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还是“妖魔化文革”

一篇老文章了，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有味道，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反思文革”还是“妖魔化文革”

作者：不详

文革至少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面临着众多的新问题和新机遇，但是文革这个话题却依然没有被人们淡忘。一些人在用新的观点阐述文革，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必然因素；另一些人则是坚决反对文革，其中一些极端的人甚至将文革与纳粹联系起来，将一切污水都泼到了文革和毛的身上，其中包括很多不实之词。这些人已经不是在“批判文革”了，而是在“妖魔化文革”。


一，妖魔化文革的悖论——身边的赫鲁晓夫

发动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赫鲁晓夫这个在斯大林生前“紧跟”、“崇拜”的人，在斯大林死后，突然抛了出所谓的“政治报告”，将斯大林全盘否定。刘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被毛认定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曾是党认定的毛的接班人。早在1961年，毛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明确对外宣布了。某些人认为文革没有发动的必要，借口就是：刘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不会背叛毛，一切全是毛的多疑。但是，那些拼命对文革和毛进行妖魔化的人，却充分证明了自己是比赫鲁晓夫还卑鄙的小人，毛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这就是妖魔化文革的悖论所在。

二，反思文革的原因——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有人认为反思文革只是因为下岗工人本身失去工作，和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认为这些人的诉求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工人仅仅是为了找到工作，文人只是叶公好龙。那么我可以告诉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他们从根本上错了！

工人要找工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文人可以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随便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怪龙去好，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为什么偏偏会选择文革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呢？为什么不选择解放前去反思，为什么不选择三民主义或其它什么思想去反思呢？今天的经济现实必然与文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才有可能联系起来。这个联系就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反对刘少奇的单干风。刘在文革前反对人民公社，鼓吹单干，被认为是懂经济的证据。后来，联产承包的实践，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成了这种理论的依据。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看看今天农民重新走向贫困，看看农村承包的经验推广到工厂后，今天企业不景气、工人下岗的结果。我们能说私有化方案成功了吗？

难道人民公社和公有制真的就行不通，就是不懂经济的表现吗？人民公社不成功的根本问题到底在那里？毛认为是公有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的执行者，问题出在公社的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而刘认为，公有制是冒进，只能进行私有化。到底他们两个人谁对呢？今天终于有了结果。农村联产承包的结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很快就被农村的基层官僚掠夺了。乱摊派、乱收费，加上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挥霍，农民再次沦落到了贫困的边缘。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中也一样，改革初期承包制、股份制的成果，很快就被企业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掠夺了。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很快就把大批国有企业搞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一切能说明私有化方案成功吗？这一切恰恰证明了毛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官僚主义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化，不解决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如何解决基层的官僚主义问题呢？毛的初衷也并非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按照正常的自上而下的程序，搞了一个四清运动。刘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执行不利。加上基层的官僚主义者对此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搞了一个桃源经验。桃源经验的本质就是，问题出在基层官僚身上，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打在了所谓地富反坏右身上。客观上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冤案，包庇了许多官僚主义的坏人。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官僚整别人的“运动群众”。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毛才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结论，决定发动了文革。

不坚信社会主义，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公有制的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反而大骂群众觉悟落后，这种官僚主义贯有的消极抵抗方式，今天同样能够见到。无论中央怎样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依然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无论怎样强调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想一卖了之；借承包和股份制的机会，侵吞国有资产；将企业搞到濒临破产的边缘，还借工人下岗之机，大肆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不是想着解决公有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而是一遇到困难就想着私有化，甚至是人为地给公有制制造困难，为私有化提供“依据”。

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正是私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与文革前遇到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引发了对文革的反思。正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正是重新发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官僚主义，才证明了文革中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正确认识。

反思文革，不是要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更不是要批斗蹲牛棚那样的方式。反思文革就是要从私有化方案的失败，找出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民主方式。反思文革已经有了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象妖魔化文革的人所说的是什么“思想混乱”。

