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因“冰点”事件被贬 赵勇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1:44:11
因“冰点”事件被贬 赵勇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http://www.zaobao.com/zg/zg061106_508.html
（石家庄讯）共青团出身的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赵勇日前已获委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省委是在日前作出这个决定。
有关报道只提到唐山原市委书记张和不再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但没有说明他的动向。
赵勇今年43岁，湖南益阳人，原在湖南省工作，后调入共青团中央，2003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但在任期间发生了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2005年11月他调任河北省委常委，被分析人士视为“被贬”，2006年2月后他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前曾有境外媒体推测，赵勇可能会填补河北省长空缺，但如今只获委出任一个地级市唐山的市委书记。因“冰点”事件被贬 赵勇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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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讯）共青团出身的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赵勇日前已获委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省委是在日前作出这个决定。
有关报道只提到唐山原市委书记张和不再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但没有说明他的动向。
赵勇今年43岁，湖南益阳人，原在湖南省工作，后调入共青团中央，2003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但在任期间发生了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2005年11月他调任河北省委常委，被分析人士视为“被贬”，2006年2月后他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前曾有境外媒体推测，赵勇可能会填补河北省长空缺，但如今只获委出任一个地级市唐山的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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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讯）共青团出身的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赵勇日前已获委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省委是在日前作出这个决定。
有关报道只提到唐山原市委书记张和不再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但没有说明他的动向。
赵勇今年43岁，湖南益阳人，原在湖南省工作，后调入共青团中央，2003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但在任期间发生了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2005年11月他调任河北省委常委，被分析人士视为“被贬”，2006年2月后他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前曾有境外媒体推测，赵勇可能会填补河北省长空缺，但如今只获委出任一个地级市唐山的市委书记。因“冰点”事件被贬 赵勇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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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讯）共青团出身的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赵勇日前已获委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省委是在日前作出这个决定。
有关报道只提到唐山原市委书记张和不再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但没有说明他的动向。
赵勇今年43岁，湖南益阳人，原在湖南省工作，后调入共青团中央，2003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但在任期间发生了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2005年11月他调任河北省委常委，被分析人士视为“被贬”，2006年2月后他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前曾有境外媒体推测，赵勇可能会填补河北省长空缺，但如今只获委出任一个地级市唐山的市委书记。
嘿嘿！43岁？省长？
喉舌论？就是在台湾，也没有属于国民党所有的媒体替民进党说话的道理……
喉舌论？就是在台湾，也没有属于国民党所有的媒体替民进党说话的道理……
共青团出身，担任市委书记，是降级了。
《中国青年报》被搞成那样风雨飘摇，嘿……也不知当年传说的有多少真假。有思想的文人不是简单的粗暴处理可以压服的。笔本身就是武器啊！
就他当主编时侯出的那个纰漏，没被彻底赶出去就不错了
省委常委就是副省级干部，是实职。即使什么其他职务都不兼也是副省级。不存在被贬官之说。
而且省委常委虽然和副省长级别相同，但实际权力要大于不兼常委的副省长。
副省长进入省委常委属于“平级担任重要职务”，在已经实行领导干部任公示的省份都要在报纸上公示的。
而且省委常委虽然和副省长级别相同，但实际权力要大于不兼常委的副省长。
副省长进入省委常委属于“平级担任重要职务”，在已经实行领导干部任公示的省份都要在报纸上公示的。
冰点特稿第574期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http://zqb.cyol.com/gb/zqb/2006-01/11/content_118530.htm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http://zqb.cyol.com/gb/zqb/2006-01/11/content_118530.htm
原帖由 8889 于 2006-11-6 21:38 发表
冰点特稿第574期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2006年01月11日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http://zqb.cyol.com/gb/zqb/2006-01/11/content_118530.htm
楼上的，就为这事？不会吧。
文章只是学术讨论嘛，
《中国青年报》本身在反伪科方面还是做了不少事的。
记得有个人跟邹承鲁打笔黑官司，《中国青年报》把那人文笔都不通的回信登了出来，效果就很好。
记得有个人跟邹承鲁打笔黑官司，《中国青年报》把那人文笔都不通的回信登了出来，效果就很好。
做过好事不等于反错误就没关系，越是重要的位置就越不能出错。
学术争论可以在内部讨论，畅所欲言，但拿到中青报这样的媒体上讨论，而且造成了恶劣影响。只能说：同志尚需努力！
回基层好好锻炼吧！
学术争论可以在内部讨论，畅所欲言，但拿到中青报这样的媒体上讨论，而且造成了恶劣影响。只能说：同志尚需努力！
回基层好好锻炼吧！
大家不知道吧``冰点刊登了龙应台的文章``哈哈!
