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晚明落晖

两位铁腕宰相的PK
　　
　　
　　　　
　　　　（上）
　　　　晚明从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帝上吊的崇祯十七年（1644），短短的七十一年里，明朝从余晖满天的回光返照，很快就走向了天崩地裂的灭亡。
　　　　张居正的新政，被认为是造就明朝回光返照之辉煌的主要原因。张能大权独揽，主导改革，首先是因为他在万历帝刚刚登基时，和另外一名铁腕宰相高拱的PK中胜出。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说他“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属于那种牛皮烘烘的人，做他的同僚或下属，基本上会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张居正的前辈，曾经他做国子监祭酒时（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四品），张居正在他手下做司业，隆庆帝还是裕王时，两人都是裕王府邸的讲官。应当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许”，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点高拱所不能及，高手过招，一点差别就会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落败就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
　　　　嘉靖帝驾崩后，当年在皇帝龙潜时做过讲官的高拱、张居正两人都得到了重用，顺理成章入阁，但高拱排名在前面，是内阁首辅。做了六年皇帝的隆庆帝，于三十六岁的盛年驾崩，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十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另外两个列入遗诏中顾命的一个是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还有一个是文渊阁大学士高仪，但性格仁厚而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他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前，两人已有矛盾，高拱报复了张居正的恩师、致仕在家的前首辅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关系亲密很是痛恨。
　　　　结交宫中太监，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皇帝担心内外大臣勾结，左右朝局。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将举步维艰，因为大太监掌握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时，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百般结交，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子登基，陪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太监一定会受到重用。而高拱正相反，他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应当说，高拱这样做，更符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不许太监干政，是真正的为大明朝考虑。但当时，大明已建国两百余年，太监干政成为惯例，明知的选择应当是尊重现实。
　　　　隆庆帝在位时，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皇帝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任，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可想而知冯保能不对高拱恨之入骨。
　　　　隆庆临死前，遗诏让冯保晋升为掌印太监，入顾命大臣行列。对这样的遗命，高拱心里很是不服气，认为大明二百年来，没有太监深受顾命的规矩。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正是先帝的既定方针，没人敢违背。
　　　　
　　　　
　　　　(下)
　　　　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臣第一大太监冯保三足鼎立。这就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对这样的局势，高拱也早默察在心，隆庆帝病重时，双方已经暗中来个回合，相互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曹仲平上疏弹劾高拱。给事中是监察六部九卿的，和监察十三行省、两都的御使合称“言官”，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可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言官基本上沦落成皇帝或者权臣的枪手，说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几口。曹给谏的上疏中列举高拱十大不忠。-----“不忠”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快死的隆庆帝不想自己见列祖列宗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很生气，要求处罚这个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和冯保当然要保护为自己打头阵的先锋，便做了手脚把曹给谏调到京外，异地做官。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到言官当枪手，难道我就找不到？因为他知道关键时刻皇上离不开自己，一方面上疏要求退休，反守为攻；另一方面授意御史张集上疏攻击张居正和冯保，举太监赵高杀李斯，引来秦朝亡国之祸，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典故。所指者谁，昭然若揭。
