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革浩劫寻根记 [争议醒目] ZT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13:22:45
文革浩劫寻根记（上） ──晚年毛泽东“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红色中国是原东方阵营的异数，较之其他追随马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独特的性格和表现。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造就了一个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作出了一系列别国执政共产党人几乎想象不到的希世之举。其中巨擘大端有三，按时序排列：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七八年至今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前两项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主导的惊天杰作；它们的严重后果，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山重水复、人心思变局面，使得毛身后的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成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例外，开创了出类拔萃、自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振兴之道。目下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也正面临著攸关前途命运的高难度挑战。
综观毛泽东晚年主政与众不同之处，若就意识形态或“心态文化”大本大源而论，要中之要在於：彻底否定人性两大本元──利己的私心和利他的爱心（公心）必须相辅相成这一基本公理常识，完全扬弃了“两心调谐”的优化当行之道，走上了 “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唯公一心论”极端。毛晚年发明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以这种极端化的“至善”济世之念为圭臬，并锲而不舍，至死不渝，在自己的党和广大人民中全力贯彻之，终至演化成为一条同苏联和东方实验区几乎所有“兄弟党”成员分道扬镳的毛式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所论，就是这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唯公一心论”社会实验的来龙去脉。
青年毛泽东早就感悟“心态文化”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了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主要由於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相信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著手。
他非常强调把握人心趋向的根本原因。“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大本大源”何谓者？笔者以为当从灵性人类的心态调控机制来理解。
人类幸为“万物之灵”，以拥有天赋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为区别於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徵。这种能力既可造福，也堪肇祸，唯运用得当，方能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通过创新发明实现发展进步。
人类特秉创造能力如何发挥作用？诉诸情理常识，显然受到两大调节元（简称两心）操控。
其一为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称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与自我意识、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Personalism）意义相若。人类的私心出诸生物本能，是谋生存，谋幸福的动力之源，也是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根本原因。离开了这个不可或缺的私心，人类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物种也将不存。
其二为利他之心，即人们常说的爱心；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所谓公心了。利他之心堪以导引、制约私心，防范私心极端化，免於堕入损人利己的“自私”罪恶之渊，建立利己又利人的良性“两心”联合运行方式。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因此被视为人世间美轮美奂的高尚情操，道德滥觞。
有了这种两心协调机制，始得建立人类社会生活，人类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方有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从而催生科技发明和制度革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社会前进运动。人兽之别，於是分明。
利他之心从何而来？是否天生本能？
生物本能的利他之心相当微弱，通常仅堪维系配偶、血属等“首属群体”的阶段性共存关系，以保障传宗接代，延续物种而已。上述具有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利他之心，应称之为“高阶”利他之心，是灵性人类特有的属性。这种“高阶”利他之心决非无缘无故凭空产生，只能经由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从利己之心转化衍生而来，或者说是一种升华了的非常高明的超越型利己之道，以相对独立、甚或对立於私心的形态，发挥导引、制约私心的神圣功能。
唯其如此，人类拥有的“高阶”利他之心，不可能得自先天遗传，需经后天传承、培育、弘扬，方才成得气候。
利己与利他之心交互为用，以“两心调谐”求优化运行，莫非就是合乎“中庸”的“天下之达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与鸟兽不可言仁”）的大本大源之理？
──本文所用“调谐”（Harmonious）一词，指通过调节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配合协调，获得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于调谐的定义，当调节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毛泽东早年对於人性“两心”具有非常透辟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毛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后，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 个人有无上的价值，有百般的价值，精神的个人主义，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凡有的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 （以上毛氏文摘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六年版）
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但以利己性为主──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而且利人也是为了自利。
这些记录相当清晰地显示了青年毛泽东关于人性本源和两心（性）机理妙旨的卓越悟性。
这个道理，中国先秦典籍就有精辟说明。如《国语ܧ晋语四》引《礼志》云： "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ܧ里仁》）也。
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涵义，不该像时下一知半解地流传的那样，滞留在“仁者爱人”一词的狭义之上。孔门弟子们曾从“仁者爱人”，“仁者自爱”，“仁者使人爱己”这三个角度解释仁，都得到孔子称赏；其中颜回的“仁者自爱”说，摆正了两心当中利己之心的第一性地位，道出了仁的本源，是真正的明白人，孔子给予最高评价──“明君子”。（见《荀子ܬ子道篇》）
“仁”作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是循正道“为己”的学问，是“爱人”和“爱己”的统一，是“两心调谐”真谛的高度概括。“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ܬ公孙丑章句上》）也。
红色中国是原东方阵营的异数，较之其他追随马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独特的性格和表现。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造就了一个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作出了一系列别国执政共产党人几乎想象不到的希世之举。其中巨擘大端有三，按时序排列：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七八年至今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前两项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主导的惊天杰作；它们的严重后果，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山重水复、人心思变局面，使得毛身后的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成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例外，开创了出类拔萃、自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振兴之道。目下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也正面临著攸关前途命运的高难度挑战。
综观毛泽东晚年主政与众不同之处，若就意识形态或“心态文化”大本大源而论，要中之要在於：彻底否定人性两大本元──利己的私心和利他的爱心（公心）必须相辅相成这一基本公理常识，完全扬弃了“两心调谐”的优化当行之道，走上了 “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唯公一心论”极端。毛晚年发明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以这种极端化的“至善”济世之念为圭臬，并锲而不舍，至死不渝，在自己的党和广大人民中全力贯彻之，终至演化成为一条同苏联和东方实验区几乎所有“兄弟党”成员分道扬镳的毛式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所论，就是这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唯公一心论”社会实验的来龙去脉。
青年毛泽东早就感悟“心态文化”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了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主要由於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相信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著手。
他非常强调把握人心趋向的根本原因。“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大本大源”何谓者？笔者以为当从灵性人类的心态调控机制来理解。
人类幸为“万物之灵”，以拥有天赋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为区别於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徵。这种能力既可造福，也堪肇祸，唯运用得当，方能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通过创新发明实现发展进步。
人类特秉创造能力如何发挥作用？诉诸情理常识，显然受到两大调节元（简称两心）操控。
其一为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称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与自我意识、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Personalism）意义相若。人类的私心出诸生物本能，是谋生存，谋幸福的动力之源，也是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根本原因。离开了这个不可或缺的私心，人类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物种也将不存。
其二为利他之心，即人们常说的爱心；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所谓公心了。利他之心堪以导引、制约私心，防范私心极端化，免於堕入损人利己的“自私”罪恶之渊，建立利己又利人的良性“两心”联合运行方式。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因此被视为人世间美轮美奂的高尚情操，道德滥觞。
有了这种两心协调机制，始得建立人类社会生活，人类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方有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从而催生科技发明和制度革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社会前进运动。人兽之别，於是分明。
利他之心从何而来？是否天生本能？
生物本能的利他之心相当微弱，通常仅堪维系配偶、血属等“首属群体”的阶段性共存关系，以保障传宗接代，延续物种而已。上述具有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利他之心，应称之为“高阶”利他之心，是灵性人类特有的属性。这种“高阶”利他之心决非无缘无故凭空产生，只能经由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从利己之心转化衍生而来，或者说是一种升华了的非常高明的超越型利己之道，以相对独立、甚或对立於私心的形态，发挥导引、制约私心的神圣功能。
唯其如此，人类拥有的“高阶”利他之心，不可能得自先天遗传，需经后天传承、培育、弘扬，方才成得气候。
利己与利他之心交互为用，以“两心调谐”求优化运行，莫非就是合乎“中庸”的“天下之达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与鸟兽不可言仁”）的大本大源之理？
──本文所用“调谐”（Harmonious）一词，指通过调节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配合协调，获得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于调谐的定义，当调节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毛泽东早年对於人性“两心”具有非常透辟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毛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后，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 个人有无上的价值，有百般的价值，精神的个人主义，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凡有的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 （以上毛氏文摘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六年版）
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但以利己性为主──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而且利人也是为了自利。
这些记录相当清晰地显示了青年毛泽东关于人性本源和两心（性）机理妙旨的卓越悟性。
这个道理，中国先秦典籍就有精辟说明。如《国语ܧ晋语四》引《礼志》云： "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ܧ里仁》）也。
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涵义，不该像时下一知半解地流传的那样，滞留在“仁者爱人”一词的狭义之上。孔门弟子们曾从“仁者爱人”，“仁者自爱”，“仁者使人爱己”这三个角度解释仁，都得到孔子称赏；其中颜回的“仁者自爱”说，摆正了两心当中利己之心的第一性地位，道出了仁的本源，是真正的明白人，孔子给予最高评价──“明君子”。（见《荀子ܬ子道篇》）
“仁”作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是循正道“为己”的学问，是“爱人”和“爱己”的统一，是“两心调谐”真谛的高度概括。“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ܬ公孙丑章句上》）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1-28 9:24:00编辑过]
红色中国是原东方阵营的异数，较之其他追随马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独特的性格和表现。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造就了一个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作出了一系列别国执政共产党人几乎想象不到的希世之举。其中巨擘大端有三，按时序排列：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七八年至今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前两项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主导的惊天杰作；它们的严重后果，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山重水复、人心思变局面，使得毛身后的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成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例外，开创了出类拔萃、自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振兴之道。目下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也正面临著攸关前途命运的高难度挑战。
综观毛泽东晚年主政与众不同之处，若就意识形态或“心态文化”大本大源而论，要中之要在於：彻底否定人性两大本元──利己的私心和利他的爱心（公心）必须相辅相成这一基本公理常识，完全扬弃了“两心调谐”的优化当行之道，走上了 “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唯公一心论”极端。毛晚年发明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以这种极端化的“至善”济世之念为圭臬，并锲而不舍，至死不渝，在自己的党和广大人民中全力贯彻之，终至演化成为一条同苏联和东方实验区几乎所有“兄弟党”成员分道扬镳的毛式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所论，就是这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唯公一心论”社会实验的来龙去脉。
青年毛泽东早就感悟“心态文化”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了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主要由於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相信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著手。
他非常强调把握人心趋向的根本原因。“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大本大源”何谓者？笔者以为当从灵性人类的心态调控机制来理解。
人类幸为“万物之灵”，以拥有天赋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为区别於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徵。这种能力既可造福，也堪肇祸，唯运用得当，方能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通过创新发明实现发展进步。
人类特秉创造能力如何发挥作用？诉诸情理常识，显然受到两大调节元（简称两心）操控。
其一为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称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与自我意识、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Personalism）意义相若。人类的私心出诸生物本能，是谋生存，谋幸福的动力之源，也是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根本原因。离开了这个不可或缺的私心，人类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物种也将不存。
其二为利他之心，即人们常说的爱心；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所谓公心了。利他之心堪以导引、制约私心，防范私心极端化，免於堕入损人利己的“自私”罪恶之渊，建立利己又利人的良性“两心”联合运行方式。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因此被视为人世间美轮美奂的高尚情操，道德滥觞。
有了这种两心协调机制，始得建立人类社会生活，人类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方有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从而催生科技发明和制度革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社会前进运动。人兽之别，於是分明。
利他之心从何而来？是否天生本能？
生物本能的利他之心相当微弱，通常仅堪维系配偶、血属等“首属群体”的阶段性共存关系，以保障传宗接代，延续物种而已。上述具有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利他之心，应称之为“高阶”利他之心，是灵性人类特有的属性。这种“高阶”利他之心决非无缘无故凭空产生，只能经由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从利己之心转化衍生而来，或者说是一种升华了的非常高明的超越型利己之道，以相对独立、甚或对立於私心的形态，发挥导引、制约私心的神圣功能。
唯其如此，人类拥有的“高阶”利他之心，不可能得自先天遗传，需经后天传承、培育、弘扬，方才成得气候。
利己与利他之心交互为用，以“两心调谐”求优化运行，莫非就是合乎“中庸”的“天下之达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与鸟兽不可言仁”）的大本大源之理？
──本文所用“调谐”（Harmonious）一词，指通过调节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配合协调，获得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于调谐的定义，当调节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毛泽东早年对於人性“两心”具有非常透辟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毛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后，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 个人有无上的价值，有百般的价值，精神的个人主义，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凡有的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 （以上毛氏文摘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六年版）
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但以利己性为主──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而且利人也是为了自利。
这些记录相当清晰地显示了青年毛泽东关于人性本源和两心（性）机理妙旨的卓越悟性。
这个道理，中国先秦典籍就有精辟说明。如《国语ܧ晋语四》引《礼志》云： "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ܧ里仁》）也。
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涵义，不该像时下一知半解地流传的那样，滞留在“仁者爱人”一词的狭义之上。孔门弟子们曾从“仁者爱人”，“仁者自爱”，“仁者使人爱己”这三个角度解释仁，都得到孔子称赏；其中颜回的“仁者自爱”说，摆正了两心当中利己之心的第一性地位，道出了仁的本源，是真正的明白人，孔子给予最高评价──“明君子”。（见《荀子ܬ子道篇》）
“仁”作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是循正道“为己”的学问，是“爱人”和“爱己”的统一，是“两心调谐”真谛的高度概括。“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ܬ公孙丑章句上》）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1-28 9:24:00编辑过]
文革浩劫寻根记（上） ──晚年毛泽东“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红色中国是原东方阵营的异数，较之其他追随马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独特的性格和表现。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造就了一个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作出了一系列别国执政共产党人几乎想象不到的希世之举。其中巨擘大端有三，按时序排列：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七八年至今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前两项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主导的惊天杰作；它们的严重后果，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山重水复、人心思变局面，使得毛身后的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成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例外，开创了出类拔萃、自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振兴之道。目下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也正面临著攸关前途命运的高难度挑战。
