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日经济岔路口：日本对华投资渐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23:36:38
中日经济岔路口：日本对华投资渐冷
2006年11月22日 11:19
10月8日，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首脑会谈。在5年半的小泉政权下一直处于冷冻状态的中日关系仿佛被放进了微波炉，瞬间解冻。可以说朝鲜核问题为中日双方的首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对话契机，双方的首脑也机敏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一鼓作气地改善了中日关系。
投资热情逐渐冷却
中日关系的“政冷”虽然还没有马上变成“政热”，但起码已经回归到了“政暖”。然而，不容逃避的是，曾一度达到沸腾的中日经济关系的温度却在急速下降，冷却到了“经凉”的程度。而且，今后还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经冷”的可能。
最能够显示“经凉”化状态的现象就是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动向。此前，日本的对华投资2003年同比增长了20.6%，2004年同比增长了7.9%，去年还同比增长了19.8%，增长势头都非常喜人。但从今年开始，这种势头却来了个急刹车，今年上半年，日本的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1.4%，滑落到了22.4亿美元。全球对华投资去年同比减少了0.5%，今年也同样减少了0.5%，都只是微减。因此，日本的对华投资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如此大幅度的变动就显得十分抢眼了。
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的降幅仅次于1989年日本发动对华经济制裁，全面中止对华投资时的降幅34.6%。可见，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加速的日本企业对华活动，现在出现了重大转折。
热点仅剩汽车产业
从细化的投资内容上看，中日经济面临岔路口的状态就更加明确了。
今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半壁江山都被汽车和电子产品占据。日本的汽车企业在近两三年内，持续增加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以强势笼罩中国市场。日本的本田、日产和丰田三大巨头先后在广州、花都和南沙兴建了新工厂。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零部件的供应商，他们也纷纷随行就市地在中国兴建工厂。日本汽车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势不可挡。
日本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工厂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子设备领域，汽车电子产品也是他们的重要业务之一，而且业务量不断增大。在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巨头聚首的广州，新日本石油公司就新建了一个轿车发动机润滑油的配料工厂。其他一些汽车玻璃、钢板等相关企业也促使汽车产业的相关投资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反过来看，这种潮流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日本的对华投资只局限在汽车领域，只仰仗汽车领域。
不仅如此，还有业内人士指出：“日本企业对汽车领域的投资也正在逐渐进入余热阶段。”因为日本、欧美、韩国等成品车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中国国内需求量的40%-50%，供给过剩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也逐渐趋于平淡。作为日本企业来讲，一旦终止了新增投资，接下来就需要把目光放在收回现存工厂投资的问题上了。汽车产业投资的减少，恐伯会直接导致日本对华投资的大幅度萎缩。
重新考虑“中国风险”
1978年，为了配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的电器产业率先把资金投向了中国。松下电器产业40多家子公司在中国遍地开花，建立了数量众多的生产工厂。但现在，日本的电器产业却开始急速地脱离中国。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和风险都有所提高。
之前曾以“廉价劳动力”着称的中国，在近三四年里成本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周边和广东省等沿海地区，都发生了“民工荒”。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劳动力价格急速攀升，直接导致了外资投资成本的增加。
制约投资成本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中国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大幅度上涨。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广东省深圳市，两年前的最低工资还是每个月610元，但去年7月已经涨到了690元，今年9月蹿升到了750元。
中国的物价上涨率，2005年只有1.8%左右，但最低工资却上涨了10%。这巨大的涨幅，让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神话不可挽回地破灭了。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是工人工资。2003年席卷中国全国的“非典”也给外国投资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中国政府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出差、商洽甚至工厂的运作和物流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以上的种种风险让原本为了降低成本关闭了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工厂、集中力量在中国投资办厂的日本企业，重新认识到了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以松下、索尼、日立为首，不少日本的电子和电器企业都把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大供货基地。只要中国工厂停产几天，就将直接威胁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供货。
风险是一个企业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因此一种叫做“中国＋1”的做法开始在日本企业中流行开来。所谓“中国＋1”就是在中国以外，最少再另外确保一个供货源。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都成为了日本企业的选择对象。另外，一些企业将工厂回归本国的动向也十分醒目。
尖端产品有意“回归”
在安倍首相上任之前，佳能公司的全球总裁御手洗富士夫当选日本经团联会长，坐上了日本经济界的头把交椅。而他执掌的佳能公司便成为了维持“经热”的代表企业。佳能公司在中国的广东省、江苏省、辽宁省等地都在筹划建设大型的工厂，继续积极地向中国投资。但从另一方面看，佳能公司同样也是将生产从中国回旧到日本的带头人。
