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我的城市的悲哀－聚焦广州治安博弈（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3:25:35
《小康》对中国37个大中城市的治安状况进行读者和网民调查评选中，广州被列在了治安最差的10大城市之首。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采写/《小康》记者 陈建芬
“福莫大于无祸！平安就是福！”这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对“平安”所下的“定义”。
“因为‘孙志刚事件’，广州警察对记者的印象一直不好，但我对广州警察的印象一直很好，他们工作非常辛苦，非常认真，非常执著”，刘丽娟——《南方都市报》跑了3年的政法条口的记者，说到广州警察时很动情。
然而广州的治安问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出一茬……
“广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而是中国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这样认为。
那么， 广州为什么没有能够“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上篇：治安篇
广州治安，人心惶惶？
8月1日中午，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无论是这个城市的归人，还是过客，都有一个惊人一致的动作，将本该背在身后的背包，反背在了身前。可即便如此，还未走出机场，就有女士惊呼：“我大背包里的一个小包不见了！”
南国八月，草木怒长。车窗外的花城，干净迷人，只是“空港快线”的服务小姐不断提醒乘客，不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要把行李拿在手上，“小心被偷”。
“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没有不能吃的”，人们这样调侃广州“过分”的美食主义。好粥靓汤，广州的汤汤水水总是滋润而慰贴的享受。可是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内，几乎所有的食客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都是一只手拿筷子吃饭，另一只手将包紧紧地揽在怀中。
盛夏，靓女(广州方言)们戴上精致的耳环、项链，才更显出施施然长裙迤地的风情，又或者简洁的短裙下玉腿的修长。但耳环、项链这些贵重的饰物，在广州的街头极少见到。她们因亲戚、朋友耳环被抢、耳朵鲜血淋漓而生的恐惧，已经大于了对美的渴盼……
广州火车站北面就是中国近代史中记录的“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三元里村。村子附近有多家大型皮具、服装商城，各个商城的保安一律拿着一根带“钩刺”的钢棍——“这里‘飞车党’比较多，拿这样的棍子，一方面可以吓唬那些想抢劫的人，另一方面，万一发案时，也方便制止”。保安的勤力，历史的交错，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在全国37个大中城市中，“选出您认为治安最不好的10个城市”——这是《小康》与新浪网的联合调查， 11635人参加，3155人选了广州，37个城市中，得票最多。
一位网友留言：广州是公司里最早允许乘飞机出差的地方，原因就是有多次同事在火车站被抢，还有一名女同事被抢项链，从此再未去广州。以我的经验，由于外地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走路要注意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尤其要注意摩托车引擎的声音，挤公交车时的扒窃近乎于抢劫，万一倒霉也不要反抗……
“现在城市里的铁门是越来越多，大门一般用两重，如果是有钱人，他们家是四处都用金属封起来，整个家就像是一个大的笼子，光大门上的那个锁就得几千块，甚至上万元。人们走在大街上，也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小偷呀，违法分子好像随时都准备着下手，成天警惕着过日子……” 广州市民黄先生仿照《大腕》台词，幽了这个城市的治安状况一默。
出租车司机老吴，河南人，2003年夏天到广州，开出租车三年。“去年，流年不利，被抢了两回，其中一回遇到的还是持刀的歹徒”，老吴的背上被砍了4刀，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又休息10多天，才能继续开车。这是老吴的个人的际遇，他告诉《小康》，“每天开着车在广州市内的街道上行驶，真的已经记不清多少回看到‘飞车抢劫’案的发生”。
对于广州治安问题，如果上面的一切都只是个人的感性认识，那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何艳玲向《小康》叙述的切身体会，则带着更多的理性和客观——
“我是1990年代初到广州的，那个时候广州经济正热，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可能当时政府更多的把精力用于了发展经济，社会治安不是很好。仅仅我自己钱包先后4次被盗。”2001年左右，因为政府将问题提上日程，社会治安开始好转，但2003年‘孙治刚事件’之后，收容制度改成了救助制度，社会环境忽然宽松，而警察也有了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治安状况又出现反弹，犯罪分子更是由暗偷改为明抢。“身边4、5个熟人都被抢了，其中我妈妈在火车站被抢走了耳环，而我先生的同事，则因抢劫时反抗，被歹徒捅死”。广州治安状况是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从2005年底到今年初广州公安改进、创新了一些工作方法，同时，加大了打击力度，治安又开始好转。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朱中原向《小康》介绍，2005年广州审理“两抢”案件2000件，占到刑事案件的50%。广州现阶段治安的主要问题是街面的“两抢一盗”问题，街面犯罪占了所有犯罪的70%以上。这种在街道上的明抢犯罪，确实很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