唐山市委书记也应该是副省级吧，青岛就是副省级，而且是常委
……2003年7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但在任期间发生了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2005年11月他调任河北省委常委，被分析人士视为“被贬”，2006年2月后他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
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调任河北省委常委，京官外调，而且是省委常委，这是下地方锻炼，级别不变，就是重用。要知道如果想更好地晋升，共青团书记必须到地方锻炼。2006年2月后他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宣传部长负责科教文卫意识形态，历史上一直是中共要职。这是重用。可是为何突然任地级市的唐山市委书记？
莫非：1. 唐山市是副省级城市？ 2. 保留副部级别，保留常委，兼任市委书记？
如果是保留常委，兼任市委书记，那还是重用。为啥？因为地方书记是第一把手，独当一面，是容易出政绩攒资历的。
书记处书记（主持常务，副部长级），调任河北省委常委，京官外调，而且是省委常委，这是下地方锻炼，级别不变，就是重用。要知道如果想更好地晋升，共青团书记必须到地方锻炼。2006年2月后他出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宣传部长负责科教文卫意识形态，历史上一直是中共要职。这是重用。可是为何突然任地级市的唐山市委书记？
莫非：1. 唐山市是副省级城市？ 2. 保留副部级别，保留常委，兼任市委书记？
如果是保留常委，兼任市委书记，那还是重用。为啥？因为地方书记是第一把手，独当一面，是容易出政绩攒资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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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宣传部长主管意识形态，很多时候地方宣传部长还兼任当地党校校长。所以，从共青团书记处书记调任宣传部长一职是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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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言论自由：关于《冰点》事件的几个背景
近期的《冰点》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网上左派右派争个不休。作为一个在媒体混饭的人，我想根据自己的了解和经历与河友们交流一下此事的几个背景。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事情的真相可能不完全如李大同哭诉和某些海外人士应和的那样，是“控制媒体”与“言论自由”的斗争，不知道某些人是误解还是误导。
一、所谓“中共中央阅评组”，实际上是“中宣部阅评小组”。
网上流传出的一份“中共中央阅评小组”的意见，抬头就让人笑掉大牙。中央机构中从无“阅评小组”一说。显见捅出这份意见的人，是混淆了机构的名称，有心，无心？
中宣部阅评小组是怎么回事？我在国内一家媒体机构工作了10年，对此有一定了解。它大概是90年代，由中宣部聘请一些资深编辑记者成立的，现在也从报刊媒体中借调一些在职者去干活。它的职能就是每天看各种报刊，当然以首都各大报刊为重点，然后就提意见。
意见中有表扬的，也有批评，而批评意见中，有涉及政治的，也有涉及技术领域（即排版、字体、照片等这样的问题）。一旦阅评小组认为遇到问题严重，意见会提交中宣部，然后转发相关媒体机构甚至其主办单位。
就职能而言，这个阅评小组大概相当于一个同行评审组织吧，它既不能处分有关责任人，也不能关、撤任何报刊，就中宣部本身也没有这个职能。
我在国内工作时，经常就会听到传达阅评小组的意见。如果责任记者、编辑不服，可以写个申诉说明转给他们；如果接受，那么一般写个检讨也就了事。我们的部主任，就经常写这样的“文章”。
从媒体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这么个阅评小组罗嗦讨厌。但平心而论，老头子们提出的意见确实也有可取之处，有时候是一线的编辑记者想不到的。而且这些老头子们，也不是想象中铁板一块的老顽固，能让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不容易。
更何况，处理权在媒体或其主办单位自身。顶天的错误，比如国家领导人的报道出了事实问题，在我们这里也不过是扣发责任编辑记者当月奖金而已。
所以，“停刊整顿《冰点》”（请注意，不是封）这个决定，是《中青报》的直接主管——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当然这个决定的依据，可能是阅评小组的意见，但李大同所谓“中宣部非法封《冰点》”之说，不知从何谈起？
二，李大同的不智。
我虽然和李大同本人不认识，却认识他的几个同事。据他们看来，李策划主题、组织稿件的创意能力是很强的，但太喜欢自鸣得意，也听不得不同意见。一哥们说，他把《冰点》当自己的自留地了。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第一就是这次袁伟时的“狼奶”狗屁文章。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已经是个旧的烂文章，2年多里已不仅被同行，也被许多网上业余历史爱好者驳而又驳了。作为栏目主编、策划人和组稿编辑，李大同完全应该了解这些背景。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对这样一个问题，他至少应该同时刊登两方面的看法，如果只是全文刊登袁伟时的文章，自然让人认为这是《中青报》甚至是团中央的倾向性。从这点看，可以看出他的职业素质。
第二就是一个旧闻了。去年《中青报》主编李而亮搞了个内部考核机制，但李大同对其中的一些条文有意见，比如被阅评小组批评要扣考核分，可能《冰点》挨批比较多吧。
但问题就在于，两人还没充分协商，李大同就给海外的一些网站（包括多维网？）写了个上纲上线的檄文，无非又是说封杀新闻自由之类，闹了好一阵笑话，大家可以查一查。
国内的好多媒体机构现在都搞考核机制，至于如何评分都是自己单位的事，一般而言，规章制度就得折腾好多时候。我们机构也搞考核，从2003年搞到2005年，一个考核办法才具雏形，现在也还有争议。可以说，到底怎么做是可以协商的，但像他这么一搞，头目们怎能不窝火？
第三件事情说起来更有意思。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批评了两次《冰点》，李大同又是上纲上线写了个指责檄文发到海外网站上去了，也是说赵勇官僚主义打压新闻自由吧，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我不知道赵勇是否真如此官僚，但说实话即使官僚，也没见过这么提意见的。如果还有人把他与蒋彦永相提并论，我也无话可说。
就国内的现状而言，媒体仍然属于体制内，而且许多问题必须在体制内解决。我个人的体会，国内现在制度还算相当宽松，哪怕是触礁级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关键要看你怎么做。
像李大同这种做法，是不给自己活路了，但偏生他还要霸占着体制内的好处，而且碰不得，一碰不合意的事就要捅到多维、大纪元这样的网站上，那还有好果子吃！
一般情况下，报刊的主办单位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保护为主，像《冰点》这次，换别的媒体可能也就写个检讨，但为什么就他倒霉？
三、中宣部？
中宣部常被许多海外网站看做新闻自由的杀手。就我的体会呢，我们搞新闻媒体的更多把它看成一个嘴碎的婆婆，整天唠叨这个唠叨那个，一些要求确有落后时代的地方，有些考虑也匪夷所思。
但要把气氛形容得一片肃杀，却也没有必要。我们部主任说得好，该报就报，大不了写检讨。因为国内的媒体机构，背后也各有主办单位，有些单位还不一定对中宣部俯首帖耳。如果不是犯了天条，检讨、扣奖金就是最厉害的处罚了。
还是说《中青报》的《冰点》吧，去年曾经刊登了一个治疗非典副作用的通版特稿，而中宣部传达的意见是“不炒作、不宣传”，《冰点》可以说是顶风作案了，但最后如何，不也就是批评（批评似乎是来自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
附带说明一下，中宣部当时的解释是非典是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大剂量激素治疗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副作用，但却是当时唯一行得通的疗法，如果集中报道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公众更多的恐慌。[ｃｃｈｅｒｅ.net西西河老土豆]
这个考虑合理吗？可以说有它合理之处，但就新闻报道而言这种要求似乎显得过分。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到它那里就变成了最好什么也别做，那要我们这些搞媒体的干吗？
