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一生“可悲而不可耻”[转帖]

谈到李鸿章大多是一定要骂的，其罪名不外乎两条：一是卖国贼，二是刽子手。卖国贼当是指李鸿章签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至于刽子手当是指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了。
　　真想认清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判断。中国人常说盖棺论定，李鸿章在身前死后却一直是毁誉难定。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那是漂了白的官方意见，当不得真的。其实李1901年死后却颇为国人、外族所赞誉。欧美日本多赞之为“东方之俾斯麦”“中国最杰出之政治家”。当时在政治上还很进步的梁启超主动为李鸿章作传，称虽与李为“政治公敌”，然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梁启超还作一挽联：“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另一位被官史大吹特吹的新派人物严复也作了一挽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败必不至此；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如何？”这是说如果当时李鸿章练新军办洋务不受掣肘，则不会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的惨败。但如果李鸿章不出来主持议和，签订卖国条约，人们又要说他只顾自己名节不顾国家了。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其实李鸿章一辈子都有点轻狂。他接人待物一向很傲慢无礼，总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他特别喜欢拿别人开玩笑，占点口头上的便宜。当时有“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说法，但李鸿章一向很轻视洋人。他自称，洋人不过图大清的土地钱财，他既想要，那我们就摆摆架子讨价还价好了。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给他带来无数麻烦。国人是不必说了，前面说到的李鸿章在安徽混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太轻狂了，很有些招人烦。日本的伊藤博文1872年曾至中国与李鸿章，李鸿章居高临下，吆三喝四，让伊藤十分恼火。到了中日甲午战后，伊藤就在谈判中百般为难李鸿章，报了当年之辱。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其实和民风有关。安徽一省为长江、淮河分为三块。其北为淮河以北，地贫人穷，民风近鲁豫，粗豪少文，轻财重义，乱世或有一二草莽，治世多无名人。其南为长江之南，山多地少，民风多贪利狭僻，难至高处。其中部地处江淮之间，人兼南北之气，喜权利，重亲朋，极任性狡猾，多出官吏文人。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兴集人，正当江淮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有些乡土气。
　　江淮之间的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好财。李鸿章一生搞洋务，所办工商企业大致有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南北洋电报、开平矿务商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等。这些企业并非不赚钱，但大清朝肯定是没赚钱，那钱都落入李鸿章本人及其亲朋部下之手。时人多称李鸿章富可敌国，或比之于邓通和绅。
　　在国内赚钱还不算，李鸿章又把手伸向了洋人。他拿了俄国人的50万两白银，就签了个条约把旅顺口租了出去。不过清末官场极为腐败，各种名目的贿赂层出不穷。上面提到的这些雁过拔毛的事当时天经地义。今天我们大谈什么国格人格，其实那时连独善其身都很难做到。曾国藩一生大倡德行，其实也没少拿少捞。天京城破后，湘军大掠城中，不少财物便进了曾家。这是有史可查的。更进一步说，湖南本是穷乡僻壤，自湘军奋起后，几十年间竟成全国风气先驱之地。究其原因，也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烧杀抢掠大饱私囊之功。
　　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也有不贪的时候。他当直隶总督的时间很长，其间练兵通商，大有油水，到离任时小金库竟达800多万两白两！这笔钱按法时官场惯例，李鸿章完全可以带走，但李偏偏将这笔钱交给了后任王文韶。这要是在绝对算得上是讲正气了，能上焦点访谈或东方之子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当时人人都如此贪污，为何光是李鸿章被人臭骂呢？这得说还是李鸿章不太会做人，尤其不会夹尾巴。曾国藩是李鸿章的恩师，湘军也是淮军之母。比较一下湘、淮两军领导人，就可看两地民风的差异。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所以湖南常出伪君子，安徽多产真小人。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其实知道了对方的来意也没必要如此，打个哈哈不表态，岂不大家都好过？李鸿章的身上还是乡土味重了点。今天合肥一带人还是主张“有理走遍天下”，只要自己有理就敢和人闹翻。一对骂起来，既有污言秽语人身攻击，又谈天说地大讲道理，花样极多。各位如到合肥大可一观。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是谋国尽忠、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据记载，李鸿章临死前“瞠视不瞑”，其老部下周馥扑地号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忽睁大眼睛，喃喃欲语，两滴清泪缓缓流出，须臾气绝。时为1901年11月7日。
