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访谈录：大计也问于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53:29
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这是建国54年来的首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招标的形式被“下放”到民间。
12月初，北京消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前期研究课题招标尘埃落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标，课题多达56个。
恰在同时，广东省政府公开向社会“买脑”：对于“2003—2004年度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直接向国内外研究机构或个人购买相关研究成果。
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胡鞍钢，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一位经常出入中南海的国情专家。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份份国情报告，被编发、被批示，无形中见证了这场静悄悄的巨变。无疑，他是对这阵拂面而来的改革清风感受最为清晰的人之一。
上周，胡鞍钢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胡鞍钢：著名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953年生于鞍山，先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华北地质队务工。1978年-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员。
先后承担“中国国情分析”、“市场经济转变中三大关系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43部。
风起篇
没有一项政府举措是“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
在“十一五计划”公开招标、“政府向社会买智慧”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部门相继建立政策研究机构；“两代会”逐渐成为反映各种利益群体要求与讨论政策的场所；全国人大常委会允许内部进行政策与法律辩论；大学与科研机构进一步扮演思想库的角色……
广开言路的诸多举措一一实施之际，便是清风渐起时。
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
记：说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让人想到了一些不科学、不民主，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决策。
胡：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出现了三次重大失误。
一个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频繁的政治运动，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全局性的内乱，延误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差不多，而后来日本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成了经济大国。我国长时期的政治动乱，使经济大大落后了。
第二个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急于求成，多次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了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供给等，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前后一共调整了三次。
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政策失误，致使我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盲目增长，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至少需要花上整个21世纪才能逐步消除其后果。
记：一系列的失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续到七十年代，教训让人深思。
胡：对。不少人进行了反思，有的从人的角度，比如要提倡“讲真话”等等。而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制度层面上的，也就是如何从制度上避免此类重大失误的产生并及时纠正错误。我认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最大的成功是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只有决策机制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减少、避免失误。
从“个人决策”到“咨询参与”
记：我国的决策机制处于什么状态？
胡：在那个记忆犹新的年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决定的，如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三线等，有成功的，也有失误的。对于他的不少决策，事先和事中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最终还是出台实施了。那个时期，可以视作个人决策时代。
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个时代，中央领导层意识到个人决策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你可能有打天下的经验，但没有治天下的经验，你可能有管理根据地的经验，但没有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在信息不足、知识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就是“模糊赌博”。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除了他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决策机制从“个人决策”进步到了“集体决策”。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认为，现在的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咨询参与型”。
记：应该说，“十一五”前期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也是一种“水到渠成”，一种必然了？
胡：对中央的这个举措，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其实早在制定“十五”规划的时候，政府已经公开向全社会征求建议了。当时是希望各界“献计献策”，也邀请国际有关机构发表意见。而这一次用招标的形式，为愿意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才智的单位、机构，提供了一个发表见解的渠道，这在性质上更进了一步。
风旋篇
风起于青萍之末。有的时候，一篇研究报告，也会成为掀起一场场轰轰烈烈变革的源头。
正是在决策机制变化的大背景下，一批学有专长、具有全球意识、了解国情的专家、学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微风旋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动智慧、学术与权力、决策相结合，从而对国家、社会造成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37份报告48次批示
记：有没有统计过，您和您的团队共写了多少国情报告，受到了多少次批示？
胡：我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发表于1998年2月，题目是《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当时，朱镕基、吴邦国同志都作了重要的批示。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开始编写《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供中央、省部级领导参阅。
据我所知，上届政府(国务院)对我们提供的37份报告中，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而本届政府执政一年来，我们的报告也受到了多次批示，其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就有三、四次。
记：您与您的团队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胡：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我们都关心。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
记：非典时期也撰写报告吗？