这样的话题，《冰点》做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此后发生的口角（我前面提过）以及海外一些网站上刊出李大同的公开信，却使团中央对《冰点》和李大同本人产生了反感，这可以说是他被处理的原因之一。
媒体是有导向、需要管理的，这点无论左右派应该都同意，在具体的技术手法上，国内可以说做的比较粗糙，中宣部这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不思进取，手法拙劣，常被大家耻笑。
但就《冰点》事件而言，中宣部应该算是有理、有据、有节。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李大同自己，用一系列行动证明了他和余杰、焦国标没什么区别。
就冰点复刊事一评冰点事件中的李大同
书林樵夫
冰点要复刊了，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对于以为冰点“请命”形象立世，号称“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李大同而言，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大同陆续在网上抛出一篇篇的申告啊、声明呀，频繁接受境外媒体，甚至包括***网站的采访。为了造出声势，更是拿出了藏匿多日的私货，先是什么申告、然后是什么十三作者声明的，摇旗呐喊，制造了好一番“热闹”的景象。
李大同的确把坐在安乐椅上发出尖刺的冷箭，在社会上混出头的一套戏法玩得非常纯熟，也堪称深知如何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的斗口健将，极具迷惑性。但是，若稍微留意一下，他绝不象铁肩担道义的血性男儿那样，接到声援立即诏告天下，朗声相谢天下诸君，也没有象市井草莽那样一古脑兜售。几篇声援形成和声援抛出的时间和顺序，很是讲究。深黯炒作之道的他，自然知道怎样将料用到极致，自然懂得知道在什么时候爆料，爆什么料对自己是最有利的。补充一个细节：几篇境外报道在采访签名当事人时，当事人均称事先并不知情，而是接到电话请他们在声援文章中签名。而同时，李大同在接受访问时亦表现出因为全然不知情，感动得无以复加，颇耐人玩味。
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证明冰点复刊是一个“愚蠢而荒唐的决定”。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自己被免去了冰点的主编。于是乎，他的态度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用尽一切手段阻挠诋毁冰点正常复刊。
可笑的是，一个月之前，他还清楚地表述了他宁愿自己受处罚而不是冰点被停刊的意愿，在申告里还白纸黑字的写出了“可以先将我本人做停职处理”。他一次又一次，不遗余力地，充分巧妙地表现出自己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如果没有后来他的种种言行，或许还是能继续欺骗一些象我这样的善良而热情的人。可惜，当事实触及他自身的利益，真正停职时，理性、风度荡然无存，蛮横漫骂，判若两人，颇让人反感。
同样180度的变化，还出现在李大同对冰点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过程的描述。
免职前，李大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如何给总编辑上课，晓明大义，促使文章的刊登的过程，“文章上大样送总编辑审，总编辑不同意发……这个理由看来说服了总编辑,终于同意删节发表”；免职后，同一件事情却成了“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如果没有我这样的好事之徒，把这些拎出来，他真是凭借三言两语就由“勇于斗争的侠士”轻松改头换面为“一介无辜的平民”了。这种根据市场需求定位的本领，让人好生佩服。
不管再怎样狡猾、怎样厉害，只要是把自己的私利凌驾在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的人，狐狸尾巴终究会漏出来的。因为他口口声称的自由、大众只是被他利用的一种工具或者是手段，而绝不是价值本身。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李大同，真当我们是傻子吗？
虚伪的弱者姿态，真正的话语霸权
——再评冰点事件中的李大同
书林樵夫
李大同先生本是京城著名的报人，平素张扬之至。冰点停刊整顿后，一夜之间似乎就变了个人，好象成了弱者了。
一个制造轰动新闻、塑造公众形象的高手，一个媒体大腕，忽然成了弱者，不禁让人深深起疑。透过冰点停刊事件的重重迷雾，才发现，李大同先生根本不是弱者，而是实实在在的促使冰点事件升温的操盘手。
多年来，依靠中青报这样的知名大报赢得的声誉，是李大同获得境外势力支持的资本。这一点其实稍具思考能力的人就能明白，为什么冰点事件这么能够受到关注？李大同的抗议信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传播？境外媒体和"法乱功"媒体为什么现在对李大同先生的消息如此关注？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李大同先生是一个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报人，而是因为李大同先生的公众身份——中国青年报冰点的主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份，李大同先生才更加具有了被境外媒体和"法乱功"势力利用的价值，冰点事件才在媒体上有了更合适的炒作热点。李大同先生一方面充足地享受了官方媒体给他的公共身份乃至话语权力，一方面又借助这个身份邀宠求名，扩大事件影响。这个算盘，李先生打得精细的很。
“弱者”姿态是李大同博取公众的同情支持的调味料。从李大同先生的“公开信”和“申告书”中，李大同先生摆出了一幅弱者的姿态，仿佛自己对报社对他的处分毫不知情的样子，给读者造成了自己被无端“迫害”、“打压”的感觉，希望借此博取公众对冰点停刊和对李大同先生本人的同情。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作为在媒体从业数十年的李大同先生，应该不会不了解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样观点可疑、导向错误，乃至对整个报纸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文章。李大同作为版面负责编辑应当负有的责任。由于个人强悍的错误决策，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自己免职的结果。所以，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打扮出一幅“弱者”的姿态，很有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味道。
“言论自由”是李大同骗取知识界支持的幌子。宣称为公众争取“言论自由”，是李大同先生寻求大众乃至知识界支持最为有力的武器，但李大同先生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笔者不才，曾经试着将一些有理有据，逐条反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和反对李大同先生立场的文章发到“大计院”等支持李大同先生的网站上，结果呢，这些文章统统被很快地删除。看来，一向宣称“言论自由”的李大同们，自己也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存在，在争取自己发言权的同时，并不怎么尊重别人的发言权，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这些人争取一己私利，争取个人自由的理论工具而已。我想，知识界那些认为李大同先生是在为言论自由而战，对李大同表示同情的理解和支持的人们，对于李大同们自己的这种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也不会赞同。
编造“民意”的高手
——三评李大同
书林樵夫
从“抗议信”到“申告书”，及至最近与卢跃刚先生新作“联合声明”，在整个冰点事件中，李大同先生惯用的伎俩，就是营造一种“强大的民意声援”，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正义”。
恰恰是李大同先生所倚重的“民意”，其实是最经不住推敲的，是李大同先生最自欺欺人的地方。而滥用这种“民意”，更是李大同先生瞒天过海的常备招术。
卑劣之处，大约有三：
NO1：精心编造的“读者广泛支持”
李大同先生经常说，在《冰点》停刊后，有上至八十余岁、下至十几岁的读者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有读者因此退订《中国青年报》，而自己也收到了数百封的支持信件；甚至有“我每天都得到这样的声援。有一个读者给我们仍了一万块钱之后，扭头就跑。他以为我们都没有饭吃了（笑）。”以此表明自己“并不孤独”。