综观毛泽东晚年主政与众不同之处，若就意识形态或“心态文化”大本大源而论，要中之要在於：彻底否定人性两大本元──利己的私心和利他的爱心（公心）必须相辅相成这一基本公理常识，完全扬弃了“两心调谐”的优化当行之道，走上了 “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唯公一心论”极端。毛晚年发明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以这种极端化的“至善”济世之念为圭臬，并锲而不舍，至死不渝，在自己的党和广大人民中全力贯彻之，终至演化成为一条同苏联和东方实验区几乎所有“兄弟党”成员分道扬镳的毛式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所论，就是这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唯公一心论”社会实验的来龙去脉。
青年毛泽东早就感悟“心态文化”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了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主要由於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相信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著手。
他非常强调把握人心趋向的根本原因。“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大本大源”何谓者？笔者以为当从灵性人类的心态调控机制来理解。
人类幸为“万物之灵”，以拥有天赋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为区别於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徵。这种能力既可造福，也堪肇祸，唯运用得当，方能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通过创新发明实现发展进步。
人类特秉创造能力如何发挥作用？诉诸情理常识，显然受到两大调节元（简称两心）操控。
其一为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称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与自我意识、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Personalism）意义相若。人类的私心出诸生物本能，是谋生存，谋幸福的动力之源，也是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根本原因。离开了这个不可或缺的私心，人类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物种也将不存。
其二为利他之心，即人们常说的爱心；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所谓公心了。利他之心堪以导引、制约私心，防范私心极端化，免於堕入损人利己的“自私”罪恶之渊，建立利己又利人的良性“两心”联合运行方式。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因此被视为人世间美轮美奂的高尚情操，道德滥觞。
有了这种两心协调机制，始得建立人类社会生活，人类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方有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从而催生科技发明和制度革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社会前进运动。人兽之别，於是分明。
利他之心从何而来？是否天生本能？
生物本能的利他之心相当微弱，通常仅堪维系配偶、血属等“首属群体”的阶段性共存关系，以保障传宗接代，延续物种而已。上述具有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利他之心，应称之为“高阶”利他之心，是灵性人类特有的属性。这种“高阶”利他之心决非无缘无故凭空产生，只能经由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从利己之心转化衍生而来，或者说是一种升华了的非常高明的超越型利己之道，以相对独立、甚或对立於私心的形态，发挥导引、制约私心的神圣功能。
唯其如此，人类拥有的“高阶”利他之心，不可能得自先天遗传，需经后天传承、培育、弘扬，方才成得气候。
利己与利他之心交互为用，以“两心调谐”求优化运行，莫非就是合乎“中庸”的“天下之达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与鸟兽不可言仁”）的大本大源之理？
──本文所用“调谐”（Harmonious）一词，指通过调节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配合协调，获得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于调谐的定义，当调节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毛泽东早年对於人性“两心”具有非常透辟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毛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后，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 个人有无上的价值，有百般的价值，精神的个人主义，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凡有的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 （以上毛氏文摘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六年版）
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但以利己性为主──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而且利人也是为了自利。
这些记录相当清晰地显示了青年毛泽东关于人性本源和两心（性）机理妙旨的卓越悟性。
这个道理，中国先秦典籍就有精辟说明。如《国语ܧ晋语四》引《礼志》云： "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ܧ里仁》）也。
儒家思想核心──“仁”的涵义，不该像时下一知半解地流传的那样，滞留在“仁者爱人”一词的狭义之上。孔门弟子们曾从“仁者爱人”，“仁者自爱”，“仁者使人爱己”这三个角度解释仁，都得到孔子称赏；其中颜回的“仁者自爱”说，摆正了两心当中利己之心的第一性地位，道出了仁的本源，是真正的明白人，孔子给予最高评价──“明君子”。（见《荀子ܬ子道篇》）
“仁”作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是循正道“为己”的学问，是“爱人”和“爱己”的统一，是“两心调谐”真谛的高度概括。“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ܬ公孙丑章句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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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心或公心，就是道德观念的主旨。提倡道德绝非以私心为敌。利己与利他之心互相调谐而“两心相悦”的人间正道，不是牺牲“人欲”、否定个人重要性的苦行主义，恰恰是每个人为自身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益的无比高明的爱己之道，一种皆大欢喜互惠互利的成功之道。
儒家学说说千道万，归结为一条宗旨，无非八个大字：“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如此而已。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也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彻底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基督教（主流）和儒家（不是伪儒家）学说一样，都不夸夸其谈“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我”或“忘我”之类过甚其辞，迷乱本性，误导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调。
私心和自私，是必须严加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绝不能胡里胡涂视为同义。
自私（Egoism，Selfishness）者，私心的极端化产物，灾难与万恶之源，其损人利己特性一旦与灵性创造能力相结合，就产生了伦理意义上犯罪（Sin）的必然性。如果将自私与私心不分彼此，就好像把狂犬与犬，恶棍与人混为一谈那样，什么也弄不明白了。
自私＋灵性＝人类特有的天生犯罪倾向。弘扬爱心（公心），“两心调谐”，始可 防范自私，解脱罪孽，告别“丛林法则”，万物之灵特秉创造能力遂得循正道顺畅发挥，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同凡响意义。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由小康臻大同，缔建美好人间天堂的儒家（不是伪儒）宗旨。基督教关於人类特有的“原罪”说，爱心教义（God Is Love）、“救赎说”和“天国说”，其理性济世意义莫非亦在於此。
──这里提到了儒学。必须指明，作为“天之木铎”的孔孟之道真版儒学，本是阐明“两心调谐”人生当行之道的伟大理性学说，一旦与时俱进，今日犹堪返老还童，重放异彩，充当解救现世信仰危机的大成宝典。中国西汉以还，统治社会意识形态两千年的儒教，实为冒名顶替，“打著红旗反红旗”的御用伪儒，至宋明理学而违情悖理登峰造极，不可救药。真假孔子区别不在道里远近，乃黑白、正反迥异；涉猎儒家学说，问津中国历史，必须辨清这个大真大伪，方能进入情况，非复群盲论象。
中西文化的一大异点在於：中国文字语言和思想习惯，历来把私和自私这两个万万不可混淆的概念当做了贬义同义词，放在一锅煮，咸以私心为耻，甚至“谈私色变”，因此中国人，包括所谓知识精英在内，难以悟通“两心调谐”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浅显道理，却很容易被“崇公抑私”以至“破私立公”的悖论所俘虏，所左右，陷於自欺欺人的虚妄生涯而不自知；在英语世界，私与自私区分明明白白，个性、个人尊严、个人利益、私有财产、个人奋斗、隐私权……乃至天赋人权，都是天经地义，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应有追求和应享权利，也毋庸讳言私心在爱心或公心背后的支持作用，因此在反对自私的斗争中，决不可能把正当的私心积极性拉下水去误为敌体。
如果连私与自私都分不清楚，一概痛贬剿杀，那“高阶”爱心岂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切美好品性不免成为夸夸其谈、自欺欺人的虚矫、朦胧假象？何从奢想“真、善、美”？所谓中西“国民性格”差别根由，由此可见“始於毫末”的端倪。
社会大环境“两心调谐”得宜，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方得循正道顺畅发挥，“实现自我”与造福人群相得益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拾级进阶，始有幸福美满光明前途。可惜的是，人类历史长程中，社会“两心调谐”美景良辰何其难得；各种强势权力集团，总要置自私愿望於社会集体利益之上，恋栈丛林法则不止，由损人利己而罪恶昭彰，压迫、掠夺、暴虐、奴役、杀戮、战争悲剧，无时无之，比比皆是，累累然充斥整部人类史。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挟社会达尔文主义返祖思潮逆风，不可一世，横行全球，逞自私而掀“至恶”，无论理性说服或神性（宗教）诱导全然回天乏力，人类世界面临自我毁灭空前危机。唯马克思主义应时济世，以大爱抗衡大恶，化人间至弱为至强，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而起，扭转乾坤、拨正航向，以雷霆万钧般的革命压力促成列强主流转进良性和平演变轨道，始有今日全球化繁荣发达共襄中道的局面。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正当中国国难当头，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救亡复兴，殚精竭虑从古今中外学说探寻出路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秉著强烈时代责任感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相信只有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动工农群众，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且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零年夏天。那时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物还很少，其中混乱和错误还很多。毛泽东自述读过了包括《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印象深刻的著作，使他树立起了信仰，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作出了正确的解释。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从战争中学会战争”。他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在延安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但毛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了解只是初步的、模糊的，而且大体上停留在推翻旧世界的半截子上。在“造反有理”之后，对於如何建设新世界，除一度照搬苏联，始乱终弃外，似乎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中悟出多少道理来。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於究竟如何建设新世界这个天字号大哉问，虽然有过种种设想，其实没有来得及想清楚，更不可能讲清楚，后世所有假马克思之名以行的治国之道都有极大随意性。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也是体现“两心调谐”原理的济世大学问，但高举马克思旗帜的造反者，在力挽自私狂澜既倒的坚苦卓绝斗争中，出於抗衡帝国主义，夺取革命胜利，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的的策略需要，不免要求自己的队伍收敛一己私欲，突出强调一个公字。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朝著“崇公抑私”的方向作了很大修正；由于革命政党自我定义为当然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 “至公”代表，相应要求成员抛开个人私利，无条件服从革命政党的意志。这种修正的倾向性，其实同中国特色“崇公抑私”传统观念，特别是伪儒理学大师所创“尽天理，灭人欲”的“至善”之理有著无限默契之妙。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公然歌颂自私“至恶”遥遥相对的另一极端，即中国程朱陆王之辈后儒崇尚的所谓“无一毫人欲之私”的“至善”理想，常常被好心人称赏为高尚纯洁的美妙境界，叫人浑然忘记了孔夫子主张的“中庸之道”以及关于“过犹不及”的谆谆忠告，历来极富欺骗性。
儒家学说说千道万，归结为一条宗旨，无非八个大字：“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如此而已。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也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彻底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基督教（主流）和儒家（不是伪儒家）学说一样，都不夸夸其谈“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我”或“忘我”之类过甚其辞，迷乱本性，误导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调。
私心和自私，是必须严加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绝不能胡里胡涂视为同义。
自私（Egoism，Selfishness）者，私心的极端化产物，灾难与万恶之源，其损人利己特性一旦与灵性创造能力相结合，就产生了伦理意义上犯罪（Sin）的必然性。如果将自私与私心不分彼此，就好像把狂犬与犬，恶棍与人混为一谈那样，什么也弄不明白了。
自私＋灵性＝人类特有的天生犯罪倾向。弘扬爱心（公心），“两心调谐”，始可 防范自私，解脱罪孽，告别“丛林法则”，万物之灵特秉创造能力遂得循正道顺畅发挥，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同凡响意义。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由小康臻大同，缔建美好人间天堂的儒家（不是伪儒）宗旨。基督教关於人类特有的“原罪”说，爱心教义（God Is Love）、“救赎说”和“天国说”，其理性济世意义莫非亦在於此。
──这里提到了儒学。必须指明，作为“天之木铎”的孔孟之道真版儒学，本是阐明“两心调谐”人生当行之道的伟大理性学说，一旦与时俱进，今日犹堪返老还童，重放异彩，充当解救现世信仰危机的大成宝典。中国西汉以还，统治社会意识形态两千年的儒教，实为冒名顶替，“打著红旗反红旗”的御用伪儒，至宋明理学而违情悖理登峰造极，不可救药。真假孔子区别不在道里远近，乃黑白、正反迥异；涉猎儒家学说，问津中国历史，必须辨清这个大真大伪，方能进入情况，非复群盲论象。
中西文化的一大异点在於：中国文字语言和思想习惯，历来把私和自私这两个万万不可混淆的概念当做了贬义同义词，放在一锅煮，咸以私心为耻，甚至“谈私色变”，因此中国人，包括所谓知识精英在内，难以悟通“两心调谐”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浅显道理，却很容易被“崇公抑私”以至“破私立公”的悖论所俘虏，所左右，陷於自欺欺人的虚妄生涯而不自知；在英语世界，私与自私区分明明白白，个性、个人尊严、个人利益、私有财产、个人奋斗、隐私权……乃至天赋人权，都是天经地义，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应有追求和应享权利，也毋庸讳言私心在爱心或公心背后的支持作用，因此在反对自私的斗争中，决不可能把正当的私心积极性拉下水去误为敌体。
如果连私与自私都分不清楚，一概痛贬剿杀，那“高阶”爱心岂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切美好品性不免成为夸夸其谈、自欺欺人的虚矫、朦胧假象？何从奢想“真、善、美”？所谓中西“国民性格”差别根由，由此可见“始於毫末”的端倪。
社会大环境“两心调谐”得宜，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方得循正道顺畅发挥，“实现自我”与造福人群相得益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拾级进阶，始有幸福美满光明前途。可惜的是，人类历史长程中，社会“两心调谐”美景良辰何其难得；各种强势权力集团，总要置自私愿望於社会集体利益之上，恋栈丛林法则不止，由损人利己而罪恶昭彰，压迫、掠夺、暴虐、奴役、杀戮、战争悲剧，无时无之，比比皆是，累累然充斥整部人类史。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挟社会达尔文主义返祖思潮逆风，不可一世，横行全球，逞自私而掀“至恶”，无论理性说服或神性（宗教）诱导全然回天乏力，人类世界面临自我毁灭空前危机。唯马克思主义应时济世，以大爱抗衡大恶，化人间至弱为至强，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而起，扭转乾坤、拨正航向，以雷霆万钧般的革命压力促成列强主流转进良性和平演变轨道，始有今日全球化繁荣发达共襄中道的局面。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正当中国国难当头，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救亡复兴，殚精竭虑从古今中外学说探寻出路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秉著强烈时代责任感的毛泽东，看见了希望，相信只有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动工农群众，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且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零年夏天。那时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物还很少，其中混乱和错误还很多。毛泽东自述读过了包括《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印象深刻的著作，使他树立起了信仰，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作出了正确的解释。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从战争中学会战争”。他特别重视的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在延安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但毛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了解只是初步的、模糊的，而且大体上停留在推翻旧世界的半截子上。在“造反有理”之后，对於如何建设新世界，除一度照搬苏联，始乱终弃外，似乎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中悟出多少道理来。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於究竟如何建设新世界这个天字号大哉问，虽然有过种种设想，其实没有来得及想清楚，更不可能讲清楚，后世所有假马克思之名以行的治国之道都有极大随意性。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也是体现“两心调谐”原理的济世大学问，但高举马克思旗帜的造反者，在力挽自私狂澜既倒的坚苦卓绝斗争中，出於抗衡帝国主义，夺取革命胜利，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的的策略需要，不免要求自己的队伍收敛一己私欲，突出强调一个公字。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朝著“崇公抑私”的方向作了很大修正；由于革命政党自我定义为当然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 “至公”代表，相应要求成员抛开个人私利，无条件服从革命政党的意志。这种修正的倾向性，其实同中国特色“崇公抑私”传统观念，特别是伪儒理学大师所创“尽天理，灭人欲”的“至善”之理有著无限默契之妙。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公然歌颂自私“至恶”遥遥相对的另一极端，即中国程朱陆王之辈后儒崇尚的所谓“无一毫人欲之私”的“至善”理想，常常被好心人称赏为高尚纯洁的美妙境界，叫人浑然忘记了孔夫子主张的“中庸之道”以及关于“过犹不及”的谆谆忠告，历来极富欺骗性。
中国皇帝和伪儒一贯倡导“崇公抑私”，可是谁也没有足够想像力、权威和能耐敢於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彻底剿灭人性之私。因此这个“至善”之境的绝顶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充满著神秘的吸引力，许多人吃足了它的苦头，却不以为这个“至善”之说有什么毛病，反而当做破私立公不够彻底，功力道行没有到家的缘故。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民族灵性创造能力受尽虚伪透顶的“至善”的压抑，社会为之停滞不进；推翻帝制后，国运多舛，挣扎图存之际，包括伟人如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家们依然忌讳个人主义，，强调的仍是“崇公抑私”的“至善”之理，继续自外於“两心调谐”真谛而迷途不知返。
毛泽东在1945年举行中共七大上还讲到马克思强调的“个性解放”¡，认为“被束缚之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是建政以后，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努力中，逐渐离开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关于两心作用机理的真知灼见，发展出了一种非常中国化，足令马克思跌足，列宁、孙中山以至朱熹大师都瞠乎其后的“以公灭私”型极端化“至善”之道，信为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
据毛身边的人忆述，他终其一生大概没有认真详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没有弄清楚马克思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本不等於提倡人性意义上的“大公无私”，没有透澈理解马克思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汉语“私”和“自私”不分，造成严重概念错乱，堪称五千年文明一大盲点。毛泽东英明盖世，中文根底深厚，却也掉进了这一误区而毫不自知。他始终没有懂得区分天经地义的“私”和万恶之源的“自私”，自以为是地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性上的“破私立公”“配套成龙”起来，以革命的名义把伪儒贻误中国命运两千年的“崇公抑私”悖论推向了史无前例的极致境界，并且让自己扮演起了贯彻这一前人从未做到的极端“至善”理念的现代救世主。
一部人类史，如同“相砍书”，历来充斥自私“至恶”表演。特别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人类深切领略了“至恶”的法西斯型社会达尔文主义浩劫。今天虽然“至恶”诱惑从未止息，还会有新生的法西斯，但社会大众已经比较懂得识别这种类型的罪恶，人类大家庭有了一套严加防范的制度。人类在付出惨重代价之余，已从这场所费不赀的宏大实验中得到了一定收获。
可是人类史上还欠著一笔大账：缺乏从另一极端，即以“大公无私”境界为目标的“至善”理想主义大规模社会实验。十九世纪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类似的实验只是浅尝辄止，其结果远不足令许多追求正义的志士仁人死心塌地。
