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日本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特征浅析 [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2:51:49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http://www.cass.net.cn/chinese/s30_rbs/files/jianjie.htm）
张进山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质量和可靠性，最终成为与美欧共同主导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世界重要一极。
一、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
坚持并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日美两国各自安全战略利益的共同需要。冷战后，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威胁依然存在，世界充满混乱、危机和挑战。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区和国际形势，美国欲充当世界警察、巩固其惟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力不从心，需借助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的合力；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但碍于种种内外在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需得到美国的“松绑”和扶持，以改变不利的处境，提高自身在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一）重塑日美同盟关系，由“美主日从型”转向“全球伙伴型”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核保护伞之下，并始终把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其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基轴”。但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数增大、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美间贸易摩擦的激化，美国内惊呼“日本威胁论”和批评日本在安全方面“白搭车”的声音日甚，日国内主张“脱美入亚”和“自主防卫论”的对美离心倾向也开始抬头，
日美两国都意识到传统的“美主日从型”的同盟关系已不适应业已变化的形势，必须重塑日
美安保体制，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的新型同盟关系。继1992年1月双方发表指导两国未来关系的《东京宣言》，宣布两国间要建立“平等的全球性伙伴关系”之后，1994年8月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答询报告，建议日美“在行动上要建立比过去灵活而积极的合作关系”，使之“成为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更加安全的可靠基础”；1995年2月美国发表的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起草的《东亚战略报告》和1996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均强调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21世纪亚太地区维持安定和繁荣的基础”和“两国就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的基础”，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日本在地区及全球安全战略中同美国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二）扩大防御范围，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作战”
1951年签订、1960年重新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旨在防卫日本本土及宗谷、津轻和对马三个近海海峡。1978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虽把“远东”纳入日美联合防区，但前提是只有在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日本方可配合美军行动。冷战时期，因国内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基本上恪守了上述“专守防卫”的战略指导思想。然而，日本政府1995年12月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1997年9月通过的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5月通过的三个相关法案，使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发生质变，不仅首次赋予自卫队对外职能，把日美间的防卫合作内容规定得“更广泛、细致、具体”，[ii] 使之更具进攻性，且进一步扩大防御范围，把判断“周边事态”的标准由“严重影响日本的安全”改为“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把地理上的“周边地区”所指由“日本以外的远东”改为“日本周边地区”。[iii] 文字上的这一增一减，使之对原本就模糊不清的事态判断标准和地理概念的解释更具伸缩性和随意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周边事态”和“周边地区”所指的空间都进一步扩大了。对此，美国认为“‘周边事态’须着眼事态的性质”；日本则明里暗里宣称，“日本周边地区”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将包括亚太，甚至可能有印度洋、波斯湾。由此可见，日本的“自卫”范围已从最初的“日本本土”，后来的“远东”，逐步无限制地扩展到整个亚太乃至全球。也就是说，未来，只要日本判定上述某个那怕远离日本数千公里之遥的地区出现“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它就可参与美国实施的攻击性军事行动。
（三）调整防范对象，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iv]
冷战时期，苏联屯重兵于远东，使近在咫尺的日本对“来自北方的威胁”颇感忧虑。因此，日本视苏联为“假想敌”，在战略考虑和军事布防上都偏重于北方，重点提防苏联的威胁和苏军的入侵。
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军的收缩，日本认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减弱，而“发生多种复杂的地区争端的可能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弹、生物、化学武器）的生产”及“包括弹道导弹等运载手段在内的武器转移和扩散”却“趋于增加”，[v] 日本正面临多方向、多类型的威胁，防范对象应由过去的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列举的亚太地区5个所谓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日美的官方言论及近年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布防、武器装备的配置情况看，其战略指导思想已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由对付苏联转向对付朝鲜、俄罗斯和中国。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认为“俄罗斯的整体军事改组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并直接点名朝鲜“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保障的一大不稳定因素”。这里虽未直接提到中国，但一位前防卫厅长官最近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到2016年将成为军事大国，而且现在中国已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今后将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矛头无疑是针对中国的。
[vi] 这就是说，中国已成为日本防范和牵制的重点对象。
（四）增加防卫职能，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
冷战时期，根据日本政府当时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和1960年修改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规定，日本将永远放弃“集体自卫权”，不得拥有军队，只能在坚持“专守防卫”战略的原则下建立一支以保卫日本安全为目的的有限防卫力量。其职能被限定为只有在日本遭到外来武力侵略时才能进行有限的自卫，且作战区域也仅限于日本本土。冷战后，因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美国继续坚持“没有冷战的冷战体制”，人为地制造“中国威胁论”和朝鲜“导弹威胁论”，推动日本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周边事态法》、《自卫队修改法》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改法》，使日本自卫队得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不仅在日本本身遭到武力攻击时，而且在“日本周边地区有事”时也可参与美军在亚太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日本自卫队参与的军事行动多达40余项，其中包括公海扫雷、后方地区支援、搜索救难、对可疑船只随时进行检查、警戒监视及情报收集、为美军运送武器弹药和燃料、向美军提供民用机场和港口等。[vii] 另外，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要求，为在日本发生战事或周边事态时协调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作战行动，两国已决定在日本防卫厅设置事实上的日美联合司令部——“日美联合协调所”，从平时起就由双方的军事人员“在这里负责部队的部署和情报搜集，制定并传达有关后方支援的联合行动方案”，[viii] 以备战时之需。由此可见，上述军事职能的增多和由“内向型”的被动对付威胁向“外向型”的主动干预外部事务的转变，不仅提高了其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为日本今后军事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依据。
（五）参与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由“防御战略”转向“干预战略”
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是由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SDI）派生出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和通用性，它既可以用于防御他国中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稍加改造后，也可成为攻击性的导弹，用于主动袭击对方的目标。日本已具备相当规模的陆基反导能力，早在1985年10月即与美国签署了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谅解备忘录，1990年正式开始部署防空、反导两用的“爱国者”Ⅱ型导弹，到目前为止已部署了6个“爱国者”导弹群，共640枚导弹。
1993年美国开始提出与日本合作研制TMD系统的发展计划，日本碍于同国内关于限定和平开发宇宙的决议相抵触及担心亚洲邻国的反对，未明确表态，但却一直在试探着参与该计划的准备和基础调查工作。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一颗飞越日本上空的卫星后，日本借机大肆渲染“导弹威胁论”，并抛开顾忌，于同年9月公开宣布参与TMD计划，正式启动其研究开发进程。据日本1999年版《防卫白皮书》称，从这一年度开始，“日美已开始进行海基高层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并从该年度的预算中拨款9.62亿日元，“作为设计和试验火箭发动机等4个项目的经费”。
日美共同研究开发TMD系统，使日美军事合作的层次提高，技术含量增加，攻防能力增强。这一举动表明，“日本的防务立场已发生变化”，[ix] 它将“积极参与美国首先发起的进攻，支持其军事干预战略，进一步加快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x]
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
近年来，随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新定义”带来的其对美关系的地位提升和角色转换，日本越发重视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91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就首次提出“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并反复强调军事力量的堡垒和支持作用。1999年的《防卫白皮书》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努力建立自身的防卫力量”，在继续保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建设一支拥有“适当的防卫能力”的“合理、高效、精干”的军队，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正力图逐步减少对美的“从属性”和“依存性”，有计划、有步骤地悄然扩充军备，增强自主防卫能力，以便在未来的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
（一）增大军费开支，提供扩军保障
1987年以前，日本基于“专守防卫”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一直将年度军费预算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GNP）1%的限额内。为满足扩军的需要，日本政府于1987年1月决定废除这一限额，当年的军费就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2%，为35174亿日元，占GNP的1.004%。之后，日本的军费数额，每年均以5%—6%的速度递增，到1993年已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费开支大国。从1994年至2000年期间，日本的军费除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没有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在增长2%以上的水平上。日本2000年度的军费预算总额为49950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6%，较之往年增幅虽有减少，但其中的武器装备经费却大幅度增加。高额的军费开支，为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力量已居世界第二位，[xi] 尤其是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和扫雷能力及航空自卫队的拦截能力均居世界前列；三军的指挥管理系统全部实现自动化和信息化，已建成一支规模相当、军兵种齐全、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现代化军队。
（二）加强质量建军，全面提高综合作战能力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调整，日本在改革三军体制，调整自卫队领导机构指挥权限的同时，本着“质量建军”、“歼敌于海上”的思想和原则，着力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重点发展海空军力量，以全面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1.依靠技术优势，提高武器国产化、现代化水平。日本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它不仅能自立研制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且能仿制生产多种高精尖武器装备。据美国国防部1990年统计，日本甚至已在20余项关键技术方面大大超过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始终贯彻“以自行研制为主，以国外引进为辅”的指导思想，自1976年《第四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结束至今，除少部分高精尖武器装备为国外引进或联合研制外，其陆海空三军的武器大都是本国自行研制的。先进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使得日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并日益朝着大型化、现代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和更新换代的周期均已赶上美国，陆海空的协同作战和远洋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2.重组陆上自卫队编制，赋予新的机能。日本陆上自卫队是本土防卫的主要作战力量，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始终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陆上自卫队自1990年开始装备的“90式”主战坦克，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国产坦克，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其车身采用复合装甲，配有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自动弹药装填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火控系统，无论在抗打击能力和自动装填及炮弹命中率方面，都可与美国的MIAI相媲美。此外，陆上自卫队还配备有型号先进、门类齐全的近程战术地空、地舰导弹，并正在投资1284亿日元研制“霍克A改进型”中程防空导弹，拟于2003年换装部队。该新型导弹较之“爱国者”更为先进，可在雷达难以探测的复杂山地发射，有效击毁超低空导弹。