事情真如李大同先生描绘得这般吗？当然不是。
据我所知，《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目前每期在几十万份左右。算上一份报纸传阅数的加权值，读者超过百万。再加上大量的网友在线阅读报纸的电子版，中青报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当不在话下。
在几十万份发行量和数百万读者群中，只有数百封的读者来信来电反对冰点停刊、支持李大同，说明了什么？说明支持李大同的只不过是众多读者中的极少数人，“沧海之一粟”而已。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数据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而李大同先生却时时以此自夸，称之为“读者的广泛支持”，这无异是欺瞒不知情人士而精心编造的谎言。
对于这样一个编造高手，李大同所称“收到数百封信件和读者来电声援的数字”，又有多少可信度？
NO2：把与自己气味相投的朋友圈的支持当成“学界支持”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不时能够读到知识界、新闻界一些人对李大同先生的声援。但是，仔细研究这些支持李大同先生的学界名人，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几次声援，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老面孔”，刘晓波、浦志强等等，来来回回还就是这些人。
这些学者中，目前或曾经是《冰点》栏目撰稿人的学者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且都是一有风吹草动便主动跳出来同官方唱反调的人。一句话，这是李大同个人的朋友圈。
这些人与其说是在“挺李”，不如说他们是在借此事件分享一种众所周知的政治立场，表达具有某种模式的学术理念。《冰点》事件，不过是给了他们又一次表述这种立场和理论的机会而已。这些学者对于所谓“言论自由”意愿的表达的迫切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具体这个事件起因、背景、实情的兴趣。
这些人所代表的，也只是学界少数人的一种声音而已，而这种声音，根本代表不了整个学术界。
李大同先生把与自己气味相投的朋友圈的支持当成学术界的支持，当成“海内外舆论的一致支持”，实在是一种妄自尊大的霸权，一种毫无理由的夸大。自欺欺人之至，用心险恶之至。
而把那些与自己所持理念不同的学者毫无根据地斥为“党棍”，不客观，也不够厚道。
NO3：真正的主流民意，为何视而不见？
对冰点登载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和冰点的停刊整顿，主流民意到底如何？上网看看便能够了解一二。
李大同先生声势浩大地在境外网站上组织声援自己的“网上签名”活动，到今天为止，也不过寥寥四五百人，以至于自己到今天都不好意思把这个数字拿出来示人。反观冰点把那篇著名的“宏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发表后，网络上质疑、斥责之声何止千万。时至今日，部分读者对您被免职的结果表示惋惜的同时，仍然会说，对您在《冰点》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举动依然深恶痛绝。
这才是主流民意！
可惜的是，从冰点登出那篇文章以来的一个多月间，李大同先生对广泛的批评却没有一个起码的回应。有的只是，面对批评的读者，“我差点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请问李先生，如果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民意”对您不利，您就可以视而不见，反而把少数人的支持作为自己同官方对抗、为邪恶势力卖命的“民意”，那么，作为一个报人，您的操守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您的人品实在让人鄙视。
近期的《冰点》事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网上左派右派争个不休。作为一个在媒体混饭的人，我想根据自己的了解和经历与河友们交流一下此事的几个背景。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事情的真相可能不完全如李大同哭诉和某些海外人士应和的那样，是“控制媒体”与“言论自由”的斗争，不知道某些人是误解还是误导。
一、所谓“中共中央阅评组”，实际上是“中宣部阅评小组”。
网上流传出的一份“中共中央阅评小组”的意见，抬头就让人笑掉大牙。中央机构中从无“阅评小组”一说。显见捅出这份意见的人，是混淆了机构的名称，有心，无心？
中宣部阅评小组是怎么回事？我在国内一家媒体机构工作了10年，对此有一定了解。它大概是90年代，由中宣部聘请一些资深编辑记者成立的，现在也从报刊媒体中借调一些在职者去干活。它的职能就是每天看各种报刊，当然以首都各大报刊为重点，然后就提意见。
意见中有表扬的，也有批评，而批评意见中，有涉及政治的，也有涉及技术领域（即排版、字体、照片等这样的问题）。一旦阅评小组认为遇到问题严重，意见会提交中宣部，然后转发相关媒体机构甚至其主办单位。
就职能而言，这个阅评小组大概相当于一个同行评审组织吧，它既不能处分有关责任人，也不能关、撤任何报刊，就中宣部本身也没有这个职能。
我在国内工作时，经常就会听到传达阅评小组的意见。如果责任记者、编辑不服，可以写个申诉说明转给他们；如果接受，那么一般写个检讨也就了事。我们的部主任，就经常写这样的“文章”。
从媒体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这么个阅评小组罗嗦讨厌。但平心而论，老头子们提出的意见确实也有可取之处，有时候是一线的编辑记者想不到的。而且这些老头子们，也不是想象中铁板一块的老顽固，能让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不容易。
更何况，处理权在媒体或其主办单位自身。顶天的错误，比如国家领导人的报道出了事实问题，在我们这里也不过是扣发责任编辑记者当月奖金而已。
所以，“停刊整顿《冰点》”（请注意，不是封）这个决定，是《中青报》的直接主管——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当然这个决定的依据，可能是阅评小组的意见，但李大同所谓“中宣部非法封《冰点》”之说，不知从何谈起？
二，李大同的不智。
我虽然和李大同本人不认识，却认识他的几个同事。据他们看来，李策划主题、组织稿件的创意能力是很强的，但太喜欢自鸣得意，也听不得不同意见。一哥们说，他把《冰点》当自己的自留地了。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第一就是这次袁伟时的“狼奶”狗屁文章。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已经是个旧的烂文章，2年多里已不仅被同行，也被许多网上业余历史爱好者驳而又驳了。作为栏目主编、策划人和组稿编辑，李大同完全应该了解这些背景。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对这样一个问题，他至少应该同时刊登两方面的看法，如果只是全文刊登袁伟时的文章，自然让人认为这是《中青报》甚至是团中央的倾向性。从这点看，可以看出他的职业素质。
第二就是一个旧闻了。去年《中青报》主编李而亮搞了个内部考核机制，但李大同对其中的一些条文有意见，比如被阅评小组批评要扣考核分，可能《冰点》挨批比较多吧。
但问题就在于，两人还没充分协商，李大同就给海外的一些网站（包括多维网？）写了个上纲上线的檄文，无非又是说封杀新闻自由之类，闹了好一阵笑话，大家可以查一查。
国内的好多媒体机构现在都搞考核机制，至于如何评分都是自己单位的事，一般而言，规章制度就得折腾好多时候。我们机构也搞考核，从2003年搞到2005年，一个考核办法才具雏形，现在也还有争议。可以说，到底怎么做是可以协商的，但像他这么一搞，头目们怎能不窝火？
第三件事情说起来更有意思。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批评了两次《冰点》，李大同又是上纲上线写了个指责檄文发到海外网站上去了，也是说赵勇官僚主义打压新闻自由吧，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我不知道赵勇是否真如此官僚，但说实话即使官僚，也没见过这么提意见的。如果还有人把他与蒋彦永相提并论，我也无话可说。
就国内的现状而言，媒体仍然属于体制内，而且许多问题必须在体制内解决。我个人的体会，国内现在制度还算相当宽松，哪怕是触礁级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关键要看你怎么做。
像李大同这种做法，是不给自己活路了，但偏生他还要霸占着体制内的好处，而且碰不得，一碰不合意的事就要捅到多维、大纪元这样的网站上，那还有好果子吃！
一般情况下，报刊的主办单位对自己的孩子还是保护为主，像《冰点》这次，换别的媒体可能也就写个检讨，但为什么就他倒霉？
三、中宣部？
