，李继迁进攻西凉府，杀知府丁惟清，并改府为州。
李继迁攻占凉州，对于巩固夏州地方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正如吴广成
所指出：
“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
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②。
说明凉州也同灵州一样，对西夏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李继迁攻占凉州之后，不免志骄意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凉州吐蕃六谷族大首领潘罗
支，联合者龙族，事先设下埋伏，然后伪装愿意归降，并请继迁亲自前去受降，继迁与
其谋士张浦等商议是否接受投降。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有诈。他道：
“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
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继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驳道：
“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有？况/TITLE>杀降不详，尔勿疑，以阻向化
之心”①。
继迁推诚不疑，欣然前往，结果遭到伏兵的突然袭击，大败奔回，“至灵州界三十井死
”。时为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正月二日，终年42岁，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其统一
河西的未竟事业，由其子德明、孙元昊相继完成。
六、对李继迁的评价
总之，继迁初步统一党项羌诸部，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以及发展商业贸易，对于
巩固重建的夏州政权，使党项羌族自立于民族之林，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境内
人民的生活，无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至于继迁代表党项农牧主的利益，为了满足他们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欲，不断对宋发动掠
夺性的战争，既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党项人民带来了危害，因此，是应当
否定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李继迁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在西夏的历史上，仍然是一
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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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3。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卷46，《水洛城》。
④ 《西夏书事》卷3。
⑤ 《西夏书事》卷3。
⑥ 《宋史》卷485《西夏传上》。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宋史》卷268，《王显传》。
② 《西夏书事》卷5。
③ 《文献通考》卷334，《四裔考》。
④ 《西夏书事》卷4。
⑤ 彭百川：《太平事迹统类》卷2。
⑥ 《西夏书事》卷5。
⑦ 《西夏书事》，卷6。
① 《西夏书事》卷5。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② 同上。
③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同上。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④ 《西夏书事》卷4。
⑤ 《辽史》卷82，《耶律德威传》。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5。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② 《西夏书事》卷7。
③ 《宋史》卷266，《李至传》。
④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⑤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戌午。
⑥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⑦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⑧ 《宋史》卷205，《杨亿传》。
⑨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① 《宋史》卷308，《裴济传》。
② 《宋史》卷277，《宋太初传》。
③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④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之16。《宋史》卷6，《真宗本纪》。《长
编》卷53，咸平五年十二月己巳。《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
⑤ 《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12月甲午。
① 《长编》卷40，至道二年9月己卯。
② 《宋史》卷283，《夏竦传》。
③ 《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①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
② 《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二月。
③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
① 《宋史》卷257，《李继和传》。
② 《朔方道志》卷2，《舆地志·总论》。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⑤ 《宋史》卷324，《石普传》。
⑥ 《宋史》卷210，《段思恭传》。
①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③ 《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④ 《西夏书事》卷7。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讲演提纲》，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卷9期。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丁酉。
③ 《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⑤ 《西夏书事》卷1。
⑥ 《西夏书事》，卷5。
⑦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① 《宋史》卷279，《周仁美传》。
②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⑤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子。
①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③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④ 《宋会要辑稿》第195册，《方域》21之21。
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月癸未。
② 《西夏书事》卷7。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参阅拙作：《论李继迁》，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第六节 西夏立国基础的奠定
李德明为继迁妻野利氏所生，小字阿移，生于公元981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卒于公
元1032年（仁宗明道元年），享年52岁。史称德明“深沉有器度，多权谋”③，“精天
文，通兵法”①。公元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德明嗣位，时年23岁，称定难军留后
。李德明在位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仅29年），但由于他执行了一条保境息民，发展生产
，同辽、宋友好，以及统一河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使西夏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
而为西夏国家的建立进一步制造了条件。
一、与宋缔结和约，保境息民
公元1005年（真宗景德二年）春，宋政府在同李继迁长期进行战争后，决心改变对西夏
实行“姑务羁縻，以缓战争”②的方针，即实行罢兵息民，以财货爵禄笼络西夏统治者
，并主动向德明提出了媾和条件：
“许德明以定难军节度、西平王；赐金帛缗钱四万、茶二万斤（按此数有误。据吴天墀
先生《西夏史稿》增订本408页—409页的分析与考证，准确的数字应是银万两、绢万匹
、钱二万贯、茶二万斤）；给内地节度俸；听回图往来；放青盐禁，凡五事。而令德明
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送略去官吏；尽散蕃汉兵及质口；封境之上有
侵扰者禀朝旨，凡七事。”
即宋保证做到封德明为王，给他金帛缗钱等五项，同时要求德明做到归还灵州，遣子弟
宿卫等七条，作为交换条件。这些条件德明同意其中大部分，“惟以子弟人质及纳灵州
为难”，因为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和以子弟入质，因此，真宗也就取消了向西夏开放青
盐的禁令。“故亦禁如旧”③。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于公元1006年（景
德三年）九月，正式签订了和约。
这个和约的签订并非偶然，从西夏方面看，德明之所以同意签订和约，原因有三：第一
，与夏州政权因李继迁长期对宋战争而陷入困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贼境艰窘，惟劫掠
以济，又藉夏、银、宥州民之丁壮徙于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①；第二，与继迁
临终遗嘱有关。“李继迁兵败，为潘罗支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嘱其子德明必归宋曰：
‘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卒，德明纳款”②。说明同宋和
解是继迁临终前就已商议好的既定方针。德明同意签订和约，只不过是对那个既定方针
的贯彻执行，即所谓“表守遗言，誓修职贡”③罢了；第三，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
”有关。由于“澶渊之盟”的订立，使西夏暂时失去了政治上的声援。如果德明继续对
宋战争，将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④。
从宋朝方面看，这个和约的条款，虽然是宋方主动提出，但并非一帆风顺。如知镇戎军
曹玮就曾提出反对意见。曹玮上疏云：
“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边不解甲，使中国西顾而忧。今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擒灭，后
更盛强难制。愿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阙下，复以河南为郡县，时不可失”。
只因“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寝其书不报”⑤。也就是说，当时宋真宗已经定下了同西
夏和解的决心才算作罢。因此，这个和约的签订，是宋主和派战胜主战派的产物。
景德二年的和约，是宋夏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和约。这个和约给夏州地方政权带来了一个
相对的和平环境，它对医治李继迁所造成的战争创伤，巩固夏州政权，以及发展社会经
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同宋缔结和约后，德明为了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夏州政权，一方面接受宋朝对
他的加官晋爵，当一名“不侵不叛之臣”①。如公元1006年（景德三年）十月，“宋以
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俸如内地”②。德明欣然接受；另方面，德明一
刻也没有忘记主动向辽讨封，同辽继续保持联盟关系。“辽夏遣金吾卫上将军肖孝诚赍
玉册金印，册为尚书令、大夏国王”③。同宋缔结和约，接受其册封，可以通过朝贡贸
易等途径，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而同辽继续结成联盟，接受辽的册封，不仅可以得
到辽的政治上的声援，增加对宋讨价还价的砝码，而且对于消除其统治境内少数民族因
继迁之死而产生的观望、惊疑之心，也起了一定的安定作用。史载：
“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守言：‘国家疆宇虽廓，自
西凉扰乱，先王（继迁）被害，蕃人惊疑，若不假北朝（辽）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
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册封。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待
保宁加礼回’”①。
表明德明主动讨封，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内外形势的需要。
德明在接受宋辽册封的同时，为了稳定其内部，还加强了他的统治机构，尤其注重对军
事指挥机构的健全。史载：
“以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
。刘仁勖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都知蕃落使，白文寿、贺守文都知兵马使，何宪、
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旻等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
使，其余升赏有差”②。
从这份对官吏任命、安置的名单看，不仅可以看出德明对人才的重视和重用，而且还能
看出其苦心经营的具有蕃汉联合统治性质的夏州地方政权，在继迁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
的发展。
二、西攻回鹘，南击吐蕃
李德明在其统治期间，一方面十分注意其内部的安定，搞好同宋辽的关系；另方面，为
了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还竭尽全力西攻回鹘，南击吐蕃，为夺取河西走廊地区
而“经谋不息”③
回鹘又称回纥，即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北宋初年，回鹘可分为甘州、沙州、西州数种
，其中以甘州回鹘地近西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北）回鹘是河西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
，其族分布范围较广，并有一支精锐的军队。“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
，甲马甚精习”①。境内水草丰美，宜农宜牧，除盛产良马外，还产玉器、镔铁、剑甲
、琉璃器等，早为继迁、德明所垂涎和觊觎。
德明为了夺取甘州，先后五次调兵遣将，简要战况如下：
公元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德明命张浦率领骑兵数千攻打甘州，其可汗夜落纥
（一作隔）出兵抵御，张浦不能取胜。同年三月，又命万子等军主率领本族之兵，准备
偷袭甘州，不料中了回鹘的埋伏，死伤惨重，惟万子军主落荒遁走。
公元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德明再派张浦率领精锐骑兵2万攻打甘州，可汗夜落
纥亲自率军抵御，双方相持近半月，甘州守将翟符守荣乘夜突然袭击，张浦大败而回。
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攻打甘州，因白天见恒星，占卜不吉，大惧而还。
公元1028年（天圣六年）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独引兵袭破回鹘夜落隔可汗王，夺甘
州”②。
由于“甘州城为边徼重地”，形势险要。“东据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
”，因此，德明取之，如虎添翼。“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
矣”③。
在德明攻下甘州后，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王贤顺，深感西夏势力强大，于公元1030
年（天圣八年）主动“以千骑降于夏”④。
南去吐蕃，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征服河西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凉州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用假投降的妙计，使继迁中
箭身死。不久，潘罗支也被党项部落迷般嘱部和日逋吉罗丹部所谋杀。潘罗支死后，吐
蕃大首令折逋游龙钵等率部归服德明，但六谷部首领厮铎督（潘罗支弟）继续与德明对
抗，在这种形势下，一场夏州统治者与厮铎督争夺凉州的战争便成为不可避免了。德明
出兵攻打凉州，首尾三次，战况如下：
公元1007年（宋景德四年）九月，德明亲自率兵屯境上，准备攻打凉州，结果由于甘州
回鹘增援凉州，厮铎督早已严阵以待，只好收兵作罢。
公元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德明派军校苏守信率军攻打西蕃乞当族，厮铎督会
合吐蕃各族共同抵御，苏守信大败而还。
公元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派兵攻占凉州，掳掠吐蕃
族帐100余，斩首300级，并夺走了很多马匹。
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九月，德明命元昊攻打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
”。①至此，德明从回鹘手中最终夺取了凉州。
德明攻占凉州比夺取甘州的战略意义似乎更大。清人吴广成指出：
“西凉南界横山，西通西域，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德明立国兴、灵，不得
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②。
德明对甘州、凉州的用兵，首尾26年（公元1007—1032年），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夺取甘凉，便可“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
精兵”，从而大大加强了夏州政权的军事实力；其次，夺取甘、凉，降服瓜州王贤顺，
从而扩大了统治地盘，初步征服了河西，为其子元昊进一步彻底统一河西，称帝建国，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发展社会经济
自德明与宋议和到元昊称帝建国前的30多年里，由于西夏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加上
德明对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因此，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德明时期的西夏农业同继迁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仁宗时，范仲淹在其著
名的《答赵元昊书》中指出：
“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忝云合”①。
说明德明时期，西夏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农耕化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了一步。
其次，通过向宋朝朝贡，一方面可以得到大量回赐，同时利用朝贡之便大搞贸易活动。
“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②。在德明统治期间，“贡献之使，岁时不绝”③”自公元
1005年（真宗景德二年），至公元1029（仁宗天圣七年）15年间，进贡十次（其中景德
三年四次，景德四年二次）。其贡品主要是马，其次为骆驼；宋朝回赐主要为器币，其
次为袭衣、金带等最高统治者生活用品①。
德明所遣贡使，除在宋首都开封公开进行正当贸易之外，还非法贩卖私物，逃避税收。
“赵德明进奉人挟带私物，规免市征，望行条约”②
这些贡使一入宋境，便在其来往路上，以马同当地老百姓进行贸易。“夏进奉使入边，
辄鬻其所乘马，边人以价值贱，争市之，于是使者带马日多”③。这种未经许可的贸易
，对当地居民的骚扰时有发生。“夏州贡使，在道市物颇扰民，真宗诏所在有司严示约
束”④。
除朝贡是一种变相贸易外，在宋沿边离西夏较近之处，还设有固定的贸易场所，叫做榷
场。如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保安军榷场刚一建立，德明便迫不及待地“请许
蕃民赴保安军榷场贸易，从之”⑤。反映了西夏同宋发展贸易的迫切性。
除了公开进行榷场贸易外，德明还派人于宋夏边境偷偷贩卖违禁品。如公元1009年（大
中祥符二年），“德明多遣人赍违禁物，窃市于边”50000497_0089_5⑥。当时宋朝规定
的违禁品计有青盐、铜铁、钱币、粮食、书籍，等等。
德明不仅大力鼓励支持西夏人同宋进行公开的和非法的贸易，而且对于途经西夏境内的
西域和各国东来的贡使和商人，进行勒索和邀劫。如“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
绵、毛氎（die迭）、狨（同绒róng）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wònō袜纳
）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其人善造宾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
中国’（宋朝）、契丹之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
之”①。这种恶劣的勒索行径，迫使西域商人取道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大食贡使改
行海道，从而对河西走廊的中西交通，起了终止和破坏的作用。
德明时期宋夏贸易的兴盛，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首先，通过贸易，积聚“赀财无
算”②，为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其次，通过贸易，实行了经
济文化交流，对于提高党项民族乃至整个西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对于西夏的汉化（
即封建化），无疑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立元昊为太子
李德明用武力开疆扩土，初步统一了河西，又利用其统治境内比较安定，发展了社会经
济，在此大好形势下，德明开始讲究排场，注重享乐，名义上虽然还没有当皇帝，但实
际上却在尽力将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形像。
李德明早在公元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为了迎接安置宋朝使者，开始修建驿馆
，于“绥、夏各建馆舍，恭伺王人”③。两年之后，即公元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
在契丹册封他为夏国王的情况下，德明役民夫数万于傲子山（在今延川西），大修宫室
，“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①。公元1019年（天禧二年）十月，德明鉴于怀远镇（
原属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形势险要，“怀远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
其东南，西平（灵州）为其障蔽”②，于是派贺承珍督役民夫，筑城徙居，大建门阙、
宫殿、宗庙、官署等等，改称兴州，并以此为都城。怀远城的修建，为此后西夏社会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
李德明在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的同时，“大赦国中”③并于公元1028年（天圣六年）以
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册立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后。同时为元昊向辽
请婚，辽兴宗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下嫁元昊。并给其父继迁上尊号曰太祖应运法天神
智仁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公元1013年（大中祥符六年），李德明出行延州境
北的■子山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俨然中原帝王气派，即使宋朝使者到来，也
毫无顾忌。史载：
“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輶始出钱馆，已更赭袍，鸣鞭鞘鼓，吹导还
宫，殊无畏避”④。这些，充分说明李德明虽然名义上还没有称帝，但在实际上已经过
了皇帝的瘾。
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十月，德明卒，葬于嘉陵。元昊称帝后，追谥其为光圣皇帝
，庙号太宗，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
五、对李德明的评价
德明生当西夏由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激剧过渡时期，在西夏人民饱受战争灾难的形
势下，坚决同宋议和，休兵息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同宋开展各种渠道的贸易，
从而发展了西夏的社会经济，积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多少改善了西夏人的
生活。至于夺取甘州、凉州，初步统一河西，不仅扩大了统治地盘，而且由于获得了吐
蕃健马和回鹘精兵，从而壮大了军事力量。这些，对于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把夏州
地方政权进一步发展成为西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人吴广成在评价李德明时指出：
“德明当西凉大创之后，诸戎叛涣之初，……表守遗言，誓修职贡，朝聘之使，往来如
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殆所谓识时务者耶。迨
使俸赐既赡，兵力亦完，然后东战契丹，南扼苍耳，北城怀远，西拔甘、凉，粟支数年
，地扩千里，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呜呼
！虽曰偏据，亦云伟矣”①。
吴广成这段言简意赅的评语，对于作为西夏立国的奠基人——李德明顺应历史发展的趋
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党项民族进步和西夏社会发展的措施所进行的赞扬，大体上不失
为平允和中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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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西夏书事》卷8。
① 《西夏书事》，卷9。
②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庚申。
③ 《宋史》卷466，《张崇贵传》。
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九月壬辰。
② 《宋史》卷282，《向敏中传》。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④ 《宋史》卷281，《论赞》。
⑤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辛亥。
①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8。
② 《西夏书事》卷8。
③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 《宋史》卷490，《回鹘传》。
② 《宋会要辑稿》第190册，《方域》8之29。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0。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①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
②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①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七之六。《长编》卷65。《宋史》卷485。《
夏国传上》。《西夏书事》卷10、11。
② 《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乙未。
③ 《西夏书事》卷10。
④ 同上书，卷9。
⑤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⑥ 《长编》卷71，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己卯。
① 《西夏书事》卷15。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③ 《西夏书事》卷9。
① 同上。
② 《西夏书事》卷10。
③ 《西夏书事》卷5。
④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① 《西夏书事》卷11，《论赞》。
② 参阅拙作：《略论李德明》，载《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李德明为继迁妻野利氏所生，小字阿移，生于公元981年（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卒于公
元1032年（仁宗明道元年），享年52岁。史称德明“深沉有器度，多权谋”③，“精天
文，通兵法”①。公元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德明嗣位，时年23岁，称定难军留后
。李德明在位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仅29年），但由于他执行了一条保境息民，发展生产
，同辽、宋友好，以及统一河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使西夏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
而为西夏国家的建立进一步制造了条件。
一、与宋缔结和约，保境息民
公元1005年（真宗景德二年）春，宋政府在同李继迁长期进行战争后，决心改变对西夏
实行“姑务羁縻，以缓战争”②的方针，即实行罢兵息民，以财货爵禄笼络西夏统治者
，并主动向德明提出了媾和条件：
“许德明以定难军节度、西平王；赐金帛缗钱四万、茶二万斤（按此数有误。据吴天墀
先生《西夏史稿》增订本408页—409页的分析与考证，准确的数字应是银万两、绢万匹
、钱二万贯、茶二万斤）；给内地节度俸；听回图往来；放青盐禁，凡五事。而令德明
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送略去官吏；尽散蕃汉兵及质口；封境之上有
侵扰者禀朝旨，凡七事。”
即宋保证做到封德明为王，给他金帛缗钱等五项，同时要求德明做到归还灵州，遣子弟
宿卫等七条，作为交换条件。这些条件德明同意其中大部分，“惟以子弟人质及纳灵州
为难”，因为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和以子弟入质，因此，真宗也就取消了向西夏开放青
盐的禁令。“故亦禁如旧”③。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于公元1006年（景
德三年）九月，正式签订了和约。
这个和约的签订并非偶然，从西夏方面看，德明之所以同意签订和约，原因有三：第一
，与夏州政权因李继迁长期对宋战争而陷入困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贼境艰窘，惟劫掠
以济，又藉夏、银、宥州民之丁壮徙于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①；第二，与继迁
临终遗嘱有关。“李继迁兵败，为潘罗支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嘱其子德明必归宋曰：
‘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卒，德明纳款”②。说明同宋和
解是继迁临终前就已商议好的既定方针。德明同意签订和约，只不过是对那个既定方针
的贯彻执行，即所谓“表守遗言，誓修职贡”③罢了；第三，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
”有关。由于“澶渊之盟”的订立，使西夏暂时失去了政治上的声援。如果德明继续对
宋战争，将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④。
从宋朝方面看，这个和约的条款，虽然是宋方主动提出，但并非一帆风顺。如知镇戎军
曹玮就曾提出反对意见。曹玮上疏云：
“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边不解甲，使中国西顾而忧。今方其国危子弱，不即擒灭，后
更盛强难制。愿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阙下，复以河南为郡县，时不可失”。
只因“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寝其书不报”⑤。也就是说，当时宋真宗已经定下了同西
夏和解的决心才算作罢。因此，这个和约的签订，是宋主和派战胜主战派的产物。
景德二年的和约，是宋夏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和约。这个和约给夏州地方政权带来了一个
相对的和平环境，它对医治李继迁所造成的战争创伤，巩固夏州政权，以及发展社会经
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同宋缔结和约后，德明为了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夏州政权，一方面接受宋朝对
他的加官晋爵，当一名“不侵不叛之臣”①。如公元1006年（景德三年）十月，“宋以
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俸如内地”②。德明欣然接受；另方面，德明一
刻也没有忘记主动向辽讨封，同辽继续保持联盟关系。“辽夏遣金吾卫上将军肖孝诚赍
玉册金印，册为尚书令、大夏国王”③。同宋缔结和约，接受其册封，可以通过朝贡贸
易等途径，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而同辽继续结成联盟，接受辽的册封，不仅可以得
到辽的政治上的声援，增加对宋讨价还价的砝码，而且对于消除其统治境内少数民族因
继迁之死而产生的观望、惊疑之心，也起了一定的安定作用。史载：
“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守言：‘国家疆宇虽廓，自
西凉扰乱，先王（继迁）被害，蕃人惊疑，若不假北朝（辽）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
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册封。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待
保宁加礼回’”①。
表明德明主动讨封，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内外形势的需要。
德明在接受宋辽册封的同时，为了稳定其内部，还加强了他的统治机构，尤其注重对军
事指挥机构的健全。史载：
“以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
。刘仁勖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都知蕃落使，白文寿、贺守文都知兵马使，何宪、
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旻等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
使，其余升赏有差”②。
从这份对官吏任命、安置的名单看，不仅可以看出德明对人才的重视和重用，而且还能
看出其苦心经营的具有蕃汉联合统治性质的夏州地方政权，在继迁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
的发展。
二、西攻回鹘，南击吐蕃
李德明在其统治期间，一方面十分注意其内部的安定，搞好同宋辽的关系；另方面，为
了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还竭尽全力西攻回鹘，南击吐蕃，为夺取河西走廊地区
而“经谋不息”③
回鹘又称回纥，即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北宋初年，回鹘可分为甘州、沙州、西州数种
，其中以甘州回鹘地近西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北）回鹘是河西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
，其族分布范围较广，并有一支精锐的军队。“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
，甲马甚精习”①。境内水草丰美，宜农宜牧，除盛产良马外，还产玉器、镔铁、剑甲
、琉璃器等，早为继迁、德明所垂涎和觊觎。
德明为了夺取甘州，先后五次调兵遣将，简要战况如下：
公元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德明命张浦率领骑兵数千攻打甘州，其可汗夜落纥
（一作隔）出兵抵御，张浦不能取胜。同年三月，又命万子等军主率领本族之兵，准备
偷袭甘州，不料中了回鹘的埋伏，死伤惨重，惟万子军主落荒遁走。
公元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德明再派张浦率领精锐骑兵2万攻打甘州，可汗夜落
纥亲自率军抵御，双方相持近半月，甘州守将翟符守荣乘夜突然袭击，张浦大败而回。
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攻打甘州，因白天见恒星，占卜不吉，大惧而还。
公元1028年（天圣六年）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独引兵袭破回鹘夜落隔可汗王，夺甘
州”②。
由于“甘州城为边徼重地”，形势险要。“东据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
”，因此，德明取之，如虎添翼。“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
矣”③。
在德明攻下甘州后，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王贤顺，深感西夏势力强大，于公元1030
年（天圣八年）主动“以千骑降于夏”④。
南去吐蕃，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征服河西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
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凉州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用假投降的妙计，使继迁中
箭身死。不久，潘罗支也被党项部落迷般嘱部和日逋吉罗丹部所谋杀。潘罗支死后，吐
蕃大首令折逋游龙钵等率部归服德明，但六谷部首领厮铎督（潘罗支弟）继续与德明对
抗，在这种形势下，一场夏州统治者与厮铎督争夺凉州的战争便成为不可避免了。德明
出兵攻打凉州，首尾三次，战况如下：
公元1007年（宋景德四年）九月，德明亲自率兵屯境上，准备攻打凉州，结果由于甘州
回鹘增援凉州，厮铎督早已严阵以待，只好收兵作罢。
公元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德明派军校苏守信率军攻打西蕃乞当族，厮铎督会
合吐蕃各族共同抵御，苏守信大败而还。
公元1016年（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派兵攻占凉州，掳掠吐蕃
族帐100余，斩首300级，并夺走了很多马匹。
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九月，德明命元昊攻打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
”。①至此，德明从回鹘手中最终夺取了凉州。
德明攻占凉州比夺取甘州的战略意义似乎更大。清人吴广成指出：
“西凉南界横山，西通西域，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德明立国兴、灵，不得
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②。
德明对甘州、凉州的用兵，首尾26年（公元1007—1032年），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夺取甘凉，便可“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
精兵”，从而大大加强了夏州政权的军事实力；其次，夺取甘、凉，降服瓜州王贤顺，
从而扩大了统治地盘，初步征服了河西，为其子元昊进一步彻底统一河西，称帝建国，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发展社会经济
自德明与宋议和到元昊称帝建国前的30多年里，由于西夏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加上
德明对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因此，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德明时期的西夏农业同继迁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仁宗时，范仲淹在其著
名的《答赵元昊书》中指出：
“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忝云合”①。
说明德明时期，西夏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农耕化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了一步。
其次，通过向宋朝朝贡，一方面可以得到大量回赐，同时利用朝贡之便大搞贸易活动。
“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②。在德明统治期间，“贡献之使，岁时不绝”③”自公元
1005年（真宗景德二年），至公元1029（仁宗天圣七年）15年间，进贡十次（其中景德
三年四次，景德四年二次）。其贡品主要是马，其次为骆驼；宋朝回赐主要为器币，其
次为袭衣、金带等最高统治者生活用品①。
德明所遣贡使，除在宋首都开封公开进行正当贸易之外，还非法贩卖私物，逃避税收。
“赵德明进奉人挟带私物，规免市征，望行条约”②
这些贡使一入宋境，便在其来往路上，以马同当地老百姓进行贸易。“夏进奉使入边，
辄鬻其所乘马，边人以价值贱，争市之，于是使者带马日多”③。这种未经许可的贸易
，对当地居民的骚扰时有发生。“夏州贡使，在道市物颇扰民，真宗诏所在有司严示约
束”④。
除朝贡是一种变相贸易外，在宋沿边离西夏较近之处，还设有固定的贸易场所，叫做榷
场。如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保安军榷场刚一建立，德明便迫不及待地“请许
蕃民赴保安军榷场贸易，从之”⑤。反映了西夏同宋发展贸易的迫切性。
除了公开进行榷场贸易外，德明还派人于宋夏边境偷偷贩卖违禁品。如公元1009年（大
中祥符二年），“德明多遣人赍违禁物，窃市于边”50000497_0089_5⑥。当时宋朝规定
的违禁品计有青盐、铜铁、钱币、粮食、书籍，等等。
德明不仅大力鼓励支持西夏人同宋进行公开的和非法的贸易，而且对于途经西夏境内的
西域和各国东来的贡使和商人，进行勒索和邀劫。如“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
绵、毛氎（die迭）、狨（同绒róng）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wònō袜纳
）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其人善造宾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
中国’（宋朝）、契丹之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
之”①。这种恶劣的勒索行径，迫使西域商人取道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大食贡使改
行海道，从而对河西走廊的中西交通，起了终止和破坏的作用。
德明时期宋夏贸易的兴盛，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首先，通过贸易，积聚“赀财无
算”②，为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其次，通过贸易，实行了经
济文化交流，对于提高党项民族乃至整个西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对于西夏的汉化（
即封建化），无疑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立元昊为太子
李德明用武力开疆扩土，初步统一了河西，又利用其统治境内比较安定，发展了社会经
济，在此大好形势下，德明开始讲究排场，注重享乐，名义上虽然还没有当皇帝，但实
际上却在尽力将自己装扮成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形像。
李德明早在公元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为了迎接安置宋朝使者，开始修建驿馆
，于“绥、夏各建馆舍，恭伺王人”③。两年之后，即公元1010年（大中祥符三年），
在契丹册封他为夏国王的情况下，德明役民夫数万于傲子山（在今延川西），大修宫室
，“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①。公元1019年（天禧二年）十月，德明鉴于怀远镇（
原属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形势险要，“怀远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
其东南，西平（灵州）为其障蔽”②，于是派贺承珍督役民夫，筑城徙居，大建门阙、
宫殿、宗庙、官署等等，改称兴州，并以此为都城。怀远城的修建，为此后西夏社会经
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
李德明在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的同时，“大赦国中”③并于公元1028年（天圣六年）以
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册立为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后。同时为元昊向辽
请婚，辽兴宗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下嫁元昊。并给其父继迁上尊号曰太祖应运法天神
智仁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公元1013年（大中祥符六年），李德明出行延州境
北的■子山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俨然中原帝王气派，即使宋朝使者到来，也
毫无顾忌。史载：
“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輶始出钱馆，已更赭袍，鸣鞭鞘鼓，吹导还
宫，殊无畏避”④。这些，充分说明李德明虽然名义上还没有称帝，但在实际上已经过
了皇帝的瘾。
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十月，德明卒，葬于嘉陵。元昊称帝后，追谥其为光圣皇帝
，庙号太宗，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
五、对李德明的评价
德明生当西夏由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激剧过渡时期，在西夏人民饱受战争灾难的形
势下，坚决同宋议和，休兵息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同宋开展各种渠道的贸易，
从而发展了西夏的社会经济，积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多少改善了西夏人的
生活。至于夺取甘州、凉州，初步统一河西，不仅扩大了统治地盘，而且由于获得了吐
蕃健马和回鹘精兵，从而壮大了军事力量。这些，对于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把夏州
地方政权进一步发展成为西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人吴广成在评价李德明时指出：
“德明当西凉大创之后，诸戎叛涣之初，……表守遗言，誓修职贡，朝聘之使，往来如
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塞垣之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殆所谓识时务者耶。迨
使俸赐既赡，兵力亦完，然后东战契丹，南扼苍耳，北城怀远，西拔甘、凉，粟支数年
，地扩千里，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呜呼
！虽曰偏据，亦云伟矣”①。
吴广成这段言简意赅的评语，对于作为西夏立国的奠基人——李德明顺应历史发展的趋
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党项民族进步和西夏社会发展的措施所进行的赞扬，大体上不失
为平允和中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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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西夏书事》卷8。
① 《西夏书事》，卷9。
②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庚申。
③ 《宋史》卷466，《张崇贵传》。
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九月壬辰。
② 《宋史》卷282，《向敏中传》。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④ 《宋史》卷281，《论赞》。
⑤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辛亥。
①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8。
② 《西夏书事》卷8。
③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 《宋史》卷490，《回鹘传》。
② 《宋会要辑稿》第190册，《方域》8之29。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0。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①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
②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①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七之六。《长编》卷65。《宋史》卷485。《
夏国传上》。《西夏书事》卷10、11。
② 《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乙未。
③ 《西夏书事》卷10。
④ 同上书，卷9。
⑤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⑥ 《长编》卷71，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己卯。
① 《西夏书事》卷15。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③ 《西夏书事》卷9。
① 同上。
② 《西夏书事》卷10。
③ 《西夏书事》卷5。
④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① 《西夏书事》卷11，《论赞》。
② 参阅拙作：《略论李德明》，载《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第一节 “尚武重法”立国方针的确立
一、元昊其人
元昊生于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五日。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元昊
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据王静如先生的考证“理”应为“埋”）。
因此，“嵬埋”二字，意即“珍惜富贵”。元昊长相英俊，身长5尺有余，“圆面高准”
，即圆圆的脸蛋，高高的鼻子。“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①。案
上常置法律著作，供随时翻阅之用。对于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的兵
书，更是手不释卷，潜心研读。元昊平时爱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门
时乘骏马，前用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伞盖相随。另有百余骑兵前后左右
护卫、警戒，以防不测。
元昊24岁时被立为太子。当太子时，就表现出野心勃勃。他劝其父德明背宋自立。德明
告诫道：
“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元昊不以为然，争辩道：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①
元昊父子的这番争论，意义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夏州地方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摆
在德明、元昊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宋称臣纳贡，仍旧割据一隅，维持夏州
地方政权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条是叛宋自立，同宋辽争霸，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
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这种道路，风险很大，前途未卜，但是元昊还是大胆地选
择了后者。
二、“尚武重法”方针的确立
元昊在决定背宋自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紧接着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采用什么
样的立国方针去治理这个国家？在该问题上明显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
用夏变夷”，即所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也就是说，应当变更党项民族固有
的习俗，用中原王朝——唐宋治理国家的那一套办法去治理西夏国家。
但这种意见遭到了以“多学识、谙典故”的野利仁荣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的驳斥。在野
利仁荣看来，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而不能照搬中原王朝
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采用“尚武重法”的方
针。这个方针的内容，用野利仁荣的话去概括，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
，“教民以功利”②。这一立国方针得到了元昊的赞同和采用。
究竟元昊为什么要赞同并采用“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呢？具体地说，大体上有以下三
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驾御酋豪的需要。如众所知，元昊代表党项农牧主贵族及其他各族上层的利益，
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其统治核心，及其所掌握的军队为其主要
支柱的。这些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①。他们拥兵自雄，“各将种落之兵，
谓之一溜”②。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长期过着自给自足，孤立闭塞的牧畜生活。这种闭
塞落后的经济生活往往具有较大的保守性。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党项农、牧主同
广大农、牧民矛盾的加深，这些酋豪为了维护本身的阶级利益，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
“最高统一体”的国家，拥戴一个“恩信孚部落”的党项杰出人物，出任这个国家的至
高无上的皇帝。元昊称帝建国后，向宋仁宗所上的奏疏和嫚书之所以喜形于色和出言不
逊，“元昊为众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③就是以那些党项酋豪
的积极支持，撑腰打气为其背景的。
同时，作为西夏国家的皇帝——元昊，为了获得这些酋豪显贵的拥护和支持，往往千方
百计地笼络他们，同他们联姻，将他们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要害部门，让他们掌握着各
种权力。至于军事大权，自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部被这些酋豪显贵所掌握。
但这些长期盘据一方，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拥兵自雄的酋豪，并非个个俯首听命，元昊为
了驾御他们，让他们效忠于自己，不能不于“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
”④，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对于那些居心叵测胆敢抗命的酋豪，则严惩不贷。所
谓元昊“峻诛杀，数诛诸部大人且尽”①；并非完全由于元昊生性多疑好杀，而是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酋豪，同以元昊为代表的主张革新，“更祖宗之成
规，邈中朝之建置”②，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而激烈的矛盾斗争。
总之，从驾御酋豪需要的角度去考察，元昊之所以赞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实质
上是为了承认诸党项酋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地位。一方面，对于那些表示愿
意效忠于自己的酋豪，尽量加以笼络和重用；另方面，对于那些怀有二心的酋豪，则绳
之以法，甚至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第二，稳定其统治的需要。“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③。元昊统治期间，其境内的
民族约有七种（详总论），在这些民族中，尤其是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族，虽然被元
昊用武力征服，但其酋豪仍然怀有二心，时刻梦想着联宋复辟。史载：
“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川，欲诱之共图元昊，
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
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④。
这表明元昊虽然统一了河西，但因长期割据于此的回鹘、吐蕃势力，仍然盘根错节，根
深蒂固，其酋豪居心叵测，局势很不稳定。在境内民族成分复杂，民风强悍的情况下，
如果不实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那么，要想巩固其统治，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同宋辽抗衡争霸的需要。元昊立国时，四周民族政权林立。其北有大辽，西有高
昌、于阗、龟兹，南有吐蕃、大理，东有宋。尤其是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
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均处于执牛耳的领先地位。元昊早在被立为太子之时，就树
立了同宋辽争霸、逐鹿中原的思想和抱负。尽管元昊有此雄图，如果不以武立国，推行
“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不要说同宋辽争霸将会成为泡影，就是要得到宋朝承认，也
将成为不可能。随着西夏同宋、辽矛盾的激化，一旦同宋、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更是无法稳操胜券，更不要说大获全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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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书事》卷16。
① 《魏书》卷101，《宕昌传》。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5月甲戌。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④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6。
④ 《西夏书事》卷15。参阅《宋史》卷258，《曹琮传》。
一、元昊其人
元昊生于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五日。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元昊
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据王静如先生的考证“理”应为“埋”）。
因此，“嵬埋”二字，意即“珍惜富贵”。元昊长相英俊，身长5尺有余，“圆面高准”
，即圆圆的脸蛋，高高的鼻子。“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①。案
上常置法律著作，供随时翻阅之用。对于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的兵
书，更是手不释卷，潜心研读。元昊平时爱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门
时乘骏马，前用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伞盖相随。另有百余骑兵前后左右
护卫、警戒，以防不测。
元昊24岁时被立为太子。当太子时，就表现出野心勃勃。他劝其父德明背宋自立。德明
告诫道：
“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元昊不以为然，争辩道：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①
元昊父子的这番争论，意义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夏州地方政权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摆
在德明、元昊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宋称臣纳贡，仍旧割据一隅，维持夏州
地方政权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条是叛宋自立，同宋辽争霸，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
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尽管这种道路，风险很大，前途未卜，但是元昊还是大胆地选
择了后者。
二、“尚武重法”方针的确立
元昊在决定背宋自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紧接着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采用什么
样的立国方针去治理这个国家？在该问题上明显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
用夏变夷”，即所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也就是说，应当变更党项民族固有
的习俗，用中原王朝——唐宋治理国家的那一套办法去治理西夏国家。
但这种意见遭到了以“多学识、谙典故”的野利仁荣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的驳斥。在野
利仁荣看来，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而不能照搬中原王朝
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采用“尚武重法”的方
针。这个方针的内容，用野利仁荣的话去概括，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
，“教民以功利”②。这一立国方针得到了元昊的赞同和采用。
究竟元昊为什么要赞同并采用“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呢？具体地说，大体上有以下三
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驾御酋豪的需要。如众所知，元昊代表党项农牧主贵族及其他各族上层的利益，
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其统治核心，及其所掌握的军队为其主要
支柱的。这些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①。他们拥兵自雄，“各将种落之兵，
谓之一溜”②。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长期过着自给自足，孤立闭塞的牧畜生活。这种闭
塞落后的经济生活往往具有较大的保守性。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党项农、牧主同
广大农、牧民矛盾的加深，这些酋豪为了维护本身的阶级利益，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
“最高统一体”的国家，拥戴一个“恩信孚部落”的党项杰出人物，出任这个国家的至
高无上的皇帝。元昊称帝建国后，向宋仁宗所上的奏疏和嫚书之所以喜形于色和出言不
逊，“元昊为众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③就是以那些党项酋豪
的积极支持，撑腰打气为其背景的。
同时，作为西夏国家的皇帝——元昊，为了获得这些酋豪显贵的拥护和支持，往往千方
百计地笼络他们，同他们联姻，将他们安插在中央和地方的要害部门，让他们掌握着各
种权力。至于军事大权，自中央到地方几乎全部被这些酋豪显贵所掌握。
但这些长期盘据一方，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拥兵自雄的酋豪，并非个个俯首听命，元昊为
了驾御他们，让他们效忠于自己，不能不于“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
”④，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对于那些居心叵测胆敢抗命的酋豪，则严惩不贷。所
谓元昊“峻诛杀，数诛诸部大人且尽”①；并非完全由于元昊生性多疑好杀，而是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酋豪，同以元昊为代表的主张革新，“更祖宗之成
规，邈中朝之建置”②，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而激烈的矛盾斗争。
总之，从驾御酋豪需要的角度去考察，元昊之所以赞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实质
上是为了承认诸党项酋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法地位。一方面，对于那些表示愿
意效忠于自己的酋豪，尽量加以笼络和重用；另方面，对于那些怀有二心的酋豪，则绳
之以法，甚至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第二，稳定其统治的需要。“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③。元昊统治期间，其境内的
民族约有七种（详总论），在这些民族中，尤其是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族，虽然被元
昊用武力征服，但其酋豪仍然怀有二心，时刻梦想着联宋复辟。史载：
“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川，欲诱之共图元昊，
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
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④。
这表明元昊虽然统一了河西，但因长期割据于此的回鹘、吐蕃势力，仍然盘根错节，根
深蒂固，其酋豪居心叵测，局势很不稳定。在境内民族成分复杂，民风强悍的情况下，
