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 中国崛起有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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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网

新闻 > 中国  2007-01-16  

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 中国崛起有三大问题

  
● 于泽远(北京)
 
  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仍在升温。继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热播引发争议后,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前天把1978年后出生的中国人统称为“崛起的一代”。
  
  胡鞍钢把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出生的中国人口分为三代:1949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口属于“文革一代”,因为他们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的动乱中度过的;1960年到1978年间出生的人口属于“改革一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即目前的青年一代属于“崛起的一代”,他们正赶上如今中国崛起的时代。
  
  胡鞍钢说,“崛起的一代”是50多年来中国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一代,也是竞争意识最强的一代。他们和“文革一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从“大革命”的历史舞台转换为“大崛起”的历史舞台。他们比“文革一代”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有更高的成功概率。

  为此,崛起的一代需要了解这一历史舞台背景,既要了解中国是如何崛起的,还要了解在中国崛起中他们是如何受益的,更要了解他们在推动中国的崛起中如何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

  《中国青年报》昨天引述胡鞍钢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中国最大发展难题是提供就业岗位
  
  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减少到2000年的2.5倍。但中国最大的发展难题是为占世界总劳动力1/4的各类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中国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和老年人口总数大得多(将近两倍左右)的条件下快速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胡鞍钢认为,中国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
  
   由于中国崛起成为近来的热门话题,在上周举办的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关中国崛起的图书也成为订货会的一大亮点。其中,胡鞍钢撰写的《中国崛起之路》尤其令人瞩目。
与其他西方国家

    崛起模式不同

  胡鞍钢认为,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崛起模式不同,她是先衰落而后重新崛起:公元1500年到1820年是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的高峰,出现了长期的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1949年到1978年,中国开始进入准备成长期;1980年到2020年,中国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即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202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经济强盛期。

  但也有学者给“中国崛起”热泼冷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桅前天在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文章说,目前的“中国崛起”并未定性、定型,而是全球化的阶段性产物。

  他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要对中国崛起作超越历史法则和全球化神话的全新解释,“否则,我们难以看清中国的未来,也难以逃脱大国兴衰律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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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 中国崛起有三大问题

  
● 于泽远(北京)
 
  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仍在升温。继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热播引发争议后,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前天把1978年后出生的中国人统称为“崛起的一代”。
  
  胡鞍钢把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出生的中国人口分为三代:1949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口属于“文革一代”,因为他们最宝贵的青年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的动乱中度过的;1960年到1978年间出生的人口属于“改革一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即目前的青年一代属于“崛起的一代”,他们正赶上如今中国崛起的时代。
  
  胡鞍钢说,“崛起的一代”是50多年来中国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一代,也是竞争意识最强的一代。他们和“文革一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从“大革命”的历史舞台转换为“大崛起”的历史舞台。他们比“文革一代”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有更高的成功概率。

  为此,崛起的一代需要了解这一历史舞台背景,既要了解中国是如何崛起的,还要了解在中国崛起中他们是如何受益的,更要了解他们在推动中国的崛起中如何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

  《中国青年报》昨天引述胡鞍钢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中国最大发展难题是提供就业岗位
  
  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减少到2000年的2.5倍。但中国最大的发展难题是为占世界总劳动力1/4的各类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中国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和老年人口总数大得多(将近两倍左右)的条件下快速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胡鞍钢认为,中国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和节约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
  
   由于中国崛起成为近来的热门话题,在上周举办的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关中国崛起的图书也成为订货会的一大亮点。其中,胡鞍钢撰写的《中国崛起之路》尤其令人瞩目。
与其他西方国家

    崛起模式不同

  胡鞍钢认为,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崛起模式不同,她是先衰落而后重新崛起:公元1500年到1820年是中国农业文明和农业经济的高峰,出现了长期的停滞;1820年到1949年,中国农业文明进入迅速衰落期;1949年到1978年,中国开始进入准备成长期;1980年到2020年,中国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即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202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经济强盛期。

  但也有学者给“中国崛起”热泼冷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桅前天在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文章说,目前的“中国崛起”并未定性、定型,而是全球化的阶段性产物。

  他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被过度解释的概念,蕴涵了过多的期望与联想,急需“软着陆”;要对中国崛起作超越历史法则和全球化神话的全新解释,“否则,我们难以看清中国的未来,也难以逃脱大国兴衰律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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