中宣部常被许多海外网站看做新闻自由的杀手。就我的体会呢，我们搞新闻媒体的更多把它看成一个嘴碎的婆婆，整天唠叨这个唠叨那个，一些要求确有落后时代的地方，有些考虑也匪夷所思。
但要把气氛形容得一片肃杀，却也没有必要。我们部主任说得好，该报就报，大不了写检讨。因为国内的媒体机构，背后也各有主办单位，有些单位还不一定对中宣部俯首帖耳。如果不是犯了天条，检讨、扣奖金就是最厉害的处罚了。
还是说《中青报》的《冰点》吧，去年曾经刊登了一个治疗非典副作用的通版特稿，而中宣部传达的意见是“不炒作、不宣传”，《冰点》可以说是顶风作案了，但最后如何，不也就是批评（批评似乎是来自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
附带说明一下，中宣部当时的解释是非典是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大剂量激素治疗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副作用，但却是当时唯一行得通的疗法，如果集中报道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公众更多的恐慌。[ｃｃｈｅｒｅ.net西西河老土豆]
这个考虑合理吗？可以说有它合理之处，但就新闻报道而言这种要求似乎显得过分。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到它那里就变成了最好什么也别做，那要我们这些搞媒体的干吗？
这样的话题，《冰点》做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此后发生的口角（我前面提过）以及海外一些网站上刊出李大同的公开信，却使团中央对《冰点》和李大同本人产生了反感，这可以说是他被处理的原因之一。
媒体是有导向、需要管理的，这点无论左右派应该都同意，在具体的技术手法上，国内可以说做的比较粗糙，中宣部这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不思进取，手法拙劣，常被大家耻笑。
但就《冰点》事件而言，中宣部应该算是有理、有据、有节。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李大同自己，用一系列行动证明了他和余杰、焦国标没什么区别。
就冰点复刊事一评冰点事件中的李大同
书林樵夫
冰点要复刊了，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对于以为冰点“请命”形象立世，号称“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李大同而言，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大同陆续在网上抛出一篇篇的申告啊、声明呀，频繁接受境外媒体，甚至包括***网站的采访。为了造出声势，更是拿出了藏匿多日的私货，先是什么申告、然后是什么十三作者声明的，摇旗呐喊，制造了好一番“热闹”的景象。
李大同的确把坐在安乐椅上发出尖刺的冷箭，在社会上混出头的一套戏法玩得非常纯熟，也堪称深知如何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的斗口健将，极具迷惑性。但是，若稍微留意一下，他绝不象铁肩担道义的血性男儿那样，接到声援立即诏告天下，朗声相谢天下诸君，也没有象市井草莽那样一古脑兜售。几篇声援形成和声援抛出的时间和顺序，很是讲究。深黯炒作之道的他，自然知道怎样将料用到极致，自然懂得知道在什么时候爆料，爆什么料对自己是最有利的。补充一个细节：几篇境外报道在采访签名当事人时，当事人均称事先并不知情，而是接到电话请他们在声援文章中签名。而同时，李大同在接受访问时亦表现出因为全然不知情，感动得无以复加，颇耐人玩味。
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证明冰点复刊是一个“愚蠢而荒唐的决定”。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自己被免去了冰点的主编。于是乎，他的态度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用尽一切手段阻挠诋毁冰点正常复刊。
可笑的是，一个月之前，他还清楚地表述了他宁愿自己受处罚而不是冰点被停刊的意愿，在申告里还白纸黑字的写出了“可以先将我本人做停职处理”。他一次又一次，不遗余力地，充分巧妙地表现出自己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如果没有后来他的种种言行，或许还是能继续欺骗一些象我这样的善良而热情的人。可惜，当事实触及他自身的利益，真正停职时，理性、风度荡然无存，蛮横漫骂，判若两人，颇让人反感。
同样180度的变化，还出现在李大同对冰点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过程的描述。
免职前，李大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如何给总编辑上课，晓明大义，促使文章的刊登的过程，“文章上大样送总编辑审，总编辑不同意发……这个理由看来说服了总编辑,终于同意删节发表”；免职后，同一件事情却成了“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如果没有我这样的好事之徒，把这些拎出来，他真是凭借三言两语就由“勇于斗争的侠士”轻松改头换面为“一介无辜的平民”了。这种根据市场需求定位的本领，让人好生佩服。
不管再怎样狡猾、怎样厉害，只要是把自己的私利凌驾在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的人，狐狸尾巴终究会漏出来的。因为他口口声称的自由、大众只是被他利用的一种工具或者是手段，而绝不是价值本身。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李大同，真当我们是傻子吗？
虚伪的弱者姿态，真正的话语霸权
——再评冰点事件中的李大同
书林樵夫
李大同先生本是京城著名的报人，平素张扬之至。冰点停刊整顿后，一夜之间似乎就变了个人，好象成了弱者了。
一个制造轰动新闻、塑造公众形象的高手，一个媒体大腕，忽然成了弱者，不禁让人深深起疑。透过冰点停刊事件的重重迷雾，才发现，李大同先生根本不是弱者，而是实实在在的促使冰点事件升温的操盘手。
多年来，依靠中青报这样的知名大报赢得的声誉，是李大同获得境外势力支持的资本。这一点其实稍具思考能力的人就能明白，为什么冰点事件这么能够受到关注？李大同的抗议信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传播？境外媒体和"法乱功"媒体为什么现在对李大同先生的消息如此关注？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仅仅因为李大同先生是一个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报人，而是因为李大同先生的公众身份——中国青年报冰点的主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份，李大同先生才更加具有了被境外媒体和"法乱功"势力利用的价值，冰点事件才在媒体上有了更合适的炒作热点。李大同先生一方面充足地享受了官方媒体给他的公共身份乃至话语权力，一方面又借助这个身份邀宠求名，扩大事件影响。这个算盘，李先生打得精细的很。
“弱者”姿态是李大同博取公众的同情支持的调味料。从李大同先生的“公开信”和“申告书”中，李大同先生摆出了一幅弱者的姿态，仿佛自己对报社对他的处分毫不知情的样子，给读者造成了自己被无端“迫害”、“打压”的感觉，希望借此博取公众对冰点停刊和对李大同先生本人的同情。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作为在媒体从业数十年的李大同先生，应该不会不了解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样观点可疑、导向错误，乃至对整个报纸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文章。李大同作为版面负责编辑应当负有的责任。由于个人强悍的错误决策，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自己免职的结果。所以，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打扮出一幅“弱者”的姿态，很有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味道。
“言论自由”是李大同骗取知识界支持的幌子。宣称为公众争取“言论自由”，是李大同先生寻求大众乃至知识界支持最为有力的武器，但李大同先生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笔者不才，曾经试着将一些有理有据，逐条反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和反对李大同先生立场的文章发到“大计院”等支持李大同先生的网站上，结果呢，这些文章统统被很快地删除。看来，一向宣称“言论自由”的李大同们，自己也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存在，在争取自己发言权的同时，并不怎么尊重别人的发言权，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这些人争取一己私利，争取个人自由的理论工具而已。我想，知识界那些认为李大同先生是在为言论自由而战，对李大同表示同情的理解和支持的人们，对于李大同们自己的这种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也不会赞同。