三，不能回到文革——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中一类是敌对分子，这些人妖魔化文革并不奇怪，他们对共产党的妖魔化是一贯的，妖魔化文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些人，则只是针对文革这一个阶段进行妖魔化，这些人比较复杂，有的甚至是来自党员内部。这里不想对这些人的背景和动机进行分析，这里只想指出，“不能回到文革”的口号，客观上已经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根本不顾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将社会主义与“均富思想”、“大锅饭”等同起来，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等同起来。将“按劳分配”的正当公平要求说成是“红眼病”。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视而不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声“那不是主流”。这些人根本无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对于弱势人群提出的改变现状要求，一概扣上“想回到文革”，甚至是“想造反”的大帽子。

妖魔化文革的人，表面上坚决支持改革，事实上却回避改革遇到的障碍。官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不配套，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谁要是敢触动这些障碍，他们就会抡起“均富思想”的大棒，祭起“反对文革”的大旗，予以坚决的打击。这些人维护的不是改革，而是维护其既得利益——在民主与法治不健全条件下得到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口口声声的“改革”，只是局限在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是局限在“私有化”的范畴内。要想将改革推向深入，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这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些人根本不顾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辅相成的客观规律，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改革反对派。

这些人内心十分清楚第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人能再象毛那样享有崇高威望，甚至能达到个人崇拜的程度；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人民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能再出现蹲牛棚和批斗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十分起劲地妖魔化文革，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内心，有着强烈的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他们要让人民永远背负着文革的沉重十字架，只有始终让别人有一种原罪感，他们才能维持凌驾于一般群众之上的优越感，他们才能气使颐指地对别人指手画脚。文革中要铲除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权思想，所以他们无比惧怕。他们知道文革不会重现，但是他们知道人民的觉醒迟早要冲击他们的特权思想，他们是借妖魔化文革，打压群众的平等意识。

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环境下，没有什么不能谈的，谈论任何一件事都要摆事实、讲道理。文革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是暗无天日的年代，在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只是“错误发动”，“被坏人利用”。而在妖魔化文革的人口中，文革却成了法西斯一样的“罪行”，而不只是什么“错误”。这些人要的，不是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再次发生的方法。他们要的是，一提文革，就不允许别人说话的效果。这才是妖魔化文革的“反科学反民主”本质。

四，忆苦思甜——蜻蜓吃尾巴一样的自残

是反思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还是妖魔化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到底是谁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尴尬处境呢？

妖魔化文革的人借口“红太阳的死去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修正”，将党的基本路线从７９年割裂开来。甚至为了突出改革的成绩，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变成“忆苦思甜”的对象。这些人真的是跟党站在一起，跟改革开放的路线站在一起吗？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其实早就预见到有人会借口批判文革，进而否定党的领导。为此，坚决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中无论政策怎样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四项基本原则是贯穿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基本路线。人为地割裂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口口声声地拥护改革，恰恰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将改革开放变成了简单的私有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化和贪污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

妖魔化文革的人甚至还倒打一耙，把坚持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拥护文革”，想用“拥护”和“反思”一词之差，掩盖其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公有制说成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将按劳分配与大锅饭等同起来。这些人是从本质上否定社会主义，架空党的领导。试想，难道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吗？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不但将失去执政的理论依据，甚至会失去存在的依据，就向前苏联那样。

割裂新中国的历史，使其只剩下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一段孤零零的历史，把这之前说成一片黑暗，好像不是共产党执政似的。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将使党失去政策调整的余地。党如果有一个贯穿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辉煌历史，暂时的错误和失误是能取得人民谅解的，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只会干一件事，甚至以前总干坏事，一旦出现了失误或偏差，那你又凭什么要求别人再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呢？

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近几年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加上今年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台海局势的紧张，万一开战，不论美国干预与否，经济制裁和封锁是难免的。这正象文革前，国内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外部封锁叠加在一起。党和人民随时要做好再过艰苦日子的准备。这就势必不能再单靠经济利益，将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势必要重新高举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如果现在丢掉这面旗帜，又如何使人民万众一心共渡难关呢？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那些人只是利用共产党，只是利用共产党政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将这一部分无限夸大，与党的其它政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历史，他们就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加以妖魔化，希望党按照他们的意愿一条道走到黑。他们是将共产党往死路上推。

