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敌后/正面战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27:30
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敌后/正面战场 [Alarm] 于:2006-08-27 13:49:57
一、面对着日军进攻带来的困难局面：[size=1%]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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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ｈｅrｅｅ.com http://www.cchere.net/article/825033
共军有一个“五·一”大扫荡，国军有一个豫湘桂。
共军——“五·一”大扫荡，冀中区全面游击区化，光是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级别的高级干部就牺牲了好几个，伴随着残酷扫荡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搞得太行山上的八路只能吃盐水煮黑豆，还遭到了严重的天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某些县、群众饿死、逃荒造成的人口锐减甚至达到了80%的惊人数字。但是共军没有投降，在同一时间国民党敌后武装成批投敌全面伪化的时候，共军选择了一切可以选择的办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主力地方化、敌后武工队、建设“两面政权”。最终，以惨痛的损失和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在1943年逐渐实现了攻守易势，并在1944年逐渐转入了根据地的全面恢复和局部反攻。
国军——豫湘桂，日军集结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兵力（不过还是比当面国军少得多，河南、十五万打四十万，居然把汤司令撵得把司令部的电台都丢掉了），国军一溃千里、再溃千里。然后呢？战线稳定在日军兵锋止步之处，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夕，国军还是没有反攻。[size=1%]ｃｃheｒ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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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http://www.cchere.net/article/825033
二、面对着日军的削弱和无力化：
共军——只要日军削弱，给了可乘之机，就用一切手段进攻、进攻、再进攻。“五·一”大扫荡后，日军抽调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敌后战场的压力刚一减轻，共军就用各种办法渗透敌占区，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一刻也不停息敌打击日伪军，一点一点地蚕食敌占区；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进攻作战、抽调部队转用到正面战场，共军逮着机会就反攻，兵锋紧跟日军推进的步伐、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日军的附骨之蛆，逼迫日军不得不在兵力紧张的情况下从前线抽调部队、以应对后方“治安”严重恶化的局面。在反攻条件成熟的解放区（比如山东），也开始调动若干个大团、以上万人的规模对日军占据的县城和主要据点开始反攻，打得日军被动应对、甚至有了“部队全灭之觉悟”（驻山东“衣”师团师团长语）。[size=1%]ccｈｅrｅｅ.com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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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豫湘桂会战前，面对着当面日军兵力补给严重不足的有利时机而毫无动作，和日军“和平共处”——汤恩伯、蒋鼎文部正面有一个位于黄河南岸的日军桥头堡，由一个日军步兵大队守备；数年时间，汤、蒋部队非但“卧榻之旁，容他人酣睡”，甚至连个帘子都不拉（无防御准备）。也算现世报，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的日军呼啦一下，就从这个桥头堡冲将过来、打得汤司令落荒而逃……1945年，日军已经陷入极端窘迫局面，居然还能以劣势兵力（这个不需要详细说明了吧？）、劣势装备（湘西会战，日军已经开始用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部队）、劣势补给（还是湘西会战，日军由于后勤补给缺乏，因病减员的数字是战场伤亡数字的几倍……其实，早在长衡会战，由于补给匮乏，日军野战医院已经变成伤病员死亡率高得惊人的修罗场；以至于日军伤员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野战医院——因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还有饭吃、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抢劫，去野战医院就没饭吃、没药用，只有等死一途！），向国军发动主动进攻；而国军，居然就这样把战略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军……
三、面临着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size=1%]ｃｃheｒee.com h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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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p://www.cchere.net/article/825033
共军——用一切办法减轻群众负担、保存民力、拉拢民心。前面说了，1942年以后，陕北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遭遇了极端严酷的经济困难，群众负担沉重、民力面临着透支衰竭的危险。共军采取了一切手段渡过难关——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用一切手段利用敌占区经济、包括“特货”这样见不得光的东西。最后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锻炼了干部和部队，保存了自己的力量、也保存了民力、收拢了民心。
国军——伴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国统区也陷入了经济困境，财政负担沉重。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的做法是：一、继续增加民众的负担、透支民力；二、军政公职人员的规模继续膨胀和扩大。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税负加重，投机横行、贪官污吏借机巧取豪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一、大后方工商业全面萎缩，彻底得罪民族资产阶级；二、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难以负担，社会矛盾尖锐化。还是以最典型的汤恩伯、蒋鼎文为例，在河南经营三年多、也搜刮了三年多，落得个“河南四大害——水旱蝗汤”的名声；1944年豫中会战，非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反而处处被人痛打落水狗，汤恩伯司令部的电台，就是在落荒而逃的时候、被地方土杂武装包围缴械而丢掉的。
[size=1%]ccｈｅrｅｅ.com http://www.cchere.net/article/825033
有比较才有差别，准确把握差别才能分析清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敌后/正面战场 [Alarm] 于:2006-08-27 13: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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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五·一”大扫荡，冀中区全面游击区化，光是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级别的高级干部就牺牲了好几个，伴随着残酷扫荡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搞得太行山上的八路只能吃盐水煮黑豆，还遭到了严重的天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某些县、群众饿死、逃荒造成的人口锐减甚至达到了80%的惊人数字。但是共军没有投降，在同一时间国民党敌后武装成批投敌全面伪化的时候，共军选择了一切可以选择的办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主力地方化、敌后武工队、建设“两面政权”。