如果不实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那么，要想巩固其统治，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同宋辽抗衡争霸的需要。元昊立国时，四周民族政权林立。其北有大辽，西有高
昌、于阗、龟兹，南有吐蕃、大理，东有宋。尤其是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
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均处于执牛耳的领先地位。元昊早在被立为太子之时，就树
立了同宋辽争霸、逐鹿中原的思想和抱负。尽管元昊有此雄图，如果不以武立国，推行
“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不要说同宋辽争霸将会成为泡影，就是要得到宋朝承认，也
将成为不可能。随着西夏同宋、辽矛盾的激化，一旦同宋、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更是无法稳操胜券，更不要说大获全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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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书事》卷16。
① 《魏书》卷101，《宕昌传》。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5月甲戌。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④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6。
④ 《西夏书事》卷15。参阅《宋史》卷258，《曹琮传》。
第二节 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公元1032年（宋明道元年）后，元昊为了称帝建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一、改姓立号
元昊废除了中原王朝唐、宋的赐姓——李、赵，改用党项姓“嵬名”，“李、赵赐姓不
足重，自号嵬名称吾祖”①。同时，元昊更名曩霄，自称兀卒。“兀卒”为党项语译音
，意为“青天子”，以示同宋朝皇帝——“黄天子”相区别。
公元1032年，为宋仁宗明道元年。元昊采纳开国谋臣杨守素“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
”②的建议，借口宋明道年号犯了其父德明的讳为理由，下令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
但刚改年号不久，发现开运为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年号，于是又再改元广运
。从此，西夏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
二、建官制
元昊建国前，西夏官制比较简单，仅设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
刺使等职。这些模仿中原王朝的官职，分别由帐（一家一户为一帐）、族的较大首领充
任。到元昊时，由于统一了整个河西，疆域拓大，其统治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
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①。同时，境内民族较多，元昊根据这种状况，为
了适应称帝建国的需要，其中央机构模仿宋朝官制，设立文武两班。皇帝之下设有中书
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
。开封府（借用宋首都开封地方政府之名，实指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衙门）。翊（音奕
）卫司（相当于宋朝的殿前司）管宿卫、戍守及侍卫扈从，官计司管官吏人事调动和补
阙。受纳司管仓储保管和收支。农田司管农田水利和粮食平粜（音跳）事务。群牧司管
马匹饲养、繁殖和交换等。飞龙院管御马供养等。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文思院管
供御仪物及服饰制造。蕃学与汉学是党项贵族子弟及汉官子弟学习文化的教育机关。其
任务是为西夏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材。
中央官职，自中书令、枢密使、御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都可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
。
在中央机构的官职，除了有如上述的汉官名称，还有党项语名称，即史书上所谓的“蕃
号”名称。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领卢、昂星、谟箇、芭
良、鼎利、春约、祝能、印吴、广乐、叶令吴箇、令能、庆唐、磋迈、昂聂、令逊、程
谟、吕厄、僚礼、创祐、阿克泥、德明，等等。
在西夏官制问题上，有的西夏史专家认为，西夏官制除了由党项、汉人均可担任的汉官
之外，还有一套仅限于党项才能充任的“专授蕃职”①，即存在着两套官制，两个系统
。
我认为西夏官制，是一套官制，一个系统，而不存在两套官制，两个系统。其理由如次
：
第一、主张西夏官制的汉官、蕃官两套官制的同志，主要依据是《西夏书事》卷11上的
那段话：
“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
铭，皆以蕃号名之”。
这段话关键的一句是“而其专授蕃职……”。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把蕃职理解为专
门给党项人设立的蕃官蕃职，因为只有党项人才能担任，所以叫做“专授蕃职”，按照
这种理解，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两套官制两个系统的结论。另一种把“蕃职”，理解为“
由党项人担任的官职，（但）以蕃号命名”②。结果得出了一套官制，一个系统的结论
。但两种理解显然以第二种比较正确和科学。因为从全文的内容看，吴广成只说官分文
武班，并未明确指出其官分为汉官和蕃官两套官制。我们如把“专授蕃职”理解为只有
党项人才能担任的蕃官蕃职，则与史实不符。因为西夏的蕃官蕃职并非只有党项人才能
担任。如公元1054年（夏福圣承道四年，宋嘉祐元年）西夏派遣到宋朝的告哀使者是祖
儒嵬名聿则和庆唐徐舜卿，其中庆唐为蕃号官称。徐舜卿为汉人，说明蕃官并非党项人
所专授。同时，党项人可以兼任汉官。如党项人嵬名济乃任夏西南都统。西南都统为汉
官。党项人可以兼任汉官以及汉人也可以担任蕃官的史实，说明了“蕃官”为党项人的
“专授蕃职”的不可信，表明蕃官与汉官本是一套官职两种名称罢了。
第二，西夏的一些蕃官如领卢等明显是汉官的党项语音译。史载：
“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官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程）戡止令称副使不以官，
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①。
这里“领卢”就是枢密的西夏语音译。
第三，作为研究西夏的基本史料，如李焘的《长编》、《辽史·西夏外纪》、《金史·
西夏纪》都只说“官分文武班”，并未说官分蕃官、汉官两个系统。
第四，西夏仁宗仁孝时，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门》记载西夏官
制时，仅罗列了一套汉官，并未记载汉官之外，还有一套蕃官。既然当代人记载当代人
之事没有留下蕃官的记录，那么，蕃官作为一套与汉官并列而存的官制，显然是不大可
能的。
第五，西夏与辽、金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按理在他们的交往中，西夏派往辽、金
的使者应该出现蕃号官名，但西夏蕃官却不见于《辽史》和《金史》的记载。
第六，在夏宋交往过程中，西夏使者并非自始至终都用蕃号官称。这种蕃号官称，据《
宋史·夏国传》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1042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庆历二年）。
但到公元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夏永安元年）乾顺亲政之后，西夏蕃官不再出现于
汉文的记载①。
当然，关于“蕃号”官称，是一个不易搞清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知道
它的含义外，大部分至今很难作出解释。其中有些虽是汉官的党项语音译，有的则不一
定是严格的官职称谓的党项语音译，而是党项贵族首领一种封号或尊称的称呼。如“谟
宁令”，汉译为“天大王”。而野利仁荣被称为“谟宁令”，后官居太尉，十分显然，
“谟宁令”不是党项语音译明矣。
元昊所设立的中央官职，至公元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又有所
发展。其中央机构增加为十六司，用来管理政务，又设“尚书令”以总理庶务。
元昊将地方机构分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通判，县设县令等官。公元1036年（夏广运
三年，宋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占瓜、沙、肃诸州，为了加强这一带回鹘、吐蕃的管
理，还设立了特别的机构——郡和府。“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
②。这里的郡兼理军民。至于宣化府，则是一种管理少数民族的宣抚机关，用以妥善处
理鹘、吐蕃等少数民族事务。
元昊在设置西夏官制之时，虽然参考了宋朝官制，“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③，但并
非完全照搬。同宋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宋为一套官职，一种名称。西夏虽
然也是一套官职，但却有汉蕃两种名称；（二）宋朝官职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自中
央到地方均用汉人担任。而西夏担任汉官者，既有汉人，也有“蕃人”；（三）一些官
职名称与宋名同而实异。如中书令，北宋虽设，但很少真正授官（主要是赠送），形同
虚设，到南宋时干脆废除；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但位于宰相之下。大约相当于宋朝
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乾祐二年）夏五月，以斡道冲为中书令……百僚师贰之
。未几，任为相”①；（四）宋朝的地方官为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有府、军、监，西
夏虽然也实行州县两级制，但在一些比较麻烦的地区还设有专门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郡
和府；（五）宋朝实行官、职、差遣的分离，西夏则完全摒弃了这种混乱的制度；（六
）宋朝官员享有优厚的俸禄，西夏虽有俸禄，但并不优厚。
三、定兵制
公元1036年，元昊在彻底攻占河西地区以后，即着手完善改革各种军事制度。
西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兵制。这是一种征兵制。这
种兵制的特点是以部落为单位，一个部落就是一支武装力量。征兵时以帐（一家为一帐
，相当于一户）为单位派征。大体上男年满15岁叫做成丁，要服兵役。每2丁征取1人为
“正军”，每4丁中抽2人随军服杂役，叫做“负担”，一个负担叫做“一抄”。每个正
军需用二个“负担”。由“正军”与“负担”共同组成的“抄”，是军事组织的最小单
位。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②。
西夏军队的装备，规定凡属“正军”，配给“长生”马、骆驼各1匹，死了要赔偿；团练
使以上：配给帐1幅，马1副，箭500枝、马1匹，骆驼5匹。此外，还发给“旗、鼓、枪、
剑、棍、棓（同棒）、粆袋（粆音shā，粆疑为“■”之异体字。■即炒米、干粮之类
）、披毡、浑脱（水上交通工具）、背索、鍬、钁（同镢jué，刨土工具）、斤、斧、
箭牌，铁爪篱等兵器和军需品；刺史以下：无旗鼓，每人骆驼1匹，箭300支，兵3人。无
帐幕，住在用木架支撑覆盖着毛织物的“幕梁”之中。一般士兵规定3人住一“幕梁”①
。
元昊厘定军制之时，重点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除了组织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还增加了“族外兵”。所谓“族外兵
”，指的在被俘掳的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军队，取名为“撞令郎”，让他们在前
面冲锋陷阵，这样可以减少党项军队的伤亡。
第二，健全军队指挥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驻军的领导。元昊为了便于对军队的管理和
调遣，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
立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其军名和驻地如下：
左厢：
神勇军司——驻夏州弥陀洞（今陕西榆林县东南，一说在明堂川）。
祥祐军司——驻石州（今陕西米脂西北确切地说早期应在绥州，后期移至石州）。
嘉宁军司——驻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
静塞军司——驻韦州（即威州，今宁夏同心县境）。
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在兰州的东北面，实际应在兰州南面的定西城）。
右厢：
卓罗和南军司——驻兰州黄河北岸喀罗川侧。
朝顺军司——驻贺兰山区克夷门（一说在天都山）。
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
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今甘肃敦煌）。
黑水镇燕军司——驻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白马强镇军司——驻娄博贝（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泰兰，一说在盐州，即宁夏盐池县
北）。
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
每个监军司都设有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中央任命党项贵族充任。监军使
之下设有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官，分别由党项人或汉人充任。
第三，除健全军事机构外，还建置了如下兵种：
“铁鹞子”——又叫“铁林”，西夏最著名的骑兵。这种骑兵约有3000人，分为十队，
每队300人，队有队长，担任队长的“皆一时之悍将”①。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元昊除了用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护卫外，还用它来作为冲锋陷阵的“前军”。这支骑兵
装备精良，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坠②。
“擒生军”——一种在战争中专门俘掠生口的军队，计10万人。
“卫戍军”——由党项贵族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计5000人。
“另选豪族善弓马5000人，号‘御园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③。每人每月给俸米2石
。
此外，还有泼喜军。此为西夏的炮兵部队，只有200人。“陟立旋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
拳”①。可知这种炮兵所发出的炮弹为石块。
西夏军队总数为50余万人，其兵力的具体部署大体上是这样：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面
向四周邻国：自河北到午腊蒻（音弱）山驻兵7万以防辽；自河南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
南）白豹、安（西安州）、盐州、罗落、天都山、惟精山一带驻兵5万，防备宋朝的环、
庆、镇戎、原州的军队；左厢宥州路5万人，防备宋朝的鄜、延、麟、府；这两地是专一
防宋的。右厢甘州路驻军3万人，专防西（吐）蕃、回纥（鹘）。
以兴庆府为中心，西北至贺兰山，南至灵州，各驻军5至7万人。即贺兰山5万，灵州5万
，兴庆府7万。从而形成了一条三角线的防御②。这是西夏兵力部署的重点。
此外，在边防部队中，几乎都配备了战斗力很强的横山羌兵，被称之为“山讹”，是边
防军中的主力部队。
西夏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宋朝兵制的影响，但主要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
。大体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征兵制。成年壮丁二丁抽一，并编入军籍。宋朝虽然实行过征兵制，但主要
是募兵制。
第二，全民皆兵。正如宋人滕甫所指出：“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③。
第三，寓兵于农。西夏军队除了“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侍卫军”、
“泼喜”等为常备军队之外，还有大量的召之即来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从事生产、训
练，战时由部落首领点集出征。
第四，监军司分管民户。如左厢神勇分管民户2万余，宥州监军司分管4万余，灵州监军
司分管1万余①，等等。
第五，军队训练有素，军容整肃。史载：
“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
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②。
这同宋军“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③的状况成了显明的对比。
第六，军队指挥机构严密，布防合理。在全国设十二个军区（监军司），分区防守，而
把重点放在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边界。既拱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
，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
四、其他措施
此外，元昊还采取了诸如秃发、建都兴庆、定官民服饰、整理西夏文字、设立蕃学院和
汉字院、建立蕃学、改革礼乐等措施。
公元1032年（夏显道元年）三月，元昊向其统治境内的党项人发布秃发令。即推行党项
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首先带头秃发（即剃光头顶），然后强令党项人
秃发，限期3日，有不执行命令者“许众杀之”①。也就是说，对于不愿秃发者，任何人
都可以将他处死。但西夏秃发，并非自元昊始。早在李德明时即已存在。这从1965年发
掘宁夏石嘴山市属于李德明时期的西夏城址，出土文物有秃发状瓷人头像，即可佐证。
该瓷人头像除头顶施褐色釉外，其余均施白釉②。
公元1033年（显道二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府，更名兴庆，并调动民伕在兴庆府大兴
土木，营建殿宇，扩建宫城。兴庆府的规划布局、建设特点，几乎完全依照唐都长安、
宋都汴京。
在官民服饰上，元昊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关系，元昊采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官民的服装式样
，规定文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红色衣服。武官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
黑漆冠和间起云的金帖、银帖纸冠，等等。其服饰穿紫色旋襴衫，下垂金涂银束带。无
官的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衣服，贵贱等级分明。至于元昊自己的服饰则是“衣白窄
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③。
公元1037年（夏大庆元年），元昊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命大臣野利仁荣
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它系统化、规范化，编撰成12卷。这就是史书上说的“蕃书”
，一般人称它为西夏文字。
同年，元昊还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但对其中的蕃字院尤为重视，由野利仁荣负责主持
。汉字用于同宋朝往来的文书，同时与“蕃字”并列，由“汉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
字用于吐蕃、回鹘、张掖、交河，同时与汉字并列，由“蕃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汉
二字院的设立，扩大了西夏文的使用范围，对于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
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用西夏文翻译《孝经》、《尔雅》、
《四言杂学》等书，选拔党项和汉官子弟入校学习，学成之后，经过考试，量才录用。
在礼乐方面，元昊认为唐宋礼乐制度过于繁琐，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一反德明采
用唐宋礼乐的作法，“令国中悉用胡礼”。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各种场合里，
“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他在对野利仁荣解释改革礼乐的理由时
指出：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
焉”②。
这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大胆简化礼乐制度，充分体现了元昊的务实精神。
以上是元昊称帝建国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从这些准备工作看，尽管元昊在恢复党项民族
传统，提倡民族意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而且衣冠文物、礼乐器用等方面有许多标新
立异之处，一些典章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多少有所改革，有所创新，但从总体上和实
质上去考察，只不过是中原王朝典章制度及其封建文化的翻版。正如宋臣富弼所指出：
“得中国（宋朝）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
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①。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元昊称帝建国时，党项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既然其经济基础已经是封建性的，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不可能不模仿唐宋，
属于封建性的。何况元昊统治的地区是中原王朝控制过的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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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夏书事》卷11。
②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①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第四章《西夏兴亡》；吴天墀：《西夏史稿》增
订本，第201—202页。
② 钟侃等著：《西夏简史》，第二章第一节。
① 《宋史》卷292，《程戡传》。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年《西北史地》第2期。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戴锡章：《西夏纪》卷8。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周春：《西夏书》卷3，《开国诸臣》。
② 范镇：《东斋记事》卷2。
③ 《西夏书事》卷12。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
① 郑刚中：《西征道里记》。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③ 欧阳修：《上英宗论河西可攻四事》，载《诸臣奏议》卷35，《边防门》。
①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咀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
。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①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公元1032年（宋明道元年）后，元昊为了称帝建国，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一、改姓立号
元昊废除了中原王朝唐、宋的赐姓——李、赵，改用党项姓“嵬名”，“李、赵赐姓不
足重，自号嵬名称吾祖”①。同时，元昊更名曩霄，自称兀卒。“兀卒”为党项语译音
，意为“青天子”，以示同宋朝皇帝——“黄天子”相区别。
公元1032年，为宋仁宗明道元年。元昊采纳开国谋臣杨守素“要必建元表岁，以示维新
”②的建议，借口宋明道年号犯了其父德明的讳为理由，下令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
但刚改年号不久，发现开运为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年号，于是又再改元广运
。从此，西夏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
二、建官制
元昊建国前，西夏官制比较简单，仅设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
刺使等职。这些模仿中原王朝的官职，分别由帐（一家一户为一帐）、族的较大首领充
任。到元昊时，由于统一了整个河西，疆域拓大，其统治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
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①。同时，境内民族较多，元昊根据这种状况，为
了适应称帝建国的需要，其中央机构模仿宋朝官制，设立文武两班。皇帝之下设有中书
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
。开封府（借用宋首都开封地方政府之名，实指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衙门）。翊（音奕
）卫司（相当于宋朝的殿前司）管宿卫、戍守及侍卫扈从，官计司管官吏人事调动和补
阙。受纳司管仓储保管和收支。农田司管农田水利和粮食平粜（音跳）事务。群牧司管
马匹饲养、繁殖和交换等。飞龙院管御马供养等。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降。文思院管
供御仪物及服饰制造。蕃学与汉学是党项贵族子弟及汉官子弟学习文化的教育机关。其
任务是为西夏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材。
中央官职，自中书令、枢密使、御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都可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
。
在中央机构的官职，除了有如上述的汉官名称，还有党项语名称，即史书上所谓的“蕃
号”名称。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领卢、昂星、谟箇、芭
良、鼎利、春约、祝能、印吴、广乐、叶令吴箇、令能、庆唐、磋迈、昂聂、令逊、程
谟、吕厄、僚礼、创祐、阿克泥、德明，等等。
在西夏官制问题上，有的西夏史专家认为，西夏官制除了由党项、汉人均可担任的汉官
之外，还有一套仅限于党项才能充任的“专授蕃职”①，即存在着两套官制，两个系统
。
我认为西夏官制，是一套官制，一个系统，而不存在两套官制，两个系统。其理由如次
：
第一、主张西夏官制的汉官、蕃官两套官制的同志，主要依据是《西夏书事》卷11上的
那段话：
“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
铭，皆以蕃号名之”。
这段话关键的一句是“而其专授蕃职……”。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把蕃职理解为专
门给党项人设立的蕃官蕃职，因为只有党项人才能担任，所以叫做“专授蕃职”，按照
这种理解，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两套官制两个系统的结论。另一种把“蕃职”，理解为“
由党项人担任的官职，（但）以蕃号命名”②。结果得出了一套官制，一个系统的结论
。但两种理解显然以第二种比较正确和科学。因为从全文的内容看，吴广成只说官分文
武班，并未明确指出其官分为汉官和蕃官两套官制。我们如把“专授蕃职”理解为只有
党项人才能担任的蕃官蕃职，则与史实不符。因为西夏的蕃官蕃职并非只有党项人才能
担任。如公元1054年（夏福圣承道四年，宋嘉祐元年）西夏派遣到宋朝的告哀使者是祖
儒嵬名聿则和庆唐徐舜卿，其中庆唐为蕃号官称。徐舜卿为汉人，说明蕃官并非党项人
所专授。同时，党项人可以兼任汉官。如党项人嵬名济乃任夏西南都统。西南都统为汉
官。党项人可以兼任汉官以及汉人也可以担任蕃官的史实，说明了“蕃官”为党项人的
“专授蕃职”的不可信，表明蕃官与汉官本是一套官职两种名称罢了。
第二，西夏的一些蕃官如领卢等明显是汉官的党项语音译。史载：
“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官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程）戡止令称副使不以官，
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①。
这里“领卢”就是枢密的西夏语音译。
第三，作为研究西夏的基本史料，如李焘的《长编》、《辽史·西夏外纪》、《金史·
西夏纪》都只说“官分文武班”，并未说官分蕃官、汉官两个系统。
第四，西夏仁宗仁孝时，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门》记载西夏官
制时，仅罗列了一套汉官，并未记载汉官之外，还有一套蕃官。既然当代人记载当代人
之事没有留下蕃官的记录，那么，蕃官作为一套与汉官并列而存的官制，显然是不大可
能的。
第五，西夏与辽、金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按理在他们的交往中，西夏派往辽、金
的使者应该出现蕃号官名，但西夏蕃官却不见于《辽史》和《金史》的记载。
第六，在夏宋交往过程中，西夏使者并非自始至终都用蕃号官称。这种蕃号官称，据《
宋史·夏国传》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1042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庆历二年）。
但到公元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夏永安元年）乾顺亲政之后，西夏蕃官不再出现于
汉文的记载①。
当然，关于“蕃号”官称，是一个不易搞清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知道
它的含义外，大部分至今很难作出解释。其中有些虽是汉官的党项语音译，有的则不一
定是严格的官职称谓的党项语音译，而是党项贵族首领一种封号或尊称的称呼。如“谟
宁令”，汉译为“天大王”。而野利仁荣被称为“谟宁令”，后官居太尉，十分显然，
“谟宁令”不是党项语音译明矣。
元昊所设立的中央官职，至公元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又有所
发展。其中央机构增加为十六司，用来管理政务，又设“尚书令”以总理庶务。
元昊将地方机构分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通判，县设县令等官。公元1036年（夏广运
三年，宋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占瓜、沙、肃诸州，为了加强这一带回鹘、吐蕃的管
理，还设立了特别的机构——郡和府。“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
②。这里的郡兼理军民。至于宣化府，则是一种管理少数民族的宣抚机关，用以妥善处
理鹘、吐蕃等少数民族事务。
元昊在设置西夏官制之时，虽然参考了宋朝官制，“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③，但并
非完全照搬。同宋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宋为一套官职，一种名称。西夏虽
然也是一套官职，但却有汉蕃两种名称；（二）宋朝官职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自中
央到地方均用汉人担任。而西夏担任汉官者，既有汉人，也有“蕃人”；（三）一些官
职名称与宋名同而实异。如中书令，北宋虽设，但很少真正授官（主要是赠送），形同
虚设，到南宋时干脆废除；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但位于宰相之下。大约相当于宋朝
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乾祐二年）夏五月，以斡道冲为中书令……百僚师贰之
。未几，任为相”①；（四）宋朝的地方官为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有府、军、监，西
夏虽然也实行州县两级制，但在一些比较麻烦的地区还设有专门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郡
和府；（五）宋朝实行官、职、差遣的分离，西夏则完全摒弃了这种混乱的制度；（六
）宋朝官员享有优厚的俸禄，西夏虽有俸禄，但并不优厚。
三、定兵制
公元1036年，元昊在彻底攻占河西地区以后，即着手完善改革各种军事制度。
西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兵制。这是一种征兵制。这
种兵制的特点是以部落为单位，一个部落就是一支武装力量。征兵时以帐（一家为一帐
，相当于一户）为单位派征。大体上男年满15岁叫做成丁，要服兵役。每2丁征取1人为
“正军”，每4丁中抽2人随军服杂役，叫做“负担”，一个负担叫做“一抄”。每个正
军需用二个“负担”。由“正军”与“负担”共同组成的“抄”，是军事组织的最小单
位。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②。
西夏军队的装备，规定凡属“正军”，配给“长生”马、骆驼各1匹，死了要赔偿；团练
使以上：配给帐1幅，马1副，箭500枝、马1匹，骆驼5匹。此外，还发给“旗、鼓、枪、
剑、棍、棓（同棒）、粆袋（粆音shā，粆疑为“■”之异体字。■即炒米、干粮之类
）、披毡、浑脱（水上交通工具）、背索、鍬、钁（同镢jué，刨土工具）、斤、斧、
箭牌，铁爪篱等兵器和军需品；刺史以下：无旗鼓，每人骆驼1匹，箭300支，兵3人。无
帐幕，住在用木架支撑覆盖着毛织物的“幕梁”之中。一般士兵规定3人住一“幕梁”①
。
元昊厘定军制之时，重点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除了组织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还增加了“族外兵”。所谓“族外兵
”，指的在被俘掳的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军队，取名为“撞令郎”，让他们在前
面冲锋陷阵，这样可以减少党项军队的伤亡。
第二，健全军队指挥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驻军的领导。元昊为了便于对军队的管理和
调遣，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
立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其军名和驻地如下：
左厢：
神勇军司——驻夏州弥陀洞（今陕西榆林县东南，一说在明堂川）。
祥祐军司——驻石州（今陕西米脂西北确切地说早期应在绥州，后期移至石州）。
嘉宁军司——驻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
静塞军司——驻韦州（即威州，今宁夏同心县境）。
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在兰州的东北面，实际应在兰州南面的定西城）。
右厢：
卓罗和南军司——驻兰州黄河北岸喀罗川侧。
朝顺军司——驻贺兰山区克夷门（一说在天都山）。
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
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今甘肃敦煌）。
黑水镇燕军司——驻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白马强镇军司——驻娄博贝（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泰兰，一说在盐州，即宁夏盐池县
北）。
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
每个监军司都设有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中央任命党项贵族充任。监军使
之下设有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官，分别由党项人或汉人充任。
第三，除健全军事机构外，还建置了如下兵种：
“铁鹞子”——又叫“铁林”，西夏最著名的骑兵。这种骑兵约有3000人，分为十队，
每队300人，队有队长，担任队长的“皆一时之悍将”①。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元昊除了用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护卫外，还用它来作为冲锋陷阵的“前军”。这支骑兵
装备精良，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坠②。
“擒生军”——一种在战争中专门俘掠生口的军队，计10万人。
“卫戍军”——由党项贵族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计5000人。
“另选豪族善弓马5000人，号‘御园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③。每人每月给俸米2石
。
此外，还有泼喜军。此为西夏的炮兵部队，只有200人。“陟立旋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
拳”①。可知这种炮兵所发出的炮弹为石块。
西夏军队总数为50余万人，其兵力的具体部署大体上是这样：以首都兴庆府为中心，面
向四周邻国：自河北到午腊蒻（音弱）山驻兵7万以防辽；自河南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
南）白豹、安（西安州）、盐州、罗落、天都山、惟精山一带驻兵5万，防备宋朝的环、
庆、镇戎、原州的军队；左厢宥州路5万人，防备宋朝的鄜、延、麟、府；这两地是专一
防宋的。右厢甘州路驻军3万人，专防西（吐）蕃、回纥（鹘）。
以兴庆府为中心，西北至贺兰山，南至灵州，各驻军5至7万人。即贺兰山5万，灵州5万
，兴庆府7万。从而形成了一条三角线的防御②。这是西夏兵力部署的重点。
此外，在边防部队中，几乎都配备了战斗力很强的横山羌兵，被称之为“山讹”，是边
防军中的主力部队。
西夏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宋朝兵制的影响，但主要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
。大体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征兵制。成年壮丁二丁抽一，并编入军籍。宋朝虽然实行过征兵制，但主要
是募兵制。
第二，全民皆兵。正如宋人滕甫所指出：“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国皆来”③。
第三，寓兵于农。西夏军队除了“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侍卫军”、
“泼喜”等为常备军队之外，还有大量的召之即来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从事生产、训
练，战时由部落首领点集出征。
第四，监军司分管民户。如左厢神勇分管民户2万余，宥州监军司分管4万余，灵州监军
司分管1万余①，等等。
第五，军队训练有素，军容整肃。史载：
“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
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②。
这同宋军“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③的状况成了显明的对比。
第六，军队指挥机构严密，布防合理。在全国设十二个军区（监军司），分区防守，而
把重点放在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边界。既拱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
，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
四、其他措施
此外，元昊还采取了诸如秃发、建都兴庆、定官民服饰、整理西夏文字、设立蕃学院和
汉字院、建立蕃学、改革礼乐等措施。
公元1032年（夏显道元年）三月，元昊向其统治境内的党项人发布秃发令。即推行党项
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首先带头秃发（即剃光头顶），然后强令党项人
秃发，限期3日，有不执行命令者“许众杀之”①。也就是说，对于不愿秃发者，任何人
都可以将他处死。但西夏秃发，并非自元昊始。早在李德明时即已存在。这从1965年发
掘宁夏石嘴山市属于李德明时期的西夏城址，出土文物有秃发状瓷人头像，即可佐证。
该瓷人头像除头顶施褐色釉外，其余均施白釉②。
公元1033年（显道二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府，更名兴庆，并调动民伕在兴庆府大兴
土木，营建殿宇，扩建宫城。兴庆府的规划布局、建设特点，几乎完全依照唐都长安、
宋都汴京。
在官民服饰上，元昊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关系，元昊采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官民的服装式样
，规定文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红色衣服。武官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
黑漆冠和间起云的金帖、银帖纸冠，等等。其服饰穿紫色旋襴衫，下垂金涂银束带。无
官的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衣服，贵贱等级分明。至于元昊自己的服饰则是“衣白窄
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③。
公元1037年（夏大庆元年），元昊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言，命大臣野利仁荣
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它系统化、规范化，编撰成12卷。这就是史书上说的“蕃书”
，一般人称它为西夏文字。
同年，元昊还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但对其中的蕃字院尤为重视，由野利仁荣负责主持
。汉字用于同宋朝往来的文书，同时与“蕃字”并列，由“汉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
字用于吐蕃、回鹘、张掖、交河，同时与汉字并列，由“蕃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汉
二字院的设立，扩大了西夏文的使用范围，对于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
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用西夏文翻译《孝经》、《尔雅》、
《四言杂学》等书，选拔党项和汉官子弟入校学习，学成之后，经过考试，量才录用。
在礼乐方面，元昊认为唐宋礼乐制度过于繁琐，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一反德明采
用唐宋礼乐的作法，“令国中悉用胡礼”。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各种场合里，
“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他在对野利仁荣解释改革礼乐的理由时
指出：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
焉”②。
这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大胆简化礼乐制度，充分体现了元昊的务实精神。
以上是元昊称帝建国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从这些准备工作看，尽管元昊在恢复党项民族
传统，提倡民族意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而且衣冠文物、礼乐器用等方面有许多标新
立异之处，一些典章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多少有所改革，有所创新，但从总体上和实
质上去考察，只不过是中原王朝典章制度及其封建文化的翻版。正如宋臣富弼所指出：
“得中国（宋朝）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
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①。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元昊称帝建国时，党项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既然其经济基础已经是封建性的，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不可能不模仿唐宋，
属于封建性的。何况元昊统治的地区是中原王朝控制过的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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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夏书事》卷11。
②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①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第四章《西夏兴亡》；吴天墀：《西夏史稿》增
订本，第201—202页。
② 钟侃等著：《西夏简史》，第二章第一节。
① 《宋史》卷292，《程戡传》。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年《西北史地》第2期。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戴锡章：《西夏纪》卷8。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周春：《西夏书》卷3，《开国诸臣》。
② 范镇：《东斋记事》卷2。
③ 《西夏书事》卷12。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
① 郑刚中：《西征道里记》。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③ 欧阳修：《上英宗论河西可攻四事》，载《诸臣奏议》卷35，《边防门》。
①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咀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
。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①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第三节 称帝建国
一、西郊称帝
公元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元昊先在兴庆府的南郊，高高筑起祭台，接
着于十月十一日在幽雅的乐曲声中，在众大臣的陪同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西夏国
家正式成立。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这年元昊30岁。
元昊即位后，为了迅速组成能够体现蕃汉联合统治的强有力的政权机构，及时任命了一
批官吏。史载：
“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
逋克成、赏都卧■、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委
豪右分统其众”②。
元昊任命官吏的名单，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所任官员总数12人，汉占其7，蕃占其5。表明元昊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其人员
的构成仍以汉人为主，这点与继迁时相反，与德明时大体雷同。
第二，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这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
。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军队牢固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
权。
元昊称帝后，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
子。
同年十一月，元昊仿效宋朝皇帝，派大臣潘七布、昌里马乞率领兵马护驾，亲诣西凉府
祀神。
公元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正月，元昊派遣使臣给宋仁宗上表章
，阐述其祖先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称帝建国的合法性，要求北宋朝廷承认他
称帝建国。其表文云：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
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
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
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
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
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
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
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
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
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①。
这表章实际上是西夏立国的宣言。表文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说理明白。
夏国使臣带上表章，经延安辗转到达开封，面呈仁宗，仁宗当然不予承认。但夏国的存
在，并不以宋仁宗的态度为转移，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夏”国家，已岿然屹立在宋朝的
西方，并日益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元昊的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党项历史发展的里
程碑。因为它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确立，它对我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将产生比较深远
的影响。
二、西夏立国的必然性
西夏的立国并非偶然，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西夏境内分布的各族，包括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受过吐蕃王
朝的统治，西夏统治的地区也大部分是吐蕃王朝统治过的地区。在吐蕃王朝兴盛时期，
各族首领虽然诚惶诚恐，俯首听命，各族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但在侵掠四邻，尤其是
富饶的汉族地区时，其首领固然可以从中得到较多的掠获物。就是其士卒和部民也多少
得到一些好处。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各族虽然已经摆脱了吐蕃王朝的控制和压榨，但因
地小兵弱，各自为政，加之不断互相残杀掳掠，抵消力量，无法扩大财富和荣誉。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大有今不如昔之感。因此，他们怀念旧王朝，怀念过去得到的利益。他
们力图通过“立文法”去逐步加以恢复。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到西夏立国前，各族首领差
不多都把“立文法”作为向往和奋斗的目标。其所以如此，因为“文法成，可以侵汉边
，复蕃部旧地”①。“立文法”将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西夏国家的建立，正是适应其统治境内各蕃族部落强烈要求“立文法”、建立国家的愿
望的。元昊在立国之前劝父德明“勿事中朝”，认为向宋称臣纳贡，“所得俸赐”不能
满足人口日益增多的各部落的物质需要和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因此，他主张“习练干
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从而达到“上下俱丰”②的目的。元
昊对其父德明所说的那番话，正好反映了其境内各蕃族部落，要求在初步统一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建立国家的愿望。
第二，西夏国家的产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
西夏立国前，横亘于宋夏接壤地带，自仪州（今甘肃华亭县）、渭州（今甘肃平凉县）
、泾州（今甘肃泾原县）、原州（今甘肃镇原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至灵州、
夏州，主要居住着吐蕃族。同时还居住着党项、羌、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这一带民族
成分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其中党项、吐蕃还有所谓生户和熟户的区别。史载：
“大约党项、吐蕃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辟这
，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③
这些蕃族有自己的地主阶级，在蕃汉杂处（尤其是“熟户”与汉人杂居者更多）的情况
下，往往发生蕃汉地主争夺土地和农奴的现象。如范祥在秦州“括熟户田”①，就是汉
族地主利用政治权力对蕃族土地的一种暴力掠夺。
宋政府除了掠夺蕃族的土地外，还推行其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如宋政府规定
“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②。环州知州翟继思派人到诸蕃部族帐催督
熟户和买粮草，“催督者恣为奸欺，诛求数倍，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③。蕃族由于
不堪忍受宋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往往奋起反抗。如秦州“蕃酋药家族作乱，知
秦州李参平定之”④。即使暂时没有叛乱的，对宋也往往离心离德，如环州“蕃情常怨
”⑤，泾原的康奴、灭减、大虫族“常有叛心”⑥。说明西夏的兴起与立国，正是这种
蕃部对宋离心力日益发展的结果。
至于河西地区，元昊虽然用武力征服了甘州、沙州回鹘和凉州的吐蕃，但他们一有机会
就阴谋复辟，企图东山再起。如沙州回鹘，在曹琮的引诱下起兵反抗，最后虽然失败了
，但它反映了河西走廊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
问题”，因此，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
总之，元昊代表蕃汉农牧主的利益，为了镇压广大农牧民和少数民族酋豪的反抗，解决
蕃汉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引诱宋夏沿边蕃族脱离宋朝，归顺自己，都需要树立旗帜建
立国家，强化国家机器。
第三，累世经营的基础。西夏自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以来，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
注意保存实力，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尤其经过继迁、德明两代的惨淡经营，不仅发展
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强了军事实力，扩大了统治地盘。正如元昊的策士杨守素所云：“
国家累世经营，规模宏远”①。元昊就是在继迁、德明相继奠定的基础之上正式建立西
夏国家的。
第四，具备了立国的外部条件。从宋朝方面看，如众所知，宋太宗虽然用武力统一了江
南，但却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南北两个王朝的对峙形势，在此情况下，宋朝统治
者只好竭尽全力整顿内部，把注意力放在消灭方镇割据，强化中央集权之上。但在强化
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由于军队的过分集中，使宋朝的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如对辽八十一
仗，只有一次获胜），加之实行“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士兵缺乏训
练，从而使军队素质下降，在此情况下，宋政府既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能有效地
组织力量一举歼灭入侵之敌，结果只有屈膝求和，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以“岁币”的
形式拱手奉献给自己的敌人。
至于同宋对峙的辽王朝，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南下侵宋，使日益尖锐的宋辽矛
盾更加激化。
宋辽矛盾的加剧，给西夏统治者以可乘之机。早在李继迁、李德明时，即利用此矛盾“
联辽抗宋”，甚至结为姻亲，“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犄角为
倚，首尾相应”②。夏辽结盟、共同抗宋，使宋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即所谓“一身二
疾，不可并治”③。这种对西夏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构成了元昊立国的外部条件。
第五，西夏的立国是西北地区长期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结果。中唐以后，全国方镇割据
林立。夏州李氏淹有银、夏、绥、宥四州，青唐唃厮罗割据于河湟，吐蕃占有凉州、肃
州，回鹘据有甘州。汉人张义潮、曹议金先后割据于瓜、沙二州。这些割据势力经过长
期冲突、融合之后，其境内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已经部分完成了自然同化于汉族的
过程，无论其经济和文化都已基本上接近于内地的先进地区，并且逐步采用封建生产方
式。元昊正是在这种经过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蕃汉杂处的土地上称帝建国的①。
三、建国后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元昊建国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元昊建国前，曾仿照宋朝官制，建立了一套适合西夏国情
的官制。公元1039年九月，元昊以中书省不能统理日常事务为由，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增
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其职掌是“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②。同时，又将宋朝的二
十四司改为十六司，“设十六司于兴州，以总庶务”③。十六司隶属尚书省。西夏官制
至此日臻完善。
元昊所设的十六司名称，据仁宗仁孝时党项人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除设
有中书、枢密府外，还没有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皇城司、三司、内宿司
、巡检司、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农田司、閤门司、群牧司、受纳司、监军司等带
司的机构①。也就是说，如果加上属于地方的监军司机构，正好为十六司。此外，与司
同级但不带司名的中央机构，还有大恒（汉）历院，宣徽、工院、马院、承旨，等等。
这记载虽属于中晚期官制，但也能从中看出元昊所设十六司及其整个官制的梗概。
第二，确立朝贺仪式。元昊即位后，其宫廷中的朝贺仪式，除“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
式”，其他仪式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必要的更动。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
起居”为九日。“凡六日、九日则见官属”②。朝贺之时，由宰相（必须由党项人担任
此职者）领班，文武百官依次序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凡大臣朝拜时执笏不端，
行立逾矩，有失礼仪者，要受到处罚。
另外，元昊还暗中派人潜入宋境，用重金购买被宋仁宗释放的宫人③数人，养在自己宫
中，以便从他们那里了解大宋“朝廷刑赏，宫闱阴事④”，作为制定西夏宫廷规章管理
制度参考之用。
第三，培养和重用人材。元昊为了巩固其蕃汉联合统治，除了通过大力兴办蕃学，培养
人材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正如宋臣富弼所
指出：
“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TITLE>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
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以为谋主①。
在元昊所重用的文臣武将中，其中对元昊的所作所为影响较大者，当推张元、吴昊。
张元、吴昊原名叫什么？一些研究西夏史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二人原名久佚”②，
或“无从考查”③。其实，吴昊原名虽不可知，但张元原名为源，似乎有据可寻。李焘
《长编》云：
“诏陕西都部署司，令张元弟侄张起，张秉彝，张仲经等往塞下，诱接张源。候还日，
优与恩泽……。仍以秉彝为华州长史，仲经为文学”④。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张元兄弟二人，均以一字为名，曰源曰起。他有两个侄儿，均以二
字为名，曰秉彝，曰仲经。秉彝，仲经并未因张元投奔西夏而立即罢官，仍然担任华州
“长史”和“文学”的职务。另外，清人周春《西夏书》云：
“元初名源，字雷复”⑤。
不仅肯定他的原名为源，而且还指出了他字雷复。
张元、吴昊祖籍为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他们年轻时胸怀坦荡，性情豪放，尤其是
张元，常“以侠自任”⑥，并做了一些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张元、吴昊与姚嗣宗“相友善”，而且都少年气盛，颇有才华，“负气倜傥，有纵横才
”①。当时盛行科举制度，张元、吴昊也像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本想十年面壁寒窗
，一步一步地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们在科场
上却一再碰壁。“累举进士不第”，“落魄不得志”，心中积满了怨气。“无以自伸”
，因此，他们经常借酒消愁，“托兴吟咏”。如张元作咏鹦鹉诗云：“好着金笼收拾取
，莫教飞去别人家”②。以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
他们在科场失败之后，并不甘心醉生梦死，幽游度日，老死空林。时值元昊图谋称帝建
国，宋西北边防吃紧，他们决定投笔从戎，投奔到宋边帅大营，谋个一官半职，报效国
家。他们来到边帅驻地，边帅虽然召见了他们，但在是否留用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张元
、吴昊见此情况，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径走西夏”。等到边帅觉察，派骑兵追赶，
未能赶上，只好表奏姚嗣宗为其幕僚。
张元、吴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夏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他们在城外一家
酒店整天饮酒，故意将其姓名改为张元、吴昊，在酒店墙壁之上大书“张元，吴昊来此
饮酒”。他们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被兴庆府的巡逻兵看在眼里，于是出其不意地将他
们捉拿去见元昊。元昊先问他们为何要擅自来到夏国，接着又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大胆地
犯讳称元称昊？二人大声回答道：“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③时元昊虽然称帝建
国，但给大宋的表章仍用宋的赐名——赵。元昊闻此，张口结舌，“竦然异之”①，决
定给他们授以官职，加以重用。
张元、吴昊自1037年（宋景祐四年）投奔夏国，到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
历四年）十二月，张元去世，首尾8年。在这期间，他们对元昊大政方针的决策，起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史称“夏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②。说立
国规模多二人导之，似乎查无史据，但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则有史可据。“西夏曩宵
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③。事实上张元不仅煽动元昊叛宋自立，而且
还鼓动元昊夺取宋朝领土，亲自为元昊规划过入寇宋朝的总方略。
“国有征伐，辄参机密。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
窥河北，使中国（宋朝）一身二疾，势难支矣”④。
可见，联结契丹，夹击宋朝，先取宋关中之地，然后直捣长安，这便是张元为元昊所规
划的入寇宋朝总方针。这个方略，完全符合元昊的“小则恣行寇掠，大则侵夺封疆”的
早已胸有成竹的构想。元昊称帝建国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宋战争，正是在这一入寇总
方针指导下进行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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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三月乙巳。
②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③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① 《宋史》卷330，《傅求传》。
②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③ 《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五月丙寅。
④ 《宋史》卷330，《李参传》。
⑤ 《宋史》卷285，《陈执中传》。
⑥ 《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
① 《西夏书事》卷11。
②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③ 《宋史》卷325，《刘平传》。
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西夏书事》卷13。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史》卷10，《仁宗本纪》云：“（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女二百七十人”。
按：《长编》作二百七人。
④ 《西夏书事》卷13。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丁巳。”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42页，注17。
③ 白滨：《元昊传》6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长编》卷127，仁宗康定元年六月乙未。
⑤ 周春：《西夏书》卷3，《臣传·张元吴昊》。
⑥ 《闻见近录》12页，知不足斋本。
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11，《记张元事》。
② 陈鹄：《耆日续闻》卷6。
③ 岳柯：《桯史》卷1，《张元·吴昊》。
① 岳柯：《桯史》卷1，《张元·吴昊》。
② 王仁俊：《西夏文缀》卷1。
③ 《容斋三笔》卷11，《记张元事》。
④ 《西夏书事》卷17。
一、西郊称帝
公元1038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元昊先在兴庆府的南郊，高高筑起祭台，接