战后世界进入了“中道”与“至善”大较量的冷战时期。你我如果想像力丰富，不难念及“人类实验”达到了顺势开展一项昭示“至善”极端化真相的淋漓尽致深度实验的非常时机。这项实验终将充分证实，那天使面貌的“至善”极端化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亚於人人谈虎色变的法西斯“至恶”浩劫，从而向不甚了然“中庸之道”的世人强烈昭示“过犹不及”精义，全面见证“两心调谐”至理达道，为一部“史前史”（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史尚未开始）填补空白，方才称得上功德圆满。
我们已经看到，这项非同寻常的任务终於宿命般落到了具有追求“无一毫人欲之私”悠长传统，在“至善”不止的迷途上沉湎最久犹不知返的“中央之国”；而深得人望、不同凡响、舍我其谁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历史地担当起了这场千古绝唱社会实验的总司令。
若非毛泽东的才智、权术、气概、成就、威望、择善固执、百折不挠、浪漫倜傥、“无发无天”、敢作敢为，恐怕很难有人胜任，甚至很难有人想像得出是项举世视同不可思议之举。
就无数置身这场实验的当事人而言，是数以千万计生命为代价，集痛苦和牺牲之大成的一场人间浩劫；从历史的全局的观点来说，那里有关于“两心调谐”原理正反两方面无限丰富的见证和启示，可为后人破谜解惑、发聋振愦，是一座可供从今而后人类大家庭防备“至善”极端化之害享用不尽的智慧和经验宝库。但是，吾人如果仅仅停留在一场浩劫而已的表层认识上，不想或不容越雷池一步，不知其内涵所以然，那么，如许痛苦、牺牲和失去的生命就毫无价值可言，暴殄灵性天物莫此为甚，看来一部“史前史”势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可怜的人类，特别是受创最深的中国人，莫非还需要更多浩劫来填补灵性的空白……
这场中国特色的“至善”极端化即“唯公一心论”实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高潮、为归宿。为抓住重点，本文将以文革始末为主题，循实际上唯一的决策人和总指挥毛泽东其人心路历程为主线，为认清这场实验的来龙去脉和深远意义做一番探讨。
毛泽东所以出人头地，成为中央之国第一人，首先在於他英明决策，领导革命成功。建政前后他仍然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思辨明析，通情达理。但事实上越到后来，他越是经常说了不算数，言不信、行不果，出尔反尔，判若两人；或者一会儿说得很好，一会儿又另说一套，颠倒过来，结果往往事事走上不可思议的极端，祸国殃民，乐此不疲。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於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如果毛氏精神尚属健康正常，那么何以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建国之前，毛泽东不仅指挥革命战争节节胜利，还提出了合乎中庸之道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持制订了关于联合政府、统一战线的有效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明确各个阶级以及多种经济并存的原则；建国之初，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比较好，讲究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尊重专家学者；八大在毛支持下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决议；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亲自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份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同年五月又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双百方针”；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提出要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六年他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底，毛在武汉会议上还曾批评各级干部“急於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严厉指责过陈伯达关于取消商品经济的极左言论；毛也知道“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毛一直主张搞“群言堂”、讲真话，提倡“实事求是”精神……
毛显然具有高度智慧，甚至“洞察一切”，为什么总是说了不算，越来越背离自己清醒的而且富於中庸色彩的见解，极端狂热、偏执地沿著根本不可行或不存在的“金光大道”越走越远呢？
中外学者为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探根询源，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找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原因，诸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潮流的冲击，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个人崇拜和标新立异的心态，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个人权力欲无限膨涨，以至性格特徵、情绪心理等等，每项都有相当的根据和说服力，都可能对这位巨人的思维发生影响，但它们只是一些可能的甚至必要的形成条件，却完全没有触及具有必然意义的深层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只是罗列表象，雾中看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
这个具有必然意义的深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大本大源上找。
毛泽东曾经有过合乎“两心调谐”原理的精辟见解。一直到毛接受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坚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於占天时地利而得人和，这种暗合天道的悟性肯定有助於毛在极端错综复杂的处境中，找出最佳因应之道。但可能出於对马克思主义的误释，加上中华传统文化中语言文字的缺失、伪儒毁人本性的鸩毒作用，以及巩固革命政权和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的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原因，毛早年关于大本大源的宏识，发生了由正而偏，弃真从伪，攸关亿万人命运的的戏剧性大转变。
我们还不能确切判断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过多久，开始了这种中西合璧、似是而非，超级道德化救世之道的转轨。在他参加革命的前二十八年，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艰难环境中，由於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存在许许多多制约因素，都不容过早开展这场改造人性斗争。毛在主导制定政策中没有大幅脱离原已有之的两心作用机理悟性，并注意同“左“的倾向作斗争，这些政策带来了成功和“一贯正确”的记录。
毛泽东在1945年举行中共七大上还讲到马克思强调的“个性解放”¡，认为“被束缚之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是建政以后，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努力中，逐渐离开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关于两心作用机理的真知灼见，发展出了一种非常中国化，足令马克思跌足，列宁、孙中山以至朱熹大师都瞠乎其后的“以公灭私”型极端化“至善”之道，信为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
据毛身边的人忆述，他终其一生大概没有认真详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尤其没有弄清楚马克思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本不等於提倡人性意义上的“大公无私”，没有透澈理解马克思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汉语“私”和“自私”不分，造成严重概念错乱，堪称五千年文明一大盲点。毛泽东英明盖世，中文根底深厚，却也掉进了这一误区而毫不自知。他始终没有懂得区分天经地义的“私”和万恶之源的“自私”，自以为是地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性上的“破私立公”“配套成龙”起来，以革命的名义把伪儒贻误中国命运两千年的“崇公抑私”悖论推向了史无前例的极致境界，并且让自己扮演起了贯彻这一前人从未做到的极端“至善”理念的现代救世主。
一部人类史，如同“相砍书”，历来充斥自私“至恶”表演。特别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人类深切领略了“至恶”的法西斯型社会达尔文主义浩劫。今天虽然“至恶”诱惑从未止息，还会有新生的法西斯，但社会大众已经比较懂得识别这种类型的罪恶，人类大家庭有了一套严加防范的制度。人类在付出惨重代价之余，已从这场所费不赀的宏大实验中得到了一定收获。
可是人类史上还欠著一笔大账：缺乏从另一极端，即以“大公无私”境界为目标的“至善”理想主义大规模社会实验。十九世纪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类似的实验只是浅尝辄止，其结果远不足令许多追求正义的志士仁人死心塌地。
战后世界进入了“中道”与“至善”大较量的冷战时期。你我如果想像力丰富，不难念及“人类实验”达到了顺势开展一项昭示“至善”极端化真相的淋漓尽致深度实验的非常时机。这项实验终将充分证实，那天使面貌的“至善”极端化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亚於人人谈虎色变的法西斯“至恶”浩劫，从而向不甚了然“中庸之道”的世人强烈昭示“过犹不及”精义，全面见证“两心调谐”至理达道，为一部“史前史”（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史尚未开始）填补空白，方才称得上功德圆满。
我们已经看到，这项非同寻常的任务终於宿命般落到了具有追求“无一毫人欲之私”悠长传统，在“至善”不止的迷途上沉湎最久犹不知返的“中央之国”；而深得人望、不同凡响、舍我其谁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历史地担当起了这场千古绝唱社会实验的总司令。
若非毛泽东的才智、权术、气概、成就、威望、择善固执、百折不挠、浪漫倜傥、“无发无天”、敢作敢为，恐怕很难有人胜任，甚至很难有人想像得出是项举世视同不可思议之举。
就无数置身这场实验的当事人而言，是数以千万计生命为代价，集痛苦和牺牲之大成的一场人间浩劫；从历史的全局的观点来说，那里有关于“两心调谐”原理正反两方面无限丰富的见证和启示，可为后人破谜解惑、发聋振愦，是一座可供从今而后人类大家庭防备“至善”极端化之害享用不尽的智慧和经验宝库。但是，吾人如果仅仅停留在一场浩劫而已的表层认识上，不想或不容越雷池一步，不知其内涵所以然，那么，如许痛苦、牺牲和失去的生命就毫无价值可言，暴殄灵性天物莫此为甚，看来一部“史前史”势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可怜的人类，特别是受创最深的中国人，莫非还需要更多浩劫来填补灵性的空白……
这场中国特色的“至善”极端化即“唯公一心论”实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高潮、为归宿。为抓住重点，本文将以文革始末为主题，循实际上唯一的决策人和总指挥毛泽东其人心路历程为主线，为认清这场实验的来龙去脉和深远意义做一番探讨。
毛泽东所以出人头地，成为中央之国第一人，首先在於他英明决策，领导革命成功。建政前后他仍然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思辨明析，通情达理。但事实上越到后来，他越是经常说了不算数，言不信、行不果，出尔反尔，判若两人；或者一会儿说得很好，一会儿又另说一套，颠倒过来，结果往往事事走上不可思议的极端，祸国殃民，乐此不疲。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於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如果毛氏精神尚属健康正常，那么何以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建国之前，毛泽东不仅指挥革命战争节节胜利，还提出了合乎中庸之道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持制订了关于联合政府、统一战线的有效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明确各个阶级以及多种经济并存的原则；建国之初，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比较好，讲究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尊重专家学者；八大在毛支持下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决议；一九五六年一月毛亲自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份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同年五月又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双百方针”；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提出要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六年他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曾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底，毛在武汉会议上还曾批评各级干部“急於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严厉指责过陈伯达关于取消商品经济的极左言论；毛也知道“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毛一直主张搞“群言堂”、讲真话，提倡“实事求是”精神……
毛显然具有高度智慧，甚至“洞察一切”，为什么总是说了不算，越来越背离自己清醒的而且富於中庸色彩的见解，极端狂热、偏执地沿著根本不可行或不存在的“金光大道”越走越远呢？
中外学者为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探根询源，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找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原因，诸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潮流的冲击，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现行体制的障碍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个人崇拜和标新立异的心态，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个人权力欲无限膨涨，以至性格特徵、情绪心理等等，每项都有相当的根据和说服力，都可能对这位巨人的思维发生影响，但它们只是一些可能的甚至必要的形成条件，却完全没有触及具有必然意义的深层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只是罗列表象，雾中看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
这个具有必然意义的深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大本大源上找。
毛泽东曾经有过合乎“两心调谐”原理的精辟见解。一直到毛接受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坚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於占天时地利而得人和，这种暗合天道的悟性肯定有助於毛在极端错综复杂的处境中，找出最佳因应之道。但可能出於对马克思主义的误释，加上中华传统文化中语言文字的缺失、伪儒毁人本性的鸩毒作用，以及巩固革命政权和强化党的领导地位的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原因，毛早年关于大本大源的宏识，发生了由正而偏，弃真从伪，攸关亿万人命运的的戏剧性大转变。
我们还不能确切判断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过多久，开始了这种中西合璧、似是而非，超级道德化救世之道的转轨。在他参加革命的前二十八年，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艰难环境中，由於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存在许许多多制约因素，都不容过早开展这场改造人性斗争。毛在主导制定政策中没有大幅脱离原已有之的两心作用机理悟性，并注意同“左“的倾向作斗争，这些政策带来了成功和“一贯正确”的记录。
随著走向胜利和绝对权力的形成，毛陡然食言，抛却了暗合“中庸之道”精义的新民主主义承诺，可以看作他与“两心调谐”观念决裂的明确信号。他扬弃了至可宝贵的两心互动悟性，但没有按照绝对权力体制惯例，去充当统治阶层骄奢淫侈自私特权利益的捍卫者。毛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罕有的例外，自命超级圣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倡导“以公灭私”的另一极端。他变得越来越嫉私如仇，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神圣理想和相应政策的倡导人，以前无古人的非凡气魄导演了一幕比一幕趋向高潮化的史诗型伟大悲剧，即便落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也不容拂逆，执意孤行，无怨无悔，全力贯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中国命运的异数，它填补了多少思想家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实践阙环，破解了美妙绝伦的无私境界的神秘谜底，写下了人类由史前史跨进一部真正人类史之前非此不足以称完备的必要一章。中国人民在毛领导下，以不胜惨重的代价为此作出了独特不二的贡献。
毛泽东在立志寻求大本大源约四十年后，不仅以为真理在握，而且有了号召天下，令天下之心皆动，藉此建设富强幸福国家的权威。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了“大公无私”理想主义者康有为，称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曾描写其理想社会：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建国以后，特别是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代，执掌国柄的毛相信已找到了这条道路，康有为只能设想的宏愿，如今可以付诸实施了。
夺权建政并成为众望所归、言出必行的最高领袖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绝不愿意空自握有大权而蹉跎时日。於是我们看到睿智过人的毛变得言行不一、出尔反尔，有时判若两人，动不动把基於“两心调谐”原理的清醒平实见解，刚刚说完就抛诸九霄云外，转向了“两心”失衡、道德陈义高不可攀的极端激进主张。毛经常处於常识性的“两心调谐”真知灼见和不切实际的唯公“至善”悖论的难堪冲突之中，形成了十分明显和可怕的双重人格。随著权位威望日隆，每次冲突的结果，后者胜出的机会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了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
随著弃“两心调谐”而就唯公“至善”，毛泽东不再以“中庸之道”为可取。
共产党的许多有识之士，本来对“中庸之道”多有相当认识。毛泽东本人就曾清醒地评价道，“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他又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事实上，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努力中，曾经相当出色地运用中庸观念，制订十分有效的重大战略部署。前已提到，毛泽东将当时中国革命的目标定位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最为出色的例证之一。
他背弃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诺，忘记了自己说过的重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忘记了自己曾经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还指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可是建政后，毛领导中共立即把这个一穷二白的大国推进了“社会主义阶段”，仅仅以三年时间大大提前完成了原计划历时十五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三大领域实现了所有制化私为公的大转变。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否定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无上权威，也暴露了苏式体制的严重缺陷。毛泽东加紧“要想个办法”，认为“中国要走另外一条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九五七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说：“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的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事态发展表明，毛想的办法，就在於全党全民贯彻“唯公一心”的精神原子弹金丹良方。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早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各路诸侯、农业部门、国务院报来了许多反映农业合作化动向的书面资料，无不颂扬农村中出现了农民强烈要求合作化的崇公贬私“高潮”。据说，毛泽东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为这些生动的资料写了一百多篇按语，并编辑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深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所感动，认为各级党政部门不可“泼冷水”，要求当“促进委员会”，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他深信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深信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著惊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革命胜利后，毛一直担心党的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丧失革命意志，私心膨胀，蜕化变质。他从报告材料和“走访所及”，深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感动，所鼓舞。他常常以为是干部落后於群众，他经常不满意自己的的下属。
毛的热情奔放，使得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大员苦恼万分，既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又明知行之不通。一九五七年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反冒进”问题上也陷入了同样窘境。结果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走路”。於是游戏转进了一种预后不良的恶性循环。号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中央高层受批评者忙著检讨了，他们不是检讨夸大失实，却深切痛责自己思想右倾，落后於形势，衷心赞美毛主席英明卓见，坚决保证迎头赶上。包括“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就是这样披肝沥胆，输诚效忠，蒙混过关，转而当起吹鼓手了。而当时中共中央分工主管经济，谆谆诲人不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陈云，按党性和职责也是应当向党主席说明真相，不能辞其责的“典守者”，则采取另一种对策，就是住进医院，或到苏州听评弹去了。
毛认为本来堪称为特殊材料制成的各级共产党领导干部，进城后不免私欲膨涨，蜕化变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革命意志衰退，落到了人民群众后面，甚至转向了对立面。他似乎以为党内整风用处不大，决意动员党外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开门整风，以图重振继续革命雄风，强化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掀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作好准备。这场以虚怀若谷为始的开门整风，出乎毛意外地引发了一阵来自大大小小知识份子燕雀焉知鸿之志不知天高地厚反戈相向质疑社会主义批评党天下专制政治的 “逆风”。毛嗅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前夜的气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共产党开门整风变成了一场背信弃义、“引蛇出洞”、蛮不讲理的“反右斗争”，先党外、后党内，一举消弭了来自神州大地的各种杂音。然后，大约从一九五八年起，急不及待地提出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的战略口号，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划上了等号。