　　我一直很不明白，李鸿章临前为何如此？走过了78年的风风雨雨，受了那么多苦，挨了那么多骂，还会有什么事让他这样耿耿于怀呢？也许他就是因得不理解而感到很伤心，就像现在走在人群中的我一样。我知道，那是一种很伤心的伤心。谈到李鸿章大多是一定要骂的，其罪名不外乎两条：一是卖国贼，二是刽子手。卖国贼当是指李鸿章签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至于刽子手当是指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了。
　　真想认清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不能这么简单判断。中国人常说盖棺论定，李鸿章在身前死后却一直是毁誉难定。我们今天流行的看法，那是漂了白的官方意见，当不得真的。其实李1901年死后却颇为国人、外族所赞誉。欧美日本多赞之为“东方之俾斯麦”“中国最杰出之政治家”。当时在政治上还很进步的梁启超主动为李鸿章作传，称虽与李为“政治公敌”，然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梁启超还作一挽联：“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另一位被官史大吹特吹的新派人物严复也作了一挽联：“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败必不至此；设晚节无以自是，则士论又当如何？”这是说如果当时李鸿章练新军办洋务不受掣肘，则不会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的惨败。但如果李鸿章不出来主持议和，签订卖国条约，人们又要说他只顾自己名节不顾国家了。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其实李鸿章一辈子都有点轻狂。他接人待物一向很傲慢无礼，总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他特别喜欢拿别人开玩笑，占点口头上的便宜。当时有“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说法，但李鸿章一向很轻视洋人。他自称，洋人不过图大清的土地钱财，他既想要，那我们就摆摆架子讨价还价好了。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给他带来无数麻烦。国人是不必说了，前面说到的李鸿章在安徽混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太轻狂了，很有些招人烦。日本的伊藤博文1872年曾至中国与李鸿章，李鸿章居高临下，吆三喝四，让伊藤十分恼火。到了中日甲午战后，伊藤就在谈判中百般为难李鸿章，报了当年之辱。
　　李鸿章的这个毛病其实和民风有关。安徽一省为长江、淮河分为三块。其北为淮河以北，地贫人穷，民风近鲁豫，粗豪少文，轻财重义，乱世或有一二草莽，治世多无名人。其南为长江之南，山多地少，民风多贪利狭僻，难至高处。其中部地处江淮之间，人兼南北之气，喜权利，重亲朋，极任性狡猾，多出官吏文人。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大兴集人，正当江淮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有些乡土气。
　　江淮之间的人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好财。李鸿章一生搞洋务，所办工商企业大致有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南北洋电报、开平矿务商局、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等。这些企业并非不赚钱，但大清朝肯定是没赚钱，那钱都落入李鸿章本人及其亲朋部下之手。时人多称李鸿章富可敌国，或比之于邓通和绅。
　　在国内赚钱还不算，李鸿章又把手伸向了洋人。他拿了俄国人的50万两白银，就签了个条约把旅顺口租了出去。不过清末官场极为腐败，各种名目的贿赂层出不穷。上面提到的这些雁过拔毛的事当时天经地义。今天我们大谈什么国格人格，其实那时连独善其身都很难做到。曾国藩一生大倡德行，其实也没少拿少捞。天京城破后，湘军大掠城中，不少财物便进了曾家。这是有史可查的。更进一步说，湖南本是穷乡僻壤，自湘军奋起后，几十年间竟成全国风气先驱之地。究其原因，也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烧杀抢掠大饱私囊之功。
　　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也有不贪的时候。他当直隶总督的时间很长，其间练兵通商，大有油水，到离任时小金库竟达800多万两白两！这笔钱按法时官场惯例，李鸿章完全可以带走，但李偏偏将这笔钱交给了后任王文韶。这要是在绝对算得上是讲正气了，能上焦点访谈或东方之子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当时人人都如此贪污，为何光是李鸿章被人臭骂呢？这得说还是李鸿章不太会做人，尤其不会夹尾巴。曾国藩是李鸿章的恩师，湘军也是淮军之母。比较一下湘、淮两军领导人，就可看两地民风的差异。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所以湖南常出伪君子，安徽多产真小人。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其实知道了对方的来意也没必要如此，打个哈哈不表态，岂不大家都好过？李鸿章的身上还是乡土味重了点。今天合肥一带人还是主张“有理走遍天下”，只要自己有理就敢和人闹翻。一对骂起来，既有污言秽语人身攻击，又谈天说地大讲道理，花样极多。各位如到合肥大可一观。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是谋国尽忠、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据记载，李鸿章临死前“瞠视不瞑”，其老部下周馥扑地号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忽睁大眼睛，喃喃欲语，两滴清泪缓缓流出，须臾气绝。时为1901年11月7日。
　　我一直很不明白，李鸿章临前为何如此？走过了78年的风风雨雨，受了那么多苦，挨了那么多骂，还会有什么事让他这样耿耿于怀呢？也许他就是因得不理解而感到很伤心，就像现在走在人群中的我一样。我知道，那是一种很伤心的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