着于十月十一日在幽雅的乐曲声中，在众大臣的陪同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西夏国
家正式成立。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这年元昊30岁。
元昊即位后，为了迅速组成能够体现蕃汉联合统治的强有力的政权机构，及时任命了一
批官吏。史载：
“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
逋克成、赏都卧■、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委
豪右分统其众”②。
元昊任命官吏的名单，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所任官员总数12人，汉占其7，蕃占其5。表明元昊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其人员
的构成仍以汉人为主，这点与继迁时相反，与德明时大体雷同。
第二，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这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
。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军队牢固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
权。
元昊称帝后，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
子。
同年十一月，元昊仿效宋朝皇帝，派大臣潘七布、昌里马乞率领兵马护驾，亲诣西凉府
祀神。
公元1039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正月，元昊派遣使臣给宋仁宗上表章
，阐述其祖先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称帝建国的合法性，要求北宋朝廷承认他
称帝建国。其表文云：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
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
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
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
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
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
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
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
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
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①。
这表章实际上是西夏立国的宣言。表文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说理明白。
夏国使臣带上表章，经延安辗转到达开封，面呈仁宗，仁宗当然不予承认。但夏国的存
在，并不以宋仁宗的态度为转移，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夏”国家，已岿然屹立在宋朝的
西方，并日益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元昊的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党项历史发展的里
程碑。因为它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确立，它对我国多民族历史的发展，将产生比较深远
的影响。
二、西夏立国的必然性
西夏的立国并非偶然，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西夏境内分布的各族，包括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几乎一无例外地都受过吐蕃王
朝的统治，西夏统治的地区也大部分是吐蕃王朝统治过的地区。在吐蕃王朝兴盛时期，
各族首领虽然诚惶诚恐，俯首听命，各族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但在侵掠四邻，尤其是
富饶的汉族地区时，其首领固然可以从中得到较多的掠获物。就是其士卒和部民也多少
得到一些好处。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各族虽然已经摆脱了吐蕃王朝的控制和压榨，但因
地小兵弱，各自为政，加之不断互相残杀掳掠，抵消力量，无法扩大财富和荣誉。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大有今不如昔之感。因此，他们怀念旧王朝，怀念过去得到的利益。他
们力图通过“立文法”去逐步加以恢复。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到西夏立国前，各族首领差
不多都把“立文法”作为向往和奋斗的目标。其所以如此，因为“文法成，可以侵汉边
，复蕃部旧地”①。“立文法”将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西夏国家的建立，正是适应其统治境内各蕃族部落强烈要求“立文法”、建立国家的愿
望的。元昊在立国之前劝父德明“勿事中朝”，认为向宋称臣纳贡，“所得俸赐”不能
满足人口日益增多的各部落的物质需要和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因此，他主张“习练干
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从而达到“上下俱丰”②的目的。元
昊对其父德明所说的那番话，正好反映了其境内各蕃族部落，要求在初步统一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建立国家的愿望。
第二，西夏国家的产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
西夏立国前，横亘于宋夏接壤地带，自仪州（今甘肃华亭县）、渭州（今甘肃平凉县）
、泾州（今甘肃泾原县）、原州（今甘肃镇原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至灵州、
夏州，主要居住着吐蕃族。同时还居住着党项、羌、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这一带民族
成分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其中党项、吐蕃还有所谓生户和熟户的区别。史载：
“大约党项、吐蕃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辟这
，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③
这些蕃族有自己的地主阶级，在蕃汉杂处（尤其是“熟户”与汉人杂居者更多）的情况
下，往往发生蕃汉地主争夺土地和农奴的现象。如范祥在秦州“括熟户田”①，就是汉
族地主利用政治权力对蕃族土地的一种暴力掠夺。
宋政府除了掠夺蕃族的土地外，还推行其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如宋政府规定
“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②。环州知州翟继思派人到诸蕃部族帐催督
熟户和买粮草，“催督者恣为奸欺，诛求数倍，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③。蕃族由于
不堪忍受宋政府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往往奋起反抗。如秦州“蕃酋药家族作乱，知
秦州李参平定之”④。即使暂时没有叛乱的，对宋也往往离心离德，如环州“蕃情常怨
”⑤，泾原的康奴、灭减、大虫族“常有叛心”⑥。说明西夏的兴起与立国，正是这种
蕃部对宋离心力日益发展的结果。
至于河西地区，元昊虽然用武力征服了甘州、沙州回鹘和凉州的吐蕃，但他们一有机会
就阴谋复辟，企图东山再起。如沙州回鹘，在曹琮的引诱下起兵反抗，最后虽然失败了
，但它反映了河西走廊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
问题”，因此，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
总之，元昊代表蕃汉农牧主的利益，为了镇压广大农牧民和少数民族酋豪的反抗，解决
蕃汉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引诱宋夏沿边蕃族脱离宋朝，归顺自己，都需要树立旗帜建
立国家，强化国家机器。
第三，累世经营的基础。西夏自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以来，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
注意保存实力，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尤其经过继迁、德明两代的惨淡经营，不仅发展
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强了军事实力，扩大了统治地盘。正如元昊的策士杨守素所云：“
国家累世经营，规模宏远”①。元昊就是在继迁、德明相继奠定的基础之上正式建立西
夏国家的。
第四，具备了立国的外部条件。从宋朝方面看，如众所知，宋太宗虽然用武力统一了江
南，但却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南北两个王朝的对峙形势，在此情况下，宋朝统治
者只好竭尽全力整顿内部，把注意力放在消灭方镇割据，强化中央集权之上。但在强化
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由于军队的过分集中，使宋朝的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如对辽八十一
仗，只有一次获胜），加之实行“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士兵缺乏训
练，从而使军队素质下降，在此情况下，宋政府既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能有效地
组织力量一举歼灭入侵之敌，结果只有屈膝求和，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以“岁币”的
形式拱手奉献给自己的敌人。
至于同宋对峙的辽王朝，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南下侵宋，使日益尖锐的宋辽矛
盾更加激化。
宋辽矛盾的加剧，给西夏统治者以可乘之机。早在李继迁、李德明时，即利用此矛盾“
联辽抗宋”，甚至结为姻亲，“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犄角为
倚，首尾相应”②。夏辽结盟、共同抗宋，使宋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即所谓“一身二
疾，不可并治”③。这种对西夏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构成了元昊立国的外部条件。
第五，西夏的立国是西北地区长期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结果。中唐以后，全国方镇割据
林立。夏州李氏淹有银、夏、绥、宥四州，青唐唃厮罗割据于河湟，吐蕃占有凉州、肃
州，回鹘据有甘州。汉人张义潮、曹议金先后割据于瓜、沙二州。这些割据势力经过长
期冲突、融合之后，其境内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已经部分完成了自然同化于汉族的
过程，无论其经济和文化都已基本上接近于内地的先进地区，并且逐步采用封建生产方
式。元昊正是在这种经过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蕃汉杂处的土地上称帝建国的①。
三、建国后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元昊建国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元昊建国前，曾仿照宋朝官制，建立了一套适合西夏国情
的官制。公元1039年九月，元昊以中书省不能统理日常事务为由，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增
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其职掌是“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②。同时，又将宋朝的二
十四司改为十六司，“设十六司于兴州，以总庶务”③。十六司隶属尚书省。西夏官制
至此日臻完善。
元昊所设的十六司名称，据仁宗仁孝时党项人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除设
有中书、枢密府外，还没有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皇城司、三司、内宿司
、巡检司、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农田司、閤门司、群牧司、受纳司、监军司等带
司的机构①。也就是说，如果加上属于地方的监军司机构，正好为十六司。此外，与司
同级但不带司名的中央机构，还有大恒（汉）历院，宣徽、工院、马院、承旨，等等。
这记载虽属于中晚期官制，但也能从中看出元昊所设十六司及其整个官制的梗概。
第二，确立朝贺仪式。元昊即位后，其宫廷中的朝贺仪式，除“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
式”，其他仪式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必要的更动。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
起居”为九日。“凡六日、九日则见官属”②。朝贺之时，由宰相（必须由党项人担任
此职者）领班，文武百官依次序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凡大臣朝拜时执笏不端，
行立逾矩，有失礼仪者，要受到处罚。
另外，元昊还暗中派人潜入宋境，用重金购买被宋仁宗释放的宫人③数人，养在自己宫
中，以便从他们那里了解大宋“朝廷刑赏，宫闱阴事④”，作为制定西夏宫廷规章管理
制度参考之用。
第三，培养和重用人材。元昊为了巩固其蕃汉联合统治，除了通过大力兴办蕃学，培养
人材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正如宋臣富弼所
指出：
“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TITLE>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
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以为谋主①。
在元昊所重用的文臣武将中，其中对元昊的所作所为影响较大者，当推张元、吴昊。
张元、吴昊原名叫什么？一些研究西夏史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二人原名久佚”②，
或“无从考查”③。其实，吴昊原名虽不可知，但张元原名为源，似乎有据可寻。李焘
《长编》云：
“诏陕西都部署司，令张元弟侄张起，张秉彝，张仲经等往塞下，诱接张源。候还日，
优与恩泽……。仍以秉彝为华州长史，仲经为文学”④。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张元兄弟二人，均以一字为名，曰源曰起。他有两个侄儿，均以二
字为名，曰秉彝，曰仲经。秉彝，仲经并未因张元投奔西夏而立即罢官，仍然担任华州
“长史”和“文学”的职务。另外，清人周春《西夏书》云：
“元初名源，字雷复”⑤。
不仅肯定他的原名为源，而且还指出了他字雷复。
张元、吴昊祖籍为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他们年轻时胸怀坦荡，性情豪放，尤其是
张元，常“以侠自任”⑥，并做了一些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之事。
张元、吴昊与姚嗣宗“相友善”，而且都少年气盛，颇有才华，“负气倜傥，有纵横才
”①。当时盛行科举制度，张元、吴昊也像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本想十年面壁寒窗
，一步一步地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们在科场
上却一再碰壁。“累举进士不第”，“落魄不得志”，心中积满了怨气。“无以自伸”
，因此，他们经常借酒消愁，“托兴吟咏”。如张元作咏鹦鹉诗云：“好着金笼收拾取
，莫教飞去别人家”②。以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
他们在科场失败之后，并不甘心醉生梦死，幽游度日，老死空林。时值元昊图谋称帝建
国，宋西北边防吃紧，他们决定投笔从戎，投奔到宋边帅大营，谋个一官半职，报效国
家。他们来到边帅驻地，边帅虽然召见了他们，但在是否留用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张元
、吴昊见此情况，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径走西夏”。等到边帅觉察，派骑兵追赶，
未能赶上，只好表奏姚嗣宗为其幕僚。
张元、吴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夏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他们在城外一家
酒店整天饮酒，故意将其姓名改为张元、吴昊，在酒店墙壁之上大书“张元，吴昊来此
饮酒”。他们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被兴庆府的巡逻兵看在眼里，于是出其不意地将他
们捉拿去见元昊。元昊先问他们为何要擅自来到夏国，接着又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大胆地
犯讳称元称昊？二人大声回答道：“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③时元昊虽然称帝建
国，但给大宋的表章仍用宋的赐名——赵。元昊闻此，张口结舌，“竦然异之”①，决
定给他们授以官职，加以重用。
张元、吴昊自1037年（宋景祐四年）投奔夏国，到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
历四年）十二月，张元去世，首尾8年。在这期间，他们对元昊大政方针的决策，起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史称“夏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②。说立
国规模多二人导之，似乎查无史据，但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则有史可据。“西夏曩宵
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③。事实上张元不仅煽动元昊叛宋自立，而且
还鼓动元昊夺取宋朝领土，亲自为元昊规划过入寇宋朝的总方略。
“国有征伐，辄参机密。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
窥河北，使中国（宋朝）一身二疾，势难支矣”④。
可见，联结契丹，夹击宋朝，先取宋关中之地，然后直捣长安，这便是张元为元昊所规
划的入寇宋朝总方针。这个方略，完全符合元昊的“小则恣行寇掠，大则侵夺封疆”的
早已胸有成竹的构想。元昊称帝建国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宋战争，正是在这一入寇总
方针指导下进行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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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三月乙巳。
②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③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① 《宋史》卷330，《傅求传》。
②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③ 《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五月丙寅。
④ 《宋史》卷330，《李参传》。
⑤ 《宋史》卷285，《陈执中传》。
⑥ 《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
① 《西夏书事》卷11。
②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③ 《宋史》卷325，《刘平传》。
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② 《西夏书事》卷13。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史》卷10，《仁宗本纪》云：“（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女二百七十人”。
按：《长编》作二百七人。
④ 《西夏书事》卷13。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丁巳。”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42页，注17。
③ 白滨：《元昊传》6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长编》卷127，仁宗康定元年六月乙未。
⑤ 周春：《西夏书》卷3，《臣传·张元吴昊》。
⑥ 《闻见近录》12页，知不足斋本。
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11，《记张元事》。
② 陈鹄：《耆日续闻》卷6。
③ 岳柯：《桯史》卷1，《张元·吴昊》。
① 岳柯：《桯史》卷1，《张元·吴昊》。
② 王仁俊：《西夏文缀》卷1。
③ 《容斋三笔》卷11，《记张元事》。
④ 《西夏书事》卷17。
第四节 宋夏战争
一、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原因
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按理元昊也应像我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那样，实行轻徭薄赋
，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上，但元昊没有这样做，
而是立即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宋战争，其中大战三次，使西夏人民蒙上了深重的战争灾难
。
为什么元昊在立国不久即发动对宋战争呢？
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6册西夏专章在分析宋夏战争的起因时指出：
“新建的夏国，处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这不能不和宋、辽发生冲突。”
由于这种分析过于简略，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这次战争的必然性。实际上，元昊之所以发
动对宋战争，并非偶然，而是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从西夏方面去看，有以下四点：首先，由于党项贵族的贪欲所引起。元昊立国前后，随
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新兴的农、牧地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对财富日益
增长的贪欲，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需要发动一场旨在掠夺扩张的战争，这从元
昊劝其父德明“勿事中朝”，背宋自立即可看出。这是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经济方面的原
因。
第二，在“国中数有叛者”①的情况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视线，消灭异己，提高国威
，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也需要同宋决一雌雄。至于宋仁宗对待
元昊的错误做法，则直接加深了宋夏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如前所述，元昊称帝建国后，
曾上表要求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但宋仁宗不但不予承认，反而采取了粗暴的
敌视态度。史载：
“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①。
这种做法，不但无补于解决日益紧张的宋夏关系，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成为元昊发动
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
第三，具备了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西夏自德明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尤其是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禾黍云合”②的丰盛景象；另方面，西
夏通过同宋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如韩琦、范仲淹所指出：
“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指宋朝
）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为乱”③。
说明德明以来通过贸易所积聚的财物，为元昊发动战争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第四，张元、吴昊的图谋和策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爆发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张元、吴
昊是怎么鼓动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呢？史称：
“（张元、吴昊）以刘元海、苻坚、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
人守之”④。
在张、吴的策动下，元昊不断兴兵侵犯宋朝边境。“朝廷困西兵十二年，皆二人之力”
⑤。
从宋朝方面去看，宋自真宗之后，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到了仁宗、英宗之际，更是
“因循姑息”①、“群盗蜂起”②、内外交困，国防空虚。这种情况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
“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
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
从表象上去看，宋朝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二、宋夏陕西之战
所谓宋夏陕西之战，指北宋仁宗年间，发生在陕西境内的著名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
和定川砦之战。下面对这三次规模较大的战役分别加以阐述。
1.三川口之战
公元1040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元昊集中了10万人马的优
势兵力，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所谓三川口，在今陕西省安塞县东，即延川、宜川
、洛川三条河流的汇合处。这次战争的激战地点虽然在三川口，但元昊的主攻目标却在
延州。延州（今陕西延安）是宋朝西北的边防重镇。元昊为什么要选择陕西延州作为主
攻目标？这得从宋夏两国的国界说起。在西夏南部边界与宋毗连相接之处，有一条横山
山脉。该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在东到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府州（今陕
西府谷县境），西至原州（今甘肃镇原县）、渭州（今甘肃平凉）2000余里的边境线上
，形成了一条宋夏天然分界线，称为“山界”。自元昊建国之后，宋夏两国均沿着横山
一线积极布防。元昊为了突破宋军防线，经过多次试探性的进攻和派人侦察，终于摸清
了宋朝整个西北边防的情况。宋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
后设环庆路），边砦排列甚密，且有宋宿将刘平、赵振等把守，加上“蕃部素不知其山
川道路”①，很难打开缺口；泾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后设泾
原路），壁垒坚固，屯兵颇多，尤其是戍守于这一带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②，
元昊以此为突破口，也不能稳操胜券。至于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
南）一带，有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并与宋结成联盟，牵制西夏。唯有陕西鄜州（今
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后置鄜延路，延州即为该路的治所）。“其地阔远，而贼所入
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士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③。加上延州知州范雍
怯懦无谋，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都巡检李士彬贪暴愚顽，部下怨声载道。相比之下，是
元昊比较理想的和稳操胜券的突破口。
这次战役，西夏由元昊亲自担任总指挥，宋方由延州知州范雍负责全面防守。
这次战争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小阶段：
第一小阶段为计取金明寨。元昊要想攻占延州，必须首先拿下延州北面的重要军事据点
——金明寨。镇守金明寨的将领为党项族首领金明都巡检使李士彬。士彬是一位勇猛过
人的宿将。他率领的18寨羌兵，近10万人。被延州人称为“铁壁相公”。是一支只可智
取，不可硬拼的劲敌。元昊为了拔除这颗钉子，大体上采取了如下对策：首先行反间计
，试图借宋人之手，轻取李士彬首级。他派人捎书信、锦袍、金带投置金明县境上。书
信大意是说同李士彬相约叛宋。不料该反间计被鄜延副都部署夏随识破。当有人怀疑李
士彬对宋不忠时，夏随即辩解道：“此夏人行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
，岂使众知耶”？①
其次，行诱降之计。反间计失败后，元昊暗中派人到金明寨，许以高官厚禄，劝其投降
。不料士彬斩使拒降，此计又成泡影。
第三，行诈降之计。元昊先遣党项部众诈降李士彬。士彬将此事禀知延州知州范雍，并
建议将这些请降者迁徙到南方，范雍命厚赏金帛隶属于士彬麾下，于是继降者络绎不绝
。这等于在士彬营垒里安上了定时炸弹。于是元昊又派衙校贺真到延州诈降，很快取得
范雍信任。贺真到金明与诈降士彬的党项部众取得联络，随时准备内应。
第四，行骄兵之计。元昊命夏军将士与李士彬的军队相遇时，故意不战而退。并扬言道
：“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②。士彬闻之，果然喜形于色，更加骄横，不
可一世。遇部下偶有过失，则严刑拷问，弄得部下怨声载道。
公元1040年正月，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用猝不及防的突击战术，出兵包围金明，
并发起猛攻。原诈降的士兵，群起响应。当时李士彬居黄堆寨，闻敌至急忙披挂准备迎
敌，向左右索马，随从牵弱马让其骑坐，无法冲出包围，被内应者执送元昊，其子李怀
宝也一同被擒。
第二小阶段为决战于三川口。元昊攻占金明之后，乘胜进攻延州。延州故城丰林县，其
城为赫连勃勃所筑，故又名赫连城。延河直贯其中，将延州一分为二。因其城墙依山而
筑，故易守难攻。时延州城内只有钤辖内侍卢守勤率领的士兵数百人。可谓兵力单薄，
孤城难守。延州知州范雍为了守住该城，急忙发出檄令，要求驻在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
平率兵增援延州。刘平率领3000士卒用了4天时间自庆州赶至保安军，按照原定计划应与
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会合，一起向土门进军。这时接到范雍援救延州檄令。急忙昼夜倍
道兼行，刘平军在前，石元孙军继后。行至三川口以西10里处安下营寨，并遣骑兵先趋
延州夺门。
范雍在檄调刘平、石元孙增援延州的同时，还命令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
等各将所部前来与刘平、石元孙会合。于是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阵向东行5里至三川口。
此时的宋军已完全陷入元昊预设的埋伏圈内。西夏军队列阵包围攻击宋军，刘平指挥宋
军奋力迎战，杀声震天。激战中主将刘平左耳右颈受伤，宋军怯战。元昊抓住战机，乘
日暮以轻骑兵袭击宋军，宋军不能抵御。时黄德和居后阵，见宋军退却，便率部先遁，
宋军大溃，郭遵率部队奋力拼杀，战死。刘平率残卒且战且退，退至西南山下，设七道
栅寨固守。入夜，元昊派人向寨中问道：“主将安在”？刘平命令宋军不准答应。夜四
鼓之时，元昊命士兵围寨大呼：“如许残兵，不降何待”！①黎明，再一次派人大声呼
叫道：“汝降乎！不然当尽死”②。刘平令士兵自山后发起攻击。不幸战败，与石元孙
同时被俘。三川口之战以夏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第三小阶段为元昊被迫撤军。元昊于三川口大捷之后，即集中主力，准备进攻延安城。
知州范雍见援军被歼，孤城难守，举止失措，在绝望中求神庇祐。延安被围困了一个星
期未能攻下。此时，元昊得到一连串夏军战败的消息，宋麟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砦
主张岊袭破浪黄、党儿二族，军主敖保被杀，并代钤辖王仲宝率军进入贺兰山谷。蕃将
逻逋被宋军战败于长鸡岭。加上正遇天降大雪，朔风怒号，寒气袭人，夏军缺少御寒衣
物，无心再战，在此情况下，元昊下令撤军，延安之围被解。
一、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原因
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按理元昊也应像我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那样，实行轻徭薄赋
，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上，但元昊没有这样做，
而是立即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宋战争，其中大战三次，使西夏人民蒙上了深重的战争灾难
。
为什么元昊在立国不久即发动对宋战争呢？
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6册西夏专章在分析宋夏战争的起因时指出：
“新建的夏国，处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这不能不和宋、辽发生冲突。”
由于这种分析过于简略，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这次战争的必然性。实际上，元昊之所以发
动对宋战争，并非偶然，而是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从西夏方面去看，有以下四点：首先，由于党项贵族的贪欲所引起。元昊立国前后，随
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新兴的农、牧地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对财富日益
增长的贪欲，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需要发动一场旨在掠夺扩张的战争，这从元
昊劝其父德明“勿事中朝”，背宋自立即可看出。这是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经济方面的原
因。
第二，在“国中数有叛者”①的情况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视线，消灭异己，提高国威
，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也需要同宋决一雌雄。至于宋仁宗对待
元昊的错误做法，则直接加深了宋夏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如前所述，元昊称帝建国后，
曾上表要求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但宋仁宗不但不予承认，反而采取了粗暴的
敌视态度。史载：
“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①。
这种做法，不但无补于解决日益紧张的宋夏关系，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成为元昊发动
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
第三，具备了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西夏自德明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尤其是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禾黍云合”②的丰盛景象；另方面，西
夏通过同宋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如韩琦、范仲淹所指出：
“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指宋朝
）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为乱”③。
说明德明以来通过贸易所积聚的财物，为元昊发动战争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第四，张元、吴昊的图谋和策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爆发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张元、吴
昊是怎么鼓动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呢？史称：
“（张元、吴昊）以刘元海、苻坚、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
人守之”④。
在张、吴的策动下，元昊不断兴兵侵犯宋朝边境。“朝廷困西兵十二年，皆二人之力”
⑤。
从宋朝方面去看，宋自真宗之后，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到了仁宗、英宗之际，更是
“因循姑息”①、“群盗蜂起”②、内外交困，国防空虚。这种情况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
“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
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
从表象上去看，宋朝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二、宋夏陕西之战
所谓宋夏陕西之战，指北宋仁宗年间，发生在陕西境内的著名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
和定川砦之战。下面对这三次规模较大的战役分别加以阐述。
1.三川口之战
公元1040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元昊集中了10万人马的优
势兵力，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所谓三川口，在今陕西省安塞县东，即延川、宜川
、洛川三条河流的汇合处。这次战争的激战地点虽然在三川口，但元昊的主攻目标却在
延州。延州（今陕西延安）是宋朝西北的边防重镇。元昊为什么要选择陕西延州作为主
攻目标？这得从宋夏两国的国界说起。在西夏南部边界与宋毗连相接之处，有一条横山
山脉。该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在东到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府州（今陕
西府谷县境），西至原州（今甘肃镇原县）、渭州（今甘肃平凉）2000余里的边境线上
，形成了一条宋夏天然分界线，称为“山界”。自元昊建国之后，宋夏两国均沿着横山
一线积极布防。元昊为了突破宋军防线，经过多次试探性的进攻和派人侦察，终于摸清
了宋朝整个西北边防的情况。宋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
后设环庆路），边砦排列甚密，且有宋宿将刘平、赵振等把守，加上“蕃部素不知其山
川道路”①，很难打开缺口；泾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后设泾
原路），壁垒坚固，屯兵颇多，尤其是戍守于这一带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②，
元昊以此为突破口，也不能稳操胜券。至于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
南）一带，有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并与宋结成联盟，牵制西夏。唯有陕西鄜州（今
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后置鄜延路，延州即为该路的治所）。“其地阔远，而贼所入
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士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③。加上延州知州范雍
怯懦无谋，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都巡检李士彬贪暴愚顽，部下怨声载道。相比之下，是
元昊比较理想的和稳操胜券的突破口。
这次战役，西夏由元昊亲自担任总指挥，宋方由延州知州范雍负责全面防守。
这次战争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小阶段：
第一小阶段为计取金明寨。元昊要想攻占延州，必须首先拿下延州北面的重要军事据点
——金明寨。镇守金明寨的将领为党项族首领金明都巡检使李士彬。士彬是一位勇猛过
人的宿将。他率领的18寨羌兵，近10万人。被延州人称为“铁壁相公”。是一支只可智
取，不可硬拼的劲敌。元昊为了拔除这颗钉子，大体上采取了如下对策：首先行反间计
，试图借宋人之手，轻取李士彬首级。他派人捎书信、锦袍、金带投置金明县境上。书
信大意是说同李士彬相约叛宋。不料该反间计被鄜延副都部署夏随识破。当有人怀疑李
士彬对宋不忠时，夏随即辩解道：“此夏人行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
，岂使众知耶”？①
其次，行诱降之计。反间计失败后，元昊暗中派人到金明寨，许以高官厚禄，劝其投降
。不料士彬斩使拒降，此计又成泡影。
第三，行诈降之计。元昊先遣党项部众诈降李士彬。士彬将此事禀知延州知州范雍，并
建议将这些请降者迁徙到南方，范雍命厚赏金帛隶属于士彬麾下，于是继降者络绎不绝
。这等于在士彬营垒里安上了定时炸弹。于是元昊又派衙校贺真到延州诈降，很快取得
范雍信任。贺真到金明与诈降士彬的党项部众取得联络，随时准备内应。
第四，行骄兵之计。元昊命夏军将士与李士彬的军队相遇时，故意不战而退。并扬言道
：“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②。士彬闻之，果然喜形于色，更加骄横，不
可一世。遇部下偶有过失，则严刑拷问，弄得部下怨声载道。
公元1040年正月，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用猝不及防的突击战术，出兵包围金明，
并发起猛攻。原诈降的士兵，群起响应。当时李士彬居黄堆寨，闻敌至急忙披挂准备迎
敌，向左右索马，随从牵弱马让其骑坐，无法冲出包围，被内应者执送元昊，其子李怀
宝也一同被擒。
第二小阶段为决战于三川口。元昊攻占金明之后，乘胜进攻延州。延州故城丰林县，其
城为赫连勃勃所筑，故又名赫连城。延河直贯其中，将延州一分为二。因其城墙依山而
筑，故易守难攻。时延州城内只有钤辖内侍卢守勤率领的士兵数百人。可谓兵力单薄，
孤城难守。延州知州范雍为了守住该城，急忙发出檄令，要求驻在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
平率兵增援延州。刘平率领3000士卒用了4天时间自庆州赶至保安军，按照原定计划应与
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会合，一起向土门进军。这时接到范雍援救延州檄令。急忙昼夜倍
道兼行，刘平军在前，石元孙军继后。行至三川口以西10里处安下营寨，并遣骑兵先趋
延州夺门。
范雍在檄调刘平、石元孙增援延州的同时，还命令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
等各将所部前来与刘平、石元孙会合。于是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阵向东行5里至三川口。
此时的宋军已完全陷入元昊预设的埋伏圈内。西夏军队列阵包围攻击宋军，刘平指挥宋
军奋力迎战，杀声震天。激战中主将刘平左耳右颈受伤，宋军怯战。元昊抓住战机，乘
日暮以轻骑兵袭击宋军，宋军不能抵御。时黄德和居后阵，见宋军退却，便率部先遁，
宋军大溃，郭遵率部队奋力拼杀，战死。刘平率残卒且战且退，退至西南山下，设七道
栅寨固守。入夜，元昊派人向寨中问道：“主将安在”？刘平命令宋军不准答应。夜四
鼓之时，元昊命士兵围寨大呼：“如许残兵，不降何待”！①黎明，再一次派人大声呼
叫道：“汝降乎！不然当尽死”②。刘平令士兵自山后发起攻击。不幸战败，与石元孙
同时被俘。三川口之战以夏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第三小阶段为元昊被迫撤军。元昊于三川口大捷之后，即集中主力，准备进攻延安城。
知州范雍见援军被歼，孤城难守，举止失措，在绝望中求神庇祐。延安被围困了一个星
期未能攻下。此时，元昊得到一连串夏军战败的消息，宋麟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砦
主张岊袭破浪黄、党儿二族，军主敖保被杀，并代钤辖王仲宝率军进入贺兰山谷。蕃将
逻逋被宋军战败于长鸡岭。加上正遇天降大雪，朔风怒号，寒气袭人，夏军缺少御寒衣
物，无心再战，在此情况下，元昊下令撤军，延安之围被解。
2.好水川之战
公元1041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二月，元昊再一次发动对宋进攻。这
次主攻的目标是属于秦凤路的渭州（今甘肃平凉）。而双方的决战地点则在六盘山下的
好水川（又名甜水河，在今宁夏隆德县北。川水自东而西流入葫芦川，全长约60余里）
。这次战役宋方的最高司令官为夏竦，西夏方面仍然是元昊。
战前双方的态势大体上是这样：西夏方面元昊自撤离延州之后，将大军驻扎在金明，打
算以金明为基地，在扫清后路之后，再一次发动对宋的进攻。五月，元昊率军进攻金明
以北200里处的塞门砦，塞门砦主内殿承制高延德、兵马都监王继元，在坚守5个月之后
，因粮尽援绝而率众弃城逃走。元昊率军截击，王继元战死，高延德被俘。接着，元昊
乘胜攻占安远寨，并分兵夺取栳栳、黑水等砦。从此，元昊控制了横山以南至延州一带
的大片地方。宋西北边防因失去屏障而更加易攻难守了。
宋朝方面，三川口战败的消息传到北宋朝廷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震惊，手足无措，但
经过一阵震惊之后，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宋夏对垒的严重性，决心改弦易辙，积极布防，
采取了如下应急对策和措施。
首先，宋仁宗撤换了败军之将范雍，将他贬知安州。对临阵逃脱的黄德和处以腰斩之刑
，枭首于延安城下，对于三川口战役中的有功和阵亡将士，则封官进爵。如赠刘平为忠
武军节度使兼侍中，石元孙为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其实，刘平、石元孙并未阵亡，而
是束手就擒，详前）；李士彬为宿州观察使，子怀宝为右千牛卫将军。
其次，调整边帅人选。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
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措置陕西的军事防务。同时让他们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即由夏竦
负责全面指挥，范仲淹具体负责主持鄜延路，韩琦主持泾原路。在对西夏的战略问题上
，韩、范2人主张是各不相同的。韩琦主张应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范
仲淹则主张先巩固自己的防务，然后进取绥、宥，占领茶山、横山，认为只要能控制这
一战略地带，就能有效地阻止西夏的侵扰活动。但宋仁宗采纳了韩琦的主张。
第三，积极备战。如增募兵员，收括驴马，在陕西境内普遍修筑城池。甚至在潼关设防
。参知政事宋庠“请于潼关别添使臣兵甲，严设守备，诏如其请”①。同时，打算在战
争失利的情况下，准备随时放弃关中。
第四，遣使联络青唐唃厮罗，促其出兵助战，牵制西夏。如宋政府先派左侍禁鲁经，前
往邈川联系唃厮罗，“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二万匹”②。相约出兵灭亡西夏后，
即予高官厚禄。“如能有心荡灭得吴贼，即当授卿银、夏等州节制”③。并派屯田员外
郎刘涣出使青唐，“见唃厮罗授以爵命”①。企图用爵禄笼络唃厮罗，让他为宋王朝牵
制西夏效力。
尽管赵宋统治者进行了种种的积极备战，但丝毫也不能阻挡元昊新的军事进攻。
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亲自率领10万大军自天都山出发，深入宋境准备同韩琦统领的泾
原路主力决战。这时韩琦正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巡边，听说元昊率领大军经三川砦
已经到达怀远城（今甘肃平凉以北），于是急忙赶到镇戎军，集合军队数万，交大将任
福带领。同时命耿傅任参谋。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
都监王珪各率所部，在任福的指挥下，并力抵御夏军。为了确保对夏战争的胜利，韩琦
召见任福面授机宜。他要求任福率军趋怀远城向西到德胜砦，向南到羊牧隆城，迂回敌
后，以逸待劳据险伺机伏击，断其归路。临行前，韩琦再三嘱咐道：“苟违节制，有功
亦斩”②。
元昊到怀远城，谍报宋大将任福带兵北来，于是命令大军利用夜色朦胧，向西南方的羊
牧隆城推进，在羊牧隆城南、瓦亭川东山地摆好阵势，等待任福的到来。
大将任福和先锋桑怿、参军耿傅等率领轻骑数千，越过六盘山，到达笄头山西麓时，遇
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昆、巡检内侍刘肃与夏军战于张家堡南，旋即参加战斗，斩首数百
级。夏军弃马、羊、骆驼假装败北，桑怿、任福从后追赶。
当晚，任福、桑怿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等军驻笼头山北的笼络川（为好水川支流）
。两军隔山相距5里，约明日会兵川口、全歼夏军。
伪败的夏军，故意保持四五里的距离，引诱宋军追赶。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朱观
军在北，任福军在南，沿好水川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笼竿城北，进入了夏军的包围圈，
这才发现已经中了元昊的诱兵诡计。
任福、桑怿等为了冲出包围圈，率军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在距羊牧隆城5里处准备
布阵应敌时，有士兵自路旁拾得五、六只泥盒，封闭严实，内中有跳动的声音。任福命
士兵打开，但见百余只悬哨鸽子腾空而起，盘旋于宋军之上。元昊知宋军中计，决定采
用分割包围的战术消灭宋军。命将军克成赏率领洪州所部5万人马包围驻扎在南山东面的
朱观、武英等部宋军。自己率领亲军与窦惟吉所率领的灵州部队包围任福、桑怿、刘肃
等军。任福等率军决一死战。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渐渐不支
。任福下令突围，宋军左冲右突，未能破围而出。桑怿、刘肃力竭战死。任福被夏军团
团围住，身中十余箭，小校刘进劝福投诚自免，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
耳！”①于是挥动四刃方铁锏，挺身决斗，身上血流如注。接着，左面部又中一枪，福
无法继续战斗，以手自扼咽喉而死。其子怀亮也战死。
在任福军被围困的同时，朱观、武英的军队也在东面被包围。两军隔山虽然只相距5里，
但却失去任何联系，彼此不知对方情况。夏军分左右两翼包围朱观、武英，幸好王珪率
领4500步兵从羊牧隆城增援，渭州都监赵津率领2200骑兵自瓦亭堡增援，才摆脱被围的
困境。
当四将合兵一处，向夏军阵地发起攻击时，元昊率西面大军自背后杀来。宋军顿时因腹
背受敌而大乱。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宋军死伤7万，惟副将朱观率领1000余
人，退守一处围墙之内，四向纵射，等到夜幕降临，夏军退去，因而得以保全下来。
这次战争，宋军损失惨重，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全部战死。败报传到朝廷，群臣交章弹
劾夏竦，宋仁宗撤去了夏竦的总指挥之职务。韩琦上章自劾，被贬至秦州任知州。同时
，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王珪、赵津、武英、桑怿等皆赠官，以示褒奖。
这次战争，张元也跟随元昊参与机谋，战斗结束后，张元奉命于界上寺壁题诗云：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①。
诗的下面写着“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该诗虽然是对夏竦、韩琦
的挖苦及对宋朝的蔑视，但也反映了西夏君臣的踌躇满志和喜形于色。
3.定川砦之战
公元1042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再一次发动了对宋
朝较大规模的战争。这次战争的主攻目标为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决战地点在定川砦
。定川砦在镇戎军西北面。“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赵林
砦二十里，西南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山砦五十里”②。表明该砦形势险要。
战前双方态势：西夏方面，好水川之战以后，元昊将他的军队驻扎在天都山。在那里经
过几个月的休整补充之后，旋即转攻属于河东路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和府州（今陕
西府谷县）。由于宋军死守，进行顽强的抵抗，未能攻下。于是转攻长州（今陕西府谷
县北）。在攻克丰州后，再回师围攻麟、府二州。元昊派兵绝其粮饷，断其水源，使二
州朝不保夕，幸好宋并代钤辖张亢来到府州，与张岊兵合，防守麟、府二州。并接连打
了胜仗，才使二州转危为安。
宋朝方面，自好水川战败之后，宋政府完全采取守势。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宋政府将陕
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相当于今天的军区）。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
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边缘招讨使，分区
守防，各专其职，负责各路军事。
四路之中，以泾原路为薄弱环节。原因是由于该路“川平原阔”①，无险可守。正如泾
原安抚使王尧臣所指出：
“至陕西，见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然……。盖自镇戎军至渭
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虽有城寨，多居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②
。
这就是元昊接连发动对宋战争，每次都选择了泾原的原因。
至于这次元昊选择泾原路，除了地势对他有利之外，还因知渭州王沿，既不熟习边事，
又无军事指挥才能。选择这样的地方为突破口，是比较理想的。
公元1042年闰九月，元昊的宰相张元建议进军路线可定为自天都山出发，向南攻占镇戎
军，然后经渭州东南深入关中地区。张元道：
“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
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①。
元昊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天都山点集兵马10万，分东西两路进军。一路出刘璠堡（今宁
夏海原西南），一路出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北）。分进合击，会师镇戎。
渭州知州王沿闻夏军自天都山倾巢出动，急忙派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率兵据瓦亭砦阻击
夏军。按照王沿的原定布置，葛怀敏应在第背城安营扎寨，诱敌深入，伺机进击。葛怀
敏率领缘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等4将至瓦亭砦未遇夏兵，于是便不按王沿的部署，擅自
领兵向养马城进军。同时，镇戎军统领曹英，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军
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也领兵前来会合。此时谍报元昊军已进入镇戎军界，部
将赵珣对怀敏道：
“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宜依马栏城布栅，扼贼
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②。
但葛怀敏不听，下令兵分四路。向进、刘湛出西水口，泾原路都监赵珣出莲花堡（今甘
肃隆德西），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葛怀敏率领一支军出定西堡，四路并进，会师定
川砦（固原北、葫芦河西）。
葛怀敏的这种军事部署，正好是元昊所希望的。因为元昊为了诱敌深入，已在定川砦做
好了埋伏的一切准备，单等怀敏主力的到来。
元昊为了全歼宋军，还派军烧毁定川砦后面定川河上的木桥，断绝宋军退路。又派人断
绝流入定川砦的水道，使宋军无水可饮。
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亲率优势夏军，将屯集于定川砦的葛怀敏军队重重包围，分
割歼灭。元昊先以锐兵冲击葛怀敏中军，被击退。接着，向曹英军发起攻击，忽狂风大
作，飞沙走石，曹英军阵乱溃败，向西南砦内逃避。葛怀敏军见此情况，也争相强奔入
砦。元昊抓住战机挥军掩杀，宋兵自相践踏，曹英受伤，怀敏被士兵蹂践得一度昏死过
去，良久方苏。幸好此时赵珣骑兵赶到，杀退夏军，怀敏等才得以进入瓮城之内。
当天夜晚，元昊派士兵手持火把到城墙外西北角向惊魂未定的葛怀敏喊话：“尔得非部
署听上点阵图者耶？尔善屯军，乃入我围中，今将何往”①？夜一更天，葛怀敏召开军
事会议，让诸将商议向何处突围，最后决定“结阵走镇戎军”②。
葛怀敏率军退至长城边上，不料壕路已被元昊截断，这才发觉又陷入元昊大军的重重包
围之中。宋军遭到夏军的四面攻击，葛怀敏及诸将曹英等16人皆战死。宋士兵 9400余
人，马600余匹，均成了元昊的战利品。葛怀敏子宗晟与郭京、走马承受王昭明、赵政等
还保定川。
元昊取得定川砦大捷之后，紧接着率领大军直捣渭州。攻破栏马、平泉（今甘肃平凉境
）2城。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最后满载而归。元昊在胜利进军途中曾张贴榜文，
告谕关中军民。令张元做露布，有“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一种按捺不住的
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当定川砦之战宋军惨败的消息传到首都汴京之时，宰相吕夷简感到震惊，慨叹道：“一
战不如一战，可骇也”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西夏对宋战争三战三胜，战果辉煌，但在胜利之后，西夏并未乘胜
追击，攻占关中地区，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是什么原因呢？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
学家王夫之认为：
“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②。
这显然不是中肯之论。实际上，那是由于元昊的行动受到下列各种因素的制约。
从西夏方面看，首先，人民不让元昊将这场不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如前所述，元昊发动
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大量掠夺财富，以满足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的贪欲，但战
争的结果，“所获不偿所费”③，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宋朝关闭边境榷场，停止和市贸易
，使西夏人民“饮无茶，衣帛贵”④。深感今不如昔，“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
”⑤。在“上下困乏”⑥，元昊“知众之疲，闻下之怨”⑦的情况下，是不会贸然向关
中进军的。
其次，西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痕，矛盾重重，也不允许元昊继续打下去。
元昊立国之初，为了获得党项贵族的支持，在对宋战争的一些决策问题上，往往召集部
落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但随着元昊独断专行的加强，必然要使元昊同
党项部落首领之间矛盾的激化。元昊为了发展中央集权，对于那些反对者往往“峻诛杀
”，“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①。这样做固然可以大权独揽，集权中央，但当“诸部
大人且尽”②之时，元昊也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困境，无力进兵关中，只好罢兵求和了
。
从宋朝方面看，陕西边防的加强，有力地制止了元昊进一步的军事进攻。这首先表现在
军事实力的加强。史载：
“（元昊）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
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③。
四路驻扎中央禁军近20万，加上地方弓箭手和蕃兵约有30余万，这对元昊的牵制是可想
而知的。
其次，从根本上改变了指挥人才庸懦无能的状况。通过三大战役的锻炼，涌现出了一批
新的军事指挥人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
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以枝梧（抵抗）矣”④。
说明战争锻炼了陕西边将和人民，并从中涌现出了不少战将和勇士。
第三，增加了陕西边防的经济力量。通过招募弓箭手，屯田养兵，且耕且战，既增强了
军队的战斗力，又部分解决了陕西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欧阳修指出：
“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敕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
，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
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臣服”①。
说明宋在陕西的屯田，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人工的藩篱和屏障，对于阻止元昊的进兵关中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西夏同其邻国——吐蕃的关系看，据有今青海省东部和甘南一带的唃厮罗政权，虽然
父子分裂，各据一块地盘，势力不如从前，但仍与宋结成联盟，对元昊进兵关中起了一
定的牵制作用。“自元昊梗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罗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
公元1041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二月，元昊再一次发动对宋进攻。这
次主攻的目标是属于秦凤路的渭州（今甘肃平凉）。而双方的决战地点则在六盘山下的
好水川（又名甜水河，在今宁夏隆德县北。川水自东而西流入葫芦川，全长约60余里）
。这次战役宋方的最高司令官为夏竦，西夏方面仍然是元昊。
战前双方的态势大体上是这样：西夏方面元昊自撤离延州之后，将大军驻扎在金明，打
算以金明为基地，在扫清后路之后，再一次发动对宋的进攻。五月，元昊率军进攻金明
以北200里处的塞门砦，塞门砦主内殿承制高延德、兵马都监王继元，在坚守5个月之后
，因粮尽援绝而率众弃城逃走。元昊率军截击，王继元战死，高延德被俘。接着，元昊
乘胜攻占安远寨，并分兵夺取栳栳、黑水等砦。从此，元昊控制了横山以南至延州一带
的大片地方。宋西北边防因失去屏障而更加易攻难守了。
宋朝方面，三川口战败的消息传到北宋朝廷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震惊，手足无措，但
经过一阵震惊之后，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宋夏对垒的严重性，决心改弦易辙，积极布防，
采取了如下应急对策和措施。
首先，宋仁宗撤换了败军之将范雍，将他贬知安州。对临阵逃脱的黄德和处以腰斩之刑
，枭首于延安城下，对于三川口战役中的有功和阵亡将士，则封官进爵。如赠刘平为忠
武军节度使兼侍中，石元孙为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其实，刘平、石元孙并未阵亡，而
是束手就擒，详前）；李士彬为宿州观察使，子怀宝为右千牛卫将军。
其次，调整边帅人选。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
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措置陕西的军事防务。同时让他们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即由夏竦
负责全面指挥，范仲淹具体负责主持鄜延路，韩琦主持泾原路。在对西夏的战略问题上
，韩、范2人主张是各不相同的。韩琦主张应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范
仲淹则主张先巩固自己的防务，然后进取绥、宥，占领茶山、横山，认为只要能控制这
一战略地带，就能有效地阻止西夏的侵扰活动。但宋仁宗采纳了韩琦的主张。
第三，积极备战。如增募兵员，收括驴马，在陕西境内普遍修筑城池。甚至在潼关设防
。参知政事宋庠“请于潼关别添使臣兵甲，严设守备，诏如其请”①。同时，打算在战
争失利的情况下，准备随时放弃关中。
第四，遣使联络青唐唃厮罗，促其出兵助战，牵制西夏。如宋政府先派左侍禁鲁经，前
往邈川联系唃厮罗，“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二万匹”②。相约出兵灭亡西夏后，
即予高官厚禄。“如能有心荡灭得吴贼，即当授卿银、夏等州节制”③。并派屯田员外
郎刘涣出使青唐，“见唃厮罗授以爵命”①。企图用爵禄笼络唃厮罗，让他为宋王朝牵
制西夏效力。
尽管赵宋统治者进行了种种的积极备战，但丝毫也不能阻挡元昊新的军事进攻。
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亲自率领10万大军自天都山出发，深入宋境准备同韩琦统领的泾
原路主力决战。这时韩琦正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巡边，听说元昊率领大军经三川砦
已经到达怀远城（今甘肃平凉以北），于是急忙赶到镇戎军，集合军队数万，交大将任
福带领。同时命耿傅任参谋。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
都监王珪各率所部，在任福的指挥下，并力抵御夏军。为了确保对夏战争的胜利，韩琦
召见任福面授机宜。他要求任福率军趋怀远城向西到德胜砦，向南到羊牧隆城，迂回敌
后，以逸待劳据险伺机伏击，断其归路。临行前，韩琦再三嘱咐道：“苟违节制，有功
亦斩”②。
元昊到怀远城，谍报宋大将任福带兵北来，于是命令大军利用夜色朦胧，向西南方的羊
牧隆城推进，在羊牧隆城南、瓦亭川东山地摆好阵势，等待任福的到来。
大将任福和先锋桑怿、参军耿傅等率领轻骑数千，越过六盘山，到达笄头山西麓时，遇
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昆、巡检内侍刘肃与夏军战于张家堡南，旋即参加战斗，斩首数百
级。夏军弃马、羊、骆驼假装败北，桑怿、任福从后追赶。
当晚，任福、桑怿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等军驻笼头山北的笼络川（为好水川支流）
。两军隔山相距5里，约明日会兵川口、全歼夏军。
伪败的夏军，故意保持四五里的距离，引诱宋军追赶。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朱观
军在北，任福军在南，沿好水川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笼竿城北，进入了夏军的包围圈，
这才发现已经中了元昊的诱兵诡计。
任福、桑怿等为了冲出包围圈，率军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在距羊牧隆城5里处准备
布阵应敌时，有士兵自路旁拾得五、六只泥盒，封闭严实，内中有跳动的声音。任福命
士兵打开，但见百余只悬哨鸽子腾空而起，盘旋于宋军之上。元昊知宋军中计，决定采
用分割包围的战术消灭宋军。命将军克成赏率领洪州所部5万人马包围驻扎在南山东面的
朱观、武英等部宋军。自己率领亲军与窦惟吉所率领的灵州部队包围任福、桑怿、刘肃
等军。任福等率军决一死战。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渐渐不支
。任福下令突围，宋军左冲右突，未能破围而出。桑怿、刘肃力竭战死。任福被夏军团
团围住，身中十余箭，小校刘进劝福投诚自免，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
耳！”①于是挥动四刃方铁锏，挺身决斗，身上血流如注。接着，左面部又中一枪，福
无法继续战斗，以手自扼咽喉而死。其子怀亮也战死。
在任福军被围困的同时，朱观、武英的军队也在东面被包围。两军隔山虽然只相距5里，
但却失去任何联系，彼此不知对方情况。夏军分左右两翼包围朱观、武英，幸好王珪率
领4500步兵从羊牧隆城增援，渭州都监赵津率领2200骑兵自瓦亭堡增援，才摆脱被围的
困境。
当四将合兵一处，向夏军阵地发起攻击时，元昊率西面大军自背后杀来。宋军顿时因腹
背受敌而大乱。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宋军死伤7万，惟副将朱观率领1000余
人，退守一处围墙之内，四向纵射，等到夜幕降临，夏军退去，因而得以保全下来。
这次战争，宋军损失惨重，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全部战死。败报传到朝廷，群臣交章弹
劾夏竦，宋仁宗撤去了夏竦的总指挥之职务。韩琦上章自劾，被贬至秦州任知州。同时