　　　　扣帽子、抓辫子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张居正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典故的破绽，说这厮如何把圣上比喻成秦二世？-----这一击简直无可抵抗，而冯保作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爷因为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一下，把上书的张集吓了个半死。
　　　　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去处罚被高拱指使的抢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保的言官，制造一种气氛，让人不给步张集的后尘。
　　　　这场风波过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摊牌的时候。高拱首先发起攻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同时，和自己推荐的高仪商量，决定用“两高”同盟来和“张冯”同盟对阵，可高仪看出这场斗争的极大风险，不敢趟这池超级浑水，对高拱说，先生说的不错，所说的都是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但祸福难以预料，我固然不赞成先生这样做，但也不敢阻止先生。
　　　　高拱决定先下手为强，孤身出击，草拟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通报给张居正。----同是辅臣，这是必须的程序，抑制宦官是个政治正确的命题，张居正没理由反对，还当面夸赞高拱此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马上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到了这个份上，已是你死我活了，冯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张居正说，咱们正好将计就计。
　　　　如何将计就计呢？高拱要求限制太监权力的上疏批回来了，上面写有“照旧制行”，高拱说，这样重要的批示为什么不让内阁拟稿？怎么让宦官草拟意见呢？送公文的太监说这是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说了句，哪有十岁的天子能裁决政事呢？
　　　　这句话出了大毛病了，冯保马上告诉皇帝。万历帝早慧，一听首辅大臣看不起自己，跑到两宫太后（嫡母和生母）那里哭诉，太后也觉得高拱太放肆了，是欺君。高拱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不久，宫中传出命令，说皇帝召内阁、六部、五府（即掌管军队的五都督府）进去听旨。将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听说后，高兴坏了，以为是要驱逐冯保，自己发起的攻势见效了，而张居正早就知道缘由，两人见面时他还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等大臣们跪下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因为他是首相，按理应由他带领群臣接旨。果然，圣旨说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他想干什么？太后、皇帝母子三人很惊惧。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
　　　　听完圣旨的高拱从开始的九霄之上，跌到冰海之底，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扶着他的胳膊，才让他站立起来。
　　　　两个宰相的PK，至此，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当着众臣，万历帝和两宫太后驱逐了首辅高拱。高拱当然知道自己被逐，是冯保和张居正在背后搞的鬼，对二人衔恨入骨。但得胜的张居正这一方，为显示自己的高风亮节，第二天，他联名对两人PK时作壁上观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上疏恳请皇上收回成命，让高拱继续留在内阁。奏折读起来十分感人，他说高拱身历三朝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他还说高拱那份要求限制宦官等五条建议，是自己和高拱联名上书的，事先又和自己商量过。如此由此皇上怪罪高拱，那么臣的罪过也无可逃脱。如果皇帝以为建议明确内阁、宦官之间的责权是大罪过，那么臣请求和高拱一起罢斥。
　　　　因为按明朝的祖宗规矩，上疏和皇帝的批示，就如红头文件一样，必须发给各级官僚看。不知内情的人看完这份奏折，当然以为张居正是何等光明磊落的男人。对于张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摆pose简直就是必修的武功。这种pose摆出来后，对失败的一方高拱来说，觉得更是一种侮辱。张居正这道挽留高拱的奏折，自然皇帝不会照准，而且批示，众卿不可党护高拱。《明史高拱传》对此只作寥寥数字的交代：“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真是春秋笔法。
　　　　张居正还对来向朝廷辞别的高拱说，我为先生申请了驰驿。所谓驰驿，就是沿途由兵部管理的驿站，免费提供食宿。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一项特权。到了后期，很多本来没资格享受这项特权的人，也想办法从兵部那里搞来驰驿的文书，大揩官家之油。如海瑞在当淳安县县令时，浙江巡抚胡宗宪的儿子，也享受老子的特权驰驿，而且因为一个驿站的工作人员招待不好，把人家绑起来殴打。海瑞知道后，将胡公子逮起来，交给上司胡宗宪，说有人冒充大人的公子招摇，被我抓了。大人严以律己，不可能有这样的混账儿子。因为开后门来享受特权的人越来越多，到了明朝晚年，驿站已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崇祯帝决定改革，裁减驿站和工作人员，许多掏钱谋来一个铁饭碗的驿卒突然下岗，后来倾覆了大明江山的李自成就是被解聘驿卒中的一员。