五，文革的实质——文革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文革的实质是反对官僚主义。有人说发动文革是为了反腐败，这话并不准确，文革是为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僚主义。这有两条依据。首先，当时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腐败的程度，还只是体现在政治上的特权思想，经济上的特权思想还没有表现出来。其次，文革是针对“原因”而不是“现象”。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可以说是针对官僚主义的现象，但却动失败了，遭到了官僚主义的消极抵抗。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要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文革的愿望和判断是正确的。发展公有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公有制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解决的方法不能是私有化，而应该是铲除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如果不铲除官僚主义，即便是改革，官僚主义同样会使之走上贪污腐败的歧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就对公有制失去信心，产生怀疑，就想着“退够”，走私有化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文革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文革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民主建设的方式。这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能要求６０年代的人，有着和９０年代人同样的民主思想。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群众运动并没有达到铲除官僚主义的目的，文革失败了，毛最终也妥协了。毛当时是不可能找到比群众运动更好的“民主”方式了。今天的人民要幸运很多，人民可以有更好的民主方式选择。

文革中出现了很多愚昧和荒诞的行为，这成了妖魔化文革的法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并不是文革中左派所特有的。看看妖魔化文革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拥护文革”成了他们手中的大棒和帽子。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残渣余孽”、“新纳粹”。这些人除了否定文革的正确“愿望”之外，继承了文革的一切错误“手段”。可想而知，文革中如果不是左派打倒了右派，而是右派取得了胜利，那些愚昧和荒诞的行为同样会在右派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只有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承认，否则就会刀枪棍棒相加。只允许他们不顾事实地妖魔化文革，却不允许别人摆事实讲道理，不允许分析文革的原因，不允许别人讲文革的真相。

文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妖魔化文革的人继承了文革的错误方法，反思文革的人继承了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叫文革的文革迟早还会出现。一篇老文章了，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有味道，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反思文革”还是“妖魔化文革”

作者：不详

文革至少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面临着众多的新问题和新机遇，但是文革这个话题却依然没有被人们淡忘。一些人在用新的观点阐述文革，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必然因素；另一些人则是坚决反对文革，其中一些极端的人甚至将文革与纳粹联系起来，将一切污水都泼到了文革和毛的身上，其中包括很多不实之词。这些人已经不是在“批判文革”了，而是在“妖魔化文革”。


一，妖魔化文革的悖论——身边的赫鲁晓夫

发动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赫鲁晓夫这个在斯大林生前“紧跟”、“崇拜”的人，在斯大林死后，突然抛了出所谓的“政治报告”，将斯大林全盘否定。刘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被毛认定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曾是党认定的毛的接班人。早在1961年，毛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明确对外宣布了。某些人认为文革没有发动的必要，借口就是：刘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不会背叛毛，一切全是毛的多疑。但是，那些拼命对文革和毛进行妖魔化的人，却充分证明了自己是比赫鲁晓夫还卑鄙的小人，毛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这就是妖魔化文革的悖论所在。

二，反思文革的原因——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有人认为反思文革只是因为下岗工人本身失去工作，和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认为这些人的诉求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工人仅仅是为了找到工作，文人只是叶公好龙。那么我可以告诉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他们从根本上错了！

工人要找工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文人可以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随便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怪龙去好，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为什么偏偏会选择文革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呢？为什么不选择解放前去反思，为什么不选择三民主义或其它什么思想去反思呢？今天的经济现实必然与文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才有可能联系起来。这个联系就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反对刘少奇的单干风。刘在文革前反对人民公社，鼓吹单干，被认为是懂经济的证据。后来，联产承包的实践，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成了这种理论的依据。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看看今天农民重新走向贫困，看看农村承包的经验推广到工厂后，今天企业不景气、工人下岗的结果。我们能说私有化方案成功了吗？