胡：当时是“非常时期”，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作出知识贡献和信息贡献。
记得4月9日，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这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召开专家座谈会，防治SARS就是主题之一。回来后，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上成立了两个课题研究组，研究SARS事件危机管理。
那时，我也是一边学习、消化现代危机管理的知识、理论和案例，调动所有积累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知识，一边思考、分析和判断正在爆发的SARS危机。4月13日，我执笔完成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第二天便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据我所知，这是第一份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SARS危机报告。到6月，我们就已连续提交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
记：结果如何？
胡：得到了比批示更让我们兴奋的结果。我们的见解与而后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举措精神基本一致。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9条建议，如召开国务院领导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五一”黄金周不提倡外出、加强国际合作等，逐渐变成了现实。后来，我总结SARS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现在已写入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一纸惊动中南海
记：在您撰写的国情报告中，引起震动较大的是哪一篇？
胡：可以说是2000年4月发表的关于二滩水电站的报告。当时，二滩水电站是世界银行恢复对中国贷款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央领导曾多次前往视察。2000年3月底，我和学生来到二滩，阅读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座谈。一个星期的调查摸底，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在表面上的一切正常下，实际上亏损严重。1999年，这个项目亏损达10个亿，预计2000年还将亏损10个亿。
震惊过后是思考。我们研究分析，亏损的背后是体制的失效，总结下来，是两个专政，即“条条专政”———电力行业垄断，和“块块专政”———地方保护主义。而这，不是二滩的个别现象，而是许多地方“电老虎”的普遍问题。
这一篇报告，可以说是惊动了中南海———我们上报后，朱镕基同志马上做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此后，中央常委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我本人也参加了。
记：这份报告催生了改革举措？
胡：是的，两个月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指出，“省为实体”的电力体制必须改革，否则将阻碍电力工业的发展。到了2000年8月，国务院成立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0年10月，中央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打破电力、通信、民航、铁路四大部门的行业垄断。电力行业首先拉开了反垄断战役的序幕。“坚冰”开始打破，到今天，许多老百姓渐渐感受到，“电老虎”成了“电老牛”。
许多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电力等能源行业也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从提出改革设想到实施方案，至少要花十几年时间。中国能在2-3年的短时间内对电力行业提出改革方案，他们十分惊奇。
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广开言路，听取并采纳各方意见，就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垄断，走向竞争性、开放性的市场，打破地方保护，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
风行篇
在政府决策从部门决策向社会决策、从封闭性决策向公开性决策转变的过程中，“民主化”与“科学化”，是贯穿始终的趋势所向。同时，它们也是未来改革坚定不移的风向标。
“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梁启超的这句被历史证实了一半的名言，将继续被未来所证实。
要从历史高度看制度创新及个人贡献
记：决策制度在政治体系中关系重大。在改革过程中，可能要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甚至直接借鉴国外的智慧，这会不会引起争议？
胡：我们不是为了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而进行政治改革的。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不可能持续发展。
记：你自己说过，从历史的高度与历史的评价来看，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国家制度建设。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不是别的，是制度创新的贡献。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又是怎样？
胡：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
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响社会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是形成某些学者个人的认识和见解还不行，必须要影响决策者，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所以，我个人是不搞“孤芳自赏”，始终融入社会的。从历史的高度和历史的评价来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就一定要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观念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囊。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机，进入了这个天地，能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中国的学术舞台太诱人了，我不会也无法停止步伐。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这是建国54年来的首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招标的形式被“下放”到民间。
12月初，北京消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前期研究课题招标尘埃落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标，课题多达56个。
恰在同时，广东省政府公开向社会“买脑”：对于“2003—2004年度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直接向国内外研究机构或个人购买相关研究成果。
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胡鞍钢，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一位经常出入中南海的国情专家。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份份国情报告，被编发、被批示，无形中见证了这场静悄悄的巨变。无疑，他是对这阵拂面而来的改革清风感受最为清晰的人之一。
上周，胡鞍钢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胡鞍钢：著名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953年生于鞍山，先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华北地质队务工。1978年-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员。
先后承担“中国国情分析”、“市场经济转变中三大关系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43部。
风起篇
没有一项政府举措是“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
在“十一五计划”公开招标、“政府向社会买智慧”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部门相继建立政策研究机构；“两代会”逐渐成为反映各种利益群体要求与讨论政策的场所；全国人大常委会允许内部进行政策与法律辩论；大学与科研机构进一步扮演思想库的角色……
广开言路的诸多举措一一实施之际，便是清风渐起时。
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