　　　　我估计面对张居正的惺惺作态，高拱恨不得朝他吐一脸唾沫。但毕竟是读书人，老先生忍住了，但用挖苦的话回敬，俺回家就回家，要驿驰干啥？先生如此关照老夫，不怕皇帝再责怪你“党护”我么？搞得张居正脸红一阵，白一阵。高拱装孙子的功夫还是不到家，事以至此，不如也假惺惺地表示感谢。
　　　　这世上少雪中送炭之人，多落井下石之徒。皇帝命令高拱马上回家，就不能一刻耽搁，那些锦衣卫前几天还对首辅毕恭毕敬，此刻三番五次催促、威逼、将他积攒的钱勒索得干净，而原来的仆人也大多携款逃逸，真正是树到猢狲散。高拱坐着骡车，带几名老仆，出宣武门，沿着大约今天的京珠高速公路的走向，往河南老家赶路。今天开汽车或坐火车，很快就到郑州了，可那时得风餐露宿好些天。脱毛的凤凰不如鸡，混杂在普通商旅中的高拱，很是狼狈。出京不远，刚到今天房山良乡时，一个差人手持公文赶上，说奉张居正的命令，来给高拱送驿驰的勘合。高拱还想硬到底，大骂张居正两面三刀装好人，不受这道文书。旁边的亲朋劝他别硬扛了，这把年纪了。而且这享受特权的待遇，是皇帝批准的。君有赐而不受，那就是大罪。
　　　　气愤归气愤，权衡利弊的高拱，最终还是接受了政敌的这番好意，一路接受公款招待，回到了老家
且将剩勇打死虎
　　
　　 　　
　　　　
　　　　在张居正、冯保的联手策划下，皇帝和太后驱逐了高拱，此时高拱已是62岁高龄，而万历是少年，深衔高阁老，如果不出大的意外，高拱没有在政坛上复出的可能，基本上是一个死老虎。
　　　　但对这个死老虎，冯保和张居正也不放过，尽管张居正表面上表现出大度和温情，向皇帝求情挽留高拱，申请回老家路上的公款接待。愤愤不平的高拱，远在河南老家，没想到自己没勾连到都城一件蹊跷的治安案件中，差点遭遇灭族的大祸。
　　　　万历元年的一个早晨，皇帝照例从后宫出乾清门，到外廷去上朝。一位穿着太监服装的陌生男子直奔过来，被警卫擒住，皇帝命令掌管东厂的大太监冯保去侦查此案。
　　　　首辅大臣张居正闻讯后，上疏皇帝，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混进宫内，肯定有极大的阴谋，背后一定有指使之人，务必追查出来。
　　　　由于东厂是皇帝的私人武装，直接听命于冯保，其侦缉、预审都在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因此特别便于屈打成招或诬陷他人。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此案牵连高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冯保亲自审问这位自称叫“王大臣”的嫌疑犯，私下里密语王大臣，告诉他，只要说是高阁老（拱）指使的来刺杀皇帝，将给你官做，并命令自己的仆人辛儒，陪着往大臣吃饭喝酒，帮他捏造一套说陷害高拱的口供。然后在这个人两腋下面，分别绑刀、剑一把。如此，才开始审讯。王大臣按照冯保的吩咐，说自己受高拱的指使，并供出高拱在京的家人李宝、高本等人是同谋，而且一搜查，嫌疑犯身上还藏有利刃。这样看来，能将此案办成弄死高拱全家的“铁案”了。
　　　　“审讯结果”一传出，朝野议论纷纷，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件案子背后有政治报复的影子。吏部尚书杨博（字维约，山西蒲州人）和左都御史葛守礼（字与立，山东德平人），相约找到张居正，为高拱辩解，杨博说，这件案子关系重大，如果就这样草率的定案，恐怕大臣将人人自危。张居正对二人说，难道二位先生怀疑我要周纳勾连高拱么？杨博回答得很巧妙，说，不敢这样怀疑，但只有先生您才有回天之力，洗刷高拱的冤情。而且更搞笑的是，急着撇清自己的张居正竟然很不谨慎，自摆乌龙。他拿出一份东厂的审讯笔录给杨、葛二人看，意思是此乃嫌疑犯的招供，与自己无关。可里面有四个字“历历有据”，葛守礼不愧是最高监察官员，一眼看出 这是张居正亲自删改的笔迹，张居正连忙解释，审讯的人不通法理，我替他们改了几字。
　　　　主管刑部监察的邢科给事中，都是些依法办事、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他们商量道，这样的案件审理和刑科相关，如果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案子就这样定了，我等以后还哪有脸见人！于是联合上了奏折，要求这件案子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联合审理。
　　　　张居正和冯保主意早定，硬要搞死高拱，不把此案交给刑部，但迫于舆论压力，命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再去会同冯保审理。朱希孝虽然是张居正的门客，但和高拱关系不错，他对王大臣用刑要他从实招来，王大臣大叫，你们许诺我的富贵，让我说高阁老指使，凭什么又要拷打我？而且朱接受杨博的建议，将王大臣原来的招供的高府同谋的家人，叫过来混杂在人群中，王大臣竟然辨认不出。事情到这一地步，冯保怕反过来牵连自己，匆匆将王大臣用毒药弄哑，让他说不出话来，然后再草草宣布处决。
　　　　冯保、张居正如此追打死老虎，固然阴毒，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万一高拱重新掌权，他们害怕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政治就是这样残酷。好在当时司法还不算很腐败，一大帮正人在朝，如果像后来魏忠贤那样，可以任意陷害东林党人，估计高拱难逃一劫。
　　
　　
　　（注：究竟谋害高拱是冯保一人的主意，还是冯保提议居正赞成，也聚讼不已。朱东润先生过于褒张，他认为张毫不知情，最后反而是高的救命恩人。---我不认同此说。我以为主意是冯保出的，张乐观其成，而且在案件过程中参与谋划，因为他和冯保是政治同盟，必须达成一致意见。）

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在内阁中驱逐了高拱，宫禁内有冯保的密切配合，两宫太后充分信任。皇帝的老师、首辅大臣张居正一人大权独揽，完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充分展示平生抱负。