事实上，尽管广州的治安看上去是一个曲线变化的动态过程，但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上看，广州的治安问题又是一个不断严重的过程。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机关中率先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在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工作整整20年的工作人员透露： 110由18年前的日均接警只有10多宗，已经发展到现在日均接警1.2万宗。
割韭菜式的治安博弈
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钟健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广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现在，我们是把社会治安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的。广州市委常委经常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广州的社会治安治理问题”。
重视落实，主要是人、财、物的投入。广州公安系统连续6年增加编制，而近3年每年增加的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同时扩大了群防群治力量，由市两级财政每年出资1.56亿元，聘用了6500名治安员，配合公安进行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此外，还在两年的时间内新购置了警车670辆——小北路等路段40分钟内，就有3辆巡逻车驶过。
同时，广州也一直在寻找治安治理方式方法上的创新。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案发后，英国当局通过地铁里的治安视频监视系统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广州以此为鉴，2006年3月10日，“广州市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工作会议”上，广州信息办透露广州将在两年内打造一个覆盖全市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完成25万个“电子眼”的建设和改建。事实上，在广州，监控设施已经深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从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到党政机关、金融、供水、供电、通讯等重点要害部位，电子视频监控和防盗报警等“电子眼”已经无处不在。
6天之后，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便衣侦查支队。广州市公安局便衣侦查支队副队长赵洪涛向《小康》介绍，广州成立便衣支队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公安走到暗处，让犯罪分子走到了明处。打击现行犯罪，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增强群众的安全感”。目前，广州市便衣侦查支队共有503人，到年底，队伍将有700人。而各个区分局以及派出所也在完善“便衣”队伍的建设。香港警匪片中常见的便衣侦探遍布了广州的街巷，尤其在“双抢”案件的高发地带。便衣支队成立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4287人，破获刑事案件2624件，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5、6两个月，“双抢”案件的发案率由原来的每天200多起，降到了100多起。
4月4日，“广州市维稳及综治委召开的第一季度治安形势分析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生命安全的作案人员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
而早在2004年，广州就设置了6700人的出租屋管理员。因为广州8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外来流动人员所为，而作案的流动人员绝大多数落脚在出租屋内。为此，平均每100～120套出租屋设置了一个出租屋管理员，并创造了“旅业式”、“围院式”、“散居分片式”、“小区物业式”等管理模式。这些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及时掌握房屋出租和承租人的情况，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2004年8月开始，对于在广州高发的“两抢”案件的作案工具摩托车，广州开展了 “断腿”行动——无牌、无证的摩托车全面予以收缴。
广州市的普通居民，尽管因为长期不乐观的治安环境，日常生活还常常带着惊恐，但他们总体认为，广州的治安形势从2005年底到今年还是一直在不断好转中。而广州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是：2006年上半年，广州刑事立案同比下降8.2%，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两抢”案件同比下降了22.5%。而2006年上半年日均报警同比下降16%，5月、6月报警数更是同比下降50%。广州火车站是广州治安的晴雨表，2006年上半年刑事案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甚至连续4、5天出现了零发案。
“‘十一五’期间，广州的治安治理目标就是降低发案率，同时提高百姓的安全感。2006年确保刑事案件稳中有降，‘两抢’案件两位数下降，确保人民安全感增强，对治安工作满意度增强”。钟健平秘书长严正地叙说广州治安工作接下来的目标。
但是，赵洪涛感叹：便衣侦察支队成立4个多月，但是现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比支队刚成立的时候了。原因何在？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就像是“道”和“魔”，一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警察改变了工作方式，犯罪嫌疑人也会相应地改变、调整作案方法、方式。便衣侦察支队的前身是2002年成立的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主要是以便衣的形式打击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现在犯罪分子在公车上作案减少了，而把目标转移到了路面，所以便衣支队调整了工作方式。但便衣支队也只是阶段性的，也许以后还需要调整工作形式。