像高速彩色复印机和数码照相机等蕴涵尖端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劳务成本的比例相对较低，在中国生产的意义不大。更不用说一旦产品和生产技术通过中国工厂泄露给了中国企业，那损失将不可估量。佳能有很多单纯组装的项目，例如在生产成本中劳务费所占比例很大的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和传真机等，这些产品的生产工厂还留在中国。但一些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佳能今后恐怕不会在中国制造了。
另一方面，被去年4月的反日游行破坏了投资心情的日本企业经营者也不在少数。越是自认为“亲华”，认为自己为中国做了不少贡献的日本老板，越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因为“反日”而拒绝自己产品，还在网上出言不逊的事实，也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本来是很深层次的历史认识问题、教育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中日间的龃龉，还有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中日之间新产生的对立，这些本来只局限在政治领域的中日对立，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经济领域，让“经凉”悄然而至。
投资类型发生转变
在中日经济关系上，很多日本人都存在一定的误解。实际上，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可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让中国人赚钱的对华投资”，另外一类是“赚中国人钱的对华投资”。
前者是通过在中国建厂，将产品出口到全球市场。是一种给中国带来了就业机会和大量外汇的出口生产型投资。化纤、制鞋、百货和电子电机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直到四、五年前，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大部分都是这种给中国人创造了赚钱机会的投资。
但是，当中国逐渐富庶起来以后，另外一种与第一类投资截然不同的投资方式迅速兴起了。各国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销售和开发机构，再将生产出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从彩色电视机和冰箱等家电产品开始，到食品、化工再到汽车产业，不少企业对华投资的重点都是中国市场。另外，快递等物流领域，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的金融服务等，也都是如此。这种第二类投资也就是一种觊觎中国市场的投资，是一种从中国人口袋里往外掏钱的投资。
这第二类投资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取代出口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从企业投资获得的利润最终流向海外的结果上看，都很难说是一种能够让中国致富的投资。本应作为中国民族企业坚强后盾的中国国内市场，现在却被外资席卷一空，从长远的角度上看，这种投资毋宁说是中国的一大隐患。
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产业。广州本田生产的小型车“飞度”，除了有一小部分出口到欧洲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销往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结果，中国本上那些没有外资参与的汽车品牌，比如吉利、奇瑞等，由于在技术、资金和品牌等方面与外资品牌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而不得不在中国市场上奋力拼杀。
日本在战后重建阶段，曾经竭力阻止外资的进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民族企业，最终拥有了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但在中国，却丝毫看不到类似的动向。
现在，日本企业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基本上已经都变成了“从中国赚钱的投资”。虽然我们经常听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新闻，“但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投资几乎都是瞄准向中国市场销售商品的，很少再有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生产型投资了。
在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谈到商业，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在当地开的面包房、福冈的一个知名的面包房在青岛的各大商场和超市落户，以其高超的烘烤技术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据说，面包房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的客流量高达3000人，日销售额能够达到70万日元。另外，日本的料理店、美容院和婚庆公司等服务行业企业也都在中国各地生机勃勃地生根发芽，并且都获得了中国客人的好评。这些行业正在逐渐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支柱。
“政热经热”可能性低
诚然，上述现象可以看作是中日关系中的“经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投资不是“促进中国成长的投资”，而是“摘取中国经济成长果实的投资”。在这一点上，那些日本的企业家远远要比不分青红皂白就反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市井反华论者要狡猾得多。
曾几何时，日本财界出现过一批不惜成本不计收益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建设工厂，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赎罪型投资”，通过建设工厂和增加就业机会来弥补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现在，这批财界投资家都已经故去了。由于日本财界的改朝换代和中国发展需求的变更，加之日本投资家对中国反日情绪的反感和投资选择的多样化，日本企业的经营者们似乎已经开始把中国放在视线之外了。
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已经从“经凉”转化成了“经冷”。日本的服装、玩具和电子零部件等企业的工厂，已经从去年开始加速向越南、缅甸等地转移。从工人的劳务费来看，越南是中国的一半，缅甸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在他信掌权期间，泰国也在控制工人劳务费方面做出过很大的努力。在成本上，上述几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佳能公司、马渊发动机公司、日本电产公司等很多大公司都相继扩大了在越南的生产据点。住友商事等日本的商社开发的越南工业园区也都陆续销售一空。
另外，日本经济界还刮起了一股极其猛烈的印度风。从增长潜力上看，印度更大，而且印度没有反日情绪。今后，日本企业踊跃的对印投资热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即便日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中国慢慢从面向全球市场供货的据点名单中摘除出去，但从结果上看，确实造成了中日之间“经凉”的现状，甚至还有可能发展成为“经冷”。