记：说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让人想到了一些不科学、不民主，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决策。
胡：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出现了三次重大失误。
一个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频繁的政治运动，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全局性的内乱，延误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差不多，而后来日本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成了经济大国。我国长时期的政治动乱，使经济大大落后了。
第二个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急于求成，多次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了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供给等，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前后一共调整了三次。
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政策失误，致使我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盲目增长，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至少需要花上整个21世纪才能逐步消除其后果。
记：一系列的失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续到七十年代，教训让人深思。
胡：对。不少人进行了反思，有的从人的角度，比如要提倡“讲真话”等等。而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制度层面上的，也就是如何从制度上避免此类重大失误的产生并及时纠正错误。我认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最大的成功是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只有决策机制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减少、避免失误。
从“个人决策”到“咨询参与”
记：我国的决策机制处于什么状态？
胡：在那个记忆犹新的年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决定的，如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三线等，有成功的，也有失误的。对于他的不少决策，事先和事中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最终还是出台实施了。那个时期，可以视作个人决策时代。
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个时代，中央领导层意识到个人决策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你可能有打天下的经验，但没有治天下的经验，你可能有管理根据地的经验，但没有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在信息不足、知识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就是“模糊赌博”。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除了他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决策机制从“个人决策”进步到了“集体决策”。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认为，现在的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咨询参与型”。
记：应该说，“十一五”前期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也是一种“水到渠成”，一种必然了？
胡：对中央的这个举措，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其实早在制定“十五”规划的时候，政府已经公开向全社会征求建议了。当时是希望各界“献计献策”，也邀请国际有关机构发表意见。而这一次用招标的形式，为愿意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才智的单位、机构，提供了一个发表见解的渠道，这在性质上更进了一步。
风旋篇
风起于青萍之末。有的时候，一篇研究报告，也会成为掀起一场场轰轰烈烈变革的源头。
正是在决策机制变化的大背景下，一批学有专长、具有全球意识、了解国情的专家、学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微风旋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动智慧、学术与权力、决策相结合，从而对国家、社会造成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37份报告48次批示
记：有没有统计过，您和您的团队共写了多少国情报告，受到了多少次批示？
胡：我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发表于1998年2月，题目是《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当时，朱镕基、吴邦国同志都作了重要的批示。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开始编写《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供中央、省部级领导参阅。
据我所知，上届政府(国务院)对我们提供的37份报告中，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而本届政府执政一年来，我们的报告也受到了多次批示，其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就有三、四次。
记：您与您的团队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胡：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我们都关心。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
记：非典时期也撰写报告吗？
胡：当时是“非常时期”，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作出知识贡献和信息贡献。
记得4月9日，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这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召开专家座谈会，防治SARS就是主题之一。回来后，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上成立了两个课题研究组，研究SARS事件危机管理。
那时，我也是一边学习、消化现代危机管理的知识、理论和案例，调动所有积累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知识，一边思考、分析和判断正在爆发的SARS危机。4月13日，我执笔完成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第二天便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据我所知，这是第一份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SARS危机报告。到6月，我们就已连续提交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
记：结果如何？
胡：得到了比批示更让我们兴奋的结果。我们的见解与而后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举措精神基本一致。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9条建议，如召开国务院领导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五一”黄金周不提倡外出、加强国际合作等，逐渐变成了现实。后来，我总结SARS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现在已写入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一纸惊动中南海
记：在您撰写的国情报告中，引起震动较大的是哪一篇？
胡：可以说是2000年4月发表的关于二滩水电站的报告。当时，二滩水电站是世界银行恢复对中国贷款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央领导曾多次前往视察。2000年3月底，我和学生来到二滩，阅读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座谈。一个星期的调查摸底，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在表面上的一切正常下，实际上亏损严重。1999年，这个项目亏损达10个亿，预计2000年还将亏损10个亿。