在加紧更新武器装备的同时，陆上自卫队还十分重视编制的重组。90年代中期，分别把1个师和1个步兵团改建成地对舰导弹部队及多管火箭炮部队，以打击海上目标。防卫厅于今年2月19日还决定2010年之前把现有的13个师、2个混成团重组为9个师和6个旅，并根据战略防御思想由“保卫北方”变为“防御西方”的转换和各部队所处地区及所负职责的不同，把上述部队划分为三大类型，即重点防卫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政经中枢师”、防敌大举登陆的“沿岸部署师旅”和兼负防务与增援双重任务的“战略机动师旅”，以使重组后的陆上自卫队“有质的提高”，“能够把朝鲜和中国也纳入视野”。[xii]
3.加速发展海上力量，由“补给力量”转向“独立作战”。日本是个岛国，也是海上运输大国，历来十分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据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成为“亚洲海域除美国
海军外最强大的海上力量”，[xiii] 目前拥有各种战舰163艘，约33万吨；各种飞机390架。[xiv] 其中驱逐舰、护卫舰62艘，潜艇16艘，扫雷舰艇39艘，运输舰艇10艘。这些全部实现国产化的舰艇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其中1988年开始建造的4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已有3艘服役，标准排水量为7250吨，安有电脑控制的多功能相控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惊人的速度对付空中和水下目标，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海军所追求的最高级战舰。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配备有性能卓越的104架P3C大型岸基反潜巡逻机和大量的反潜直升机、扫雷直升机，已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具有远程海上巡逻能力的国家，其扫雷规模和扫雷能力在西方国家海军中居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为掩人耳目，日本海上自卫队所有舰船吨位的大小都采用标准排水量来表示，而非世界海军通用的满载排水量。如标准排水量7250吨的“金刚”级护卫舰，其满载状态可达9470吨，与美国海军的“宙斯盾”巡洋舰的满载排水量不相上下。若照此计算，海上自卫队的33艘主力护卫舰中将有半数属于满载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大型舰艇。
为适应冷战的需要，从80年代起日本就着手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舰艇都已大型化。而随着舰艇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其护卫舰已拥有对空、反潜、对水面舰艇的综合作战能力，整个舰队也“已拥有全面作战的能力”。[xv] 根据日本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海上自卫队从2001年起将全部更换旧型号的导弹护卫舰和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建造第5艘1.35万吨的最大型补给舰和4艘“宙斯盾”护卫舰。另外，还考虑在2015年前建造2艘4万吨级轻型航空母舰，[xvi] 这也可解读为日本准备组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预见，随着作战飞机的不断更新和舰艇的逐渐大型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性质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将从单纯的美国海军的补给力量向“独立作战”的方向转变。[xvii]
4.加强空军武器装备的“精”、“强”化，建立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随着由“本土防空战略”向“海上防空战略”的转变，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逐步向“精”、“强”化方向发展，经对战机和导弹等装备的淘汰和更新，目前已建立起由E2C早期预警机、F15歼击机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等三大支柱构成的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F15歼击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现已装备部队185架，拟于近期增加到223架。[xviii] 该机续航距离4600公里，机动性能优越，装配有APC63雷达火控系统，挂装“响尾蛇”和“麻雀”空对空导弹各4枚，综合性能世界一流。此外，日本已研制出性能优于F15的F15J战机，不久即可装备部队。从美国购进的13架E2C大型早期预警机，本用于美海军搭载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或海上巡逻。该机装有可探测低空飞行目标的APS125搜索雷达，探测半径为370公里；另装有ALR59被动式雷达和ARC158、ARQ34数据处理系统。在其搜索监视范围内可同时自动跟踪300多个目标，并可通过机载计算机自动处理目标情报，传递给地面防空警戒系统和歼击机。此外，日本还于1995年从美国购进了4架性能更优越的E7672000E型新一代预警指挥机。80年代中期从美国引进并仿制的世界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可同时追踪和攻击多个目标。目前，航空自卫队6个防空导弹大队的24个中队已配备120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之后，日本又研制出可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改良型导弹PAC2，防空区域更大，性能更加优越，能与俄式SV300相匹敌。
根据防卫厅的计划，日本将从2000年起陆续装备130架F2新型强击机以取代现正服役的F1型战机，[xix] 这种以美国的F16型战斗机为蓝本研制出来的目前最先进的作战飞机，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装有4枚空对地导弹和2枚空对空导弹，作战半径810公里，配有多目标追踪搜索功能的导航电子装备和先进的线传飞控系统，适于攻击地面和海上军事目标，既可作强击机使用，又具有歼击机的性能，比美国的F16更胜一筹。另外，该机还装有空中加油探头，加之1999年2月防卫厅官员已宣布将更积极地考虑引进16—24架空中加油机，两者列装后，其攻击范围将远及整个朝鲜半岛乃至大部分亚太国家。
（三）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实现指挥、情报、通信一体化
通达、顺畅、高效的情报、通信和指挥，是决定军事行动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和有力保证。近年来，随着常规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高技术化和“精”“强”化，日本还十分重视航空航天、机器人兵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尖端技术方面的开发与研究，注意不断提高指挥、情报、通信系统的能力和水平，加快三者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日本已组建数字化部队，研制并装备了新型C3I系统（自动警戒管制系统）、防卫用一体化数字通信系统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有源主动相控阵雷达；为减少士兵伤亡，正大力研制战斗和排雷等用途的机器人，以取代士兵执行侦察、作战等危险任务；迄今已发射40多颗各种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卫星送入月球轨道的国家；作为日本参加TMD计划的一种回报，美已同意日本斥巨资2000—3000亿日元于2002年之前发射4颗军事侦察卫星，[xx] 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的监视范围之内，以彻底摆脱依靠美国卫星提供军事情报的被动局面。据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透露，这种侦察卫星的能力“将不单局限于对付导弹，甚至可以探测弹道导弹，识别舰艇、战斗机等海空主要军事力量和民用船舶、飞机等”。
日本在发展高新技术装备的同时，正致力于加速实现指挥、情报和通信的一体化进程。防卫厅已计划在其地下中央指挥所建立中央指挥系统（NCCS），将迄今陆海空自卫队各自的指挥系统全部联网，建成日本第一个高技术防卫网络，以便在日本及周边发生战事、灾害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把陆海空三军的情报及时地汇总并统一起来，利于首相和防卫厅长官进行“及时、妥善、综合”的分析和指挥，使自卫队“有机、高效地发挥作用”。[xxi] 此外，防卫厅还准备在日美两军的司令部之间架设秘密专线，用数据通信方式互换情报，以提高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和配合美军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防卫厅长官瓦力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2000年度的预算中还包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研究”的费用。[xxii] 由此看来，1999年3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野吕田芳成宣称日本可对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外国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同年10月时任防卫次官的西村真悟又声称“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这绝非一时的“失言”，也不是故弄玄虚或空穴来风，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的。瓦力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意味着核武器不得而知，但从日本的现实情况和技术水平看，它确有这种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http://www.cass.net.cn/chinese/s30_rbs/files/jianjie.htm）
张进山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质量和可靠性，最终成为与美欧共同主导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世界重要一极。
一、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
坚持并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日美两国各自安全战略利益的共同需要。冷战后，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威胁依然存在，世界充满混乱、危机和挑战。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区和国际形势，美国欲充当世界警察、巩固其惟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力不从心，需借助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的合力；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但碍于种种内外在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需得到美国的“松绑”和扶持，以改变不利的处境，提高自身在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一）重塑日美同盟关系，由“美主日从型”转向“全球伙伴型”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核保护伞之下，并始终把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其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基轴”。但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数增大、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美间贸易摩擦的激化，美国内惊呼“日本威胁论”和批评日本在安全方面“白搭车”的声音日甚，日国内主张“脱美入亚”和“自主防卫论”的对美离心倾向也开始抬头，
日美两国都意识到传统的“美主日从型”的同盟关系已不适应业已变化的形势，必须重塑日
美安保体制，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的新型同盟关系。继1992年1月双方发表指导两国未来关系的《东京宣言》，宣布两国间要建立“平等的全球性伙伴关系”之后，1994年8月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答询报告，建议日美“在行动上要建立比过去灵活而积极的合作关系”，使之“成为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更加安全的可靠基础”；1995年2月美国发表的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起草的《东亚战略报告》和1996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均强调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21世纪亚太地区维持安定和繁荣的基础”和“两国就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的基础”，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日本在地区及全球安全战略中同美国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二）扩大防御范围，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作战”
1951年签订、1960年重新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旨在防卫日本本土及宗谷、津轻和对马三个近海海峡。1978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虽把“远东”纳入日美联合防区，但前提是只有在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日本方可配合美军行动。冷战时期，因国内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基本上恪守了上述“专守防卫”的战略指导思想。然而，日本政府1995年12月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1997年9月通过的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5月通过的三个相关法案，使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发生质变，不仅首次赋予自卫队对外职能，把日美间的防卫合作内容规定得“更广泛、细致、具体”，[ii] 使之更具进攻性，且进一步扩大防御范围，把判断“周边事态”的标准由“严重影响日本的安全”改为“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把地理上的“周边地区”所指由“日本以外的远东”改为“日本周边地区”。[iii] 文字上的这一增一减，使之对原本就模糊不清的事态判断标准和地理概念的解释更具伸缩性和随意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周边事态”和“周边地区”所指的空间都进一步扩大了。对此，美国认为“‘周边事态’须着眼事态的性质”；日本则明里暗里宣称，“日本周边地区”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将包括亚太，甚至可能有印度洋、波斯湾。由此可见，日本的“自卫”范围已从最初的“日本本土”，后来的“远东”，逐步无限制地扩展到整个亚太乃至全球。也就是说，未来，只要日本判定上述某个那怕远离日本数千公里之遥的地区出现“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它就可参与美国实施的攻击性军事行动。
（三）调整防范对象，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iv]
冷战时期，苏联屯重兵于远东，使近在咫尺的日本对“来自北方的威胁”颇感忧虑。因此，日本视苏联为“假想敌”，在战略考虑和军事布防上都偏重于北方，重点提防苏联的威胁和苏军的入侵。