当中日关系在政治领域上出现转机的时候，经济却慢慢冷却了下来。“政热经热”只不过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幻想。实际上，最近中国对改善中日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也有担心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冷却的想法在里面。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中日经济岔路口：日本对华投资渐冷
2006年11月22日 11:19
10月8日，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首脑会谈。在5年半的小泉政权下一直处于冷冻状态的中日关系仿佛被放进了微波炉，瞬间解冻。可以说朝鲜核问题为中日双方的首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对话契机，双方的首脑也机敏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一鼓作气地改善了中日关系。
投资热情逐渐冷却
中日关系的“政冷”虽然还没有马上变成“政热”，但起码已经回归到了“政暖”。然而，不容逃避的是，曾一度达到沸腾的中日经济关系的温度却在急速下降，冷却到了“经凉”的程度。而且，今后还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经冷”的可能。
最能够显示“经凉”化状态的现象就是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动向。此前，日本的对华投资2003年同比增长了20.6%，2004年同比增长了7.9%，去年还同比增长了19.8%，增长势头都非常喜人。但从今年开始，这种势头却来了个急刹车，今年上半年，日本的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1.4%，滑落到了22.4亿美元。全球对华投资去年同比减少了0.5%，今年也同样减少了0.5%，都只是微减。因此，日本的对华投资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如此大幅度的变动就显得十分抢眼了。
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的降幅仅次于1989年日本发动对华经济制裁，全面中止对华投资时的降幅34.6%。可见，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加速的日本企业对华活动，现在出现了重大转折。
热点仅剩汽车产业
从细化的投资内容上看，中日经济面临岔路口的状态就更加明确了。
今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半壁江山都被汽车和电子产品占据。日本的汽车企业在近两三年内，持续增加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以强势笼罩中国市场。日本的本田、日产和丰田三大巨头先后在广州、花都和南沙兴建了新工厂。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零部件的供应商，他们也纷纷随行就市地在中国兴建工厂。日本汽车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势不可挡。
日本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工厂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子设备领域，汽车电子产品也是他们的重要业务之一，而且业务量不断增大。在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巨头聚首的广州，新日本石油公司就新建了一个轿车发动机润滑油的配料工厂。其他一些汽车玻璃、钢板等相关企业也促使汽车产业的相关投资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反过来看，这种潮流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日本的对华投资只局限在汽车领域，只仰仗汽车领域。
不仅如此，还有业内人士指出：“日本企业对汽车领域的投资也正在逐渐进入余热阶段。”因为日本、欧美、韩国等成品车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中国国内需求量的40%-50%，供给过剩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也逐渐趋于平淡。作为日本企业来讲，一旦终止了新增投资，接下来就需要把目光放在收回现存工厂投资的问题上了。汽车产业投资的减少，恐伯会直接导致日本对华投资的大幅度萎缩。
重新考虑“中国风险”
1978年，为了配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的电器产业率先把资金投向了中国。松下电器产业40多家子公司在中国遍地开花，建立了数量众多的生产工厂。但现在，日本的电器产业却开始急速地脱离中国。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和风险都有所提高。
之前曾以“廉价劳动力”着称的中国，在近三四年里成本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周边和广东省等沿海地区，都发生了“民工荒”。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劳动力价格急速攀升，直接导致了外资投资成本的增加。
制约投资成本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中国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大幅度上涨。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广东省深圳市，两年前的最低工资还是每个月610元，但去年7月已经涨到了690元，今年9月蹿升到了750元。
中国的物价上涨率，2005年只有1.8%左右，但最低工资却上涨了10%。这巨大的涨幅，让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神话不可挽回地破灭了。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是工人工资。2003年席卷中国全国的“非典”也给外国投资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中国政府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出差、商洽甚至工厂的运作和物流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以上的种种风险让原本为了降低成本关闭了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工厂、集中力量在中国投资办厂的日本企业，重新认识到了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以松下、索尼、日立为首，不少日本的电子和电器企业都把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大供货基地。只要中国工厂停产几天，就将直接威胁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供货。
风险是一个企业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因此一种叫做“中国＋1”的做法开始在日本企业中流行开来。所谓“中国＋1”就是在中国以外，最少再另外确保一个供货源。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都成为了日本企业的选择对象。另外，一些企业将工厂回归本国的动向也十分醒目。
尖端产品有意“回归”
在安倍首相上任之前，佳能公司的全球总裁御手洗富士夫当选日本经团联会长，坐上了日本经济界的头把交椅。而他执掌的佳能公司便成为了维持“经热”的代表企业。佳能公司在中国的广东省、江苏省、辽宁省等地都在筹划建设大型的工厂，继续积极地向中国投资。但从另一方面看，佳能公司同样也是将生产从中国回旧到日本的带头人。