，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王珪、赵津、武英、桑怿等皆赠官，以示褒奖。
这次战争，张元也跟随元昊参与机谋，战斗结束后，张元奉命于界上寺壁题诗云：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①。
诗的下面写着“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该诗虽然是对夏竦、韩琦
的挖苦及对宋朝的蔑视，但也反映了西夏君臣的踌躇满志和喜形于色。
3.定川砦之战
公元1042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再一次发动了对宋
朝较大规模的战争。这次战争的主攻目标为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决战地点在定川砦
。定川砦在镇戎军西北面。“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赵林
砦二十里，西南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山砦五十里”②。表明该砦形势险要。
战前双方态势：西夏方面，好水川之战以后，元昊将他的军队驻扎在天都山。在那里经
过几个月的休整补充之后，旋即转攻属于河东路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和府州（今陕
西府谷县）。由于宋军死守，进行顽强的抵抗，未能攻下。于是转攻长州（今陕西府谷
县北）。在攻克丰州后，再回师围攻麟、府二州。元昊派兵绝其粮饷，断其水源，使二
州朝不保夕，幸好宋并代钤辖张亢来到府州，与张岊兵合，防守麟、府二州。并接连打
了胜仗，才使二州转危为安。
宋朝方面，自好水川战败之后，宋政府完全采取守势。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宋政府将陕
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相当于今天的军区）。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
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边缘招讨使，分区
守防，各专其职，负责各路军事。
四路之中，以泾原路为薄弱环节。原因是由于该路“川平原阔”①，无险可守。正如泾
原安抚使王尧臣所指出：
“至陕西，见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然……。盖自镇戎军至渭
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虽有城寨，多居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②
。
这就是元昊接连发动对宋战争，每次都选择了泾原的原因。
至于这次元昊选择泾原路，除了地势对他有利之外，还因知渭州王沿，既不熟习边事，
又无军事指挥才能。选择这样的地方为突破口，是比较理想的。
公元1042年闰九月，元昊的宰相张元建议进军路线可定为自天都山出发，向南攻占镇戎
军，然后经渭州东南深入关中地区。张元道：
“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
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①。
元昊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天都山点集兵马10万，分东西两路进军。一路出刘璠堡（今宁
夏海原西南），一路出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北）。分进合击，会师镇戎。
渭州知州王沿闻夏军自天都山倾巢出动，急忙派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率兵据瓦亭砦阻击
夏军。按照王沿的原定布置，葛怀敏应在第背城安营扎寨，诱敌深入，伺机进击。葛怀
敏率领缘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等4将至瓦亭砦未遇夏兵，于是便不按王沿的部署，擅自
领兵向养马城进军。同时，镇戎军统领曹英，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军
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也领兵前来会合。此时谍报元昊军已进入镇戎军界，部
将赵珣对怀敏道：
“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宜依马栏城布栅，扼贼
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②。
但葛怀敏不听，下令兵分四路。向进、刘湛出西水口，泾原路都监赵珣出莲花堡（今甘
肃隆德西），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葛怀敏率领一支军出定西堡，四路并进，会师定
川砦（固原北、葫芦河西）。
葛怀敏的这种军事部署，正好是元昊所希望的。因为元昊为了诱敌深入，已在定川砦做
好了埋伏的一切准备，单等怀敏主力的到来。
元昊为了全歼宋军，还派军烧毁定川砦后面定川河上的木桥，断绝宋军退路。又派人断
绝流入定川砦的水道，使宋军无水可饮。
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亲率优势夏军，将屯集于定川砦的葛怀敏军队重重包围，分
割歼灭。元昊先以锐兵冲击葛怀敏中军，被击退。接着，向曹英军发起攻击，忽狂风大
作，飞沙走石，曹英军阵乱溃败，向西南砦内逃避。葛怀敏军见此情况，也争相强奔入
砦。元昊抓住战机挥军掩杀，宋兵自相践踏，曹英受伤，怀敏被士兵蹂践得一度昏死过
去，良久方苏。幸好此时赵珣骑兵赶到，杀退夏军，怀敏等才得以进入瓮城之内。
当天夜晚，元昊派士兵手持火把到城墙外西北角向惊魂未定的葛怀敏喊话：“尔得非部
署听上点阵图者耶？尔善屯军，乃入我围中，今将何往”①？夜一更天，葛怀敏召开军
事会议，让诸将商议向何处突围，最后决定“结阵走镇戎军”②。
葛怀敏率军退至长城边上，不料壕路已被元昊截断，这才发觉又陷入元昊大军的重重包
围之中。宋军遭到夏军的四面攻击，葛怀敏及诸将曹英等16人皆战死。宋士兵 9400余
人，马600余匹，均成了元昊的战利品。葛怀敏子宗晟与郭京、走马承受王昭明、赵政等
还保定川。
元昊取得定川砦大捷之后，紧接着率领大军直捣渭州。攻破栏马、平泉（今甘肃平凉境
）2城。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最后满载而归。元昊在胜利进军途中曾张贴榜文，
告谕关中军民。令张元做露布，有“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一种按捺不住的
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当定川砦之战宋军惨败的消息传到首都汴京之时，宰相吕夷简感到震惊，慨叹道：“一
战不如一战，可骇也”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西夏对宋战争三战三胜，战果辉煌，但在胜利之后，西夏并未乘胜
追击，攻占关中地区，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是什么原因呢？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
学家王夫之认为：
“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②。
这显然不是中肯之论。实际上，那是由于元昊的行动受到下列各种因素的制约。
从西夏方面看，首先，人民不让元昊将这场不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如前所述，元昊发动
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大量掠夺财富，以满足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的贪欲，但战
争的结果，“所获不偿所费”③，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宋朝关闭边境榷场，停止和市贸易
，使西夏人民“饮无茶，衣帛贵”④。深感今不如昔，“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
”⑤。在“上下困乏”⑥，元昊“知众之疲，闻下之怨”⑦的情况下，是不会贸然向关
中进军的。
其次，西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痕，矛盾重重，也不允许元昊继续打下去。
元昊立国之初，为了获得党项贵族的支持，在对宋战争的一些决策问题上，往往召集部
落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但随着元昊独断专行的加强，必然要使元昊同
党项部落首领之间矛盾的激化。元昊为了发展中央集权，对于那些反对者往往“峻诛杀
”，“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①。这样做固然可以大权独揽，集权中央，但当“诸部
大人且尽”②之时，元昊也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困境，无力进兵关中，只好罢兵求和了
。
从宋朝方面看，陕西边防的加强，有力地制止了元昊进一步的军事进攻。这首先表现在
军事实力的加强。史载：
“（元昊）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
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③。
四路驻扎中央禁军近20万，加上地方弓箭手和蕃兵约有30余万，这对元昊的牵制是可想
而知的。
其次，从根本上改变了指挥人才庸懦无能的状况。通过三大战役的锻炼，涌现出了一批
新的军事指挥人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
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以枝梧（抵抗）矣”④。
说明战争锻炼了陕西边将和人民，并从中涌现出了不少战将和勇士。
第三，增加了陕西边防的经济力量。通过招募弓箭手，屯田养兵，且耕且战，既增强了
军队的战斗力，又部分解决了陕西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欧阳修指出：
“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敕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
，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
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臣服”①。
说明宋在陕西的屯田，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人工的藩篱和屏障，对于阻止元昊的进兵关中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西夏同其邻国——吐蕃的关系看，据有今青海省东部和甘南一带的唃厮罗政权，虽然
父子分裂，各据一块地盘，势力不如从前，但仍与宋结成联盟，对元昊进兵关中起了一
定的牵制作用。“自元昊梗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罗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
从西夏的盟邦——辽国看，当时辽夏关系已经恶化，辽不再支持西夏继续对宋战争。恶
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宋夏战争期间，辽乘机向宋提出割让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和瓦桥关
（今河北雄县）以南十县之地。宋朝虽然没有割让土地，但答应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
10万匹。辽得到这经济实惠后，反过来劝西夏停止对宋战争。从而激怒了元昊，引起两
国关系的恶化。在辽夏关系恶化，西夏失去辽的政治声援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对宋战争
，那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此外，从统治者经常采用的两手——战争与和平，究竟哪一手对元昊有利呢？显然，继
续战争前途未卜，后果不堪设想。结束战争，同宋签订和约，“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
称”①。西夏将能从宋朝那里获得诸如银、绢、茶叶以及榷场和市贸易等经济利益。同
时，对西夏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社会经济也是非常有利的。
三、夏胜宋败的原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国力，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西夏为小国寡民；论兵力，宋仁
宗时有军队125万，而西夏仅有50余万。无论从版图、人力、物力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
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夏胜宋败，其原因是什么呢？
元昊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西夏刚刚建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统治者充满着革新
和务实精神。他们立官制、定军制，扩大军队来源，健全军事指挥机构，并集军权于中
央，从而较好地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指挥功能，军队数量虽然不如宋朝，但军队的质量和
指挥方面却占有明显的优势。
宋朝与此相反。“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②，举国上下，“人情玩习而多务因循”③，
“天下空虚，全无武备……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④。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宋朝军队的
数量虽多，但质量不如西夏。宋臣丁度对比宋夏军队的质量时指出：
“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
。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①。
这种三不如的结论，尽管很不全面，但仍不失为平允和中肯的。
战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是西夏赢得这场战争的有力保证。元昊战前的准备工作主要
有以下六个方面：
彻底摧毁河西地区的割据势力，以便全力同宋对垒。公元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
二年）元昊出兵击败回鹘，彻底完成河西统一，这对于进一步同宋决一雌雄，有着重要
的战略意义。“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②。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割据于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的吐蕃唃厮罗“制其后”，出兵攻打兰
州诸羌，向南攻占马衔山等地，筑城留兵镇守，以便“（断）绝吐蕃与中国相通之路”
③。
于宋夏沿边山险之地，大修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④。
派遣使者深入宋地，名义上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实际是“欲窥河东道路”⑤，即打探由
宋河东入侵的路线。
为了孤立宋朝，争取宋境内的党项羌背宋，里应外合，“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
百余人，约为乡导”⑥。说明元昊的暗中策反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功。
及时召开党项部落酋长会议，讨论入寇宋朝方略，同他们歃血盟誓，“（相）约先攻鄜
延，欲自德靖、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①。对于那些反对者严惩不贷，“诸酋有谏
者辄杀之”②。
总之，元昊战前所做的充分准备工作，同宋朝处于“我无边备”③的被动挨打状况，成
了鲜明的对照。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宋方的种种失误是西夏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西夏方面作为指导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元昊，自幼熟读兵书，心娴韬略，年轻时即带兵
打仗，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他成为西夏历史上最杰出的指挥者。他结合西夏国情摸索出一
套克敌制胜的用兵之法。宋人将它概括为“包藏变谲，图全择利”④，“先谋而后战，
啬财用，爱惜人命”⑤，他的这一套，为此后的西夏统兵者所遵循。“大抵夏人用兵，
皆本元昊之法”⑥。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表现在同宋对垒的战略方针之上。欧阳修云：
“（元昊）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
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
，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
不来。如此相待，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不胜而盗
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自初
僭叛，媪书已上，逾年不出，一出则其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此
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①。
可见，元昊对宋战争确有一套灵活的多变和比较完整的方略。
其次，突出表现在对陕西三次战役的正确指导之上。元昊是怎样正确地指导这些战争呢
？根据宋人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为时出偏师，先发制人。元昊根据当时宋朝西北边防线自东至西长达2000余里的
特点，时出偏师以困扰之，使宋朝分兵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司马光把元昊的这种战术
叫做“先发制人之术”。并认定这种战术是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元昊之所以常常获胜
，就是因为运用该战术使宋由逸变劳，西夏则化劳为逸，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夫兵
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
年贼常得志”②。
其二，为主动有次，先易后难。正如集贤校理余靖所指出：
“臣观贼昊虽曰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坏我藩篱，先
攻易取之地，以成常胜之势……此乃贼知先后之计也”③。
试举例以证之。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降之计，里应外
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
，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帅庸懦无能，于是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
其三，为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胜地以诱宋师。在择有利地形方面，如元昊三次亲率大
军深入宋地，一不从秦凤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鄜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就是因
为该路地势平坦，“略无险阻”①，有利于西夏骑兵的进攻，且地当要冲，一经突入，
势难阻挡。
在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方面，元昊所指导的陕西三次战争，都是因为运用了该战术而取
胜的。正如宋臣王尧臣所指出：
“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
，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
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②。
这段平允而中肯的分析，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四，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朝在陕西布防所投入的兵力，及西夏入侵
宋朝的军队看，宋最多时为40万，西夏为10万。也就是说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
，但就每次战役宋夏双方集中的兵力看，西夏在数量上又往往占了绝对的优势。如好水
川之战，西夏并兵一路而来，集中了10万军队，而宋由于战线太长，处处设防，兵力分
散，总共集中不到2万人。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了压倒的优势，在
“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③，众寡悬殊，强弱势异的情况下，加上宋军骄傲轻
敌和将领的贪功冒进，宋军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为及时刺探情报，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
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正如宋臣田况所指出：
“自古用兵，未有不用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
窥我机宜，动必得实”①
间谍所得情报对于元昊制定对宋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西夏的情况相反，宋朝指导战争的失误和弊病较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为命将非人。从指导三次战争的最高司令官看，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都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②。其中尤其是
范雍、夏竦很不称职。史载：
“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④。
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藉口，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
。继范雍之后的夏竦，除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好色和享乐。正如台谏交章抨击时指出
：
“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常出巡边，置侍婢
中军帐下，几至军变”③
真可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具体负责指挥冲锋陷阵的将校看，他
们虽然出身戎武，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①之辈。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
将刘平“勇而无谋”②；负责好水川之战的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③；具
体指挥定川寨之战的宋将葛怀敏，更具“以善承迎得虚誉”④，“猾懦不知兵”⑤。由
于参与作战的宋方将领大多“空疏阘茸”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⑥。
其二，为兵不习将，将不知兵。正如宋臣韩琦所指出：
“（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
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恤”⑦。
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屡败，是不言而
喻的。
其三，为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要冲的地方很多，因
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
“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
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
居，衣食自给，或忽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
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①
他们的精辟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即使已经集中的军队，大敌当前，其领兵将领也往往互不为援，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
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军政的腐朽。
其四，为不察彼己，如坠云雾。在宋夏的间谍战中，宋方间谍由于无厚赏，所得情报多
不真实。因此，指挥作战的将领对西夏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耳目闭塞
，几乎成了盲人瞎马，如坠云雾之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军之所以贪功
冒进，其原因固然颇多，但与领兵主将对元昊设伏以待的情况一无所知，不无关系。
以上仅就宋夏双方指导战争的得失利弊去分析夏胜宋败的原因。如果我们再从每一次战
役去做更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就能找出更为具体的原因。如定川寨之战，从宋朝指挥方
面去看至少有如下失误：
“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
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
失也”②。
四失之所以产生，固然与统兵将领葛怀敏“贪功冒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暗于
知兵所造成。
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宋夏战争期间，辽乘机向宋提出割让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和瓦桥关
（今河北雄县）以南十县之地。宋朝虽然没有割让土地，但答应每年增加银10万两、绢
10万匹。辽得到这经济实惠后，反过来劝西夏停止对宋战争。从而激怒了元昊，引起两
国关系的恶化。在辽夏关系恶化，西夏失去辽的政治声援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对宋战争
，那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此外，从统治者经常采用的两手——战争与和平，究竟哪一手对元昊有利呢？显然，继
续战争前途未卜，后果不堪设想。结束战争，同宋签订和约，“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
称”①。西夏将能从宋朝那里获得诸如银、绢、茶叶以及榷场和市贸易等经济利益。同
时，对西夏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社会经济也是非常有利的。
三、夏胜宋败的原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国力，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西夏为小国寡民；论兵力，宋仁
宗时有军队125万，而西夏仅有50余万。无论从版图、人力、物力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
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夏胜宋败，其原因是什么呢？
元昊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西夏刚刚建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统治者充满着革新
和务实精神。他们立官制、定军制，扩大军队来源，健全军事指挥机构，并集军权于中
央，从而较好地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指挥功能，军队数量虽然不如宋朝，但军队的质量和
指挥方面却占有明显的优势。
宋朝与此相反。“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②，举国上下，“人情玩习而多务因循”③，
“天下空虚，全无武备……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④。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宋朝军队的
数量虽多，但质量不如西夏。宋臣丁度对比宋夏军队的质量时指出：
“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
。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①。
这种三不如的结论，尽管很不全面，但仍不失为平允和中肯的。
战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是西夏赢得这场战争的有力保证。元昊战前的准备工作主要
有以下六个方面：
彻底摧毁河西地区的割据势力，以便全力同宋对垒。公元1034年（宋景祐元年，夏广运
二年）元昊出兵击败回鹘，彻底完成河西统一，这对于进一步同宋决一雌雄，有着重要
的战略意义。“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②。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割据于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的吐蕃唃厮罗“制其后”，出兵攻打兰
州诸羌，向南攻占马衔山等地，筑城留兵镇守，以便“（断）绝吐蕃与中国相通之路”
③。
于宋夏沿边山险之地，大修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④。
派遣使者深入宋地，名义上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实际是“欲窥河东道路”⑤，即打探由
宋河东入侵的路线。
为了孤立宋朝，争取宋境内的党项羌背宋，里应外合，“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
百余人，约为乡导”⑥。说明元昊的暗中策反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功。
及时召开党项部落酋长会议，讨论入寇宋朝方略，同他们歃血盟誓，“（相）约先攻鄜
延，欲自德靖、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①。对于那些反对者严惩不贷，“诸酋有谏
者辄杀之”②。
总之，元昊战前所做的充分准备工作，同宋朝处于“我无边备”③的被动挨打状况，成
了鲜明的对照。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宋方的种种失误是西夏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西夏方面作为指导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元昊，自幼熟读兵书，心娴韬略，年轻时即带兵
打仗，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他成为西夏历史上最杰出的指挥者。他结合西夏国情摸索出一
套克敌制胜的用兵之法。宋人将它概括为“包藏变谲，图全择利”④，“先谋而后战，
啬财用，爱惜人命”⑤，他的这一套，为此后的西夏统兵者所遵循。“大抵夏人用兵，
皆本元昊之法”⑥。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表现在同宋对垒的战略方针之上。欧阳修云：
“（元昊）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
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
，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
不来。如此相待，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不胜而盗
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自初
僭叛，媪书已上，逾年不出，一出则其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此
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①。
可见，元昊对宋战争确有一套灵活的多变和比较完整的方略。
其次，突出表现在对陕西三次战役的正确指导之上。元昊是怎样正确地指导这些战争呢
？根据宋人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为时出偏师，先发制人。元昊根据当时宋朝西北边防线自东至西长达2000余里的
特点，时出偏师以困扰之，使宋朝分兵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司马光把元昊的这种战术
叫做“先发制人之术”。并认定这种战术是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元昊之所以常常获胜
，就是因为运用该战术使宋由逸变劳，西夏则化劳为逸，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夫兵
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
年贼常得志”②。
其二，为主动有次，先易后难。正如集贤校理余靖所指出：
“臣观贼昊虽曰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必先剪我枝附，坏我藩篱，先
攻易取之地，以成常胜之势……此乃贼知先后之计也”③。
试举例以证之。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降之计，里应外
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
，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帅庸懦无能，于是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
其三，为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胜地以诱宋师。在择有利地形方面，如元昊三次亲率大
军深入宋地，一不从秦凤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鄜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就是因
为该路地势平坦，“略无险阻”①，有利于西夏骑兵的进攻，且地当要冲，一经突入，
势难阻挡。
在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方面，元昊所指导的陕西三次战争，都是因为运用了该战术而取
胜的。正如宋臣王尧臣所指出：
“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
，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
锋不可当，遂致掩覆。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②。
这段平允而中肯的分析，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四，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朝在陕西布防所投入的兵力，及西夏入侵
宋朝的军队看，宋最多时为40万，西夏为10万。也就是说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
，但就每次战役宋夏双方集中的兵力看，西夏在数量上又往往占了绝对的优势。如好水
川之战，西夏并兵一路而来，集中了10万军队，而宋由于战线太长，处处设防，兵力分
散，总共集中不到2万人。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了压倒的优势，在
“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③，众寡悬殊，强弱势异的情况下，加上宋军骄傲轻
敌和将领的贪功冒进，宋军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为及时刺探情报，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
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正如宋臣田况所指出：
“自古用兵，未有不用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赏赂，极其尊宠，故
窥我机宜，动必得实”①
间谍所得情报对于元昊制定对宋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西夏的情况相反，宋朝指导战争的失误和弊病较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为命将非人。从指导三次战争的最高司令官看，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等都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②。其中尤其是
范雍、夏竦很不称职。史载：
“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④。
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藉口，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
。继范雍之后的夏竦，除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好色和享乐。正如台谏交章抨击时指出
：
“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常出巡边，置侍婢
中军帐下，几至军变”③
真可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具体负责指挥冲锋陷阵的将校看，他
们虽然出身戎武，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①之辈。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
将刘平“勇而无谋”②；负责好水川之战的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③；具
体指挥定川寨之战的宋将葛怀敏，更具“以善承迎得虚誉”④，“猾懦不知兵”⑤。由
于参与作战的宋方将领大多“空疏阘茸”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⑥。
其二，为兵不习将，将不知兵。正如宋臣韩琦所指出：
“（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
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恤”⑦。
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屡败，是不言而
喻的。
其三，为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要冲的地方很多，因
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
“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
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
居，衣食自给，或忽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
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①
他们的精辟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即使已经集中的军队，大敌当前，其领兵将领也往往互不为援，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
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军政的腐朽。
其四，为不察彼己，如坠云雾。在宋夏的间谍战中，宋方间谍由于无厚赏，所得情报多
不真实。因此，指挥作战的将领对西夏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耳目闭塞
，几乎成了盲人瞎马，如坠云雾之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军之所以贪功
冒进，其原因固然颇多，但与领兵主将对元昊设伏以待的情况一无所知，不无关系。
以上仅就宋夏双方指导战争的得失利弊去分析夏胜宋败的原因。如果我们再从每一次战
役去做更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就能找出更为具体的原因。如定川寨之战，从宋朝指挥方
面去看至少有如下失误：
“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
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
失也”②。
四失之所以产生，固然与统兵将领葛怀敏“贪功冒进”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暗于
知兵所造成。
四、战争的后果和影响
这场战争给宋夏双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由于三大战役都发生在宋朝陕西境内，
在战争中西夏统治者又实行屠掠政策，因此，这场战争对西夏的影响较小，而对宋朝的
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
这场战争对宋朝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呢？
首先，它加重了宋朝全国老百姓的负担。据司马光奏称：
“及元昊背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
，苦于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①。
其中尤以关陕和四川人民负担最重。“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
端，悉出州郡”②。四川人民除了承担层出不穷的科■外，还有和买绢等额外负担。“
两川和买绢给陕西，而蜀人苦于烦敛”③。
其次，陕西人民蒙受了屠杀和焚掠等空前的战争灾难。即以陕西鄜延路为例，史载：
“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边、栲栲寨，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④。
至于宋夏沿边党项羌熟户，经过多次战争的烧杀强掠，“亡失太半”⑤，而没有遭到屠
杀的也往往迁徙他处，致使陕西人口锐减。
第三，宋朝国库空虚，公私匮竭。随着西夏入侵宋朝规模的扩大，陕西驻军的增多，需
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包括钱帛粮草）。史载：
“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用兵后
，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①
这是庆历三年（1043年）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王尧臣，取陕西路用兵前后岁收支财用
“会计以闻”的数字。该数字表明：陕西用兵后的军费开支，比用兵前大约增加了三分
之二。如此众多的军费开支，除了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外，大部分要由中央和其他地区
调拨。由于数量太大，供不应求，国家积聚的财物有限，结果必然要造成国库空虚，民
穷财尽，国家元气大伤。
第四，加深了宋朝阶级矛盾的激化。由于宋夏陕西之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宋朝本
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宋臣富弼在将陕西之战前后农民起义概况作一对比时
指出：
“臣伏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自四五年以来，贼入州
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
日盛。……今张海、郭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
②。
在张海、郭邈山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西京诸州的农民起义相继发生。“襄、邓、唐、
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见盗贼”，一时农民起义“遍满天
下之渐”③。大有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之势。
总之，宋夏陕西之战，加大了宋朝的积贫积弱之势，加深了阶级矛盾。仁宗年间，自庆
历三年十月至庆历四年五月的“庆历新政”之所以产生于宋夏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
偶然。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目击赵宋王朝由于长期
因循守旧，不思更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
宋夏三大战役，对西夏来说，虽然达到了掠夺邻国财富，消灭异己（如山遇惟亮等因反
对入侵宋朝，被元昊用乱箭射死等），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大夏国家的目的，但总
的来看仍然得不偿失。这场战争不但加重了西夏老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有点集，人多失业”①，“黄鼠食
稼，干旱”②。反映战争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用兵以来，牛羊已悉卖契丹”③。
反映战争严重影响了西夏的畜牧业。榷场关闭，“互市不通”④。反映战争中断了宋夏
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和商业贸易。这些，同德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了明显的对照。
德明加速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元昊在刚刚立国之初，在西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之
时，却使西夏人民卷入战争的漩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⑤
五、宋夏战争的性质
关于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性质，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它是一场反抗宋朝民族压
迫的自卫战争。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因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正义的战
争。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其性质
是非正义的。其理由如次：
第一，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自始至终是一场掠夺成性的战争。史称：
“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
略，驱掳人畜，劫掠财货……。”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除了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
第二，发生在陕西的三次大战，每次都是元昊主动挑起的。他在经过一番战争准备之后
，总是先发制人，发动对宋军的进攻，然后屠掠而行。因此，元昊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
的角色决不是什么自卫者，而是入侵者、掠夺者。
第三，宋人也认为曲在元昊。北宋著名的史学家苏辙在评价这场战争时指出：
“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
唯恐在后，虽捐躯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宋朝）徐亦自
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
，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怒，天下咨嗟，土
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已之兵也”②。
苏辙以时人对战争是否支持为标准，对比元昊时期的对宋战争与宋神宗的五路伐夏，认
为前者曲在元昊，后者曲在宋廷，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当不失为中肯之论。
六、宋夏和约的缔结
元昊在对宋战争中，虽然屡战屡胜，但由于西夏是小国寡民，人力、物力有限，连年的
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史称：
“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
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新建的封建政权，不如乘战胜之威，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富裕的
宋朝提出缔结和约，通过谈判，从中捞到经济上的好处。
元昊在三川口之战获胜后，就向范仲淹作出和平姿态，他一面“使人于泾原乞和”②，
同时又释放宋塞门砦主高延德，让他回到延州，转达其希求和平的愿望。范仲淹也希望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和平是有条件的，只有元昊同意宋方提出的要求，和平才会到来
。他写信给元昊道：
“高延德至，传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甚善。……大王果然以爱民为意
者，言当时之事（指称帝建国），由众请莫遏，以此谢于天子，必当复王爵，承先大王
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之贤。……况宗庙有先大王誓书在，诸路之兵，非无名
而举，钟鼓之伐，以时以年，大王之国，将如之何！他日虽请于朝廷，恐有噬脐之悔，
惟大王择焉”③。
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即恢复和平的条件是取消皇帝称号，依旧向宋称臣纳贡。否则，
只有继续战斗下去，一旦宋胜夏败，那时再向宋朝提出取消帝号和称臣，以换取和平，
那就成为不可能而后悔莫及了。因为条件苛刻，加上元昊又取得了好水川的胜利，态度
强硬，只好暂时作罢。庞籍知延州后，宋政府处境艰难，曾密令庞籍寻求媾和途径，“
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①，公元1042年九月爆发的定川砦之战，宋朝又遭失
败，更加迫切需要和平，西夏因“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②，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
去，于是双方又恢复了和谈联系。公元1043年，元昊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文贵到
汴京（今开封市）进行和谈，因西夏方面坚持元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
，更名曩霄而不称臣”③，未能得到宋朝同意，接着宋仁宗派邵良左，张士元、张子奭
、王正伦前往西夏首都兴庆府商议，“且许册为夏主”④，因元昊不肯让步，和谈未能
取得进展，于是元昊再派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到汴京继续谈判，这样，双方你
来我往，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和约终于成立。
宋夏和约议定后，元昊于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五月，向宋进“誓表”（接受议和的
保证书），而宋仁宗也给元昊颁降了“誓诏”。同年十二月，宋朝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
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张士元为副使，前往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
夏国主印”，至此，完成了宋夏和约的全过程。
宋夏和约的主要内容，根据《长编》、《宋史·夏国传》等有关史书的记载，大体上可
以归纳为以下六条：
（一）夏主对宋称臣，奉正朔（按指循奉宋朝所颁历法）。
（二）宋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领土。
（三）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绵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总数为二十五万五千两
、匹、斤。（包括净赐二十万，回赐五万五千）
（四）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及高平砦，（宋属镇戎军，在今宁夏固原）但
不通青盐。（即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
（五）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
（六）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听筑城堡。
六条主要内容，除了第四条对双方有利，西夏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尤其是第三条宋朝付
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换取了什么呢？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而这点没有任何实
际上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西夏名义上虽然对宋称臣，但他们在实际上照样称帝，国号大
夏，设置州郡，“自置官属”①，一切同宋朝几乎没有差别。正如宋臣韩琦、范仲淹所
指出：“（元昊）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②。“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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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129，《西夏一》。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
④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⑤ 张端义：《贵耳集》卷中。
① 《宋史》卷302，《鱼周询传》。
② 《宋史》卷320，《余靖传》。
③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 《西夏书事》卷13。
② 同上。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① 《宋史》卷290，《夏随传》。
② 《西夏书事》卷13。
① 《宋史》卷325，《刘平传》。
② 《西夏书事》卷13。
① 《宋会要辑稿》第185册，《兵》27之26。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之3。
① 《梦溪笔谈》卷25。
② 《宋史》卷312，《韩琦传》。
① 《宋史》卷325，《任福传》。
① 《西夏书事》卷15。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18，《边防门》。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丙子。
① 《西夏书事》卷16。
②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①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② 同上。
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王夫之：《宋论》卷41，《仁宗》。
③ 《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 《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⑦ 《长编》卷136，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 《西夏书事》卷17。
②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③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④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 《文献通考》卷15，《兵考》。
② 《宋史》卷295，《孙甫传》。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③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壬寅。
④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①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
④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 同注③。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④ 同上。
⑤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⑥ 《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① 《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
②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① 《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癸丑。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乙亥。
①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②
④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已。
③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巳。
① 《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戊申。
② 《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戊午。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丁酉。
⑤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癸卯。
⑥ 《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甲寅。
⑦ 韩琦：《安阳集》甲集，《家传》卷2。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① 《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②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壬戌。
③ 《宋史》卷304，《曹颖叔传》。
④ 《宋史》卷311，《庞籍传》。
⑤ 《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①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己未。
②
③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
① 《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
②
③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 参阅拙作：《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
① 《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 《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①
② 《宋史》卷311，《庞籍传》。
③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寅。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这场战争给宋夏双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由于三大战役都发生在宋朝陕西境内，
在战争中西夏统治者又实行屠掠政策，因此，这场战争对西夏的影响较小，而对宋朝的
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
这场战争对宋朝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呢？
首先，它加重了宋朝全国老百姓的负担。据司马光奏称：
“及元昊背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
，苦于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①。
其中尤以关陕和四川人民负担最重。“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
端，悉出州郡”②。四川人民除了承担层出不穷的科■外，还有和买绢等额外负担。“
两川和买绢给陕西，而蜀人苦于烦敛”③。
其次，陕西人民蒙受了屠杀和焚掠等空前的战争灾难。即以陕西鄜延路为例，史载：
“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边、栲栲寨，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④。
至于宋夏沿边党项羌熟户，经过多次战争的烧杀强掠，“亡失太半”⑤，而没有遭到屠
杀的也往往迁徙他处，致使陕西人口锐减。
第三，宋朝国库空虚，公私匮竭。随着西夏入侵宋朝规模的扩大，陕西驻军的增多，需
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包括钱帛粮草）。史载：
“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用兵后
，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①
这是庆历三年（1043年）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王尧臣，取陕西路用兵前后岁收支财用
“会计以闻”的数字。该数字表明：陕西用兵后的军费开支，比用兵前大约增加了三分
之二。如此众多的军费开支，除了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外，大部分要由中央和其他地区
调拨。由于数量太大，供不应求，国家积聚的财物有限，结果必然要造成国库空虚，民
穷财尽，国家元气大伤。
第四，加深了宋朝阶级矛盾的激化。由于宋夏陕西之战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宋朝本
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宋臣富弼在将陕西之战前后农民起义概况作一对比时
指出：
“臣伏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自四五年以来，贼入州
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
日盛。……今张海、郭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
②。
在张海、郭邈山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西京诸州的农民起义相继发生。“襄、邓、唐、
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见盗贼”，一时农民起义“遍满天
下之渐”③。大有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之势。
总之，宋夏陕西之战，加大了宋朝的积贫积弱之势，加深了阶级矛盾。仁宗年间，自庆
历三年十月至庆历四年五月的“庆历新政”之所以产生于宋夏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
偶然。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目击赵宋王朝由于长期
因循守旧，不思更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
宋夏三大战役，对西夏来说，虽然达到了掠夺邻国财富，消灭异己（如山遇惟亮等因反
对入侵宋朝，被元昊用乱箭射死等），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大夏国家的目的，但总
的来看仍然得不偿失。这场战争不但加重了西夏老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有点集，人多失业”①，“黄鼠食
稼，干旱”②。反映战争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用兵以来，牛羊已悉卖契丹”③。
反映战争严重影响了西夏的畜牧业。榷场关闭，“互市不通”④。反映战争中断了宋夏
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和商业贸易。这些，同德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了明显的对照。
德明加速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元昊在刚刚立国之初，在西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之
时，却使西夏人民卷入战争的漩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⑤
五、宋夏战争的性质
关于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性质，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它是一场反抗宋朝民族压
迫的自卫战争。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因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正义的战
争。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其性质
是非正义的。其理由如次：
第一，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自始至终是一场掠夺成性的战争。史称：
“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
略，驱掳人畜，劫掠财货……。”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除了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
第二，发生在陕西的三次大战，每次都是元昊主动挑起的。他在经过一番战争准备之后
，总是先发制人，发动对宋军的进攻，然后屠掠而行。因此，元昊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
的角色决不是什么自卫者，而是入侵者、掠夺者。
第三，宋人也认为曲在元昊。北宋著名的史学家苏辙在评价这场战争时指出：
“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
唯恐在后，虽捐躯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宋朝）徐亦自
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
，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怒，天下咨嗟，土
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已之兵也”②。
苏辙以时人对战争是否支持为标准，对比元昊时期的对宋战争与宋神宗的五路伐夏，认
为前者曲在元昊，后者曲在宋廷，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当不失为中肯之论。
六、宋夏和约的缔结
元昊在对宋战争中，虽然屡战屡胜，但由于西夏是小国寡民，人力、物力有限，连年的
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史称：
“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①。
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新建的封建政权，不如乘战胜之威，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富裕的
宋朝提出缔结和约，通过谈判，从中捞到经济上的好处。
元昊在三川口之战获胜后，就向范仲淹作出和平姿态，他一面“使人于泾原乞和”②，
