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查个事情,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电信大楼事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27:24
有谁知道介绍下?
我不在乎站在哪个立场介绍,只希望能多了解点细节,一个朋友写小说要的....有谁知道介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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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tom.com/blog/read.ph ... 033&blogid=9292
為了正義和真實
⊙ 孫傳釗
奧威爾（George Orwell）著，許卉豔等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2）。
繼《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後，這幾年國內翻譯、出版了不少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著作，如《奧威爾書信集》、《奧威爾經典文集》等。昆德拉（Milan Kundera）與眾人的視角相反，曾經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表示不喜歡奧威爾的作品，他認為，奧威爾的小說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的方面，所以，「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頁207）。昆德拉的觀點源於奔達（Julien Benda），源於奔達那本警世的再印（版）了幾十次的《知識份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的理想：小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應該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追求人類普遍的價值。然而，我想，奔達在書中也承認了，現代社會使得追求超越地上意識的形而上學的專門的精神工作者（clericus，聖職者）失去了生存條件，但是，至少要保持的道德底線是必須追求正義和真實。所以，我還是喜歡奧威爾，至少他還是個理想主義者，追求正義與真實這兩點他都努力去做了。奧威爾最初也是想去探索奔達主張的那種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正義和真實，而促成他拋棄幻想中的社會主義的，卻是他身歷其境的西班牙內戰。
不久前，奧威爾一部重要作品《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中文版問世。筆者曾經讀到一位中國讀者寫的評論，他認為奧威爾未曾在極權主義制度的社會中生活過，卻能寫出《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這樣揭露、剖析極權主義的寓言小說，實屬難得。其實這一評價只能說「一知半解」，因為，奧威爾雖然沒有在極權主義體制下生活過，卻在西班牙內戰中經歷過極權主義的政治恐怖，那段短暫的經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也成為他對極權主義體制抱有極大關注的文學生涯的新起點。《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作為一部回憶錄，記敘了西班牙內戰時期及以後奧威爾的人生和思想軌跡，是研究奧威爾必讀不可的材料。對於在西班牙的經歷，不僅許多歐美的奧威爾研究者如是說，奧威爾自己也是這麼評價的：「這段時間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過渡期，它不同於以往的以及未來的任何經歷，我所得到的也是其他途徑學不到的」（頁81）。
奧威爾去西班牙時已經三十出頭了，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政治上依然十分單純。因此，當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一位記者告訴他，這場戰爭像其他戰爭一樣是個騙局，他並沒太在意。他「來西班牙本是想寫些新聞報導」，更主要的是「法西斯總得有人去阻止它！」他到西班牙後很快就加入了屬於「統一工黨」（P.O.U.M）的民兵團，這是因為他「一到巴塞羅那就見到了《獨立工黨報》」的偶然緣故。初到西班牙的他「不僅對政治局勢不感興趣而且對此毫無覺察」。有人問他為甚麼加入民兵團，回答是：「與法西斯作鬥爭。」倘若人家再追問他為甚麼而戰，他會回答：「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當他發現除了他加入的民兵團之外還有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黨和工會時，他只是簡單地感到一種由字母縮寫命名的黨團組織多得氾濫成災，卻無意搞懂它們之間的區別。他迷惑不解地問：「我們難道不全是社會主義者嗎？」或者用「為了生存而鬥爭的人們就應該有各自不同的政黨」（頁36），或者用「黨內鬥爭令人討厭甚至令人憎惡，但對我來說卻像是家庭內部矛盾」來作自我辯解。幾個月後，當他「在巴塞羅那暴亂中躲閃共產黨的機槍時」，「最終被後面攻上來的人民警衛隊追捕而逃離西班牙時」，才發現「（他）加入的民兵團是統一工黨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同盟（P.S.U.C）的。這兩套字母的區別真大啊！」（頁37）