最终，以惨痛的损失和巨大的牺牲为代价，在1943年逐渐实现了攻守易势，并在1944年逐渐转入了根据地的全面恢复和局部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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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豫湘桂会战前，面对着当面日军兵力补给严重不足的有利时机而毫无动作，和日军“和平共处”——汤恩伯、蒋鼎文部正面有一个位于黄河南岸的日军桥头堡，由一个日军步兵大队守备；数年时间，汤、蒋部队非但“卧榻之旁，容他人酣睡”，甚至连个帘子都不拉（无防御准备）。也算现世报，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的日军呼啦一下，就从这个桥头堡冲将过来、打得汤司令落荒而逃……1945年，日军已经陷入极端窘迫局面，居然还能以劣势兵力（这个不需要详细说明了吧？）、劣势装备（湘西会战，日军已经开始用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部队）、劣势补给（还是湘西会战，日军由于后勤补给缺乏，因病减员的数字是战场伤亡数字的几倍……其实，早在长衡会战，由于补给匮乏，日军野战医院已经变成伤病员死亡率高得惊人的修罗场；以至于日军伤员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野战医院——因为跟随作战部队行动还有饭吃、实在不行了还可以抢劫，去野战医院就没饭吃、没药用，只有等死一途！），向国军发动主动进攻；而国军，居然就这样把战略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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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伴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国统区也陷入了经济困境，财政负担沉重。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的做法是：一、继续增加民众的负担、透支民力；二、军政公职人员的规模继续膨胀和扩大。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税负加重，投机横行、贪官污吏借机巧取豪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一、大后方工商业全面萎缩，彻底得罪民族资产阶级；二、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难以负担，社会矛盾尖锐化。还是以最典型的汤恩伯、蒋鼎文为例，在河南经营三年多、也搜刮了三年多，落得个“河南四大害——水旱蝗汤”的名声；1944年豫中会战，非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反而处处被人痛打落水狗，汤恩伯司令部的电台，就是在落荒而逃的时候、被地方土杂武装包围缴械而丢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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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伴随着战争的持久化，国统区也陷入了经济困境，财政负担沉重。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的做法是：一、继续增加民众的负担、透支民力；二、军政公职人员的规模继续膨胀和扩大。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税负加重，投机横行、贪官污吏借机巧取豪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一、大后方工商业全面萎缩，彻底得罪民族资产阶级；二、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难以负担，社会矛盾尖锐化。还是以最典型的汤恩伯、蒋鼎文为例，在河南经营三年多、也搜刮了三年多，落得个“河南四大害——水旱蝗汤”的名声；1944年豫中会战，非但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反而处处被人痛打落水狗，汤恩伯司令部的电台，就是在落荒而逃的时候、被地方土杂武装包围缴械而丢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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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战场的压力刚一减轻，共军就用各种办法渗透敌占区，从小到大、积少成多，一刻也不停息敌打击日伪军，一点一点地蚕食敌占区；到了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进攻作战、抽调部队转用到正面战场，共军逮着机会就反攻，兵锋紧跟日军推进的步伐、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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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是一刻也不停息的打击伪军，对日军嘛，不敢玩真的。左权的内部检讨就说八路军的很多部队一面对戴着钢盔的部队就不敢交锋。
投敌的问题主要原因一为国民党内部没有统一，杂牌太多。二来共军游击部队生存能力比国军强。
另外河南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桥头堡，而是战车师团。要共军碰到战车跑得更快。
至于战争末期共军敢进攻国军不进攻，那是因为鬼子的工事很强，中国火力太弱（远征军才具备这个能力），共军也不敢攻击主要县城，日本投降时攻击很多大城市几乎无一成功，唯一攻克的张家口还是苏军的帮忙。鬼子的工事连美军都头疼，要不是补给被切断，美军的伤亡率还不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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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是一刻也不停息的打击伪军，对日军嘛，不敢玩真的。左权的内部检讨就说八路军的很多部队一面对戴着钢盔的部队就不敢交锋。
投敌的问题主要原因一为国民党内部没有统一，杂牌太多。二来共军游击部队生存能力比国军强。
另外河南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桥头堡，而是战车师团。要共军碰到战车跑得更快。
至于战争末期共军敢进攻国军不进攻，那是因为鬼子的工事很强，中国火力太弱（远征军才具备这个能力），共军也不敢攻击主要县城，日本投降时攻击很多大城市几乎无一成功，唯一攻克的张家口还是苏军的帮忙。鬼子的工事连美军都头疼，要不是补给被切断，美军的伤亡率还不知道多少。
共军也不敢攻击主要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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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攻条件成熟的解放区（比如山东），也开始调动若干个大团、以上万人的规模对日军占据的县城和主要据点开始反攻，打得日军被动应对、甚至有了“部队全灭之觉悟”（驻山东“衣”师团师团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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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攻条件成熟的解放区（比如山东），也开始调动若干个大团、以上万人的规模对日军占据的县城和主要据点开始反攻，打得日军被动应对、甚至有了“部队全灭之觉悟”（驻山东“衣”师团师团长语）。
至于战争末期共军敢进攻国军不进攻，那是因为鬼子的工事很强，中国火力太弱（远征军才具备这个能力），共军也不敢攻击主要县城，日本投降时攻击很多大城市几乎无一成功，唯一攻克的张家口还是苏军的帮忙。鬼子的工事连美军都头疼，要不是补给被切断，美军的伤亡率还不知道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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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定要真打，有优势的话，围起来再说，国军就是傻，共军的围点打援经典战术是学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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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一定要真打，有优势的话，围起来再说，国军就是傻，共军的围点打援经典战术是学不会的
要共军碰到战车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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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实在打不过坦克，会先躲起来，再袭击日军步兵和后勤人员。
国军打不过坦克，逃上百公里都可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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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实在打不过坦克，会先躲起来，再袭击日军步兵和后勤人员。