同时又释放宋塞门砦主高延德，让他回到延州，转达其希求和平的愿望。范仲淹也希望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和平是有条件的，只有元昊同意宋方提出的要求，和平才会到来
。他写信给元昊道：
“高延德至，传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甚善。……大王果然以爱民为意
者，言当时之事（指称帝建国），由众请莫遏，以此谢于天子，必当复王爵，承先大王
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大王之贤。……况宗庙有先大王誓书在，诸路之兵，非无名
而举，钟鼓之伐，以时以年，大王之国，将如之何！他日虽请于朝廷，恐有噬脐之悔，
惟大王择焉”③。
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即恢复和平的条件是取消皇帝称号，依旧向宋称臣纳贡。否则，
只有继续战斗下去，一旦宋胜夏败，那时再向宋朝提出取消帝号和称臣，以换取和平，
那就成为不可能而后悔莫及了。因为条件苛刻，加上元昊又取得了好水川的胜利，态度
强硬，只好暂时作罢。庞籍知延州后，宋政府处境艰难，曾密令庞籍寻求媾和途径，“
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①，公元1042年九月爆发的定川砦之战，宋朝又遭失
败，更加迫切需要和平，西夏因“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②，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
去，于是双方又恢复了和谈联系。公元1043年，元昊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文贵到
汴京（今开封市）进行和谈，因西夏方面坚持元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
，更名曩霄而不称臣”③，未能得到宋朝同意，接着宋仁宗派邵良左，张士元、张子奭
、王正伦前往西夏首都兴庆府商议，“且许册为夏主”④，因元昊不肯让步，和谈未能
取得进展，于是元昊再派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到汴京继续谈判，这样，双方你
来我往，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和约终于成立。
宋夏和约议定后，元昊于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五月，向宋进“誓表”（接受议和的
保证书），而宋仁宗也给元昊颁降了“誓诏”。同年十二月，宋朝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
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张士元为副使，前往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
夏国主印”，至此，完成了宋夏和约的全过程。
宋夏和约的主要内容，根据《长编》、《宋史·夏国传》等有关史书的记载，大体上可
以归纳为以下六条：
（一）夏主对宋称臣，奉正朔（按指循奉宋朝所颁历法）。
（二）宋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领土。
（三）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绵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总数为二十五万五千两
、匹、斤。（包括净赐二十万，回赐五万五千）
（四）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及高平砦，（宋属镇戎军，在今宁夏固原）但
不通青盐。（即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
（五）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
（六）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听筑城堡。
六条主要内容，除了第四条对双方有利，西夏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尤其是第三条宋朝付
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换取了什么呢？西夏对宋称臣，奉正朔，而这点没有任何实
际上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西夏名义上虽然对宋称臣，但他们在实际上照样称帝，国号大
夏，设置州郡，“自置官属”①，一切同宋朝几乎没有差别。正如宋臣韩琦、范仲淹所
指出：“（元昊）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②。“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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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129，《西夏一》。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
④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⑤ 张端义：《贵耳集》卷中。
① 《宋史》卷302，《鱼周询传》。
② 《宋史》卷320，《余靖传》。
③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 《西夏书事》卷13。
② 同上。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① 《宋史》卷290，《夏随传》。
② 《西夏书事》卷13。
① 《宋史》卷325，《刘平传》。
② 《西夏书事》卷13。
① 《宋会要辑稿》第185册，《兵》27之26。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宋会要辑稿》第199册，《蕃夷》6之3。
① 《梦溪笔谈》卷25。
② 《宋史》卷312，《韩琦传》。
① 《宋史》卷325，《任福传》。
① 《西夏书事》卷15。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18，《边防门》。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丙子。
① 《西夏书事》卷16。
②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①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② 同上。
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王夫之：《宋论》卷41，《仁宗》。
③ 《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 《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⑦ 《长编》卷136，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 《西夏书事》卷17。
②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③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④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 《文献通考》卷15，《兵考》。
② 《宋史》卷295，《孙甫传》。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③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壬寅。
④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①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
④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 同注③。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④ 同上。
⑤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⑥ 《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① 《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
②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① 《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癸丑。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乙亥。
①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②
④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已。
③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巳。
① 《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戊申。
② 《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戊午。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丁酉。
⑤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癸卯。
⑥ 《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甲寅。
⑦ 韩琦：《安阳集》甲集，《家传》卷2。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① 《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②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壬戌。
③ 《宋史》卷304，《曹颖叔传》。
④ 《宋史》卷311，《庞籍传》。
⑤ 《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①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己未。
②
③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
① 《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
②
③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 参阅拙作：《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
① 《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 《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①
② 《宋史》卷311，《庞籍传》。
③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寅。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第五节 辽夏战争
一、战争的起因
西夏同辽的战争是辽夏矛盾长期发展恶化的必然结果。元昊时期辽夏矛盾发展和激化，
大体上由下列四种因素所造成。
第一，元昊同兴平公主不睦，引起辽的不满。早在元昊被立为太子之时，其父李德明为
了加快称帝的步伐，孤立宋朝，获得辽的支持，继续同辽结盟，主动为元昊向辽圣宗提
出求婚，辽圣宗欣然许诺。但不久，辽圣宗去世，联姻之事暂时被搁置起来。公元1031
年（辽景福元年，宋天圣九年）十二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随即将其姐姐兴平公主
嫁给元昊。元昊也因此被封为驸马都尉，晋爵为夏国公、西夏王。
但元昊与兴平公主婚后很不和睦。公主生病，元昊不去看望，也不向兴宗报告。兴平公
主因忧伤过度，闷闷不乐而死。当辽兴宗得知姐姐因元昊冷落忧愤而死后，十分恼怒，
立即派北院承旨耶律庶带了诏书责问元昊，对元昊极为不满。
第二，在夏宋战争中，元昊因惧怕辽兴宗因兴平公主之事，背夏联宋，“南北合兵”夹
击西夏，尽量讨好辽国。如将截获宋押送冬装俘虏与冬装献给辽国，以便继续维持辽夏
结盟的关系。同时，元昊根据盟约互相支持的精神，主动请求兴宗发兵攻宋，以便配合
他的军事行动。但此时的辽兴宗已与元昊貌合神离。他表面上答应出兵，实际上只集兵
幽州，不再前进，元昊对此极为不满。
第三，在同西夏毗邻的辽境内居住着许多党项部落。这些部落，随着西夏国力的强盛，
有的举族附夏，从而使辽夏边界的民族问题日益复杂起来，成为辽夏关系中不稳定的因
素。公元1043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辽重熙十二年）八月，辽境内夹山一带的党项
部落岱尔族起兵反抗，辽屡次派兵镇压，不能平定，于是请求元昊出兵协同会剿，结果
镇压了这次反抗。但辽兴宗却独吞了全部掳获之物，从而加深了元昊对他的怨恨，并伺
机报复。此后，元昊不断出兵深入辽境，劫掠财物，同时引诱辽境内夹山南部地区的党
项部落叛附夏国。当辽兴宗得知辽节度使党项人屈烈等叛附夏国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使
者要求元昊归还，被元昊拒绝，从而使辽夏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四，元昊对辽违背盟约，单独与宋和好，接受宋朝每年所增绢、银极为不满。正如曾
经多次出使辽朝商办此事的富弼所指出：
“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宋朝），前年（指公元 1042年，庆历二年九月），契
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指宋每年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
两与辽），因此有隙，屡出怨辞”①。
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元昊因辽违背盟约，独自得到宋朝的好处而迁怒于辽，则是很
自然的事。
第五，在辽夏关系出现裂痕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辽为了在经济上制裁元昊，下令禁止
夏使在辽境“私市金铁”②，甚至禁止夏人到吐谷浑和党项人居住之地购买马匹。为了
使其经济制裁行之有效，辽兴宗又下诏“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砦防遏之”③。
公元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辽境内的党项族再一次起兵
叛乱。兴宗派辽南面招讨罗汉奴领军镇压，元昊出兵救援，杀死了辽招讨使萧普达等，
兴宗大怒，下令调集诸道兵马讨伐夏国。双方剑拔弩张，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成为不
可避免的了。
从上述辽夏主要矛盾的发展看，辽夏之战的实质，在于争夺对西北诸党项部落的统治权
。正如宋臣欧阳修所指出：“（辽兴宗）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①。
二、战争的经过
公元1044年十月，辽兴宗在做好讨伐夏国的一切准备之后，亲率骑兵10万，出金肃城（
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率领骑兵7000出南路
，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领骑兵6万出北路，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师为后应。辽三路大
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西夏境400里，未遇夏军拦击。此时辽兴宗将其主力驻扎在得胜寺
南壁，而元昊率领的左厢夏军则屯聚于贺兰山北。兴宗命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同先锋获卫
经宿直古迭纵兵掩击。元昊率军迎战，辽军锋不可挡，夏军抵挡不住，大溃。
元昊率军退守贺兰山中，因考虑到辽兵势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决定暂行缓兵之计
。派遣使者到辽军中向兴宗奉表谢罪请降。兴宗对此犹豫不决。韩国王萧惠从容进言道
：
“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
后悔何及”②？
辽兴宗同意萧惠的意见。命萧惠主动对元昊发起进攻，元昊率军迎敌，辽军不断增援，
士气正盛。为了避其锋芒，元昊命令夏军向后撤退100里，每退30里便烧掉了那里的房屋
和粮草，并一连退了3次。辽军所到之处，人无粮，马无草，无法再战。辽兴宗在此焦土
政策的压力下被迫答应许和。但元昊却乘辽军人疲马饥之时，纵兵突击萧惠大营。萧惠
率军应战，元昊败退，辽军乘胜追击。正当夏军处于危急之时，突然狂风大作，飞尘蔽
日，天昏地暗，辽军大乱，元昊率军乘机掩袭，萧惠军败，自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
元昊乘胜向驻扎在德胜寺南壁的辽军主力发起进攻，辽军大败，俘掳辽国大臣数十人，
驸马萧胡覩被活捉，兴宗狼狈逃脱，其出征夏国随身携带的器服车骑成了元昊的战利品
。
元昊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遣使同辽讲和。为了表示讲和的诚意，对俘获的辽国驸马萧
胡覩破例免其“劓鼻”①之刑。不久，在辽兴宗的请求下，“以胡覩来归”②，将他放
回辽国。至于辽军战俘元昊将一部分用于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另一部分献给宋朝，
显示西夏对辽的胜利。但宋仁宗只接受元昊上表，拒绝接受所献辽俘。
由于这次战争双方的决战地点在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史称河曲之战。
三、夏胜辽败的原因及其对辽的影响
河曲之战最终以夏胜辽败而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由于双方指挥上的差异所造成。
元昊在敌强我弱，辽兵锋不可挡的形势下，先求和以示弱，接着以退为进，实行清野焦
土之策以挫其锋，然后乘其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之机，全力出击，一战而胜。这种胸有
成竹，随机应变，调动有方的指挥艺术，与辽兴宗的胸无成竹、优柔寡断，调度无方，
一味只知硬打硬拼的打法，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清人吴广成所指出：
“曩霄此举，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时辽主以十万众直逼贺兰，志吞平夏，而曩霄乞
降以骄其师，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马疲，成功一战，而乘其全胜之势，即作请
和之举，使契丹不得不从。与前之款宋者若出一辙，岂非玩二国于股掌之上乎？然宋之
许和，尚有契丹为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与和耳。其不竞更出宋下矣。噫！”①
这虽未对比出两者指挥上的差异，但指出元昊因势利导，指挥灵活的艺术却是很正确的
。
第二，与夏军训练有素，实践经验较丰，辽军缺乏临战经验有关。北宋大臣欧阳修指出
：
“臣谓北敌昨所以败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骤战而逢劲敌尔”②。
元昊所统帅的夏军，因经过对宋战争的锻炼和洗礼，不仅士气旺盛，而且具有丰富的作
战经验，这对于久未参加战争锻炼缺乏临战经验的辽兵来说，当然是“劲敌”。加上辽
方指挥不当，其被“劲敌”战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这场战争对辽国来说，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辽）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
，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
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③。
这说明，第一，由于对夏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老百
姓因诛敛无度对辽统治者极端不满，引起了汉人和北人的怨怒；第二，激化了民族矛盾
。由于在辽夏战争中诛敛无度，不仅引起汉人的怨怒，而且还使在辽统治下的女真、渤
海人，离心离德，“所在离叛攻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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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甲午。
②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③ 《西夏书事》卷16。
① 《长编》卷155，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② 《辽史》卷93，《萧惠传》。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 《西夏书事》卷17。
②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③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①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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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争的起因
西夏同辽的战争是辽夏矛盾长期发展恶化的必然结果。元昊时期辽夏矛盾发展和激化，
大体上由下列四种因素所造成。
第一，元昊同兴平公主不睦，引起辽的不满。早在元昊被立为太子之时，其父李德明为
了加快称帝的步伐，孤立宋朝，获得辽的支持，继续同辽结盟，主动为元昊向辽圣宗提
出求婚，辽圣宗欣然许诺。但不久，辽圣宗去世，联姻之事暂时被搁置起来。公元1031
年（辽景福元年，宋天圣九年）十二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随即将其姐姐兴平公主
嫁给元昊。元昊也因此被封为驸马都尉，晋爵为夏国公、西夏王。
但元昊与兴平公主婚后很不和睦。公主生病，元昊不去看望，也不向兴宗报告。兴平公
主因忧伤过度，闷闷不乐而死。当辽兴宗得知姐姐因元昊冷落忧愤而死后，十分恼怒，
立即派北院承旨耶律庶带了诏书责问元昊，对元昊极为不满。
第二，在夏宋战争中，元昊因惧怕辽兴宗因兴平公主之事，背夏联宋，“南北合兵”夹
击西夏，尽量讨好辽国。如将截获宋押送冬装俘虏与冬装献给辽国，以便继续维持辽夏
结盟的关系。同时，元昊根据盟约互相支持的精神，主动请求兴宗发兵攻宋，以便配合
他的军事行动。但此时的辽兴宗已与元昊貌合神离。他表面上答应出兵，实际上只集兵
幽州，不再前进，元昊对此极为不满。
第三，在同西夏毗邻的辽境内居住着许多党项部落。这些部落，随着西夏国力的强盛，
有的举族附夏，从而使辽夏边界的民族问题日益复杂起来，成为辽夏关系中不稳定的因
素。公元1043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辽重熙十二年）八月，辽境内夹山一带的党项
部落岱尔族起兵反抗，辽屡次派兵镇压，不能平定，于是请求元昊出兵协同会剿，结果
镇压了这次反抗。但辽兴宗却独吞了全部掳获之物，从而加深了元昊对他的怨恨，并伺
机报复。此后，元昊不断出兵深入辽境，劫掠财物，同时引诱辽境内夹山南部地区的党
项部落叛附夏国。当辽兴宗得知辽节度使党项人屈烈等叛附夏国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使
者要求元昊归还，被元昊拒绝，从而使辽夏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四，元昊对辽违背盟约，单独与宋和好，接受宋朝每年所增绢、银极为不满。正如曾
经多次出使辽朝商办此事的富弼所指出：
“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宋朝），前年（指公元 1042年，庆历二年九月），契
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指宋每年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
两与辽），因此有隙，屡出怨辞”①。
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元昊因辽违背盟约，独自得到宋朝的好处而迁怒于辽，则是很
自然的事。
第五，在辽夏关系出现裂痕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辽为了在经济上制裁元昊，下令禁止
夏使在辽境“私市金铁”②，甚至禁止夏人到吐谷浑和党项人居住之地购买马匹。为了
使其经济制裁行之有效，辽兴宗又下诏“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砦防遏之”③。
公元1044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辽境内的党项族再一次起兵
叛乱。兴宗派辽南面招讨罗汉奴领军镇压，元昊出兵救援，杀死了辽招讨使萧普达等，
兴宗大怒，下令调集诸道兵马讨伐夏国。双方剑拔弩张，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成为不
可避免的了。
从上述辽夏主要矛盾的发展看，辽夏之战的实质，在于争夺对西北诸党项部落的统治权
。正如宋臣欧阳修所指出：“（辽兴宗）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①。
二、战争的经过
公元1044年十月，辽兴宗在做好讨伐夏国的一切准备之后，亲率骑兵10万，出金肃城（
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率领骑兵7000出南路
，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领骑兵6万出北路，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师为后应。辽三路大
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西夏境400里，未遇夏军拦击。此时辽兴宗将其主力驻扎在得胜寺
南壁，而元昊率领的左厢夏军则屯聚于贺兰山北。兴宗命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同先锋获卫
经宿直古迭纵兵掩击。元昊率军迎战，辽军锋不可挡，夏军抵挡不住，大溃。
元昊率军退守贺兰山中，因考虑到辽兵势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决定暂行缓兵之计
。派遣使者到辽军中向兴宗奉表谢罪请降。兴宗对此犹豫不决。韩国王萧惠从容进言道
：
“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
后悔何及”②？
辽兴宗同意萧惠的意见。命萧惠主动对元昊发起进攻，元昊率军迎敌，辽军不断增援，
士气正盛。为了避其锋芒，元昊命令夏军向后撤退100里，每退30里便烧掉了那里的房屋
和粮草，并一连退了3次。辽军所到之处，人无粮，马无草，无法再战。辽兴宗在此焦土
政策的压力下被迫答应许和。但元昊却乘辽军人疲马饥之时，纵兵突击萧惠大营。萧惠
率军应战，元昊败退，辽军乘胜追击。正当夏军处于危急之时，突然狂风大作，飞尘蔽
日，天昏地暗，辽军大乱，元昊率军乘机掩袭，萧惠军败，自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
元昊乘胜向驻扎在德胜寺南壁的辽军主力发起进攻，辽军大败，俘掳辽国大臣数十人，
驸马萧胡覩被活捉，兴宗狼狈逃脱，其出征夏国随身携带的器服车骑成了元昊的战利品
。
元昊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遣使同辽讲和。为了表示讲和的诚意，对俘获的辽国驸马萧
胡覩破例免其“劓鼻”①之刑。不久，在辽兴宗的请求下，“以胡覩来归”②，将他放
回辽国。至于辽军战俘元昊将一部分用于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另一部分献给宋朝，
显示西夏对辽的胜利。但宋仁宗只接受元昊上表，拒绝接受所献辽俘。
由于这次战争双方的决战地点在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史称河曲之战。
三、夏胜辽败的原因及其对辽的影响
河曲之战最终以夏胜辽败而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由于双方指挥上的差异所造成。
元昊在敌强我弱，辽兵锋不可挡的形势下，先求和以示弱，接着以退为进，实行清野焦
土之策以挫其锋，然后乘其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之机，全力出击，一战而胜。这种胸有
成竹，随机应变，调动有方的指挥艺术，与辽兴宗的胸无成竹、优柔寡断，调度无方，
一味只知硬打硬拼的打法，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清人吴广成所指出：
“曩霄此举，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时辽主以十万众直逼贺兰，志吞平夏，而曩霄乞
降以骄其师，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马疲，成功一战，而乘其全胜之势，即作请
和之举，使契丹不得不从。与前之款宋者若出一辙，岂非玩二国于股掌之上乎？然宋之
许和，尚有契丹为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与和耳。其不竞更出宋下矣。噫！”①
这虽未对比出两者指挥上的差异，但指出元昊因势利导，指挥灵活的艺术却是很正确的
。
第二，与夏军训练有素，实践经验较丰，辽军缺乏临战经验有关。北宋大臣欧阳修指出
：
“臣谓北敌昨所以败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骤战而逢劲敌尔”②。
元昊所统帅的夏军，因经过对宋战争的锻炼和洗礼，不仅士气旺盛，而且具有丰富的作
战经验，这对于久未参加战争锻炼缺乏临战经验的辽兵来说，当然是“劲敌”。加上辽
方指挥不当，其被“劲敌”战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这场战争对辽国来说，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辽）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
，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
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③。
这说明，第一，由于对夏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老百
姓因诛敛无度对辽统治者极端不满，引起了汉人和北人的怨怒；第二，激化了民族矛盾
。由于在辽夏战争中诛敛无度，不仅引起汉人的怨怒，而且还使在辽统治下的女真、渤
海人，离心离德，“所在离叛攻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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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甲午。
②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③ 《西夏书事》卷16。
① 《长编》卷155，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② 《辽史》卷93，《萧惠传》。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 《西夏书事》卷17。
②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③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①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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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党项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
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原因
在元昊建立西夏国家之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即已存在。元昊称帝建国后，这一矛盾日
益发展激化起来。究其发展激化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元昊遇事独断专行，破坏党项部落贵族的军事民主主义制度，是统治集团内部矛
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在元昊建立西夏国家前后，其社会生产关系虽然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制，但在某种程度
上仍然保留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的残余，史载：
“（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
其长”②。
这说明元昊在称帝建国之前，遇事尚能与部落首领们商量，充分听取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仍然保存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的制度。
随着西夏国家的建立，封建经济的确立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元昊开始独断专行，在
许多重大问题上听不进臣下和诸酋的意见。如公元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
元元年）七月，元昊与诸族豪酋歃血盟誓，相约分三道侵宋。在侵宋问题上，不允许诸
酋给他提不同的意见，“诸酋有谏者辄杀之”①。
第二，与元昊“多猜忌”、“峻诛杀”，杀戮太滥有关。史称：
“性凶鸷、猜忍”②。“曩霄用兵多诡计，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辄诛杀之……而国中
数有叛者”③。
“元昊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元昊所部有叛者，为元昊所诛”④。
显然这种因“猜忌”“有疑”而任意诛杀，必然导致滥杀，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
化，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元昊后期的生活腐化，沉湎酒色，不问政治，大权旁落。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
激化创造了条件。
二、统治集团内部的四次重大斗争
1.同卫慕氏的斗争
卫慕族是银州、夏州一带党项大族。早在元昊为太子时，其生母卫慕氏被德明册封为皇
后。元昊称帝建国后，也就很自然地被尊称为皇太后。卫慕族首领山喜，野心勃勃，为
了争夺最高统治权，以皇太后为靠山，于公元1034年（开运元年），密谋杀害元昊。机
密泄露，“元昊沉山喜族于河，进鸩弑卫慕氏”⑤。即连他的母亲也用药酒毒死。当元
昊打算弑其母时，他的妃子卫慕氏（元昊表姐）责以大义，元昊不听。为了斩尽杀绝，
又杀死了他的妃子卫慕氏及其所生之子。说明元昊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力，六亲不认。
2.同山遇惟亮的斗争
山遇名惟亮，弟惟永，从弟惟序，均为元昊心腹股肱之臣。惟亮、惟永分掌左右厢兵，
位高权重。公元1037年（大庆二年）七月，当元昊召集党项诸豪酋于贺兰山会盟，准备
侵宋之时，惟亮从容进谏道：
“中国（指宋朝）地大兵多，关中富饶，环庆、鄜延据诸边险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
宋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一、二年间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藩臣，
岁享赐遗之厚，国之福也”①。
元昊听罢，心中恼怒，顿时产生了除掉他的念头。为了孤立山遇惟亮，用高官厚禄威胁
山遇惟序道：
“汝首山遇（惟亮）反，吾以山遇官爵与汝，不然俱灭族矣”②！
惟序不忍伤害手足，将元昊对他说的那番话全部给惟亮说了。惟亮走投无路，决心投奔
宋朝。惟亮派心腹持密信同宋金明巡检李士彬取得联系，然后动员母亲一起奔宋。其母
80多岁，不愿同行，拖累惟亮，希望临行时纵火烧死她。惟亮无法只得遵从母命，然后
挥泪带着妻子野利罗罗、儿子阿遇及亲属22人，及随身携带珍宝、名马，急匆匆向宋金
明寨而去。
当惟亮等人行至宋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地界时，保安知军朱吉，立即将此消息禀告
延州知州郭劝，郭劝疑惟亮降宋有诈，当惟亮到达延州之后，不容惟亮分辩降宋原委，
将他逮捕，由监押韩周率兵押送惟亮等人回夏国。韩周与元昊取得联系，相约在宥州城
外的镊移坡交还惟亮。
元昊命令将惟亮父子绑在山坡上，然后用乱箭射死。惟亮被害后，在对宋问题上，无人
再敢提反对意见，元昊也就更加为所欲为，很快称帝建国了。
3.同野利兄弟的斗争
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是元昊又一心腹股肱重臣。2人分统明堂左厢
与天都右厢之军。旺荣号称野利王、遇乞号称天都王。2人有谋略，善用兵，所统“山界
”（指横山地区，因宋夏以横山为界，故称山界）军队，战斗力很强，素以善战著称。
元昊发动的三川口、好水川之战所采用的诱敌深入，设伏以待的战略战术，就是出自野
利兄弟。宋朝边师对2将恨之入骨，屡欲图谋去之而后快。他们为了达到此目的曾经采用
过如下对策：
第一，行刺。如陕西经略判官田况，希望朝廷不惜美官重贿“阴募死士，陷胸碎首”①
，以便去贼之手足。但此法因2将防卫森严，一时难以得手。
第二，招降。如鄜延经略使庞籍曾经两次派人招降野利旺荣，传递书信。史载：
“（庞籍）令知保安军刘拯为书，赂蕃部破丑使达旺荣，言旺荣方总灵、夏兵，倘阴图
内附，即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而泾原路王沿、葛怀敏亦遣僧法淳持书及金宝以遗遇乞
”②。
但旺荣不但不接受招降，反而将计就计，命令浪埋、赏乞、媚娘等3人到青涧城种世衡处
诈降。当然，精明的种世衡不会轻易上当，同样识破其诈降阴谋。
第三，用间。即采用挑拨离间元昊同2将的关系。青涧种世衡物色了一位行间人物。此人
姓王，名崧，字光信，因出家为僧，人称王和尚。王崧奉世衡之命，只身1人来到野利旺
荣住所，呈上世衡书信，从容对旺荣道：
“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俸月钱万缗，旌节至已，趣其归
服”①
同时呈上枣子和龟，即喻以“早归”之意。旺荣得此书信，十分恐惧，不敢隐瞒，立即
报告元昊。元昊命将王崧囚于地牢，并开始“疑刚浪凌（即旺荣）贰己”②。他暗中派
遣心腹将领假为野利旺荣所遣，去见种世衡。世衡没有立即召见使者，让被俘的夏国奸
细辨认，证实他们为元昊心腹将领。世衡将计就计，立即召见使者。故意在使者面前痛
骂元昊，盛赞野利旺荣降服朝廷，弃暗投明的义举。同时，厚赠使者，对使者道：“为
吾语若主，速决毋迟留也”③。使者将上述情况如实禀告元昊，元昊不辨真伪，下令夺
野利旺荣兵权，不久将他杀害，又将旺荣全家斩尽杀绝。
种世衡用反间计，借元昊之手杀了野利旺荣之后，接着又精心策划，进一步除掉野利遇
乞。
野利遇乞驻天都山，与元昊乳母白姥不和。白姥怀恨遇乞，经常在元昊面前蓄意中伤。
她诬告遇乞巡边深入宋境不归，意在叛变投敌，元昊因此将信将疑。种世衡探知该消息
后，立即布下疑阵，在遇乞宝刀上做文章。由于遇乞是元昊的心腹大将，屡立战功，元
昊曾赐给宝刀一口。种世衡以美官重赏收买党项人苏吃曩想方设法盗回宝刀。接着，世
衡令人散布谣言道：天都王野利遇乞被白姥诬陷死。他将要亲写祭文在边境上祭吊。祭
文“多述野利与天都相结有意，本朝惮其垂成”①。世衡将祭文写在木板上。正当世衡
派人在边境上焚烧纸钱，进行祭吊之时，被夏国巡逻兵发现，并迅速赶到祭吊地方。宋
人故意丢下祭文、祭具、银器、宝刀等物，然后逃之夭夭。夏巡逻兵将这些遗物献给元
昊，元昊大怒，下令夺遇乞兵权，并赐自尽。
4.同没藏讹庞等人的斗争
没藏讹庞是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的哥哥。野利遇乞被杀后，其妻逃到三香家尼姑庵中为
尼，元昊将她接回宫中与之私通，被宠妃野利氏发现，元昊命没藏氏搬到兴庆府的戒坛
寺中，仍出家为尼，继续与元昊私通幽会。元昊经常带她出猎。公元1047年（夏天授礼
法延祚十年）二月六日，没藏氏于出猎途中生下一子。因其驻地营帐安扎在两岔河边，
故取名为宁令两岔。“宁令”为党项语欢喜之意。谅祚为两岔之谐音。毅宗谅祚之名盖
源于此。谅祚出生后，寄养于没藏讹庞家中，没藏讹庞也因其妹没藏氏得宠被元昊提拔
为国相。
在谅祚出生之前，元昊已立宁令哥为皇太子。宁令哥为元昊宠妃野利氏所生，其相貌酷
似元昊，元昊对他十分宠爱，立为太子后更是有恃无恐，娇惯放纵。
宁令哥逐渐长大成人，元昊本打算为他娶党项大族没■皆山之女为妻。但元昊见她貌美
，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宁令哥之母野利氏，因失宠口出怨言，被元昊所废，打
入冷宫，不准相见。这时的元昊只知尽情享乐。他在天都山（宁夏固原县西北）修造雄
伟壮丽的行宫，带着没■氏在那里吃喝玩乐。又在兴庆府作避暑宫，面积长达数里，又
在贺兰山东侧造离宫，里面亭台楼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宴游其中”①。他不愿过问
军国大事。让国相讹庞去管理。
没藏讹庞见元昊迷恋酒色，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于是与其妹密谋策划，除掉宁令哥，
立谅祚为太子。他深知太子宁令哥有废母夺妻之恨，从中挑唆宁令哥去刺杀元昊。他的
如意算盘是，如果宁令哥刺杀元昊未遂，元昊必然要杀宁令哥，如果刺杀得手，更可以
弑君之罪捕杀宁令。不管哪种结果，宁令都可除掉。然后再议立谅祚为太子，则便成为
既合理又合法的事了。
太子宁令哥经没藏讹庞的挑唆，决心刺杀元昊。他暗中联络野利族人浪烈等，等候行刺
时机的到来。
公元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节，元昊与诸妃整天饮
酒作乐。深夜，当元昊酩酊大醉，被侍从扶入宫中就寝之时，但见宁令哥手执利剑，怒
气冲冲闯入宫来，对着元昊面部便刺，元昊躲闪不及，被削去鼻子。宁令哥在慌乱中逃
出，躲进没藏讹庞家中。果然，没藏讹庞以弑君之罪捕获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一同处
死。
元昊鼻子被削，又气又恼，因流血过多，到第二天便与世长辞。时年46岁。谥曰武烈皇
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
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实质和影响
通过对上述四次重大斗争的考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事出有因。如元昊同卫慕氏的斗争，是因为山喜图谋不轨，同山遇的斗争，是因
为山遇反对元昊入寇宋朝方略，同讹庞等人的斗争是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人。至于元昊
同野利兄弟的斗争，也并非全是由于元昊多疑而中了庞籍、种世衡等人的离间诡计。因
为在种世衡等人施离间计之前，元昊同野利氏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当元昊宠爱新皇后没
■氏，冷落野利氏时，便引起了旺荣、遇乞兄弟的不满。
“元昊出其妻，旺荣兄弟怨望”①。尤其是野利遇乞，更是牢骚满腹，散布不满。他对
部下道：
“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没移女，乃为修内（指营建天都山离宫）”②。
元昊闻此怨言，当然要产生恶感，恶化同野利兄弟的关系。宋人在此矛盾的基础之上，
施离间计，激怒元昊处决野利兄弟，则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第二，矛盾斗争形式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如元昊同山喜的斗争，体现了皇权同外戚篡
权的矛盾，元昊同山遇的斗争，体现了在对宋问题上的反宋派与拥宋派之间的矛盾。至
于元昊同宁令哥、没藏讹庞的斗争，从表象上去看，似乎是元昊父子之间的斗争，但在
实际上却体现了皇权同相权的矛盾。其斗争形式之所以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是由立国
前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第三，斗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山喜密谋杀害元昊，没藏讹庞挑唆宁令哥刺杀元昊，固
然是为了夺取最高统治权力，就是元昊同山遇惟亮和野利兄弟的斗争，从实质看，归根
到底也是权力之争，元昊同山遇惟亮的斗争，是为了巩固皇权，消灭异己，是进取与保
守之间的较量。至于杀野利兄弟，则是与元昊为了集中军权的需要相适应的。
第四，应恰当估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影响。元昊所进行的四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其
中以杀野利兄弟的影响最大。宋人沈括在评论这次斗争的影响时指出：
“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至不能军”①。
由于沈括未能举出“君臣猜贰，至不能军”的事实，因此，他对这次斗争的影响，显然
夸大其词，有失偏颇。
事实上，元昊杀野和兄弟，虽然在当时震动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夏国军队的领
导。但西夏军队并未因为失去野利兄弟而“不能军”。相反，夏国军队照样行使它的对
外、对内职能。如众所知，公元1043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九月，野利兄弟遇害，
但就在这年的九月，元昊派夏兵侵扰辽属党项部族，并诱其叛辽。可见沈括所云“至不
能军”，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四、对元昊的评价
18世纪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
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无庸置疑，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伟大人
物。对于这样一位伟人，我们应该对他进行怎样的评价呢？
综元昊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肯定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局部统一河西地区，为
以后元朝全国的大统一所做的奠基工作；肯定他确定各种典章制度，奠定立国规模，进
而建立西夏国家，使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历史功绩；肯定他主持整理、推广西夏文
字，组织人力翻译佛教和儒家经典，对西夏文化所做的贡献。
对元昊发动的对宋战争，因其性质是掠夺性的不义战争，应当否定。至于对辽战争，因
属自卫性质，应当肯定。
对于元昊所进行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从其实质看，反映了皇权的集中与部落酋领分权
的矛盾，进取与保守之间的矛盾，是权力之争。由于该斗争对于维护和巩固西夏国家的
统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此，应当基本肯定。
对于元昊大开杀戒“有疑必诛”，“峻诛杀”的举动，不能认为他生性好杀，简单地孤
立地加以否定，应当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联系当时政治、经济的实际，从理论
上加以具体的阐释和说明。
至于他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沉湎于酒色，并因此丧生，应当否定。
总之，元昊的一生有功有过，功大于过，无论在西夏历史上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都
是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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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
③ 《东都事略》卷129，《西夏》。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⑤ 《西夏书事》卷11。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长编》卷122，宝元元年九月。
①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①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③ 《嘉靖宁夏新志》卷6，《遗事杂志》。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6，《遗事杂志》。
① 《西夏书事》卷18。
① 《长编》卷167，皇祐元年十一月丙申。
② 《西夏纪事本末》卷17，《宁令弑逆》。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13，《权智》。
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原因
在元昊建立西夏国家之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即已存在。元昊称帝建国后，这一矛盾日
益发展激化起来。究其发展激化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元昊遇事独断专行，破坏党项部落贵族的军事民主主义制度，是统治集团内部矛
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在元昊建立西夏国家前后，其社会生产关系虽然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制，但在某种程度
上仍然保留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的残余，史载：
“（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
其长”②。
这说明元昊在称帝建国之前，遇事尚能与部落首领们商量，充分听取并采纳他们的意见
，仍然保存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的制度。
随着西夏国家的建立，封建经济的确立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元昊开始独断专行，在
许多重大问题上听不进臣下和诸酋的意见。如公元103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
元元年）七月，元昊与诸族豪酋歃血盟誓，相约分三道侵宋。在侵宋问题上，不允许诸
酋给他提不同的意见，“诸酋有谏者辄杀之”①。
第二，与元昊“多猜忌”、“峻诛杀”，杀戮太滥有关。史称：
“性凶鸷、猜忍”②。“曩霄用兵多诡计，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辄诛杀之……而国中
数有叛者”③。
“元昊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元昊所部有叛者，为元昊所诛”④。
显然这种因“猜忌”“有疑”而任意诛杀，必然导致滥杀，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
化，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元昊后期的生活腐化，沉湎酒色，不问政治，大权旁落。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
激化创造了条件。
二、统治集团内部的四次重大斗争
1.同卫慕氏的斗争
卫慕族是银州、夏州一带党项大族。早在元昊为太子时，其生母卫慕氏被德明册封为皇
后。元昊称帝建国后，也就很自然地被尊称为皇太后。卫慕族首领山喜，野心勃勃，为
了争夺最高统治权，以皇太后为靠山，于公元1034年（开运元年），密谋杀害元昊。机
密泄露，“元昊沉山喜族于河，进鸩弑卫慕氏”⑤。即连他的母亲也用药酒毒死。当元
昊打算弑其母时，他的妃子卫慕氏（元昊表姐）责以大义，元昊不听。为了斩尽杀绝，
又杀死了他的妃子卫慕氏及其所生之子。说明元昊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力，六亲不认。
2.同山遇惟亮的斗争
山遇名惟亮，弟惟永，从弟惟序，均为元昊心腹股肱之臣。惟亮、惟永分掌左右厢兵，
位高权重。公元1037年（大庆二年）七月，当元昊召集党项诸豪酋于贺兰山会盟，准备
侵宋之时，惟亮从容进谏道：
“中国（指宋朝）地大兵多，关中富饶，环庆、鄜延据诸边险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
宋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一、二年间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藩臣，
岁享赐遗之厚，国之福也”①。
元昊听罢，心中恼怒，顿时产生了除掉他的念头。为了孤立山遇惟亮，用高官厚禄威胁
山遇惟序道：
“汝首山遇（惟亮）反，吾以山遇官爵与汝，不然俱灭族矣”②！
惟序不忍伤害手足，将元昊对他说的那番话全部给惟亮说了。惟亮走投无路，决心投奔
宋朝。惟亮派心腹持密信同宋金明巡检李士彬取得联系，然后动员母亲一起奔宋。其母
80多岁，不愿同行，拖累惟亮，希望临行时纵火烧死她。惟亮无法只得遵从母命，然后
挥泪带着妻子野利罗罗、儿子阿遇及亲属22人，及随身携带珍宝、名马，急匆匆向宋金
明寨而去。
当惟亮等人行至宋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地界时，保安知军朱吉，立即将此消息禀告
延州知州郭劝，郭劝疑惟亮降宋有诈，当惟亮到达延州之后，不容惟亮分辩降宋原委，
将他逮捕，由监押韩周率兵押送惟亮等人回夏国。韩周与元昊取得联系，相约在宥州城
外的镊移坡交还惟亮。
元昊命令将惟亮父子绑在山坡上，然后用乱箭射死。惟亮被害后，在对宋问题上，无人
再敢提反对意见，元昊也就更加为所欲为，很快称帝建国了。
3.同野利兄弟的斗争
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是元昊又一心腹股肱重臣。2人分统明堂左厢
与天都右厢之军。旺荣号称野利王、遇乞号称天都王。2人有谋略，善用兵，所统“山界
”（指横山地区，因宋夏以横山为界，故称山界）军队，战斗力很强，素以善战著称。
元昊发动的三川口、好水川之战所采用的诱敌深入，设伏以待的战略战术，就是出自野
利兄弟。宋朝边师对2将恨之入骨，屡欲图谋去之而后快。他们为了达到此目的曾经采用
过如下对策：
第一，行刺。如陕西经略判官田况，希望朝廷不惜美官重贿“阴募死士，陷胸碎首”①
，以便去贼之手足。但此法因2将防卫森严，一时难以得手。
第二，招降。如鄜延经略使庞籍曾经两次派人招降野利旺荣，传递书信。史载：
“（庞籍）令知保安军刘拯为书，赂蕃部破丑使达旺荣，言旺荣方总灵、夏兵，倘阴图
内附，即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而泾原路王沿、葛怀敏亦遣僧法淳持书及金宝以遗遇乞
”②。
但旺荣不但不接受招降，反而将计就计，命令浪埋、赏乞、媚娘等3人到青涧城种世衡处
诈降。当然，精明的种世衡不会轻易上当，同样识破其诈降阴谋。
第三，用间。即采用挑拨离间元昊同2将的关系。青涧种世衡物色了一位行间人物。此人
姓王，名崧，字光信，因出家为僧，人称王和尚。王崧奉世衡之命，只身1人来到野利旺
荣住所，呈上世衡书信，从容对旺荣道：
“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俸月钱万缗，旌节至已，趣其归
服”①
同时呈上枣子和龟，即喻以“早归”之意。旺荣得此书信，十分恐惧，不敢隐瞒，立即
报告元昊。元昊命将王崧囚于地牢，并开始“疑刚浪凌（即旺荣）贰己”②。他暗中派
遣心腹将领假为野利旺荣所遣，去见种世衡。世衡没有立即召见使者，让被俘的夏国奸
细辨认，证实他们为元昊心腹将领。世衡将计就计，立即召见使者。故意在使者面前痛
骂元昊，盛赞野利旺荣降服朝廷，弃暗投明的义举。同时，厚赠使者，对使者道：“为
吾语若主，速决毋迟留也”③。使者将上述情况如实禀告元昊，元昊不辨真伪，下令夺
野利旺荣兵权，不久将他杀害，又将旺荣全家斩尽杀绝。
种世衡用反间计，借元昊之手杀了野利旺荣之后，接着又精心策划，进一步除掉野利遇
乞。
野利遇乞驻天都山，与元昊乳母白姥不和。白姥怀恨遇乞，经常在元昊面前蓄意中伤。
她诬告遇乞巡边深入宋境不归，意在叛变投敌，元昊因此将信将疑。种世衡探知该消息
后，立即布下疑阵，在遇乞宝刀上做文章。由于遇乞是元昊的心腹大将，屡立战功，元
昊曾赐给宝刀一口。种世衡以美官重赏收买党项人苏吃曩想方设法盗回宝刀。接着，世
衡令人散布谣言道：天都王野利遇乞被白姥诬陷死。他将要亲写祭文在边境上祭吊。祭
文“多述野利与天都相结有意，本朝惮其垂成”①。世衡将祭文写在木板上。正当世衡
派人在边境上焚烧纸钱，进行祭吊之时，被夏国巡逻兵发现，并迅速赶到祭吊地方。宋
人故意丢下祭文、祭具、银器、宝刀等物，然后逃之夭夭。夏巡逻兵将这些遗物献给元
昊，元昊大怒，下令夺遇乞兵权，并赐自尽。
4.同没藏讹庞等人的斗争
没藏讹庞是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的哥哥。野利遇乞被杀后，其妻逃到三香家尼姑庵中为
尼，元昊将她接回宫中与之私通，被宠妃野利氏发现，元昊命没藏氏搬到兴庆府的戒坛
寺中，仍出家为尼，继续与元昊私通幽会。元昊经常带她出猎。公元1047年（夏天授礼
法延祚十年）二月六日，没藏氏于出猎途中生下一子。因其驻地营帐安扎在两岔河边，
故取名为宁令两岔。“宁令”为党项语欢喜之意。谅祚为两岔之谐音。毅宗谅祚之名盖
源于此。谅祚出生后，寄养于没藏讹庞家中，没藏讹庞也因其妹没藏氏得宠被元昊提拔
为国相。
在谅祚出生之前，元昊已立宁令哥为皇太子。宁令哥为元昊宠妃野利氏所生，其相貌酷
似元昊，元昊对他十分宠爱，立为太子后更是有恃无恐，娇惯放纵。
宁令哥逐渐长大成人，元昊本打算为他娶党项大族没■皆山之女为妻。但元昊见她貌美
，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宁令哥之母野利氏，因失宠口出怨言，被元昊所废，打
入冷宫，不准相见。这时的元昊只知尽情享乐。他在天都山（宁夏固原县西北）修造雄
伟壮丽的行宫，带着没■氏在那里吃喝玩乐。又在兴庆府作避暑宫，面积长达数里，又
在贺兰山东侧造离宫，里面亭台楼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宴游其中”①。他不愿过问
军国大事。让国相讹庞去管理。
没藏讹庞见元昊迷恋酒色，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于是与其妹密谋策划，除掉宁令哥，
立谅祚为太子。他深知太子宁令哥有废母夺妻之恨，从中挑唆宁令哥去刺杀元昊。他的
如意算盘是，如果宁令哥刺杀元昊未遂，元昊必然要杀宁令哥，如果刺杀得手，更可以
弑君之罪捕杀宁令。不管哪种结果，宁令都可除掉。然后再议立谅祚为太子，则便成为
既合理又合法的事了。
太子宁令哥经没藏讹庞的挑唆，决心刺杀元昊。他暗中联络野利族人浪烈等，等候行刺
时机的到来。
公元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节，元昊与诸妃整天饮
酒作乐。深夜，当元昊酩酊大醉，被侍从扶入宫中就寝之时，但见宁令哥手执利剑，怒
气冲冲闯入宫来，对着元昊面部便刺，元昊躲闪不及，被削去鼻子。宁令哥在慌乱中逃
出，躲进没藏讹庞家中。果然，没藏讹庞以弑君之罪捕获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一同处
死。
元昊鼻子被削，又气又恼，因流血过多，到第二天便与世长辞。时年46岁。谥曰武烈皇
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
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实质和影响
通过对上述四次重大斗争的考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事出有因。如元昊同卫慕氏的斗争，是因为山喜图谋不轨，同山遇的斗争，是因
为山遇反对元昊入寇宋朝方略，同讹庞等人的斗争是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人。至于元昊
同野利兄弟的斗争，也并非全是由于元昊多疑而中了庞籍、种世衡等人的离间诡计。因
为在种世衡等人施离间计之前，元昊同野利氏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当元昊宠爱新皇后没
■氏，冷落野利氏时，便引起了旺荣、遇乞兄弟的不满。
“元昊出其妻，旺荣兄弟怨望”①。尤其是野利遇乞，更是牢骚满腹，散布不满。他对
部下道：
“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没移女，乃为修内（指营建天都山离宫）”②。
元昊闻此怨言，当然要产生恶感，恶化同野利兄弟的关系。宋人在此矛盾的基础之上，
施离间计，激怒元昊处决野利兄弟，则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第二，矛盾斗争形式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如元昊同山喜的斗争，体现了皇权同外戚篡
权的矛盾，元昊同山遇的斗争，体现了在对宋问题上的反宋派与拥宋派之间的矛盾。至
于元昊同宁令哥、没藏讹庞的斗争，从表象上去看，似乎是元昊父子之间的斗争，但在
实际上却体现了皇权同相权的矛盾。其斗争形式之所以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是由立国
前后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第三，斗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山喜密谋杀害元昊，没藏讹庞挑唆宁令哥刺杀元昊，固
然是为了夺取最高统治权力，就是元昊同山遇惟亮和野利兄弟的斗争，从实质看，归根
到底也是权力之争，元昊同山遇惟亮的斗争，是为了巩固皇权，消灭异己，是进取与保
守之间的较量。至于杀野利兄弟，则是与元昊为了集中军权的需要相适应的。
第四，应恰当估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影响。元昊所进行的四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其
中以杀野利兄弟的影响最大。宋人沈括在评论这次斗争的影响时指出：
“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至不能军”①。
由于沈括未能举出“君臣猜贰，至不能军”的事实，因此，他对这次斗争的影响，显然
夸大其词，有失偏颇。
事实上，元昊杀野和兄弟，虽然在当时震动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夏国军队的领
导。但西夏军队并未因为失去野利兄弟而“不能军”。相反，夏国军队照样行使它的对
外、对内职能。如众所知，公元1043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九月，野利兄弟遇害，
但就在这年的九月，元昊派夏兵侵扰辽属党项部族，并诱其叛辽。可见沈括所云“至不
能军”，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四、对元昊的评价
18世纪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
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无庸置疑，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伟大人
物。对于这样一位伟人，我们应该对他进行怎样的评价呢？
综元昊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肯定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局部统一河西地区，为
以后元朝全国的大统一所做的奠基工作；肯定他确定各种典章制度，奠定立国规模，进
而建立西夏国家，使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历史功绩；肯定他主持整理、推广西夏文
字，组织人力翻译佛教和儒家经典，对西夏文化所做的贡献。
对元昊发动的对宋战争，因其性质是掠夺性的不义战争，应当否定。至于对辽战争，因
属自卫性质，应当肯定。
对于元昊所进行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从其实质看，反映了皇权的集中与部落酋领分权
的矛盾，进取与保守之间的矛盾，是权力之争。由于该斗争对于维护和巩固西夏国家的
统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此，应当基本肯定。
对于元昊大开杀戒“有疑必诛”，“峻诛杀”的举动，不能认为他生性好杀，简单地孤
立地加以否定，应当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联系当时政治、经济的实际，从理论
上加以具体的阐释和说明。
至于他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沉湎于酒色，并因此丧生，应当否定。
总之，元昊的一生有功有过，功大于过，无论在西夏历史上和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都
是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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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
③ 《东都事略》卷129，《西夏》。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⑤ 《西夏书事》卷11。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长编》卷122，宝元元年九月。
①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①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③ 《嘉靖宁夏新志》卷6，《遗事杂志》。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6，《遗事杂志》。
① 《西夏书事》卷18。
① 《长编》卷167，皇祐元年十一月丙申。
② 《西夏纪事本末》卷17，《宁令弑逆》。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13，《权智》。
第一节 没藏氏擅权与辽夏战争的再起
一、没藏氏专政
公元1048年正月，元昊逝世。临死前遗嘱由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以诺移尝都为首的
诸大臣主张按照遗命办事，但没藏讹庞坚决反对。他道：
“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
诺（一作■）移尝都挖苦讹庞说：
“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有夏土，则亦众所愿也。”
讹庞分辩道：
“予何敢哉？夏国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今没藏尼娠，先王之遗腹，幸而
生子，则可以嗣先王矣，谁敢不服”①。
众人迫于讹庞的权势，只好同意。于是立未满周岁（一说2岁或3岁）的谅祚为皇帝，尊
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讹庞自为国相，以诺移尝都等“三大将分治其国”①，自己
则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至是，权益重，出入仪卫拟于王者”②。
公元1056年（夏福圣承道四年）十月，太后没藏氏荒淫无度，被宠臣李宗贵刺死，讹庞
失去靠山，为了继续控制谅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谅祚为后，讹庞以国相兼皇帝岳丈，
手中权力更大，“自是诛杀由己，臣民咸畏之”。③
公元1059年（夏奲都三年，奲she同“奢”），谅祚12岁，开始参与国事。六宅使高怀正
、毛惟昌2人之妻，曾为谅祚幼年时期的乳母，受到谅祚的宠爱。他们参与朝政，并将大
臣的一些议论及时转告谅祚，没藏讹庞对此极为不满，借口高怀正放高利贷，毛惟昌穿
元昊龙盘服，图谋不轨，将2人逮捕杀害谅祚试图劝阻，但讹庞不听。表明此时西夏的权
力完全控制在讹庞手中。
二、辽夏交兵
辽国君臣自从河曲之战失败后，时刻不忘兴师复仇，“思雪前耻”。尤其是辽兴宗耿耿
于怀，“欲起倾国之兵讨之”④。为了使大举伐夏能够稳操胜券，兴宗一方面下令通报
丁口，精募甲兵，日夜教练”⑤，及时作些准备工作；一面派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
以伐夏告宋”，⑥目的在于争取宋朝政治上的声援。
公元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月，元昊英年去世，其子谅祚以冲龄即位，实
权掌握在国相没藏讹庞手中。“谅祚幼弱，强臣用事。”①辽兴宗见报仇雪恨的大好时
机已到，于是再一次兴师侵犯夏境。
公元1049年（夏延嗣宁国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7月，辽兴宗亲帅大军讨伐夏国，以天
齐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先锋，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汉王贴不为副都
统，率兵渡过黄河，向今河套地区推进，并迅速占领西夏的唐隆镇（今陕西神木县）。
九月，萧惠将兵沿黄河南进，声势浩大，“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②。由于萧惠轻敌“
不备”，夏军乘机猛攻，大败而逃，“追者射惠，几不免，军士死伤尤众。”③十月，
辽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兵进入西夏右厢贺兰山地区，与夏军激战，大获全胜，
俘获元昊妃没■氏和夏臣家属数十人。
这次战争之后，双方还发生过一些规模不大，互有胜负的战争。具体战况如下：
公元1050年（夏天祐垂圣元年，契丹重熙十九年）二月，没藏讹庞命大将洼普、猥货、
乙灵纪率军攻辽的金肃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被辽将耶律高家奴、耶律仆
里笃所击败。三月，没藏氏命观察使讹都■率兵屯河南三角川（今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
旗南），与辽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率领的轻骑兵激战，讹都■兵败被俘。五月，辽兴宗
命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宣新等率军乘胜进攻西夏首都兴庆府。没藏氏闭
城坚守，不敢出战。六月，辽兵攻占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音浩特北
），“尽发廪积而还”①。
这些战争实际上是第一次规模较大战争的延续。
上述1048年7月至1049年6月间发生的辽夏战争，虽因互有胜负，难以分出谁是胜利者和
谁是失败者，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和力量的消耗上去估量这场战争，那么，辽属小胜大
败（因第一次战争萧惠等所率领的主力被消灭，损失惨重），应为失败者，西夏相反，
实为小败大胜。应属胜利者。正如《辽史》作者所指出：
“（兴宗）狃于一胜，移师西夏，而智勇俱废，败亦随之。岂非得不偿所亡，利安在哉
？”②
说明辽败夏胜的结论，早为史家所公认。
这次战争之所以夏胜辽败，原因有二：其一，由于辽军将领的骄傲轻敌所造成。史载：