“反右斗争”“胜利”后，毛在铺天盖地、纯之又纯的拥戴声浪中，紧接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胆地发起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一时捷报频传，卫星满天。而号称人民群众创造，实则逢君所好的新生事物──“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使毛欣喜过望，他看到了平等，平均、公正、纯洁、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毛泽东在立志寻求大本大源约四十年后，不仅以为真理在握，而且有了号召天下，令天下之心皆动，藉此建设富强幸福国家的权威。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了“大公无私”理想主义者康有为，称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曾描写其理想社会：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建国以后，特别是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时代，执掌国柄的毛相信已找到了这条道路，康有为只能设想的宏愿，如今可以付诸实施了。
夺权建政并成为众望所归、言出必行的最高领袖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绝不愿意空自握有大权而蹉跎时日。於是我们看到睿智过人的毛变得言行不一、出尔反尔，有时判若两人，动不动把基於“两心调谐”原理的清醒平实见解，刚刚说完就抛诸九霄云外，转向了“两心”失衡、道德陈义高不可攀的极端激进主张。毛经常处於常识性的“两心调谐”真知灼见和不切实际的唯公“至善”悖论的难堪冲突之中，形成了十分明显和可怕的双重人格。随著权位威望日隆，每次冲突的结果，后者胜出的机会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了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
随著弃“两心调谐”而就唯公“至善”，毛泽东不再以“中庸之道”为可取。
共产党的许多有识之士，本来对“中庸之道”多有相当认识。毛泽东本人就曾清醒地评价道，“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他又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事实上，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努力中，曾经相当出色地运用中庸观念，制订十分有效的重大战略部署。前已提到，毛泽东将当时中国革命的目标定位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最为出色的例证之一。
他背弃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诺，忘记了自己说过的重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忘记了自己曾经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还指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可是建政后，毛领导中共立即把这个一穷二白的大国推进了“社会主义阶段”，仅仅以三年时间大大提前完成了原计划历时十五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三大领域实现了所有制化私为公的大转变。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否定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无上权威，也暴露了苏式体制的严重缺陷。毛泽东加紧“要想个办法”，认为“中国要走另外一条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九五七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说：“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的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事态发展表明，毛想的办法，就在於全党全民贯彻“唯公一心”的精神原子弹金丹良方。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早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各路诸侯、农业部门、国务院报来了许多反映农业合作化动向的书面资料，无不颂扬农村中出现了农民强烈要求合作化的崇公贬私“高潮”。据说，毛泽东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为这些生动的资料写了一百多篇按语，并编辑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深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所感动，认为各级党政部门不可“泼冷水”，要求当“促进委员会”，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他深信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深信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著惊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革命胜利后，毛一直担心党的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丧失革命意志，私心膨胀，蜕化变质。他从报告材料和“走访所及”，深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感动，所鼓舞。他常常以为是干部落后於群众，他经常不满意自己的的下属。
毛的热情奔放，使得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大员苦恼万分，既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又明知行之不通。一九五七年初，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反冒进”问题上也陷入了同样窘境。结果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走路”。於是游戏转进了一种预后不良的恶性循环。号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中央高层受批评者忙著检讨了，他们不是检讨夸大失实，却深切痛责自己思想右倾，落后於形势，衷心赞美毛主席英明卓见，坚决保证迎头赶上。包括“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就是这样披肝沥胆，输诚效忠，蒙混过关，转而当起吹鼓手了。而当时中共中央分工主管经济，谆谆诲人不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陈云，按党性和职责也是应当向党主席说明真相，不能辞其责的“典守者”，则采取另一种对策，就是住进医院，或到苏州听评弹去了。
毛认为本来堪称为特殊材料制成的各级共产党领导干部，进城后不免私欲膨涨，蜕化变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革命意志衰退，落到了人民群众后面，甚至转向了对立面。他似乎以为党内整风用处不大，决意动员党外知识份子帮助共产党，发起了一场开门整风，以图重振继续革命雄风，强化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掀起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作好准备。这场以虚怀若谷为始的开门整风，出乎毛意外地引发了一阵来自大大小小知识份子燕雀焉知鸿之志不知天高地厚反戈相向质疑社会主义批评党天下专制政治的 “逆风”。毛嗅到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前夜的气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共产党开门整风变成了一场背信弃义、“引蛇出洞”、蛮不讲理的“反右斗争”，先党外、后党内，一举消弭了来自神州大地的各种杂音。然后，大约从一九五八年起，急不及待地提出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的战略口号，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划上了等号。
“反右斗争”“胜利”后，毛在铺天盖地、纯之又纯的拥戴声浪中，紧接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胆地发起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一时捷报频传，卫星满天。而号称人民群众创造，实则逢君所好的新生事物──“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使毛欣喜过望，他看到了平等，平均、公正、纯洁、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时，曾同党内要员们说过曾多次谈到自己的《大同书》式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什么都要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到全民，按劳到按需）的最好形式，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他欣赏康有为《大同书》里消灭家庭的想法，认为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他曾对刘少奇谈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农村环绕著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多次讲话，谈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於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我们要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等等。
是年八月初，毛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看到挂著人民公社的牌子，感触颇深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接著到山东，他又说到：“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长久以来寻寻觅觅、苦思冥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金光大道，终于在他的头脑里明朗起来了；一则以公，再则便於领导，那就是融“破私立公”理想主义和强化共产党政权这两个理当相辅相成的大目标於一炉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的涌现，使他如获至宝，不虚此生。
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讲过：“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十二月，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汉末农民起义领袖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级部众，多为治斗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表示赞赏。
毛泽东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内涵的“两心调谐”的本质，似是而非地错误曲解为“破私立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至善”道德标准的追求，实际上就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外古今从张鲁、宋明后儒、康有为、孙中山以及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崇公抑私”以至“大公无私”畅想之大成，并且非常现实地同巩固和加强的绝对领导这一大前提珠联璧合般结合到了一起。后来的批评家们喜欢把毛的作为形容为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但应该说他更像是决意在他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封建时代糊弄老百姓，意在强化“忠君尊王”的“崇公抑私”观弄假成真，进而净化为彻头彻尾上下一致（从当权派到平头老百姓）的“大公无私”型毛式共产主义世界观。他把实践中出现失误的原因，归咎于缺少一整套适当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而已。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当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朝著一大二公的理想大方向，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样取得伟大胜利。”因此，他对于庐山会议上可能引发强大反对浪潮的彭德怀上书，终要深恶痛绝，称之为“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毛一贯以超乎清教徒的热忱反对精英主义，要求地位高於常人的领导干部，以及学识能力优於大众的知识份子“俯首甘为孺子牛”，“夹起尾巴做人”，经常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向贫下中农学习。这一切都是为了克服精英份子最为要不得的高人一等优越感，防范他们私欲膨胀，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鞭策他们在一个不容翘尾巴的公正大环境中不断改造世界观，“破私立公”，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真正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毛曾经对知识份子礼贤下士，佳话频传，特别对於文人雅士和科技领域真才实学之辈颇持敬礼，但实际上他从骨子里不胜疑忌知识份子，因为他相信大多知识份子和工农无产阶级不同，沾染了西方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本位”思想，与他追求的大公无私崇高境界不相为谋，并且总要散发不良影响，使他觉得臭不可闻。特别是一些自以为懂得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旧知识份子，不去悉心领会他的唯公“至善”之理，却不知天高地厚，好意思同共产党以至他本人搬弄什么治世之道的，他嗤之以鼻之余，有时难免动肝火失态起来，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奚落大学问家梁漱溟那样雅量尽失。“反右”以后，知识份子即便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也因背负“原罪”格外深重，一律沦为改造世界观的对象。随著思想革命化要求日益提高，知识份子的社会地位相应每况愈下。
他的“至善”信念还表现在批评列宁好杀，主张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对於“犯错误”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争取将“外部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相信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则能把鬼变成人。他身处“无发无天”式的“自由王国”之中，似乎不那么理会多少整肃对象已经在他的美意下落到了尊严尽丧，苦海无边，株连九族，生不如死的中国特色“不可接触的贱民”境地。
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多次讲话，谈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於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我们要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等等。
是年八月初，毛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看到挂著人民公社的牌子，感触颇深地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接著到山东，他又说到：“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长久以来寻寻觅觅、苦思冥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金光大道，终于在他的头脑里明朗起来了；一则以公，再则便於领导，那就是融“破私立公”理想主义和强化共产党政权这两个理当相辅相成的大目标於一炉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的涌现，使他如获至宝，不虚此生。
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讲过：“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十二月，讨论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汉末农民起义领袖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级部众，多为治斗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表示赞赏。
毛泽东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内涵的“两心调谐”的本质，似是而非地错误曲解为“破私立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至善”道德标准的追求，实际上就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外古今从张鲁、宋明后儒、康有为、孙中山以及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崇公抑私”以至“大公无私”畅想之大成，并且非常现实地同巩固和加强的绝对领导这一大前提珠联璧合般结合到了一起。后来的批评家们喜欢把毛的作为形容为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但应该说他更像是决意在他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封建时代糊弄老百姓，意在强化“忠君尊王”的“崇公抑私”观弄假成真，进而净化为彻头彻尾上下一致（从当权派到平头老百姓）的“大公无私”型毛式共产主义世界观。他把实践中出现失误的原因，归咎于缺少一整套适当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而已。认为“只要我们在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当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朝著一大二公的理想大方向，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样取得伟大胜利。”因此，他对于庐山会议上可能引发强大反对浪潮的彭德怀上书，终要深恶痛绝，称之为“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毛一贯以超乎清教徒的热忱反对精英主义，要求地位高於常人的领导干部，以及学识能力优於大众的知识份子“俯首甘为孺子牛”，“夹起尾巴做人”，经常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向贫下中农学习。这一切都是为了克服精英份子最为要不得的高人一等优越感，防范他们私欲膨胀，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鞭策他们在一个不容翘尾巴的公正大环境中不断改造世界观，“破私立公”，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真正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毛曾经对知识份子礼贤下士，佳话频传，特别对於文人雅士和科技领域真才实学之辈颇持敬礼，但实际上他从骨子里不胜疑忌知识份子，因为他相信大多知识份子和工农无产阶级不同，沾染了西方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本位”思想，与他追求的大公无私崇高境界不相为谋，并且总要散发不良影响，使他觉得臭不可闻。特别是一些自以为懂得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旧知识份子，不去悉心领会他的唯公“至善”之理，却不知天高地厚，好意思同共产党以至他本人搬弄什么治世之道的，他嗤之以鼻之余，有时难免动肝火失态起来，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奚落大学问家梁漱溟那样雅量尽失。“反右”以后，知识份子即便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也因背负“原罪”格外深重，一律沦为改造世界观的对象。随著思想革命化要求日益提高，知识份子的社会地位相应每况愈下。
他的“至善”信念还表现在批评列宁好杀，主张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对於“犯错误”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争取将“外部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相信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则能把鬼变成人。他身处“无发无天”式的“自由王国”之中，似乎不那么理会多少整肃对象已经在他的美意下落到了尊严尽丧，苦海无边，株连九族，生不如死的中国特色“不可接触的贱民”境地。
毛泽东、党中央令出必行，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间，只用了一、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大跃进沦为充斥荒唐笑料的自欺欺人超级大骗局，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和浪费。与此同时，如所周知，毛泽东寄予厚望，全体干部带领全国人民大轰大嗡，吹得神乎其神的人民公社，因为否定“两心调谐”公理常识，实行“大公无私”式的管理体制，几乎完全废弃了“按劳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阉割了人类灵性两大调控要素中居於主位的私心积极性，失去了努力上进的原动力，出工不出力变相怠工现象如影随形而起。由於要求财产入社，农民纷纷宰杀猪羊，“船漂出三十里没人管，牛出去三十里没人找”，许多地方耕牛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粮食收了酶烂也无人过问……加之三面红旗运动的多方面破坏作用，那无限美妙优越性的神话几乎立即破产。就在毛泽东为粮食多了怎么办，以及如何保护子虚乌有的人民群众冲天积极性犯愁之时，不到一九五八年年底，人祸严重后果就开始显露狰狞面目，尽管年景相对风调雨顺，全国范围同步陷入了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大饥馑。
在不计其数无辜饿殍葬身这场浩劫之后，毛泽东被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蒙在鼓里许久，终於从卫士口中得知一些灾情惨重真相，虽然痛苦不堪，同意采取一些“向私让步”政策，但从没有谁告诉他这个“大公无私”行不得。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干部们，集体掩耳盗铃，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莫名其妙的自然灾害以至苏修背信弃义上去。毛泽东则更多地相信问题出在干部不得力，他丝毫也没有从否定“两心调谐”这个根本错误上去找原因，相反地，要求全党全民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奋勇前进；理直气壮地把敢批评，但还没有把问题说透，便已踩上引信的彭德怀将军等难能可贵的谔谔之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毛泽东一切双重人格式的违情悖理表现，背后都有他决心至死不渝的“大公无私”救世宝箴为精神支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ܬ离娄下》），又何必以出尔反尔为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为已经自我认定的古往今来第一义人，他显得如此坚定、顽强、大无畏、任我行，乃至藐视一切。毛泽东著名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豪情壮意，不仅出诸个人气质、性格或地位背景，更有其身居“道德制高点”的无上优越感，历史使命感以及坚信不疑的哲理信念依据。
他在国际上同苏联对立，进行客观上显得无理可喻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当然有多方面的背景因素，但也是这种救世哲理和豪情壮意外推的必然结果。
毛大概非常自信自身体现“大公无私”如入化境，於心无愧。他把儿子送去朝鲜战场，不幸捐躯牺牲，他的七位近亲为革命献身。他从不要求超越党的制度规定范围以外的物质待遇，相反地，一贯不满中央高干享受太多特权，领头削减这个，取消那个，一切从简，包括带头签名身后火葬。事实上这个国家以可能提供的最好的一切为他效劳，他无须有劳私心费神追求什么东西，对他而言钱已然失去意义，可以清高得以手指触摸钞票为可鄙，何况还有天文数字般的毛选稿费可供额外随意支配。
经执行具有“向私让步”性质的调整方针，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但毛泽东发现他的“破私立公”救世大业已被丢到了一边，乏人问津。党的各级干部经历了这场“自作之孽”，显得更加私欲膨涨，热衷於高官厚禄，特权享受，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既不能言教、身教带领人民群众走大公无私的革命化道路，反而把物质刺激当成了万灵丹，同时培植亲信势力，打击排斥异己，对毛的意图阳奉阴违。毛泽东对此种种深为忧虑和愤懑，认为自己这个党内的领导阶层正在“修正主义”化，蜕变生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成为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固然历尽了假象的蒙蔽和陶醉，但无论如何终於知道了闯下大祸。他为之震惊、痛心、含疚，他也同意暂时“向私让步”，实行调整方针解救燃眉之急。但他所得到的教训完全迥异常人。他不是醒觉否定私心之谬误，反而从截然对立的方向进一步大彻大悟起来。毛体认仅仅实行制度上、物质上的公有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灵魂深处私心常在，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就不会有精神原子弹，就不能迎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反而成为不劳而获、少慢差费的温床，懒惰浪费、损公肥私的天堂；於是他不再急急乎追求生产建设上的高指标大跃进奇迹，此后除了维持“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两块样板，无意再搞全国性的大生产运动。他转而以“仅次於上帝的人”的大智大勇，全力以赴赶尽杀绝人性之私，实践“六亿神州尽舜尧”、“环球同此凉热”的浪漫主义伟大畅想，造就“一大、二公、三纯”的红彤彤新天地，并且准备为此打一场不惜代价的持久战。