难道人民公社和公有制真的就行不通，就是不懂经济的表现吗？人民公社不成功的根本问题到底在那里？毛认为是公有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的执行者，问题出在公社的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而刘认为，公有制是冒进，只能进行私有化。到底他们两个人谁对呢？今天终于有了结果。农村联产承包的结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很快就被农村的基层官僚掠夺了。乱摊派、乱收费，加上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挥霍，农民再次沦落到了贫困的边缘。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中也一样，改革初期承包制、股份制的成果，很快就被企业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掠夺了。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很快就把大批国有企业搞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一切能说明私有化方案成功吗？这一切恰恰证明了毛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官僚主义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化，不解决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如何解决基层的官僚主义问题呢？毛的初衷也并非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按照正常的自上而下的程序，搞了一个四清运动。刘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执行不利。加上基层的官僚主义者对此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搞了一个桃源经验。桃源经验的本质就是，问题出在基层官僚身上，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打在了所谓地富反坏右身上。客观上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冤案，包庇了许多官僚主义的坏人。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官僚整别人的“运动群众”。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毛才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结论，决定发动了文革。

不坚信社会主义，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公有制的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反而大骂群众觉悟落后，这种官僚主义贯有的消极抵抗方式，今天同样能够见到。无论中央怎样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依然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无论怎样强调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想一卖了之；借承包和股份制的机会，侵吞国有资产；将企业搞到濒临破产的边缘，还借工人下岗之机，大肆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不是想着解决公有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而是一遇到困难就想着私有化，甚至是人为地给公有制制造困难，为私有化提供“依据”。

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正是私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与文革前遇到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引发了对文革的反思。正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正是重新发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官僚主义，才证明了文革中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正确认识。

反思文革，不是要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更不是要批斗蹲牛棚那样的方式。反思文革就是要从私有化方案的失败，找出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民主方式。反思文革已经有了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象妖魔化文革的人所说的是什么“思想混乱”。

三，不能回到文革——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中一类是敌对分子，这些人妖魔化文革并不奇怪，他们对共产党的妖魔化是一贯的，妖魔化文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些人，则只是针对文革这一个阶段进行妖魔化，这些人比较复杂，有的甚至是来自党员内部。这里不想对这些人的背景和动机进行分析，这里只想指出，“不能回到文革”的口号，客观上已经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根本不顾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将社会主义与“均富思想”、“大锅饭”等同起来，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等同起来。将“按劳分配”的正当公平要求说成是“红眼病”。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视而不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声“那不是主流”。这些人根本无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对于弱势人群提出的改变现状要求，一概扣上“想回到文革”，甚至是“想造反”的大帽子。

妖魔化文革的人，表面上坚决支持改革，事实上却回避改革遇到的障碍。官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不配套，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谁要是敢触动这些障碍，他们就会抡起“均富思想”的大棒，祭起“反对文革”的大旗，予以坚决的打击。这些人维护的不是改革，而是维护其既得利益——在民主与法治不健全条件下得到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口口声声的“改革”，只是局限在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是局限在“私有化”的范畴内。要想将改革推向深入，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这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些人根本不顾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辅相成的客观规律，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改革反对派。

这些人内心十分清楚第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人能再象毛那样享有崇高威望，甚至能达到个人崇拜的程度；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人民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能再出现蹲牛棚和批斗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十分起劲地妖魔化文革，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内心，有着强烈的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他们要让人民永远背负着文革的沉重十字架，只有始终让别人有一种原罪感，他们才能维持凌驾于一般群众之上的优越感，他们才能气使颐指地对别人指手画脚。文革中要铲除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权思想，所以他们无比惧怕。他们知道文革不会重现，但是他们知道人民的觉醒迟早要冲击他们的特权思想，他们是借妖魔化文革，打压群众的平等意识。

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环境下，没有什么不能谈的，谈论任何一件事都要摆事实、讲道理。文革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是暗无天日的年代，在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只是“错误发动”，“被坏人利用”。而在妖魔化文革的人口中，文革却成了法西斯一样的“罪行”，而不只是什么“错误”。这些人要的，不是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再次发生的方法。他们要的是，一提文革，就不允许别人说话的效果。这才是妖魔化文革的“反科学反民主”本质。