“明年，帝复征夏国。（萧）惠自河南进，……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
士不得乘马。诸将咸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东驾，何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
敝耳’。数日，我军未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阪而下。惠与麾下
不及甲而走。”③
这说明辽军将领萧惠等的骄傲轻敌，给夏军指挥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可乘之机
。
其二，与西夏军事指挥者比较能够正确指导战争，以及实战地形对西夏有利不无关系。
“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
阻十掣肘大国，盖亦襟带山河，有以助其势尔！”①
这虽然说的是元昊、谅祚时期从整体上去看败宋败辽的原因，但也适用于这次辽夏战争
。
对于这次战争的性质，清人吴广成评判道：
“是时两国交兵，殊无义战”。②/TITLE>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因为辽为了报南壁之仇而主动挑起战争，西
夏完全出于自卫。谁是谁非，谁正义，谁非正义，昭然若揭。
此外，在这次战争中，由于辽军的烧杀抢掠，使西夏人民饱尝战争灾难。如西夏东北的
军事重镇（被喻为夏州藩屏）——唐隆镇，“自经契丹残破，族帐逃之”③。人民惨遭
浩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兴宗发动对夏战争的非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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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126，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① 《宋史》卷288，《程琳传》。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④ 《西夏书事》卷18。
⑤ 同上。
⑥ 《辽史》卷20，《兴宗本纪》。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辽史》卷93，《萧惠传》。
③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辽史》卷93，《论赞》。
③ 《辽史》卷93，《萧惠传》。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西夏书事》卷19。
③ 《西夏书事》卷19。
一、没藏氏专政
公元1048年正月，元昊逝世。临死前遗嘱由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以诺移尝都为首的
诸大臣主张按照遗命办事，但没藏讹庞坚决反对。他道：
“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
诺（一作■）移尝都挖苦讹庞说：
“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有夏土，则亦众所愿也。”
讹庞分辩道：
“予何敢哉？夏国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今没藏尼娠，先王之遗腹，幸而
生子，则可以嗣先王矣，谁敢不服”①。
众人迫于讹庞的权势，只好同意。于是立未满周岁（一说2岁或3岁）的谅祚为皇帝，尊
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讹庞自为国相，以诺移尝都等“三大将分治其国”①，自己
则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至是，权益重，出入仪卫拟于王者”②。
公元1056年（夏福圣承道四年）十月，太后没藏氏荒淫无度，被宠臣李宗贵刺死，讹庞
失去靠山，为了继续控制谅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谅祚为后，讹庞以国相兼皇帝岳丈，
手中权力更大，“自是诛杀由己，臣民咸畏之”。③
公元1059年（夏奲都三年，奲she同“奢”），谅祚12岁，开始参与国事。六宅使高怀正
、毛惟昌2人之妻，曾为谅祚幼年时期的乳母，受到谅祚的宠爱。他们参与朝政，并将大
臣的一些议论及时转告谅祚，没藏讹庞对此极为不满，借口高怀正放高利贷，毛惟昌穿
元昊龙盘服，图谋不轨，将2人逮捕杀害谅祚试图劝阻，但讹庞不听。表明此时西夏的权
力完全控制在讹庞手中。
二、辽夏交兵
辽国君臣自从河曲之战失败后，时刻不忘兴师复仇，“思雪前耻”。尤其是辽兴宗耿耿
于怀，“欲起倾国之兵讨之”④。为了使大举伐夏能够稳操胜券，兴宗一方面下令通报
丁口，精募甲兵，日夜教练”⑤，及时作些准备工作；一面派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
以伐夏告宋”，⑥目的在于争取宋朝政治上的声援。
公元1048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月，元昊英年去世，其子谅祚以冲龄即位，实
权掌握在国相没藏讹庞手中。“谅祚幼弱，强臣用事。”①辽兴宗见报仇雪恨的大好时
机已到，于是再一次兴师侵犯夏境。
公元1049年（夏延嗣宁国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7月，辽兴宗亲帅大军讨伐夏国，以天
齐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先锋，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汉王贴不为副都
统，率兵渡过黄河，向今河套地区推进，并迅速占领西夏的唐隆镇（今陕西神木县）。
九月，萧惠将兵沿黄河南进，声势浩大，“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②。由于萧惠轻敌“
不备”，夏军乘机猛攻，大败而逃，“追者射惠，几不免，军士死伤尤众。”③十月，
辽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兵进入西夏右厢贺兰山地区，与夏军激战，大获全胜，
俘获元昊妃没■氏和夏臣家属数十人。
这次战争之后，双方还发生过一些规模不大，互有胜负的战争。具体战况如下：
公元1050年（夏天祐垂圣元年，契丹重熙十九年）二月，没藏讹庞命大将洼普、猥货、
乙灵纪率军攻辽的金肃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被辽将耶律高家奴、耶律仆
里笃所击败。三月，没藏氏命观察使讹都■率兵屯河南三角川（今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
旗南），与辽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率领的轻骑兵激战，讹都■兵败被俘。五月，辽兴宗
命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宣新等率军乘胜进攻西夏首都兴庆府。没藏氏闭
城坚守，不敢出战。六月，辽兵攻占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音浩特北
），“尽发廪积而还”①。
这些战争实际上是第一次规模较大战争的延续。
上述1048年7月至1049年6月间发生的辽夏战争，虽因互有胜负，难以分出谁是胜利者和
谁是失败者，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和力量的消耗上去估量这场战争，那么，辽属小胜大
败（因第一次战争萧惠等所率领的主力被消灭，损失惨重），应为失败者，西夏相反，
实为小败大胜。应属胜利者。正如《辽史》作者所指出：
“（兴宗）狃于一胜，移师西夏，而智勇俱废，败亦随之。岂非得不偿所亡，利安在哉
？”②
说明辽败夏胜的结论，早为史家所公认。
这次战争之所以夏胜辽败，原因有二：其一，由于辽军将领的骄傲轻敌所造成。史载：
“明年，帝复征夏国。（萧）惠自河南进，……既入敌境，侦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
士不得乘马。诸将咸请备不虞，惠曰：‘谅祚必自迎东驾，何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
敝耳’。数日，我军未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阪而下。惠与麾下
不及甲而走。”③
这说明辽军将领萧惠等的骄傲轻敌，给夏军指挥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可乘之机
。
其二，与西夏军事指挥者比较能够正确指导战争，以及实战地形对西夏有利不无关系。
“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
阻十掣肘大国，盖亦襟带山河，有以助其势尔！”①
这虽然说的是元昊、谅祚时期从整体上去看败宋败辽的原因，但也适用于这次辽夏战争
。
对于这次战争的性质，清人吴广成评判道：
“是时两国交兵，殊无义战”。②/TITLE>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因为辽为了报南壁之仇而主动挑起战争，西
夏完全出于自卫。谁是谁非，谁正义，谁非正义，昭然若揭。
此外，在这次战争中，由于辽军的烧杀抢掠，使西夏人民饱尝战争灾难。如西夏东北的
军事重镇（被喻为夏州藩屏）——唐隆镇，“自经契丹残破，族帐逃之”③。人民惨遭
浩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兴宗发动对夏战争的非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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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126，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① 《宋史》卷288，《程琳传》。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④ 《西夏书事》卷18。
⑤ 同上。
⑥ 《辽史》卷20，《兴宗本纪》。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辽史》卷93，《萧惠传》。
③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辽史》卷93，《论赞》。
③ 《辽史》卷93，《萧惠传》。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西夏书事》卷19。
③ 《西夏书事》卷19。
第二节 毅宗谅祚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公元1061年（夏奲都五年）四月，谅祚与讹庞儿媳梁氏私通，被其子发现，讹庞十分恼
怒，阴谋杀害谅祚，梁氏向谅祚告密。谅祚用计擒获讹庞及其子，并杀之。随后，又杀
皇后没藏氏，另立梁氏为皇后。至此，没藏氏专政结束，谅祚开始亲政。
毅宗谅祚亲政后，为了巩固西夏国家的统治，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改蕃礼为汉礼，提倡汉文化
公元1061年十月，谅祚令在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用汉礼。并派遣使者到宋朝去请求“
欲以汉仪迎侍朝廷使人。许之”①。
同年，谅祚上表，贡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朝正至朝贺
仪。诏赐《九经》，还其马。谅祚又求尚主，以昔尝赐姓，不许”②。
公元1063年（夏拱化元年），谅祚改用汉姓，仍用唐朝赐姓——李氏。
谅祚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封建经济日益发展的需要和统治阶级日益
汉化的需要。它对加速西夏社会的封建化，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增官职，用汉人。
谅祚时期西夏中央官制，基本上承袭了元昊立国初期的制度，但在该基础之上做过如下
一些增益。史载：
“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漠箇、阿尼
、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③。
从而使西夏中央官制比元昊时期更加完备。
在调整官职的同时，谅祚还十分重视使用汉族知识分子，尤其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
的知识分子。公元1065年（夏拱化三年），谅祚在攻掠宋秦凤路时，俘掳汉人苏立，授
以汉官。陕西延安文人景询犯罪叛逃夏国，谅祚爱其才，以他为学士，参与国事。谅祚
对他们非常亲近和优厚，史载：
“（谅祚）收纳中国人（指宋人），与之出入，起居亲厚，多致中国物以娱其意，此非
庸人所及。”①
谅祚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的举动，是他倾慕汉文化思想在行动上的反映，与他改蕃礼为汉
礼的行动是相一致的。
三、调整监军司
公元1062年（夏奲都六年）五月，谅祚对元昊时期设立的监军司进行部分调整，主要更
换一些监军司的名称，同时设一个总的管理各监军司的机构。其所调整更换名称的监军
司有：
“谅祚以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更于西平
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②
谅祚依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也是一种倾慕汉化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
革新精神。为此，受到了因循守旧的宋朝统治者的诘问。“谅祚举措，近岁多不循旧规
，恐更僭拟朝廷名号，渐不可长。乞择一才臣下诏诘问，以杜奸萌。从之”。③
谅祚对监军司的部分调整，可以使地方军政分开，文武官员互相牵制，对于加强西夏中
央集权、巩固西夏边防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划地界，复榷场
西夏与宋麟州交界地带，有七十里之地没有设置堡垒屏障。其地位于屈野河西。由于土
地肥沃，“田腴利厚”①。没藏讹庞为西夏国相时，曾令民侵耕这一带土地，“以所收
入其家”、“宴然以为己田”。②公元1055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
所侵耕地距屈野河只有20里。公元1059年（夏奲都三年，宋嘉祐四年），讹庞进占屈野
河。次年，讹庞迫于宋朝停止陕西、河东和市的经济压力，表示愿意把屈野河西田20里
退还给宋朝，但宋朝不许。总之，由于讹庞侵耕屈野河宋地，使西夏与宋麟州交界一带
老百姓很不安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谅祚亲政后，于公元1061年（夏奲都六年，宋嘉
祐六年）派吕宁（蕃号官称）拽浪撩礼与宋朝议定，恢复旧界，在边界设立寨堡，双方
人民不得再在边地耕作。地界划定后，公元1069年（夏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又进
一步恢复榷场，通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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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195，嘉祐六年十一月己巳。
② 《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四月己丑。
③ 《西夏书事》卷20。
① 《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
② 《西夏书事》卷20。
③ 《长编》卷196，嘉祐七年6月癸未。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书事》卷19。
公元1061年（夏奲都五年）四月，谅祚与讹庞儿媳梁氏私通，被其子发现，讹庞十分恼
怒，阴谋杀害谅祚，梁氏向谅祚告密。谅祚用计擒获讹庞及其子，并杀之。随后，又杀
皇后没藏氏，另立梁氏为皇后。至此，没藏氏专政结束，谅祚开始亲政。
毅宗谅祚亲政后，为了巩固西夏国家的统治，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改蕃礼为汉礼，提倡汉文化
公元1061年十月，谅祚令在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用汉礼。并派遣使者到宋朝去请求“
欲以汉仪迎侍朝廷使人。许之”①。
同年，谅祚上表，贡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朝正至朝贺
仪。诏赐《九经》，还其马。谅祚又求尚主，以昔尝赐姓，不许”②。
公元1063年（夏拱化元年），谅祚改用汉姓，仍用唐朝赐姓——李氏。
谅祚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封建经济日益发展的需要和统治阶级日益
汉化的需要。它对加速西夏社会的封建化，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增官职，用汉人。
谅祚时期西夏中央官制，基本上承袭了元昊立国初期的制度，但在该基础之上做过如下
一些增益。史载：
“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漠箇、阿尼
、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③。
从而使西夏中央官制比元昊时期更加完备。
在调整官职的同时，谅祚还十分重视使用汉族知识分子，尤其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
的知识分子。公元1065年（夏拱化三年），谅祚在攻掠宋秦凤路时，俘掳汉人苏立，授
以汉官。陕西延安文人景询犯罪叛逃夏国，谅祚爱其才，以他为学士，参与国事。谅祚
对他们非常亲近和优厚，史载：
“（谅祚）收纳中国人（指宋人），与之出入，起居亲厚，多致中国物以娱其意，此非
庸人所及。”①
谅祚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的举动，是他倾慕汉文化思想在行动上的反映，与他改蕃礼为汉
礼的行动是相一致的。
三、调整监军司
公元1062年（夏奲都六年）五月，谅祚对元昊时期设立的监军司进行部分调整，主要更
换一些监军司的名称，同时设一个总的管理各监军司的机构。其所调整更换名称的监军
司有：
“谅祚以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更于西平
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②
谅祚依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也是一种倾慕汉化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
革新精神。为此，受到了因循守旧的宋朝统治者的诘问。“谅祚举措，近岁多不循旧规
，恐更僭拟朝廷名号，渐不可长。乞择一才臣下诏诘问，以杜奸萌。从之”。③
谅祚对监军司的部分调整，可以使地方军政分开，文武官员互相牵制，对于加强西夏中
央集权、巩固西夏边防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划地界，复榷场
西夏与宋麟州交界地带，有七十里之地没有设置堡垒屏障。其地位于屈野河西。由于土
地肥沃，“田腴利厚”①。没藏讹庞为西夏国相时，曾令民侵耕这一带土地，“以所收
入其家”、“宴然以为己田”。②公元1055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
所侵耕地距屈野河只有20里。公元1059年（夏奲都三年，宋嘉祐四年），讹庞进占屈野
河。次年，讹庞迫于宋朝停止陕西、河东和市的经济压力，表示愿意把屈野河西田20里
退还给宋朝，但宋朝不许。总之，由于讹庞侵耕屈野河宋地，使西夏与宋麟州交界一带
老百姓很不安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谅祚亲政后，于公元1061年（夏奲都六年，宋嘉
祐六年）派吕宁（蕃号官称）拽浪撩礼与宋朝议定，恢复旧界，在边界设立寨堡，双方
人民不得再在边地耕作。地界划定后，公元1069年（夏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又进
一步恢复榷场，通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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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195，嘉祐六年十一月己巳。
② 《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四月己丑。
③ 《西夏书事》卷20。
① 《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
② 《西夏书事》卷20。
③ 《长编》卷196，嘉祐七年6月癸未。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书事》卷19。
第三节 南侵吐蕃诸部，东掠宋朝边境
一、南侵吐蕃诸部
所谓吐蕃诸部，系指唃厮罗统治下的河湟及甘南一带的吐蕃各部落。西夏对吐蕃的攻略
，早在景宗元昊之时，即已开始。为什么西夏要攻略吐蕃呢？这得从河湟地区在战略上
的重要性说起。由于河湟一带，地形险要，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汉武帝以来即为一
些少数民族诸如先零羌、北凉、西秦、吐谷浑、吐蕃等首领“互相争逐”①之地，因此
，自李德明攻占厮铎督统治的凉州后，唃厮罗统治的河湟地区也就成为宋夏必争之战略
要地。宋朝为了推行“联蕃制夏”之策，曾多次派出使者，如刘涣等人，不惜用丰厚的
爵禄与赏赐（如宝元元年十二月，宋任命唃厮罗为保顺军节度使，每年支出大彩1000匹
，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去笼络唃厮罗，使之与宋结盟，“出兵助讨西贼”。②
景宗元昊为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千方百计地企图用武力消灭唃厮罗。公元1034年（宋
景祐元年），元昊命苏奴儿率兵25000去攻打唃厮罗，结果，夏军“败死略尽，苏奴儿被
执。”③同年，元昊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河湟地区，唃厮罗鉴于众寡悬殊，难以抵敌，一
面坚守鄯州不出，一面派人打听元昊虚实。唃厮罗打听到元昊渡河时，在水浅之处插上
标帜，于是偷偷派人将标帜移植水深之中，等到双方决战结束，元昊大败而归，士兵仓
皇从有标帜之处渡河撤退，“溺死十八九，所掳获甚众”。④此后，唃厮罗还多次用奇
计打败了元昊，元昊再也不敢深入其境，同他交锋了。
谅祚统治期间，由于西夏收纳了唃厮罗的叛降之人，加上夏辽关系恶化，辽与吐蕃结为
姻亲（唃厮罗之子董毡娶契丹公主为妻），因此，西夏同吐蕃的战争比较频繁，但主要
战争只有三次。
公元1058年（夏奲都二年）四月，唃厮罗属下吐蕃部落首领揆罗部阿作率众来投，没藏
讹庞给他授官，使居边境要地。六月，讹庞以揆罗部阿作为向导，率兵围青唐城，被唃
厮罗战败，酋豪6人被俘，丧失马匹和骆驼很多，“因降陇逋、公立、马颇三大族”。
公元1062年（夏奲都六年）八月，唃厮罗第三子董毡杀契丹使者，与辽绝交。谅祚见有
机可乘，派兵攻青唐城，又被唃厮罗战败。
公元1063年（夏拱化二年）五月，夏州党项贵族邈奔见吐蕃势盛，夏国屡败，以陇、珠
、阿诺等三城叛降唃厮罗，因得不到唃厮罗的礼遇和重用，九月又逃回夏国，请谅祚出
兵收复三城。谅祚发兵万人出战，不胜，收降丁500余帐而还。
二、东掠宋朝边境
谅祚同唃厮罗较量，损兵折将，于是转而联结吐蕃以抗宋，企图通过入寇宋朝边境，掳
掠财物获得好处。
公元1064年（夏拱化元年，宋嘉祐八年）二月，宋河州刺史王韶攻占熙河，降服洮河以
西吐蕃各部落，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县西南）首领禹藏花麻不愿归服，但又无力抵抗秦
州钤辖向宝的武力攻掠，于是以西使城及兰州（今皋兰县）一带的土地献给西夏。谅祚
大喜，立即派兵支援禹藏花麻，协力抗宋，同时将宗室女嫁给他，封为驸马。
公元1064年（夏拱化二年，宋治平元年）七月，谅祚借口宋朝官僚有意侮辱夏国使节，
打算点集军队攻入宋境。宋泾原副总管刘几探知该情况后，报告暂代秦凤经略使陈道古
，请派兵加强防守，不听。于是谅祚乘机派兵10万，分别攻入秦凤路、泾源路，驱胁归
宋的党项熟户80余族归夏，杀宋弓箭手数千，掠人畜以万计。
公元1065年（夏拱化三年，宋治平二年）正月，谅祚派兵万余人深入庆州（今甘肃庆阳
市），进攻王宫城，被宋鄜延路经略使孙长卿击退。三月，命右枢密党项尝粮出兵攻宋
保安军顺宁砦（今陕西志丹县北），围攻半月，无功而还。十一月，谅祚派兵攻宋德顺
军（今甘肃静宁县）同家堡（原为党项生户居地）“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①
公元1066年（夏拱化四年，宋治平三年）九月，谅祚亲自率兵数万，攻入庆州之大顺城
（今甘肃庆阳县北），大顺城被围3日，未能攻下，谅祚亲自督战，宋用强弩射夏军，谅
祚中箭受伤，夏军无心恋战，纷纷败退。
公元1067年（夏拱化五年，宋治平四年）三月，谅祚派遣使者向宋神宗“献方物谢罪”
②，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侵扰宋境。神宗答应同夏讲和，赐西夏绢500匹，银500两
。五月，夏绥州监军司嵬名山，被部下李文喜（汉族）等胁迫，以绥州（今陕西绥德县
）降宋。谅祚派兵争绥州，战于大理河，失败。绥州失守后，谅祚加强银州驻兵以备宋
。十二月，谅祚卒，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
三、对毅宗谅祚的评价
谅祚在西夏国家面临没藏氏专权，和辽兴宗入侵的严峻考验的情况下，诛讹庞，败辽兵
。同时为了适应夏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废蕃礼，用汉礼，增官职，用汉人，调整
监军司，划地界，复榷场等一系列的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从而使夏转危为安，步入正
常发展的轨道。这些措施表明谅祚保持了乃父元昊革新进取的精神，对于西夏社会的发
展和西夏国家的巩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谅祚代表党项贵族的利
益为扩充疆土，掠夺邻国财富而发动的对外掠夺战争，以及“凶忍好淫，过酋豪大家，
辄乱其妇女”，①则应当否定。正如清人吴广成所指出：
“谅祚生未周龄，突遭大故：三将分治，势比连鸡；母族专权，形同卧虎；守贵难生肘
腋；契丹兵入贺兰；家声贻墙茨之羞，国事等棼丝之乱。斯时李氏箕裘，岌岌乎殆哉！
而数载之后，即能亲揽大政，坐收兵权。见契丹之强则事之，侦讹庞之叛则诛之，遵大
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惜其杀没
藏，立梁氏，好色灭伦，不特君道有乖，即贻谋亦未善也”②。
评价历史人物除了要从总体上全面地、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外，还要看他是否在前人的
基础之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正如列宁所指出：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
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③。
由于吴氏在评价谅祚时，不仅能比较全面地和一分为二地肯定其政绩，指出其缺点，而
且在评判其政绩时，着重指出谅祚继承了元昊的诸多建树，却在不少地方超过了他。如
改蕃礼为汉礼，求赠儒家经典，大力提倡汉文……，等等，“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
未能及者”。因此，他对谅祚的评议，不失为中肯之论。
总之，从谅祚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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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4，《西宁镇》。
② 《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癸卯。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① 《西夏书事》卷21。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21。
② 《西夏书事》卷21。
③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页149—151。
一、南侵吐蕃诸部
所谓吐蕃诸部，系指唃厮罗统治下的河湟及甘南一带的吐蕃各部落。西夏对吐蕃的攻略
，早在景宗元昊之时，即已开始。为什么西夏要攻略吐蕃呢？这得从河湟地区在战略上
的重要性说起。由于河湟一带，地形险要，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汉武帝以来即为一
些少数民族诸如先零羌、北凉、西秦、吐谷浑、吐蕃等首领“互相争逐”①之地，因此
，自李德明攻占厮铎督统治的凉州后，唃厮罗统治的河湟地区也就成为宋夏必争之战略
要地。宋朝为了推行“联蕃制夏”之策，曾多次派出使者，如刘涣等人，不惜用丰厚的
爵禄与赏赐（如宝元元年十二月，宋任命唃厮罗为保顺军节度使，每年支出大彩1000匹
，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去笼络唃厮罗，使之与宋结盟，“出兵助讨西贼”。②
景宗元昊为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千方百计地企图用武力消灭唃厮罗。公元1034年（宋
景祐元年），元昊命苏奴儿率兵25000去攻打唃厮罗，结果，夏军“败死略尽，苏奴儿被
执。”③同年，元昊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河湟地区，唃厮罗鉴于众寡悬殊，难以抵敌，一
面坚守鄯州不出，一面派人打听元昊虚实。唃厮罗打听到元昊渡河时，在水浅之处插上
标帜，于是偷偷派人将标帜移植水深之中，等到双方决战结束，元昊大败而归，士兵仓
皇从有标帜之处渡河撤退，“溺死十八九，所掳获甚众”。④此后，唃厮罗还多次用奇
计打败了元昊，元昊再也不敢深入其境，同他交锋了。
谅祚统治期间，由于西夏收纳了唃厮罗的叛降之人，加上夏辽关系恶化，辽与吐蕃结为
姻亲（唃厮罗之子董毡娶契丹公主为妻），因此，西夏同吐蕃的战争比较频繁，但主要
战争只有三次。
公元1058年（夏奲都二年）四月，唃厮罗属下吐蕃部落首领揆罗部阿作率众来投，没藏
讹庞给他授官，使居边境要地。六月，讹庞以揆罗部阿作为向导，率兵围青唐城，被唃
厮罗战败，酋豪6人被俘，丧失马匹和骆驼很多，“因降陇逋、公立、马颇三大族”。
公元1062年（夏奲都六年）八月，唃厮罗第三子董毡杀契丹使者，与辽绝交。谅祚见有
机可乘，派兵攻青唐城，又被唃厮罗战败。
公元1063年（夏拱化二年）五月，夏州党项贵族邈奔见吐蕃势盛，夏国屡败，以陇、珠
、阿诺等三城叛降唃厮罗，因得不到唃厮罗的礼遇和重用，九月又逃回夏国，请谅祚出
兵收复三城。谅祚发兵万人出战，不胜，收降丁500余帐而还。
二、东掠宋朝边境
谅祚同唃厮罗较量，损兵折将，于是转而联结吐蕃以抗宋，企图通过入寇宋朝边境，掳
掠财物获得好处。
公元1064年（夏拱化元年，宋嘉祐八年）二月，宋河州刺史王韶攻占熙河，降服洮河以
西吐蕃各部落，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县西南）首领禹藏花麻不愿归服，但又无力抵抗秦
州钤辖向宝的武力攻掠，于是以西使城及兰州（今皋兰县）一带的土地献给西夏。谅祚
大喜，立即派兵支援禹藏花麻，协力抗宋，同时将宗室女嫁给他，封为驸马。
公元1064年（夏拱化二年，宋治平元年）七月，谅祚借口宋朝官僚有意侮辱夏国使节，
打算点集军队攻入宋境。宋泾原副总管刘几探知该情况后，报告暂代秦凤经略使陈道古
，请派兵加强防守，不听。于是谅祚乘机派兵10万，分别攻入秦凤路、泾源路，驱胁归
宋的党项熟户80余族归夏，杀宋弓箭手数千，掠人畜以万计。
公元1065年（夏拱化三年，宋治平二年）正月，谅祚派兵万余人深入庆州（今甘肃庆阳
市），进攻王宫城，被宋鄜延路经略使孙长卿击退。三月，命右枢密党项尝粮出兵攻宋
保安军顺宁砦（今陕西志丹县北），围攻半月，无功而还。十一月，谅祚派兵攻宋德顺
军（今甘肃静宁县）同家堡（原为党项生户居地）“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①
公元1066年（夏拱化四年，宋治平三年）九月，谅祚亲自率兵数万，攻入庆州之大顺城
（今甘肃庆阳县北），大顺城被围3日，未能攻下，谅祚亲自督战，宋用强弩射夏军，谅
祚中箭受伤，夏军无心恋战，纷纷败退。
公元1067年（夏拱化五年，宋治平四年）三月，谅祚派遣使者向宋神宗“献方物谢罪”
②，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侵扰宋境。神宗答应同夏讲和，赐西夏绢500匹，银500两
。五月，夏绥州监军司嵬名山，被部下李文喜（汉族）等胁迫，以绥州（今陕西绥德县
）降宋。谅祚派兵争绥州，战于大理河，失败。绥州失守后，谅祚加强银州驻兵以备宋
。十二月，谅祚卒，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
三、对毅宗谅祚的评价
谅祚在西夏国家面临没藏氏专权，和辽兴宗入侵的严峻考验的情况下，诛讹庞，败辽兵
。同时为了适应夏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废蕃礼，用汉礼，增官职，用汉人，调整
监军司，划地界，复榷场等一系列的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从而使夏转危为安，步入正
常发展的轨道。这些措施表明谅祚保持了乃父元昊革新进取的精神，对于西夏社会的发
展和西夏国家的巩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谅祚代表党项贵族的利
益为扩充疆土，掠夺邻国财富而发动的对外掠夺战争，以及“凶忍好淫，过酋豪大家，
辄乱其妇女”，①则应当否定。正如清人吴广成所指出：
“谅祚生未周龄，突遭大故：三将分治，势比连鸡；母族专权，形同卧虎；守贵难生肘
腋；契丹兵入贺兰；家声贻墙茨之羞，国事等棼丝之乱。斯时李氏箕裘，岌岌乎殆哉！
而数载之后，即能亲揽大政，坐收兵权。见契丹之强则事之，侦讹庞之叛则诛之，遵大
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惜其杀没
藏，立梁氏，好色灭伦，不特君道有乖，即贻谋亦未善也”②。
评价历史人物除了要从总体上全面地、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外，还要看他是否在前人的
基础之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正如列宁所指出：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
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③。
由于吴氏在评价谅祚时，不仅能比较全面地和一分为二地肯定其政绩，指出其缺点，而
且在评判其政绩时，着重指出谅祚继承了元昊的诸多建树，却在不少地方超过了他。如
改蕃礼为汉礼，求赠儒家经典，大力提倡汉文……，等等，“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
未能及者”。因此，他对谅祚的评议，不失为中肯之论。
总之，从谅祚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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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4，《西宁镇》。
② 《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癸卯。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① 《西夏书事》卷21。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21。
② 《西夏书事》卷21。
③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页149—151。
第四节 母党梁氏专政及其倒行逆施
一、梁氏母党集团的形成及其倒行逆施
谅祚病逝后，其子秉常即位，年方7岁，由其母梁太后垂帘听政，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
同时，重用党项贵族都罗尾集团和罔萌讹。“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乙逋）、
萌讹皆以幸倖进”①。这样，便组成了以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他们把持着夏国最高
军政大权，排斥异己，为所欲为。
梁氏集团掌握军政大权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措施，使西夏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考
验。
公元1069年（夏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八月，梁氏向宋上表，请求废汉仪，改用蕃礼
，神宗许之。她的这一做法，引起一些党项贵族和汉官的不满。元昊弟嵬名浪遇，精通
兵法，“最老于军事”，②谅祚时曾任国相，时为都统军，“以不附诸梁罢其官，并其
家属徙之”。③梁氏对浪遇的排斥、打击，反映了皇族与后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烈
斗争。梁氏在排斥异己的同时，还大力提拔乙埋的子弟为官，使其“并居近要，于是诸
梁权日甚”④，从而使梁氏母党集团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二、发动对宋战争
梁氏母党集团，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大
举入寇宋朝边境，穷兵黩武。
公元1069年三月，梁氏向宋朝上表，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回绥州，宋神宗不许。四月
，梁氏以此为理由，派兵进攻宋秦州，破刘沟堡，宋将范愿战死，损失士卒数千人。九
月，又借口宋神宗禁止宋边民与夏民私市，致使夏国货用缺乏，发兵攻打庆州，大掠人
户而还。闰十二月，梁乙埋亲自率兵攻顺安、绥平、黑水等寨（均在今陕西绥德县境）
，围绥德城（宋收复绥州，筑城后改名绥德），由于绥州守将郭逵防守得法，未能攻下
，夏兵只好撤退。
公元1070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宋熙宁三年）五月，西夏再一次攻打庆州，大败宋
兵。八月，梁氏点集国中全部兵力，倾巢出动，深入宋环庆路，攻大顺城、柔远砦、准
安镇等地，庆州守将郭庆等领兵出战，大败阵亡①。吐蕃董毡乘夏国空虚，率兵进入夏
国西境，梁乙埋被迫退兵。
公元1071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宋熙宁四年）元月，宋以知青涧城种谔为鄜延钤辖
，命诸将皆受种谔节制。种谔为了夺取宜农宜牧的夏人赖以为生的横山地区，率领宋军
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并在啰兀之北大败夏兵，同时派兵2万筑啰兀城（位于无定河边，托
定故县北之滴水崖）。种谔在啰兀筑城，派兵把守，等于在西夏的战略要地，打进了一
个楔子，使以梁氏为首的西夏统治集团感到恐慌，“自是夏人日聚兵为报复计”②。
种谔筑啰兀城的同时，又派兵进筑永乐川、尝逋岭二寨，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筑抚
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①。种谔一连串的筑城寨之举
，使梁氏集团十分恼怒。二月，梁乙埋调集十二监军司的全部兵力发起反攻，攻顺宁寨
，围抚宁，连败宋军，“于是新筑诸堡悉陷，将士千余人皆没”②，夏军乘胜夺回了啰
兀城。
由于连年对宋战争，引起夏国人民严重不满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在此情况下，梁氏被迫
于五月遣使与宋议和。九月，派阿泥（蕃号官称）嵬名科荣、吕宁（蕃号官称）焦文贵
由延州入宋，索取绥州，宋朝不许。第二年七月，夏宋议定，以绥德城外20里为界，各
立烽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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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② 《梦溪笔谈》卷25，《杂志》。
③ 《西夏书事》卷23。
④ 《西夏书事》，卷22。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15，《神宗本纪》。
① 《宋史》卷286，《夏国传下》。
② 同上。
一、梁氏母党集团的形成及其倒行逆施
谅祚病逝后，其子秉常即位，年方7岁，由其母梁太后垂帘听政，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
同时，重用党项贵族都罗尾集团和罔萌讹。“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乙逋）、
萌讹皆以幸倖进”①。这样，便组成了以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他们把持着夏国最高
军政大权，排斥异己，为所欲为。
梁氏集团掌握军政大权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措施，使西夏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考
验。
公元1069年（夏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八月，梁氏向宋上表，请求废汉仪，改用蕃礼
，神宗许之。她的这一做法，引起一些党项贵族和汉官的不满。元昊弟嵬名浪遇，精通
兵法，“最老于军事”，②谅祚时曾任国相，时为都统军，“以不附诸梁罢其官，并其
家属徙之”。③梁氏对浪遇的排斥、打击，反映了皇族与后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烈
斗争。梁氏在排斥异己的同时，还大力提拔乙埋的子弟为官，使其“并居近要，于是诸
梁权日甚”④，从而使梁氏母党集团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二、发动对宋战争
梁氏母党集团，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大
举入寇宋朝边境，穷兵黩武。
公元1069年三月，梁氏向宋朝上表，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回绥州，宋神宗不许。四月
，梁氏以此为理由，派兵进攻宋秦州，破刘沟堡，宋将范愿战死，损失士卒数千人。九
月，又借口宋神宗禁止宋边民与夏民私市，致使夏国货用缺乏，发兵攻打庆州，大掠人
户而还。闰十二月，梁乙埋亲自率兵攻顺安、绥平、黑水等寨（均在今陕西绥德县境）
，围绥德城（宋收复绥州，筑城后改名绥德），由于绥州守将郭逵防守得法，未能攻下
，夏兵只好撤退。
公元1070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宋熙宁三年）五月，西夏再一次攻打庆州，大败宋
兵。八月，梁氏点集国中全部兵力，倾巢出动，深入宋环庆路，攻大顺城、柔远砦、准
安镇等地，庆州守将郭庆等领兵出战，大败阵亡①。吐蕃董毡乘夏国空虚，率兵进入夏
国西境，梁乙埋被迫退兵。
公元1071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宋熙宁四年）元月，宋以知青涧城种谔为鄜延钤辖
，命诸将皆受种谔节制。种谔为了夺取宜农宜牧的夏人赖以为生的横山地区，率领宋军
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并在啰兀之北大败夏兵，同时派兵2万筑啰兀城（位于无定河边，托
定故县北之滴水崖）。种谔在啰兀筑城，派兵把守，等于在西夏的战略要地，打进了一
个楔子，使以梁氏为首的西夏统治集团感到恐慌，“自是夏人日聚兵为报复计”②。
种谔筑啰兀城的同时，又派兵进筑永乐川、尝逋岭二寨，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筑抚
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①。种谔一连串的筑城寨之举
，使梁氏集团十分恼怒。二月，梁乙埋调集十二监军司的全部兵力发起反攻，攻顺宁寨
，围抚宁，连败宋军，“于是新筑诸堡悉陷，将士千余人皆没”②，夏军乘胜夺回了啰
兀城。
由于连年对宋战争，引起夏国人民严重不满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在此情况下，梁氏被迫
于五月遣使与宋议和。九月，派阿泥（蕃号官称）嵬名科荣、吕宁（蕃号官称）焦文贵
由延州入宋，索取绥州，宋朝不许。第二年七月，夏宋议定，以绥德城外20里为界，各
立烽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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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② 《梦溪笔谈》卷25，《杂志》。
③ 《西夏书事》卷23。
④ 《西夏书事》，卷22。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15，《神宗本纪》。
① 《宋史》卷286，《夏国传下》。
② 同上。
第五节 梁氏幽禁秉常与宋朝五路伐夏
一、梁氏幽禁秉常
公元1076年（夏大安二年），秉常已满16岁，应该亲自过问朝政，但实权仍为梁太后所
掌握。
公元1080年（夏大安六年）一月，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蕃礼，恢复汉礼，但
因梁氏集团的反对，只好作罢。
公元1081年三月，夏将李清劝秉常“以河南归朝廷”③，以便借宋朝的力量削弱梁氏集
团的势力。秉常表示赞同，并准备派李清到宋朝联系。不料机密泄露，太后与萌讹密谋
，先捕杀李清，接着“幽秉常于兴州之木砦”①。梁氏母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开后，秉
常旧时亲党和用事诸酋豪“各拥兵自固”，与梁氏对抗，“国内大乱”②。宋君臣得知
该消息后，认为是“兴师问罪”③的大好时机。同时，宋神宗“久欲用兵收灵武”④。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二、宋朝五路伐夏
1.战争的起因及简要经过
公元1081年（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六月，宋神宗藉口梁氏幽禁秉常，“忽奸臣之
擅命，致弱主之被囚”，及梁氏背信弃义，侵宋边疆，“暴驱兵众，直犯塞防”，为此
，他决定“兴问罪之师”，与夏国军民，“共诛国仇”⑤，下令兴师分五路大举伐夏。
宋神宗以熙河经制李宪为统帅，对五路将领及兵力作了如下部署：由宦官李宪总领熙秦
七军及吐蕃首领董毡领兵3万出熙河；宦官王中正率领河东兵6万出麟州（今陕西神木县
北）；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93000出绥德；外戚高遵裕率领步骑87000出环庆。
这次宋神宗出兵的意图很明确，决心也很大，即要求将士齐心协力，领兵将领“不惜爵
赏，鼓励三军士气”⑥，一举荡平西夏。按照宋军原来的作战计划，总的作战方略是分
进合击，“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①。具体战术由泾原、环庆两路
会师先取灵州，然后攻打兴州，河东、鄜延两路到夏州会合，先攻取环州，然后直捣兴
州。至于董毡所率的吐蕃军队，“若赴兴、灵道路阻远，即领全军过河（黄河），攻取
凉州”。②意在从侧面牵制夏国右厢军队，配合五路主力攻取兴州。
刘昌祚率领5万人马，首先开人夏境，到达堪哥平磨哆（chi侈）隘口，与夏统军国母弟
梁大王接战，大败夏军，“斩获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小首领二百
一十九级，生擒首领统军姪纥多埋等二十三人，斩二千四百六十级”③。接着，乘胜进
军，抵达灵州城下。由于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遵裕唯恐昌祚独立大功，命令他暂时不
要攻城，但等遵裕的军队到达之后，夏兵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夏人决黄河七级渠水淹
灌宋军，同时派兵断绝宋军粮道，宋军饥寒交迫，加上水淹，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撤
退时高遵裕的87000人，只剩下13000人。种谔率领的93000人马，从陕西绥德城出发，沿
无定河西进，连续攻占了银州、石州、夏州等地，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加上大雪纷飞，
士兵饥寒相逼，撤退时仅剩3万人马。王中正所部6万人马，从麟州出发，沿无定河北进
，进入沙湿地区。前进十分艰难，到宥州奈王井时，也因军粮缺乏，士卒损失约2万人，
被迫撤军。至于统帅李宪所率领的熙、秦7军和吐蕃兵3万，于九月间在攻占古兰州之后
，接着向东攻占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内），获得大量窖藏粮食及武器，“分兵发窖
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①。十日，率军至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馆库”②，
打败西夏统军仁多■丁，擒获士兵100人。鉴于前线宋军接连失利，于十一月间班师回原
驻地。
2.夏胜宋败的原因
公元1082年（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正月，宋神宗下令追究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
高遵裕责授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五路伐夏，以宋
方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神宗命将非人，使这次战争缺乏卓越的富有军事才能的统帅来正确指导这次战争
。当神宗打算用宦官李宪、王中正为统帅时，宋臣孙固反对道：
“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今举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
成功，兵必为乱。”③
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也反对任用宦者为帅，但神宗未能采纳这种意见。直至五路伐夏失败
之后，神宗才认识到自己命将非人的错误，他对孙固说：
“若用卿言，必不至于此”。④/TITLE>
在答文彦博的手诏说：
“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图任将帅，以天赐可乘之机，上为祖宗殄灭一世仇，深
为厚颜。……”⑤
此时的神宗虽然已经幡然悔悟，但大错已经铸成，只有望洋兴叹了。
第二，战略部署有失允当。这次战争，神宗采用五路并进，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但该
方针一出笼，就有人提出异议，并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如宋臣赵咸指出：
“诸路之帅，皆欲直趋兴州，覆其巢穴，臣等以为进兵深入，西贼引避，迁其居民，空
其室庐，实有深计。盖使我军进无所得，退无所恃，食乏兵疲，然复邀我归路，自当坐
致困弊。”①
战争的实践证明了赵咸议论的正确性。当宋军进入夏境，五路并进之时，由于宋军行动
迟缓，各路互不统属，显得力量散慢，给西夏以可乘之机。西夏统治者最初针对宋军五
路并进的态势，采用分路全面防御之策。史载：
“梁氏闻汉兵四出，分遣诸监司兵，委大帅梁永能总领拒之。永能折作三溜，一以当路
，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突击，又于通道堑绝山谷设为阻险，守备甚谨
”。②
处处设防的结果，由于兵单力弱，招致了诸如米脂砦、高川石峡、磨哆隘、龛谷等一连
串阻击战的失败，但西夏统治者并未气馁，他们及时接受教训，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
论作战方针。史载：
“梁氏问计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
，聚劲兵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粱后从之。”①
由于及时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断敌粮道，集中优势兵力同敌作战的正确方针，
终于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转失败为成功。
第三，宋军缺乏统一指挥，领兵将领未能协同作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按照宋神宗的要求，宋军将领应当服从李宪的统一指挥，各路大军应当齐心协力，互相
配合，但进军的实际情况却是各自为战。五路人马除刘昌祚与高遵裕两军先后攻抵灵州
城下外，其余各路均不能按期出兵和到达目的地。如种谔所率之军，按照原定计划，本
应从鄜延西进，会师灵武，但“谔迂枉不进”②，竟率师至银州、石州和夏州，迁延时
日，无功而还。同时，将领之间互相猜忌。如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受外戚高遵裕节制
，昌祚攻占鸣沙川，逼近灵州城下，城门未及关闭，先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嫉妒
刘昌祚独立大功，“驰遣使止之……命按甲勿攻。”③由于忌贤妒能，坐失战机，遵裕
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但未能攻下，反被夏人挖开七级渠水所灌，军溃南遁，狼狈不堪。
3.战争的性质及其对宋夏的影响
这场战争的性质，对宋来说是一场掠夺性的不义战争，而西夏则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
其所以如此，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从宋夏军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看，其
性质很清楚。由于赵宋统治者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夺取“陷没百年”①的
银、夏、绥、宥诸州，一举荡平西夏，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歧
视和民族屠杀的“杀人夺地”②的政策。因此，西夏人必然要奋起反抗宋朝的入侵。至
于北宋军民对这场不义战争，也采取不支持和不合作的态度。如负责这场战争转运粮草
的李稷，驱迫民伕运粮，“民苦折运，多散走，不能禁”③。即以逃亡拒运的方式表示
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抗议。同时，那些亲身参加这场战争并从灵州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
不仅怒不可遏地活埋了平时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军官，“士卒乃敢攘夺公私之物，至
剥夺军官衣服，生埋掩之。”而且“自去巾栉辫发诈为蕃兵，追夺财物，军器什物，弃
毁满野。④即用实际行动表示强烈反对这场不义的战争。
其次，一些看问题比较客观的赵宋臣僚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如北宋的史学家
司马光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⑤。苏辙也认为神宗熙宁
以来的对夏战争（包括这次战争），“曲在朝廷”⑥，等等。这场战争甚至连亲身参加
战争洗礼的环庆帅高遵裕的机要秘书、主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也持不赞成的态度。他作
灵武诗云：
（一）“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二）“青铜峡西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
由于张舜民用诗的语言抨击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使他受到了谪迁降职等处分。
“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彬州酒税”①。
这次战争给宋夏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和影响。
对宋来说，损兵折将，劳民伤财，不但未能打垮夏国，反而使边患更多。正如大臣富弼
所说：
“灵州之役，中国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未能大创西人，而使其得吾士马，取吾器械，
收吾金帛粮食以贻北敌，借兵求援，其为边患，岂非反增强悍乎”②？
一语道破了宋朝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对西夏来说，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阻止宋军实现一举灭亡西夏的战略目标，“悉
其精锐，渡河保兴、灵”③。造成前线空虚，使宋军顺利占领银、石、夏、宥诸州，并
控制了横山北侧的废城和旧砦，从而使横山境内200里地区的老百姓不敢耕种。同时由于
战争，宋朝罢岁赐，绝和市，造成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
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④说明这场战争同样给西夏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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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① 《西夏书事》卷25。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③ 《宋史》卷333，《俞充传》。
④ 《宋史》卷312，《王珪传》。
⑤ 《宋大诏令集》卷235，《招谕夏敕牓》。
⑥ 《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四及二五。
③ 《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五。
① 《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部》一四之一八。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甲申。
④ 《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乙丑。
①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乙丑。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③ 《宋史》卷349，《刘昌祚传》。
①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② 《长编》卷405，元祐二年八月丙子。
③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甲申。
④ 《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癸亥。
⑤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3，《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
⑥ 《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 《宋史》卷347，《张舜民传》。
② 《西夏书事》卷26。
③ 《东都事略》卷127，附录五《西夏传》。
④ 《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
一、梁氏幽禁秉常
公元1076年（夏大安二年），秉常已满16岁，应该亲自过问朝政，但实权仍为梁太后所
掌握。
公元1080年（夏大安六年）一月，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蕃礼，恢复汉礼，但
因梁氏集团的反对，只好作罢。
公元1081年三月，夏将李清劝秉常“以河南归朝廷”③，以便借宋朝的力量削弱梁氏集
团的势力。秉常表示赞同，并准备派李清到宋朝联系。不料机密泄露，太后与萌讹密谋
，先捕杀李清，接着“幽秉常于兴州之木砦”①。梁氏母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开后，秉
常旧时亲党和用事诸酋豪“各拥兵自固”，与梁氏对抗，“国内大乱”②。宋君臣得知
该消息后，认为是“兴师问罪”③的大好时机。同时，宋神宗“久欲用兵收灵武”④。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二、宋朝五路伐夏
1.战争的起因及简要经过
公元1081年（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六月，宋神宗藉口梁氏幽禁秉常，“忽奸臣之
擅命，致弱主之被囚”，及梁氏背信弃义，侵宋边疆，“暴驱兵众，直犯塞防”，为此
，他决定“兴问罪之师”，与夏国军民，“共诛国仇”⑤，下令兴师分五路大举伐夏。
宋神宗以熙河经制李宪为统帅，对五路将领及兵力作了如下部署：由宦官李宪总领熙秦
七军及吐蕃首领董毡领兵3万出熙河；宦官王中正率领河东兵6万出麟州（今陕西神木县
北）；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93000出绥德；外戚高遵裕率领步骑87000出环庆。
这次宋神宗出兵的意图很明确，决心也很大，即要求将士齐心协力，领兵将领“不惜爵
赏，鼓励三军士气”⑥，一举荡平西夏。按照宋军原来的作战计划，总的作战方略是分
进合击，“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①。具体战术由泾原、环庆两路
会师先取灵州，然后攻打兴州，河东、鄜延两路到夏州会合，先攻取环州，然后直捣兴
州。至于董毡所率的吐蕃军队，“若赴兴、灵道路阻远，即领全军过河（黄河），攻取
凉州”。②意在从侧面牵制夏国右厢军队，配合五路主力攻取兴州。
刘昌祚率领5万人马，首先开人夏境，到达堪哥平磨哆（chi侈）隘口，与夏统军国母弟
梁大王接战，大败夏军，“斩获大首领没罗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小首领二百
一十九级，生擒首领统军姪纥多埋等二十三人，斩二千四百六十级”③。接着，乘胜进
军，抵达灵州城下。由于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遵裕唯恐昌祚独立大功，命令他暂时不
要攻城，但等遵裕的军队到达之后，夏兵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夏人决黄河七级渠水淹
灌宋军，同时派兵断绝宋军粮道，宋军饥寒交迫，加上水淹，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撤
退时高遵裕的87000人，只剩下13000人。种谔率领的93000人马，从陕西绥德城出发，沿
无定河西进，连续攻占了银州、石州、夏州等地，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加上大雪纷飞，
士兵饥寒相逼，撤退时仅剩3万人马。王中正所部6万人马，从麟州出发，沿无定河北进
，进入沙湿地区。前进十分艰难，到宥州奈王井时，也因军粮缺乏，士卒损失约2万人，
被迫撤军。至于统帅李宪所率领的熙、秦7军和吐蕃兵3万，于九月间在攻占古兰州之后
，接着向东攻占龛谷（今甘肃省榆中县境内），获得大量窖藏粮食及武器，“分兵发窖
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①。十日，率军至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馆库”②，
打败西夏统军仁多■丁，擒获士兵100人。鉴于前线宋军接连失利，于十一月间班师回原
驻地。
2.夏胜宋败的原因
公元1082年（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正月，宋神宗下令追究这次战争失败的责任。
高遵裕责授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五路伐夏，以宋
方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神宗命将非人，使这次战争缺乏卓越的富有军事才能的统帅来正确指导这次战争
。当神宗打算用宦官李宪、王中正为统帅时，宋臣孙固反对道：
“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今举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
成功，兵必为乱。”③
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也反对任用宦者为帅，但神宗未能采纳这种意见。直至五路伐夏失败
之后，神宗才认识到自己命将非人的错误，他对孙固说：
“若用卿言，必不至于此”。④/TITLE>
在答文彦博的手诏说：
“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图任将帅，以天赐可乘之机，上为祖宗殄灭一世仇，深
为厚颜。……”⑤
此时的神宗虽然已经幡然悔悟，但大错已经铸成，只有望洋兴叹了。
第二，战略部署有失允当。这次战争，神宗采用五路并进，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但该
方针一出笼，就有人提出异议，并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如宋臣赵咸指出：
“诸路之帅，皆欲直趋兴州，覆其巢穴，臣等以为进兵深入，西贼引避，迁其居民，空
其室庐，实有深计。盖使我军进无所得，退无所恃，食乏兵疲，然复邀我归路，自当坐
致困弊。”①
战争的实践证明了赵咸议论的正确性。当宋军进入夏境，五路并进之时，由于宋军行动
迟缓，各路互不统属，显得力量散慢，给西夏以可乘之机。西夏统治者最初针对宋军五
路并进的态势，采用分路全面防御之策。史载：
“梁氏闻汉兵四出，分遣诸监司兵，委大帅梁永能总领拒之。永能折作三溜，一以当路
，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突击，又于通道堑绝山谷设为阻险，守备甚谨
”。②
处处设防的结果，由于兵单力弱，招致了诸如米脂砦、高川石峡、磨哆隘、龛谷等一连
串阻击战的失败，但西夏统治者并未气馁，他们及时接受教训，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
论作战方针。史载：
“梁氏问计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
，聚劲兵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粱后从之。”①
由于及时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断敌粮道，集中优势兵力同敌作战的正确方针，
终于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转失败为成功。
第三，宋军缺乏统一指挥，领兵将领未能协同作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按照宋神宗的要求，宋军将领应当服从李宪的统一指挥，各路大军应当齐心协力，互相
配合，但进军的实际情况却是各自为战。五路人马除刘昌祚与高遵裕两军先后攻抵灵州
城下外，其余各路均不能按期出兵和到达目的地。如种谔所率之军，按照原定计划，本
应从鄜延西进，会师灵武，但“谔迂枉不进”②，竟率师至银州、石州和夏州，迁延时
日，无功而还。同时，将领之间互相猜忌。如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受外戚高遵裕节制
，昌祚攻占鸣沙川，逼近灵州城下，城门未及关闭，先锋几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嫉妒
刘昌祚独立大功，“驰遣使止之……命按甲勿攻。”③由于忌贤妒能，坐失战机，遵裕
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但未能攻下，反被夏人挖开七级渠水所灌，军溃南遁，狼狈不堪。
3.战争的性质及其对宋夏的影响
这场战争的性质，对宋来说是一场掠夺性的不义战争，而西夏则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
其所以如此，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从宋夏军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看，其
性质很清楚。由于赵宋统治者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夺取“陷没百年”①的
银、夏、绥、宥诸州，一举荡平西夏，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歧
视和民族屠杀的“杀人夺地”②的政策。因此，西夏人必然要奋起反抗宋朝的入侵。至
于北宋军民对这场不义战争，也采取不支持和不合作的态度。如负责这场战争转运粮草
的李稷，驱迫民伕运粮，“民苦折运，多散走，不能禁”③。即以逃亡拒运的方式表示
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抗议。同时，那些亲身参加这场战争并从灵州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
不仅怒不可遏地活埋了平时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军官，“士卒乃敢攘夺公私之物，至
剥夺军官衣服，生埋掩之。”而且“自去巾栉辫发诈为蕃兵，追夺财物，军器什物，弃
毁满野。④即用实际行动表示强烈反对这场不义的战争。
其次，一些看问题比较客观的赵宋臣僚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如北宋的史学家
司马光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⑤。苏辙也认为神宗熙宁
以来的对夏战争（包括这次战争），“曲在朝廷”⑥，等等。这场战争甚至连亲身参加
战争洗礼的环庆帅高遵裕的机要秘书、主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也持不赞成的态度。他作
灵武诗云：
（一）“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二）“青铜峡西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
由于张舜民用诗的语言抨击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使他受到了谪迁降职等处分。
“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彬州酒税”①。
这次战争给宋夏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和影响。
对宋来说，损兵折将，劳民伤财，不但未能打垮夏国，反而使边患更多。正如大臣富弼
所说：
“灵州之役，中国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未能大创西人，而使其得吾士马，取吾器械，
收吾金帛粮食以贻北敌，借兵求援，其为边患，岂非反增强悍乎”②？
一语道破了宋朝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对西夏来说，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阻止宋军实现一举灭亡西夏的战略目标，“悉
其精锐，渡河保兴、灵”③。造成前线空虚，使宋军顺利占领银、石、夏、宥诸州，并
控制了横山北侧的废城和旧砦，从而使横山境内200里地区的老百姓不敢耕种。同时由于
战争，宋朝罢岁赐，绝和市，造成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
余老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④说明这场战争同样给西夏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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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① 《西夏书事》卷25。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③ 《宋史》卷333，《俞充传》。