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军的收缩，日本认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减弱，而“发生多种复杂的地区争端的可能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弹、生物、化学武器）的生产”及“包括弹道导弹等运载手段在内的武器转移和扩散”却“趋于增加”，[v] 日本正面临多方向、多类型的威胁，防范对象应由过去的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列举的亚太地区5个所谓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日美的官方言论及近年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布防、武器装备的配置情况看，其战略指导思想已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由对付苏联转向对付朝鲜、俄罗斯和中国。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认为“俄罗斯的整体军事改组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并直接点名朝鲜“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保障的一大不稳定因素”。这里虽未直接提到中国，但一位前防卫厅长官最近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到2016年将成为军事大国，而且现在中国已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今后将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矛头无疑是针对中国的。
[vi] 这就是说，中国已成为日本防范和牵制的重点对象。
（四）增加防卫职能，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
冷战时期，根据日本政府当时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和1960年修改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规定，日本将永远放弃“集体自卫权”，不得拥有军队，只能在坚持“专守防卫”战略的原则下建立一支以保卫日本安全为目的的有限防卫力量。其职能被限定为只有在日本遭到外来武力侵略时才能进行有限的自卫，且作战区域也仅限于日本本土。冷战后，因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美国继续坚持“没有冷战的冷战体制”，人为地制造“中国威胁论”和朝鲜“导弹威胁论”，推动日本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周边事态法》、《自卫队修改法》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改法》，使日本自卫队得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不仅在日本本身遭到武力攻击时，而且在“日本周边地区有事”时也可参与美军在亚太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日本自卫队参与的军事行动多达40余项，其中包括公海扫雷、后方地区支援、搜索救难、对可疑船只随时进行检查、警戒监视及情报收集、为美军运送武器弹药和燃料、向美军提供民用机场和港口等。[vii] 另外，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要求，为在日本发生战事或周边事态时协调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作战行动，两国已决定在日本防卫厅设置事实上的日美联合司令部——“日美联合协调所”，从平时起就由双方的军事人员“在这里负责部队的部署和情报搜集，制定并传达有关后方支援的联合行动方案”，[viii] 以备战时之需。由此可见，上述军事职能的增多和由“内向型”的被动对付威胁向“外向型”的主动干预外部事务的转变，不仅提高了其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为日本今后军事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依据。
（五）参与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由“防御战略”转向“干预战略”
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是由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SDI）派生出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和通用性，它既可以用于防御他国中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稍加改造后，也可成为攻击性的导弹，用于主动袭击对方的目标。日本已具备相当规模的陆基反导能力，早在1985年10月即与美国签署了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谅解备忘录，1990年正式开始部署防空、反导两用的“爱国者”Ⅱ型导弹，到目前为止已部署了6个“爱国者”导弹群，共640枚导弹。
1993年美国开始提出与日本合作研制TMD系统的发展计划，日本碍于同国内关于限定和平开发宇宙的决议相抵触及担心亚洲邻国的反对，未明确表态，但却一直在试探着参与该计划的准备和基础调查工作。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一颗飞越日本上空的卫星后，日本借机大肆渲染“导弹威胁论”，并抛开顾忌，于同年9月公开宣布参与TMD计划，正式启动其研究开发进程。据日本1999年版《防卫白皮书》称，从这一年度开始，“日美已开始进行海基高层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并从该年度的预算中拨款9.62亿日元，“作为设计和试验火箭发动机等4个项目的经费”。
日美共同研究开发TMD系统，使日美军事合作的层次提高，技术含量增加，攻防能力增强。这一举动表明，“日本的防务立场已发生变化”，[ix] 它将“积极参与美国首先发起的进攻，支持其军事干预战略，进一步加快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x]
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
近年来，随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新定义”带来的其对美关系的地位提升和角色转换，日本越发重视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91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就首次提出“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并反复强调军事力量的堡垒和支持作用。1999年的《防卫白皮书》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努力建立自身的防卫力量”，在继续保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建设一支拥有“适当的防卫能力”的“合理、高效、精干”的军队，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正力图逐步减少对美的“从属性”和“依存性”，有计划、有步骤地悄然扩充军备，增强自主防卫能力，以便在未来的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
（一）增大军费开支，提供扩军保障
1987年以前，日本基于“专守防卫”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一直将年度军费预算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GNP）1%的限额内。为满足扩军的需要，日本政府于1987年1月决定废除这一限额，当年的军费就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2%，为35174亿日元，占GNP的1.004%。之后，日本的军费数额，每年均以5%—6%的速度递增，到1993年已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费开支大国。从1994年至2000年期间，日本的军费除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没有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在增长2%以上的水平上。日本2000年度的军费预算总额为49950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6%，较之往年增幅虽有减少，但其中的武器装备经费却大幅度增加。高额的军费开支，为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力量已居世界第二位，[xi] 尤其是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和扫雷能力及航空自卫队的拦截能力均居世界前列；三军的指挥管理系统全部实现自动化和信息化，已建成一支规模相当、军兵种齐全、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现代化军队。
（二）加强质量建军，全面提高综合作战能力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调整，日本在改革三军体制，调整自卫队领导机构指挥权限的同时，本着“质量建军”、“歼敌于海上”的思想和原则，着力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重点发展海空军力量，以全面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1.依靠技术优势，提高武器国产化、现代化水平。日本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它不仅能自立研制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且能仿制生产多种高精尖武器装备。据美国国防部1990年统计，日本甚至已在20余项关键技术方面大大超过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始终贯彻“以自行研制为主，以国外引进为辅”的指导思想，自1976年《第四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结束至今，除少部分高精尖武器装备为国外引进或联合研制外，其陆海空三军的武器大都是本国自行研制的。先进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使得日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并日益朝着大型化、现代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和更新换代的周期均已赶上美国，陆海空的协同作战和远洋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2.重组陆上自卫队编制，赋予新的机能。日本陆上自卫队是本土防卫的主要作战力量，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始终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陆上自卫队自1990年开始装备的“90式”主战坦克，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国产坦克，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其车身采用复合装甲，配有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自动弹药装填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火控系统，无论在抗打击能力和自动装填及炮弹命中率方面，都可与美国的MIAI相媲美。此外，陆上自卫队还配备有型号先进、门类齐全的近程战术地空、地舰导弹，并正在投资1284亿日元研制“霍克A改进型”中程防空导弹，拟于2003年换装部队。该新型导弹较之“爱国者”更为先进，可在雷达难以探测的复杂山地发射，有效击毁超低空导弹。
在加紧更新武器装备的同时，陆上自卫队还十分重视编制的重组。90年代中期，分别把1个师和1个步兵团改建成地对舰导弹部队及多管火箭炮部队，以打击海上目标。防卫厅于今年2月19日还决定2010年之前把现有的13个师、2个混成团重组为9个师和6个旅，并根据战略防御思想由“保卫北方”变为“防御西方”的转换和各部队所处地区及所负职责的不同，把上述部队划分为三大类型，即重点防卫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政经中枢师”、防敌大举登陆的“沿岸部署师旅”和兼负防务与增援双重任务的“战略机动师旅”，以使重组后的陆上自卫队“有质的提高”，“能够把朝鲜和中国也纳入视野”。[xii]
3.加速发展海上力量，由“补给力量”转向“独立作战”。日本是个岛国，也是海上运输大国，历来十分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据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成为“亚洲海域除美国
海军外最强大的海上力量”，[xiii] 目前拥有各种战舰163艘，约33万吨；各种飞机390架。[xiv] 其中驱逐舰、护卫舰62艘，潜艇16艘，扫雷舰艇39艘，运输舰艇10艘。这些全部实现国产化的舰艇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其中1988年开始建造的4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已有3艘服役，标准排水量为7250吨，安有电脑控制的多功能相控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惊人的速度对付空中和水下目标，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海军所追求的最高级战舰。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配备有性能卓越的104架P3C大型岸基反潜巡逻机和大量的反潜直升机、扫雷直升机，已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具有远程海上巡逻能力的国家，其扫雷规模和扫雷能力在西方国家海军中居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为掩人耳目，日本海上自卫队所有舰船吨位的大小都采用标准排水量来表示，而非世界海军通用的满载排水量。如标准排水量7250吨的“金刚”级护卫舰，其满载状态可达9470吨，与美国海军的“宙斯盾”巡洋舰的满载排水量不相上下。若照此计算，海上自卫队的33艘主力护卫舰中将有半数属于满载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大型舰艇。
为适应冷战的需要，从80年代起日本就着手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舰艇都已大型化。而随着舰艇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其护卫舰已拥有对空、反潜、对水面舰艇的综合作战能力，整个舰队也“已拥有全面作战的能力”。[xv] 根据日本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海上自卫队从2001年起将全部更换旧型号的导弹护卫舰和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建造第5艘1.35万吨的最大型补给舰和4艘“宙斯盾”护卫舰。另外，还考虑在2015年前建造2艘4万吨级轻型航空母舰，[xvi] 这也可解读为日本准备组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预见，随着作战飞机的不断更新和舰艇的逐渐大型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性质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将从单纯的美国海军的补给力量向“独立作战”的方向转变。[xvii]
4.加强空军武器装备的“精”、“强”化，建立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随着由“本土防空战略”向“海上防空战略”的转变，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逐步向“精”、“强”化方向发展，经对战机和导弹等装备的淘汰和更新，目前已建立起由E2C早期预警机、F15歼击机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等三大支柱构成的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F15歼击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现已装备部队185架，拟于近期增加到223架。[xviii] 该机续航距离4600公里，机动性能优越，装配有APC63雷达火控系统，挂装“响尾蛇”和“麻雀”空对空导弹各4枚，综合性能世界一流。此外，日本已研制出性能优于F15的F15J战机，不久即可装备部队。从美国购进的13架E2C大型早期预警机，本用于美海军搭载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或海上巡逻。该机装有可探测低空飞行目标的APS125搜索雷达，探测半径为370公里；另装有ALR59被动式雷达和ARC158、ARQ34数据处理系统。在其搜索监视范围内可同时自动跟踪300多个目标，并可通过机载计算机自动处理目标情报，传递给地面防空警戒系统和歼击机。此外，日本还于1995年从美国购进了4架性能更优越的E7672000E型新一代预警指挥机。80年代中期从美国引进并仿制的世界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可同时追踪和攻击多个目标。目前，航空自卫队6个防空导弹大队的24个中队已配备120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之后，日本又研制出可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改良型导弹PAC2，防空区域更大，性能更加优越，能与俄式SV300相匹敌。
根据防卫厅的计划，日本将从2000年起陆续装备130架F2新型强击机以取代现正服役的F1型战机，[xix] 这种以美国的F16型战斗机为蓝本研制出来的目前最先进的作战飞机，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装有4枚空对地导弹和2枚空对空导弹，作战半径810公里，配有多目标追踪搜索功能的导航电子装备和先进的线传飞控系统，适于攻击地面和海上军事目标，既可作强击机使用，又具有歼击机的性能，比美国的F16更胜一筹。另外，该机还装有空中加油探头，加之1999年2月防卫厅官员已宣布将更积极地考虑引进16—24架空中加油机，两者列装后，其攻击范围将远及整个朝鲜半岛乃至大部分亚太国家。
（三）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实现指挥、情报、通信一体化