国军打不过坦克，逃上百公里都可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另外河南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桥头堡，而是战车师团。要共军碰到战车跑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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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师团，更大的作用是为国军开脱责任的吧。国军疏于防范才是惨败的真正原因，在国军看来，战车师团来了，逃跑都合理化了。早知道多造两个战车师就可以击败中国，日本大本营是不是后悔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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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师团，更大的作用是为国军开脱责任的吧。国军疏于防范才是惨败的真正原因，在国军看来，战车师团来了，逃跑都合理化了。早知道多造两个战车师就可以击败中国，日本大本营是不是后悔死了呢？
国军——豫湘桂，日军集结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面战场上最大规模的进攻兵力（不过还是比当面国军少得多，河南、十五万打四十万，居然把汤司令撵得把司令部的电台都丢掉了），国军一溃千里、再溃千里。然后呢？战线稳定在日军兵锋止步之处，一直到日本投降前夕，国军还是没有反攻。ｃｃheｒ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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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追击战？
桂柳追击战？
赣江追击战？
黑金刚作战计划？
没听说过吧
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想当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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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追击战？
桂柳追击战？
赣江追击战？
黑金刚作战计划？
没听说过吧
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想当然，:D
许多国遗喜欢吹嘘“桂柳追击战”，认为不止是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局部反攻，国军也是进行了局部反攻的。
桂柳追击战的真相是什么呢？
1944年，国军一溃千里后，又一直和日军在“对峙”，不敢在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收复失地。
1945年初，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认为美军占领冲绳后将在上海、山东登陆，于是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
此时日军在中国有四大集团，即驻守武汉和湘桂的第6方面军、广州的23军、华东的13军、华北方面军。
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为防范美军在山东半岛空降专门成立了43军），在原地不动。
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在原地不动。
华东为反美军登陆重点（关东军第6军司令部都已经调到杭州），为此决定第6方面军全面放弃湘桂占领区（还一度准备放弃武汉），把最精锐的3、13、27、34、40师团移师华东与13军会合，准备与美国的登陆大军进行决战。
1945年4月18日，第6方面军将广西的3、13、34师团和在广州的27师团调往上海的命令，同时第6方面军在广州的40师团、在韶关的131师团则被调往南京。另外在宝庆（邵阳）的47师团调往济南，补充给华北方面军。
这样，日军逐渐从湘桂全线撤退。
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出击的国军，也迅速尾随退却的日军，在日军主力撤出后，大模大样去“收复”南宁、柳州、桂林……这就是国军后来一直吹嘘的“桂柳追击战” 。
桂柳追击战的真相是什么呢？
1944年，国军一溃千里后，又一直和日军在“对峙”，不敢在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收复失地。
1945年初，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认为美军占领冲绳后将在上海、山东登陆，于是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
此时日军在中国有四大集团，即驻守武汉和湘桂的第6方面军、广州的23军、华东的13军、华北方面军。
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为防范美军在山东半岛空降专门成立了43军），在原地不动。
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在原地不动。
华东为反美军登陆重点（关东军第6军司令部都已经调到杭州），为此决定第6方面军全面放弃湘桂占领区（还一度准备放弃武汉），把最精锐的3、13、27、34、40师团移师华东与13军会合，准备与美国的登陆大军进行决战。
1945年4月18日，第6方面军将广西的3、13、34师团和在广州的27师团调往上海的命令，同时第6方面军在广州的40师团、在韶关的131师团则被调往南京。另外在宝庆（邵阳）的47师团调往济南，补充给华北方面军。
这样，日军逐渐从湘桂全线撤退。
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出击的国军，也迅速尾随退却的日军，在日军主力撤出后，大模大样去“收复”南宁、柳州、桂林……这就是国军后来一直吹嘘的“桂柳追击战” 。
那些追击战，杜鲁门都没听说过吧
“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过去。”
杜鲁门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想当然？:P
“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过去。”
杜鲁门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想当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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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stbayi 于 2008-3-15 15:07 发表
共军也不敢攻击主要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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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攻条件成熟的解放区（比如山东），也开始调动若干个大团、以上万人的规模对日军占据的县城和主要据点开始反攻，打得日军被动应对、甚至有了“部队全灭之觉 ...
山东地区由于在日军诸多部队南下，故兵力空虚，其主力“衣"兵团{第59师团)更是战力薄弱，多次被八路军击破
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回忆：“……从昭和十七年(1942)起，他们(指八路军)开始对民众进行彻底的教育。最初，我们一个中队就可以担任警备，渐渐变得危险起来。连我们使用的苦力也开始倒向八路军，当我们要展开讨伐时，出发前夜情报便传出去，使八路军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八路军的进攻也变得激烈起来。有时夜袭可以把我们一个中队全部歼灭。第59师团每一个警备的大队以前都可以独立作战，但是，进入1944年之后，即使这样的大队，在抵挡八路军夜袭方面，也变得困难起来。”
与萨苏齐名的马甲，写的著名的那篇《抵抗者》，涉及“追击战”的那些历史。
1944年12月4日，日军开始从独山撤退。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44年5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1050万，征兵实额46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粮补给。最先进入独山的13师团104联队，翻遍全城也没抢到粮食和食盐、只找到了几麻袋白糖，气得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哇哇叫，无奈之下，104联队只好喝了三天的糖开水。于是，当其他日军联队陆续到达独山时，面对满城大火，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立即前进，或者立刻撤退。
想前进，有困难。
一方面，前方的都匀城已经被烧毁，再往前走也找不到粮食；另一方面，国军13军和29军在马场坪一线布置了防御，29军的阵地距离独山不到三十公里，日军即便能够冲过这些防线，估计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于是只好撤退。