震惊过后是思考。我们研究分析，亏损的背后是体制的失效，总结下来，是两个专政，即“条条专政”———电力行业垄断，和“块块专政”———地方保护主义。而这，不是二滩的个别现象，而是许多地方“电老虎”的普遍问题。
这一篇报告，可以说是惊动了中南海———我们上报后，朱镕基同志马上做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此后，中央常委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我本人也参加了。
记：这份报告催生了改革举措？
胡：是的，两个月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指出，“省为实体”的电力体制必须改革，否则将阻碍电力工业的发展。到了2000年8月，国务院成立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0年10月，中央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打破电力、通信、民航、铁路四大部门的行业垄断。电力行业首先拉开了反垄断战役的序幕。“坚冰”开始打破，到今天，许多老百姓渐渐感受到，“电老虎”成了“电老牛”。
许多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电力等能源行业也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从提出改革设想到实施方案，至少要花十几年时间。中国能在2-3年的短时间内对电力行业提出改革方案，他们十分惊奇。
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广开言路，听取并采纳各方意见，就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垄断，走向竞争性、开放性的市场，打破地方保护，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
风行篇
在政府决策从部门决策向社会决策、从封闭性决策向公开性决策转变的过程中，“民主化”与“科学化”，是贯穿始终的趋势所向。同时，它们也是未来改革坚定不移的风向标。
“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梁启超的这句被历史证实了一半的名言，将继续被未来所证实。
要从历史高度看制度创新及个人贡献
记：决策制度在政治体系中关系重大。在改革过程中，可能要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甚至直接借鉴国外的智慧，这会不会引起争议？
胡：我们不是为了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而进行政治改革的。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不可能持续发展。
记：你自己说过，从历史的高度与历史的评价来看，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国家制度建设。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不是别的，是制度创新的贡献。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又是怎样？
胡：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
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响社会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是形成某些学者个人的认识和见解还不行，必须要影响决策者，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所以，我个人是不搞“孤芳自赏”，始终融入社会的。从历史的高度和历史的评价来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就一定要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观念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囊。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机，进入了这个天地，能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中国的学术舞台太诱人了，我不会也无法停止步伐。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这是建国54年来的首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招标的形式被“下放”到民间。
12月初，北京消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前期研究课题招标尘埃落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标，课题多达56个。
恰在同时，广东省政府公开向社会“买脑”：对于“2003—2004年度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直接向国内外研究机构或个人购买相关研究成果。
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胡鞍钢，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一位经常出入中南海的国情专家。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份份国情报告，被编发、被批示，无形中见证了这场静悄悄的巨变。无疑，他是对这阵拂面而来的改革清风感受最为清晰的人之一。
上周，胡鞍钢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胡鞍钢：著名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953年生于鞍山，先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华北地质队务工。1978年-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员。
先后承担“中国国情分析”、“市场经济转变中三大关系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43部。
风起篇
没有一项政府举措是“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
在“十一五计划”公开招标、“政府向社会买智慧”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部门相继建立政策研究机构；“两代会”逐渐成为反映各种利益群体要求与讨论政策的场所；全国人大常委会允许内部进行政策与法律辩论；大学与科研机构进一步扮演思想库的角色……
广开言路的诸多举措一一实施之际，便是清风渐起时。
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
记：说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让人想到了一些不科学、不民主，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决策。
胡：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出现了三次重大失误。
一个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频繁的政治运动，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全局性的内乱，延误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差不多，而后来日本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成了经济大国。我国长时期的政治动乱，使经济大大落后了。
第二个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急于求成，多次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了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供给等，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前后一共调整了三次。
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政策失误，致使我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盲目增长，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至少需要花上整个21世纪才能逐步消除其后果。
记：一系列的失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续到七十年代，教训让人深思。
胡：对。不少人进行了反思，有的从人的角度，比如要提倡“讲真话”等等。而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制度层面上的，也就是如何从制度上避免此类重大失误的产生并及时纠正错误。我认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最大的成功是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只有决策机制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减少、避免失误。
从“个人决策”到“咨询参与”
记：我国的决策机制处于什么状态？