④ 《宋史》卷312，《王珪传》。
⑤ 《宋大诏令集》卷235，《招谕夏敕牓》。
⑥ 《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四及二五。
③ 《宋会要辑稿》第175册，《兵部》八之二五。
① 《宋会要辑稿》第179册，《兵部》一四之一八。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甲申。
④ 《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乙丑。
①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乙丑。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③ 《宋史》卷349，《刘昌祚传》。
①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② 《长编》卷405，元祐二年八月丙子。
③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甲申。
④ 《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癸亥。
⑤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3，《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
⑥ 《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 《宋史》卷347，《张舜民传》。
② 《西夏书事》卷26。
③ 《东都事略》卷127，附录五《西夏传》。
④ 《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
第六节 宋夏永乐之战与秉常复位
一、永乐之战
灵武之战失败后，总统五路的败军之将李宪不甘心失败，向宋神宗“上再举之策”。他
鉴于灵武之战分兵的教训，建议这次会合各道军队，然后攻其必救之地。具体做法应该
集中主力于泾原一路，然后边进军边筑堡障。“自西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今宁
夏中卫县境），以为驻兵讨贼之地，如此，则灵州不攻自拔，河外贼巢必可扑灭”①。
另外一些大臣如种谔、沈括等则极力主张经营横山，巩固和扩大占领范围，并最终夺取
横山地区。种谔经营横山的建议是从银州筑城开始，其次迁移宥州于乌延，然后再修筑
夏州、盐州、会州和兰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
‘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②。沈括经营横山的建议，更为简
单明确，那就是在夏州西八十里筑古乌延城。神宗表示赞同，派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
李舜举往相其事。由李稷负责兵饷粮运，又令沈括率兵同往经办。禧至鄜延与沈括商议
，改变主意，上疏请先城永乐。永乐接宥州，附横山，距故银州城25里，北倚山，南临
无定河，三面皆绝崖而无水泉，种谔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筑永乐城非计，但徐禧不听。
公元1082年（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八月，徐禧发蕃汉军民用了14天的时间筑完永
乐城，赐名“银川寨”。同时命曲珍率领800士兵戍守。徐禧、沈括、李舜举等皆还米脂
。因为永乐地处险要，西夏发兵以死争之。“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闻城永乐即来争”
③。徐禧闻报，留沈括守米脂，自己同李舜举、李稷赴援，及到永乐，夏兵倾国而来，
禧以兵万人，列阵于永乐城下，部将高永能，请乘夏兵尚未列好阵势之时出击，徐禧不
听。夏人以铁骑（即著名的“铁鹞子”骑兵）渡无定河，有人建议乘其“半济击之”①
，禧又不听。夏军渡无定河，大败宋将曲珍，将永乐城重重包围。夏兵切断水源，士兵
绞马粪汁为饮料，渴死大半。沈括、李宪闻讯赶来救援，因受夏兵的阻击，无法到达。
时天下大雨，夏人环城猛攻，永乐城被攻陷。
这次战争，宋方损失惨重。“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连统
兵主帅徐禧也不能幸免。“（徐）禧、（李）舜举、运使李稷皆死于乱兵”②。
这次战争之所以惨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徐禧的妄谋轻敌和坐失战机而造成。
二、秉常复位
秉常囚禁以来，梁太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连年发动对宋
战争，结果“岁赐”与“和市”两绝，物价飞涨，老百姓因负担无休止的兵役和徭役，
不能进行正常生产（横山边民更是不敢耕种），生活饥寒交迫，对梁氏集团的倒行逆施
极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梁太后与弟梁乙埋商议，决定让秉常于1083年（夏大安九年
）闰六月，正式复位。
但秉常复位后并未掌握实际权力。实权仍掌握在梁太后和梁乞逋③手中。梁太后一面遣
使与宋通好，称臣纳贡。宋朝也因此恢复西夏岁赐；另方面，为了继续掌握军权，稳住
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梁乙埋仍然不断对宋用兵，骚扰和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百姓。
公元1085年（夏大安十年）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乞逋自立为国相，继续与梁太后结
成死党，把持着西夏最高军政大权。这样，梁氏集团与保皇势力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激
烈了。
公元1086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七月，秉常卒，年26岁，庙号惠宗，墓号献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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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第186册，《兵部》二八之二六。
②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③ 《宋史》卷334，《徐禧传》。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梁乞逋，绝大多数史籍作梁乙逋。惟沈括《梦溪笔谈》作梁乞逋。据西夏陵区正献王
墓出土的西夏文残碑■，应该译作梁乞逋。“后之舅梁乞逋等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转引自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
一、永乐之战
灵武之战失败后，总统五路的败军之将李宪不甘心失败，向宋神宗“上再举之策”。他
鉴于灵武之战分兵的教训，建议这次会合各道军队，然后攻其必救之地。具体做法应该
集中主力于泾原一路，然后边进军边筑堡障。“自西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今宁
夏中卫县境），以为驻兵讨贼之地，如此，则灵州不攻自拔，河外贼巢必可扑灭”①。
另外一些大臣如种谔、沈括等则极力主张经营横山，巩固和扩大占领范围，并最终夺取
横山地区。种谔经营横山的建议是从银州筑城开始，其次迁移宥州于乌延，然后再修筑
夏州、盐州、会州和兰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
‘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②。沈括经营横山的建议，更为简
单明确，那就是在夏州西八十里筑古乌延城。神宗表示赞同，派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
李舜举往相其事。由李稷负责兵饷粮运，又令沈括率兵同往经办。禧至鄜延与沈括商议
，改变主意，上疏请先城永乐。永乐接宥州，附横山，距故银州城25里，北倚山，南临
无定河，三面皆绝崖而无水泉，种谔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筑永乐城非计，但徐禧不听。
公元1082年（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八月，徐禧发蕃汉军民用了14天的时间筑完永
乐城，赐名“银川寨”。同时命曲珍率领800士兵戍守。徐禧、沈括、李舜举等皆还米脂
。因为永乐地处险要，西夏发兵以死争之。“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闻城永乐即来争”
③。徐禧闻报，留沈括守米脂，自己同李舜举、李稷赴援，及到永乐，夏兵倾国而来，
禧以兵万人，列阵于永乐城下，部将高永能，请乘夏兵尚未列好阵势之时出击，徐禧不
听。夏人以铁骑（即著名的“铁鹞子”骑兵）渡无定河，有人建议乘其“半济击之”①
，禧又不听。夏军渡无定河，大败宋将曲珍，将永乐城重重包围。夏兵切断水源，士兵
绞马粪汁为饮料，渴死大半。沈括、李宪闻讯赶来救援，因受夏兵的阻击，无法到达。
时天下大雨，夏人环城猛攻，永乐城被攻陷。
这次战争，宋方损失惨重。“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连统
兵主帅徐禧也不能幸免。“（徐）禧、（李）舜举、运使李稷皆死于乱兵”②。
这次战争之所以惨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徐禧的妄谋轻敌和坐失战机而造成。
二、秉常复位
秉常囚禁以来，梁太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转移国内人民视线，连年发动对宋
战争，结果“岁赐”与“和市”两绝，物价飞涨，老百姓因负担无休止的兵役和徭役，
不能进行正常生产（横山边民更是不敢耕种），生活饥寒交迫，对梁氏集团的倒行逆施
极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梁太后与弟梁乙埋商议，决定让秉常于1083年（夏大安九年
）闰六月，正式复位。
但秉常复位后并未掌握实际权力。实权仍掌握在梁太后和梁乞逋③手中。梁太后一面遣
使与宋通好，称臣纳贡。宋朝也因此恢复西夏岁赐；另方面，为了继续掌握军权，稳住
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梁乙埋仍然不断对宋用兵，骚扰和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百姓。
公元1085年（夏大安十年）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乞逋自立为国相，继续与梁太后结
成死党，把持着西夏最高军政大权。这样，梁氏集团与保皇势力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激
烈了。
公元1086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七月，秉常卒，年26岁，庙号惠宗，墓号献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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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第186册，《兵部》二八之二六。
②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③ 《宋史》卷334，《徐禧传》。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梁乞逋，绝大多数史籍作梁乙逋。惟沈括《梦溪笔谈》作梁乞逋。据西夏陵区正献王
墓出土的西夏文残碑■，应该译作梁乞逋。“后之舅梁乞逋等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转引自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
第一节 母党梁氏擅权和对宋战争的继续
一、梁氏擅权
秉常因梁太后与乞逋内外用事，忧愤而卒。其长子乾顺继立，年方3岁，尊母梁氏为昭简
文穆皇太后。夏国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后族梁氏（梁太后及其弟梁乙埋之子梁乞逋）皇
族嵬名阿吴和皇族仁多保忠等三大家族手中。由梁太后、梁乞逋总揽全国大权，嵬名阿
吴和仁多保忠分掌兵权。三大家族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但左右政局的仍为梁氏家族。
在梁氏家族中，尤其是梁乞逋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以乾顺母舅的身份，
仗着“一门二后”的国戚关系，“独专国政，日与中国（宋朝）抗衡，缘边悉被荼毒”
。他残酷迫害秉常的亲信大臣，甚至“潜谋篡夺，刑赏自专”①。他的这些倒行逆施行
为，引起了本族一些酋豪的不满，与他同床异梦，离心离德。“梁氏擅权，族党酋渠多
反侧顾望”②。
二、对宋沿边诸州的攻掠
梁乞逋鉴于统治集团内皇族与外戚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为了转移矛盾，对宋沿边
诸州发动了一系列的掠夺性的战争。
公元1087年（夏天仪治平二年，宋元祐二年）七月，梁乞逋矫乾顺之命，派卓罗监军司
都统仁多保忠率兵攻泾原，遇宋泾原总管刘昌祚领军阻击，不战而还。八月，梁乞逋命
十二监军司军队会合于天都山，同时相约吐蕃族首领阿里骨配合攻宋熙州（今甘肃临洮
）、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阿里骨率兵15万，围攻河州，失败。梁乞逋派军数万增
援。与宋军激战，败还。九月，又派仁多保忠率兵10万，围攻泾原，泾原总管刘昌祚卧
病不起，知军张之谏不敢出战，仁多保忠命士兵焚庐舍，毁冢墓。庆州知州范纯粹遣副
总管率兵至曲律山，纵兵击破党项族帐，斩首千余级，俘虏老弱妇女数百人，仁多保忠
闻讯后，急忙解围而去。
公元1086年（夏天仪治平三年，宋元祐三年）正月，梁乞逋率兵侵府州，被守将钳宗翌
击败。三月，又率兵袭击德静砦，被守将张诚击退。四月，派兵攻塞门砦（今陕西安塞
县北），因闻宋兵攻石堡砦（今陕西志丹县北），破洪川砦（今陕西靖边县西南）而被
迫撤兵。七月，梁乞逋入侵兰州，攻龛谷寨，杀宋军数百人。
公元1089年（夏天仪治平四年，宋元祐四年）二月，梁乞逋因国内饥荒，民不聊生，无
法点集军队，于是派遣嵬名善哩贡马请和。十一月，宋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
夏归还永乐之役的宋朝俘虏，宋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塞给夏国。
公元1090年（夏天祐民安元年，宋元祐五年）六月，梁乞逋攻占质孤、胜如二堡，并将
二堡毁废。八月，夏派使者请求宋朝归还横山、兰州以南的砦堡，宋哲宗答应了夏国的
请求。
公元1091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宋元祐六年）四月，梁乞逋发兵10万，攻熙河通远军，
围定西城，毁沿边所筑护耕七堡，杀掠居民以千计。八月，梁乞逋攻打宋土门堡（今陕
西安塞县北），杀鄜延都监李仪。接着，又派兵攻打泾原、怀远砦（今宁夏固原县南）
，围城5日而去。九月，梁乞逋发兵15万，扬言要攻环庆、鄜延等路，实际上攻打河东路
的麟州、府州一带，杀掠蕃汉居民，驱掳牲畜，焚烧庐舍。诸砦守将皆不敢与战，惟横
阳堡守将孙贵，多次以奇兵袭击获胜，迫使夏军撤退。
在梁乞逋入侵宋朝边界的同时，河西塔坦利用西夏空虚，率部袭击贺兰山以北的罗博监
军司（指白马强镇监军司、驻地娄博贝），劫杀人户千余，掠牛羊孳畜万计。梁乞逋闻
讯急忙回师救援。十一月，宋环庆经略使章楶（jie音节）命都监张存率兵入韦州（在内
蒙古河套东部），攻安州川、霄柏川诸处，蕃部被杀者千余人”①。
公元1092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宋元祐七年）正月，梁乞逋在辽大将萧海里驻兵宋北部
边境、对宋起牵制作用的情况下，派兵攻绥德城，以重兵压泾原境，大肆掳掠50余日而
还。
三月，梁乞逋于韦州静塞军司点集军队，打算进攻环州、庆州。环庆四路经略使章楶侦
知夏国边砦每砦不过800余人，而且人马羸瘦，不堪一击，命大将折可适率泾原骑兵800
0人，进攻韦州（内蒙古河套东部），夏兵大败而逃。死首领2人，士卒死伤无数，丧失
甲马千计。
七月，梁太后为了挽回败局，企图大举攻宋，为了得到辽的声援，派遣使者请求出兵协
助攻宋，辽道宗不许。
十月，梁太后亲帅10万大军，进攻环州和永和诸塞，围城7日，不克而退兵。知庆州章楶
在梁太后将攻环州之时，命骁将折可适率领1万精兵潜伏于洪德砦，切断夏军退路。当梁
太后军路过洪德砦时，促不及备地遭到伏兵的袭击，夏军大败，梁太后几乎被活捉，人
马死伤不可胜计。
公元1093年（夏天祐民安四年，宋绍圣元年）四月，梁乞逋一面遣使谢罪请和，一面乘
宋沿边无备，纵兵分道进犯延、鄜二州，大掠党项熟户而去。
三、梁氏的败亡
梁氏统治集团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断发动对宋战争，使宋夏两国边界人民饱受战争灾
难，“悉被荼毒”。梁乞逋每得宋朝岁次金帛，就在众大臣面前夸耀道：“嵬名家有如
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同时为了美化对外战争，给自己脸上贴金混淆视听，自我
夸耀道：“吾之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群臣因害怕他的权势，
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听之任之。梁乞逋自恃功高，“潜谋篡夺”①，连梁太后都不放在
眼里，这就必然要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环庆之战，梁乞逋请求将兵出战，梁
太后不许，从而引起了梁乞逋心怀不满，矛盾逐步发展到白热化。
公元1094年（夏天祐民安五年，宋绍圣元年）十月，梁乞逋的“叛状益露”后，大首领
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率兵出其不意地将其逮捕处死，并杀了他的全家。
梁太后处死了梁乞逋后，独揽夏国军政大权，继续入侵宋朝边境。
公元1096年（天祐民安七年，宋绍圣三年）二月，梁太后鉴于宋朝罢诸边划界，派兵攻
绥德城东面的义合堡，大掠而还。三月，派兵数万围塞门砦，相持数日，因闻鄜延经略
使派兵增援，只好撤兵。八月，派兵入侵宋德靖、宁顺二砦，因中泾原宋将张蕴的埋伏
而大败，损失士兵数百人。
十月，梁太后以夏宋连年划界未定，夏国“于境内立数堡以护耕，而鄜延出兵悉行荡平
，又数入界杀掠，国人共愤”①为藉口，亲率50万人马，分三路入寇。东自黑水、安定
堡 （今陕西子长县西北），西自顺宁、招安砦（今陕西安塞县西北），中自塞门、龙
安砦（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大举入侵鄜延路。梁太后意欲首先以重兵攻下延州，然后
南掠鄜州。见延州防备固若金汤，于是转攻金明砦。梁太后与其子乾顺亲自指挥督战，
宋军大败，金明砦被攻占。宋兵2800人，除5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战死或被俘，“城中粮
五万石、草千万束皆尽”②。即被夏兵抢运走。
公元1097年（夏天祐民安八年，宋绍圣四年）四月，宋知渭州章楶会合熙河、秦凤、环
庆、鄜延四路军队，在葫芦河川修筑城堡，以便控扼有利地形，阻止夏国南侵。梁太后
闻讯，急忙派兵前往袭击，被章楶率兵击败。修筑完毕，赐名“平夏城”（今宁夏固原
县北）。由宋将郭成率兵防守。宋修筑平夏城后，接着又于沿边要害之地继续修筑了一
些堡塞。如熙河守将王文郁等筑汝遮为安西城，知太原孙觉筑葭芦城，等等。由于这些
相继进筑的城堡多为沿边膏腴之地，因此，引起夏国党项贵族酋豪和汉族地主的议论纷
纷。他们制造反宋舆论道：
“唱歌、作乐田地，都被汉家占却”。
“（宋人）夺我饭碗”①
梁太后见有机可乘，于是准备点集全国军队，夺取这些地区。
公元1098年（夏永安元年，宋元符元年）十月，梁太后为夺取宋进筑的沿边堡塞，与乾
顺计议道：“平夏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②，兵法攻其坚则瑕自破。于是选择平夏
城作为攻坚目标。梁太后亲自将兵40万，自没烟峡迅速赶赴平夏城，声势浩大，连营百
里。梁太后命用夏国建造名曰“对垒”的战车攻城。每次使用百辆，载数百人，填沟壕
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围城13昼夜，死伤1万余人。由于宋将郭成守城有方，未能
攻破。一夕，忽起西北风，吹折战车，夏兵不战自溃。梁太后率领残兵，“惭哭嫠面而
遁”③。
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宋元符二年）乾顺年满16岁，按理应该让他亲政。但“梁氏
专恣，不许主国事”④。辽道宗对梁太后一向十分厌恶。梁氏曾多次派使者向辽请求援
助，都未允诺。加上夏所上表章往往出言不逊、流露了对辽国的不满。道宗忍无可忍，
于是派遣使臣至夏国，用毒药酒将她杀死，从而结束了13年之久的梁氏专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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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夏书事》卷29。
② 《宋史》卷328，《安焘传》。
① 《西夏书事》卷29。
① 《西夏书事》卷29。
① 《西夏纪事本末》卷27，《平夏初城》。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350，《郭成传》。
③ 《西夏书事》卷30。
一、梁氏擅权
秉常因梁太后与乞逋内外用事，忧愤而卒。其长子乾顺继立，年方3岁，尊母梁氏为昭简
文穆皇太后。夏国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后族梁氏（梁太后及其弟梁乙埋之子梁乞逋）皇
族嵬名阿吴和皇族仁多保忠等三大家族手中。由梁太后、梁乞逋总揽全国大权，嵬名阿
吴和仁多保忠分掌兵权。三大家族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但左右政局的仍为梁氏家族。
在梁氏家族中，尤其是梁乞逋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以乾顺母舅的身份，
仗着“一门二后”的国戚关系，“独专国政，日与中国（宋朝）抗衡，缘边悉被荼毒”
。他残酷迫害秉常的亲信大臣，甚至“潜谋篡夺，刑赏自专”①。他的这些倒行逆施行
为，引起了本族一些酋豪的不满，与他同床异梦，离心离德。“梁氏擅权，族党酋渠多
反侧顾望”②。
二、对宋沿边诸州的攻掠
梁乞逋鉴于统治集团内皇族与外戚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为了转移矛盾，对宋沿边
诸州发动了一系列的掠夺性的战争。
公元1087年（夏天仪治平二年，宋元祐二年）七月，梁乞逋矫乾顺之命，派卓罗监军司
都统仁多保忠率兵攻泾原，遇宋泾原总管刘昌祚领军阻击，不战而还。八月，梁乞逋命
十二监军司军队会合于天都山，同时相约吐蕃族首领阿里骨配合攻宋熙州（今甘肃临洮
）、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阿里骨率兵15万，围攻河州，失败。梁乞逋派军数万增
援。与宋军激战，败还。九月，又派仁多保忠率兵10万，围攻泾原，泾原总管刘昌祚卧
病不起，知军张之谏不敢出战，仁多保忠命士兵焚庐舍，毁冢墓。庆州知州范纯粹遣副
总管率兵至曲律山，纵兵击破党项族帐，斩首千余级，俘虏老弱妇女数百人，仁多保忠
闻讯后，急忙解围而去。
公元1086年（夏天仪治平三年，宋元祐三年）正月，梁乞逋率兵侵府州，被守将钳宗翌
击败。三月，又率兵袭击德静砦，被守将张诚击退。四月，派兵攻塞门砦（今陕西安塞
县北），因闻宋兵攻石堡砦（今陕西志丹县北），破洪川砦（今陕西靖边县西南）而被
迫撤兵。七月，梁乞逋入侵兰州，攻龛谷寨，杀宋军数百人。
公元1089年（夏天仪治平四年，宋元祐四年）二月，梁乞逋因国内饥荒，民不聊生，无
法点集军队，于是派遣嵬名善哩贡马请和。十一月，宋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
夏归还永乐之役的宋朝俘虏，宋将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塞给夏国。
公元1090年（夏天祐民安元年，宋元祐五年）六月，梁乞逋攻占质孤、胜如二堡，并将
二堡毁废。八月，夏派使者请求宋朝归还横山、兰州以南的砦堡，宋哲宗答应了夏国的
请求。
公元1091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宋元祐六年）四月，梁乞逋发兵10万，攻熙河通远军，
围定西城，毁沿边所筑护耕七堡，杀掠居民以千计。八月，梁乞逋攻打宋土门堡（今陕
西安塞县北），杀鄜延都监李仪。接着，又派兵攻打泾原、怀远砦（今宁夏固原县南）
，围城5日而去。九月，梁乞逋发兵15万，扬言要攻环庆、鄜延等路，实际上攻打河东路
的麟州、府州一带，杀掠蕃汉居民，驱掳牲畜，焚烧庐舍。诸砦守将皆不敢与战，惟横
阳堡守将孙贵，多次以奇兵袭击获胜，迫使夏军撤退。
在梁乞逋入侵宋朝边界的同时，河西塔坦利用西夏空虚，率部袭击贺兰山以北的罗博监
军司（指白马强镇监军司、驻地娄博贝），劫杀人户千余，掠牛羊孳畜万计。梁乞逋闻
讯急忙回师救援。十一月，宋环庆经略使章楶（jie音节）命都监张存率兵入韦州（在内
蒙古河套东部），攻安州川、霄柏川诸处，蕃部被杀者千余人”①。
公元1092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宋元祐七年）正月，梁乞逋在辽大将萧海里驻兵宋北部
边境、对宋起牵制作用的情况下，派兵攻绥德城，以重兵压泾原境，大肆掳掠50余日而
还。
三月，梁乞逋于韦州静塞军司点集军队，打算进攻环州、庆州。环庆四路经略使章楶侦
知夏国边砦每砦不过800余人，而且人马羸瘦，不堪一击，命大将折可适率泾原骑兵800
0人，进攻韦州（内蒙古河套东部），夏兵大败而逃。死首领2人，士卒死伤无数，丧失
甲马千计。
七月，梁太后为了挽回败局，企图大举攻宋，为了得到辽的声援，派遣使者请求出兵协
助攻宋，辽道宗不许。
十月，梁太后亲帅10万大军，进攻环州和永和诸塞，围城7日，不克而退兵。知庆州章楶
在梁太后将攻环州之时，命骁将折可适率领1万精兵潜伏于洪德砦，切断夏军退路。当梁
太后军路过洪德砦时，促不及备地遭到伏兵的袭击，夏军大败，梁太后几乎被活捉，人
马死伤不可胜计。
公元1093年（夏天祐民安四年，宋绍圣元年）四月，梁乞逋一面遣使谢罪请和，一面乘
宋沿边无备，纵兵分道进犯延、鄜二州，大掠党项熟户而去。
三、梁氏的败亡
梁氏统治集团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断发动对宋战争，使宋夏两国边界人民饱受战争灾
难，“悉被荼毒”。梁乞逋每得宋朝岁次金帛，就在众大臣面前夸耀道：“嵬名家有如
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同时为了美化对外战争，给自己脸上贴金混淆视听，自我
夸耀道：“吾之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群臣因害怕他的权势，
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听之任之。梁乞逋自恃功高，“潜谋篡夺”①，连梁太后都不放在
眼里，这就必然要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环庆之战，梁乞逋请求将兵出战，梁
太后不许，从而引起了梁乞逋心怀不满，矛盾逐步发展到白热化。
公元1094年（夏天祐民安五年，宋绍圣元年）十月，梁乞逋的“叛状益露”后，大首领
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率兵出其不意地将其逮捕处死，并杀了他的全家。
梁太后处死了梁乞逋后，独揽夏国军政大权，继续入侵宋朝边境。
公元1096年（天祐民安七年，宋绍圣三年）二月，梁太后鉴于宋朝罢诸边划界，派兵攻
绥德城东面的义合堡，大掠而还。三月，派兵数万围塞门砦，相持数日，因闻鄜延经略
使派兵增援，只好撤兵。八月，派兵入侵宋德靖、宁顺二砦，因中泾原宋将张蕴的埋伏
而大败，损失士兵数百人。
十月，梁太后以夏宋连年划界未定，夏国“于境内立数堡以护耕，而鄜延出兵悉行荡平
，又数入界杀掠，国人共愤”①为藉口，亲率50万人马，分三路入寇。东自黑水、安定
堡 （今陕西子长县西北），西自顺宁、招安砦（今陕西安塞县西北），中自塞门、龙
安砦（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大举入侵鄜延路。梁太后意欲首先以重兵攻下延州，然后
南掠鄜州。见延州防备固若金汤，于是转攻金明砦。梁太后与其子乾顺亲自指挥督战，
宋军大败，金明砦被攻占。宋兵2800人，除5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战死或被俘，“城中粮
五万石、草千万束皆尽”②。即被夏兵抢运走。
公元1097年（夏天祐民安八年，宋绍圣四年）四月，宋知渭州章楶会合熙河、秦凤、环
庆、鄜延四路军队，在葫芦河川修筑城堡，以便控扼有利地形，阻止夏国南侵。梁太后
闻讯，急忙派兵前往袭击，被章楶率兵击败。修筑完毕，赐名“平夏城”（今宁夏固原
县北）。由宋将郭成率兵防守。宋修筑平夏城后，接着又于沿边要害之地继续修筑了一
些堡塞。如熙河守将王文郁等筑汝遮为安西城，知太原孙觉筑葭芦城，等等。由于这些
相继进筑的城堡多为沿边膏腴之地，因此，引起夏国党项贵族酋豪和汉族地主的议论纷
纷。他们制造反宋舆论道：
“唱歌、作乐田地，都被汉家占却”。
“（宋人）夺我饭碗”①
梁太后见有机可乘，于是准备点集全国军队，夺取这些地区。
公元1098年（夏永安元年，宋元符元年）十月，梁太后为夺取宋进筑的沿边堡塞，与乾
顺计议道：“平夏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②，兵法攻其坚则瑕自破。于是选择平夏
城作为攻坚目标。梁太后亲自将兵40万，自没烟峡迅速赶赴平夏城，声势浩大，连营百
里。梁太后命用夏国建造名曰“对垒”的战车攻城。每次使用百辆，载数百人，填沟壕
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围城13昼夜，死伤1万余人。由于宋将郭成守城有方，未能
攻破。一夕，忽起西北风，吹折战车，夏兵不战自溃。梁太后率领残兵，“惭哭嫠面而
遁”③。
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宋元符二年）乾顺年满16岁，按理应该让他亲政。但“梁氏
专恣，不许主国事”④。辽道宗对梁太后一向十分厌恶。梁氏曾多次派使者向辽请求援
助，都未允诺。加上夏所上表章往往出言不逊、流露了对辽国的不满。道宗忍无可忍，
于是派遣使臣至夏国，用毒药酒将她杀死，从而结束了13年之久的梁氏专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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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夏书事》卷29。
② 《宋史》卷328，《安焘传》。
① 《西夏书事》卷29。
① 《西夏书事》卷29。
① 《西夏纪事本末》卷27，《平夏初城》。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350，《郭成传》。
③ 《西夏书事》卷30。
第二节 乾顺立国方针的转变及其
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一、立国方针的转变
梁太后死，乾顺在辽的支持下，开始处理政务。乾顺亲政后，根据西夏国情的变化，将
景宗元昊以来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转变为“尚文重法”的方针。“国中建
学养贤，不复尚武”①。尽管一些大臣如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等，上疏对该方针提出异议
，认为应当“既隆文治，尤修武备”，但“乾顺善之，不能用”②。
那么，乾顺为什么要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呢？这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
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所决定的。
从经济上去看，西夏自元昊建国之时，即已确立了封建制经济，至乾顺时，这种封建制
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封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封建土地所有
制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巩固，封建农、牧主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剥削着广大的农、
牧民。而一些有钱有势的大官僚、大农牧主，往往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对贫苦农牧民进
行暴力掠夺。如乾顺时晋王察哥“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③，“有园宅数处，皆掠之
民间者”④。
从政治上看，代表着传统保守势力的专擅朝政的母党外戚集团，与代表着统一的封建中
央集权的帝党之间长期深刻的矛盾和斗争，至此已告一段落。乾顺在位期间，除结束外
戚梁乞逋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外，对于国内手握重兵的心怀叵测的悍将，及一般强横难
制的部落酋豪，也取得了实际的控制权。前者如废夺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的兵权。后
者如当时有一个号青面夜叉的酋豪，久为夏国患，乾顺命李显忠率领3000军队“昼夜疾
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①。这些措施，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西夏国家的统一，
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军事上看，乾顺即位后，宋夏军事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宋朝自灵武之战失败
后，对西夏推行李宪的“进筑之策”。何谓“进筑之策”？就是选将练兵，训练出多支
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然后伺机深入西夏，每夺一地就在那里修筑堡塞，同时推行“降者
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②的剿抚兼施、降其众之策，以此来瓦解夏国军
民的斗志，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李宪“进筑之策”的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体上
自公元1096年（哲宗绍圣三年）秋，至公元1099年（元符二年）冬，宋在陕西、河东一
带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③。尤其是与宋接壤的西夏南部地区，
丧师失地更为严重。
乾顺在“中国建城砦，数遭掩击，部族离散，归汉者益众”④的极端不利的军事斗争形
势下，也“仿中国制，于东北沿边多树砦栅”，即仿效宋朝大筑堡砦。
同时，在军事上注意吸收宋朝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究竟宋朝有何长处？而夏国又
有何短处呢？对此，晋王察哥进行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
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
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
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之短，易中国（宋朝）之长，如此，则无
敌于天下矣。乾顺是其策”①。
这说明乾顺的“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体现在军事上，并非只讲文治，不要武备，而
是根据新的军事斗争形势，及时吸收宋朝在军事方面的一些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以
便迅速改变夏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处境。
乾顺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一方面给西夏社会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对
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给西夏国家带来了
比较严重的后果。
其后果之一，是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必然要提倡“以儒治国”，实行以仁孝
治天下，而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大臣，有可能讲“仁”，讲“君臣之谊”，一再忍辱退
让，从而导致内乱的发生。乾顺之子仁孝统治期间，其岳丈任得敬篡权窃国事件之所以
发生，正是由于仁孝一再忍辱退让的结果。
其后果之二，是使夏国“军政日弛”②。使一贯尚武，民风强悍的党项民族，随着汉化
的加深逐渐变为一个文弱的民族，抵御外侮的能力减弱，最后经不住蒙古人的强大军事
进攻而寿终正寝了。
二、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主要措施
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依附辽朝，与宋和解
乾顺之所以能够结束母党梁氏擅权和亲主国政主要是依靠辽的力量，获得辽道宗支持的
结果。因此，乾顺掌握夏国权力后，进一步依附辽朝，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辽寿昌五年）二月，乾顺应辽的请求派兵帮助辽国平息了拨
思母、达里底等部起义。接着，派南路都统军嵬名律令到熙河向宋请和，哲宗不许。乾
顺派使者请辽出面调和。三月，辽派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去宋朝，为宋
夏和解，宋哲宗以夏国“狡诈反复”①，仍不允诺。但乾顺并未因此放弃与宋议和的希
望。九月，乾顺派使者向宋上谢罪表。谢表承认夏国侵扰宋朝边境，是由母党梁太后和
梁乞逋所挑起。“始则凶舅擅其命，顿生衅端；继复奸臣因其权，妄行兵战”，现在母
党梁氏擅权已经结束，“母氏薨阻，奸人诛窜”，②希望能够得到宋朝的谅解，恢复和
平友好的关系。“追列祖之前猷，特赐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贡，获绍先盟”③。宋哲宗
同意议和修好。十一月，乾顺派遣令能（官名）嵬名济等向宋朝上誓表，誓表再次谴责
母党梁氏侵宋罪责难逃。“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频生边患，增怒上心，
衅端既深，理诉难达”。保证今后严戒缘边首领官吏，不再滋扰宋朝边境。“谨当饬疆
吏而永绝争端，戒国人而常遵圣化”④。宋赐夏银器500两、衣著500匹，“岁赐”照旧
。
公元1100年（夏永乐三年，辽寿昌六年）十一月，乾顺派汉宫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
梁世显去辽朝入贡，并再一次请婚。辽帝问乾顺为人如何？至忠回答说：“秉性英明，
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①。辽帝点头称善。
公元1103年（夏贞观三年，辽乾统三年）辽天祚帝许婚，并于1105年，封宗室女南仙为
成安公主，“嫁乾顺”②。此后，辽夏关系更加密切。
2.实行分封，巩固皇权
乾顺亲政后，及时总结了外戚擅权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皇权，相应采取了两项措施，
那就是解除一些领兵贵族的兵权和采用汉人的分封制度。
梁太后擅权期间，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曾为梁太后入侵宋边境出谋划策。公元1099年
四月，乾顺藉口梁太后之死是由他俩所造成，下令处死二将。同年闰九月，卓罗右厢监
军仁多保忠等领兵10万，援助吐蕃围攻湟州，败还。1103年，宋熙河帅王厚奉宰相蔡京
之命，招诱仁多保忠，乾顺闻讯，便以仁多保忠“与国有隙，欲叛降宋”③为藉口，设
计将他调到都城解除了他的职权。仁多氏与嵬名氏、梁氏同为当时的三大家族。梁氏败
亡，仁多保忠又被解除军职，皇族嵬名氏的权力大大加强，乾顺的皇权也就因此而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解除领兵党项贵族兵权的同时，还对嵬名皇族宗室大加分封。西夏封王见诸文献记载
，最早始于何时？一些西夏史专家认为始于乾顺，其实，应为景宗元昊之时。据宋人笔
记记载：
“其（唃厮罗）子瞎毡，摩毡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毡素依首领成俞龙为谋主。俞龙复纳
女于元昊子宁令，伪号梁王者”①。
说明早在景宗元昊之时，已经采用了汉人的分封制度。至崇宗乾顺时，为了适应巩固皇
权的需要对嵬名皇族成员，进行较大范围的分封。
公元1103年（夏贞观三年）九月，乾顺封其庶弟察哥为晋王。由于察哥“性雄毅，多权
略”②，精通兵法，智勇双全，是西夏皇室中难得的具有谋略的大将，因此，乾顺让他
掌握兵权。
公元1120年（夏元德二年）十一月，乾顺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
景思是惠宗秉常的功臣。当秉常被囚时，曾成功地防止了罔萌讹等对秉常的暗害。因此
，他是与母党梁氏对立的皇室贵族。其子仁忠、仁礼通蕃、汉文字，善长文学。乾顺根
据其父的功勋及二人的才能，量材录用，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
此外，据1957年发掘的西夏皇陵一○八号墓，墓主嵬名惠安，早在乾顺亲政之前，就被
封为“梁国正献王”③。
乾顺时的分封制度，由于它仅限于皇室成员，因此，对于加强皇权，维护夏国的统一，
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分封范围的扩大（由同姓扩大到异姓，尤其是扩大到外戚）及
被封割据势力的强大，也就对皇权逐渐产生了离心力，出现了诸如乾祐年间分裂夏国的
西平王之乱。
3.建立国学，用人以资格进
西夏自元昊建国来，便开始注意重用汉人知识分子，吸收汉文化。谅祚即位后进一步改
蕃礼为汉礼，大力推广汉文化，但总的倾向仍然是重蕃学，轻汉学。尤其是梁氏擅权期
间，由于废汉礼而使汉学也随之衰落。乾顺亲政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
及巩固皇权培养大批封建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必须建立国学。公元1101年（夏贞
观元年）八月，御史中丞薛元礼有鉴于此，上疏建议乾顺“以儒治国”，兴办国学（汉
学）。乾顺及时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于蕃学外，特建国学，挑选皇室贵族子弟300人，
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量才录用。
乾顺建置国学，提倡汉文化，是他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不可或阙的关键性措施。
尽管该措施导致夏国“兵政日弛”，引起大臣谋宁克任等的反对，他们主张“既隆文治
，尤修武备①”。但乾顺未与采纳。乾顺的这一做法是对的。因为谋宁克任的主张，反
映了要求保存西夏旧俗，继续凭借武力进行对外掳掠的党项酋豪的利益，是与当时西夏
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的。
同时，国学的建立，加速了党项民族的汉化（封建化），促进了西夏文化的繁荣。这一
积极的作用，也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乾顺在注意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官吏的任用。公元1112年（夏贞观十二年）正
式公布按照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
擅长文学的人则特别优先予以任用“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①。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乾顺在用人方面的革新精神。
----------------------------------------------------------------------------
----
① 《西夏书事》卷32。
② 《西夏书事》卷32。
③ 《西夏纪》卷23。
④ 《西夏书事》卷24。
① 《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②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③ 《宋史》卷85，《地理志》。
④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④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西夏纪》卷22。
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西夏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
3年10月版。
① 《西夏书事》卷32。
① 《西夏书事》卷32。
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一、立国方针的转变
梁太后死，乾顺在辽的支持下，开始处理政务。乾顺亲政后，根据西夏国情的变化，将
景宗元昊以来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转变为“尚文重法”的方针。“国中建
学养贤，不复尚武”①。尽管一些大臣如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等，上疏对该方针提出异议
，认为应当“既隆文治，尤修武备”，但“乾顺善之，不能用”②。
那么，乾顺为什么要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呢？这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
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所决定的。
从经济上去看，西夏自元昊建国之时，即已确立了封建制经济，至乾顺时，这种封建制
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封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封建土地所有
制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巩固，封建农、牧主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剥削着广大的农、
牧民。而一些有钱有势的大官僚、大农牧主，往往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对贫苦农牧民进
行暴力掠夺。如乾顺时晋王察哥“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③，“有园宅数处，皆掠之
民间者”④。
从政治上看，代表着传统保守势力的专擅朝政的母党外戚集团，与代表着统一的封建中
央集权的帝党之间长期深刻的矛盾和斗争，至此已告一段落。乾顺在位期间，除结束外
戚梁乞逋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外，对于国内手握重兵的心怀叵测的悍将，及一般强横难
制的部落酋豪，也取得了实际的控制权。前者如废夺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的兵权。后
者如当时有一个号青面夜叉的酋豪，久为夏国患，乾顺命李显忠率领3000军队“昼夜疾
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①。这些措施，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西夏国家的统一，
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军事上看，乾顺即位后，宋夏军事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宋朝自灵武之战失败
后，对西夏推行李宪的“进筑之策”。何谓“进筑之策”？就是选将练兵，训练出多支
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然后伺机深入西夏，每夺一地就在那里修筑堡塞，同时推行“降者
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②的剿抚兼施、降其众之策，以此来瓦解夏国军
民的斗志，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李宪“进筑之策”的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体上
自公元1096年（哲宗绍圣三年）秋，至公元1099年（元符二年）冬，宋在陕西、河东一
带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③。尤其是与宋接壤的西夏南部地区，
丧师失地更为严重。
乾顺在“中国建城砦，数遭掩击，部族离散，归汉者益众”④的极端不利的军事斗争形
势下，也“仿中国制，于东北沿边多树砦栅”，即仿效宋朝大筑堡砦。
同时，在军事上注意吸收宋朝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究竟宋朝有何长处？而夏国又
有何短处呢？对此，晋王察哥进行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险山谷，然
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
兵在审机，法贵善变，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
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之短，易中国（宋朝）之长，如此，则无
敌于天下矣。乾顺是其策”①。
这说明乾顺的“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体现在军事上，并非只讲文治，不要武备，而
是根据新的军事斗争形势，及时吸收宋朝在军事方面的一些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以
便迅速改变夏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处境。
乾顺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一方面给西夏社会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对
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给西夏国家带来了
比较严重的后果。
其后果之一，是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必然要提倡“以儒治国”，实行以仁孝
治天下，而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大臣，有可能讲“仁”，讲“君臣之谊”，一再忍辱退
让，从而导致内乱的发生。乾顺之子仁孝统治期间，其岳丈任得敬篡权窃国事件之所以
发生，正是由于仁孝一再忍辱退让的结果。
其后果之二，是使夏国“军政日弛”②。使一贯尚武，民风强悍的党项民族，随着汉化
的加深逐渐变为一个文弱的民族，抵御外侮的能力减弱，最后经不住蒙古人的强大军事
进攻而寿终正寝了。
二、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主要措施
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依附辽朝，与宋和解
乾顺之所以能够结束母党梁氏擅权和亲主国政主要是依靠辽的力量，获得辽道宗支持的
结果。因此，乾顺掌握夏国权力后，进一步依附辽朝，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辽寿昌五年）二月，乾顺应辽的请求派兵帮助辽国平息了拨
思母、达里底等部起义。接着，派南路都统军嵬名律令到熙河向宋请和，哲宗不许。乾
顺派使者请辽出面调和。三月，辽派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去宋朝，为宋
夏和解，宋哲宗以夏国“狡诈反复”①，仍不允诺。但乾顺并未因此放弃与宋议和的希
望。九月，乾顺派使者向宋上谢罪表。谢表承认夏国侵扰宋朝边境，是由母党梁太后和
梁乞逋所挑起。“始则凶舅擅其命，顿生衅端；继复奸臣因其权，妄行兵战”，现在母
党梁氏擅权已经结束，“母氏薨阻，奸人诛窜”，②希望能够得到宋朝的谅解，恢复和
平友好的关系。“追列祖之前猷，特赐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贡，获绍先盟”③。宋哲宗
同意议和修好。十一月，乾顺派遣令能（官名）嵬名济等向宋朝上誓表，誓表再次谴责
母党梁氏侵宋罪责难逃。“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频生边患，增怒上心，
衅端既深，理诉难达”。保证今后严戒缘边首领官吏，不再滋扰宋朝边境。“谨当饬疆
吏而永绝争端，戒国人而常遵圣化”④。宋赐夏银器500两、衣著500匹，“岁赐”照旧
。
公元1100年（夏永乐三年，辽寿昌六年）十一月，乾顺派汉宫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
梁世显去辽朝入贡，并再一次请婚。辽帝问乾顺为人如何？至忠回答说：“秉性英明，
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①。辽帝点头称善。
公元1103年（夏贞观三年，辽乾统三年）辽天祚帝许婚，并于1105年，封宗室女南仙为
成安公主，“嫁乾顺”②。此后，辽夏关系更加密切。
2.实行分封，巩固皇权
乾顺亲政后，及时总结了外戚擅权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皇权，相应采取了两项措施，
那就是解除一些领兵贵族的兵权和采用汉人的分封制度。
梁太后擅权期间，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曾为梁太后入侵宋边境出谋划策。公元1099年
四月，乾顺藉口梁太后之死是由他俩所造成，下令处死二将。同年闰九月，卓罗右厢监
军仁多保忠等领兵10万，援助吐蕃围攻湟州，败还。1103年，宋熙河帅王厚奉宰相蔡京
之命，招诱仁多保忠，乾顺闻讯，便以仁多保忠“与国有隙，欲叛降宋”③为藉口，设
计将他调到都城解除了他的职权。仁多氏与嵬名氏、梁氏同为当时的三大家族。梁氏败
亡，仁多保忠又被解除军职，皇族嵬名氏的权力大大加强，乾顺的皇权也就因此而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解除领兵党项贵族兵权的同时，还对嵬名皇族宗室大加分封。西夏封王见诸文献记载
，最早始于何时？一些西夏史专家认为始于乾顺，其实，应为景宗元昊之时。据宋人笔
记记载：
“其（唃厮罗）子瞎毡，摩毡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毡素依首领成俞龙为谋主。俞龙复纳
女于元昊子宁令，伪号梁王者”①。
说明早在景宗元昊之时，已经采用了汉人的分封制度。至崇宗乾顺时，为了适应巩固皇
权的需要对嵬名皇族成员，进行较大范围的分封。
公元1103年（夏贞观三年）九月，乾顺封其庶弟察哥为晋王。由于察哥“性雄毅，多权
略”②，精通兵法，智勇双全，是西夏皇室中难得的具有谋略的大将，因此，乾顺让他
掌握兵权。
公元1120年（夏元德二年）十一月，乾顺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
景思是惠宗秉常的功臣。当秉常被囚时，曾成功地防止了罔萌讹等对秉常的暗害。因此
，他是与母党梁氏对立的皇室贵族。其子仁忠、仁礼通蕃、汉文字，善长文学。乾顺根
据其父的功勋及二人的才能，量材录用，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
此外，据1957年发掘的西夏皇陵一○八号墓，墓主嵬名惠安，早在乾顺亲政之前，就被
封为“梁国正献王”③。
乾顺时的分封制度，由于它仅限于皇室成员，因此，对于加强皇权，维护夏国的统一，
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分封范围的扩大（由同姓扩大到异姓，尤其是扩大到外戚）及
被封割据势力的强大，也就对皇权逐渐产生了离心力，出现了诸如乾祐年间分裂夏国的
西平王之乱。
3.建立国学，用人以资格进
西夏自元昊建国来，便开始注意重用汉人知识分子，吸收汉文化。谅祚即位后进一步改
蕃礼为汉礼，大力推广汉文化，但总的倾向仍然是重蕃学，轻汉学。尤其是梁氏擅权期
间，由于废汉礼而使汉学也随之衰落。乾顺亲政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
及巩固皇权培养大批封建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必须建立国学。公元1101年（夏贞
观元年）八月，御史中丞薛元礼有鉴于此，上疏建议乾顺“以儒治国”，兴办国学（汉
学）。乾顺及时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于蕃学外，特建国学，挑选皇室贵族子弟300人，
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量才录用。
乾顺建置国学，提倡汉文化，是他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不可或阙的关键性措施。
尽管该措施导致夏国“兵政日弛”，引起大臣谋宁克任等的反对，他们主张“既隆文治
，尤修武备①”。但乾顺未与采纳。乾顺的这一做法是对的。因为谋宁克任的主张，反
映了要求保存西夏旧俗，继续凭借武力进行对外掳掠的党项酋豪的利益，是与当时西夏
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的。
同时，国学的建立，加速了党项民族的汉化（封建化），促进了西夏文化的繁荣。这一
积极的作用，也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乾顺在注意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官吏的任用。公元1112年（夏贞观十二年）正
式公布按照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
擅长文学的人则特别优先予以任用“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①。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乾顺在用人方面的革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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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夏书事》卷32。
② 《西夏书事》卷32。
③ 《西夏纪》卷23。
④ 《西夏书事》卷24。
① 《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②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③ 《宋史》卷85，《地理志》。
④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④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西夏纪》卷22。
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西夏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
3年10月版。
① 《西夏书事》卷32。
① 《西夏书事》卷32。
第三节 以法治军，颁行《贞观玉镜统》
俄罗斯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Л·K·科兹洛夫从我国黑城（今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盗走的西夏珍贵文献——《贞观玉镜统》②是一本属于军事方面
的法典③。该法典是崇宗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3年）用西夏文雕板印刷出版的。该
书采用“蝴蝶装”，刻印文字工整秀丽。目前，保存下来的有三个以上的版本，总共73
面，残缺不全。尽管该书残缺颇多，很不完整，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到乾顺时期以法
治军的简要概况。
一、乾顺时期颁行《贞观玉镜统》的原因
《贞观玉镜统》之所以颁行于乾顺亲政之后的贞观年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以下几
点：
第一，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要求。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虽
然将夏国建设的重点，开始向振兴文教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倾斜，但“尚文重法”并非
不要武备，而是在武备问题上更加精益求精。即不是一味去讲求军队的数量，而是需要
提高军队的质量（包括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制定或者在旧有
的军事法规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一部行之有效的军事法典，作为以法治军的依据，于
是该书便应运而生。
第二，与当时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有关。所谓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是指乾顺即位初期
，宋夏在军事上较量的结果，夏军接连失利，尤其在夏国的西南地区丧师失地严重（详
前）。在此情况下，为了重振军威，收复失地，也需要颁行军事法典，以法治军，提高
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第三，旧有军事法规必须更新。如众所知，景宗元昊在其立国之前，曾以“兵法勒诸部
”，并对过去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他所确定的兵制
和实行的兵法，到乾顺时期，已经80余年。时过境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国情、民
情和军情，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改弦易辙，重新做出新的规定，在旧的军事法典的基础
之上制定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军事法规。
二、《贞观玉镜统》的主要内容
西夏文残本《贞观玉镜统》全文除序言外，尚有一至四篇。其序言，因残缺太多，难以
窥其全豹。从其残页谈到过去的军律（如“赏罚律”）虽“轻重分明”，难以适应今天
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和军情，“如今，□性忠奸不同，行军不易，功难明□…… ①”来
看，显然是在解释编纂《贞观玉镜统》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篇《军政篇》是有关军政制
度的规定。第二篇《功篇》是关于各种军功奖赏的规定。第三篇《罪篇》是关于各级军
官和士兵触犯各种律条处罚的规定。第四篇《进胜篇》是关于各级军官和士兵立大功奇
功奖赏的规定。
从第一篇至第四篇现存的目录和正文看，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军政制度和军律
两个部份，下面就这两个部份的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1.关于军政制度
该书第一篇集中谈了军政制度，其他几篇也有谈军政制度的。其内容大体上有如下几项
：
甲、关于如何选将任职。第一篇目录云：
“共命将职，有诏旨，行文书”。（第1条）
“统印信，主律令者”（第2条）
也就是说，选任诸如正副将军、正副行将、正副佐将等一类的军职，必须由上一级几个
方面的统兵官，共同研究决定，然后上报中央经皇帝批准，颁布诏旨、印章、符牌，下
达正式文书，才算完成选任将职的全过程。
乙、关于军队人员的构成和军官职级
在元昊定兵制之时，见诸汉文史籍的军队人员的构成比较单纯，只有正军和负瞻两种。
正军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负瞻是随军杂役，其任务是负责筹备粮食和供战马食用的饲
料，并负责将这些粮料运到军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情、民情和军情的变化，到乾顺
时，军队人员的构成，逐渐复杂起来。据该书第二章记载：
“将处役[人]、辅军、私人杀[敌]人”。（第28条目录）
“虞人[获]官赏赐”。（第64条目录）
“刑徒、苦役减刺[字]”。（第75条目录）
说明西夏军队最迟到乾顺之时，其人员的构成，除正军、负瞻外，还有“私人”（指军
职人员的亲友子弟及民间有材勇者）、“役人”（指仆役）、“虞人”（向导）、“刑
徒”、“苦役”，等等。这些人员以“私人”地位较高，“役人”次之，“刑徒”、“
苦役”又次之。这些人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西夏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关系在军
队中的反映。
按照规定，上述成员中的“私人”、“役人”必须紧紧跟随将军参加战斗，如果在战斗
中立有奇功（指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在1500件以上者），不仅可以
得到大量的赏赐，而且可以晋升为军卒，至于“刑徒”和“苦役”，也可以立功减轻刑
期（第二篇第75—77条）。这些规定显然有利于调动上述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从整体上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关于军官职级，该书第三篇第3条规定：
“将军等在敌地域里，没有分头行进，而是去自己想去之处；要会战，聚处地名、时日
已著明令，各自约齐[届][时]都去，其中一将军准时到达；另一将军懈怠迟[到]，至会
[合]地点时日，没有去时，先时到达的将军与敌军遭遇、战斗，[有]胜[或]败时，功罪
在于将，由将承担。损失兵马时，损失大小多少……，一律乃迟到将军之罪，[其]官、
职、军皆具失去，列入不主事官之列。若先到将军未遇战事，则迟到将军的官减去一半
，司位、职等具丢失。”
这段规定告诉我们：第一，至迟在乾顺时，西夏军队中的军官职级，有官、职、军和司
位。这里的“军”似乎应指军籍或军中职衔、“司位”可能相当于宋朝的差遣。这四种
职衔，在宋朝军队中早已存在，说明西夏的军官职衔深受宋朝的影响；第二，存在主事
官与不主事官两种不同类型的官。所谓“不主事官”，应指大小统兵等主事官以外的杂
官和幕僚等，这在宋朝军队中早就存在；第三，文中的官，应指官资。因为西夏文官字
，其义为官，音为资，两者通用。在宋朝资作为考察官员，以备升迁的依据，差遣官任
满一期便可以加一资。一个官阶分为若干级，每一级就是一资。宋军军功赏官分为“转
官”和“转阶级”两种，因军功而升官的称为“转官”，因军功而升军职的称为“转阶
级”，西夏将两者合而为一，均为“加官”，也就是转官，即转资。西夏军官们的升降
，往往以官为主，如步骑佐将立奇功（指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等1500种以
上），可加官10级，正首领立奇功，可加官12级，军卒立奇功，可加官15级。反之，因
罪过受罚则要降官。如将军“因未往相助，具减10官”（第3篇第4条）。正副将军虚报
俘获数量自1件至500件减3官，500件至1000件减五官，虚报数量越大减官越多，当虚报
至2000件以上至2500件时，“则官具减半”，2500件至3000件时，“官、军、职皆免掉
，贬为“底（层）官”。（第四篇第9条）
西夏官阶级数究竟有多少？史无明文记载，但西夏为小国寡民，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其官阶级数，肯定比宋、金要少。宋的武官官阶最多时高达50以上。如徽宗政和年间
，“自太尉至下班祇应，凡五十二阶”50000497_0210_0①，金朝官阶据《金史·百官志
》记载，文官为42阶，武官为36阶。
除了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大问题做了相当详细的规定之外，还对作为军队指挥信号的旗、
鼓、金以及行使统兵权的将军与最高统治者派来进行监督的察军（即监军）作了种种规
定。由于该书有关这两个问题，仅存目录，正文荡然无存，详细内容无从知晓，只好暂
付阙如了。
2.关于军律
西夏军律可分为赏赐律与罚罪律两大门类。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赏赐律。该书关于赏赐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第二篇和第四篇。从这两篇的存目和正文看
，其内容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关于立大功奇功的标准。其律令规定凡能“挫敌军锋”，大败敌军，俘获人、马
、甲、胄、旗、鼓、金1500件以上者，才算立了大功奇功，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赏赐。
反之，凡是俘获数量在1500件以下者只能算立了一般军功，按照其“[俘获]、[的]物品
、数量领取官赏”（第4篇第1条）。
（二）对军官如何论功行赏。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战斗中，人、马、甲、胄、旗、鼓
、金各有得失时，原则上可以互相抵销。“将军等行进到敌地域中去，……（与敌）战
斗时不能相挫败，兵马各自撤退时，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者，功罪可相
抵”（第2篇第5条）；若得超过失，可以得赏，但必须超过“一百种以上”方能领取。
反之，“[若]功超[过][罪]一百种以下到一百种的，勿得功”（第二篇第2条），即不能
论功行赏。当失多于得时，一般来说，要受到应有的处罚。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将军
经过殊死战（斗），或能深入敌境，尽管得不偿失，仍可以按其俘获之物的种类及数量
计功给赏。
其二，当正副将军并肩战斗，若能既挫敌军锋，又能俘获敌之人、马、甲、胄、旗、鼓
、金，两功相等时，“当取最高那种”，即按赏赐最多的那项领赏，不能两赏俱得。但
如果将军亲手杀死敌人，“则获前功外，上述杀敌功亦可得”（第2篇第7条），即两赏
可同时领取。
（三）对立了军功的刑徒、苦役如何行赏。律令规定：
“刑徒、苦役减刺［字］［之］功”。（第2篇75条目录）
“刑徒等功作半减[刑]期”。（第2篇76条目录）
也就是说，凡刑徒、苦役立了军功，其功应按常人一半计算，减刺字或减刑期。
赏赐律的具体规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凡符合这五个方面条件之一者均可论功行赏。
（一）克敌制胜者。包括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将军、行将（私人）等……挫敌军
锋，私人[可]［成］[为]军卒，挫敌军锋□□当得官、军赏赐”。（第4篇第8条）；攻
城战斗中首先登上敌人城头陷城者。“登[敌]城上［者］，初为杂官，若无官等，顺次
加官”。（第2篇第63条）；在战斗中杀死敌军一人以上者。“杀一人以上，一律加一官
，当得二十两银碗，衣服一袭七带，五两银腰带一条，茶、绢五十[份]，等等”（第2篇
第3条）；将军在战斗中将敌将打下马，让别人将其杀死者。“将、行将亲手［击］倒［
敌］人，又令杀之”（第2篇第17条目录）也可论功行赏。
（二）打败仗时能立军功者。包括英勇断后，使全军撤退者；在战斗中将领败阵，但护
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前者从将军到私人都可得到奖赏，后者仅限于护卫和队人。
（三）俘获各类战利品者。第2篇第12条规定：
“与敌战斗中，获铠甲、马、旗、鼓、金，俘虏首级、小孩、妇女等者，计将军、行将
、佐将等之一应功数中”。
表明战利品有两类，一类为军用物资——铠甲、马、旗、鼓、金等；另一类为人，包括
首级（死口）、妇女和儿童（活口）。
（四）揭露弄虚作假者。第3篇第29条规定：
“正副将被诸人所告属实时……告者可加二官，前所纳首[级]的赏赐与首［级］价等数
若干，告者具得。”
即用加官和给予赏赐的手段，鼓励人们去揭发虚报俘获物、杀敌数量、以及买卖首级等
腐败现象，从而达到澄清军队吏治的目的。
（五）虞人有功者。凡虞人带路有功，可“[获]官赏赐”（第2篇第64条目录）。
其奖赏之物，大体上有如下几类：（一）提升官资。其具体升官办法是按功劳的大小和
原有官职官资情况，升1—15级。凡立有同样的军功，原来没有官资或官资少者升的资级
就多，反之，就少。如立同样的军功，将军只加 7级，士兵则可加 15级；（二）为物质
奖。包括银锭和生活用品——银碗、衣服、茶叶、丝绸等物。前者如佐将以上立大功奇