毛把人性私心顽固不化归咎於几千年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领域留下的罪恶遗产，他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认为“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并且把这项涉及大本大源、改造人性的战略任务，同现实政治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战略性政治任务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晚年痛感壮志未酬的毛泽东，终於把他的上述至善救世理想和斗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须知他的“至善”救世理想绝非竹林七贤式的清谈，主意既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斗争升级不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随著反中庸倾向加深，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毛几乎完全排斥了同一性的合理性，唯斗争性是从了。因此在中共的哲学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合乎“两心调谐”原理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可能由於越来越深切体认“斗私”、“破私”以至实现“无私”之艰难，毛嗜斗之志，老当益壮。他晚年常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到了八十高龄还谆谆然诲人不倦：“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泽东从未主动主导造神运动，也曾公开反对个人崇拜，但他又明白表示搞一点个人崇拜有好处，如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他说这个话也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个人崇拜，大权独揽毕竟有利於贯彻他的“破私立公”救世大业。后来在中苏论战中，以毛为首的中共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长期养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看到了潜在的“形势需要”，或者说千载一时的机遇。在毛的默契下，林彪带头在神州大地发动了一场推广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的学习运动，把神化毛泽东的无神论造神运动一步步推向极致。林彪善解人意地向全军和全国人民推荐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就是提倡“毫不为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并且以“愚公移山“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经典之作。
一九六二年底起，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学习雷锋运动，把一位以身殉职的青年战士描绘为紧遵毛主席指示，自我改造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可歌可泣“真人”典型，作为全党全国的学习榜样。从而要求人人认清私字为万恶之源，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至此就把造神运动同“破私立公”救世宏业这两件大事天衣无缝地统一起来，交互为用，烘蒸郁衬，总要一齐气冲霄汉了。
从一九四九年进城建政起，无制衡的专政体制加上造神运动，实际上已将人民领袖和人民群众相当彻底地隔离了起来。带头提倡群众路线的毛泽东，不胜讽刺地成了云雾深处最为脱离实际的“君子党”领导人。
一位卫士李连成曾经回忆道：“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啊！但他终於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去他就去不了。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随便出去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涌来。於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著架著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著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著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著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吃顿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五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了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把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表，收了八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於是，毛泽东只能看到“特殊材料制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们，为逢君之好，自欺欺人炮制的令人精神亢奋的材料，无不足证毛泽东的主张无比英明，绝对正确。毛泽东除了感到这个党总是跟不上群众“破私立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总是落后於莺歌燕舞不胜喜人的大好形势，他又有什么理由从自己的理想主义后退呢？
三面红旗”恶果大暴露以后，继续大张旗鼓，坚持不止，这种令今人极其费解，叹为观止的逆反现象，固然反映了执政党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威，确保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为至高无上的非理性坚定立场，但对毛泽东而言，却还意味著理想主义者择善固执的高度原则性。
“择善固执”、权力无边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越来越像是居高临下的孤家寡人，他不仅憎恨一直跟自己过不去的彭德怀，更警惕又瞧不起那一大片心怀鬼胎、革命意志衰退、迷恋高爵厚禄，又离不开物质刺激、奖金挂帅那一套“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俗不可耐的官僚老爷；等而下之，则甘脆贬之为“行尸走肉”了。
在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贯彻调整方针的进程中，一些灾情异常严重的地区，出现了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人支持。
其中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风头颇健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当年大炼钢铁时拿真钢锭冒充小高炉产品哄骗过毛泽东，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家畜家禽，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徵过头粮……坏事做尽，但和他的同侪们一样，没有为此受到丝毫惩处。庐山那场斗争以后不久，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震慑之余，似乎良心发现，带头推行责任田救荒，并曾得毛泽东支持。毛在蚌埠对曾说过：“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后来，毛同意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将收入、分配的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以为这样既可维护“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又能解决大锅饭效率低下的弊病，算是“让步”的底线，而不必搞责任田了。但他发现邓子恢、曾希圣等大搞责任田，乐此不疲，一发难收，各路诸侯纷起效尤，一时全国“三自一包”成风，不免担心私风大盛，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重现阶级大分化，为此要求各省开会研究。
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期，毛收到安徽左派干部的揭发信后，指示大家揭盖子。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本来赞成曾希圣搞责任田，现在又重演两年前斗彭德怀故技，他不仅不为曾希圣辩解，不为责任田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力争，反而上纲上线，把一个刚刚有所回归情理常识，可望循中庸而调谐，开始赎罪行动的曾希圣，批倒、撤职，还扬言要枪毙曾。文革初刘少奇被打倒时，曾希圣曾出面说明：“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一次中央会议上也表示没有忘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试问“刘少奇一类骗子”又是何苦为呢？
在无限权力的金字塔顶端，孤独而坚定的”救世主“毛泽东，相信真理已经在握，相信运用那历史地落到自己手中的强大权力，前人当作空想的“大公无私”“至善”之理，终能在社会主义中国付诸实施，成就造福人世的不朽功勋。他一直深为下面报上来或亲自视察所见若幻若真的人民群众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感动，所鼓舞。他一直痛感自己赖以治国的”君子党“今非昔比，几乎所有最高层庙堂重臣，从一人之下的国家主席，实权在握的政府总理，等而下之，以至整个掌控国家权力的各级主要干部队伍的大部或近乎全部，越来越使他失望，越来越不像毛殷切期望的无私无畏、不断革命的，“特殊材料”组成的先锋队，他们正在蜕变成为一个大私误公的特权统治阶级。毛终於为之正名，称之为“党内资产阶级“，其中领导成员就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主控下的权力机关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相信同他们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发生在执政党内的阶级斗争，事关方向大计，就是所谓路线斗争了。
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曾受基督教文化主导的欧洲国家，其人本主义、尊重个性的传统精神根深蒂固，虽然为了强化绝对权力的需要，也要“崇公抑私”，不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当真，但总不至于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灭私心完全等同起来。
在全世界所有一党专政体制国家当中，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是共性，领导一切、无所制衡的统治集团蜕变堕落是共性，领袖和自己的执政党有福同享，同流合污也是共性，像毛泽东那样坚信“大公无私”极端至善之理，为“斗”、“灭”党内以至全国人民罪恶之源的“私心”而不懈努力，不断升级的狂热理想主义者，可谓中国共产党绝无仅有的“个性”。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人称毛去世前中国的三十年为毛泽东时代，这就是中共及其发展道路与众不同，异乎寻常的重要原因所在。
（未完待续）
大跃进沦为充斥荒唐笑料的自欺欺人超级大骗局，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和浪费。与此同时，如所周知，毛泽东寄予厚望，全体干部带领全国人民大轰大嗡，吹得神乎其神的人民公社，因为否定“两心调谐”公理常识，实行“大公无私”式的管理体制，几乎完全废弃了“按劳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阉割了人类灵性两大调控要素中居於主位的私心积极性，失去了努力上进的原动力，出工不出力变相怠工现象如影随形而起。由於要求财产入社，农民纷纷宰杀猪羊，“船漂出三十里没人管，牛出去三十里没人找”，许多地方耕牛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粮食收了酶烂也无人过问……加之三面红旗运动的多方面破坏作用，那无限美妙优越性的神话几乎立即破产。就在毛泽东为粮食多了怎么办，以及如何保护子虚乌有的人民群众冲天积极性犯愁之时，不到一九五八年年底，人祸严重后果就开始显露狰狞面目，尽管年景相对风调雨顺，全国范围同步陷入了人类史上空前规模的大饥馑。
在不计其数无辜饿殍葬身这场浩劫之后，毛泽东被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蒙在鼓里许久，终於从卫士口中得知一些灾情惨重真相，虽然痛苦不堪，同意采取一些“向私让步”政策，但从没有谁告诉他这个“大公无私”行不得。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干部们，集体掩耳盗铃，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莫名其妙的自然灾害以至苏修背信弃义上去。毛泽东则更多地相信问题出在干部不得力，他丝毫也没有从否定“两心调谐”这个根本错误上去找原因，相反地，要求全党全民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奋勇前进；理直气壮地把敢批评，但还没有把问题说透，便已踩上引信的彭德怀将军等难能可贵的谔谔之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毛泽东一切双重人格式的违情悖理表现，背后都有他决心至死不渝的“大公无私”救世宝箴为精神支持。“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ܬ离娄下》），又何必以出尔反尔为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作为已经自我认定的古往今来第一义人，他显得如此坚定、顽强、大无畏、任我行，乃至藐视一切。毛泽东著名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豪情壮意，不仅出诸个人气质、性格或地位背景，更有其身居“道德制高点”的无上优越感，历史使命感以及坚信不疑的哲理信念依据。
他在国际上同苏联对立，进行客观上显得无理可喻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当然有多方面的背景因素，但也是这种救世哲理和豪情壮意外推的必然结果。
毛大概非常自信自身体现“大公无私”如入化境，於心无愧。他把儿子送去朝鲜战场，不幸捐躯牺牲，他的七位近亲为革命献身。他从不要求超越党的制度规定范围以外的物质待遇，相反地，一贯不满中央高干享受太多特权，领头削减这个，取消那个，一切从简，包括带头签名身后火葬。事实上这个国家以可能提供的最好的一切为他效劳，他无须有劳私心费神追求什么东西，对他而言钱已然失去意义，可以清高得以手指触摸钞票为可鄙，何况还有天文数字般的毛选稿费可供额外随意支配。
经执行具有“向私让步”性质的调整方针，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但毛泽东发现他的“破私立公”救世大业已被丢到了一边，乏人问津。党的各级干部经历了这场“自作之孽”，显得更加私欲膨涨，热衷於高官厚禄，特权享受，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既不能言教、身教带领人民群众走大公无私的革命化道路，反而把物质刺激当成了万灵丹，同时培植亲信势力，打击排斥异己，对毛的意图阳奉阴违。毛泽东对此种种深为忧虑和愤懑，认为自己这个党内的领导阶层正在“修正主义”化，蜕变生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成为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固然历尽了假象的蒙蔽和陶醉，但无论如何终於知道了闯下大祸。他为之震惊、痛心、含疚，他也同意暂时“向私让步”，实行调整方针解救燃眉之急。但他所得到的教训完全迥异常人。他不是醒觉否定私心之谬误，反而从截然对立的方向进一步大彻大悟起来。毛体认仅仅实行制度上、物质上的公有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灵魂深处私心常在，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就不会有精神原子弹，就不能迎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反而成为不劳而获、少慢差费的温床，懒惰浪费、损公肥私的天堂；於是他不再急急乎追求生产建设上的高指标大跃进奇迹，此后除了维持“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两块样板，无意再搞全国性的大生产运动。他转而以“仅次於上帝的人”的大智大勇，全力以赴赶尽杀绝人性之私，实践“六亿神州尽舜尧”、“环球同此凉热”的浪漫主义伟大畅想，造就“一大、二公、三纯”的红彤彤新天地，并且准备为此打一场不惜代价的持久战。
毛把人性私心顽固不化归咎於几千年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领域留下的罪恶遗产，他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认为“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并且把这项涉及大本大源、改造人性的战略任务，同现实政治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战略性政治任务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晚年痛感壮志未酬的毛泽东，终於把他的上述至善救世理想和斗争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须知他的“至善”救世理想绝非竹林七贤式的清谈，主意既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斗争升级不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随著反中庸倾向加深，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毛几乎完全排斥了同一性的合理性，唯斗争性是从了。因此在中共的哲学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合乎“两心调谐”原理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
可能由於越来越深切体认“斗私”、“破私”以至实现“无私”之艰难，毛嗜斗之志，老当益壮。他晚年常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到了八十高龄还谆谆然诲人不倦：“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毛泽东从未主动主导造神运动，也曾公开反对个人崇拜，但他又明白表示搞一点个人崇拜有好处，如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他说这个话也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个人崇拜，大权独揽毕竟有利於贯彻他的“破私立公”救世大业。后来在中苏论战中，以毛为首的中共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长期养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看到了潜在的“形势需要”，或者说千载一时的机遇。在毛的默契下，林彪带头在神州大地发动了一场推广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的学习运动，把神化毛泽东的无神论造神运动一步步推向极致。林彪善解人意地向全军和全国人民推荐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就是提倡“毫不为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并且以“愚公移山“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经典之作。
一九六二年底起，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学习雷锋运动，把一位以身殉职的青年战士描绘为紧遵毛主席指示，自我改造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可歌可泣“真人”典型，作为全党全国的学习榜样。从而要求人人认清私字为万恶之源，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至此就把造神运动同“破私立公”救世宏业这两件大事天衣无缝地统一起来，交互为用，烘蒸郁衬，总要一齐气冲霄汉了。
从一九四九年进城建政起，无制衡的专政体制加上造神运动，实际上已将人民领袖和人民群众相当彻底地隔离了起来。带头提倡群众路线的毛泽东，不胜讽刺地成了云雾深处最为脱离实际的“君子党”领导人。
一位卫士李连成曾经回忆道：“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啊！但他终於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的。他决不是要去哪儿就能去哪儿。警卫局管，公安部管，中央管，我们也劝止，说不适合去他就去不了。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随便出去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群众闻声涌来。於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著架著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毛泽东坐在专列上，曾那么神往地注视著窗外那普通的农村，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农家生活。他吮著下唇，内心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望望环绕左右的卫士，忽然有了办法，指著远村说：停，停车我要去那村子里吃碗红烧肉！他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卫士长在车上打个电话，立刻就能通知省市领导，下面马上就要全面准备。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作了安排。
“安全保卫部门也有苦衷。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出来后正值吃饭时间。毛泽东坚持要吃顿饭馆，便到了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匆匆作了安排，可是毛泽东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叫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这下子不得了。城市不比农村，一声喊过，人群便像潮水般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泽东啊，越见不到就越想见么。从上午十一点多一直包围到下午五点多。警备区一个排硬把一辆小华沙推进人群，挤到了正阳春门口。一群精壮的小伙子好不容易把毛泽东保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硬塞进去了。剽悍的士兵前面开路，后面推车，费尽力气推出人群。收场时，鞋、帽、钢笔、表，收了八筐。据卫士长讲，在黄鹤楼也出过这么一次事。以后，每当毛泽东想随便外出到群众中去时，我们便举出正阳春和黄鹤楼的例子阻止他。这时他便不得不让步。久而久之，他逐渐接受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於是，毛泽东只能看到“特殊材料制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们，为逢君之好，自欺欺人炮制的令人精神亢奋的材料，无不足证毛泽东的主张无比英明，绝对正确。毛泽东除了感到这个党总是跟不上群众“破私立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总是落后於莺歌燕舞不胜喜人的大好形势，他又有什么理由从自己的理想主义后退呢？
三面红旗”恶果大暴露以后，继续大张旗鼓，坚持不止，这种令今人极其费解，叹为观止的逆反现象，固然反映了执政党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威，确保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为至高无上的非理性坚定立场，但对毛泽东而言，却还意味著理想主义者择善固执的高度原则性。
“择善固执”、权力无边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越来越像是居高临下的孤家寡人，他不仅憎恨一直跟自己过不去的彭德怀，更警惕又瞧不起那一大片心怀鬼胎、革命意志衰退、迷恋高爵厚禄，又离不开物质刺激、奖金挂帅那一套“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俗不可耐的官僚老爷；等而下之，则甘脆贬之为“行尸走肉”了。
在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贯彻调整方针的进程中，一些灾情异常严重的地区，出现了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人支持。
其中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风头颇健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当年大炼钢铁时拿真钢锭冒充小高炉产品哄骗过毛泽东，在农村搞大锅饭、拆村并庄、收缴家畜家禽，办“万猪场”、“万鸡山”，虚报产量、徵过头粮……坏事做尽，但和他的同侪们一样，没有为此受到丝毫惩处。庐山那场斗争以后不久，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震慑之余，似乎良心发现，带头推行责任田救荒，并曾得毛泽东支持。毛在蚌埠对曾说过：“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后来，毛同意改变人民公社体制，将收入、分配的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以为这样既可维护“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又能解决大锅饭效率低下的弊病，算是“让步”的底线，而不必搞责任田了。但他发现邓子恢、曾希圣等大搞责任田，乐此不疲，一发难收，各路诸侯纷起效尤，一时全国“三自一包”成风，不免担心私风大盛，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重现阶级大分化，为此要求各省开会研究。
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期，毛收到安徽左派干部的揭发信后，指示大家揭盖子。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本来赞成曾希圣搞责任田，现在又重演两年前斗彭德怀故技，他不仅不为曾希圣辩解，不为责任田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力争，反而上纲上线，把一个刚刚有所回归情理常识，可望循中庸而调谐，开始赎罪行动的曾希圣，批倒、撤职，还扬言要枪毙曾。文革初刘少奇被打倒时，曾希圣曾出面说明：“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一次中央会议上也表示没有忘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试问“刘少奇一类骗子”又是何苦为呢？