胡：在那个记忆犹新的年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决定的，如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三线等，有成功的，也有失误的。对于他的不少决策，事先和事中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最终还是出台实施了。那个时期，可以视作个人决策时代。
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个时代，中央领导层意识到个人决策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你可能有打天下的经验，但没有治天下的经验，你可能有管理根据地的经验，但没有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在信息不足、知识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就是“模糊赌博”。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除了他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决策机制从“个人决策”进步到了“集体决策”。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认为，现在的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咨询参与型”。
记：应该说，“十一五”前期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也是一种“水到渠成”，一种必然了？
胡：对中央的这个举措，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其实早在制定“十五”规划的时候，政府已经公开向全社会征求建议了。当时是希望各界“献计献策”，也邀请国际有关机构发表意见。而这一次用招标的形式，为愿意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才智的单位、机构，提供了一个发表见解的渠道，这在性质上更进了一步。
风旋篇
风起于青萍之末。有的时候，一篇研究报告，也会成为掀起一场场轰轰烈烈变革的源头。
正是在决策机制变化的大背景下，一批学有专长、具有全球意识、了解国情的专家、学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微风旋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动智慧、学术与权力、决策相结合，从而对国家、社会造成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37份报告48次批示
记：有没有统计过，您和您的团队共写了多少国情报告，受到了多少次批示？
胡：我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发表于1998年2月，题目是《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当时，朱镕基、吴邦国同志都作了重要的批示。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开始编写《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供中央、省部级领导参阅。
据我所知，上届政府(国务院)对我们提供的37份报告中，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而本届政府执政一年来，我们的报告也受到了多次批示，其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就有三、四次。
记：您与您的团队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胡：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我们都关心。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
记：非典时期也撰写报告吗？
胡：当时是“非常时期”，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作出知识贡献和信息贡献。
记得4月9日，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这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召开专家座谈会，防治SARS就是主题之一。回来后，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上成立了两个课题研究组，研究SARS事件危机管理。
那时，我也是一边学习、消化现代危机管理的知识、理论和案例，调动所有积累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知识，一边思考、分析和判断正在爆发的SARS危机。4月13日，我执笔完成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第二天便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据我所知，这是第一份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SARS危机报告。到6月，我们就已连续提交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
记：结果如何？
胡：得到了比批示更让我们兴奋的结果。我们的见解与而后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举措精神基本一致。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9条建议，如召开国务院领导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五一”黄金周不提倡外出、加强国际合作等，逐渐变成了现实。后来，我总结SARS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现在已写入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一纸惊动中南海
记：在您撰写的国情报告中，引起震动较大的是哪一篇？
胡：可以说是2000年4月发表的关于二滩水电站的报告。当时，二滩水电站是世界银行恢复对中国贷款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央领导曾多次前往视察。2000年3月底，我和学生来到二滩，阅读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座谈。一个星期的调查摸底，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在表面上的一切正常下，实际上亏损严重。1999年，这个项目亏损达10个亿，预计2000年还将亏损10个亿。
震惊过后是思考。我们研究分析，亏损的背后是体制的失效，总结下来，是两个专政，即“条条专政”———电力行业垄断，和“块块专政”———地方保护主义。而这，不是二滩的个别现象，而是许多地方“电老虎”的普遍问题。
这一篇报告，可以说是惊动了中南海———我们上报后，朱镕基同志马上做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此后，中央常委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我本人也参加了。
记：这份报告催生了改革举措？
胡：是的，两个月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指出，“省为实体”的电力体制必须改革，否则将阻碍电力工业的发展。到了2000年8月，国务院成立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0年10月，中央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打破电力、通信、民航、铁路四大部门的行业垄断。电力行业首先拉开了反垄断战役的序幕。“坚冰”开始打破，到今天，许多老百姓渐渐感受到，“电老虎”成了“电老牛”。
许多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电力等能源行业也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从提出改革设想到实施方案，至少要花十几年时间。中国能在2-3年的短时间内对电力行业提出改革方案，他们十分惊奇。
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广开言路，听取并采纳各方意见，就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垄断，走向竞争性、开放性的市场，打破地方保护，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
风行篇
在政府决策从部门决策向社会决策、从封闭性决策向公开性决策转变的过程中，“民主化”与“科学化”，是贯穿始终的趋势所向。同时，它们也是未来改革坚定不移的风向标。
“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梁启超的这句被历史证实了一半的名言，将继续被未来所证实。
要从历史高度看制度创新及个人贡献
记：决策制度在政治体系中关系重大。在改革过程中，可能要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甚至直接借鉴国外的智慧，这会不会引起争议？
胡：我们不是为了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而进行政治改革的。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不可能持续发展。