像高速彩色复印机和数码照相机等蕴涵尖端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劳务成本的比例相对较低，在中国生产的意义不大。更不用说一旦产品和生产技术通过中国工厂泄露给了中国企业，那损失将不可估量。佳能有很多单纯组装的项目，例如在生产成本中劳务费所占比例很大的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和传真机等，这些产品的生产工厂还留在中国。但一些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佳能今后恐怕不会在中国制造了。
另一方面，被去年4月的反日游行破坏了投资心情的日本企业经营者也不在少数。越是自认为“亲华”，认为自己为中国做了不少贡献的日本老板，越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因为“反日”而拒绝自己产品，还在网上出言不逊的事实，也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本来是很深层次的历史认识问题、教育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中日间的龃龉，还有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中日之间新产生的对立，这些本来只局限在政治领域的中日对立，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经济领域，让“经凉”悄然而至。
投资类型发生转变
在中日经济关系上，很多日本人都存在一定的误解。实际上，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可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让中国人赚钱的对华投资”，另外一类是“赚中国人钱的对华投资”。
前者是通过在中国建厂，将产品出口到全球市场。是一种给中国带来了就业机会和大量外汇的出口生产型投资。化纤、制鞋、百货和电子电机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直到四、五年前，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大部分都是这种给中国人创造了赚钱机会的投资。
但是，当中国逐渐富庶起来以后，另外一种与第一类投资截然不同的投资方式迅速兴起了。各国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销售和开发机构，再将生产出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从彩色电视机和冰箱等家电产品开始，到食品、化工再到汽车产业，不少企业对华投资的重点都是中国市场。另外，快递等物流领域，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的金融服务等，也都是如此。这种第二类投资也就是一种觊觎中国市场的投资，是一种从中国人口袋里往外掏钱的投资。
这第二类投资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取代出口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从企业投资获得的利润最终流向海外的结果上看，都很难说是一种能够让中国致富的投资。本应作为中国民族企业坚强后盾的中国国内市场，现在却被外资席卷一空，从长远的角度上看，这种投资毋宁说是中国的一大隐患。
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产业。广州本田生产的小型车“飞度”，除了有一小部分出口到欧洲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销往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结果，中国本上那些没有外资参与的汽车品牌，比如吉利、奇瑞等，由于在技术、资金和品牌等方面与外资品牌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而不得不在中国市场上奋力拼杀。
日本在战后重建阶段，曾经竭力阻止外资的进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民族企业，最终拥有了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但在中国，却丝毫看不到类似的动向。
现在，日本企业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基本上已经都变成了“从中国赚钱的投资”。虽然我们经常听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新闻，“但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投资几乎都是瞄准向中国市场销售商品的，很少再有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生产型投资了。
在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谈到商业，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在当地开的面包房、福冈的一个知名的面包房在青岛的各大商场和超市落户，以其高超的烘烤技术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据说，面包房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的客流量高达3000人，日销售额能够达到70万日元。另外，日本的料理店、美容院和婚庆公司等服务行业企业也都在中国各地生机勃勃地生根发芽，并且都获得了中国客人的好评。这些行业正在逐渐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支柱。
“政热经热”可能性低
诚然，上述现象可以看作是中日关系中的“经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投资不是“促进中国成长的投资”，而是“摘取中国经济成长果实的投资”。在这一点上，那些日本的企业家远远要比不分青红皂白就反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市井反华论者要狡猾得多。
曾几何时，日本财界出现过一批不惜成本不计收益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建设工厂，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赎罪型投资”，通过建设工厂和增加就业机会来弥补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现在，这批财界投资家都已经故去了。由于日本财界的改朝换代和中国发展需求的变更，加之日本投资家对中国反日情绪的反感和投资选择的多样化，日本企业的经营者们似乎已经开始把中国放在视线之外了。
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已经从“经凉”转化成了“经冷”。日本的服装、玩具和电子零部件等企业的工厂，已经从去年开始加速向越南、缅甸等地转移。从工人的劳务费来看，越南是中国的一半，缅甸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在他信掌权期间，泰国也在控制工人劳务费方面做出过很大的努力。在成本上，上述几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佳能公司、马渊发动机公司、日本电产公司等很多大公司都相继扩大了在越南的生产据点。住友商事等日本的商社开发的越南工业园区也都陆续销售一空。
另外，日本经济界还刮起了一股极其猛烈的印度风。从增长潜力上看，印度更大，而且印度没有反日情绪。今后，日本企业踊跃的对印投资热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即便日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中国慢慢从面向全球市场供货的据点名单中摘除出去，但从结果上看，确实造成了中日之间“经凉”的现状，甚至还有可能发展成为“经冷”。