编造“民意”的高手
——三评李大同
书林樵夫
从“抗议信”到“申告书”，及至最近与卢跃刚先生新作“联合声明”，在整个冰点事件中，李大同先生惯用的伎俩，就是营造一种“强大的民意声援”，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正义”。
恰恰是李大同先生所倚重的“民意”，其实是最经不住推敲的，是李大同先生最自欺欺人的地方。而滥用这种“民意”，更是李大同先生瞒天过海的常备招术。
卑劣之处，大约有三：
NO1：精心编造的“读者广泛支持”
李大同先生经常说，在《冰点》停刊后，有上至八十余岁、下至十几岁的读者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有读者因此退订《中国青年报》，而自己也收到了数百封的支持信件；甚至有“我每天都得到这样的声援。有一个读者给我们仍了一万块钱之后，扭头就跑。他以为我们都没有饭吃了（笑）。”以此表明自己“并不孤独”。
事情真如李大同先生描绘得这般吗？当然不是。
据我所知，《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目前每期在几十万份左右。算上一份报纸传阅数的加权值，读者超过百万。再加上大量的网友在线阅读报纸的电子版，中青报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当不在话下。
在几十万份发行量和数百万读者群中，只有数百封的读者来信来电反对冰点停刊、支持李大同，说明了什么？说明支持李大同的只不过是众多读者中的极少数人，“沧海之一粟”而已。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数据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
而李大同先生却时时以此自夸，称之为“读者的广泛支持”，这无异是欺瞒不知情人士而精心编造的谎言。
对于这样一个编造高手，李大同所称“收到数百封信件和读者来电声援的数字”，又有多少可信度？
NO2：把与自己气味相投的朋友圈的支持当成“学界支持”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不时能够读到知识界、新闻界一些人对李大同先生的声援。但是，仔细研究这些支持李大同先生的学界名人，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几次声援，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老面孔”，刘晓波、浦志强等等，来来回回还就是这些人。
这些学者中，目前或曾经是《冰点》栏目撰稿人的学者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且都是一有风吹草动便主动跳出来同官方唱反调的人。一句话，这是李大同个人的朋友圈。
这些人与其说是在“挺李”，不如说他们是在借此事件分享一种众所周知的政治立场，表达具有某种模式的学术理念。《冰点》事件，不过是给了他们又一次表述这种立场和理论的机会而已。这些学者对于所谓“言论自由”意愿的表达的迫切程度，要远远高于对具体这个事件起因、背景、实情的兴趣。
这些人所代表的，也只是学界少数人的一种声音而已，而这种声音，根本代表不了整个学术界。
李大同先生把与自己气味相投的朋友圈的支持当成学术界的支持，当成“海内外舆论的一致支持”，实在是一种妄自尊大的霸权，一种毫无理由的夸大。自欺欺人之至，用心险恶之至。
而把那些与自己所持理念不同的学者毫无根据地斥为“党棍”，不客观，也不够厚道。
NO3：真正的主流民意，为何视而不见？
对冰点登载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和冰点的停刊整顿，主流民意到底如何？上网看看便能够了解一二。
李大同先生声势浩大地在境外网站上组织声援自己的“网上签名”活动，到今天为止，也不过寥寥四五百人，以至于自己到今天都不好意思把这个数字拿出来示人。反观冰点把那篇著名的“宏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发表后，网络上质疑、斥责之声何止千万。时至今日，部分读者对您被免职的结果表示惋惜的同时，仍然会说，对您在《冰点》上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举动依然深恶痛绝。
这才是主流民意！
可惜的是，从冰点登出那篇文章以来的一个多月间，李大同先生对广泛的批评却没有一个起码的回应。有的只是，面对批评的读者，“我差点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请问李先生，如果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民意”对您不利，您就可以视而不见，反而把少数人的支持作为自己同官方对抗、为邪恶势力卖命的“民意”，那么，作为一个报人，您的操守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您的人品实在让人鄙视。
生气可以理解，说谎就大大不该了
——读大同、跃刚先生联合声明有感
今天上博讯网，看到了大同、跃刚先生对冰点停刊整顿的联合声明。两位先生以“义愤填膺”之语，历数停刊整顿之“罪恶”，春秋之笔法，信誓之旦旦，无非是要引起一些人的同情。
两个老主编被免了职，两个老报人从此赋了闲，生气完全可以理解。但两位的声明却是高调的口誅笔伐中，存有谎话连篇，实让人不敢苟同。
试举一二，也好让各位同仁不致被误诱。
冰点刊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责任在总编辑吗？
两位在声明中说，冰点刊登袁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试图以此说明，李大同在冰点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只有“过程中的责任”，责任在总编辑。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在冰点的出炉过程，跃刚先生可能不尽知道，大同先生总该是了然于胸的。就在1月17日大同先生公开发布的《“我知道报纸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了！”》中，还作了详细的描述。大同先生说：“文章上大样送总编辑审，总编辑不同意发，理由是教科书是国家行为，不能批评。我不同意这个理由。党史不好说，难道晚清史还不能讨论吗？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这个理由看来说服了总编辑，终于同意略作删节发表。”
说来凑巧，大同先生此文刚刚好发在一个月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同一件事情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一个月前，大同先生说的是他将了总编辑一军、逼了总编辑一宫，为的是给自己的“仗义执言”贴贴金。现在两位被免职了，却把发出那篇文章的责任一股脑的推到总编辑头上，为自己开脱。
大同、跃刚两先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连编造谎言都要用上，两位的人品真是令人鄙视了。
冰点停刊整顿之后大同先生的作为是堂堂正正的吗？
两位先生在声明中说：“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举的例子是：“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
不可否认，大同先生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确是“堂堂正正”的行为。这样的申告，本人举双手赞同。
可是，两位难道就可以因为这次“堂堂正正”的申告，忘了那么多不“堂堂正正”的事了吗？
冰点被停刊整顿后，大同先生并没有立即提起申告。他所做的，是遍地发出抗议。
1月26日凌晨，就在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大同先生发出了对冰点停刊整顿的公开抗议，直接指向“知识界、新闻界、法律界”等特定群体。其意图不言而至明，无非是要挑动这些有话语权的人的情绪，对政府形成压力。
让人蹊跷是，不到3个小时，龙应台先生就发出了公开信，极尽声援之能事。
大同先生在北京，龙应台先生在台湾，相隔万里，如果没有事先的策划，如果没有事先的联络，能有这样的默契吗？
此为其一。
其二，据两位的描述，大同先生2月6日向中国青年报社党组提交了申告。可是，过了一天，也就是在7号，我就在明报网站上看到了大同先生对外陈述申告的来龙去脉。于是，众多熟悉的面孔一拥而上，声讨声讨再声讨。大同先生的策划之高、能量之大，在下实在是佩服之至，实在是战栗之至。