记：你自己说过，从历史的高度与历史的评价来看，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国家制度建设。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不是别的，是制度创新的贡献。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又是怎样？
胡：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
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响社会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是形成某些学者个人的认识和见解还不行，必须要影响决策者，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所以，我个人是不搞“孤芳自赏”，始终融入社会的。从历史的高度和历史的评价来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就一定要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观念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囊。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机，进入了这个天地，能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中国的学术舞台太诱人了，我不会也无法停止步伐。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这是建国54年来的首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招标的形式被“下放”到民间。
12月初，北京消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前期研究课题招标尘埃落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标，课题多达56个。
恰在同时，广东省政府公开向社会“买脑”：对于“2003—2004年度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直接向国内外研究机构或个人购买相关研究成果。
往日，一个个关系民生的“国计”，高挂政府领导层的“枝头”，“高不可攀”；如今，它们却从“树梢”悄然飘落，“花落民间”。
必然会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将它们渐次吹落的那阵改革清风———大计也问于民，推动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
胡鞍钢，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一位经常出入中南海的国情专家。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份份国情报告，被编发、被批示，无形中见证了这场静悄悄的巨变。无疑，他是对这阵拂面而来的改革清风感受最为清晰的人之一。
上周，胡鞍钢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胡鞍钢：著名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953年生于鞍山，先后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插队和华北地质队务工。1978年-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员。
先后承担“中国国情分析”、“市场经济转变中三大关系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已正式出版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43部。
风起篇
没有一项政府举措是“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
在“十一五计划”公开招标、“政府向社会买智慧”之前，我们已经看到：
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所属部门相继建立政策研究机构；“两代会”逐渐成为反映各种利益群体要求与讨论政策的场所；全国人大常委会允许内部进行政策与法律辩论；大学与科研机构进一步扮演思想库的角色……
广开言路的诸多举措一一实施之际，便是清风渐起时。
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
记：说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就让人想到了一些不科学、不民主，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决策。
胡：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出现了三次重大失误。
一个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频繁的政治运动，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全局性的内乱，延误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日本差不多，而后来日本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成了经济大国。我国长时期的政治动乱，使经济大大落后了。
第二个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急于求成，多次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结果导致了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供给等，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前后一共调整了三次。
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政策失误，致使我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盲目增长，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至少需要花上整个21世纪才能逐步消除其后果。
记：一系列的失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延续到七十年代，教训让人深思。
胡：对。不少人进行了反思，有的从人的角度，比如要提倡“讲真话”等等。而我们的思考，更多的是制度层面上的，也就是如何从制度上避免此类重大失误的产生并及时纠正错误。我认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最大的成功是决策的成功，最大的失败是决策的失败。只有决策机制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减少、避免失误。
从“个人决策”到“咨询参与”
记：我国的决策机制处于什么状态？
胡：在那个记忆犹新的年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决定的，如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三线等，有成功的，也有失误的。对于他的不少决策，事先和事中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很强烈，但最终还是出台实施了。那个时期，可以视作个人决策时代。
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那个时代，中央领导层意识到个人决策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你可能有打天下的经验，但没有治天下的经验，你可能有管理根据地的经验，但没有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在信息不足、知识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就是“模糊赌博”。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除了他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决策机制从“个人决策”进步到了“集体决策”。
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我认为，现在的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咨询参与型”。
记：应该说，“十一五”前期研究课题的公开招标，也是一种“水到渠成”，一种必然了？
胡：对中央的这个举措，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其实早在制定“十五”规划的时候，政府已经公开向全社会征求建议了。当时是希望各界“献计献策”，也邀请国际有关机构发表意见。而这一次用招标的形式，为愿意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才智的单位、机构，提供了一个发表见解的渠道，这在性质上更进了一步。
风旋篇
风起于青萍之末。有的时候，一篇研究报告，也会成为掀起一场场轰轰烈烈变革的源头。
正是在决策机制变化的大背景下，一批学有专长、具有全球意识、了解国情的专家、学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微风旋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推动智慧、学术与权力、决策相结合，从而对国家、社会造成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37份报告48次批示