功者赏银一锭，后者如立一般军功者可得茶8斤—400斤，丝绸7匹—400匹，银碗7两—1
00两，等等。凡立大功的军官，其职务较高者，可得金碗、金腰带、银鞍鞯和高级纺织
品，等等；（三）为特殊奖。即对立大功奇功者赏给军直。所谓军直，即军中服杂役之
人。而且官级越高赏赐的数量越多，相同的军功，将军可赏赐70名，而一般军卒只能赏
赐30名；（四）为精神奖。即给予某种荣誉称号。如第4篇第10条规定，对立有军功，未
能加官的“正副行将、游监、佐〔将〕、正首领、应监、小首领、帐主、押队、军卒等
，当获勇捷［称］[号]等。”
罚罪律。该律也同赏赐律一样，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处罚败军之将。有两种情况：其一，正副将军一同参加战斗，因虞人引导失
误，造成人、马、甲、胄、旗、鼓、金等损失，应根据最后落实的功罪情况，“一应计
算，按正副高下承担”（第3篇第7条），即分别处罚，正重副轻；其二，将军虽然杀了
敌人，但军马战败，其功罪又不能相抵，应根据“所犯何罪，按律承担”（第2篇第8条
）。
（二）如何处罚阵亡将领的随行人员。如第三篇第21条规定：
“正副将军阵亡时，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四人具杀，满门充牧、农人。队人一律
杖二十，面上刺字，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将军阵亡，其随行人员要分担全部责任，受到严厉的处罚。但这指的是一般情
况，如遇特殊情况，诸如“因树倒、石迸、中飞箭、路坏等而坠死时，所部护卫不计罪
”（第3篇第15条），即免于处罚。
（三）将军阵亡，其子弟能否继承其职衔和赏赐。一般来说，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
中阵亡，其子弟应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但如果是由于“不敢战而逃
，因而被杀的”，其子弟在本军，则不准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如果其子
弟“在别军，刚健可用，挫敌军锋，大败敌军，又先越过城头陷城者，则具得官、军”
（第3篇第16条），即可继承其官、军之职。
（四）严惩弄虚作假者。所谓弄虚作假，即指虚报斩获敌军首级，或买卖首级。第3篇第
29条规定：正副将军“若[虚][报]一个首级以上的，则一律减二官，罚三匹马。卖与首
级者有官者减一官，罚一匹马。军卒杖十三”。
罚罪律的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现分述之。
（一）在战争中不战而逃者，包括正副将军及其跟随者——役人、辅军、私人等都要受
到严厉的惩处。如第3篇第2条第22条规定，对于不战而逃的副将军，首先让正将军代行
其职。然后捉拿归案，并及时将其罪行报告“世界”（朝廷），听候处置。至于其跟随
者役人、辅军、私人等“丢下将军，逃避战斗败北时，具杀”。即要处斩。
（二）将军懈怠迟到，延误战机者。有两种情况：其一，将军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事先
确定的会合地点，如果先到的将军，已经与敌遭遇战斗，那么，迟到者“［其］官、职
、军具失”，如果未发生战斗，则迟到者“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失”（第3篇第3
条）；其二，两将军相约，于同一天分头行动，“但其中一将军懈怠，到其日不行动，
则降三官，罚五匹马”（第3篇第8条）。
（三）各级统兵官在战争中丧失人、马、甲、胄、旗、鼓、金者，只要亡失一分以上，
就要受到降官罚马的处分，亡失越多，处罚越重。“亡失五分以上，则正将军一律处以
极刑，副将军的[官]、[军]、[职][具]失，贬入低层官”（第3篇第6条）。
（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者。包括虚报俘获数量者。如正副将军虚报俘获人、马、甲
、胄、旗、鼓、金等一种以上，便要受到惩处，而且数量越大，所受处罚越重，虚报25
00种至3000种的，“官、军、职皆免掉，贬为底〔层〕官”，虚报3000种以上的，“一
律处以极刑”（第3篇第9条）；察军，司吏徇私舞弊及检查不严者，按规定，在战斗中
所斩获的敌军首级，要经过察军、司吏等“共同看验加封”，如果察军司吏等不验实便
对虚报的首级加封，“一首以上，一律［处］[置]。察军司吏等有官而无军卒的，处以
极刑”（第3篇第27条），即判处死刑。
（五）察军擅自离开将军者。按规定察军在行军战斗时应当紧紧跟随将军，形影不离。
如果在战斗中擅自离开将军，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则处以极刑，满门充军”（第3篇第
28条）。
其处罚手段，由轻到重大体有以下七种：
1.罚马。将军、行将、佐将等在战争中触犯多种刑律时，一般都要罚马，最少要罚2匹，
最多时要罚10匹。
2.减免官、职、军、司位。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中因为犯有诸如会合迟到、亡失兵
马等罪行，则要根据情节轻重、官职高低，部份或全部减免其官、职、军、司位等职衔
。
3.逮捕、夺军权。如正副将军不战而逃，便要收其兵权，逮捕监禁，听候发落。
4.杖刑和刺字。察军、护卫、主旗鼓者、司吏、军卒等因触犯刑律，在判处其他刑罚的
同时，往往要判答杖和刺字（面上、前额、后额）之刑。
5.罚作苦役。根据所犯罪行情节的轻重，决定罚作苦役的时间，情况轻的罚作苦役的时
间较短，反之，则较长。其刑期1—6年不等，6年以上者极少。
6.终身监禁。如正副将主旗、鼓、金者阵亡，旗鼓各亡失一件，其护卫便要判处杖20，
面上刺字和终身监禁。
7.死刑。凡属情节严重者一般都要判处死刑。如主旗、鼓、金者，在战斗中丢失旗、鼓
、金，自己跑回来的，便要处死。①
三、《贞观玉镜统》的特点和实用价值
《贞观玉镜统》不是一般适用于军队平时驻防训练用的兵书，而是在宋夏军事斗争形势
对西夏不利的严峻情况下，由西夏国君乾顺下令组织官员修订、颁行，供西夏军队作战
时使用的军事法典。修订该法典的意图，旨在以法治军。即一方面对那些奋勇杀敌，立
有军功的官兵予以种种奖励，另方面对那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不战而逃、玩忽职守
的不逞之徒，给予应得的惩处，以正压邪，从而整顿西夏军队的军纪、军风，使西夏军
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编一本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便
于记忆、运用，赏罚适中，具有一定灵活性等特点的军事法典。而《贞观玉镜统》正好
是具备这些特点的军事文献。
下面就该书的特点问题略作考察。
第一，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如众所知，见于宋曾公亮等撰的《武经总要》一书的宋朝
军律，范围颇大。其具体律令可谓全面琐细。举凡平时驻扎训练、后勤供应、下营列队
、烽火信号、调兵手续、擒获敌军奸细、泄露军事秘密、使用间谍……等等；战时排阵
、下寨、军容整肃、临阵失马、换马，追逐敌军远近、守城、围城不固，贪争财物而不
杀敌，入敌境烧杀抢掠，乱杀俘掳，争夺俘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宋朝军律相
反，西夏军律仅就战时集结、行军、打仗等方面，一些最重要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其范围要小得多。它要求军官和士兵只需记住：英勇杀
敌，挫敌军锋，攻城陷城，注意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
，尤其是敌团练总管、左官等重要人物，保护好自己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
妇女、儿童，保护好各级将领，听从主将号令，先报告而后行，各自忠于职守，尽职尽
责，不可贪功冒功等等内容就行。西夏流行四言杂字，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的基本精神
编为四个字一句的顺口溜，那就可以进一步压缩简化为如下几句：
“人人奋勇，战斗为务。挫敌军锋，攻城破城。保存自己，俘获敌人。保护首领，服从
命令。不贪冒功，忠实为先”①
事实证明，军律规定得越繁琐，越难以执行，因为繁琐的哲学总是要灭亡的。西夏军律
删繁就简，重点突出，注重实用性的革新务实精神，与元昊等统治者所倡导的革新、务
实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赏罚比较适中。即无过重过轻的赏罚。兹以罚罪律为例。《贞观玉镜统》中的罚
罪律总数为32条，但处死刑的只有七个方面，而《武经总要》中的罚罪律共有72条，几
乎条条都是‘斩’，似乎只有斩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用夏宋相同的罪行加以比
较，其处罚也比宋轻。如对于会战或者召开军事会议无故迟到者，宋律规定为‘斩’，
西夏只免去其官、职、军，或官减半，免去司位、职，罚马10匹。对无故不救援者，宋
律规定“全队部皆斩”②，西夏只处理其正副将军，减官或罚马，而不罚其他人。相形
之下，孰轻孰重，哪个合理适中，昭然若揭。
第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的合理性。
其灵活性，如将军违反命令未能按时进军，本应处罚，但如果是由于半路上与敌人发生
遭遇战，或下大雨雪雾，或向导迷路，或避敌哨探等客观原因所造成，则“勿量将军罪
”（第3篇第8条、10条）。
其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对官、兵赏罚的物品之上。对立有军功者往往赏以自宋朝得来的奇
缺物品——丝绸、茶叶、金银，对犯有罪过的军人，往往罚以本国出产丰富的马，而且
只对拥有大量马匹的军官才罚马，至于仅有少量马或者根本没有马的军卒及其他成员，
则不罚马。表明西夏军律能从本国的国情、民情的实际出发，不强人之所难，因而具有
较大的合理性，而这点也正是宋朝军律所缺乏的①。
由于《贞观玉镜统》具有上述特点和优点，因此，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军事
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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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该书的名称，过去译作《贞观玉镜统》或《贞观玉镜鉴》，近来有的学者为它正名，
认为应当译作《贞观玉镜将》，其实，译作统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书名西夏文第
5个字可译为‘将’或‘统’；第二，统的含义有统理、统论、统制、统领、统军……等
等；第三，西夏文将军二字也可以译为“统军”。因此，将书名译为“贞观圣明的将兵
法”与译为“贞观圣明的统兵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③ 关于该书的性质，过去一些中外学者都认为是军事法典，但近来有的学者却认为它是
兵书，不能叫做军事法典。其实，称它为军事法典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何谓法典？
《辞海》云：“搜集同一性质之法规所成之制定法，谓之法典。”也就说，只要将同属
军事方面的一些成文规定汇集在一起，就可叫法典；第二，该书的内容既有军政方面的
规定，也有赏罚方面的规定，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后者，主要内容决定性质，因此，认为
它是一本军事法典，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
① 陈炳应译：《贞观玉镜将·序言》，载《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月版。
① 《宋史》卷169，《职官志》。
① 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① 《西夏书事》卷12载元昊对野利仁荣道：“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
②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4，《制度·罚条》。
① 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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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Л·K·科兹洛夫从我国黑城（今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盗走的西夏珍贵文献——《贞观玉镜统》②是一本属于军事方面
的法典③。该法典是崇宗乾顺贞观年间（1101—1113年）用西夏文雕板印刷出版的。该
书采用“蝴蝶装”，刻印文字工整秀丽。目前，保存下来的有三个以上的版本，总共73
面，残缺不全。尽管该书残缺颇多，很不完整，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到乾顺时期以法
治军的简要概况。
一、乾顺时期颁行《贞观玉镜统》的原因
《贞观玉镜统》之所以颁行于乾顺亲政之后的贞观年间，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以下几
点：
第一，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要求。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虽
然将夏国建设的重点，开始向振兴文教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倾斜，但“尚文重法”并非
不要武备，而是在武备问题上更加精益求精。即不是一味去讲求军队的数量，而是需要
提高军队的质量（包括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制定或者在旧有
的军事法规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一部行之有效的军事法典，作为以法治军的依据，于
是该书便应运而生。
第二，与当时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有关。所谓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是指乾顺即位初期
，宋夏在军事上较量的结果，夏军接连失利，尤其在夏国的西南地区丧师失地严重（详
前）。在此情况下，为了重振军威，收复失地，也需要颁行军事法典，以法治军，提高
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第三，旧有军事法规必须更新。如众所知，景宗元昊在其立国之前，曾以“兵法勒诸部
”，并对过去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他所确定的兵制
和实行的兵法，到乾顺时期，已经80余年。时过境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国情、民
情和军情，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改弦易辙，重新做出新的规定，在旧的军事法典的基础
之上制定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军事法规。
二、《贞观玉镜统》的主要内容
西夏文残本《贞观玉镜统》全文除序言外，尚有一至四篇。其序言，因残缺太多，难以
窥其全豹。从其残页谈到过去的军律（如“赏罚律”）虽“轻重分明”，难以适应今天
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和军情，“如今，□性忠奸不同，行军不易，功难明□…… ①”来
看，显然是在解释编纂《贞观玉镜统》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篇《军政篇》是有关军政制
度的规定。第二篇《功篇》是关于各种军功奖赏的规定。第三篇《罪篇》是关于各级军
官和士兵触犯各种律条处罚的规定。第四篇《进胜篇》是关于各级军官和士兵立大功奇
功奖赏的规定。
从第一篇至第四篇现存的目录和正文看，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军政制度和军律
两个部份，下面就这两个部份的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1.关于军政制度
该书第一篇集中谈了军政制度，其他几篇也有谈军政制度的。其内容大体上有如下几项
：
甲、关于如何选将任职。第一篇目录云：
“共命将职，有诏旨，行文书”。（第1条）
“统印信，主律令者”（第2条）
也就是说，选任诸如正副将军、正副行将、正副佐将等一类的军职，必须由上一级几个
方面的统兵官，共同研究决定，然后上报中央经皇帝批准，颁布诏旨、印章、符牌，下
达正式文书，才算完成选任将职的全过程。
乙、关于军队人员的构成和军官职级
在元昊定兵制之时，见诸汉文史籍的军队人员的构成比较单纯，只有正军和负瞻两种。
正军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负瞻是随军杂役，其任务是负责筹备粮食和供战马食用的饲
料，并负责将这些粮料运到军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情、民情和军情的变化，到乾顺
时，军队人员的构成，逐渐复杂起来。据该书第二章记载：
“将处役[人]、辅军、私人杀[敌]人”。（第28条目录）
“虞人[获]官赏赐”。（第64条目录）
“刑徒、苦役减刺[字]”。（第75条目录）
说明西夏军队最迟到乾顺之时，其人员的构成，除正军、负瞻外，还有“私人”（指军
职人员的亲友子弟及民间有材勇者）、“役人”（指仆役）、“虞人”（向导）、“刑
徒”、“苦役”，等等。这些人员以“私人”地位较高，“役人”次之，“刑徒”、“
苦役”又次之。这些人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西夏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关系在军
队中的反映。
按照规定，上述成员中的“私人”、“役人”必须紧紧跟随将军参加战斗，如果在战斗
中立有奇功（指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在1500件以上者），不仅可以
得到大量的赏赐，而且可以晋升为军卒，至于“刑徒”和“苦役”，也可以立功减轻刑
期（第二篇第75—77条）。这些规定显然有利于调动上述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从整体上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关于军官职级，该书第三篇第3条规定：
“将军等在敌地域里，没有分头行进，而是去自己想去之处；要会战，聚处地名、时日
已著明令，各自约齐[届][时]都去，其中一将军准时到达；另一将军懈怠迟[到]，至会
[合]地点时日，没有去时，先时到达的将军与敌军遭遇、战斗，[有]胜[或]败时，功罪
在于将，由将承担。损失兵马时，损失大小多少……，一律乃迟到将军之罪，[其]官、
职、军皆具失去，列入不主事官之列。若先到将军未遇战事，则迟到将军的官减去一半
，司位、职等具丢失。”
这段规定告诉我们：第一，至迟在乾顺时，西夏军队中的军官职级，有官、职、军和司
位。这里的“军”似乎应指军籍或军中职衔、“司位”可能相当于宋朝的差遣。这四种
职衔，在宋朝军队中早已存在，说明西夏的军官职衔深受宋朝的影响；第二，存在主事
官与不主事官两种不同类型的官。所谓“不主事官”，应指大小统兵等主事官以外的杂
官和幕僚等，这在宋朝军队中早就存在；第三，文中的官，应指官资。因为西夏文官字
，其义为官，音为资，两者通用。在宋朝资作为考察官员，以备升迁的依据，差遣官任
满一期便可以加一资。一个官阶分为若干级，每一级就是一资。宋军军功赏官分为“转
官”和“转阶级”两种，因军功而升官的称为“转官”，因军功而升军职的称为“转阶
级”，西夏将两者合而为一，均为“加官”，也就是转官，即转资。西夏军官们的升降
，往往以官为主，如步骑佐将立奇功（指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等1500种以
上），可加官10级，正首领立奇功，可加官12级，军卒立奇功，可加官15级。反之，因
罪过受罚则要降官。如将军“因未往相助，具减10官”（第3篇第4条）。正副将军虚报
俘获数量自1件至500件减3官，500件至1000件减五官，虚报数量越大减官越多，当虚报
至2000件以上至2500件时，“则官具减半”，2500件至3000件时，“官、军、职皆免掉
，贬为“底（层）官”。（第四篇第9条）
西夏官阶级数究竟有多少？史无明文记载，但西夏为小国寡民，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其官阶级数，肯定比宋、金要少。宋的武官官阶最多时高达50以上。如徽宗政和年间
，“自太尉至下班祇应，凡五十二阶”50000497_0210_0①，金朝官阶据《金史·百官志
》记载，文官为42阶，武官为36阶。
除了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大问题做了相当详细的规定之外，还对作为军队指挥信号的旗、
鼓、金以及行使统兵权的将军与最高统治者派来进行监督的察军（即监军）作了种种规
定。由于该书有关这两个问题，仅存目录，正文荡然无存，详细内容无从知晓，只好暂
付阙如了。
2.关于军律
西夏军律可分为赏赐律与罚罪律两大门类。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后。
赏赐律。该书关于赏赐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第二篇和第四篇。从这两篇的存目和正文看
，其内容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关于立大功奇功的标准。其律令规定凡能“挫敌军锋”，大败敌军，俘获人、马
、甲、胄、旗、鼓、金1500件以上者，才算立了大功奇功，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赏赐。
反之，凡是俘获数量在1500件以下者只能算立了一般军功，按照其“[俘获]、[的]物品
、数量领取官赏”（第4篇第1条）。
（二）对军官如何论功行赏。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战斗中，人、马、甲、胄、旗、鼓
、金各有得失时，原则上可以互相抵销。“将军等行进到敌地域中去，……（与敌）战
斗时不能相挫败，兵马各自撤退时，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者，功罪可相
抵”（第2篇第5条）；若得超过失，可以得赏，但必须超过“一百种以上”方能领取。
反之，“[若]功超[过][罪]一百种以下到一百种的，勿得功”（第二篇第2条），即不能
论功行赏。当失多于得时，一般来说，要受到应有的处罚。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将军
经过殊死战（斗），或能深入敌境，尽管得不偿失，仍可以按其俘获之物的种类及数量
计功给赏。
其二，当正副将军并肩战斗，若能既挫敌军锋，又能俘获敌之人、马、甲、胄、旗、鼓
、金，两功相等时，“当取最高那种”，即按赏赐最多的那项领赏，不能两赏俱得。但
如果将军亲手杀死敌人，“则获前功外，上述杀敌功亦可得”（第2篇第7条），即两赏
可同时领取。
（三）对立了军功的刑徒、苦役如何行赏。律令规定：
“刑徒、苦役减刺［字］［之］功”。（第2篇75条目录）
“刑徒等功作半减[刑]期”。（第2篇76条目录）
也就是说，凡刑徒、苦役立了军功，其功应按常人一半计算，减刺字或减刑期。
赏赐律的具体规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凡符合这五个方面条件之一者均可论功行赏。
（一）克敌制胜者。包括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将军、行将（私人）等……挫敌军
锋，私人[可]［成］[为]军卒，挫敌军锋□□当得官、军赏赐”。（第4篇第8条）；攻
城战斗中首先登上敌人城头陷城者。“登[敌]城上［者］，初为杂官，若无官等，顺次
加官”。（第2篇第63条）；在战斗中杀死敌军一人以上者。“杀一人以上，一律加一官
，当得二十两银碗，衣服一袭七带，五两银腰带一条，茶、绢五十[份]，等等”（第2篇
第3条）；将军在战斗中将敌将打下马，让别人将其杀死者。“将、行将亲手［击］倒［
敌］人，又令杀之”（第2篇第17条目录）也可论功行赏。
（二）打败仗时能立军功者。包括英勇断后，使全军撤退者；在战斗中将领败阵，但护
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前者从将军到私人都可得到奖赏，后者仅限于护卫和队人。
（三）俘获各类战利品者。第2篇第12条规定：
“与敌战斗中，获铠甲、马、旗、鼓、金，俘虏首级、小孩、妇女等者，计将军、行将
、佐将等之一应功数中”。
表明战利品有两类，一类为军用物资——铠甲、马、旗、鼓、金等；另一类为人，包括
首级（死口）、妇女和儿童（活口）。
（四）揭露弄虚作假者。第3篇第29条规定：
“正副将被诸人所告属实时……告者可加二官，前所纳首[级]的赏赐与首［级］价等数
若干，告者具得。”
即用加官和给予赏赐的手段，鼓励人们去揭发虚报俘获物、杀敌数量、以及买卖首级等
腐败现象，从而达到澄清军队吏治的目的。
（五）虞人有功者。凡虞人带路有功，可“[获]官赏赐”（第2篇第64条目录）。
其奖赏之物，大体上有如下几类：（一）提升官资。其具体升官办法是按功劳的大小和
原有官职官资情况，升1—15级。凡立有同样的军功，原来没有官资或官资少者升的资级
就多，反之，就少。如立同样的军功，将军只加 7级，士兵则可加 15级；（二）为物质
奖。包括银锭和生活用品——银碗、衣服、茶叶、丝绸等物。前者如佐将以上立大功奇
功者赏银一锭，后者如立一般军功者可得茶8斤—400斤，丝绸7匹—400匹，银碗7两—1
00两，等等。凡立大功的军官，其职务较高者，可得金碗、金腰带、银鞍鞯和高级纺织
品，等等；（三）为特殊奖。即对立大功奇功者赏给军直。所谓军直，即军中服杂役之
人。而且官级越高赏赐的数量越多，相同的军功，将军可赏赐70名，而一般军卒只能赏
赐30名；（四）为精神奖。即给予某种荣誉称号。如第4篇第10条规定，对立有军功，未
能加官的“正副行将、游监、佐〔将〕、正首领、应监、小首领、帐主、押队、军卒等
，当获勇捷［称］[号]等。”
罚罪律。该律也同赏赐律一样，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原则性的规定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处罚败军之将。有两种情况：其一，正副将军一同参加战斗，因虞人引导失
误，造成人、马、甲、胄、旗、鼓、金等损失，应根据最后落实的功罪情况，“一应计
算，按正副高下承担”（第3篇第7条），即分别处罚，正重副轻；其二，将军虽然杀了
敌人，但军马战败，其功罪又不能相抵，应根据“所犯何罪，按律承担”（第2篇第8条
）。
（二）如何处罚阵亡将领的随行人员。如第三篇第21条规定：
“正副将军阵亡时，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四人具杀，满门充牧、农人。队人一律
杖二十，面上刺字，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将军阵亡，其随行人员要分担全部责任，受到严厉的处罚。但这指的是一般情
况，如遇特殊情况，诸如“因树倒、石迸、中飞箭、路坏等而坠死时，所部护卫不计罪
”（第3篇第15条），即免于处罚。
（三）将军阵亡，其子弟能否继承其职衔和赏赐。一般来说，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
中阵亡，其子弟应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但如果是由于“不敢战而逃
，因而被杀的”，其子弟在本军，则不准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如果其子
弟“在别军，刚健可用，挫敌军锋，大败敌军，又先越过城头陷城者，则具得官、军”
（第3篇第16条），即可继承其官、军之职。
（四）严惩弄虚作假者。所谓弄虚作假，即指虚报斩获敌军首级，或买卖首级。第3篇第
29条规定：正副将军“若[虚][报]一个首级以上的，则一律减二官，罚三匹马。卖与首
级者有官者减一官，罚一匹马。军卒杖十三”。
罚罪律的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现分述之。
（一）在战争中不战而逃者，包括正副将军及其跟随者——役人、辅军、私人等都要受
到严厉的惩处。如第3篇第2条第22条规定，对于不战而逃的副将军，首先让正将军代行
其职。然后捉拿归案，并及时将其罪行报告“世界”（朝廷），听候处置。至于其跟随
者役人、辅军、私人等“丢下将军，逃避战斗败北时，具杀”。即要处斩。
（二）将军懈怠迟到，延误战机者。有两种情况：其一，将军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事先
确定的会合地点，如果先到的将军，已经与敌遭遇战斗，那么，迟到者“［其］官、职
、军具失”，如果未发生战斗，则迟到者“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失”（第3篇第3
条）；其二，两将军相约，于同一天分头行动，“但其中一将军懈怠，到其日不行动，
则降三官，罚五匹马”（第3篇第8条）。
（三）各级统兵官在战争中丧失人、马、甲、胄、旗、鼓、金者，只要亡失一分以上，
就要受到降官罚马的处分，亡失越多，处罚越重。“亡失五分以上，则正将军一律处以
极刑，副将军的[官]、[军]、[职][具]失，贬入低层官”（第3篇第6条）。
（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者。包括虚报俘获数量者。如正副将军虚报俘获人、马、甲
、胄、旗、鼓、金等一种以上，便要受到惩处，而且数量越大，所受处罚越重，虚报25
00种至3000种的，“官、军、职皆免掉，贬为底〔层〕官”，虚报3000种以上的，“一
律处以极刑”（第3篇第9条）；察军，司吏徇私舞弊及检查不严者，按规定，在战斗中
所斩获的敌军首级，要经过察军、司吏等“共同看验加封”，如果察军司吏等不验实便
对虚报的首级加封，“一首以上，一律［处］[置]。察军司吏等有官而无军卒的，处以
极刑”（第3篇第27条），即判处死刑。
（五）察军擅自离开将军者。按规定察军在行军战斗时应当紧紧跟随将军，形影不离。
如果在战斗中擅自离开将军，又对战事不了解者，“则处以极刑，满门充军”（第3篇第
28条）。
其处罚手段，由轻到重大体有以下七种：
1.罚马。将军、行将、佐将等在战争中触犯多种刑律时，一般都要罚马，最少要罚2匹，
最多时要罚10匹。
2.减免官、职、军、司位。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中因为犯有诸如会合迟到、亡失兵
马等罪行，则要根据情节轻重、官职高低，部份或全部减免其官、职、军、司位等职衔
。
3.逮捕、夺军权。如正副将军不战而逃，便要收其兵权，逮捕监禁，听候发落。
4.杖刑和刺字。察军、护卫、主旗鼓者、司吏、军卒等因触犯刑律，在判处其他刑罚的
同时，往往要判答杖和刺字（面上、前额、后额）之刑。
5.罚作苦役。根据所犯罪行情节的轻重，决定罚作苦役的时间，情况轻的罚作苦役的时
间较短，反之，则较长。其刑期1—6年不等，6年以上者极少。
6.终身监禁。如正副将主旗、鼓、金者阵亡，旗鼓各亡失一件，其护卫便要判处杖20，
面上刺字和终身监禁。
7.死刑。凡属情节严重者一般都要判处死刑。如主旗、鼓、金者，在战斗中丢失旗、鼓
、金，自己跑回来的，便要处死。①
三、《贞观玉镜统》的特点和实用价值
《贞观玉镜统》不是一般适用于军队平时驻防训练用的兵书，而是在宋夏军事斗争形势
对西夏不利的严峻情况下，由西夏国君乾顺下令组织官员修订、颁行，供西夏军队作战
时使用的军事法典。修订该法典的意图，旨在以法治军。即一方面对那些奋勇杀敌，立
有军功的官兵予以种种奖励，另方面对那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不战而逃、玩忽职守
的不逞之徒，给予应得的惩处，以正压邪，从而整顿西夏军队的军纪、军风，使西夏军
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编一本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便
于记忆、运用，赏罚适中，具有一定灵活性等特点的军事法典。而《贞观玉镜统》正好
是具备这些特点的军事文献。
下面就该书的特点问题略作考察。
第一，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如众所知，见于宋曾公亮等撰的《武经总要》一书的宋朝
军律，范围颇大。其具体律令可谓全面琐细。举凡平时驻扎训练、后勤供应、下营列队
、烽火信号、调兵手续、擒获敌军奸细、泄露军事秘密、使用间谍……等等；战时排阵
、下寨、军容整肃、临阵失马、换马，追逐敌军远近、守城、围城不固，贪争财物而不
杀敌，入敌境烧杀抢掠，乱杀俘掳，争夺俘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宋朝军律相
反，西夏军律仅就战时集结、行军、打仗等方面，一些最重要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其范围要小得多。它要求军官和士兵只需记住：英勇杀
敌，挫敌军锋，攻城陷城，注意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
，尤其是敌团练总管、左官等重要人物，保护好自己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
妇女、儿童，保护好各级将领，听从主将号令，先报告而后行，各自忠于职守，尽职尽
责，不可贪功冒功等等内容就行。西夏流行四言杂字，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的基本精神
编为四个字一句的顺口溜，那就可以进一步压缩简化为如下几句：
“人人奋勇，战斗为务。挫敌军锋，攻城破城。保存自己，俘获敌人。保护首领，服从
命令。不贪冒功，忠实为先”①
事实证明，军律规定得越繁琐，越难以执行，因为繁琐的哲学总是要灭亡的。西夏军律
删繁就简，重点突出，注重实用性的革新务实精神，与元昊等统治者所倡导的革新、务
实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赏罚比较适中。即无过重过轻的赏罚。兹以罚罪律为例。《贞观玉镜统》中的罚
罪律总数为32条，但处死刑的只有七个方面，而《武经总要》中的罚罪律共有72条，几
乎条条都是‘斩’，似乎只有斩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用夏宋相同的罪行加以比
较，其处罚也比宋轻。如对于会战或者召开军事会议无故迟到者，宋律规定为‘斩’，
西夏只免去其官、职、军，或官减半，免去司位、职，罚马10匹。对无故不救援者，宋
律规定“全队部皆斩”②，西夏只处理其正副将军，减官或罚马，而不罚其他人。相形
之下，孰轻孰重，哪个合理适中，昭然若揭。
第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的合理性。
其灵活性，如将军违反命令未能按时进军，本应处罚，但如果是由于半路上与敌人发生
遭遇战，或下大雨雪雾，或向导迷路，或避敌哨探等客观原因所造成，则“勿量将军罪
”（第3篇第8条、10条）。
其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对官、兵赏罚的物品之上。对立有军功者往往赏以自宋朝得来的奇
缺物品——丝绸、茶叶、金银，对犯有罪过的军人，往往罚以本国出产丰富的马，而且
只对拥有大量马匹的军官才罚马，至于仅有少量马或者根本没有马的军卒及其他成员，
则不罚马。表明西夏军律能从本国的国情、民情的实际出发，不强人之所难，因而具有
较大的合理性，而这点也正是宋朝军律所缺乏的①。
由于《贞观玉镜统》具有上述特点和优点，因此，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军事
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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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该书的名称，过去译作《贞观玉镜统》或《贞观玉镜鉴》，近来有的学者为它正名，
认为应当译作《贞观玉镜将》，其实，译作统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书名西夏文第
5个字可译为‘将’或‘统’；第二，统的含义有统理、统论、统制、统领、统军……等
等；第三，西夏文将军二字也可以译为“统军”。因此，将书名译为“贞观圣明的将兵
法”与译为“贞观圣明的统兵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③ 关于该书的性质，过去一些中外学者都认为是军事法典，但近来有的学者却认为它是
兵书，不能叫做军事法典。其实，称它为军事法典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何谓法典？
《辞海》云：“搜集同一性质之法规所成之制定法，谓之法典。”也就说，只要将同属
军事方面的一些成文规定汇集在一起，就可叫法典；第二，该书的内容既有军政方面的
规定，也有赏罚方面的规定，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后者，主要内容决定性质，因此，认为
它是一本军事法典，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
① 陈炳应译：《贞观玉镜将·序言》，载《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月版。
① 《宋史》卷169，《职官志》。
① 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① 《西夏书事》卷12载元昊对野利仁荣道：“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
②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4，《制度·罚条》。
① 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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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抗宋援金与疆域的扩大
一、抵御宋朝的侵扰
公元1100年（夏贞观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宋哲宗赵煦死，其弟端王赵佶（ji音吉
）继位，是谓宋徽宗。宋徽宗在位期间，政治上极端黑暗和腐朽。他以蔡京为宰相，同
时重用朱■、童贯、李邦彦、梁师成、王黼等，让他们共同辅佐朝政，作威作福，时人
号称“六贼”。他们倡导“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之说。对内大兴
土木，广建宫室。在苏杭设“应奉局”，搜集奇花异石，大搞“花石纲”之扰。又置“
城西括田所”，肆无忌惮地掠夺老百姓的土地。对外，则好大喜功，加紧对西夏的侵扰
。
公元1104年（夏贞观四年，宋崇宁三年）五月，陕西转运副使、知延安府陶节夫派兵攻
占夏石堡砦并筑城以戍守。“石堡以天涧为隍，可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
”。乾顺得知石堡已为宋朝所夺，惊谔道：“汉家取我金窟埚”①！迅速派骑兵争夺，
被陶节夫战败，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六月，知河中府钟传派遣折可适率领锐骑出萧
关，进抵灵州川（今宁夏灵武县南山水河）。由于夏兵仓猝无备，战败，俘获蕃民甚多
。十月，乾顺向宋请和，希望节夫转达宋廷，遭拒绝。又杀近边西夏牧民，乾顺大怒。
会集四监司的军队，突入宋泾原路，包围平夏城，杀钤辖杨忠，又攻入镇戎军，“杀掳
数万口”②。
公元1105年（夏贞观五年，宋崇宁四年）正月，乾顺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向宋朝贡，并
请宋撤回入侵西夏的军队，宋徽宗不许。二月，宋派兵攻打银州。夏监军驸马兀移率兵
赴援，至蒿平岭（今陕西米脂县境），遇宋将韩世忠与战，世忠“跃马斩之，敌众大溃
”③，银州城被宋军占领。
五月，经制环庆、泾原、河东边事的宋将陶节夫，鉴于宋“既得石堡，又城银州，西夏
洪、宥皆在吾顾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巢穴浅露，直可以计取”④，于是向
徽宗上疏，陈述进一步夺取兴、灵之策，徽宗和宰相蔡京均表赞同。命于西部边境储粮
备战，准备大举伐夏。乾顺闻之，急忙调兵遣将。首先，主动发兵攻宋顺宁砦，被鄜延
路第二副将刘延庆击败；接着，攻打湟州以北的蕃市城，又被辛叔宪等所击退。十二月
，乾顺再一次派李造复、田若水至辽求援，辽派枢密副使入宋，请宋罢兵，并归还所侵
夏国的领土。宋朝不许。公元1106年（夏贞观六年，宋崇宁五年）二月，辽派知北院枢
密使萧得里底、南院枢密使牛温舒出使宋朝，再一次替西夏请求归还失地，几经交涉，
宋同意归还崇宁以来所侵西夏地。六月，宋夏议和罢兵。宋废银州为银川城，罢五路经
制使，乾顺遣使分别至辽、宋表示谢意。
但历代统治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从来是根据需要，两手交替使用，往往“以和议佐
攻战”①，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腐朽统治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由于徽宗、蔡京等开
疆扩土，好大喜功，对西夏用兵的既定方针未变，因此，宋朝同意议和，是以退为进，
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对夏战争做好准备。果然，7年之后，徽宗以童贯总统永兴、鄜延、
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最后全部夺取夏横山地区的战
争。重要战役如下：
古骨龙之战：公元1115年（夏雍宁二年，宋政和五年）正月，童贯命熙河经略使“西州
名将”②刘法将步兵和骑兵 15万出湟州，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5万出会州（今茂汶羌
族自治县境），童贯率中军主力驻扎在兰州，为两路声援。刘仲武率兵至清水河（今甘
肃永登县境）筑城留兵戍守，自己撤回秦凤驻地。刘法率兵抵达古骨龙（今青海乐都县
北），与夏右厢军展开激战，夏军大败，“斩首三千级”③。战后，刘法在此修筑震武
城，派兵戍守。
臧底河之战：公元1115年九月，王厚、刘仲武再一次会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
宋军，进攻臧底河（今陕西定边县西北）惨败，“死者十四五，秦凤路三将全军皆殁”
①。王厚害怕宋廷追究战败之责，贿赂童贯不向徽宗奏报。同年冬天，乾顺派兵大掠萧
关而去。公元1116年（夏雍宁三年，宋政和六年）二月，都统制种师道率领陕西、河东
等七路10万大军，再一次进攻臧底河城，原拟十日攻克，围攻至第八日，因夏兵守备十
分坚固，未能攻破，宋军开始懈怠，种师道下令，凡是攻战不卖力气，无论军官和士兵
立即处斩，“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立斩之，死于军门”②。于是宋军皆奋力攻城。安
边巡检杨震率领壮士带头首先登上城墙，接着，宋兵跟着攀垣而上，夏兵惊慌溃逃，城
被攻克。
仁多泉之战：公元1116年二月，童贯命大将刘法、刘仲武会合熙、秦军队约10万人马，
进攻夏仁多泉城（今青海门源县东南），围攻三日，未能攻下。守城夏兵坚守待援，终
因援兵未至而请降。“法受其降而屠之，获首三千级”。
靖夏城之战：公元1116年十一月，乾顺为了报复仁多泉战之仇，发兵大举进攻宋将种师
道所修筑的靖夏城（今宁夏同心县南）。当时天气晴朗，好久没有下雪，夏兵先以数万
骑绕城而走，使尘土飞扬，士兵对面看不见，然后暗中由城壕挖地道而入，“城遂陷，
复屠之而去”③。
震武城之战：公元1118年（夏雍宁五年，宋重和元年）二月，乾顺乘宋熙河、环庆、泾
原等地发生地震，人心慌乱之机，派兵从善治堡入围震武军。震武即童贯所筑的古骨龙
城。该城知军孟明出兵应战，身受重伤，正在危急之时，熙河帅刘法率兵增援，夏兵被
迫解围而去。
统安城之战：公元1118年六月，乾顺见宋朝推行李宪的进筑之策，不断修筑堡寨，蚕食
西夏领土，也仿效宋朝于癿六岭（今甘肃冷龙岭）宋夏交界处，筑割牛城（今甘肃永登
县西）屯重兵防守，作为夏国东南防卫的屏障。童贯命廓州防御使何灌由肤公城（今青
海西宁市西南）乘夜出兵偷袭，城破，改名统安。
公元1119年（夏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三月，童贯命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兵攻取西夏兴
州、灵州等地。刘法鉴于深入夏国心脏地区的时机尚未到来，不愿冒险进兵，童贯强迫
道：“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①？刘法不得已，只
好率兵二万至统安城，与乾顺弟晋王察哥所帅步、骑兵发生遭遇战。察哥将他的军队列
为三阵，以阻挡刘法的前军，同时，另派一支精锐骑兵登山绕到刘法军后面进行夹击。
双方激战7小时，前军杨惟忠、后军焦安节、左军朱定国等皆战败。士兵饥寒交迫，战马
多渴死。刘法利用夜色朦胧逃走，大约走了70里，至盍朱峗，被夏兵发现，随后尾追，
坠崖折足被杀。宋损失人马 10万，“贯隐其败，以捷闻”②。察哥见刘法首级，对其
部下说：
“刘将军前败我于古骨龙、仁多泉，吾常避其锋，谓天生神将，岂料今为一小卒枭首哉
！其失在恃胜轻出，不可不戒。”①
“恃胜轻出”，一语道破了这次战争夏胜宋败的原因，察哥乘胜围震武城，童贯命刘仲
武、何灌率兵救援。当宋援军未到、震武城危在旦夕之时，察哥本来可以一举攻下该城
，但他却对部将道：“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②。并主动撤兵解围而去。
四月，童贯命种师道、刘仲武、刘延庆率领鄜延、环庆的军队出萧关（今宁夏同心县城
南），“取永和寨（今宁夏同心县城南），割沓城（今宁夏同心县北），鸣沙会，大败
夏人而还”③。至此，夏国境内的横山地区全部被宋所夺取。
六月，乾顺在宋夏连年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双方都感到十分困敝的情况下，主
动向宋请和，徽宗表示赞同，下令六路罢兵。
二、援辽抗金
11世纪中叶，当北宋王安石进行变法时，世居于我国长白山、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的女
真族，勃然兴起。到12世纪初期，生女真完颜部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为了反抗辽对
女真各部落的剥削和压迫，摆脱辽的统治，于公元1114年（辽天庆四年，夏雍宁元年，
宋政和四年）九月，树起了反辽旗帜，发动了一系列的抗辽战争，并接连获得胜利。公
元1115年（辽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至此，出现了宋
、辽、西夏、金四国割据鼎立形势。在辽金对抗的情况下，宋朝政府为了收复燕云十六
州，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方针，西夏由于与辽早已结为姻亲，自然要采取援辽抗金的
政策。
公元1122年（金天辅六年，辽大保二年，夏元德四年）三月，金将斜也、斡离不等攻辽
西京（今山西大同），乾顺派5000兵马增援，刚出夏境，听说金将宗雄（原名谋良虎）
已攻破西京，遂还师。五月，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因对金战争失利，走保阴山，乾顺命大
将李良辅率兵3万前往救援，至天德军境，金都统娄室先命突撚补攧率骑兵200迎战，被
李良辅击败。接着，命阿土罕再一次率领同样数量的骑兵迎战，因中埋伏又败。阿土罕
仅以身免。娄室见两次小战失利，于是亲自率兵与李良辅战。娄室军出陵野岭，登高瞭
望，见“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①，于是娄室抓住战机，急忙派人通知斡鲁率
军前来增援。同时，将他的军队分为二队轮番出战，双方战于宜水（今内蒙呼和浩特市
东南）河畔。在娄室、斡鲁两军的夹击下，夏军战败。金兵乘胜追击，“追至野谷，杀
数千人；夏人渡涧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胜计”②。
公元1123年（夏元德五年，辽大保三年，金天辅七年）正月，乾顺派兵屯于可敦馆为辽
声援。金将宗翰遣娄室戍朔州（今山西朔县），“筑城于■德山西南二十里”③，用以
阻止西夏军队援辽。三月，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在金兵的沉重打击下，西逃至云内州（
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五月，乾顺知天祚帝驻跸之地离夏国很近，“遣使请临其国”
。天祚帝为了感谢乾顺，也廉价地给了他一个封号。六月，“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皇帝
”④。当乾顺准备迎接天祚帝到夏国避难之时，金国元帅宗望已“至阴山，以便宜与夏
国议和”①。他奉太祖阿骨打之命，派遣使者带上他的亲笔信向乾顺提出，如果天祚帝
到夏国，能够擒获送金，并能向金称臣纳贡，那么，金国就将辽的西北一带割让给夏。
乾顺见辽国大势已去，眼看就要灭亡，为了同金王朝建立新的宗主关系，也就同意了金
国提出的条件。
三、依附金朝，扩大疆域
公元1124年（夏元德六年，金天会二年）正月，乾顺派遣使者向金上誓表，并明确要求
实行割地诺言。其表云：
“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
室耶刮部吐禄泺之西，以赐之”②。
具体地说，即将天德军、云内州、金肃州、河清军（今内蒙古东胜县北）及武州（今山
西五寨县）等地割让给西夏。当金兵攻取辽武州后，却将它交给宋朝，从而引起了夏宋
之间的武力冲突。七月，乾顺出兵夺取武、朔等州。宋宣抚使谭镇命李嗣本率兵迎战，
双方各不相让。十月，乾顺遣使至金，“论宋所侵地”，金太宗的答复是：“已命西南
、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所谓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者宗翰也”③。也就是说已将
此公案交给宗翰去妥善处理。
公元1125年（夏元德七年，金天会三年）一月，天祚帝逃至应州（今山西应县）新城，
被金将完颜娄室所俘获，辽亡。金灭辽后，稍事休整，旋即以宋收纳辽降将张皼■为藉
口，发动了侵宋战争。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长驱南下，东路由斡离不（宗望）率
领，自平州（今河北卢龙）攻燕京（今北京）。西路由粘罕（宗翰）率领，自云中（今
山西大同）攻太原。两路虽然由于遭到太原军民的顽强抵抗，屯兵于坚城之下，但东路
因燕京守将郭药师的投降并充当向导，很快渡过黄河，直逼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汴
京危在旦夕。但腐朽的北宋王朝并未因此而加强防御，相反，却给西夏争城夺地，扩大
疆域以可乘之机。
公元1126年（夏元德八年，金天会四年）西夏按照割地的许诺，派兵攻取天德等州及河
东八馆地带。四月，夏出兵攻占宋震威城（今陕西榆林县境，距府州300里）杀宋知州朱
昭。同月，“袭取天德诸城”。九月，攻取兰州东北的宋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十
月，出兵攻宋麟州建宁砦，杀宋守将杨震。十一月，发兵攻宋怀德军（平夏城）。“怀
德，与西安、镇戎相犄角，应接萧关”①，因其在军事上比较重要，乾顺曾派兵3000攻
取，但被泾原第十将吴玠所败。这次鉴于西安州已被攻占，怀德孤立无援，故再发兵攻
取，知州事刘铨被杀。十月，乾顺进一步派兵围攻天都、兰州诸堡寨，掳杀人畜而还。
至此，宋朝推行李宪进筑之策在夏国边境进筑的城堡，又重新回到了西夏的手中。
但夏国按约所攻占的天德、云内等州，旋即被金国元帅兀术，以出猎为名所偷袭占领。
乾顺派兵至金质问，金朝理屈词穷，于公元1127年（夏正德元年，金天会五年）三月，
被迫将陕西北部地区割让给夏国，用以抵偿天德、云内。同时规定以河为界。金夏两国
在陕西划定的具体疆界是：
“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
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
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①。
概括地说，即东自黄河西岸，南以米脂、萧关、会州一线为界。
乾顺通过外交途径，获得陕西北部大片地区之后，接着，又用武力夺取宋朝城寨，不断
扩大其疆域。
公元1128年（夏正德二年，金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九月，乾顺派兵攻占定边军（今
陕西吴旗县西），“悉取其诸堡砦”②。
公元1129年（夏正德三年，宋建炎三年）七月，乾顺发兵攻取德靖砦（今陕西榆县南）
守将耿友谅，“仅以身免”③。
公元1136年（夏大德二年，宋绍兴六年）七月，又取西宁州（青海西宁市）“守将弃城
遁”④。
公元1137年（夏大德三年，宋绍兴七年）九月，乾顺派遣使者“以厚币如金，表乞河外
诸州”。金将乐州（青海乐都县）、积五州（青海贵德县境）、廓州（青海化隆回族自
治县西南黄河北岸）割给夏国。
公元1139年（夏大德五年，宋绍兴九年）三月，乾顺得知府州知州折可求被金将撒离喝
用毒酒害死，府州无主之机，“遣兵乘间取其城”⑤。乾顺经过不断扩展领土，至此已
将西夏疆域扩大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
四、对乾顺的评价
乾顺亲政后，依靠辽朝外援，结束梁氏母党专政的局面；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根据夏
国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及时转变立国方针，内兴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封建统治的
措施；外抗强敌，抵御宋朝侵扰；利用辽金和宋金之间的矛盾斗争，从中渔利，扩展领
土，“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①。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加
强西夏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总之，乾顺在西夏历史上是一个有为之君，是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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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②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③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④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①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五》。
②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同上。
② 《宋史》卷335，《种师道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②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同上。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
① 《金史》卷72，《娄室传》。
② 《金史》卷71，《斡鲁传》。
③ 《金史》卷72《娄室传》。
④ 《辽史》卷29，《天祚皇帝本纪》。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同上。
③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 《西夏书事》卷34。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西夏书事》卷34。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西夏书事》卷35。
① 同上。
一、抵御宋朝的侵扰
公元1100年（夏贞观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宋哲宗赵煦死，其弟端王赵佶（ji音吉
）继位，是谓宋徽宗。宋徽宗在位期间，政治上极端黑暗和腐朽。他以蔡京为宰相，同
时重用朱■、童贯、李邦彦、梁师成、王黼等，让他们共同辅佐朝政，作威作福，时人
号称“六贼”。他们倡导“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之说。对内大兴
土木，广建宫室。在苏杭设“应奉局”，搜集奇花异石，大搞“花石纲”之扰。又置“
城西括田所”，肆无忌惮地掠夺老百姓的土地。对外，则好大喜功，加紧对西夏的侵扰
。
公元1104年（夏贞观四年，宋崇宁三年）五月，陕西转运副使、知延安府陶节夫派兵攻
占夏石堡砦并筑城以戍守。“石堡以天涧为隍，可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
”。乾顺得知石堡已为宋朝所夺，惊谔道：“汉家取我金窟埚”①！迅速派骑兵争夺，
被陶节夫战败，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六月，知河中府钟传派遣折可适率领锐骑出萧
关，进抵灵州川（今宁夏灵武县南山水河）。由于夏兵仓猝无备，战败，俘获蕃民甚多
。十月，乾顺向宋请和，希望节夫转达宋廷，遭拒绝。又杀近边西夏牧民，乾顺大怒。
会集四监司的军队，突入宋泾原路，包围平夏城，杀钤辖杨忠，又攻入镇戎军，“杀掳
数万口”②。
公元1105年（夏贞观五年，宋崇宁四年）正月，乾顺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向宋朝贡，并
请宋撤回入侵西夏的军队，宋徽宗不许。二月，宋派兵攻打银州。夏监军驸马兀移率兵
赴援，至蒿平岭（今陕西米脂县境），遇宋将韩世忠与战，世忠“跃马斩之，敌众大溃
”③，银州城被宋军占领。
五月，经制环庆、泾原、河东边事的宋将陶节夫，鉴于宋“既得石堡，又城银州，西夏
洪、宥皆在吾顾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巢穴浅露，直可以计取”④，于是向
徽宗上疏，陈述进一步夺取兴、灵之策，徽宗和宰相蔡京均表赞同。命于西部边境储粮
备战，准备大举伐夏。乾顺闻之，急忙调兵遣将。首先，主动发兵攻宋顺宁砦，被鄜延
路第二副将刘延庆击败；接着，攻打湟州以北的蕃市城，又被辛叔宪等所击退。十二月
，乾顺再一次派李造复、田若水至辽求援，辽派枢密副使入宋，请宋罢兵，并归还所侵
夏国的领土。宋朝不许。公元1106年（夏贞观六年，宋崇宁五年）二月，辽派知北院枢
密使萧得里底、南院枢密使牛温舒出使宋朝，再一次替西夏请求归还失地，几经交涉，
宋同意归还崇宁以来所侵西夏地。六月，宋夏议和罢兵。宋废银州为银川城，罢五路经
制使，乾顺遣使分别至辽、宋表示谢意。
但历代统治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从来是根据需要，两手交替使用，往往“以和议佐
攻战”①，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腐朽统治集团，当然也不会例外。由于徽宗、蔡京等开
疆扩土，好大喜功，对西夏用兵的既定方针未变，因此，宋朝同意议和，是以退为进，
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对夏战争做好准备。果然，7年之后，徽宗以童贯总统永兴、鄜延、
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最后全部夺取夏横山地区的战
争。重要战役如下：
古骨龙之战：公元1115年（夏雍宁二年，宋政和五年）正月，童贯命熙河经略使“西州
名将”②刘法将步兵和骑兵 15万出湟州，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5万出会州（今茂汶羌
族自治县境），童贯率中军主力驻扎在兰州，为两路声援。刘仲武率兵至清水河（今甘
肃永登县境）筑城留兵戍守，自己撤回秦凤驻地。刘法率兵抵达古骨龙（今青海乐都县
北），与夏右厢军展开激战，夏军大败，“斩首三千级”③。战后，刘法在此修筑震武
城，派兵戍守。
臧底河之战：公元1115年九月，王厚、刘仲武再一次会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
宋军，进攻臧底河（今陕西定边县西北）惨败，“死者十四五，秦凤路三将全军皆殁”
①。王厚害怕宋廷追究战败之责，贿赂童贯不向徽宗奏报。同年冬天，乾顺派兵大掠萧
关而去。公元1116年（夏雍宁三年，宋政和六年）二月，都统制种师道率领陕西、河东
等七路10万大军，再一次进攻臧底河城，原拟十日攻克，围攻至第八日，因夏兵守备十
分坚固，未能攻破，宋军开始懈怠，种师道下令，凡是攻战不卖力气，无论军官和士兵
立即处斩，“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立斩之，死于军门”②。于是宋军皆奋力攻城。安
边巡检杨震率领壮士带头首先登上城墙，接着，宋兵跟着攀垣而上，夏兵惊慌溃逃，城
被攻克。
仁多泉之战：公元1116年二月，童贯命大将刘法、刘仲武会合熙、秦军队约10万人马，
进攻夏仁多泉城（今青海门源县东南），围攻三日，未能攻下。守城夏兵坚守待援，终
因援兵未至而请降。“法受其降而屠之，获首三千级”。
靖夏城之战：公元1116年十一月，乾顺为了报复仁多泉战之仇，发兵大举进攻宋将种师
道所修筑的靖夏城（今宁夏同心县南）。当时天气晴朗，好久没有下雪，夏兵先以数万
骑绕城而走，使尘土飞扬，士兵对面看不见，然后暗中由城壕挖地道而入，“城遂陷，
复屠之而去”③。
震武城之战：公元1118年（夏雍宁五年，宋重和元年）二月，乾顺乘宋熙河、环庆、泾
原等地发生地震，人心慌乱之机，派兵从善治堡入围震武军。震武即童贯所筑的古骨龙
城。该城知军孟明出兵应战，身受重伤，正在危急之时，熙河帅刘法率兵增援，夏兵被
迫解围而去。
统安城之战：公元1118年六月，乾顺见宋朝推行李宪的进筑之策，不断修筑堡寨，蚕食
西夏领土，也仿效宋朝于癿六岭（今甘肃冷龙岭）宋夏交界处，筑割牛城（今甘肃永登
县西）屯重兵防守，作为夏国东南防卫的屏障。童贯命廓州防御使何灌由肤公城（今青
海西宁市西南）乘夜出兵偷袭，城破，改名统安。
公元1119年（夏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三月，童贯命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兵攻取西夏兴
州、灵州等地。刘法鉴于深入夏国心脏地区的时机尚未到来，不愿冒险进兵，童贯强迫
道：“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①？刘法不得已，只
好率兵二万至统安城，与乾顺弟晋王察哥所帅步、骑兵发生遭遇战。察哥将他的军队列
为三阵，以阻挡刘法的前军，同时，另派一支精锐骑兵登山绕到刘法军后面进行夹击。
双方激战7小时，前军杨惟忠、后军焦安节、左军朱定国等皆战败。士兵饥寒交迫，战马
多渴死。刘法利用夜色朦胧逃走，大约走了70里，至盍朱峗，被夏兵发现，随后尾追，
坠崖折足被杀。宋损失人马 10万，“贯隐其败，以捷闻”②。察哥见刘法首级，对其
部下说：
“刘将军前败我于古骨龙、仁多泉，吾常避其锋，谓天生神将，岂料今为一小卒枭首哉
！其失在恃胜轻出，不可不戒。”①
“恃胜轻出”，一语道破了这次战争夏胜宋败的原因，察哥乘胜围震武城，童贯命刘仲
武、何灌率兵救援。当宋援军未到、震武城危在旦夕之时，察哥本来可以一举攻下该城
，但他却对部将道：“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②。并主动撤兵解围而去。
四月，童贯命种师道、刘仲武、刘延庆率领鄜延、环庆的军队出萧关（今宁夏同心县城
南），“取永和寨（今宁夏同心县城南），割沓城（今宁夏同心县北），鸣沙会，大败
夏人而还”③。至此，夏国境内的横山地区全部被宋所夺取。
六月，乾顺在宋夏连年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双方都感到十分困敝的情况下，主
动向宋请和，徽宗表示赞同，下令六路罢兵。
二、援辽抗金
11世纪中叶，当北宋王安石进行变法时，世居于我国长白山、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的女
真族，勃然兴起。到12世纪初期，生女真完颜部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为了反抗辽对
女真各部落的剥削和压迫，摆脱辽的统治，于公元1114年（辽天庆四年，夏雍宁元年，
宋政和四年）九月，树起了反辽旗帜，发动了一系列的抗辽战争，并接连获得胜利。公
元1115年（辽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至此，出现了宋
、辽、西夏、金四国割据鼎立形势。在辽金对抗的情况下，宋朝政府为了收复燕云十六
州，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方针，西夏由于与辽早已结为姻亲，自然要采取援辽抗金的
政策。
公元1122年（金天辅六年，辽大保二年，夏元德四年）三月，金将斜也、斡离不等攻辽
西京（今山西大同），乾顺派5000兵马增援，刚出夏境，听说金将宗雄（原名谋良虎）
已攻破西京，遂还师。五月，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因对金战争失利，走保阴山，乾顺命大
将李良辅率兵3万前往救援，至天德军境，金都统娄室先命突撚补攧率骑兵200迎战，被
李良辅击败。接着，命阿土罕再一次率领同样数量的骑兵迎战，因中埋伏又败。阿土罕
仅以身免。娄室见两次小战失利，于是亲自率兵与李良辅战。娄室军出陵野岭，登高瞭
望，见“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①，于是娄室抓住战机，急忙派人通知斡鲁率
军前来增援。同时，将他的军队分为二队轮番出战，双方战于宜水（今内蒙呼和浩特市
东南）河畔。在娄室、斡鲁两军的夹击下，夏军战败。金兵乘胜追击，“追至野谷，杀
数千人；夏人渡涧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胜计”②。
公元1123年（夏元德五年，辽大保三年，金天辅七年）正月，乾顺派兵屯于可敦馆为辽
声援。金将宗翰遣娄室戍朔州（今山西朔县），“筑城于■德山西南二十里”③，用以
阻止西夏军队援辽。三月，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在金兵的沉重打击下，西逃至云内州（
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五月，乾顺知天祚帝驻跸之地离夏国很近，“遣使请临其国”
。天祚帝为了感谢乾顺，也廉价地给了他一个封号。六月，“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皇帝
”④。当乾顺准备迎接天祚帝到夏国避难之时，金国元帅宗望已“至阴山，以便宜与夏
国议和”①。他奉太祖阿骨打之命，派遣使者带上他的亲笔信向乾顺提出，如果天祚帝
到夏国，能够擒获送金，并能向金称臣纳贡，那么，金国就将辽的西北一带割让给夏。
乾顺见辽国大势已去，眼看就要灭亡，为了同金王朝建立新的宗主关系，也就同意了金
国提出的条件。
三、依附金朝，扩大疆域
公元1124年（夏元德六年，金天会二年）正月，乾顺派遣使者向金上誓表，并明确要求
实行割地诺言。其表云：
“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
室耶刮部吐禄泺之西，以赐之”②。
具体地说，即将天德军、云内州、金肃州、河清军（今内蒙古东胜县北）及武州（今山
西五寨县）等地割让给西夏。当金兵攻取辽武州后，却将它交给宋朝，从而引起了夏宋
之间的武力冲突。七月，乾顺出兵夺取武、朔等州。宋宣抚使谭镇命李嗣本率兵迎战，
双方各不相让。十月，乾顺遣使至金，“论宋所侵地”，金太宗的答复是：“已命西南
、北两路都统府从宜定夺”。“所谓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者宗翰也”③。也就是说已将
此公案交给宗翰去妥善处理。
公元1125年（夏元德七年，金天会三年）一月，天祚帝逃至应州（今山西应县）新城，
被金将完颜娄室所俘获，辽亡。金灭辽后，稍事休整，旋即以宋收纳辽降将张皼■为藉
口，发动了侵宋战争。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长驱南下，东路由斡离不（宗望）率
领，自平州（今河北卢龙）攻燕京（今北京）。西路由粘罕（宗翰）率领，自云中（今
山西大同）攻太原。两路虽然由于遭到太原军民的顽强抵抗，屯兵于坚城之下，但东路
因燕京守将郭药师的投降并充当向导，很快渡过黄河，直逼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汴
京危在旦夕。但腐朽的北宋王朝并未因此而加强防御，相反，却给西夏争城夺地，扩大
疆域以可乘之机。
公元1126年（夏元德八年，金天会四年）西夏按照割地的许诺，派兵攻取天德等州及河
东八馆地带。四月，夏出兵攻占宋震威城（今陕西榆林县境，距府州300里）杀宋知州朱
昭。同月，“袭取天德诸城”。九月，攻取兰州东北的宋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十
月，出兵攻宋麟州建宁砦，杀宋守将杨震。十一月，发兵攻宋怀德军（平夏城）。“怀
德，与西安、镇戎相犄角，应接萧关”①，因其在军事上比较重要，乾顺曾派兵3000攻
取，但被泾原第十将吴玠所败。这次鉴于西安州已被攻占，怀德孤立无援，故再发兵攻
取，知州事刘铨被杀。十月，乾顺进一步派兵围攻天都、兰州诸堡寨，掳杀人畜而还。
至此，宋朝推行李宪进筑之策在夏国边境进筑的城堡，又重新回到了西夏的手中。
但夏国按约所攻占的天德、云内等州，旋即被金国元帅兀术，以出猎为名所偷袭占领。
乾顺派兵至金质问，金朝理屈词穷，于公元1127年（夏正德元年，金天会五年）三月，
被迫将陕西北部地区割让给夏国，用以抵偿天德、云内。同时规定以河为界。金夏两国
在陕西划定的具体疆界是：
“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
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
直距黄河，依见今流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①。
概括地说，即东自黄河西岸，南以米脂、萧关、会州一线为界。
乾顺通过外交途径，获得陕西北部大片地区之后，接着，又用武力夺取宋朝城寨，不断
扩大其疆域。
公元1128年（夏正德二年，金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九月，乾顺派兵攻占定边军（今
陕西吴旗县西），“悉取其诸堡砦”②。
公元1129年（夏正德三年，宋建炎三年）七月，乾顺发兵攻取德靖砦（今陕西榆县南）
守将耿友谅，“仅以身免”③。
公元1136年（夏大德二年，宋绍兴六年）七月，又取西宁州（青海西宁市）“守将弃城
遁”④。
公元1137年（夏大德三年，宋绍兴七年）九月，乾顺派遣使者“以厚币如金，表乞河外
诸州”。金将乐州（青海乐都县）、积五州（青海贵德县境）、廓州（青海化隆回族自
治县西南黄河北岸）割给夏国。
公元1139年（夏大德五年，宋绍兴九年）三月，乾顺得知府州知州折可求被金将撒离喝
用毒酒害死，府州无主之机，“遣兵乘间取其城”⑤。乾顺经过不断扩展领土，至此已
将西夏疆域扩大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
四、对乾顺的评价
乾顺亲政后，依靠辽朝外援，结束梁氏母党专政的局面；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根据夏
国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及时转变立国方针，内兴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封建统治的
措施；外抗强敌，抵御宋朝侵扰；利用辽金和宋金之间的矛盾斗争，从中渔利，扩展领
土，“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①。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加
强西夏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总之，乾顺在西夏历史上是一个有为之君，是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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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②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③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④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①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五》。
②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同上。
② 《宋史》卷335，《种师道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②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同上。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
① 《金史》卷72，《娄室传》。
② 《金史》卷71，《斡鲁传》。
③ 《金史》卷72《娄室传》。
④ 《辽史》卷29，《天祚皇帝本纪》。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同上。
③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 《西夏书事》卷34。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西夏书事》卷34。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西夏书事》卷35。
①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