1936年底與新婚妻子抵達工人階級掌權的巴塞羅那時，從英國來的奧威爾感到震驚：每幢建築物都被工人階級佔領了，掛滿了政黨或團體的旗幟；幾乎每座教堂都被毀掉；每家商店和餐館都掛出了牌子表示已經集體化，甚至擦皮鞋為生的人也被集體化了；侍者和售貨員的禮貌言辭都消失了，沒有人說「長官」或「先生」或者甚至「您」等等（頁2）。這樣的「革命」景象，在整整三十年後的中國上海的馬路上非常相似地重演了一遍──就筆者少年時代的經歷所見──這恐怕是奧威爾絕對沒有想到過的。但是，對於還是理想主義者的他，「所有這一切無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感動」，並且，他「很快地意識到這是一種值得為之奮鬥的事業」。即使後來民兵團的生活困苦、危險，但是，那種烏托邦主義對奧威爾也有極大吸引力。劫後餘生的他在書中幾處流露了這種情感，他寫道：「在阿拉貢，你就是數以萬計的人中的一員，儘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工人，他們有著相同的生活水準，相互之間平等。從理論上講，這是一種完美的平等相處。人們覺得這是社會主義的前奏，我指的是縈繞在人們大腦中的社會主義的印象。許多文明生活中的正常動機──勢力、拜金、敬畏權力，等等──已經不復存在」。雖然，這些深深地吸引著他，但他也意識到了「它只是全球巨大遊戲中短暫的一幕」（頁82）。
從今天的西班牙內戰史研究成果來看，奧威爾加入民兵團的那天，莫斯科已經決定了數月後統一工黨及其所屬的民兵和工會的命運。斯大林在西班牙的角逐對象不僅有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背後的德國和意大利，還有和他同樣在西班牙爭取利益的英國，所以，斯大林通過提供武器、組織國際縱隊等手段增強蘇聯對馬德里政府的影響和控制，使得情報、安全、警察系統脫離內務部管轄，並直接聽命於莫斯科派來的伯格烏的代表。1936年9月22日斯大林給拉爾戈．卡瓦列羅（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總理的信中就要求西班牙政府通過減稅解決農民問題，結束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工會組織控制局勢的現狀──「過剩」的「工人階級革命」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絆腳石。如何踢開這些絆腳石（包括當時的拉爾戈．卡瓦列羅總理）只是一個時間問題。1937年5月政府製造了巴塞羅那電信大樓事件，6月15日嫁禍於統一工黨，稱事件係該黨的托派、法西斯間諜所為，由此宣布取締統一工黨，開始大肆搜捕該黨黨員和民兵。這種清洗是同年蘇聯國內大清洗的延伸。奧威爾許多與他一同出生入死的反法西斯戰友被捕入獄，有的被槍斃了，有的乾脆失蹤了。這對他來說確實是刻骨銘心的噩夢。
羅素（Bertrand Russell）稱：「作為『時代的良心』，奧威爾當之無愧」。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字裡行間可以讀到奧威爾個人的良知。在統一工黨被宣布為非法政黨、法西斯份子後，「統一工黨的民兵所能夠做到的不是躲起來就是坐牢」。被子彈打穿喉嚨、胳膊又負傷的奧威爾為了逃避警察的追蹤，五天裡只睡在大街上、廢棄的教堂和防空洞裡。然而，半年後他回憶當時情景時，好幾次用懺悔的口氣寫道：大多數民兵都加入了統一工黨，「我自己從未加入任何政黨──因為這一點，當後來統一工黨被鎮壓時，我感到很過意不去」（頁55），「而遇事我只想逃避──也許有點不太高尚」，「我主要是出自一種自私的動機。我急切地盼望離開這裡；遠離這個可怕的充滿政治懷疑和憎恨氣氛的地方」（頁153）。其實，且不說奧威爾僥倖逃回英國不久即馬上著手寫這本書，為那些邊在阿拉貢前線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獻出熱血、自由乃至生命，邊在後方被法西斯份子殘酷鎮壓的民兵們伸張正義，講述歷史真相；在離開西班牙前夕，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前往軍隊指揮部，為營救他所屬民兵團的團長、那位無辜的比利時反法西斯志願者柯普（Georges Kopp）少校作最後努力。那時連統一工黨黨員也不是的奧威爾，甚至可能只因其因病退伍民兵的身份而隨時被抓進監獄。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也可看到，經歷了不尋常的遭遇後，奧威爾開始關心政治體制問題，由此預示了他將與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最終決裂。比如，他憑直覺感到：以西班牙的傳統和國民性很難建立一個高效率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只可能建立專制的獨裁政權。又如，儘管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他執筆寫這部回憶錄時，已經看到了德意志法西斯有更加直接的威脅，並把斯大林體制與日益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作了權衡比較：「如果我們能把佛朗哥和他的國外僱傭兵趕進海裡，即使西班牙政府自己出現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可能使世界局勢大大改觀，單就這個目的而言這場戰爭就值得一贏」（頁140）。再如，當時各國的斯大林主義者都通過媒體捏造事實，中傷政治敵人已經不是新鮮事，譬如把非莫斯科系統的、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的社會主義者稱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但是，追隨莫斯科的英國共產黨就只能用非常含糊的用詞製造謊言。奧威爾指出，這是民主體制遏止謊言的結果，「英國共產黨的新聞媒體領教過誹謗法的厲害，並從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訓。在一個事實可能得到確認的國家卻沒有這樣做，足以證明這些事實是謊言」（頁137）。