　　　　当时的大明，已建国二百余年，矛盾百端，尤其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普通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如果要使社会稳定，必须从经济、财政方面进行较大的改革，达到富民强国之目的。我们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最有成效的两项措施是“清丈法”和“一条鞭法”。清丈是重新清量全国的田地，再确定应交的赋税，并查处许多隐匿的土地，如此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则是将原来缴纳实物的赋税和出劳动力的徭役，统一折合成银两，简化了收税方式，稳定了国库收入，也做到了尽量不扰民，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保障，再好的方案只能是画饼，很可能在实施中无疾而终。而当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暮气沉沉，推诿、扯皮、低效，必须彻底改革行政系统。张居正选择以考成法来督促各级各地官吏的勤政。
　　　　所谓考成法，类似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实施的绩效考核。传统的行政系统运转，主要靠公文的传递、落实来维系，但公文维系的行政系统，极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文牍作风，上面的文件发下去了，下面也就简单地再往下转发，至于公文所提的要求，办理得怎样，是否完成任务，就很难控制了。有些朝廷来的公文，一耽搁就是好几年，形同一纸空文。
　　　　万历元年，张居正针对这种弊端，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皇帝当然照准。这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另外造两册帐簿，上面记录事情的概要和规定的期限。一册送主管检察的六科，随时掌握办理的进程，一册送到内阁备查。六科的监察官员将执行情况随时记入帐簿，半年再复查一次，对拖延的追究责任，向上参奏。如果地方巡抚、巡按拖延，由六部中分管的衙门举报；而六部有拖延欺骗蒙蔽的，由负责监督的六科给事中举报揭发；如果六科的监察官员自己拖延欺蔽，就由内阁来监督、检举。官员工作的评定，就以此为基础。
　　　　考成之结果，直接和乌纱帽挂钩，可想其威力。官场上，悠悠万事，官帽最重。如此一环扣一环，责任和权力明确，明朝那生锈的管理系统，似乎一下子就上了注入了润滑油，机器加速运转起来。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条办法，会发现一个奥妙，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自我扩权。各部督促地方，六科的监察官督促六部，而内阁督促六科监察官。也就是说，内阁把自己摆在官僚体系中最后裁决者的位置上，成为整个文官系统中最后负责人，只向皇帝一个人负责。而明朝自主元璋因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后，百官理论上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内阁仅仅是皇帝私人的顾问班子，法理上没有明确的权力。如此一改革，天下百官要向内阁负责，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宰相。
钳制言路成揽权关键
　　
　　张居正用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权力，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反弹，特别是主管监察的给事中、御史的监督、考核，也由内阁负责，这一下就惹怒了一些监察官员。
　　明朝的监察制度完备而严密，监督中央六部九卿的给事中和监督地方的御史合称科道官，又叫言官，他们多是些七品的小官，但是能监督正二品的尚书，关键是科道官相对独立，比如兵部尚书够牛的吧？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给事中根本不用拍尚书的马匹，也不用奉承内阁辅臣，因为他不由兵部尚书管理。再加上有“风闻言事”的免责权，就如今天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议员如何说行政官员的过失，不一定要证据确凿，哪怕有失实之处也不能说议员是诽谤诬蔑。所以，小小的七品官，动不动就敢弹劾尚书、侍郎、内阁辅臣，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过失。
　　????考成法一实施，言官们的监督、评价由内阁来行使，这一下我们想一想，给事中和御史这类监察官还能独立、自由地弹劾内阁以及六部尚书么？那么大多数监察官员当然要想方设法取悦于内阁辅臣。此法一实行，相对独立的监察权受到了内阁的侵蚀。一位大臣在《群臣阿附成风稽祖制以安社稷疏》中，批评考成法实施后造成的监察官员独立性的丧失：“科道欲论一人，荐一士，则先送辅臣揭帖，名曰请教。”
　　????言官们认为张居正此举是钳制言路，是对二百年来成熟的监察体制一种破坏，于是针对张居正的第一波批评浪潮袭来，发动者主要是科道官。
　　????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是言官们弹劾大臣一贯的路数，此次对张居正也不例外。明朝迁都北京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鼎的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万历二年，南京的一个太监张进喝醉酒了，殴打给事中王颐。这本来是一件小小的治安案件，但在正满肚子不平的科道官看来，一个阉人敢殴打堂堂的监察官，说明言官的地位下降，太监气焰的嚣张，而大力钳制言路的张居正，正好和大太监冯保亲如兄弟。物伤其类，户科给事中（监察朝廷财政部门）赵参鲁（字宗傅，浙江鄞县人）等人，便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求严惩惹事的太监。北京、南京两都的言官纷纷跟进，好不热闹。张居正很恼火，在给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的最高监察官员）写信抱屈说，张进就是一个管膳食的太监，酒后放肆，送给内监执法者鞭笞，革掉他的馆管事权，也就行了。就算交付大家讨论如何处罚，也不能没完没了争个不停。到底为什么要议论纷纷？为什么要借一个太监酒醉而引起南北两都的台谏官员交相议论？