通达、顺畅、高效的情报、通信和指挥，是决定军事行动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和有力保证。近年来，随着常规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高技术化和“精”“强”化，日本还十分重视航空航天、机器人兵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尖端技术方面的开发与研究，注意不断提高指挥、情报、通信系统的能力和水平，加快三者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日本已组建数字化部队，研制并装备了新型C3I系统（自动警戒管制系统）、防卫用一体化数字通信系统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有源主动相控阵雷达；为减少士兵伤亡，正大力研制战斗和排雷等用途的机器人，以取代士兵执行侦察、作战等危险任务；迄今已发射40多颗各种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卫星送入月球轨道的国家；作为日本参加TMD计划的一种回报，美已同意日本斥巨资2000—3000亿日元于2002年之前发射4颗军事侦察卫星，[xx] 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的监视范围之内，以彻底摆脱依靠美国卫星提供军事情报的被动局面。据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透露，这种侦察卫星的能力“将不单局限于对付导弹，甚至可以探测弹道导弹，识别舰艇、战斗机等海空主要军事力量和民用船舶、飞机等”。
日本在发展高新技术装备的同时，正致力于加速实现指挥、情报和通信的一体化进程。防卫厅已计划在其地下中央指挥所建立中央指挥系统（NCCS），将迄今陆海空自卫队各自的指挥系统全部联网，建成日本第一个高技术防卫网络，以便在日本及周边发生战事、灾害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把陆海空三军的情报及时地汇总并统一起来，利于首相和防卫厅长官进行“及时、妥善、综合”的分析和指挥，使自卫队“有机、高效地发挥作用”。[xxi] 此外，防卫厅还准备在日美两军的司令部之间架设秘密专线，用数据通信方式互换情报，以提高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和配合美军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防卫厅长官瓦力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2000年度的预算中还包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研究”的费用。[xxii] 由此看来，1999年3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野吕田芳成宣称日本可对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外国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同年10月时任防卫次官的西村真悟又声称“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这绝非一时的“失言”，也不是故弄玄虚或空穴来风，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的。瓦力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意味着核武器不得而知，但从日本的现实情况和技术水平看，它确有这种能力。
张进山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质量和可靠性，最终成为与美欧共同主导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世界重要一极。
一、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
坚持并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日美两国各自安全战略利益的共同需要。冷战后，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威胁依然存在，世界充满混乱、危机和挑战。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区和国际形势，美国欲充当世界警察、巩固其惟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力不从心，需借助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的合力；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但碍于种种内外在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需得到美国的“松绑”和扶持，以改变不利的处境，提高自身在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一）重塑日美同盟关系，由“美主日从型”转向“全球伙伴型”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核保护伞之下，并始终把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其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基轴”。但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数增大、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美间贸易摩擦的激化，美国内惊呼“日本威胁论”和批评日本在安全方面“白搭车”的声音日甚，日国内主张“脱美入亚”和“自主防卫论”的对美离心倾向也开始抬头，
日美两国都意识到传统的“美主日从型”的同盟关系已不适应业已变化的形势，必须重塑日
美安保体制，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的新型同盟关系。继1992年1月双方发表指导两国未来关系的《东京宣言》，宣布两国间要建立“平等的全球性伙伴关系”之后，1994年8月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答询报告，建议日美“在行动上要建立比过去灵活而积极的合作关系”，使之“成为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更加安全的可靠基础”；1995年2月美国发表的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起草的《东亚战略报告》和1996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均强调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21世纪亚太地区维持安定和繁荣的基础”和“两国就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的基础”，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日本在地区及全球安全战略中同美国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二）扩大防御范围，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作战”
1951年签订、1960年重新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旨在防卫日本本土及宗谷、津轻和对马三个近海海峡。1978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虽把“远东”纳入日美联合防区，但前提是只有在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日本方可配合美军行动。冷战时期，因国内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基本上恪守了上述“专守防卫”的战略指导思想。然而，日本政府1995年12月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1997年9月通过的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5月通过的三个相关法案，使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发生质变，不仅首次赋予自卫队对外职能，把日美间的防卫合作内容规定得“更广泛、细致、具体”，[ii] 使之更具进攻性，且进一步扩大防御范围，把判断“周边事态”的标准由“严重影响日本的安全”改为“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把地理上的“周边地区”所指由“日本以外的远东”改为“日本周边地区”。[iii] 文字上的这一增一减，使之对原本就模糊不清的事态判断标准和地理概念的解释更具伸缩性和随意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周边事态”和“周边地区”所指的空间都进一步扩大了。对此，美国认为“‘周边事态’须着眼事态的性质”；日本则明里暗里宣称，“日本周边地区”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将包括亚太，甚至可能有印度洋、波斯湾。由此可见，日本的“自卫”范围已从最初的“日本本土”，后来的“远东”，逐步无限制地扩展到整个亚太乃至全球。也就是说，未来，只要日本判定上述某个那怕远离日本数千公里之遥的地区出现“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它就可参与美国实施的攻击性军事行动。
（三）调整防范对象，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iv]
冷战时期，苏联屯重兵于远东，使近在咫尺的日本对“来自北方的威胁”颇感忧虑。因此，日本视苏联为“假想敌”，在战略考虑和军事布防上都偏重于北方，重点提防苏联的威胁和苏军的入侵。
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军的收缩，日本认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减弱，而“发生多种复杂的地区争端的可能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弹、生物、化学武器）的生产”及“包括弹道导弹等运载手段在内的武器转移和扩散”却“趋于增加”，[v] 日本正面临多方向、多类型的威胁，防范对象应由过去的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列举的亚太地区5个所谓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日美的官方言论及近年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布防、武器装备的配置情况看，其战略指导思想已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由对付苏联转向对付朝鲜、俄罗斯和中国。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认为“俄罗斯的整体军事改组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并直接点名朝鲜“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保障的一大不稳定因素”。这里虽未直接提到中国，但一位前防卫厅长官最近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到2016年将成为军事大国，而且现在中国已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今后将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矛头无疑是针对中国的。
[vi] 这就是说，中国已成为日本防范和牵制的重点对象。
（四）增加防卫职能，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
冷战时期，根据日本政府当时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和1960年修改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规定，日本将永远放弃“集体自卫权”，不得拥有军队，只能在坚持“专守防卫”战略的原则下建立一支以保卫日本安全为目的的有限防卫力量。其职能被限定为只有在日本遭到外来武力侵略时才能进行有限的自卫，且作战区域也仅限于日本本土。冷战后，因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美国继续坚持“没有冷战的冷战体制”，人为地制造“中国威胁论”和朝鲜“导弹威胁论”，推动日本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周边事态法》、《自卫队修改法》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改法》，使日本自卫队得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不仅在日本本身遭到武力攻击时，而且在“日本周边地区有事”时也可参与美军在亚太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日本自卫队参与的军事行动多达40余项，其中包括公海扫雷、后方地区支援、搜索救难、对可疑船只随时进行检查、警戒监视及情报收集、为美军运送武器弹药和燃料、向美军提供民用机场和港口等。[vii] 另外，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要求，为在日本发生战事或周边事态时协调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作战行动，两国已决定在日本防卫厅设置事实上的日美联合司令部——“日美联合协调所”，从平时起就由双方的军事人员“在这里负责部队的部署和情报搜集，制定并传达有关后方支援的联合行动方案”，[viii] 以备战时之需。由此可见，上述军事职能的增多和由“内向型”的被动对付威胁向“外向型”的主动干预外部事务的转变，不仅提高了其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为日本今后军事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依据。
（五）参与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由“防御战略”转向“干预战略”
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是由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SDI）派生出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和通用性，它既可以用于防御他国中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稍加改造后，也可成为攻击性的导弹，用于主动袭击对方的目标。日本已具备相当规模的陆基反导能力，早在1985年10月即与美国签署了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谅解备忘录，1990年正式开始部署防空、反导两用的“爱国者”Ⅱ型导弹，到目前为止已部署了6个“爱国者”导弹群，共640枚导弹。
1993年美国开始提出与日本合作研制TMD系统的发展计划，日本碍于同国内关于限定和平开发宇宙的决议相抵触及担心亚洲邻国的反对，未明确表态，但却一直在试探着参与该计划的准备和基础调查工作。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一颗飞越日本上空的卫星后，日本借机大肆渲染“导弹威胁论”，并抛开顾忌，于同年9月公开宣布参与TMD计划，正式启动其研究开发进程。据日本1999年版《防卫白皮书》称，从这一年度开始，“日美已开始进行海基高层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并从该年度的预算中拨款9.62亿日元，“作为设计和试验火箭发动机等4个项目的经费”。
日美共同研究开发TMD系统，使日美军事合作的层次提高，技术含量增加，攻防能力增强。这一举动表明，“日本的防务立场已发生变化”，[ix] 它将“积极参与美国首先发起的进攻，支持其军事干预战略，进一步加快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x]
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
近年来，随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新定义”带来的其对美关系的地位提升和角色转换，日本越发重视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91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就首次提出“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并反复强调军事力量的堡垒和支持作用。1999年的《防卫白皮书》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努力建立自身的防卫力量”，在继续保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建设一支拥有“适当的防卫能力”的“合理、高效、精干”的军队，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正力图逐步减少对美的“从属性”和“依存性”，有计划、有步骤地悄然扩充军备，增强自主防卫能力，以便在未来的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
（一）增大军费开支，提供扩军保障
1987年以前，日本基于“专守防卫”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一直将年度军费预算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GNP）1%的限额内。为满足扩军的需要，日本政府于1987年1月决定废除这一限额，当年的军费就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2%，为35174亿日元，占GNP的1.004%。之后，日本的军费数额，每年均以5%—6%的速度递增，到1993年已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费开支大国。从1994年至2000年期间，日本的军费除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没有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在增长2%以上的水平上。日本2000年度的军费预算总额为49950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6%，较之往年增幅虽有减少，但其中的武器装备经费却大幅度增加。高额的军费开支，为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力量已居世界第二位，[xi] 尤其是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和扫雷能力及航空自卫队的拦截能力均居世界前列；三军的指挥管理系统全部实现自动化和信息化，已建成一支规模相当、军兵种齐全、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现代化军队。