当中日关系在政治领域上出现转机的时候，经济却慢慢冷却了下来。“政热经热”只不过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幻想。实际上，最近中国对改善中日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也有担心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冷却的想法在里面。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
2006年11月22日 11:19
10月8日，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首脑会谈。在5年半的小泉政权下一直处于冷冻状态的中日关系仿佛被放进了微波炉，瞬间解冻。可以说朝鲜核问题为中日双方的首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对话契机，双方的首脑也机敏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一鼓作气地改善了中日关系。
投资热情逐渐冷却
中日关系的“政冷”虽然还没有马上变成“政热”，但起码已经回归到了“政暖”。然而，不容逃避的是，曾一度达到沸腾的中日经济关系的温度却在急速下降，冷却到了“经凉”的程度。而且，今后还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经冷”的可能。
最能够显示“经凉”化状态的现象就是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动向。此前，日本的对华投资2003年同比增长了20.6%，2004年同比增长了7.9%，去年还同比增长了19.8%，增长势头都非常喜人。但从今年开始，这种势头却来了个急刹车，今年上半年，日本的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1.4%，滑落到了22.4亿美元。全球对华投资去年同比减少了0.5%，今年也同样减少了0.5%，都只是微减。因此，日本的对华投资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如此大幅度的变动就显得十分抢眼了。
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的降幅仅次于1989年日本发动对华经济制裁，全面中止对华投资时的降幅34.6%。可见，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加速的日本企业对华活动，现在出现了重大转折。
热点仅剩汽车产业
从细化的投资内容上看，中日经济面临岔路口的状态就更加明确了。
今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半壁江山都被汽车和电子产品占据。日本的汽车企业在近两三年内，持续增加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以强势笼罩中国市场。日本的本田、日产和丰田三大巨头先后在广州、花都和南沙兴建了新工厂。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零部件的供应商，他们也纷纷随行就市地在中国兴建工厂。日本汽车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势不可挡。
日本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工厂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子设备领域，汽车电子产品也是他们的重要业务之一，而且业务量不断增大。在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巨头聚首的广州，新日本石油公司就新建了一个轿车发动机润滑油的配料工厂。其他一些汽车玻璃、钢板等相关企业也促使汽车产业的相关投资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反过来看，这种潮流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日本的对华投资只局限在汽车领域，只仰仗汽车领域。
不仅如此，还有业内人士指出：“日本企业对汽车领域的投资也正在逐渐进入余热阶段。”因为日本、欧美、韩国等成品车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中国国内需求量的40%-50%，供给过剩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也逐渐趋于平淡。作为日本企业来讲，一旦终止了新增投资，接下来就需要把目光放在收回现存工厂投资的问题上了。汽车产业投资的减少，恐伯会直接导致日本对华投资的大幅度萎缩。
重新考虑“中国风险”
1978年，为了配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的电器产业率先把资金投向了中国。松下电器产业40多家子公司在中国遍地开花，建立了数量众多的生产工厂。但现在，日本的电器产业却开始急速地脱离中国。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和风险都有所提高。
之前曾以“廉价劳动力”着称的中国，在近三四年里成本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周边和广东省等沿海地区，都发生了“民工荒”。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劳动力价格急速攀升，直接导致了外资投资成本的增加。
制约投资成本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中国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大幅度上涨。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广东省深圳市，两年前的最低工资还是每个月610元，但去年7月已经涨到了690元，今年9月蹿升到了750元。
中国的物价上涨率，2005年只有1.8%左右，但最低工资却上涨了10%。这巨大的涨幅，让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神话不可挽回地破灭了。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是工人工资。2003年席卷中国全国的“非典”也给外国投资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中国政府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出差、商洽甚至工厂的运作和物流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以上的种种风险让原本为了降低成本关闭了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工厂、集中力量在中国投资办厂的日本企业，重新认识到了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以松下、索尼、日立为首，不少日本的电子和电器企业都把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大供货基地。只要中国工厂停产几天，就将直接威胁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供货。
风险是一个企业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因此一种叫做“中国＋1”的做法开始在日本企业中流行开来。所谓“中国＋1”就是在中国以外，最少再另外确保一个供货源。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都成为了日本企业的选择对象。另外，一些企业将工厂回归本国的动向也十分醒目。
尖端产品有意“回归”
在安倍首相上任之前，佳能公司的全球总裁御手洗富士夫当选日本经团联会长，坐上了日本经济界的头把交椅。而他执掌的佳能公司便成为了维持“经热”的代表企业。佳能公司在中国的广东省、江苏省、辽宁省等地都在筹划建设大型的工厂，继续积极地向中国投资。但从另一方面看，佳能公司同样也是将生产从中国回旧到日本的带头人。