在无限权力的金字塔顶端，孤独而坚定的”救世主“毛泽东，相信真理已经在握，相信运用那历史地落到自己手中的强大权力，前人当作空想的“大公无私”“至善”之理，终能在社会主义中国付诸实施，成就造福人世的不朽功勋。他一直深为下面报上来或亲自视察所见若幻若真的人民群众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感动，所鼓舞。他一直痛感自己赖以治国的”君子党“今非昔比，几乎所有最高层庙堂重臣，从一人之下的国家主席，实权在握的政府总理，等而下之，以至整个掌控国家权力的各级主要干部队伍的大部或近乎全部，越来越使他失望，越来越不像毛殷切期望的无私无畏、不断革命的，“特殊材料”组成的先锋队，他们正在蜕变成为一个大私误公的特权统治阶级。毛终於为之正名，称之为“党内资产阶级“，其中领导成员就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主控下的权力机关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相信同他们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发生在执政党内的阶级斗争，事关方向大计，就是所谓路线斗争了。
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曾受基督教文化主导的欧洲国家，其人本主义、尊重个性的传统精神根深蒂固，虽然为了强化绝对权力的需要，也要“崇公抑私”，不那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当真，但总不至于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灭私心完全等同起来。
在全世界所有一党专政体制国家当中，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是共性，领导一切、无所制衡的统治集团蜕变堕落是共性，领袖和自己的执政党有福同享，同流合污也是共性，像毛泽东那样坚信“大公无私”极端至善之理，为“斗”、“灭”党内以至全国人民罪恶之源的“私心”而不懈努力，不断升级的狂热理想主义者，可谓中国共产党绝无仅有的“个性”。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人称毛去世前中国的三十年为毛泽东时代，这就是中共及其发展道路与众不同，异乎寻常的重要原因所在。
（未完待续）
文革浩劫寻根记（下） ──晚年毛泽东“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续上）
中共高层大多成员本属比较务实的革命者，无论从革命利益或自身特权利益出发，未尝不希望国家建设成功，走向繁荣富强。他们基於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和情理常识，不难体认毛泽东无中生有的不可行性，但是在彭德怀以后，在党的高层当中，可以说再也没有哪怕一个人挺身而出进行抵制的。刘少奇、周恩来等自树“逢君之恶”的自私榜样固然可悲，另外，一种微妙的“正义自慰”心理现象，也非常值得后人正视和研究。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的诛杀、株连、廷杖等残忍手段，尚不足以阻止大义凛然的臣下冒死进谏。党的高层当中，许多人曾为追求真理，不惜自我牺牲，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但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如此荒谬绝伦的追随中，那时候这些本属“君子”甚至可称为“义人”的革命高干，举国一致，心照不宣，甘於违心倒行逆施，置人民和国家的实际利益於不顾呢？
除了保全既得利益的自私愿望，以及精心设计为旷古未有“天无可逃”威力超群的整肃运动的巨大震慑作用外，毛泽东藉马克思主义名义，挟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以厉行的“破私立公”“至善”悖论拥有超常的道德制高点气势，与他们共同参与营造的藉革命、人民、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假浩然天地正气而大兴的个人崇拜狂飙相得益彰，造成了一种集“政教合一”至高无上绝对权威於一身的天下奇观，产生了一种以任何质疑为莫大忌讳的自欺欺人共识，起到了祛除罪恶感的麻醉剂作用。在执行一切背情悖理的决策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有革命大义的神圣光环照耀和掩护，於是一个个心安理得起来，居然避免了古今中外旧日谏官和诸卿大夫那种常常挥之不去的哈姆雷特式良心谴责。
“破私立公”或“大公无私”原则，无疑非常有利於剥夺人民群众的个人意志及其能动力量，建成超稳定统治架构。因此以“大锅饭”取代“按劳分配”，就成为毛泽东“唯公一心论”和“加强党的领导”大原则充分契合的举党一致既定方针。可是从事实务的当权派们在社会实践中，又不能不认识到，人性第一本元──私心，是不可能收拾得乾干净净的。他们至少还要保留一点点“诱之以利”的手段，方能得心应手，特别在执行调整方针期间，如果没有那么一点点“向私让步”，是毫无成效可言的。
但毛泽东不以为然。
三年调整，灾情渐次缓解，国民经济有所好转。毛泽东听到的、看到的都是一派“三面红旗”或即“一大二公”的丰功伟绩，以及欢声雷动、铺天盖地的“衷心赞美”；从没有任何人和他争一争，大喝一声道，“向私让步”才是救党救国之本。
他痛心地看到了众卿家在庆幸渡过灾难之后，革命意志更见销沉，骄奢淫佚之风大盛；高官厚禄，贪图安逸、做官当老爷之外，尤其令他寝食难安的是，许多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表面上跟著自己起舞，实际上他们所谓“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离不开“物质刺激”、 “奖金挂帅”、“利润挂帅”那一套，归根到底属於万恶之源的私心积极性以及那非根除而后快的“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一贯阳奉阴违，分明是“打著红旗反红旗”。对照苏联共产党的演变，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毛式救世哲学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越来越看重思想意识即心态文化的主宰作用，非常不满文艺界不去著力反映毛式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之妙，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越来越痛感文艺界“封、资、修”当道，一些人沉湎於放浪形骸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灵魂工程师们其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尤其深恶痛绝文人利用笔杆子“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曲线“反党”、“反革命”，反对“破私立公”改造人性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大业，对此敏感到了极点。毛不客气地指出，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认为，卫生部门如此热衷於讨好当官的，应该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那个专为高干开门的北京医院就叫做“老爷医院”好了。
当然，远非这样嘻笑怒骂、指指点点就够份量了。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党内“异常现象”进行了不寻常的批评，并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指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强调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从来不承认“三面红旗”出了错。他虽然多次“视察”农村，但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他本著“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至善”理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其对於“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体制的信念。反以为正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办坏了，出来问题，是大家没有照著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所致。他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失败归咎於自己的那个党未能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以至既不能自我革命，更不能成功地带领人民革“私”字的命，直奔共产主义金光大道。
老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追忆，她随工作组来到刚经过地震未能恢复的唐山，在招待所听老百姓讲，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说那个农民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家有瞎眼的老太太和一岁半的孩子，全仗这点窖菜手艺挣点钱。县委书记坐著吉普车下乡，看见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下令各村窖菜全挖，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忖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那人跪下叩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著，一个人，硬是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了？据说，这县委书记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执行上边一切指示。抗地震中有功（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脯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都不要，於是得到上级赏识……），登报成了模范，现在已升任了地委副专员……
“»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是在全国城乡全面贯彻的政策。
其实，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党的干部一面要求和迫使无助的农民破私，一直破到房前屋后的鸡舍鸭棚菜窖；另一方面，自身作为神圣的“大公“的当然代表，却不知收敛自私贪欲。他们利用无所制衡的统治权力，不顾广大农民苦苦挣扎在贫困线和饥饿线上，不惜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至生存权利，唯求巩固与提高自己的特权地位，其中许多人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侵吞集体财物，多吃多占，增进自己的生活享受，因此农民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形成尖锐的对立。
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分别率领工作组，下京郊调查研究，是时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胆识触及体制上的不可行性和观念上的荒谬性，只是针对农民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表面化地就事论事地提出了在农村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即所谓“小四清”，以图挽回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毛泽东在看过了他们的报告后，不以为然，认为没有抓住根本。
邓、彭固然没有抓住根本，但毛要抓的根本仍是他持之以恒的反“两心调谐”，反公理常识的悖论。毛组织了一个班子，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问题的若干规定”（又称前十条），强调农村人民公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将”四清“的内容改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并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虽然不免重提“地、富、反、坏”老牌阶级敌人，但毛此时对“死老虎” 兴味已经大大消减，矛头转向了“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通过上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时，提出了：“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希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有所清醒，有所警觉。
刘少奇他们不能不意识到毛泽东矛头向上的威胁性，但大大低估了毛的强大决心和战略意图，以为可以用老一套章法对付过去。在刘、邓等主持下，四个月后，避开了毛泽东，也以中共中央名义制订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称为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仍然放在经济问题上，矛头对下不对上；并在运动中进一步整肃所谓“黑五类“传统阶级敌人，以儆尤一切怀疑、反对党的绝对领导的人们；当然，还要把许多不那么唯命是从，却又不够戴上黑五类帽子的无辜群众，划为落后份子，加以歧视压制和特别控制。一九六四年四清试点中，刘少奇他们就按著这条路子，由刘的夫人王光美亲自化名蹲点搞了个“桃园经验”，对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在一九六四岁尾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质问：“各位中央大员，包括各位常委，政治局委员……要不要也来一个人人过关？光搞基层干部，犯下不犯上，是否太不公平？”几天后，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了一次有名的“两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其实是一场事关重大基本观念的辩论。
辩论焦点是四清运动的目的性。毛泽东开门见山指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要提防修正主义，要警惕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差一点没有点出刘少奇他们的名。毛给刘这位老革命新出了个天字号难题。事到此刻，应该看得出毛不会善罢甘休了。刘少奇本是情理中人，不可能从哲理上认同毛极端两心失衡的理想主义，但历来善於先承意旨，巧相迎合，得保无事。此时此刻，他不知所措了。
（续上）
中共高层大多成员本属比较务实的革命者，无论从革命利益或自身特权利益出发，未尝不希望国家建设成功，走向繁荣富强。他们基於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和情理常识，不难体认毛泽东无中生有的不可行性，但是在彭德怀以后，在党的高层当中，可以说再也没有哪怕一个人挺身而出进行抵制的。刘少奇、周恩来等自树“逢君之恶”的自私榜样固然可悲，另外，一种微妙的“正义自慰”心理现象，也非常值得后人正视和研究。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的诛杀、株连、廷杖等残忍手段，尚不足以阻止大义凛然的臣下冒死进谏。党的高层当中，许多人曾为追求真理，不惜自我牺牲，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但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如此荒谬绝伦的追随中，那时候这些本属“君子”甚至可称为“义人”的革命高干，举国一致，心照不宣，甘於违心倒行逆施，置人民和国家的实际利益於不顾呢？
除了保全既得利益的自私愿望，以及精心设计为旷古未有“天无可逃”威力超群的整肃运动的巨大震慑作用外，毛泽东藉马克思主义名义，挟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以厉行的“破私立公”“至善”悖论拥有超常的道德制高点气势，与他们共同参与营造的藉革命、人民、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假浩然天地正气而大兴的个人崇拜狂飙相得益彰，造成了一种集“政教合一”至高无上绝对权威於一身的天下奇观，产生了一种以任何质疑为莫大忌讳的自欺欺人共识，起到了祛除罪恶感的麻醉剂作用。在执行一切背情悖理的决策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有革命大义的神圣光环照耀和掩护，於是一个个心安理得起来，居然避免了古今中外旧日谏官和诸卿大夫那种常常挥之不去的哈姆雷特式良心谴责。
“破私立公”或“大公无私”原则，无疑非常有利於剥夺人民群众的个人意志及其能动力量，建成超稳定统治架构。因此以“大锅饭”取代“按劳分配”，就成为毛泽东“唯公一心论”和“加强党的领导”大原则充分契合的举党一致既定方针。可是从事实务的当权派们在社会实践中，又不能不认识到，人性第一本元──私心，是不可能收拾得乾干净净的。他们至少还要保留一点点“诱之以利”的手段，方能得心应手，特别在执行调整方针期间，如果没有那么一点点“向私让步”，是毫无成效可言的。
但毛泽东不以为然。
三年调整，灾情渐次缓解，国民经济有所好转。毛泽东听到的、看到的都是一派“三面红旗”或即“一大二公”的丰功伟绩，以及欢声雷动、铺天盖地的“衷心赞美”；从没有任何人和他争一争，大喝一声道，“向私让步”才是救党救国之本。
他痛心地看到了众卿家在庆幸渡过灾难之后，革命意志更见销沉，骄奢淫佚之风大盛；高官厚禄，贪图安逸、做官当老爷之外，尤其令他寝食难安的是，许多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表面上跟著自己起舞，实际上他们所谓“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离不开“物质刺激”、 “奖金挂帅”、“利润挂帅”那一套，归根到底属於万恶之源的私心积极性以及那非根除而后快的“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一贯阳奉阴违，分明是“打著红旗反红旗”。对照苏联共产党的演变，中国的“党内资产阶级”及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毛式救世哲学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危险的敌人。
毛泽东越来越看重思想意识即心态文化的主宰作用，非常不满文艺界不去著力反映毛式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之妙，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越来越痛感文艺界“封、资、修”当道，一些人沉湎於放浪形骸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灵魂工程师们其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尤其深恶痛绝文人利用笔杆子“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曲线“反党”、“反革命”，反对“破私立公”改造人性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大业，对此敏感到了极点。毛不客气地指出，文艺界“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认为，卫生部门如此热衷於讨好当官的，应该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那个专为高干开门的北京医院就叫做“老爷医院”好了。
当然，远非这样嘻笑怒骂、指指点点就够份量了。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党内“异常现象”进行了不寻常的批评，并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指出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强调千万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毛泽东从来不承认“三面红旗”出了错。他虽然多次“视察”农村，但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他本著“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至善”理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其对於“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体制的信念。反以为正如林彪所言，“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办坏了，出来问题，是大家没有照著他的指示去办，是他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所致。他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失败归咎於自己的那个党未能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以至既不能自我革命，更不能成功地带领人民革“私”字的命，直奔共产主义金光大道。
老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追忆，她随工作组来到刚经过地震未能恢复的唐山，在招待所听老百姓讲，一个种菜的农民因小菜窖被挖，用刀子自杀了。说那个农民真苦，老婆在天津住院，交不上医药费，家有瞎眼的老太太和一岁半的孩子，全仗这点窖菜手艺挣点钱。县委书记坐著吉普车下乡，看见小孩用水桶浇菜，就下车来赶；下令各村窖菜全挖，在农村里召开“拔钉子会议”，各忖汇报那些种菜的钉子，一个个拔，谁留下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剩下这个持刀自刎的，当然非拔不可。那人跪下叩头，最后掏出刀子来，说是砍菜先砍我。书记还是一个字：“砍！”这么著，一个人，硬是被逼死在菜窖跟前了。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书记执行了，你能把人家怎么了？据说，这县委书记农民、抗日民兵出身，文化很低，却忠心耿耿执行上边一切指示。抗地震中有功（他毫无办法，陈永贵来视察，他拍胸脯表示全县自力更生，一点支援都不要，於是得到上级赏识……），登报成了模范，现在已升任了地委副专员……
“»说到最后，这是中央下来的政策。”是在全国城乡全面贯彻的政策。
其实，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党的干部一面要求和迫使无助的农民破私，一直破到房前屋后的鸡舍鸭棚菜窖；另一方面，自身作为神圣的“大公“的当然代表，却不知收敛自私贪欲。他们利用无所制衡的统治权力，不顾广大农民苦苦挣扎在贫困线和饥饿线上，不惜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至生存权利，唯求巩固与提高自己的特权地位，其中许多人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侵吞集体财物，多吃多占，增进自己的生活享受，因此农民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形成尖锐的对立。
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长彭真分别率领工作组，下京郊调查研究，是时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胆识触及体制上的不可行性和观念上的荒谬性，只是针对农民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表面化地就事论事地提出了在农村开展“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即所谓“小四清”，以图挽回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毛泽东在看过了他们的报告后，不以为然，认为没有抓住根本。
邓、彭固然没有抓住根本，但毛要抓的根本仍是他持之以恒的反“两心调谐”，反公理常识的悖论。毛组织了一个班子，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问题的若干规定”（又称前十条），强调农村人民公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将”四清“的内容改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并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虽然不免重提“地、富、反、坏”老牌阶级敌人，但毛此时对“死老虎” 兴味已经大大消减，矛头转向了“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通过上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时，提出了：“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希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有所清醒，有所警觉。
刘少奇他们不能不意识到毛泽东矛头向上的威胁性，但大大低估了毛的强大决心和战略意图，以为可以用老一套章法对付过去。在刘、邓等主持下，四个月后，避开了毛泽东，也以中共中央名义制订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称为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仍然放在经济问题上，矛头对下不对上；并在运动中进一步整肃所谓“黑五类“传统阶级敌人，以儆尤一切怀疑、反对党的绝对领导的人们；当然，还要把许多不那么唯命是从，却又不够戴上黑五类帽子的无辜群众，划为落后份子，加以歧视压制和特别控制。一九六四年四清试点中，刘少奇他们就按著这条路子，由刘的夫人王光美亲自化名蹲点搞了个“桃园经验”，对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在一九六四岁尾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质问：“各位中央大员，包括各位常委，政治局委员……要不要也来一个人人过关？光搞基层干部，犯下不犯上，是否太不公平？”几天后，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生了一次有名的“两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其实是一场事关重大基本观念的辩论。
辩论焦点是四清运动的目的性。毛泽东开门见山指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要提防修正主义，要警惕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差一点没有点出刘少奇他们的名。毛给刘这位老革命新出了个天字号难题。事到此刻，应该看得出毛不会善罢甘休了。刘少奇本是情理中人，不可能从哲理上认同毛极端两心失衡的理想主义，但历来善於先承意旨，巧相迎合，得保无事。此时此刻，他不知所措了。