（二）加强质量建军，全面提高综合作战能力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调整，日本在改革三军体制，调整自卫队领导机构指挥权限的同时，本着“质量建军”、“歼敌于海上”的思想和原则，着力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重点发展海空军力量，以全面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1.依靠技术优势，提高武器国产化、现代化水平。日本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它不仅能自立研制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且能仿制生产多种高精尖武器装备。据美国国防部1990年统计，日本甚至已在20余项关键技术方面大大超过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始终贯彻“以自行研制为主，以国外引进为辅”的指导思想，自1976年《第四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结束至今，除少部分高精尖武器装备为国外引进或联合研制外，其陆海空三军的武器大都是本国自行研制的。先进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使得日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并日益朝着大型化、现代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和更新换代的周期均已赶上美国，陆海空的协同作战和远洋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2.重组陆上自卫队编制，赋予新的机能。日本陆上自卫队是本土防卫的主要作战力量，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始终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陆上自卫队自1990年开始装备的“90式”主战坦克，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国产坦克，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其车身采用复合装甲，配有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自动弹药装填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火控系统，无论在抗打击能力和自动装填及炮弹命中率方面，都可与美国的MIAI相媲美。此外，陆上自卫队还配备有型号先进、门类齐全的近程战术地空、地舰导弹，并正在投资1284亿日元研制“霍克A改进型”中程防空导弹，拟于2003年换装部队。该新型导弹较之“爱国者”更为先进，可在雷达难以探测的复杂山地发射，有效击毁超低空导弹。
在加紧更新武器装备的同时，陆上自卫队还十分重视编制的重组。90年代中期，分别把1个师和1个步兵团改建成地对舰导弹部队及多管火箭炮部队，以打击海上目标。防卫厅于今年2月19日还决定2010年之前把现有的13个师、2个混成团重组为9个师和6个旅，并根据战略防御思想由“保卫北方”变为“防御西方”的转换和各部队所处地区及所负职责的不同，把上述部队划分为三大类型，即重点防卫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政经中枢师”、防敌大举登陆的“沿岸部署师旅”和兼负防务与增援双重任务的“战略机动师旅”，以使重组后的陆上自卫队“有质的提高”，“能够把朝鲜和中国也纳入视野”。[xii]
3.加速发展海上力量，由“补给力量”转向“独立作战”。日本是个岛国，也是海上运输大国，历来十分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据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成为“亚洲海域除美国
海军外最强大的海上力量”，[xiii] 目前拥有各种战舰163艘，约33万吨；各种飞机390架。[xiv] 其中驱逐舰、护卫舰62艘，潜艇16艘，扫雷舰艇39艘，运输舰艇10艘。这些全部实现国产化的舰艇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其中1988年开始建造的4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已有3艘服役，标准排水量为7250吨，安有电脑控制的多功能相控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惊人的速度对付空中和水下目标，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海军所追求的最高级战舰。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配备有性能卓越的104架P3C大型岸基反潜巡逻机和大量的反潜直升机、扫雷直升机，已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具有远程海上巡逻能力的国家，其扫雷规模和扫雷能力在西方国家海军中居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为掩人耳目，日本海上自卫队所有舰船吨位的大小都采用标准排水量来表示，而非世界海军通用的满载排水量。如标准排水量7250吨的“金刚”级护卫舰，其满载状态可达9470吨，与美国海军的“宙斯盾”巡洋舰的满载排水量不相上下。若照此计算，海上自卫队的33艘主力护卫舰中将有半数属于满载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大型舰艇。
为适应冷战的需要，从80年代起日本就着手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舰艇都已大型化。而随着舰艇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其护卫舰已拥有对空、反潜、对水面舰艇的综合作战能力，整个舰队也“已拥有全面作战的能力”。[xv] 根据日本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海上自卫队从2001年起将全部更换旧型号的导弹护卫舰和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建造第5艘1.35万吨的最大型补给舰和4艘“宙斯盾”护卫舰。另外，还考虑在2015年前建造2艘4万吨级轻型航空母舰，[xvi] 这也可解读为日本准备组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预见，随着作战飞机的不断更新和舰艇的逐渐大型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性质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将从单纯的美国海军的补给力量向“独立作战”的方向转变。[xvii]
4.加强空军武器装备的“精”、“强”化，建立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随着由“本土防空战略”向“海上防空战略”的转变，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逐步向“精”、“强”化方向发展，经对战机和导弹等装备的淘汰和更新，目前已建立起由E2C早期预警机、F15歼击机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等三大支柱构成的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F15歼击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现已装备部队185架，拟于近期增加到223架。[xviii] 该机续航距离4600公里，机动性能优越，装配有APC63雷达火控系统，挂装“响尾蛇”和“麻雀”空对空导弹各4枚，综合性能世界一流。此外，日本已研制出性能优于F15的F15J战机，不久即可装备部队。从美国购进的13架E2C大型早期预警机，本用于美海军搭载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或海上巡逻。该机装有可探测低空飞行目标的APS125搜索雷达，探测半径为370公里；另装有ALR59被动式雷达和ARC158、ARQ34数据处理系统。在其搜索监视范围内可同时自动跟踪300多个目标，并可通过机载计算机自动处理目标情报，传递给地面防空警戒系统和歼击机。此外，日本还于1995年从美国购进了4架性能更优越的E7672000E型新一代预警指挥机。80年代中期从美国引进并仿制的世界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可同时追踪和攻击多个目标。目前，航空自卫队6个防空导弹大队的24个中队已配备120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之后，日本又研制出可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改良型导弹PAC2，防空区域更大，性能更加优越，能与俄式SV300相匹敌。
根据防卫厅的计划，日本将从2000年起陆续装备130架F2新型强击机以取代现正服役的F1型战机，[xix] 这种以美国的F16型战斗机为蓝本研制出来的目前最先进的作战飞机，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装有4枚空对地导弹和2枚空对空导弹，作战半径810公里，配有多目标追踪搜索功能的导航电子装备和先进的线传飞控系统，适于攻击地面和海上军事目标，既可作强击机使用，又具有歼击机的性能，比美国的F16更胜一筹。另外，该机还装有空中加油探头，加之1999年2月防卫厅官员已宣布将更积极地考虑引进16—24架空中加油机，两者列装后，其攻击范围将远及整个朝鲜半岛乃至大部分亚太国家。
（三）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实现指挥、情报、通信一体化
通达、顺畅、高效的情报、通信和指挥，是决定军事行动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和有力保证。近年来，随着常规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高技术化和“精”“强”化，日本还十分重视航空航天、机器人兵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尖端技术方面的开发与研究，注意不断提高指挥、情报、通信系统的能力和水平，加快三者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日本已组建数字化部队，研制并装备了新型C3I系统（自动警戒管制系统）、防卫用一体化数字通信系统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有源主动相控阵雷达；为减少士兵伤亡，正大力研制战斗和排雷等用途的机器人，以取代士兵执行侦察、作战等危险任务；迄今已发射40多颗各种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卫星送入月球轨道的国家；作为日本参加TMD计划的一种回报，美已同意日本斥巨资2000—3000亿日元于2002年之前发射4颗军事侦察卫星，[xx] 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的监视范围之内，以彻底摆脱依靠美国卫星提供军事情报的被动局面。据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透露，这种侦察卫星的能力“将不单局限于对付导弹，甚至可以探测弹道导弹，识别舰艇、战斗机等海空主要军事力量和民用船舶、飞机等”。
日本在发展高新技术装备的同时，正致力于加速实现指挥、情报和通信的一体化进程。防卫厅已计划在其地下中央指挥所建立中央指挥系统（NCCS），将迄今陆海空自卫队各自的指挥系统全部联网，建成日本第一个高技术防卫网络，以便在日本及周边发生战事、灾害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把陆海空三军的情报及时地汇总并统一起来，利于首相和防卫厅长官进行“及时、妥善、综合”的分析和指挥，使自卫队“有机、高效地发挥作用”。[xxi] 此外，防卫厅还准备在日美两军的司令部之间架设秘密专线，用数据通信方式互换情报，以提高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和配合美军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防卫厅长官瓦力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2000年度的预算中还包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研究”的费用。[xxii] 由此看来，1999年3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野吕田芳成宣称日本可对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外国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同年10月时任防卫次官的西村真悟又声称“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这绝非一时的“失言”，也不是故弄玄虚或空穴来风，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的。瓦力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意味着核武器不得而知，但从日本的现实情况和技术水平看，它确有这种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http://www.cass.net.cn/chinese/s30_rbs/files/jianjie.htm）
张进山
冷战后，日本为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未来的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于己的地位，对本国的安全战略做出了较大调整。随着1994年8月《日本的安全保障及其武装力量发展方向——21世纪的展望》报告的出台和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位，其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主体框架业已形成，主要特征初见端倪。概而言之，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实力为先导，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依托，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以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为手段，通过不断增强军事上的“自主防卫”能力，全面提高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质量和可靠性，最终成为与美欧共同主导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世界重要一极。
一、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
坚持并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日美两国各自安全战略利益的共同需要。冷战后，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威胁依然存在，世界充满混乱、危机和挑战。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地区和国际形势，美国欲充当世界警察、巩固其惟一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力不从心，需借助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的合力；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但碍于种种内外在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需得到美国的“松绑”和扶持，以改变不利的处境，提高自身在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一）重塑日美同盟关系，由“美主日从型”转向“全球伙伴型”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核保护伞之下，并始终把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其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基轴”。但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数增大、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美间贸易摩擦的激化，美国内惊呼“日本威胁论”和批评日本在安全方面“白搭车”的声音日甚，日国内主张“脱美入亚”和“自主防卫论”的对美离心倾向也开始抬头，
日美两国都意识到传统的“美主日从型”的同盟关系已不适应业已变化的形势，必须重塑日
美安保体制，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的新型同盟关系。继1992年1月双方发表指导两国未来关系的《东京宣言》，宣布两国间要建立“平等的全球性伙伴关系”之后，1994年8月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答询报告，建议日美“在行动上要建立比过去灵活而积极的合作关系”，使之“成为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更加安全的可靠基础”；1995年2月美国发表的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起草的《东亚战略报告》和1996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均强调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21世纪亚太地区维持安定和繁荣的基础”和“两国就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的基础”，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日本在地区及全球安全战略中同美国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二）扩大防御范围，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作战”