1944年12月6日，日军全部撤离独山。12月8日，国军第29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县城，宣布“收复独山”。
这以后，日军一路向广西方向撤退，国军则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虽然没打什么仗，却可以够陆续收复失地、接连宣告“大捷”，真是得意极了。
可是，12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突然在荔波县城停下来、不走了。这让跟进的国军将士们感到很棘手：打吧，怕惹来其他日军部队；不打吧，又被鬼子挡住了“反攻”的道路。他们只好守在县城外面观望，心里十分纳闷：这伙日本兵到底在这儿磨蹭什么？
日军第34联队是在等待本师团的第6联队。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44年5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1050万，征兵实额46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粮补给。最先进入独山的13师团104联队，翻遍全城也没抢到粮食和食盐、只找到了几麻袋白糖，气得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哇哇叫，无奈之下，104联队只好喝了三天的糖开水。于是，当其他日军联队陆续到达独山时，面对满城大火，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立即前进，或者立刻撤退。
想前进，有困难。
一方面，前方的都匀城已经被烧毁，再往前走也找不到粮食；另一方面，国军13军和29军在马场坪一线布置了防御，29军的阵地距离独山不到三十公里，日军即便能够冲过这些防线，估计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于是只好撤退。
1944年12月6日，日军全部撤离独山。12月8日，国军第29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县城，宣布“收复独山”。
这以后，日军一路向广西方向撤退，国军则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虽然没打什么仗，却可以够陆续收复失地、接连宣告“大捷”，真是得意极了。
可是，12月10日，日军第3师团第34联队突然在荔波县城停下来、不走了。这让跟进的国军将士们感到很棘手：打吧，怕惹来其他日军部队；不打吧，又被鬼子挡住了“反攻”的道路。他们只好守在县城外面观望，心里十分纳闷：这伙日本兵到底在这儿磨蹭什么？
日军第34联队是在等待本师团的第6联队。
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是唯一没能进入独山的部队。他们在山里转晕了，一直没有找到去独山的道路。但这帮家伙闷着头往前走，结果却跑到了都匀附近的茅草坪，算一算，超过独山约五十公里，居然成为了抗战期间突进中国内地最深的整建制的日军部队。
12月5日，得知日军主力撤出独山，已接近都匀城的松山良政大佐急忙带领第6联队沿原路后撤——这意味着，这伙鬼子兵又要在水族的村寨之间再走一趟，而这一趟，就不象先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6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3师团第6联队终于和第34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45年2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13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做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12月5日，得知日军主力撤出独山，已接近都匀城的松山良政大佐急忙带领第6联队沿原路后撤——这意味着，这伙鬼子兵又要在水族的村寨之间再走一趟，而这一趟，就不象先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6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3师团第6联队终于和第34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45年2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13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做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6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3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6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才开始着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6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才开始着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
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
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
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
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
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
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 座。11月22日，南宁失
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
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
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
”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
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
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
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
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
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
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
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
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
“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
，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
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93军和97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
是可以的。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
93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93军
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
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
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
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
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
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
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
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
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
一边跑还一边收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
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
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
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
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