像高速彩色复印机和数码照相机等蕴涵尖端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劳务成本的比例相对较低，在中国生产的意义不大。更不用说一旦产品和生产技术通过中国工厂泄露给了中国企业，那损失将不可估量。佳能有很多单纯组装的项目，例如在生产成本中劳务费所占比例很大的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和传真机等，这些产品的生产工厂还留在中国。但一些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佳能今后恐怕不会在中国制造了。
另一方面，被去年4月的反日游行破坏了投资心情的日本企业经营者也不在少数。越是自认为“亲华”，认为自己为中国做了不少贡献的日本老板，越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因为“反日”而拒绝自己产品，还在网上出言不逊的事实，也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本来是很深层次的历史认识问题、教育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中日间的龃龉，还有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中日之间新产生的对立，这些本来只局限在政治领域的中日对立，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经济领域，让“经凉”悄然而至。
投资类型发生转变
在中日经济关系上，很多日本人都存在一定的误解。实际上，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可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让中国人赚钱的对华投资”，另外一类是“赚中国人钱的对华投资”。
前者是通过在中国建厂，将产品出口到全球市场。是一种给中国带来了就业机会和大量外汇的出口生产型投资。化纤、制鞋、百货和电子电机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直到四、五年前，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大部分都是这种给中国人创造了赚钱机会的投资。
但是，当中国逐渐富庶起来以后，另外一种与第一类投资截然不同的投资方式迅速兴起了。各国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销售和开发机构，再将生产出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从彩色电视机和冰箱等家电产品开始，到食品、化工再到汽车产业，不少企业对华投资的重点都是中国市场。另外，快递等物流领域，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的金融服务等，也都是如此。这种第二类投资也就是一种觊觎中国市场的投资，是一种从中国人口袋里往外掏钱的投资。
这第二类投资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取代出口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从企业投资获得的利润最终流向海外的结果上看，都很难说是一种能够让中国致富的投资。本应作为中国民族企业坚强后盾的中国国内市场，现在却被外资席卷一空，从长远的角度上看，这种投资毋宁说是中国的一大隐患。
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产业。广州本田生产的小型车“飞度”，除了有一小部分出口到欧洲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销往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结果，中国本上那些没有外资参与的汽车品牌，比如吉利、奇瑞等，由于在技术、资金和品牌等方面与外资品牌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而不得不在中国市场上奋力拼杀。
日本在战后重建阶段，曾经竭力阻止外资的进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民族企业，最终拥有了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但在中国，却丝毫看不到类似的动向。
现在，日本企业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基本上已经都变成了“从中国赚钱的投资”。虽然我们经常听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新闻，“但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投资几乎都是瞄准向中国市场销售商品的，很少再有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生产型投资了。
在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谈到商业，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在当地开的面包房、福冈的一个知名的面包房在青岛的各大商场和超市落户，以其高超的烘烤技术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据说，面包房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的客流量高达3000人，日销售额能够达到70万日元。另外，日本的料理店、美容院和婚庆公司等服务行业企业也都在中国各地生机勃勃地生根发芽，并且都获得了中国客人的好评。这些行业正在逐渐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支柱。
“政热经热”可能性低
诚然，上述现象可以看作是中日关系中的“经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投资不是“促进中国成长的投资”，而是“摘取中国经济成长果实的投资”。在这一点上，那些日本的企业家远远要比不分青红皂白就反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市井反华论者要狡猾得多。
曾几何时，日本财界出现过一批不惜成本不计收益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建设工厂，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赎罪型投资”，通过建设工厂和增加就业机会来弥补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现在，这批财界投资家都已经故去了。由于日本财界的改朝换代和中国发展需求的变更，加之日本投资家对中国反日情绪的反感和投资选择的多样化，日本企业的经营者们似乎已经开始把中国放在视线之外了。
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已经从“经凉”转化成了“经冷”。日本的服装、玩具和电子零部件等企业的工厂，已经从去年开始加速向越南、缅甸等地转移。从工人的劳务费来看，越南是中国的一半，缅甸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在他信掌权期间，泰国也在控制工人劳务费方面做出过很大的努力。在成本上，上述几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佳能公司、马渊发动机公司、日本电产公司等很多大公司都相继扩大了在越南的生产据点。住友商事等日本的商社开发的越南工业园区也都陆续销售一空。
另外，日本经济界还刮起了一股极其猛烈的印度风。从增长潜力上看，印度更大，而且印度没有反日情绪。今后，日本企业踊跃的对印投资热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即便日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中国慢慢从面向全球市场供货的据点名单中摘除出去，但从结果上看，确实造成了中日之间“经凉”的现状，甚至还有可能发展成为“经冷”。