1951年签订、1960年重新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旨在防卫日本本土及宗谷、津轻和对马三个近海海峡。1978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虽把“远东”纳入日美联合防区，但前提是只有在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日本方可配合美军行动。冷战时期，因国内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基本上恪守了上述“专守防卫”的战略指导思想。然而，日本政府1995年12月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1997年9月通过的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1999年5月通过的三个相关法案，使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发生质变，不仅首次赋予自卫队对外职能，把日美间的防卫合作内容规定得“更广泛、细致、具体”，[ii] 使之更具进攻性，且进一步扩大防御范围，把判断“周边事态”的标准由“严重影响日本的安全”改为“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把地理上的“周边地区”所指由“日本以外的远东”改为“日本周边地区”。[iii] 文字上的这一增一减，使之对原本就模糊不清的事态判断标准和地理概念的解释更具伸缩性和随意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周边事态”和“周边地区”所指的空间都进一步扩大了。对此，美国认为“‘周边事态’须着眼事态的性质”；日本则明里暗里宣称，“日本周边地区”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将包括亚太，甚至可能有印度洋、波斯湾。由此可见，日本的“自卫”范围已从最初的“日本本土”，后来的“远东”，逐步无限制地扩展到整个亚太乃至全球。也就是说，未来，只要日本判定上述某个那怕远离日本数千公里之遥的地区出现“严重影响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的事态，它就可参与美国实施的攻击性军事行动。
（三）调整防范对象，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iv]
冷战时期，苏联屯重兵于远东，使近在咫尺的日本对“来自北方的威胁”颇感忧虑。因此，日本视苏联为“假想敌”，在战略考虑和军事布防上都偏重于北方，重点提防苏联的威胁和苏军的入侵。
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军的收缩，日本认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减弱，而“发生多种复杂的地区争端的可能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弹、生物、化学武器）的生产”及“包括弹道导弹等运载手段在内的武器转移和扩散”却“趋于增加”，[v] 日本正面临多方向、多类型的威胁，防范对象应由过去的单一化转向多元化。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列举的亚太地区5个所谓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日美的官方言论及近年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布防、武器装备的配置情况看，其战略指导思想已由“保卫北方”转向“防御西方”，由对付苏联转向对付朝鲜、俄罗斯和中国。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认为“俄罗斯的整体军事改组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并直接点名朝鲜“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安全保障的一大不稳定因素”。这里虽未直接提到中国，但一位前防卫厅长官最近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从长远观点看，中国到2016年将成为军事大国，而且现在中国已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今后将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矛头无疑是针对中国的。
[vi] 这就是说，中国已成为日本防范和牵制的重点对象。
（四）增加防卫职能，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
冷战时期，根据日本政府当时对宪法第9条的解释和1960年修改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规定，日本将永远放弃“集体自卫权”，不得拥有军队，只能在坚持“专守防卫”战略的原则下建立一支以保卫日本安全为目的的有限防卫力量。其职能被限定为只有在日本遭到外来武力侵略时才能进行有限的自卫，且作战区域也仅限于日本本土。冷战后，因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美国继续坚持“没有冷战的冷战体制”，人为地制造“中国威胁论”和朝鲜“导弹威胁论”，推动日本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通过《周边事态法》、《自卫队修改法》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改法》，使日本自卫队得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不仅在日本本身遭到武力攻击时，而且在“日本周边地区有事”时也可参与美军在亚太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日本自卫队参与的军事行动多达40余项，其中包括公海扫雷、后方地区支援、搜索救难、对可疑船只随时进行检查、警戒监视及情报收集、为美军运送武器弹药和燃料、向美军提供民用机场和港口等。[vii] 另外，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要求，为在日本发生战事或周边事态时协调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作战行动，两国已决定在日本防卫厅设置事实上的日美联合司令部——“日美联合协调所”，从平时起就由双方的军事人员“在这里负责部队的部署和情报搜集，制定并传达有关后方支援的联合行动方案”，[viii] 以备战时之需。由此可见，上述军事职能的增多和由“内向型”的被动对付威胁向“外向型”的主动干预外部事务的转变，不仅提高了其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为日本今后军事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依据。
（五）参与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由“防御战略”转向“干预战略”
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是由里根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SDI）派生出的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和通用性，它既可以用于防御他国中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稍加改造后，也可成为攻击性的导弹，用于主动袭击对方的目标。日本已具备相当规模的陆基反导能力，早在1985年10月即与美国签署了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谅解备忘录，1990年正式开始部署防空、反导两用的“爱国者”Ⅱ型导弹，到目前为止已部署了6个“爱国者”导弹群，共640枚导弹。
1993年美国开始提出与日本合作研制TMD系统的发展计划，日本碍于同国内关于限定和平开发宇宙的决议相抵触及担心亚洲邻国的反对，未明确表态，但却一直在试探着参与该计划的准备和基础调查工作。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一颗飞越日本上空的卫星后，日本借机大肆渲染“导弹威胁论”，并抛开顾忌，于同年9月公开宣布参与TMD计划，正式启动其研究开发进程。据日本1999年版《防卫白皮书》称，从这一年度开始，“日美已开始进行海基高层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并从该年度的预算中拨款9.62亿日元，“作为设计和试验火箭发动机等4个项目的经费”。
日美共同研究开发TMD系统，使日美军事合作的层次提高，技术含量增加，攻防能力增强。这一举动表明，“日本的防务立场已发生变化”，[ix] 它将“积极参与美国首先发起的进攻，支持其军事干预战略，进一步加快日本迈向军事大国的步伐”。[x]
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
近年来，随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新定义”带来的其对美关系的地位提升和角色转换，日本越发重视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91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就首次提出“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并反复强调军事力量的堡垒和支持作用。1999年的《防卫白皮书》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努力建立自身的防卫力量”，在继续保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建设一支拥有“适当的防卫能力”的“合理、高效、精干”的军队，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日本正力图逐步减少对美的“从属性”和“依存性”，有计划、有步骤地悄然扩充军备，增强自主防卫能力，以便在未来的安全战略中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
（一）增大军费开支，提供扩军保障
1987年以前，日本基于“专守防卫”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一直将年度军费预算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GNP）1%的限额内。为满足扩军的需要，日本政府于1987年1月决定废除这一限额，当年的军费就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2%，为35174亿日元，占GNP的1.004%。之后，日本的军费数额，每年均以5%—6%的速度递增，到1993年已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费开支大国。从1994年至2000年期间，日本的军费除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没有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在增长2%以上的水平上。日本2000年度的军费预算总额为49950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6%，较之往年增幅虽有减少，但其中的武器装备经费却大幅度增加。高额的军费开支，为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力量已居世界第二位，[xi] 尤其是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和扫雷能力及航空自卫队的拦截能力均居世界前列；三军的指挥管理系统全部实现自动化和信息化，已建成一支规模相当、军兵种齐全、武器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现代化军队。
（二）加强质量建军，全面提高综合作战能力
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调整，日本在改革三军体制，调整自卫队领导机构指挥权限的同时，本着“质量建军”、“歼敌于海上”的思想和原则，着力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重点发展海空军力量，以全面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1.依靠技术优势，提高武器国产化、现代化水平。日本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它不仅能自立研制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且能仿制生产多种高精尖武器装备。据美国国防部1990年统计，日本甚至已在20余项关键技术方面大大超过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始终贯彻“以自行研制为主，以国外引进为辅”的指导思想，自1976年《第四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结束至今，除少部分高精尖武器装备为国外引进或联合研制外，其陆海空三军的武器大都是本国自行研制的。先进的军工科研生产能力，使得日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并日益朝着大型化、现代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日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和更新换代的周期均已赶上美国，陆海空的协同作战和远洋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2.重组陆上自卫队编制，赋予新的机能。日本陆上自卫队是本土防卫的主要作战力量，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始终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陆上自卫队自1990年开始装备的“90式”主战坦克，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三代国产坦克，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其车身采用复合装甲，配有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自动弹药装填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火控系统，无论在抗打击能力和自动装填及炮弹命中率方面，都可与美国的MIAI相媲美。此外，陆上自卫队还配备有型号先进、门类齐全的近程战术地空、地舰导弹，并正在投资1284亿日元研制“霍克A改进型”中程防空导弹，拟于2003年换装部队。该新型导弹较之“爱国者”更为先进，可在雷达难以探测的复杂山地发射，有效击毁超低空导弹。
在加紧更新武器装备的同时，陆上自卫队还十分重视编制的重组。90年代中期，分别把1个师和1个步兵团改建成地对舰导弹部队及多管火箭炮部队，以打击海上目标。防卫厅于今年2月19日还决定2010年之前把现有的13个师、2个混成团重组为9个师和6个旅，并根据战略防御思想由“保卫北方”变为“防御西方”的转换和各部队所处地区及所负职责的不同，把上述部队划分为三大类型，即重点防卫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政经中枢师”、防敌大举登陆的“沿岸部署师旅”和兼负防务与增援双重任务的“战略机动师旅”，以使重组后的陆上自卫队“有质的提高”，“能够把朝鲜和中国也纳入视野”。[xii]
3.加速发展海上力量，由“补给力量”转向“独立作战”。日本是个岛国，也是海上运输大国，历来十分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据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成为“亚洲海域除美国
海军外最强大的海上力量”，[xiii] 目前拥有各种战舰163艘，约33万吨；各种飞机390架。[xiv] 其中驱逐舰、护卫舰62艘，潜艇16艘，扫雷舰艇39艘，运输舰艇10艘。这些全部实现国产化的舰艇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其中1988年开始建造的4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已有3艘服役，标准排水量为7250吨，安有电脑控制的多功能相控雷达和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可以惊人的速度对付空中和水下目标，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海军所追求的最高级战舰。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配备有性能卓越的104架P3C大型岸基反潜巡逻机和大量的反潜直升机、扫雷直升机，已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具有远程海上巡逻能力的国家，其扫雷规模和扫雷能力在西方国家海军中居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为掩人耳目，日本海上自卫队所有舰船吨位的大小都采用标准排水量来表示，而非世界海军通用的满载排水量。如标准排水量7250吨的“金刚”级护卫舰，其满载状态可达9470吨，与美国海军的“宙斯盾”巡洋舰的满载排水量不相上下。若照此计算，海上自卫队的33艘主力护卫舰中将有半数属于满载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大型舰艇。
为适应冷战的需要，从80年代起日本就着手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舰艇都已大型化。而随着舰艇的现代化和大型化，其护卫舰已拥有对空、反潜、对水面舰艇的综合作战能力，整个舰队也“已拥有全面作战的能力”。[xv] 根据日本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海上自卫队从2001年起将全部更换旧型号的导弹护卫舰和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建造第5艘1.35万吨的最大型补给舰和4艘“宙斯盾”护卫舰。另外，还考虑在2015年前建造2艘4万吨级轻型航空母舰，[xvi] 这也可解读为日本准备组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可以预见，随着作战飞机的不断更新和舰艇的逐渐大型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性质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将从单纯的美国海军的补给力量向“独立作战”的方向转变。[xvii]