记：有没有统计过，您和您的团队共写了多少国情报告，受到了多少次批示？
胡：我的第一份国情报告发表于1998年2月，题目是《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当时，朱镕基、吴邦国同志都作了重要的批示。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开始编写《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供中央、省部级领导参阅。
据我所知，上届政府(国务院)对我们提供的37份报告中，共批示了48次，其中，主要领导人批示39次。而本届政府执政一年来，我们的报告也受到了多次批示，其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就有三、四次。
记：您与您的团队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胡：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我们都关心。下岗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收入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通货紧缩问题等社会公共问题。
记：非典时期也撰写报告吗？
胡：当时是“非常时期”，我们更有责任、有义务作出知识贡献和信息贡献。
记得4月9日，温家宝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这是新一届政府首次召开专家座谈会，防治SARS就是主题之一。回来后，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上成立了两个课题研究组，研究SARS事件危机管理。
那时，我也是一边学习、消化现代危机管理的知识、理论和案例，调动所有积累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知识，一边思考、分析和判断正在爆发的SARS危机。4月13日，我执笔完成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第二天便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据我所知，这是第一份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SARS危机报告。到6月，我们就已连续提交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
记：结果如何？
胡：得到了比批示更让我们兴奋的结果。我们的见解与而后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举措精神基本一致。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9条建议，如召开国务院领导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五一”黄金周不提倡外出、加强国际合作等，逐渐变成了现实。后来，我总结SARS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现在已写入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一纸惊动中南海
记：在您撰写的国情报告中，引起震动较大的是哪一篇？
胡：可以说是2000年4月发表的关于二滩水电站的报告。当时，二滩水电站是世界银行恢复对中国贷款后的第一个项目，是国内外都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央领导曾多次前往视察。2000年3月底，我和学生来到二滩，阅读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座谈。一个星期的调查摸底，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在表面上的一切正常下，实际上亏损严重。1999年，这个项目亏损达10个亿，预计2000年还将亏损10个亿。
震惊过后是思考。我们研究分析，亏损的背后是体制的失效，总结下来，是两个专政，即“条条专政”———电力行业垄断，和“块块专政”———地方保护主义。而这，不是二滩的个别现象，而是许多地方“电老虎”的普遍问题。
这一篇报告，可以说是惊动了中南海———我们上报后，朱镕基同志马上做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每日要闻》摘录，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此后，中央常委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我本人也参加了。
记：这份报告催生了改革举措？
胡：是的，两个月后，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指出，“省为实体”的电力体制必须改革，否则将阻碍电力工业的发展。到了2000年8月，国务院成立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0年10月，中央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打破电力、通信、民航、铁路四大部门的行业垄断。电力行业首先拉开了反垄断战役的序幕。“坚冰”开始打破，到今天，许多老百姓渐渐感受到，“电老虎”成了“电老牛”。
许多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电力等能源行业也是强大的利益集团，从提出改革设想到实施方案，至少要花十几年时间。中国能在2-3年的短时间内对电力行业提出改革方案，他们十分惊奇。
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广开言路，听取并采纳各方意见，就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垄断，走向竞争性、开放性的市场，打破地方保护，走向统一的国内市场。
风行篇
在政府决策从部门决策向社会决策、从封闭性决策向公开性决策转变的过程中，“民主化”与“科学化”，是贯穿始终的趋势所向。同时，它们也是未来改革坚定不移的风向标。
“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梁启超的这句被历史证实了一半的名言，将继续被未来所证实。
要从历史高度看制度创新及个人贡献
记：决策制度在政治体系中关系重大。在改革过程中，可能要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甚至直接借鉴国外的智慧，这会不会引起争议？
胡：我们不是为了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而进行政治改革的。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不可能持续发展。
记：你自己说过，从历史的高度与历史的评价来看，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国家制度建设。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不是别的，是制度创新的贡献。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又是怎样？
胡：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
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公共政策，才能影响社会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是形成某些学者个人的认识和见解还不行，必须要影响决策者，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所以，我个人是不搞“孤芳自赏”，始终融入社会的。从历史的高度和历史的评价来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就一定要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观念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在一个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囊。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机，进入了这个天地，能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中国的学术舞台太诱人了，我不会也无法停止步伐。
>>政府向社会买智慧
问题就出在这个买字上。有多少我们的专家是真专家？（核物理的院士可以大谈他一辈子也没有从事过的物流政策）。 有多少专家能不为钱真正研究问题？（能给项目资助的圈子一般很小而固定）。我非常害怕这些专家 （中国证券市场的今天与当年的设计不当有着极大的关系）。
大计也问于民，应该是将问题交社会充分讨论再定。影响面大的事项应有足够的公开讨论。
问题就出在这个买字上。有多少我们的专家是真专家？（核物理的院士可以大谈他一辈子也没有从事过的物流政策）。 有多少专家能不为钱真正研究问题？（能给项目资助的圈子一般很小而固定）。我非常害怕这些专家 （中国证券市场的今天与当年的设计不当有着极大的关系）。
大计也问于民，应该是将问题交社会充分讨论再定。影响面大的事项应有足够的公开讨论。
楼上说的问题与上层维护“国家权益”和自以为是或者想当然分不开。估计那时认为这些属于政事，政事者官办也。实践证明那一套不行了，就问计于民，这也是学习的态度，是进步哦。
中国的民主建设又进了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