当中日关系在政治领域上出现转机的时候，经济却慢慢冷却了下来。“政热经热”只不过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幻想。实际上，最近中国对改善中日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也有担心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冷却的想法在里面。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中日经济岔路口：日本对华投资渐冷
2006年11月22日 11:19
10月8日，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首脑会谈。在5年半的小泉政权下一直处于冷冻状态的中日关系仿佛被放进了微波炉，瞬间解冻。可以说朝鲜核问题为中日双方的首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对话契机，双方的首脑也机敏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一鼓作气地改善了中日关系。
投资热情逐渐冷却
中日关系的“政冷”虽然还没有马上变成“政热”，但起码已经回归到了“政暖”。然而，不容逃避的是，曾一度达到沸腾的中日经济关系的温度却在急速下降，冷却到了“经凉”的程度。而且，今后还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经冷”的可能。
最能够显示“经凉”化状态的现象就是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动向。此前，日本的对华投资2003年同比增长了20.6%，2004年同比增长了7.9%，去年还同比增长了19.8%，增长势头都非常喜人。但从今年开始，这种势头却来了个急刹车，今年上半年，日本的对华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1.4%，滑落到了22.4亿美元。全球对华投资去年同比减少了0.5%，今年也同样减少了0.5%，都只是微减。因此，日本的对华投资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如此大幅度的变动就显得十分抢眼了。
今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的降幅仅次于1989年日本发动对华经济制裁，全面中止对华投资时的降幅34.6%。可见，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加速的日本企业对华活动，现在出现了重大转折。
热点仅剩汽车产业
从细化的投资内容上看，中日经济面临岔路口的状态就更加明确了。
今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半壁江山都被汽车和电子产品占据。日本的汽车企业在近两三年内，持续增加大规模的对华投资，以强势笼罩中国市场。日本的本田、日产和丰田三大巨头先后在广州、花都和南沙兴建了新工厂。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零部件的供应商，他们也纷纷随行就市地在中国兴建工厂。日本汽车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势不可挡。
日本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工厂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子设备领域，汽车电子产品也是他们的重要业务之一，而且业务量不断增大。在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巨头聚首的广州，新日本石油公司就新建了一个轿车发动机润滑油的配料工厂。其他一些汽车玻璃、钢板等相关企业也促使汽车产业的相关投资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反过来看，这种潮流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日本的对华投资只局限在汽车领域，只仰仗汽车领域。
不仅如此，还有业内人士指出：“日本企业对汽车领域的投资也正在逐渐进入余热阶段。”因为日本、欧美、韩国等成品车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中国国内需求量的40%-50%，供给过剩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另外，由于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也逐渐趋于平淡。作为日本企业来讲，一旦终止了新增投资，接下来就需要把目光放在收回现存工厂投资的问题上了。汽车产业投资的减少，恐伯会直接导致日本对华投资的大幅度萎缩。
重新考虑“中国风险”
1978年，为了配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的电器产业率先把资金投向了中国。松下电器产业40多家子公司在中国遍地开花，建立了数量众多的生产工厂。但现在，日本的电器产业却开始急速地脱离中国。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和风险都有所提高。
之前曾以“廉价劳动力”着称的中国，在近三四年里成本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海周边和广东省等沿海地区，都发生了“民工荒”。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劳动力价格急速攀升，直接导致了外资投资成本的增加。
制约投资成本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中国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大幅度上涨。在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广东省深圳市，两年前的最低工资还是每个月610元，但去年7月已经涨到了690元，今年9月蹿升到了750元。
中国的物价上涨率，2005年只有1.8%左右，但最低工资却上涨了10%。这巨大的涨幅，让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神话不可挽回地破灭了。
其实，问题还不仅仅是工人工资。2003年席卷中国全国的“非典”也给外国投资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中国政府严格限制人员的流动，出差、商洽甚至工厂的运作和物流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以上的种种风险让原本为了降低成本关闭了东南亚和墨西哥的工厂、集中力量在中国投资办厂的日本企业，重新认识到了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以松下、索尼、日立为首，不少日本的电子和电器企业都把中国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大供货基地。只要中国工厂停产几天，就将直接威胁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供货。
风险是一个企业不容回避的大问题，因此一种叫做“中国＋1”的做法开始在日本企业中流行开来。所谓“中国＋1”就是在中国以外，最少再另外确保一个供货源。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都成为了日本企业的选择对象。另外，一些企业将工厂回归本国的动向也十分醒目。
尖端产品有意“回归”
在安倍首相上任之前，佳能公司的全球总裁御手洗富士夫当选日本经团联会长，坐上了日本经济界的头把交椅。而他执掌的佳能公司便成为了维持“经热”的代表企业。佳能公司在中国的广东省、江苏省、辽宁省等地都在筹划建设大型的工厂，继续积极地向中国投资。但从另一方面看，佳能公司同样也是将生产从中国回旧到日本的带头人。