　　????当然张居正知道言官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必须用铁腕制止这股针对他的风潮，醉酒的太监被处理后，上疏弹劾的赵参鲁因没事找事连降数级，贬至广东高安县当一个典史，一个不入流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钳制言路在张居正柄政之初，确实起到了确立权威、令行禁止的作用，但这项措施后遗症很大，到了万历帝清算张居正时，“钳制言路”竟成为重要的罪状。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对赵参鲁的处罚并没有吓住言官们，明朝的士大夫中，很有一些骨鲠之人。赵参鲁在上疏中对张居正仅仅是影射，而紧接着三个言官，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字行之，徽州婺源人）、河南道御史傅应祯（字公善，江西安福人）、巡按辽东的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上疏批评新政，炮火一个比一个猛。尤其让张居正伤心的是，傅、刘二人是隆庆五年张居正当考官取中的进士，是不折不扣的门生。因此张居正很愤怒地说，二百年来无门声弹劾老师。
　　余懋学在奏折里提出五条建议：一是“存敦大”，要对下面宽厚一些，考成法使官场之风变得十分冷酷，国家元气大伤；二是“亲謇谔”，即要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三是“慎名器”，要赏罚分明；四是“戒份更”，不要轻易变更祖宗之法；五是“防谀佞”，内阁不要胡乱称赞司礼监太监。每一条都是针对张居正而来。
　　而刘台更干脆，指名道姓批评张居正，奏折的题目便是《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言辞十分激烈，说，“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盟。二百年来，既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三四年矣。”“阁臣例无印信，衔列翰林，翰林之职，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异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并进一步发挥，说巡按御史巡按各地，进行监察，不是特大的官员违法案件，一般不派出。因为挑选的人很精明强干，授予的权力较大，各地官员大多知道顾惜名义，不至于太狼狈不堪。即使是都察院对御史也是有统无属（用现在的话来说，最高监察部门对督察各地的御史是业务指导，并不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如此是为了不对御史控制太多。现在张居正用考成法控制了监察官员，权力集中于内阁，没有了独立性，负责监察的给事中、御史谁愿意冒着丢官甚至生命的危险，直言为政的过失呢？这番话和现代比较，依然有其价值。如果美国没有独立检察官制度，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点事，独立检察官能穷追不舍么？刘台的立论法宝是祖制，就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设宰相的制度，为了显示自己是大公无私，他还特意强调：“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私恩有不得而顾也。”
　　这当然也是政治上相当正确的手法。
　　刘台在上疏中所说巡按御史的权责，如果看过传统戏曲的人想必不陌生。许多戏曲中总有类似的情节，富小姐后花园和穷书生一见钟情，赠书生钱财上京赶考，书生高中黄榜，点了八府巡按，拿着尚方宝剑，替天子出巡，有先斩后奏之权，回来后和小姐完婚。《玉堂春》中的苏三，被洪洞县的商人买回老家做小妾，遭遇冤案，被判死刑，如果不是她在南京青楼时有过数夜情的王公子，中进士后作为御史巡按山西，她不可能苟全性命。
　　这样重要的监察权，现在要受到内阁的控制，搁谁也不愿意，御史们道理说得都挺好的，但不能不说有利益之争的成份在里面，屁股决定脑袋，身为言官，当然要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话语权。
　　
　　
　　对言官们的密集炮火，张居正当然要反击，尤其是对背叛师门的学生，一定恨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和弹劾他的言官之间，处于实力极不平衡的状态。一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圣眷的宰相，而另一方是几个职位低、资历浅的言官，徒有一身胆气。双方交锋的胜负，估计这些上疏捋虎须的官员们事先知道自己的下场，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还是值得钦佩。
　　张居正最管用也是那时候大臣最常用的反击办法，就是撂挑子，以辞职来自证清白，同时给皇帝施加压力。皇帝那时候哪能离开他的张老师呀，自然是安慰。安慰也没用，张居正还是要辞职，并且以一种诚心诚意的语气对皇帝说，照理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不应该请辞，但受到了如此的非议，没法再在内阁待下去了。而且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哭得很伤心，皇帝亲自离开御座，扶起张居正，而且话说得很干脆，朕给你把刘台逮起来投进监狱。回到官邸的张居正虽然不说辞职了，但就是不出来办公，皇帝没办法，派太监带着礼物，上张居正的家中慰问。皇帝给足了张居正的面子，他见好就收，继续做他的首辅大臣。
　　皇帝下旨对刘台廷杖一百，充军远方。但张居正虽然恨透了刘台，就如他上疏挽留高拱一样，必须摆出一副心胸开阔的姿态。刘台不顾座师的情谊和首辅的权势，冒死直谏，博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廷杖，张居正在舆论上将会更加失分，所以他上疏皇帝替刘台求情，免了刘台的廷杖和流配，仅仅削籍回家。