作为广州公安局研究室智囊之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认为，对社会治安问题采取“战役”式的治理，难免会使犯罪行为、犯罪分子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
熟悉广州治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公安的‘断腿’行动开展后，现在一些犯罪分子已经放弃用摩托车作为作案工具，而改用面包车抢劫，一个面包车价格也不过在3～4万元，便宜的二手的甚至1～2万元也能买到，而且整个作案的过程更加隐蔽——将人从马路上拉到车内，拉到偏僻的郊外实施抢劫，然后把被抢的人丢在郊外再扬长而去”。
除犯罪分子作案方式的革新改进外，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还有新问题不断出现。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近年来外籍人士也正不断涌入。广州越秀区甚至有了“天秀”和“国龙”两幢“外籍”写字楼——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官方的统计数据是，广州有外籍人士1万人，但是“小北路一条街都不止拉出1万个外籍人士”，“三步一个非洲人，五步一个中东人”的说法绝不夸张。
小北路上值勤的派出所民警坦言，外国人在中国同样也有违法犯罪行为——贩卖毒品,走私枪支,但是对于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对他们的拘捕要层层上报,直到公安部。而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要遣送回国，还得给他们买国际机票,甚至还要派人跟着去他所在国籍的户口所在地。成本和费用都很高。外籍人士所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如何治理,亟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小康》对中国37个大中城市的治安状况进行读者和网民调查评选中，广州被列在了治安最差的10大城市之首。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采写/《小康》记者 陈建芬
“福莫大于无祸！平安就是福！”这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对“平安”所下的“定义”。
“因为‘孙志刚事件’，广州警察对记者的印象一直不好，但我对广州警察的印象一直很好，他们工作非常辛苦，非常认真，非常执著”，刘丽娟——《南方都市报》跑了3年的政法条口的记者，说到广州警察时很动情。
然而广州的治安问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出一茬……
“广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而是中国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这样认为。
那么， 广州为什么没有能够“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上篇：治安篇
广州治安，人心惶惶？
8月1日中午，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无论是这个城市的归人，还是过客，都有一个惊人一致的动作，将本该背在身后的背包，反背在了身前。可即便如此，还未走出机场，就有女士惊呼：“我大背包里的一个小包不见了！”
南国八月，草木怒长。车窗外的花城，干净迷人，只是“空港快线”的服务小姐不断提醒乘客，不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要把行李拿在手上，“小心被偷”。
“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没有不能吃的”，人们这样调侃广州“过分”的美食主义。好粥靓汤，广州的汤汤水水总是滋润而慰贴的享受。可是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内，几乎所有的食客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都是一只手拿筷子吃饭，另一只手将包紧紧地揽在怀中。
盛夏，靓女(广州方言)们戴上精致的耳环、项链，才更显出施施然长裙迤地的风情，又或者简洁的短裙下玉腿的修长。但耳环、项链这些贵重的饰物，在广州的街头极少见到。她们因亲戚、朋友耳环被抢、耳朵鲜血淋漓而生的恐惧，已经大于了对美的渴盼……
广州火车站北面就是中国近代史中记录的“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三元里村。村子附近有多家大型皮具、服装商城，各个商城的保安一律拿着一根带“钩刺”的钢棍——“这里‘飞车党’比较多，拿这样的棍子，一方面可以吓唬那些想抢劫的人，另一方面，万一发案时，也方便制止”。保安的勤力，历史的交错，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在全国37个大中城市中，“选出您认为治安最不好的10个城市”——这是《小康》与新浪网的联合调查， 11635人参加，3155人选了广州，37个城市中，得票最多。
一位网友留言：广州是公司里最早允许乘飞机出差的地方，原因就是有多次同事在火车站被抢，还有一名女同事被抢项链，从此再未去广州。以我的经验，由于外地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走路要注意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尤其要注意摩托车引擎的声音，挤公交车时的扒窃近乎于抢劫，万一倒霉也不要反抗……
“现在城市里的铁门是越来越多，大门一般用两重，如果是有钱人，他们家是四处都用金属封起来，整个家就像是一个大的笼子，光大门上的那个锁就得几千块，甚至上万元。人们走在大街上，也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小偷呀，违法分子好像随时都准备着下手，成天警惕着过日子……” 广州市民黄先生仿照《大腕》台词，幽了这个城市的治安状况一默。