毛要求他领导一场这个革命政党从未见识过的自我革命，而这场自我革命的目标，看来是要彻底取消整个统治阶层成员本身的“万恶之源──私心”，从而进一步领导全体人民，去缔造一个往昔曾有志士仁人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但始终无从实现的“大公无私”或“一大、二公、三纯”的红彤彤理想社会。但刘少奇一定知道，作为无制衡不受挑战的统治集团，高举“破私立公”大旗，挥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刀，唬□老百姓固然得其所哉；若是按照毛泽东的路子认真搞去，等於引火烧身或自我阉割，是根本不可思议，万万使不得、行不通的。
他委实无法当场吞下毛抛来的苦果。刘一反往常百依百顺的常态，同毛插嘴绕舌顶牛起来。刘不著边际地讲些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之类，意图把斗争的矛头引回传统的老牌阶级敌人。当然这是一场没有交集点，而且极其不愉快的“鸡同鸭讲”。据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回答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问题时证实，就是这个时候，毛对刘失去了希望。
据说“两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后次日，毛带了宪法和党章来开会。毛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刘少奇）不让我讲话。”
我们可以从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位神经科专家确定毛的精神状态，直至最后一刻都是正常的。李志绥医生在他的书里还写道：“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然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我们今天仍可认为，如果刘和政治局同仁们都像毛泽东那样，按诸宪法和党章，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拿到会议上来讨论、切磋，展开必要的交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实验其实是搞不起来的；一旦把中国发生的真情实况原原本本摊到桌面上来，毛泽东是理不直、气不壮的。在“客观事实”面前，毛即便不低头，也是要让步的，而且政治局的大多数可以使得毛的悖论无法成为决议。
但在座出类拔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们，统统放弃了这两本书赋予自己的权利。高官厚禄诸公，一则彭德怀前车之鉴不远，个个“五怕”（毛泽东批评高官们不敢说实话，无非“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当头；二则哲理观念一片混乱，根本没有悟通“两心调谐”原理的破谜解惑之道，沉湎於“正义自慰”的鸵鸟心态无以自拔。在周恩来、彭真等人劝说下，刘少奇作了检讨。於是亦步亦趋，终至最后成全了毛泽东史无前例的非常宏大社会实验。
慑於毛泽东的威望和坚持，中央否定了刘、邓领头制作的“后十条”，通过了体现毛观点的关于四清政策的“二十三条”，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正式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任务。第一条中明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地、县工作的，有的甚至在省级直至中央的某部门工作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多次谈话中对形势作出估计，他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已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
四清运动中，为了有利於揭开各单位的盖子，一律由上级党组织派驻工作队领导运动（单位党委仍负责日常工作）。但工作队并非来自外星球，他们都是上级党组织从各单位选拔出来的骨干、积极份子，或一些认为政治上可以培养造就的对象，不容许掺杂任何政治态度可疑的成分；工作队和进驻单位的党组织，同样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毛的“自我革命”或“矛头向上”之道。蹊跷的是，自从“桃园经验”为毛泽东否定以后，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实际主持的这场运动，不再像往常惯例那样，树立典型经验，提供基本的、必要的技术操作指导；压根儿也没有告诉大家，那“走资派”倒底该怎么个揪法、怎么个整法。这岂非暗示人们阳奉阴违，搞走过场吗？
折腾一年多以后，各单位工作队纷纷鸣金收兵之时，偌大一个国家，没有清出哪怕一名“党内走资派”来向毛泽东交差。相反地，各级当权派利用运动机会，进一步绷紧阶级斗争的弦，矛头向下，把八亿神州人人的“私心”又清算了一遍，“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重划一次“左、中、右”，拉一批亲信新贵，打压一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再度扩大非人生涯的“贱民”队伍。搞所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全国人民正当的私心积极性再次被追杀到了新的低点，豪迈而空洞的口号响彻云霄，处处假话连篇，人人互相戒备，除了几块充气式的革命化样板外，生产建设其实死气沉沉。
毛泽东力争之下精心制订的“二十三条”成了一纸空文。对照轰轰烈烈土改、镇反、肃反，那立地揪斗五十五万右派份子的盛况，可以见得今非昔比，此路根本不通了。毛泽东慨然借用了龚定庵的诗句“万马齐□究可哀”来形容“和者盖寡” 的无可奈何悲情局面。
至此“仁至义尽”。
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的“历史使命”，终於想到了“无产阶级大民主”。
毛在延安时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本以为伟大的党天然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党的绝对领导即“为民作主”不妨和人民民主划上等号，但时至今日，除了“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还有什么力量堪以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呢？他要展开一场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个落花流水的新式政治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充分揭发党内外各方面存在的阴暗面，彻底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修正主义错误”，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并且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以保证中国沿著公正、平等、纯洁，“破私立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运动的纲领，就是毫不含糊，触及灵魂、替天行道的“斗私批修”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批修实质上也就是斗私，私才是他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他终於找到了另类克敌制胜的方法。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脑群中的异数。他不甘顺应绝对权力导向绝对腐化从此沉沦，他不愿放过了大权在握大展宏图的天降大任，他深信已经找到了金不换的非私唯公救世良方，他决意为民作主，倾力挽狂澜於既倒，救党、救社会主义。古往今来，竟有谁像年逾古稀的毛泽东那样，孤愤孤胆，凭一己巨掌神力，粉碎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超稳定”型政权机器，以摧朽拉枯之势，将有误苍生的大小众神打翻在地，“全无敌”。
中共向全球公告时，一如既往，把文革大批判纲领“斗私批修”中那个“私”字，译成了英文中的“自私”，所以在事态发展到瞠目结舌之前，外国人一开始所能想像的是，兴许今朝风流人物发动了一场旨在剿灭人性万恶之源──“自私”的伟大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人满以为神秘的东方正在冉冉浮现一个旷古未有道德高尚的人间天堂，无限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焉。
对於毛泽东一九五八年继痛批“小脚女人“，领导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倡导四清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违情悖理，令人费解的事件，如果沿著毛不屈不挠坚持贯彻其否定“两心调谐”，藉“破私立公”的“唯公一心论”“至善”理想救世良愿这样一条主线，结合毛泽东几乎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特殊背景去观察，去理解，就是毛式社会主义的必然后续发展了。
他委实无法当场吞下毛抛来的苦果。刘一反往常百依百顺的常态，同毛插嘴绕舌顶牛起来。刘不著边际地讲些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之类，意图把斗争的矛头引回传统的老牌阶级敌人。当然这是一场没有交集点，而且极其不愉快的“鸡同鸭讲”。据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回答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问题时证实，就是这个时候，毛对刘失去了希望。
据说“两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谈话”后次日，毛带了宪法和党章来开会。毛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刘少奇）不让我讲话。”
我们可以从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位神经科专家确定毛的精神状态，直至最后一刻都是正常的。李志绥医生在他的书里还写道：“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然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我们今天仍可认为，如果刘和政治局同仁们都像毛泽东那样，按诸宪法和党章，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拿到会议上来讨论、切磋，展开必要的交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实验其实是搞不起来的；一旦把中国发生的真情实况原原本本摊到桌面上来，毛泽东是理不直、气不壮的。在“客观事实”面前，毛即便不低头，也是要让步的，而且政治局的大多数可以使得毛的悖论无法成为决议。
但在座出类拔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们，统统放弃了这两本书赋予自己的权利。高官厚禄诸公，一则彭德怀前车之鉴不远，个个“五怕”（毛泽东批评高官们不敢说实话，无非“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当头；二则哲理观念一片混乱，根本没有悟通“两心调谐”原理的破谜解惑之道，沉湎於“正义自慰”的鸵鸟心态无以自拔。在周恩来、彭真等人劝说下，刘少奇作了检讨。於是亦步亦趋，终至最后成全了毛泽东史无前例的非常宏大社会实验。
慑於毛泽东的威望和坚持，中央否定了刘、邓领头制作的“后十条”，通过了体现毛观点的关于四清政策的“二十三条”，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正式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任务。第一条中明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地、县工作的，有的甚至在省级直至中央的某部门工作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多次谈话中对形势作出估计，他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已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文艺界的大多数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他们的代理人。
四清运动中，为了有利於揭开各单位的盖子，一律由上级党组织派驻工作队领导运动（单位党委仍负责日常工作）。但工作队并非来自外星球，他们都是上级党组织从各单位选拔出来的骨干、积极份子，或一些认为政治上可以培养造就的对象，不容许掺杂任何政治态度可疑的成分；工作队和进驻单位的党组织，同样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毛的“自我革命”或“矛头向上”之道。蹊跷的是，自从“桃园经验”为毛泽东否定以后，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实际主持的这场运动，不再像往常惯例那样，树立典型经验，提供基本的、必要的技术操作指导；压根儿也没有告诉大家，那“走资派”倒底该怎么个揪法、怎么个整法。这岂非暗示人们阳奉阴违，搞走过场吗？
折腾一年多以后，各单位工作队纷纷鸣金收兵之时，偌大一个国家，没有清出哪怕一名“党内走资派”来向毛泽东交差。相反地，各级当权派利用运动机会，进一步绷紧阶级斗争的弦，矛头向下，把八亿神州人人的“私心”又清算了一遍，“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重划一次“左、中、右”，拉一批亲信新贵，打压一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再度扩大非人生涯的“贱民”队伍。搞所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全国人民正当的私心积极性再次被追杀到了新的低点，豪迈而空洞的口号响彻云霄，处处假话连篇，人人互相戒备，除了几块充气式的革命化样板外，生产建设其实死气沉沉。
毛泽东力争之下精心制订的“二十三条”成了一纸空文。对照轰轰烈烈土改、镇反、肃反，那立地揪斗五十五万右派份子的盛况，可以见得今非昔比，此路根本不通了。毛泽东慨然借用了龚定庵的诗句“万马齐□究可哀”来形容“和者盖寡” 的无可奈何悲情局面。
至此“仁至义尽”。
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的“历史使命”，终於想到了“无产阶级大民主”。
毛在延安时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本以为伟大的党天然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党的绝对领导即“为民作主”不妨和人民民主划上等号，但时至今日，除了“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还有什么力量堪以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呢？他要展开一场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个落花流水的新式政治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充分揭发党内外各方面存在的阴暗面，彻底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修正主义错误”，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并且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以保证中国沿著公正、平等、纯洁，“破私立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而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运动的纲领，就是毫不含糊，触及灵魂、替天行道的“斗私批修”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批修实质上也就是斗私，私才是他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他终於找到了另类克敌制胜的方法。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脑群中的异数。他不甘顺应绝对权力导向绝对腐化从此沉沦，他不愿放过了大权在握大展宏图的天降大任，他深信已经找到了金不换的非私唯公救世良方，他决意为民作主，倾力挽狂澜於既倒，救党、救社会主义。古往今来，竟有谁像年逾古稀的毛泽东那样，孤愤孤胆，凭一己巨掌神力，粉碎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超稳定”型政权机器，以摧朽拉枯之势，将有误苍生的大小众神打翻在地，“全无敌”。
中共向全球公告时，一如既往，把文革大批判纲领“斗私批修”中那个“私”字，译成了英文中的“自私”，所以在事态发展到瞠目结舌之前，外国人一开始所能想像的是，兴许今朝风流人物发动了一场旨在剿灭人性万恶之源──“自私”的伟大思想改造运动，许多人满以为神秘的东方正在冉冉浮现一个旷古未有道德高尚的人间天堂，无限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焉。
对於毛泽东一九五八年继痛批“小脚女人“，领导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倡导四清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违情悖理，令人费解的事件，如果沿著毛不屈不挠坚持贯彻其否定“两心调谐”，藉“破私立公”的“唯公一心论”“至善”理想救世良愿这样一条主线，结合毛泽东几乎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特殊背景去观察，去理解，就是毛式社会主义的必然后续发展了。
这就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正式开始，持续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八亿神州中国人民丝毫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无可逃脱地必须全程奉陪这场后来被中共自己形容为“十年浩劫”的奇特社会实验。
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这场奇特的社会实验，填补了整体人类实验的一大阙环，其非同寻常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无可取代。人们经历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见识“至恶”法西斯的荣幸，但人类长期以来还欠著一笔超级道德社会探索的“至善”实验债。负累沉重不堪的人类，如果能够头脑清醒地全面总结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经验教训，应可为这笔挥之不去的相思债写下句号，始得功德圆满，一身轻松告别那血泪斑斑的“史前史”，去开创一部真正的人类史。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反覆评述，除进一步理清毛式社会主义与众不同的哲理根据，也是为了便於理解毛“双重人格”的原委，有助於透过现象去识别其后更加反覆不已的事态内在本质，排除或纠正许多以枝节为主因，甚至倒因为果的种种历史误解。
由於至今世人尚少立足大本大源运用“两心调谐”原理评价文化大革命，倒因为果的误解可谓俯拾皆是。中国人民以惨重的牺牲代价奉陪伟大导演毛泽东为此作出了非凡贡献，但迄今为止，可怜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好像只是对著墙壁作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演出。事隔二十多年后，从中国自身到整个世界，这场文革仍沉浸在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造就的滔天迷雾之中。人们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归因於权力斗争、极左思潮、社会冲突、乌托邦、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毛泽东疯狂了……而人民则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受骗……。除了按其严重社会损失，用“一场浩劫”名之，其他就什么也说不明白了。
因此颇有人以为毛泽东命名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两字文不对题，不可理解，只能以“大革文化命”相讥取笑作乐了。殊不知这场运动矛头直指人类社会深层文化意识中的大本大源，旨在剿灭人性之本的私心原动力，不仅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或非常事件，毛泽东在正名方面并没有犯错误。
海内外普遍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简单化和庸俗化地解释为他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之争，就是非常典型的本末倒置之见。毛刘在权势上不成比例，刘在毛泽东大旗庇佑下出任国家主席，从未构成对毛泽东最高权威的挑战；刘本人没有自己特定的派系势力；更无插手枪杆子的机会，实际上连一个兵也指挥不了；事实上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不仅刘没有还手之力，全国各级当权派中根本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辩护或支持过（据说毛曾对刘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只能说毛打倒刘少奇以“祭旗”，利於发动全国性的文革运动；如果反转过来，把摧毁全国党政机构，揪出几乎全体大小当权派，以“斗私批修”为纲，通过全面夺权，进行“斗、批、改”，看成为了夺刘少奇的权，甚至扯上了毛夫人江青对刘夫人王光美争风吃醋，而不知道立足大本大源，从“两心调谐”原理高度找出启迪心智的无比宝贵历史经验教训，那就是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的灵性悲剧了。
其实只要运用“两心调谐”原理，就不难透过一片混沌景像，从错综复杂犬牙交叉的因果关系当中，找出一条贯穿始终，引导一切的主线，循此总结得出无比珍贵，受用不尽的普世性经验教训，而绝非各执一端借以为政治攻击的武器，对於一切人，包括小心翼翼的某些存有难言之隐的当事者在内，都是启迪心智，指引方向，纯属正面意义的无价之宝。
至此，我们就比较容易参透文革当中种种表面上荒唐无稽的现象，找出鞭辟入里的解释了。
如此说来，文革的全部悲剧意义就集中在“破私立公”的不可行性上了。我们不必在此详述文革过程，只要检阅以下主要环节，就可以出自本源，清楚揭示这种不可行性的脉络，解释种种千奇百怪现象的原因，可见结果终要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毛泽东自己说“想不到”两大派之间拼死斗争
毛泽东越过了原有党政权力体系，亲自发动学生红卫兵，点燃文革熊熊烈火，支持受压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直接同人民结盟，夺走资派的权，立竿见影般引发了一场大出毛意外的所谓“革”与“保”两大派之间的拚死斗争。
最初，一些当权派出於自卫本能，急急忙忙把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被毛泽东痛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令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公开检讨纠正；继而高干子女和原来的骨干积极份子等组成的保守派，惊骇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不保，抢举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旗帜，制造抄家、游斗，甚至肆意屠杀“阶级敌人”的赤色恐怖，意图向造反派示威施压，转移斗争大方向；接著，一九六七年初造反派开始向走资派夺权之际，又出现了军队支持保守势力逮捕镇压造反派的 “二月逆流”，意在以镇压反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
被美国之音正名为“毛林派”的造反派，骨干力量主要来自饱受政治压制、无权无势、前途黯淡，渴望翻身奇迹的底层群众，怀著改朝换代的幻想，此时“衷心”高歌拥戴、感激毛泽东，积极响应毛泽东“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革命号召，高举路线斗争大旗，牢牢锁定夺权大方向。他们一反四清之所为，几乎把所有各级当权派统统打成了“走资派”，将千仇万恨集中於“走资派”，极尽“揪出”、“炮轰”、“砸烂”、“油煎”、“火烧”、“打倒”，关“牛棚”、罚苦役和反覆批斗之能事。
两大派已成水火，毛泽东见招拆招，通过部队支左，校正支左方向，支持造反派夺权，终於激发保守派全力对抗，造反派“文攻武卫”，形成两大派全面内战的局面。
毛泽东对於两大派严重对立，以至发展为战争形态的大规模武斗，一再表示“想不到”（笔者亲聆毛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了不止两次“想不到”）。他反覆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示两大派实行“革命大联合”，派出军宣队、工宣队，有了“三结合”红色新政权，但毫无效果。尽管人们满口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口号响彻云霄，事实上谁也不犯傻，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也好，愤懑无已坚不信邪的保守派也好，提著脑袋干革命的造反闯将也好，每个人分明按著私字划线站队，绝对含糊不了。
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私心，可以伪装“落叶为秋风扫尽”（雷锋语录），但大权谁属攸关切身利害命运前途，咸知“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这个私字总要赤裸裸显示其本质上特有的强势本来面目，历来金口玉言般的最高指示至此终要相形见拙，显得苍白无力，竟然无人理会了。
可见文革一开始就诱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广大民众以私划线站队，私心空前膨胀，把“斗私批修”本旨抛诸九霄云外的大对抗，即后来所谓的全面内战；至於“斗私批修”这个纲，几乎一开始就沦为人人为私而战的政治幌子，心照不宣逗著伟大领袖开心的超级道具罢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主流文史界显然出於迎合当时政治需要，在否定“走资派”存在的同时，力图将两大派对抗中产生的伤害、罪恶和破坏，一股脑儿栽给“造反派”；特别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制造赤色恐怖的罄竹难书之恶，也借著名称混乱（部队支左以后，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文革各派，无不自封“造反派”）之便，张冠李戴，胡里胡涂，也一律转嫁到了“造反派”的帐上。如此这般，指鹿为马，一片混沌，不足为奇。所谓正统文革史观，就成了毛泽东错误发动──林彪四人帮利用篡党夺权──“造反派”干尽坏事，这样莫名其妙的三段论法，并以一场浩劫概括了之，不容深究了。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涉及权力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已全数离开政坛，并且大多告别了人生大舞台。旧事重提，不在政争或恩怨，要在立足真情实况，透过两心调谐原理，认清这种奇怪和悲哀的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内在的荒谬性，方才可能找出这场宏大社会实验至可宝贵的历史经验。