像高速彩色复印机和数码照相机等蕴涵尖端科技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劳务成本的比例相对较低，在中国生产的意义不大。更不用说一旦产品和生产技术通过中国工厂泄露给了中国企业，那损失将不可估量。佳能有很多单纯组装的项目，例如在生产成本中劳务费所占比例很大的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和传真机等，这些产品的生产工厂还留在中国。但一些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佳能今后恐怕不会在中国制造了。
另一方面，被去年4月的反日游行破坏了投资心情的日本企业经营者也不在少数。越是自认为“亲华”，认为自己为中国做了不少贡献的日本老板，越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因为“反日”而拒绝自己产品，还在网上出言不逊的事实，也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本来是很深层次的历史认识问题、教育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中日间的龃龉，还有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中日之间新产生的对立，这些本来只局限在政治领域的中日对立，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经济领域，让“经凉”悄然而至。
投资类型发生转变
在中日经济关系上，很多日本人都存在一定的误解。实际上，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可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让中国人赚钱的对华投资”，另外一类是“赚中国人钱的对华投资”。
前者是通过在中国建厂，将产品出口到全球市场。是一种给中国带来了就业机会和大量外汇的出口生产型投资。化纤、制鞋、百货和电子电机等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直到四、五年前，日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大部分都是这种给中国人创造了赚钱机会的投资。
但是，当中国逐渐富庶起来以后，另外一种与第一类投资截然不同的投资方式迅速兴起了。各国企业纷纷在中国建立生产、销售和开发机构，再将生产出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从彩色电视机和冰箱等家电产品开始，到食品、化工再到汽车产业，不少企业对华投资的重点都是中国市场。另外，快递等物流领域，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的金融服务等，也都是如此。这种第二类投资也就是一种觊觎中国市场的投资，是一种从中国人口袋里往外掏钱的投资。
这第二类投资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取代出口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从企业投资获得的利润最终流向海外的结果上看，都很难说是一种能够让中国致富的投资。本应作为中国民族企业坚强后盾的中国国内市场，现在却被外资席卷一空，从长远的角度上看，这种投资毋宁说是中国的一大隐患。
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产业。广州本田生产的小型车“飞度”，除了有一小部分出口到欧洲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销往了中国国内的市场。结果，中国本上那些没有外资参与的汽车品牌，比如吉利、奇瑞等，由于在技术、资金和品牌等方面与外资品牌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因而不得不在中国市场上奋力拼杀。
日本在战后重建阶段，曾经竭力阻止外资的进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民族企业，最终拥有了极具全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但在中国，却丝毫看不到类似的动向。
现在，日本企业对中国进行的投资基本上已经都变成了“从中国赚钱的投资”。虽然我们经常听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新闻，“但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投资几乎都是瞄准向中国市场销售商品的，很少再有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生产型投资了。
在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谈到商业，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在当地开的面包房、福冈的一个知名的面包房在青岛的各大商场和超市落户，以其高超的烘烤技术获得了极高的人气。据说，面包房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的客流量高达3000人，日销售额能够达到70万日元。另外，日本的料理店、美容院和婚庆公司等服务行业企业也都在中国各地生机勃勃地生根发芽，并且都获得了中国客人的好评。这些行业正在逐渐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支柱。
“政热经热”可能性低
诚然，上述现象可以看作是中日关系中的“经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投资不是“促进中国成长的投资”，而是“摘取中国经济成长果实的投资”。在这一点上，那些日本的企业家远远要比不分青红皂白就反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市井反华论者要狡猾得多。
曾几何时，日本财界出现过一批不惜成本不计收益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建设工厂，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赎罪型投资”，通过建设工厂和增加就业机会来弥补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现在，这批财界投资家都已经故去了。由于日本财界的改朝换代和中国发展需求的变更，加之日本投资家对中国反日情绪的反感和投资选择的多样化，日本企业的经营者们似乎已经开始把中国放在视线之外了。
此外，还有一些领域已经从“经凉”转化成了“经冷”。日本的服装、玩具和电子零部件等企业的工厂，已经从去年开始加速向越南、缅甸等地转移。从工人的劳务费来看，越南是中国的一半，缅甸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在他信掌权期间，泰国也在控制工人劳务费方面做出过很大的努力。在成本上，上述几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佳能公司、马渊发动机公司、日本电产公司等很多大公司都相继扩大了在越南的生产据点。住友商事等日本的商社开发的越南工业园区也都陆续销售一空。
另外，日本经济界还刮起了一股极其猛烈的印度风。从增长潜力上看，印度更大，而且印度没有反日情绪。今后，日本企业踊跃的对印投资热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即便日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中国慢慢从面向全球市场供货的据点名单中摘除出去，但从结果上看，确实造成了中日之间“经凉”的现状，甚至还有可能发展成为“经冷”。
当中日关系在政治领域上出现转机的时候，经济却慢慢冷却了下来。“政热经热”只不过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幻想。实际上，最近中国对改善中日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也有担心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冷却的想法在里面。
来源：日本《选择》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