可惜这只是故技再次重演。大同先生“按照合法渠道提出申告”的信誓旦旦之言，不过是要赢得“坚持合法斗争”名声，哪有半点“合法斗争”的诚意可言。其醉翁之意在酒还是不在酒，稍具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
大同先生：此等弥天之谎言，还需要我再说吗？
余意未了，还想多说一句。两位先生在声明中说道：“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真心奉劝两位，被免了职生气归生气，但千万“别以为名气儿大就可以胡来”。
那样的话，两位先生必会为天下人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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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大同的所为看《冰点》不糊涂，他自己再在公开信中说，党不能批判，难道政府也不能批判吗？可见，这小子目的很明确。
现在，中国媒体以批判政府为能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挑战政府为民请命的姿态，强化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吸引社会公众眼球，扩大其发行量，大捞金钱。一切为了钱,一旦他们受到批判，就马上说政府压制言论自由，把自己打扮成维权人士，可怜惜惜地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装腔作势地满世界喊冤,也能从台独及美国右派那儿弄到钱。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
中国政府的权威不能质疑，不能削弱，因为它是人民的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
政府就是政府.不能含糊.
从李大同的所为看《冰点》不糊涂，他自己再在公开新中说，党不能批判，难道政府也不能批判吗？可见，这小子目的很明确。
现在，中国媒体以批判政府为能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挑战政府为民请命的姿态，强化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吸引社会公众眼球，扩大其发行量，大捞金钱。一切为了钱,一旦他们受到批判，就马上说政府压制言论自由，把自己打扮成维权人士，可怜惜惜地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装腔作势地满世界喊冤,也能从台独及美国右派那儿弄到钱。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
中国政府的权威不能质疑，不能削弱，因为它是人民的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
政府就是政府.不能含糊.
腥风血雨:维权的又一出闹剧－－高智晟接力绝食
高智晟真的是在为维护广大受害群众的权利而付出努力吗？他只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制造事端，迫使政府满足其不正当的要求，可耻的人做出可耻的事，大家都应该抵制而不是被煽风点火后盲目的跟风，做出有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的事
——读大同、跃刚先生联合声明有感
今天上博讯网，看到了大同、跃刚先生对冰点停刊整顿的联合声明。两位先生以“义愤填膺”之语，历数停刊整顿之“罪恶”，春秋之笔法，信誓之旦旦，无非是要引起一些人的同情。
两个老主编被免了职，两个老报人从此赋了闲，生气完全可以理解。但两位的声明却是高调的口誅笔伐中，存有谎话连篇，实让人不敢苟同。
试举一二，也好让各位同仁不致被误诱。
冰点刊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责任在总编辑吗？
两位在声明中说，冰点刊登袁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试图以此说明，李大同在冰点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只有“过程中的责任”，责任在总编辑。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在冰点的出炉过程，跃刚先生可能不尽知道，大同先生总该是了然于胸的。就在1月17日大同先生公开发布的《“我知道报纸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了！”》中，还作了详细的描述。大同先生说：“文章上大样送总编辑审，总编辑不同意发，理由是教科书是国家行为，不能批评。我不同意这个理由。党史不好说，难道晚清史还不能讨论吗？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这个理由看来说服了总编辑，终于同意略作删节发表。”
说来凑巧，大同先生此文刚刚好发在一个月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同一件事情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一个月前，大同先生说的是他将了总编辑一军、逼了总编辑一宫，为的是给自己的“仗义执言”贴贴金。现在两位被免职了，却把发出那篇文章的责任一股脑的推到总编辑头上，为自己开脱。
大同、跃刚两先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连编造谎言都要用上，两位的人品真是令人鄙视了。
冰点停刊整顿之后大同先生的作为是堂堂正正的吗？
两位先生在声明中说：“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举的例子是：“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
不可否认，大同先生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确是“堂堂正正”的行为。这样的申告，本人举双手赞同。
可是，两位难道就可以因为这次“堂堂正正”的申告，忘了那么多不“堂堂正正”的事了吗？
冰点被停刊整顿后，大同先生并没有立即提起申告。他所做的，是遍地发出抗议。
1月26日凌晨，就在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大同先生发出了对冰点停刊整顿的公开抗议，直接指向“知识界、新闻界、法律界”等特定群体。其意图不言而至明，无非是要挑动这些有话语权的人的情绪，对政府形成压力。
让人蹊跷是，不到3个小时，龙应台先生就发出了公开信，极尽声援之能事。
大同先生在北京，龙应台先生在台湾，相隔万里，如果没有事先的策划，如果没有事先的联络，能有这样的默契吗？
此为其一。
其二，据两位的描述，大同先生2月6日向中国青年报社党组提交了申告。可是，过了一天，也就是在7号，我就在明报网站上看到了大同先生对外陈述申告的来龙去脉。于是，众多熟悉的面孔一拥而上，声讨声讨再声讨。大同先生的策划之高、能量之大，在下实在是佩服之至，实在是战栗之至。
可惜这只是故技再次重演。大同先生“按照合法渠道提出申告”的信誓旦旦之言，不过是要赢得“坚持合法斗争”名声，哪有半点“合法斗争”的诚意可言。其醉翁之意在酒还是不在酒，稍具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
大同先生：此等弥天之谎言，还需要我再说吗？
余意未了，还想多说一句。两位先生在声明中说道：“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真心奉劝两位，被免了职生气归生气，但千万“别以为名气儿大就可以胡来”。
那样的话，两位先生必会为天下人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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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大同的所为看《冰点》不糊涂，他自己再在公开信中说，党不能批判，难道政府也不能批判吗？可见，这小子目的很明确。
现在，中国媒体以批判政府为能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挑战政府为民请命的姿态，强化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吸引社会公众眼球，扩大其发行量，大捞金钱。一切为了钱,一旦他们受到批判，就马上说政府压制言论自由，把自己打扮成维权人士，可怜惜惜地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装腔作势地满世界喊冤,也能从台独及美国右派那儿弄到钱。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
中国政府的权威不能质疑，不能削弱，因为它是人民的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
政府就是政府.不能含糊.