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这场奇特的社会实验，填补了整体人类实验的一大阙环，其非同寻常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无可取代。人们经历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了见识“至恶”法西斯的荣幸，但人类长期以来还欠著一笔超级道德社会探索的“至善”实验债。负累沉重不堪的人类，如果能够头脑清醒地全面总结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经验教训，应可为这笔挥之不去的相思债写下句号，始得功德圆满，一身轻松告别那血泪斑斑的“史前史”，去开创一部真正的人类史。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反覆评述，除进一步理清毛式社会主义与众不同的哲理根据，也是为了便於理解毛“双重人格”的原委，有助於透过现象去识别其后更加反覆不已的事态内在本质，排除或纠正许多以枝节为主因，甚至倒因为果的种种历史误解。
由於至今世人尚少立足大本大源运用“两心调谐”原理评价文化大革命，倒因为果的误解可谓俯拾皆是。中国人民以惨重的牺牲代价奉陪伟大导演毛泽东为此作出了非凡贡献，但迄今为止，可怜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好像只是对著墙壁作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演出。事隔二十多年后，从中国自身到整个世界，这场文革仍沉浸在无意误解或有意曲解造就的滔天迷雾之中。人们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归因於权力斗争、极左思潮、社会冲突、乌托邦、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毛泽东疯狂了……而人民则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受骗……。除了按其严重社会损失，用“一场浩劫”名之，其他就什么也说不明白了。
因此颇有人以为毛泽东命名的“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两字文不对题，不可理解，只能以“大革文化命”相讥取笑作乐了。殊不知这场运动矛头直指人类社会深层文化意识中的大本大源，旨在剿灭人性之本的私心原动力，不仅是地地道道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或非常事件，毛泽东在正名方面并没有犯错误。
海内外普遍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简单化和庸俗化地解释为他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之争，就是非常典型的本末倒置之见。毛刘在权势上不成比例，刘在毛泽东大旗庇佑下出任国家主席，从未构成对毛泽东最高权威的挑战；刘本人没有自己特定的派系势力；更无插手枪杆子的机会，实际上连一个兵也指挥不了；事实上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不仅刘没有还手之力，全国各级当权派中根本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辩护或支持过（据说毛曾对刘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只能说毛打倒刘少奇以“祭旗”，利於发动全国性的文革运动；如果反转过来，把摧毁全国党政机构，揪出几乎全体大小当权派，以“斗私批修”为纲，通过全面夺权，进行“斗、批、改”，看成为了夺刘少奇的权，甚至扯上了毛夫人江青对刘夫人王光美争风吃醋，而不知道立足大本大源，从“两心调谐”原理高度找出启迪心智的无比宝贵历史经验教训，那就是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的灵性悲剧了。
其实只要运用“两心调谐”原理，就不难透过一片混沌景像，从错综复杂犬牙交叉的因果关系当中，找出一条贯穿始终，引导一切的主线，循此总结得出无比珍贵，受用不尽的普世性经验教训，而绝非各执一端借以为政治攻击的武器，对於一切人，包括小心翼翼的某些存有难言之隐的当事者在内，都是启迪心智，指引方向，纯属正面意义的无价之宝。
至此，我们就比较容易参透文革当中种种表面上荒唐无稽的现象，找出鞭辟入里的解释了。
如此说来，文革的全部悲剧意义就集中在“破私立公”的不可行性上了。我们不必在此详述文革过程，只要检阅以下主要环节，就可以出自本源，清楚揭示这种不可行性的脉络，解释种种千奇百怪现象的原因，可见结果终要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毛泽东自己说“想不到”两大派之间拼死斗争
毛泽东越过了原有党政权力体系，亲自发动学生红卫兵，点燃文革熊熊烈火，支持受压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直接同人民结盟，夺走资派的权，立竿见影般引发了一场大出毛意外的所谓“革”与“保”两大派之间的拚死斗争。
最初，一些当权派出於自卫本能，急急忙忙把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被毛泽东痛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令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公开检讨纠正；继而高干子女和原来的骨干积极份子等组成的保守派，惊骇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不保，抢举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的旗帜，制造抄家、游斗，甚至肆意屠杀“阶级敌人”的赤色恐怖，意图向造反派示威施压，转移斗争大方向；接著，一九六七年初造反派开始向走资派夺权之际，又出现了军队支持保守势力逮捕镇压造反派的 “二月逆流”，意在以镇压反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
被美国之音正名为“毛林派”的造反派，骨干力量主要来自饱受政治压制、无权无势、前途黯淡，渴望翻身奇迹的底层群众，怀著改朝换代的幻想，此时“衷心”高歌拥戴、感激毛泽东，积极响应毛泽东“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革命号召，高举路线斗争大旗，牢牢锁定夺权大方向。他们一反四清之所为，几乎把所有各级当权派统统打成了“走资派”，将千仇万恨集中於“走资派”，极尽“揪出”、“炮轰”、“砸烂”、“油煎”、“火烧”、“打倒”，关“牛棚”、罚苦役和反覆批斗之能事。
两大派已成水火，毛泽东见招拆招，通过部队支左，校正支左方向，支持造反派夺权，终於激发保守派全力对抗，造反派“文攻武卫”，形成两大派全面内战的局面。
毛泽东对於两大派严重对立，以至发展为战争形态的大规模武斗，一再表示“想不到”（笔者亲聆毛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了不止两次“想不到”）。他反覆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示两大派实行“革命大联合”，派出军宣队、工宣队，有了“三结合”红色新政权，但毫无效果。尽管人们满口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口号响彻云霄，事实上谁也不犯傻，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也好，愤懑无已坚不信邪的保守派也好，提著脑袋干革命的造反闯将也好，每个人分明按著私字划线站队，绝对含糊不了。
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私心，可以伪装“落叶为秋风扫尽”（雷锋语录），但大权谁属攸关切身利害命运前途，咸知“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这个私字总要赤裸裸显示其本质上特有的强势本来面目，历来金口玉言般的最高指示至此终要相形见拙，显得苍白无力，竟然无人理会了。
可见文革一开始就诱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广大民众以私划线站队，私心空前膨胀，把“斗私批修”本旨抛诸九霄云外的大对抗，即后来所谓的全面内战；至於“斗私批修”这个纲，几乎一开始就沦为人人为私而战的政治幌子，心照不宣逗著伟大领袖开心的超级道具罢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主流文史界显然出於迎合当时政治需要，在否定“走资派”存在的同时，力图将两大派对抗中产生的伤害、罪恶和破坏，一股脑儿栽给“造反派”；特别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制造赤色恐怖的罄竹难书之恶，也借著名称混乱（部队支左以后，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文革各派，无不自封“造反派”）之便，张冠李戴，胡里胡涂，也一律转嫁到了“造反派”的帐上。如此这般，指鹿为马，一片混沌，不足为奇。所谓正统文革史观，就成了毛泽东错误发动──林彪四人帮利用篡党夺权──“造反派”干尽坏事，这样莫名其妙的三段论法，并以一场浩劫概括了之，不容深究了。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涉及权力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已全数离开政坛，并且大多告别了人生大舞台。旧事重提，不在政争或恩怨，要在立足真情实况，透过两心调谐原理，认清这种奇怪和悲哀的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内在的荒谬性，方才可能找出这场宏大社会实验至可宝贵的历史经验。
──“斗私批修”，彻底走样，离题万里
文革大批判以“斗私批修”为纲，但实际情况同毛泽东的原意大相迳庭。
斗“自私”可，斗“私”则违背人性，大谬不然。面对毛泽东交办的任务，文革各派和广大民众何以因应效忠，有什么可批呢？
曾记得八字调整方针之所以有效，就在於“向私让步”，一抓就灵。但毛泽东不以为功，反而痛心疾首，以为挖了那草创伊始的“一大、二公、三纯”共产主义金桥墙脚。文革开始时，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早已徒有虚名，虽未公开否定，实际上已为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取而代之。特别在四清运动中，农村进一步割资本主义尾巴，城市工厂把本来只占工资总额约百分之八的奖金改成了一律平等的“附加工资”，奖金这一事物在神州大地消失无踪，“物质刺激”亦已无迹可寻，更谈不上还有那两个挂帅，又何来什么民愤可言。广大人民果腹不易，物质生活改善无望，幸未天诛地灭的“革命群众”除了几句应景口号虚与委蛇，或在破除管理规章制度方面摧朽拉腐、发发牢骚，还有多少东西可供批个不休的呢？
欲问民愤第一重点，造反运动兴起，首先当然聚焦於批判文革初期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唯其如此，“造反派”才能理直气壮地解放自己，动员群众；但“资反路线”时限不过短短几十天，内容有限，很容易“批深批透”，然后也没有多少戏唱了。
民愤重点之二，是已往当权派迫害无辜群众的大量罪行，这是造反派和广大民众长期以来的切肤之痛，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莫大的阴暗面。堪称吊诡的是，毛泽东主导的文革政策不容许重新评价历次政治运动，以免从根本上怀疑、动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翻腾起了建政以前的延安“抢救运动”或更久以前荒唐旧事。由於当权派的绝大多数迫害群众的罪行都与历次政治运动分不开，揭批这方面问题动不动涉及敏感的政治忌讳，随处可能“犯错误”以至踩上“反革命”陷井或地雷，造反派有所尝试之后，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民愤重点之三，应是当权派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享受特权，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特别是两性关系丑闻。揭批这方面的内容，既无政治风险，又富煽动力，最为津津乐道，脍炙人口；但人所共知，在毛式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共革命干部廉风犹存，私生活荒唐故事毕竟有限，做不出太多文章来。
显然，如果不容许触及否定制衡和否定中庸的绝对权力制度本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劣迹，光凭上述三大重点，不可能维持斗批走资派的热度和烈度历久不衰，更不可能触及批判对象错误实质及其自私内涵。
造反派为了维护自身的强势地位，不得不全力以赴开拓可用的大批判资源。於是在中央文革带头指引下，出现了从老干部中大翻历史旧帐，大抓叛徒、特务、暗藏反革命的社会奇观。无数外调人员奔忙东西南北，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并通过设专案，关牛棚、从走资派那里学来的或是无师自通的逼、供、信手段，戏剧性地把许多老革命光荣的过去，点化成为反面的疑团和罪证。於是，斗批锋芒越来越偏离“走资”罪过，“斗私批修”这个严肃而玄虚主题，其实徒有虚名，彻底走样了。
一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整人造孽非浅的“走资派”，在无休无止的揪斗、交待和苦役中，不能不有所体会因果报应的意义。在这场人为制造的路线斗争中，“走资派”作为与地、富、反、坏、右并列，而且被视为更有过之的头号阶级敌人，纷纷体尝本属自己专利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有人竟与往日亲手整肃的莫须有反革命份子相逢牢棚，同囚一室。沧桑感慨系之，宛然黑色幽默大师毛泽东导演了一场旷古未有的超级政治讽刺活剧，也莫非物极必反徵兆显现？
──造反派掌权面临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注定了当替罪羊的命运
毛泽东通过部队支左、全面军管，支持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代表、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红色新政权──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综合报导的通栏标题是：“亿万军民最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决心紧跟毛主席完成斗、批、改伟大任务”。毛泽东把“斗、批、改”的历史重任交付给了红色新政权。
按照中共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对“斗、批、改”的定义为：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上层建筑和管理制度。
毛泽东痛恨走资派革命意志衰退，做官当老爷，贪图享受特权，打击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尤其耿耿於怀的是，走资派一贯对毛引为救世宝箴的“破私立公”至善真理阳奉阴违；走资派者，不只自己以权谋私而已，更且离不开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以及“管、卡、压”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期望通过“斗私批修”，彻底否定这些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由大破（私）而大立（公），大乱而大治，建立起一套地地道道“公正、平等、纯洁” 的新体制；这就是毛念叨不止的“斗、批、改”三字经用心。
造反派善斗能“批”，但苦於浑然不知如何在改字上做文章。他们面临著一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改”。
在彻底批判人性之私的大前提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物质刺激、利润奖金、统统否定了，连规章制度也被批为“管、卡、压”，与修正主义挂上了钩，提不得了。剩下唯有“大公无私”精神指引下一大堆不胜豪迈而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既没有也不容许提出任何足以调动私心积极性的政策，当然无从产生具有活生生的原动力的制度、办法或措施；所谓“抓革命、促生产”，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纯属缘木求鱼。非不为也，实无可为也。这就决定了造反派只破不立，没有建设性可言，没有光明前途可言，逃不脱保守派的诅咒或预言：“兔子尾巴长不了”。
造反派不仅前进无路，而且后退无门，连往日“走资派”的施政经验都参考借鉴不得，否则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给戴上“复旧”或“复辟”的大帽子，把自己打翻在地。
毛泽东本人在“斗、批、改”三字经中，对於落实“改”字，不免落到了“江郎才尽”之无奈，只是眼睁睁等著看奇迹出现。关于这个社会制度究竟怎么具体改法，我们唯有从他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一封信里，看到一段显然在人民公社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更为理想化，但更为杂乱无章的畅想曲（时称“五七指示”）。他写道：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如此朦胧畅想，除了念念不忘的批判资产阶级一项，似乎有点儿今日西方“绿党”鼓吹回归田园化的浪漫主义风味。可是不要忘记毛的全部主张以“斗私批修”为大前提，臆想在科技、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中国，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这等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人人势将成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竞争机制、任凭党组织摆布的棋子或螺丝钉，在毫无生气、遥遥无期的“穷过渡”中艰难地讨生活。如果真要发动全党全民进行贯彻，势必成为中华民族又一场不堪回首的特大灾难，只能快马加鞭堕落到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生产社会都不如的自我开除球籍深渊绝境中去。幸亏毛自己大约也摸不准其可操作性，居然高抬贵手，没有像当年大跃进那样风风火火，发出急急如令、只争朝夕的最高指示。
文革大批判以“斗私批修”为纲，但实际情况同毛泽东的原意大相迳庭。
斗“自私”可，斗“私”则违背人性，大谬不然。面对毛泽东交办的任务，文革各派和广大民众何以因应效忠，有什么可批呢？
曾记得八字调整方针之所以有效，就在於“向私让步”，一抓就灵。但毛泽东不以为功，反而痛心疾首，以为挖了那草创伊始的“一大、二公、三纯”共产主义金桥墙脚。文革开始时，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早已徒有虚名，虽未公开否定，实际上已为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取而代之。特别在四清运动中，农村进一步割资本主义尾巴，城市工厂把本来只占工资总额约百分之八的奖金改成了一律平等的“附加工资”，奖金这一事物在神州大地消失无踪，“物质刺激”亦已无迹可寻，更谈不上还有那两个挂帅，又何来什么民愤可言。广大人民果腹不易，物质生活改善无望，幸未天诛地灭的“革命群众”除了几句应景口号虚与委蛇，或在破除管理规章制度方面摧朽拉腐、发发牢骚，还有多少东西可供批个不休的呢？
欲问民愤第一重点，造反运动兴起，首先当然聚焦於批判文革初期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唯其如此，“造反派”才能理直气壮地解放自己，动员群众；但“资反路线”时限不过短短几十天，内容有限，很容易“批深批透”，然后也没有多少戏唱了。
民愤重点之二，是已往当权派迫害无辜群众的大量罪行，这是造反派和广大民众长期以来的切肤之痛，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莫大的阴暗面。堪称吊诡的是，毛泽东主导的文革政策不容许重新评价历次政治运动，以免从根本上怀疑、动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翻腾起了建政以前的延安“抢救运动”或更久以前荒唐旧事。由於当权派的绝大多数迫害群众的罪行都与历次政治运动分不开，揭批这方面问题动不动涉及敏感的政治忌讳，随处可能“犯错误”以至踩上“反革命”陷井或地雷，造反派有所尝试之后，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民愤重点之三，应是当权派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享受特权，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特别是两性关系丑闻。揭批这方面的内容，既无政治风险，又富煽动力，最为津津乐道，脍炙人口；但人所共知，在毛式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共革命干部廉风犹存，私生活荒唐故事毕竟有限，做不出太多文章来。
显然，如果不容许触及否定制衡和否定中庸的绝对权力制度本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劣迹，光凭上述三大重点，不可能维持斗批走资派的热度和烈度历久不衰，更不可能触及批判对象错误实质及其自私内涵。
造反派为了维护自身的强势地位，不得不全力以赴开拓可用的大批判资源。於是在中央文革带头指引下，出现了从老干部中大翻历史旧帐，大抓叛徒、特务、暗藏反革命的社会奇观。无数外调人员奔忙东西南北，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并通过设专案，关牛棚、从走资派那里学来的或是无师自通的逼、供、信手段，戏剧性地把许多老革命光荣的过去，点化成为反面的疑团和罪证。於是，斗批锋芒越来越偏离“走资”罪过，“斗私批修”这个严肃而玄虚主题，其实徒有虚名，彻底走样了。
一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整人造孽非浅的“走资派”，在无休无止的揪斗、交待和苦役中，不能不有所体会因果报应的意义。在这场人为制造的路线斗争中，“走资派”作为与地、富、反、坏、右并列，而且被视为更有过之的头号阶级敌人，纷纷体尝本属自己专利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有人竟与往日亲手整肃的莫须有反革命份子相逢牢棚，同囚一室。沧桑感慨系之，宛然黑色幽默大师毛泽东导演了一场旷古未有的超级政治讽刺活剧，也莫非物极必反徵兆显现？
──造反派掌权面临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注定了当替罪羊的命运
毛泽东通过部队支左、全面军管，支持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代表、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的红色新政权──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综合报导的通栏标题是：“亿万军民最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决心紧跟毛主席完成斗、批、改伟大任务”。毛泽东把“斗、批、改”的历史重任交付给了红色新政权。
按照中共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对“斗、批、改”的定义为：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上层建筑和管理制度。
毛泽东痛恨走资派革命意志衰退，做官当老爷，贪图享受特权，打击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尤其耿耿於怀的是，走资派一贯对毛引为救世宝箴的“破私立公”至善真理阳奉阴违；走资派者，不只自己以权谋私而已，更且离不开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以及“管、卡、压”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期望通过“斗私批修”，彻底否定这些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由大破（私）而大立（公），大乱而大治，建立起一套地地道道“公正、平等、纯洁” 的新体制；这就是毛念叨不止的“斗、批、改”三字经用心。
造反派善斗能“批”，但苦於浑然不知如何在改字上做文章。他们面临著一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改”。
在彻底批判人性之私的大前提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物质刺激、利润奖金、统统否定了，连规章制度也被批为“管、卡、压”，与修正主义挂上了钩，提不得了。剩下唯有“大公无私”精神指引下一大堆不胜豪迈而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既没有也不容许提出任何足以调动私心积极性的政策，当然无从产生具有活生生的原动力的制度、办法或措施；所谓“抓革命、促生产”，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纯属缘木求鱼。非不为也，实无可为也。这就决定了造反派只破不立，没有建设性可言，没有光明前途可言，逃不脱保守派的诅咒或预言：“兔子尾巴长不了”。
造反派不仅前进无路，而且后退无门，连往日“走资派”的施政经验都参考借鉴不得，否则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给戴上“复旧”或“复辟”的大帽子，把自己打翻在地。
毛泽东本人在“斗、批、改”三字经中，对於落实“改”字，不免落到了“江郎才尽”之无奈，只是眼睁睁等著看奇迹出现。关于这个社会制度究竟怎么具体改法，我们唯有从他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一封信里，看到一段显然在人民公社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更为理想化，但更为杂乱无章的畅想曲（时称“五七指示”）。他写道：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如此朦胧畅想，除了念念不忘的批判资产阶级一项，似乎有点儿今日西方“绿党”鼓吹回归田园化的浪漫主义风味。可是不要忘记毛的全部主张以“斗私批修”为大前提，臆想在科技、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中国，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这等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人人势将成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竞争机制、任凭党组织摆布的棋子或螺丝钉，在毫无生气、遥遥无期的“穷过渡”中艰难地讨生活。如果真要发动全党全民进行贯彻，势必成为中华民族又一场不堪回首的特大灾难，只能快马加鞭堕落到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生产社会都不如的自我开除球籍深渊绝境中去。幸亏毛自己大约也摸不准其可操作性，居然高抬贵手，没有像当年大跃进那样风风火火，发出急急如令、只争朝夕的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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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
看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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