　　但张居正心中是不会放过刘台的，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整治刘台，而贪赃枉法等腐败问题，往往是打击报复政敌最佳的方式，因为贪官谁都恨，因腐败被处罚没谁会同情。刘台巡按辽东时，和辽东的地方首长巡抚张学颜合不来，而张巡抚此时已调到户部做官了，他知道张首辅痛恨刘台，便诬告刘台曾经私下里收取罪犯的罚金替人免除刑罚，张居正如获至宝呀，派御史去辽东查核，同时派自己的亲信王宗载去刘台老家江西做巡抚，搜集他在老家不法之事。这些人都是张居正授意的，他们要拼命讨好张居正，周纳罗织，何愁没有“证据”？于是刘台以贪污腐败之罪流配广西，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受到了牵连。刘台后来死在流放的地方，巧合的是，他恰好与张居正死在同一天，这一对冤家师生好像约好似的。张居正一死，便有人上疏替他抱不平，刘台的案件再复查，纯系冤案，当年诬陷他的官员被处分，他得以平反昭雪，赠官荫子，反正是中国传统平反游戏的老一套，没啥新鲜的。
　　除了控制朝廷言官外，张居正还想办法控制民间的舆论。最主要的做法是重申明太祖朱元璋的《卧碑文》，即天下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议论朝政，唯独不许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学生）谈论国事。因为他担心在朝廷对言路的钳制，会引起民间那些还没有出仕的知识分子反弹。并在万历七年，下令毁掉天下书院，首当其冲的是常州府龙城书院。后来举办东林书院的民间士人领袖顾宪成，还没有中举时曾在龙城书院学习过，龙城书院是江南一代士子们相互切磋、关心国家大事的一种象征。张居正此举，实际上是和天下士人为敌，自然也引起顾宪成这类要求广开言路的知识分子反感和抵触，也使他死后被万历帝清算、改革人亡政息具有某种群众基础。
　　但张居正当权时，可不顾了这么多，他用独断专行的法家手段，短时间内成功地钳制了朝野的言路，使人不能对他的改革说三道四。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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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处在不同位置，从不同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人，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这是社会的常态。而以监督、批评各级官员为职业的言官，他们对其他官员的为政提出不同意见，更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不能因为彼此有意见的差别，就能分出谁对谁错，谁进步谁守旧。
　　????比如刘台等人对张居正改革的直言批评，其中也不乏迂腐的意见，今天看来，张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台等监察官员批评意见的价值，尽管批评者也可能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想法。但在那样的帝制时代，不同意见之间很难得到平和的交流，而往往演变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激烈斗争，其代价是一方惨败而被淘汰出局，甚至其生命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这是制度的悲哀。
　　????刘台反对张居正，可以视为因政见不同，都是为了大明江山。而有一些言官的批评，却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沽直求名的嫌疑，放到传媒发达的今天，就是故意骂名人吸引眼球来炒作自己。
　　????万历朝吏科给事中雒遵弹劾兵部尚书谭伦，就是典型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例子。万历登基之初，他揣摩当时首辅大臣高拱的心思，上疏弹劾大太监冯保，说冯保在皇帝登基那天接受百官朝拜，而冯宝立于皇帝身边，等于搭了万岁爷的便车，他在疏中说“文武百官果敬皇上耶，抑拜冯保耶？”这种说臣子僭越的指责，在那个时代是很要命的。但当时冯保深得皇帝信任，这一弹劾没起到什么作用。
　　????一年后，兵部尚书谭伦一个小小的失误，被雒遵抓住了，上升到相当的高度弹劾谭伦。
　　????先交待一下谭伦这个人的基本情况，他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名臣。《明史》说他“沉毅知兵”，属于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一类的人物，文人带兵而建立功勋。从宋代以来，我国就有文官治军帅兵的传统。嘉靖中期，倭寇在东南横行，他正担任浙江台州知府，和戚继光一起练兵。“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既成精锐。”倭寇进攻台州及周边的县，谭伦亲自带兵迎击，三战三捷，将几乎所有入侵者擒斩，保住了浙江沿海的平安。后来升任福建巡抚，倭寇攻占了政和、寿宁两县，全闽震动。谭伦带领戚继光、刘显、俞大猷等将领先断倭寇退路，然后大破之，光复了一府二县，并请求朝廷蠲免受战火祸害地区的赋税。后又在北部边疆练兵，防备塞外胡骑。万历初升任兵部尚书，已是年迈体衰的老人了。
　　????万历二年春分（公元1574年），皇帝派成国公朱希忠和谭伦，代表朝廷去日坛祭祀，对为人臣者，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誉。不巧的是那几天老谭感冒了，祭祀时咳嗽不停，这个小辫子被雒尊等几位言官抓住了，上疏弹劾谭伦不胜任兵部尚书的职位，说“岂不能将祀事于一时者，能寄万乘于有事”，意思是他连一时的祭祀都搞不好，怎么能在国家有事时领兵呢？因为这点小毛病被攻击，谭伦上书辞职。明朝的官员特别爱以辞职来表白自己，今天受儒教文化影响很深的韩国，高官受到在野党议员或媒体的攻击，也动不动辞职。一些人认为这是议会政治所固有的现象，其实在东方国家里，文官一直就有此传统。