4.加强空军武器装备的“精”、“强”化，建立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随着由“本土防空战略”向“海上防空战略”的转变，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武器装备逐步向“精”、“强”化方向发展，经对战机和导弹等装备的淘汰和更新，目前已建立起由E2C早期预警机、F15歼击机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等三大支柱构成的大纵深、多层次的防空体系。F15歼击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现已装备部队185架，拟于近期增加到223架。[xviii] 该机续航距离4600公里，机动性能优越，装配有APC63雷达火控系统，挂装“响尾蛇”和“麻雀”空对空导弹各4枚，综合性能世界一流。此外，日本已研制出性能优于F15的F15J战机，不久即可装备部队。从美国购进的13架E2C大型早期预警机，本用于美海军搭载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或海上巡逻。该机装有可探测低空飞行目标的APS125搜索雷达，探测半径为370公里；另装有ALR59被动式雷达和ARC158、ARQ34数据处理系统。在其搜索监视范围内可同时自动跟踪300多个目标，并可通过机载计算机自动处理目标情报，传递给地面防空警戒系统和歼击机。此外，日本还于1995年从美国购进了4架性能更优越的E7672000E型新一代预警指挥机。80年代中期从美国引进并仿制的世界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可同时追踪和攻击多个目标。目前，航空自卫队6个防空导弹大队的24个中队已配备120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之后，日本又研制出可拦截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改良型导弹PAC2，防空区域更大，性能更加优越，能与俄式SV300相匹敌。
根据防卫厅的计划，日本将从2000年起陆续装备130架F2新型强击机以取代现正服役的F1型战机，[xix] 这种以美国的F16型战斗机为蓝本研制出来的目前最先进的作战飞机，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装有4枚空对地导弹和2枚空对空导弹，作战半径810公里，配有多目标追踪搜索功能的导航电子装备和先进的线传飞控系统，适于攻击地面和海上军事目标，既可作强击机使用，又具有歼击机的性能，比美国的F16更胜一筹。另外，该机还装有空中加油探头，加之1999年2月防卫厅官员已宣布将更积极地考虑引进16—24架空中加油机，两者列装后，其攻击范围将远及整个朝鲜半岛乃至大部分亚太国家。
（三）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实现指挥、情报、通信一体化
通达、顺畅、高效的情报、通信和指挥，是决定军事行动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和有力保证。近年来，随着常规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高技术化和“精”“强”化，日本还十分重视航空航天、机器人兵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尖端技术方面的开发与研究，注意不断提高指挥、情报、通信系统的能力和水平，加快三者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日本已组建数字化部队，研制并装备了新型C3I系统（自动警戒管制系统）、防卫用一体化数字通信系统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有源主动相控阵雷达；为减少士兵伤亡，正大力研制战斗和排雷等用途的机器人，以取代士兵执行侦察、作战等危险任务；迄今已发射40多颗各种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卫星送入月球轨道的国家；作为日本参加TMD计划的一种回报，美已同意日本斥巨资2000—3000亿日元于2002年之前发射4颗军事侦察卫星，[xx] 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的监视范围之内，以彻底摆脱依靠美国卫星提供军事情报的被动局面。据日本1999年版的《防卫白皮书》透露，这种侦察卫星的能力“将不单局限于对付导弹，甚至可以探测弹道导弹，识别舰艇、战斗机等海空主要军事力量和民用船舶、飞机等”。
日本在发展高新技术装备的同时，正致力于加速实现指挥、情报和通信的一体化进程。防卫厅已计划在其地下中央指挥所建立中央指挥系统（NCCS），将迄今陆海空自卫队各自的指挥系统全部联网，建成日本第一个高技术防卫网络，以便在日本及周边发生战事、灾害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把陆海空三军的情报及时地汇总并统一起来，利于首相和防卫厅长官进行“及时、妥善、综合”的分析和指挥，使自卫队“有机、高效地发挥作用”。[xxi] 此外，防卫厅还准备在日美两军的司令部之间架设秘密专线，用数据通信方式互换情报，以提高日本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和配合美军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防卫厅长官瓦力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2000年度的预算中还包括“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研究”的费用。[xxii] 由此看来，1999年3月时任防卫厅长官的野吕田芳成宣称日本可对企图用导弹袭击日本的外国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同年10月时任防卫次官的西村真悟又声称“日本应该发展核武器”，这绝非一时的“失言”，也不是故弄玄虚或空穴来风，是有其一定的背景和根源的。瓦力所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意味着核武器不得而知，但从日本的现实情况和技术水平看，它确有这种能力。
三、加大多元外交力度
外交在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冷战后，国际上两极体制瓦解，反对美国“一超独霸”企图的多极化趋势增强。为拓展外交空间，争取更大主动，日本适时调整其对外政策，在外交上一改过去一味追随美国的做法，“既不迎合一极，也不赞成多极”，[xxiii] 而是大力开展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的多元化外交，在继续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的同时，立足亚太，兼顾其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地区对话，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确保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力争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与美欧共同主宰国际事务，建立以日美欧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最终服务于其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目标。
（一）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争做世界政治大国
日本不仅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对外援助大国，而且是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会费交纳大国，近年来其交纳的会费约占联合国平均预算的20%，远远高出其他英、法、俄、中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海湾战争中尽管日本向多国部队慷慨出资130亿美元，却仍被西方国家批评为“只出钱不出人”。日本不甘心于这种“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境遇，在1994年正式宣布要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目的是通过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争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利用联合国这一“舞台”贯彻本国的外交意图，在国际上争得更大的发言权；打着联合国的合法旗号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为成为政治大国，进而发挥军事作用增添筹码。
近年来，日本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里提高地位及扩大影响的努力已初见成效。迄今，日本已7次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会员国中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担任理事等要职最多的国家。另外，日本还是非洲发展、禁止核军备、防止核扩散之类国际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联合国建立军备登记制度的推动者，并鼓励其青年以非政府组织（NGO）的形式赴海外参加志愿者活动，从侧面配合政府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参与联合国的事务和活动方面，已不仅限于派出文职人员，它已大胆突破法律禁忌，把自卫队的军人相继派往柬埔寨、海湾、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扎伊尔等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外务省发言人最近声称，日本还准备派军舰前往马六甲海峡参加多国打击海盗的巡逻。[xxiv]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0月日本联合执政的“自自公”三党已就解除《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中规定的冻结日本行使武力的内容达成协议，试图以此突破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或多国部队军事行动的最后障碍，为今后在海外行使武力、直接参战做准备。
（二）加强全方位外交活动，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日本认为，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对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进入90年代，为确立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在坚持“日美关系是日本的外交基轴”，并通过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等场合加强日美欧三边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亚洲国家，而且是其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上的需要。亚太地区，尤其东亚是日本主要的投资和贸易对象地区，其年出口量的42%和年进口量的36%以上在东亚，[xxv] 51%以上的政府开发援助投放在亚洲；同时，其99.8%以上的进口原材料和半数以上的粮食要靠海上运输，而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5万多艘远洋船舶中的大部分，是驶离或驶往日本的油轮和货船。
[xxvi] 因此，日本一直视亚洲为其生死攸关的“进出之地”，并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亚洲是其故乡的“亚洲故乡论”，倡导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
日本在其亚太外交战略中，尤为重视发展同东盟各国的伙伴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由经济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长期以来，日本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技术合作，仅为应付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注入了8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今年1月，新年伊始小渊首相便匆匆访问柬、老、泰三国，其目的就是要“倾听亚洲国家的希望和意见”，把“亚洲的声音”反映到7月在冲绳召开的8国首脑会议上，以“加深同东亚的共生关系，加深同东南亚的一体感”，[xxvii] 为充当亚洲的“领头羊”而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近年来，日本在重视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同时，也注意改善同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最近，借担任8国首脑会议轮值国之机，日本积极试探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并极欲在首脑会议之前会晤俄罗斯新总统普京。据美国斯特拉福咨询公司认为，日本此举除有为8国首脑会议做准备的目的外，还表明它对自己可能被夹在对立的美国和中俄两国之间感到担心，试图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从中调和，以便抬高身价，使之成为今后在同3国打交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国际事务中谋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和空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随着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和1999年3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韩，双方签署《21世纪日韩新型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和《行动计划》，日韩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明显改善；同时，为缓和同朝鲜的关系，协调同美韩两国的对朝政策，日本于1999年12月14日宣布解除因1998年8月朝鲜试射人造卫星而对朝实施的制裁，使双方一波三折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于年初得以恢复。
俄罗斯是日本北方的近邻大国，为缓解多年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苏联解体尤其是叶利钦主政后，日本积极开展对俄工作。近年来，两国关系虽有改善，但由于俄国内一直政局动荡，经济衰落，国际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挤压，无暇太多顾及对日关系，所以，两国间障碍依旧，阻力很大，拟于2000年底以前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的计划似难实现。
（三）推动地区安全对话，掌握亚太安全主导权
日本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原被两极对抗格局掩盖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日益突出，引发地区性冲突的不确定因素增大，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仅靠日美间的军事同盟和防卫合作无法保证地区的稳定，有必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军事交往和对话以及建立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来营造地区的安全环境，以确保自身的和平与繁荣。日本有关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政策的主要特点和举措有：
1.积极参与并推动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争取在未来的战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1993年1月，宫泽首相出访东盟时强调，“亚太安全问题协商数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最有效”；1995年，日本的防卫厅制定出“促进同亚太各国进行安全对话与防卫交流，以减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基本方针；[xxviii] 小渊首相在今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则进一步表示，“在加强我国自身安全保障基础的同时，要为确立国际性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近年来日本除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亚太圆桌会议”和“南太平洋论坛首脑会议”等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多边安全对话外，还促成并举办由日本单独同南太平洋论坛首脑会议成员国进行对话的“太平洋岛国首脑会议”；积极推动并于去年11月在马尼拉以早餐会的形式首次实现了中日韩3国首脑会谈；极力主张把由中美韩朝4国参加的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会谈扩大为日俄也参加的6国会谈；并于1998年提出先行建立由日美中3国有识之士参加的安全对话论坛，进而再扩大为日美中俄参加的政府间四大国安全对话机制的设想，以“加强北太平洋和东北亚地区的稳定”。[xxix]日本的上述积极态度和不懈努力，旨在扩大影响，争取主动，以便在未来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战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2.重点推进日韩合作，既为防朝亦可制华。在1998年所谓朝鲜导弹事件的影响和美国的大力撮合下，日韩两国在政治、经济关系得到改善的同时，军事关系也迅速发展。1999年1月，日本防卫厅长官访韩，双方决定建立密切的安全关系，并就具体合作事宜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已建立起两国外交、国防事务级定期磋商制度；日防卫厅和韩国防部及两国海、空军作战部门之间已正式开通应付紧急事态的3条热线联络电话；签署了《海上治安合作协定》；首次实现了日本军官赴韩参加联合训练；两国还于去年8月首次举行了海军联合演习。至此，日韩间旨在防范朝鲜亦可牵制中国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业已建立，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美日韩不等边安全战略“小三角”的框架。