最後一提，可能出版社匆忙要推出新書，未經細校，該中譯本雖文字流暢，有兩處意似有誤，但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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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3年4月號總第七十六期 © 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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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正義和真實
⊙ 孫傳釗
奧威爾（George Orwell）著，許卉豔等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2）。
繼《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後，這幾年國內翻譯、出版了不少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著作，如《奧威爾書信集》、《奧威爾經典文集》等。昆德拉（Milan Kundera）與眾人的視角相反，曾經在《被背叛的遺囑》中表示不喜歡奧威爾的作品，他認為，奧威爾的小說把一個現實無情地縮減為它的純政治的方面，所以，「且不說它的意圖，本身也是專制精神，宣傳精神之一種」（頁207）。昆德拉的觀點源於奔達（Julien Benda），源於奔達那本警世的再印（版）了幾十次的《知識份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的理想：小說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應該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追求人類普遍的價值。然而，我想，奔達在書中也承認了，現代社會使得追求超越地上意識的形而上學的專門的精神工作者（clericus，聖職者）失去了生存條件，但是，至少要保持的道德底線是必須追求正義和真實。所以，我還是喜歡奧威爾，至少他還是個理想主義者，追求正義與真實這兩點他都努力去做了。奧威爾最初也是想去探索奔達主張的那種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正義和真實，而促成他拋棄幻想中的社會主義的，卻是他身歷其境的西班牙內戰。
不久前，奧威爾一部重要作品《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中文版問世。筆者曾經讀到一位中國讀者寫的評論，他認為奧威爾未曾在極權主義制度的社會中生活過，卻能寫出《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這樣揭露、剖析極權主義的寓言小說，實屬難得。其實這一評價只能說「一知半解」，因為，奧威爾雖然沒有在極權主義體制下生活過，卻在西班牙內戰中經歷過極權主義的政治恐怖，那段短暫的經歷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也成為他對極權主義體制抱有極大關注的文學生涯的新起點。《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作為一部回憶錄，記敘了西班牙內戰時期及以後奧威爾的人生和思想軌跡，是研究奧威爾必讀不可的材料。對於在西班牙的經歷，不僅許多歐美的奧威爾研究者如是說，奧威爾自己也是這麼評價的：「這段時間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過渡期，它不同於以往的以及未來的任何經歷，我所得到的也是其他途徑學不到的」（頁81）。
奧威爾去西班牙時已經三十出頭了，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政治上依然十分單純。因此，當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一位記者告訴他，這場戰爭像其他戰爭一樣是個騙局，他並沒太在意。他「來西班牙本是想寫些新聞報導」，更主要的是「法西斯總得有人去阻止它！」他到西班牙後很快就加入了屬於「統一工黨」（P.O.U.M）的民兵團，這是因為他「一到巴塞羅那就見到了《獨立工黨報》」的偶然緣故。初到西班牙的他「不僅對政治局勢不感興趣而且對此毫無覺察」。有人問他為甚麼加入民兵團，回答是：「與法西斯作鬥爭。」倘若人家再追問他為甚麼而戰，他會回答：「為了共同的利益」。所以，當他發現除了他加入的民兵團之外還有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政黨和工會時，他只是簡單地感到一種由字母縮寫命名的黨團組織多得氾濫成災，卻無意搞懂它們之間的區別。他迷惑不解地問：「我們難道不全是社會主義者嗎？」或者用「為了生存而鬥爭的人們就應該有各自不同的政黨」（頁36），或者用「黨內鬥爭令人討厭甚至令人憎惡，但對我來說卻像是家庭內部矛盾」來作自我辯解。幾個月後，當他「在巴塞羅那暴亂中躲閃共產黨的機槍時」，「最終被後面攻上來的人民警衛隊追捕而逃離西班牙時」，才發現「（他）加入的民兵團是統一工黨的而不是社會主義同盟（P.S.U.C）的。這兩套字母的區別真大啊！」（頁37）