　　????皇帝烦这些言官的上纲上线，故意将他们一军，批复道，咳嗽这种小病容易治，而兵部尚书很难选到合适的，既然认为谭伦不胜任，你们这几个言官和吏部商量下，看谁更合适。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吏部，当然不会像这些言官那样信口开河，他们认认真真回皇上说，兵部尚书是很难选的，若因为谭伦咳嗽的小过失令他退休，不但不近人情，也有失国家礼制。万历帝于是借吏部这份意见，处分了几个言官，让他们各降三级，而对谭伦，仅仅是批评他失仪，罚了一个月的薪水，继续留任，直到万历五年死于任上。尚书全年的俸禄才152两银子，官当到这个级别，哪怕再清廉，也是“工资基本不动”，区区一个月工资，可忽略不计。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围绕考成法等改革措施，张居正打退了几位言官的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地位更加稳固了。到了万历五年（1577年），高拱被逐、高仪病逝后，吕调阳、张四维等新入内阁的大臣，都是张居正挑选的，犹如他的小跟班，对首辅张先生的主张，惟有点头附和的份，没有了掣肘的张居正，正雷厉风行地推进新政，大明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这年九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张居正的老家-----荆州府江陵县传来，他的父亲去世了。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如果不因为他生了个位极人臣、青史留名的儿子，这个一生不得志的湖北乡下老头，名字必定会湮没在无情的岁月中。他二十岁那年，补了个府学生的资格，可以参加乡试，可连考了七次，整整二十一年，连半个举人都没摸着。这和约300年后湖广大地另一个中兴名臣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命运相似，曾国藩老爸终其一生也是个乡村老秀才，最后都是父以子荣。
　　????直到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以后，张文明才彻底断了科考的梦。如果他继续考，即使幸运地中举人、中进士，按照科场的规矩，他儿子将成为他的“前辈”，因此他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发达了，自己可以得到封赠。那时候，一个人做了大官，光宗耀祖可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是朝廷实实在在的礼制规定，朝廷给他的祖父、父亲送一个名义上的官衔。《儒林外史》所写的时代背景正和张居正当政时吻合，第十七回有一个叫浦墨卿的名士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官，他还要科举，点名时，监考的不敢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
　　????不得志的张文明幸有一个好儿子，张居正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去武昌考举人，本来很有中举的希望，当时湖广巡抚顾?U说，这孩子是将相大才，十三岁就中举，容易骄傲自满，应该让他迟几年，得到一番磨练。而且特意留他吃饭，并解下自己的犀牛角装饰的腰带，送给张居正，并说，“君他日当腰玉，犀角不足束君的腰（一品官用用腰带，二品官用犀）。”
　　????这种因为爱护而故意将青年才俊压一段时间的例子，当时不少。后来因触犯张居正被打屁股的吴中行，是常州武进人，父亲和哥哥都是进士。年青时他成为应天乡试中头名举人解元，参加应天乡试多是南京周围苏州、常州、松江、徽州、安庆等文风鼎盛地区的秀才，第一名的含金量远非别省可比。他的父亲吴性怕儿子得志太早，容易躁进，让他不参加来年会试，凉一凉过了四年再进京赶考。东林士人的领袖顾宪成十八岁中秀才，考了三届二十七年成为应天乡试的第一名，他以前落第时他父亲面有喜色，成了第一名父亲反而有愁色，父亲解释说，以前你落第必定知耻而发奋，我很高兴，现在一下子名冠东南士林，大家对你马上态度不一样，我能不忧虑么？对比现在“出名要趁早”的浮躁，令人感慨。
　　????张文明死时七十四岁，在那时也算是高寿了，看到儿子成为首辅，应当了无遗憾。可在这关键时刻去世，给张居正乃至大明的政局带来了危机。现在有人父母去世，儿女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可能会作为先进事迹宣传的。可那时正相反，父母、祖父母死，官员必须解除公职，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如果隐匿不报不回家丁忧的，一律削职为民。
　　????可在那个改革成败系于张居正一身的人治社会里，张居正离开相位近三年，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因为儿子位极人臣，湖北一个乡下老头的丧事，演变成1577年度大明帝国最大的公共事件。当然，张居正也不想这样子，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须面对，谁叫他是全国除皇帝外最大的公众人物。
　　 张居正嘉靖三十七年回南方出差，顺路省亲，当时他还是个正七品的翰林编修，从此和他爸一别十九年，再也没见面。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张居正和父亲情感淡薄，我觉得是有点想当然。人伦之情，人皆有之，他未必不愿意回家守墓庐三年，尽孝子之道。杰出的政治人物也有情，但他们经过一番利益考量能战胜个人情感。
　　 无论从张居正个人抱负的实现，还是大明帝国的整体利益，他此时暂别政坛是很不合适的，改革有可能会因此半途而废。但不回家丁忧守制，在以德治国的明朝，违背了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罪过张居正甚至皇帝都担当不起。
　　 如何规避这个棘手的道德问题也算是法律问题，是摆在张居正面前最难过的一关。只有一个办法，皇帝出面，以圣旨的名义不让他回去守制，理由是非常时期国家需要。这叫“夺情”，君王为了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
　　 万历帝尚是一个少年，他也离不开自己的张老师。而大太监冯保当然也不愿意他在内阁中最重要的搭档离开，如果张一走，来一个和他合作不协调的首辅那将怎么办，他在宫内极力促进皇帝“夺情”。而内阁中惟张居正马首自瞻的几个辅臣，洞若观火，看透了皇帝和张居正的心思，既使他们心中可能在想，老张走了，我们的位置就会往前再进一步，但表面上不能表现出来，还得迎合皇帝和首辅，联名上疏，说内阁离不开张先生的主持，请皇帝下旨夺情。