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
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
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
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
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
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
的那位，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
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
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
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
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
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
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
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
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
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
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 座。11月22日，南宁失
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
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
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
”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
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
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
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
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
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
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
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
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
“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
，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
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93军和97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
是可以的。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
93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93军
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
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
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
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
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
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
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
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
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
一边跑还一边收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
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
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
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
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
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
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
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
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
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
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
的那位，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
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
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
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
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
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
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７１页吹嘘桂柳追击战：“一举进展七百余里，收复失地五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桂柳追击战“歼灭性打击”了桂柳一带日军？
这些追击战就别吹嘘了。
１９４５年５月，日军在广州地区的第四十、二十七、一三一师团北调转用于华中、华北，第四十、二十七师团从南雄出发，纵贯全江西，８月中旬到达南昌。
国民党第三、九、七战区竟无任何设防，致使２万余日军长驱６００余公里而逃窜。
桂柳追击战“歼灭性打击”了桂柳一带日军？
这些追击战就别吹嘘了。
１９４５年５月，日军在广州地区的第四十、二十七、一三一师团北调转用于华中、华北，第四十、二十七师团从南雄出发，纵贯全江西，８月中旬到达南昌。
国民党第三、九、七战区竟无任何设防，致使２万余日军长驱６００余公里而逃窜。
原帖由 冰天飞叶 于 2008-3-15 19:30 发表
滇缅追击战？
桂柳追击战？
赣江追击战？
黑金刚作战计划？
没听说过吧
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想当然，
你不提,咱还不把当年他们做的龌龊事给翻出来呢.:(
40年到42年，国军在局部有过几个胜利。
但是这些胜利是在日军处于什么情况下取得的？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
日军第11军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
第11军记载，此期间的供应记录是“零”。
日军在中国仅有的“攻击军”尚且如此，其余各日军部队情况可想而知。
而之前的1939、1940年，第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11军还有弹药3300吨，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
显然，这是日军在此期间屡次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些胜利是在日军处于什么情况下取得的？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
日军第11军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
第11军记载，此期间的供应记录是“零”。
日军在中国仅有的“攻击军”尚且如此，其余各日军部队情况可想而知。
而之前的1939、1940年，第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11军还有弹药3300吨，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
显然，这是日军在此期间屡次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