1936年底與新婚妻子抵達工人階級掌權的巴塞羅那時，從英國來的奧威爾感到震驚：每幢建築物都被工人階級佔領了，掛滿了政黨或團體的旗幟；幾乎每座教堂都被毀掉；每家商店和餐館都掛出了牌子表示已經集體化，甚至擦皮鞋為生的人也被集體化了；侍者和售貨員的禮貌言辭都消失了，沒有人說「長官」或「先生」或者甚至「您」等等（頁2）。這樣的「革命」景象，在整整三十年後的中國上海的馬路上非常相似地重演了一遍──就筆者少年時代的經歷所見──這恐怕是奧威爾絕對沒有想到過的。但是，對於還是理想主義者的他，「所有這一切無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感動」，並且，他「很快地意識到這是一種值得為之奮鬥的事業」。即使後來民兵團的生活困苦、危險，但是，那種烏托邦主義對奧威爾也有極大吸引力。劫後餘生的他在書中幾處流露了這種情感，他寫道：「在阿拉貢，你就是數以萬計的人中的一員，儘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工人，他們有著相同的生活水準，相互之間平等。從理論上講，這是一種完美的平等相處。人們覺得這是社會主義的前奏，我指的是縈繞在人們大腦中的社會主義的印象。許多文明生活中的正常動機──勢力、拜金、敬畏權力，等等──已經不復存在」。雖然，這些深深地吸引著他，但他也意識到了「它只是全球巨大遊戲中短暫的一幕」（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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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Bertrand Russell）稱：「作為『時代的良心』，奧威爾當之無愧」。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字裡行間可以讀到奧威爾個人的良知。在統一工黨被宣布為非法政黨、法西斯份子後，「統一工黨的民兵所能夠做到的不是躲起來就是坐牢」。被子彈打穿喉嚨、胳膊又負傷的奧威爾為了逃避警察的追蹤，五天裡只睡在大街上、廢棄的教堂和防空洞裡。然而，半年後他回憶當時情景時，好幾次用懺悔的口氣寫道：大多數民兵都加入了統一工黨，「我自己從未加入任何政黨──因為這一點，當後來統一工黨被鎮壓時，我感到很過意不去」（頁55），「而遇事我只想逃避──也許有點不太高尚」，「我主要是出自一種自私的動機。我急切地盼望離開這裡；遠離這個可怕的充滿政治懷疑和憎恨氣氛的地方」（頁153）。其實，且不說奧威爾僥倖逃回英國不久即馬上著手寫這本書，為那些邊在阿拉貢前線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獻出熱血、自由乃至生命，邊在後方被法西斯份子殘酷鎮壓的民兵們伸張正義，講述歷史真相；在離開西班牙前夕，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前往軍隊指揮部，為營救他所屬民兵團的團長、那位無辜的比利時反法西斯志願者柯普（Georges Kopp）少校作最後努力。那時連統一工黨黨員也不是的奧威爾，甚至可能只因其因病退伍民兵的身份而隨時被抓進監獄。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也可看到，經歷了不尋常的遭遇後，奧威爾開始關心政治體制問題，由此預示了他將與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最終決裂。比如，他憑直覺感到：以西班牙的傳統和國民性很難建立一個高效率的極權主義政治體制，只可能建立專制的獨裁政權。又如，儘管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他執筆寫這部回憶錄時，已經看到了德意志法西斯有更加直接的威脅，並把斯大林體制與日益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作了權衡比較：「如果我們能把佛朗哥和他的國外僱傭兵趕進海裡，即使西班牙政府自己出現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可能使世界局勢大大改觀，單就這個目的而言這場戰爭就值得一贏」（頁140）。再如，當時各國的斯大林主義者都通過媒體捏造事實，中傷政治敵人已經不是新鮮事，譬如把非莫斯科系統的、與佛朗哥叛軍作戰的社會主義者稱為托洛茨基、法西斯份子、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但是，追隨莫斯科的英國共產黨就只能用非常含糊的用詞製造謊言。奧威爾指出，這是民主體制遏止謊言的結果，「英國共產黨的新聞媒體領教過誹謗法的厲害，並從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訓。在一個事實可能得到確認的國家卻沒有這樣做，足以證明這些事實是謊言」（頁137）。
最後一提，可能出版社匆忙要推出新書，未經細校，該中譯本雖文字流暢，有兩處意似有誤，但無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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