　　尽管张居正此时不想离开相位，但向皇帝上疏请求解职回家丁忧的程序一定要走。皇帝明确提出“夺情”，张居正再哀求回家，皇帝再强调要夺情。----如此几个回合，君臣两人演出了一场逼真的戏。最后张居正接受皇帝的“夺情”安排，且想出了一番折衷的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回家主持营葬之事，并守制。-----孙子为祖父母守制也是法有明文的。而张居正“在官守制”，这二十七个月内，不领一文薪水，在内阁办事不穿官服而穿便装，使“执事不废于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也就是说明自己并没有贪恋权位不守制，而是以守制之身替公家办事。-----这确实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皇帝当然欣然同意这个办法，而且说张先生平素清廉，没有了薪水恐怕家庭用度不足，每日尚酒饭一桌，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盐、木炭等生活用品若干，再加上其它的赏赐，在低薪养廉的明朝，远远超过张居正工资条上那点薪水。
　　如此一番演习和安排，皇帝和张居正以为找到了万全之策，可以巧妙地规避守制这一铁律了。但他们低估了朝野对这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大家都在盯张居正，不但是因为职位，更由于他的新政太惹人注目了，他能否回家守制已经不是他个人，也不仅仅是他和皇帝两人的事。
　　“夺情”的旨意一下，就立刻激起了一些官员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
　　
　危机公关的处理：廷杖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撩开官员的裤子，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道：“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正德朝的王阳明说得很明白：“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
　　廷杖通常由司礼监太监监督，行刑人和监督太监心有默契，看监督者站立姿势决定下手的轻重。若监督太监靴尖朝外成八字型，就下手较轻；若朝内成八字型，则下手较重。
　　首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要往死里打。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字体健，陕西同州人）、翰林院的长官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两大重量级人物前来求情都没有，连张居正儿子张嗣修的同年好友沈懋学（字君典，宁国府宣城人）拜托嗣修向父亲求情，也被拒绝。这沈懋学和张家的关系不一般，张嗣修中进士前，张居正物色天下的才子陪自己儿子读书，相互促进。沈欣然答应，后来中了状元，另一位大才子、《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字若士，江西临川人）拒绝了，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考取进士。
　　吴、赵两人被打六十棍后，发回原籍为民。打完后，吴中行口鼻流血，奄奄一息。中书舍人秦柱（字汝立，常州府无锡人）很仗义，带着医官赶来治理才救了一命。这要担很大的风险，亲朋好友前来探视受伤的吴中行，看管的士兵都要询问记录，朝廷要了解哪些人在同情他。赵用贤是个大胖子，廷杖时，一片片手掌大的肉脱落，他老婆干脆将脱落的肉腌制起来收藏，留给子孙做传家宝。现在想来这种方式真有些恐怖。
　　艾穆、沈思孝骂张居正更厉害，因此他俩的刑罚更重。两人被杖八十，三天后才苏醒，然后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被杖的四人一下子成为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当时皇帝经筵的讲官许国（字维桢，徽州歙县人）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上刻诗曰：“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送给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对二人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可世事难料，张居正死后，吴、赵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许国已做到内阁中仅次于首辅的二把手，和吴、赵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许国谴责二人，“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今天看来，张居正这种危机处理方式霸道残酷，但在当时他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么？不像一个民主社会里，可以到议会替自己辩护，又没有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当时只可能一方不惜自己的生命博取舆论，另一方利用国家权利进行惩罚。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既不是个纯粹的道德问题，也不是个纯粹的法理问题，而是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的政治问题，不快刀斩乱麻将搅得没完没了。

支持一下.

好文，好文，张居正 ！

少了张居正,俞大猷,戚继光和谭纶都会玩不转哟~
自由如风君~
偶顶你~
;P ;P :P :victory: :victory:
:handshake :handshake

怎么没下文了   等着看那:time: :time:

好文章

一山自唱一山歌，休论他人是非多！胸怀大志需手段，妇人之仁自取祸！

看过《明朝那些事》。十年砍柴这篇真的没啥新意。
明亡，亡于党争！
所谓正直官员特别是言官，很多是作秀，实际上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