四，忆苦思甜——蜻蜓吃尾巴一样的自残

是反思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还是妖魔化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到底是谁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尴尬处境呢？

妖魔化文革的人借口“红太阳的死去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修正”，将党的基本路线从７９年割裂开来。甚至为了突出改革的成绩，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变成“忆苦思甜”的对象。这些人真的是跟党站在一起，跟改革开放的路线站在一起吗？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其实早就预见到有人会借口批判文革，进而否定党的领导。为此，坚决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中无论政策怎样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四项基本原则是贯穿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基本路线。人为地割裂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口口声声地拥护改革，恰恰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将改革开放变成了简单的私有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化和贪污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

妖魔化文革的人甚至还倒打一耙，把坚持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拥护文革”，想用“拥护”和“反思”一词之差，掩盖其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公有制说成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将按劳分配与大锅饭等同起来。这些人是从本质上否定社会主义，架空党的领导。试想，难道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吗？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不但将失去执政的理论依据，甚至会失去存在的依据，就向前苏联那样。

割裂新中国的历史，使其只剩下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一段孤零零的历史，把这之前说成一片黑暗，好像不是共产党执政似的。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将使党失去政策调整的余地。党如果有一个贯穿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辉煌历史，暂时的错误和失误是能取得人民谅解的，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只会干一件事，甚至以前总干坏事，一旦出现了失误或偏差，那你又凭什么要求别人再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呢？

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近几年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加上今年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台海局势的紧张，万一开战，不论美国干预与否，经济制裁和封锁是难免的。这正象文革前，国内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外部封锁叠加在一起。党和人民随时要做好再过艰苦日子的准备。这就势必不能再单靠经济利益，将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势必要重新高举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如果现在丢掉这面旗帜，又如何使人民万众一心共渡难关呢？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那些人只是利用共产党，只是利用共产党政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将这一部分无限夸大，与党的其它政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历史，他们就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加以妖魔化，希望党按照他们的意愿一条道走到黑。他们是将共产党往死路上推。

五，文革的实质——文革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文革的实质是反对官僚主义。有人说发动文革是为了反腐败，这话并不准确，文革是为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僚主义。这有两条依据。首先，当时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腐败的程度，还只是体现在政治上的特权思想，经济上的特权思想还没有表现出来。其次，文革是针对“原因”而不是“现象”。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可以说是针对官僚主义的现象，但却动失败了，遭到了官僚主义的消极抵抗。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要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文革的愿望和判断是正确的。发展公有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公有制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解决的方法不能是私有化，而应该是铲除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如果不铲除官僚主义，即便是改革，官僚主义同样会使之走上贪污腐败的歧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就对公有制失去信心，产生怀疑，就想着“退够”，走私有化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文革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文革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民主建设的方式。这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能要求６０年代的人，有着和９０年代人同样的民主思想。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群众运动并没有达到铲除官僚主义的目的，文革失败了，毛最终也妥协了。毛当时是不可能找到比群众运动更好的“民主”方式了。今天的人民要幸运很多，人民可以有更好的民主方式选择。

文革中出现了很多愚昧和荒诞的行为，这成了妖魔化文革的法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并不是文革中左派所特有的。看看妖魔化文革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拥护文革”成了他们手中的大棒和帽子。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残渣余孽”、“新纳粹”。这些人除了否定文革的正确“愿望”之外，继承了文革的一切错误“手段”。可想而知，文革中如果不是左派打倒了右派，而是右派取得了胜利，那些愚昧和荒诞的行为同样会在右派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只有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承认，否则就会刀枪棍棒相加。只允许他们不顾事实地妖魔化文革，却不允许别人摆事实讲道理，不允许分析文革的原因，不允许别人讲文革的真相。

文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妖魔化文革的人继承了文革的错误方法，反思文革的人继承了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叫文革的文革迟早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