3.主动开展军事外交，积极扩大对话范围。为提高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日本的军事外交活动日趋活跃，对话范围不断扩大。除与美韩两国外，日本还开始与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东盟多数成员国开展军事交流和安全对话。自1996年以来，随着日本对俄政策的转变和日俄关系的改善，两国的军事交往开始解冻，迄今，双方已实现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互访；建立了定期磋商制度；两军已进行军舰互访和联合军事演习。1997年初日本开始与越南建立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磋商制度，并在日本培训一部分越南军官。今年1月，印度国防部长首次正式访日，标志着日印两国的军事交往也已开始。
(责任编辑：韦佳)
选自《日本学刊》2000年04期
[1] 张蕴岭：《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12页。
2 3 7 25 26 江畑谦介《世界の纷争日本の防衛》、PHP研究所、1999年、157页、157页、148页、131页、134页。
4 《読売新聞》2000年2月20日。
5 《日本经济新聞》夕刊、1999年7月27日。
6 本澤二郎：《台湾ロビ-》、株式会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172页。
8 共同社电讯，2000年2月12日。
9 美联社电讯，1999年7月27日。
10 《赤旗》1999年7月28日。
11 《日本经济新聞》1999年12月23日。
12 《読売新聞》2000年2月20日。
13 15 17《東洋经济》2000年2月12日。
14 18 《光明日报》2000年2月23日。
16 韩国《中央日报》1999年8月5日。
19 《朝日新聞》1999年7月10日。
20 《東京新聞》1999年8月28日。
21 共同社电讯，2000年2月6日
22 美国《防务新聞》周刊，2000年2月28日。
23 《每日新聞》2000年3月9日。
24 《産經新聞》2000年2月17日。
27 《読売新聞》2000年 月10日。
28 《朝日新聞》1995年3月13日。
29 《読売新聞》1998年1月7日。
外交在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冷战后，国际上两极体制瓦解，反对美国“一超独霸”企图的多极化趋势增强。为拓展外交空间，争取更大主动，日本适时调整其对外政策，在外交上一改过去一味追随美国的做法，“既不迎合一极，也不赞成多极”，[xxiii] 而是大力开展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的多元化外交，在继续把对美关系放在首位的同时，立足亚太，兼顾其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地区对话，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确保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力争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与美欧共同主宰国际事务，建立以日美欧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最终服务于其国家的总体安全战略目标。
（一）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争做世界政治大国
日本不仅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对外援助大国，而且是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会费交纳大国，近年来其交纳的会费约占联合国平均预算的20%，远远高出其他英、法、俄、中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海湾战争中尽管日本向多国部队慷慨出资130亿美元，却仍被西方国家批评为“只出钱不出人”。日本不甘心于这种“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境遇，在1994年正式宣布要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目的是通过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争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利用联合国这一“舞台”贯彻本国的外交意图，在国际上争得更大的发言权；打着联合国的合法旗号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为成为政治大国，进而发挥军事作用增添筹码。
近年来，日本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里提高地位及扩大影响的努力已初见成效。迄今，日本已7次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会员国中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担任理事等要职最多的国家。另外，日本还是非洲发展、禁止核军备、防止核扩散之类国际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联合国建立军备登记制度的推动者，并鼓励其青年以非政府组织（NGO）的形式赴海外参加志愿者活动，从侧面配合政府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参与联合国的事务和活动方面，已不仅限于派出文职人员，它已大胆突破法律禁忌，把自卫队的军人相继派往柬埔寨、海湾、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扎伊尔等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外务省发言人最近声称，日本还准备派军舰前往马六甲海峡参加多国打击海盗的巡逻。[xxiv]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0月日本联合执政的“自自公”三党已就解除《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中规定的冻结日本行使武力的内容达成协议，试图以此突破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或多国部队军事行动的最后障碍，为今后在海外行使武力、直接参战做准备。
（二）加强全方位外交活动，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日本认为，亚洲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对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进入90年代，为确立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在坚持“日美关系是日本的外交基轴”，并通过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等场合加强日美欧三边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亚洲国家，而且是其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上的需要。亚太地区，尤其东亚是日本主要的投资和贸易对象地区，其年出口量的42%和年进口量的36%以上在东亚，[xxv] 51%以上的政府开发援助投放在亚洲；同时，其99.8%以上的进口原材料和半数以上的粮食要靠海上运输，而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5万多艘远洋船舶中的大部分，是驶离或驶往日本的油轮和货船。
[xxvi] 因此，日本一直视亚洲为其生死攸关的“进出之地”，并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亚洲是其故乡的“亚洲故乡论”，倡导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圈”。
日本在其亚太外交战略中，尤为重视发展同东盟各国的伙伴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由经济扩大到政治和安全领域。长期以来，日本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技术合作，仅为应付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注入了8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今年1月，新年伊始小渊首相便匆匆访问柬、老、泰三国，其目的就是要“倾听亚洲国家的希望和意见”，把“亚洲的声音”反映到7月在冲绳召开的8国首脑会议上，以“加深同东亚的共生关系，加深同东南亚的一体感”，[xxvii] 为充当亚洲的“领头羊”而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近年来，日本在重视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同时，也注意改善同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最近，借担任8国首脑会议轮值国之机，日本积极试探邀请中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并极欲在首脑会议之前会晤俄罗斯新总统普京。据美国斯特拉福咨询公司认为，日本此举除有为8国首脑会议做准备的目的外，还表明它对自己可能被夹在对立的美国和中俄两国之间感到担心，试图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从中调和，以便抬高身价，使之成为今后在同3国打交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国际事务中谋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和空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随着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和1999年3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韩，双方签署《21世纪日韩新型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和《行动计划》，日韩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明显改善；同时，为缓和同朝鲜的关系，协调同美韩两国的对朝政策，日本于1999年12月14日宣布解除因1998年8月朝鲜试射人造卫星而对朝实施的制裁，使双方一波三折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于年初得以恢复。
俄罗斯是日本北方的近邻大国，为缓解多年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苏联解体尤其是叶利钦主政后，日本积极开展对俄工作。近年来，两国关系虽有改善，但由于俄国内一直政局动荡，经济衰落，国际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挤压，无暇太多顾及对日关系，所以，两国间障碍依旧，阻力很大，拟于2000年底以前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约的计划似难实现。
（三）推动地区安全对话，掌握亚太安全主导权
日本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原被两极对抗格局掩盖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日益突出，引发地区性冲突的不确定因素增大，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仅靠日美间的军事同盟和防卫合作无法保证地区的稳定，有必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军事交往和对话以及建立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来营造地区的安全环境，以确保自身的和平与繁荣。日本有关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政策的主要特点和举措有：
1.积极参与并推动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争取在未来的战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1993年1月，宫泽首相出访东盟时强调，“亚太安全问题协商数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最有效”；1995年，日本的防卫厅制定出“促进同亚太各国进行安全对话与防卫交流，以减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基本方针；[xxviii] 小渊首相在今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则进一步表示，“在加强我国自身安全保障基础的同时，要为确立国际性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近年来日本除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亚太圆桌会议”和“南太平洋论坛首脑会议”等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多边安全对话外，还促成并举办由日本单独同南太平洋论坛首脑会议成员国进行对话的“太平洋岛国首脑会议”；积极推动并于去年11月在马尼拉以早餐会的形式首次实现了中日韩3国首脑会谈；极力主张把由中美韩朝4国参加的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会谈扩大为日俄也参加的6国会谈；并于1998年提出先行建立由日美中3国有识之士参加的安全对话论坛，进而再扩大为日美中俄参加的政府间四大国安全对话机制的设想，以“加强北太平洋和东北亚地区的稳定”。[xxix]日本的上述积极态度和不懈努力，旨在扩大影响，争取主动，以便在未来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战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2.重点推进日韩合作，既为防朝亦可制华。在1998年所谓朝鲜导弹事件的影响和美国的大力撮合下，日韩两国在政治、经济关系得到改善的同时，军事关系也迅速发展。1999年1月，日本防卫厅长官访韩，双方决定建立密切的安全关系，并就具体合作事宜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已建立起两国外交、国防事务级定期磋商制度；日防卫厅和韩国防部及两国海、空军作战部门之间已正式开通应付紧急事态的3条热线联络电话；签署了《海上治安合作协定》；首次实现了日本军官赴韩参加联合训练；两国还于去年8月首次举行了海军联合演习。至此，日韩间旨在防范朝鲜亦可牵制中国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业已建立，在东北亚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美日韩不等边安全战略“小三角”的框架。
3.主动开展军事外交，积极扩大对话范围。为提高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日本的军事外交活动日趋活跃，对话范围不断扩大。除与美韩两国外，日本还开始与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东盟多数成员国开展军事交流和安全对话。自1996年以来，随着日本对俄政策的转变和日俄关系的改善，两国的军事交往开始解冻，迄今，双方已实现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互访；建立了定期磋商制度；两军已进行军舰互访和联合军事演习。1997年初日本开始与越南建立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磋商制度，并在日本培训一部分越南军官。今年1月，印度国防部长首次正式访日，标志着日印两国的军事交往也已开始。
(责任编辑：韦佳)
选自《日本学刊》2000年04期
[1] 张蕴岭：《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12页。
2 3 7 25 26 江畑谦介《世界の纷争日本の防衛》、PHP研究所、1999年、157页、157页、148页、131页、134页。
4 《読売新聞》2000年2月20日。
5 《日本经济新聞》夕刊、1999年7月27日。
6 本澤二郎：《台湾ロビ-》、株式会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172页。
8 共同社电讯，2000年2月12日。
9 美联社电讯，1999年7月27日。
10 《赤旗》1999年7月28日。
11 《日本经济新聞》1999年12月23日。
12 《読売新聞》2000年2月20日。
13 15 17《東洋经济》2000年2月12日。
14 18 《光明日报》2000年2月23日。
16 韩国《中央日报》1999年8月5日。
19 《朝日新聞》1999年7月10日。
20 《東京新聞》1999年8月28日。
21 共同社电讯，2000年2月6日
22 美国《防务新聞》周刊，2000年2月28日。
23 《每日新聞》2000年3月9日。
24 《産經新聞》2000年2月17日。
27 《読売新聞》2000年 月10日。
28 《朝日新聞》1995年3月13日。
29 《読売新聞》1998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