从李大同的所为看《冰点》不糊涂，他自己再在公开新中说，党不能批判，难道政府也不能批判吗？可见，这小子目的很明确。
现在，中国媒体以批判政府为能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挑战政府为民请命的姿态，强化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吸引社会公众眼球，扩大其发行量，大捞金钱。一切为了钱,一旦他们受到批判，就马上说政府压制言论自由，把自己打扮成维权人士，可怜惜惜地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装腔作势地满世界喊冤,也能从台独及美国右派那儿弄到钱。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冤，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凌驾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之上！
中国政府的权威不能质疑，不能削弱，因为它是人民的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
政府就是政府.不能含糊.
腥风血雨:维权的又一出闹剧－－高智晟接力绝食
高智晟真的是在为维护广大受害群众的权利而付出努力吗？他只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制造事端，迫使政府满足其不正当的要求，可耻的人做出可耻的事，大家都应该抵制而不是被煽风点火后盲目的跟风，做出有可能会后悔一辈子的事
唐山是计划单列市全国十几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和青岛、宁波。而且这种城市的市委书记都是省委常委，到宣传部只不过是过渡一下，市委书记是一把手有实权，当省长43岁还年轻点，周强也还只是代省长啊，所以个人人认为这是重用。
走在前面的人总是被无辜的牺牲，不过后来者仍然不绝。
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有一有二有三。
一个是“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某
一个是“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某
现在加上一个“前中青报冰点主编”李某
这里头马某走的比较给面子、没什么动静，于是他凭着“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打着中央态度的幌子搞了不少小动作，一时蒙蔽了不少人。
这些人，因官位成事，根本谈不上“独立”，君不见、离职多年，发个什么声明重要挂着“前主任”“前记者”“前主编”的幌子，离开了这个幌子，他们什么都不是。
有一有二有三。
一个是“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某
一个是“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某
现在加上一个“前中青报冰点主编”李某
这里头马某走的比较给面子、没什么动静，于是他凭着“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打着中央态度的幌子搞了不少小动作，一时蒙蔽了不少人。
这些人，因官位成事，根本谈不上“独立”，君不见、离职多年，发个什么声明重要挂着“前主任”“前记者”“前主编”的幌子，离开了这个幌子，他们什么都不是。
原帖由 hk33 于 2006-11-7 09:02 发表
唐山是计划单列市全国十几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和青岛、宁波。而且这种城市的市委书记都是省委常委，到宣传部只不过是过渡一下，市委书记是一把手有实权，当省长43岁还年轻点，周强也还只是代省长啊，所以个人人认 ...
如果是计划单列城市、副省级的市委书记，当然是重用。地方一把手啊
原帖由 qweer 于 2006-11-7 08:14 发表
非关言论自由：关于《冰点》事件的几个背景
二，李大同的不智。
我虽然和李大同本人不认识，却认识他的几个同事。据他们看来，李策划主题、组织稿件的创意能力是很强的，但太喜欢自鸣得意，也听不得不同意见。一哥们说，他把《冰点》当自己的自留地了。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第一就是这次袁伟时的“狼奶”狗屁文章。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已经是个旧的烂文章，2年多里已不仅被同行，也被许多网上业余历史爱好者驳而又驳了。作为栏目主编、策划人和组稿编辑，李大同完全应该了解这些背景。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对这样一个问题，他至少应该同时刊登两方面的看法，如果只是全文刊登袁伟时的文章，自然让人认为这是《中青报》甚至是团中央的倾向性。从这点看，可以看出他的职业素质
我看这一段才是关键，
一篇已经发表很久的旧文，“毫无争议地”出现在党的报纸上，还不许人家批评。
其实质是冒用党的名义，打着红旗反红旗。
唐山是计划单列市全国十几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和青岛、宁波。而且这种城市的市委书记都是省委常委，到宣传部只不过是过渡一下，市委书记是一把手有实权，当省长43岁还年轻点，周强也还只是代省长啊，所以个人人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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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不一样。
计划单列市是正厅级，只不过因为唐山的一把手兼任了省委常委，所以是副省级，如果没有，就还是正厅。
副省级城市的书记市长不管兼不兼任其他职务都是副省级。
其实区分很方便，看他们没兼省委常委或副省长的二把手-市长-是什么级别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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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不一样。
计划单列市是正厅级，只不过因为唐山的一把手兼任了省委常委，所以是副省级，如果没有，就还是正厅。
副省级城市的书记市长不管兼不兼任其他职务都是副省级。
其实区分很方便，看他们没兼省委常委或副省长的二把手-市长-是什么级别就知道了。
虽然谈不上重用，但也不存在贬官一说。如果是团中央的中管副部，到地方一般都会给正部，比如周强。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都是中管正厅，到地方一般也会给副部。
真正的贬官，海南的姜斯宪才叫贬官呢，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到了海南连常委都没进，只搞个副省长，这就和当年中央从辽宁把省长张国光调虎离山到湖北，然后撤查的办法一样。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都是中管正厅，到地方一般也会给副部。
真正的贬官，海南的姜斯宪才叫贬官呢，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到了海南连常委都没进，只搞个副省长，这就和当年中央从辽宁把省长张国光调虎离山到湖北，然后撤查的办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