出租车司机老吴，河南人，2003年夏天到广州，开出租车三年。“去年，流年不利，被抢了两回，其中一回遇到的还是持刀的歹徒”，老吴的背上被砍了4刀，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又休息10多天，才能继续开车。这是老吴的个人的际遇，他告诉《小康》，“每天开着车在广州市内的街道上行驶，真的已经记不清多少回看到‘飞车抢劫’案的发生”。
对于广州治安问题，如果上面的一切都只是个人的感性认识，那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何艳玲向《小康》叙述的切身体会，则带着更多的理性和客观——
“我是1990年代初到广州的，那个时候广州经济正热，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可能当时政府更多的把精力用于了发展经济，社会治安不是很好。仅仅我自己钱包先后4次被盗。”2001年左右，因为政府将问题提上日程，社会治安开始好转，但2003年‘孙治刚事件’之后，收容制度改成了救助制度，社会环境忽然宽松，而警察也有了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治安状况又出现反弹，犯罪分子更是由暗偷改为明抢。“身边4、5个熟人都被抢了，其中我妈妈在火车站被抢走了耳环，而我先生的同事，则因抢劫时反抗，被歹徒捅死”。广州治安状况是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从2005年底到今年初广州公安改进、创新了一些工作方法，同时，加大了打击力度，治安又开始好转。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朱中原向《小康》介绍，2005年广州审理“两抢”案件2000件，占到刑事案件的50%。广州现阶段治安的主要问题是街面的“两抢一盗”问题，街面犯罪占了所有犯罪的70%以上。这种在街道上的明抢犯罪，确实很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
事实上，尽管广州的治安看上去是一个曲线变化的动态过程，但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上看，广州的治安问题又是一个不断严重的过程。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机关中率先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在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工作整整20年的工作人员透露： 110由18年前的日均接警只有10多宗，已经发展到现在日均接警1.2万宗。
割韭菜式的治安博弈
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钟健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广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现在，我们是把社会治安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的。广州市委常委经常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广州的社会治安治理问题”。
重视落实，主要是人、财、物的投入。广州公安系统连续6年增加编制，而近3年每年增加的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同时扩大了群防群治力量，由市两级财政每年出资1.56亿元，聘用了6500名治安员，配合公安进行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此外，还在两年的时间内新购置了警车670辆——小北路等路段40分钟内，就有3辆巡逻车驶过。
同时，广州也一直在寻找治安治理方式方法上的创新。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案发后，英国当局通过地铁里的治安视频监视系统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广州以此为鉴，2006年3月10日，“广州市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工作会议”上，广州信息办透露广州将在两年内打造一个覆盖全市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完成25万个“电子眼”的建设和改建。事实上，在广州，监控设施已经深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从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到党政机关、金融、供水、供电、通讯等重点要害部位，电子视频监控和防盗报警等“电子眼”已经无处不在。
6天之后，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便衣侦查支队。广州市公安局便衣侦查支队副队长赵洪涛向《小康》介绍，广州成立便衣支队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公安走到暗处，让犯罪分子走到了明处。打击现行犯罪，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增强群众的安全感”。目前，广州市便衣侦查支队共有503人，到年底，队伍将有700人。而各个区分局以及派出所也在完善“便衣”队伍的建设。香港警匪片中常见的便衣侦探遍布了广州的街巷，尤其在“双抢”案件的高发地带。便衣支队成立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4287人，破获刑事案件2624件，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5、6两个月，“双抢”案件的发案率由原来的每天200多起，降到了100多起。
4月4日，“广州市维稳及综治委召开的第一季度治安形势分析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生命安全的作案人员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
而早在2004年，广州就设置了6700人的出租屋管理员。因为广州8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外来流动人员所为，而作案的流动人员绝大多数落脚在出租屋内。为此，平均每100～120套出租屋设置了一个出租屋管理员，并创造了“旅业式”、“围院式”、“散居分片式”、“小区物业式”等管理模式。这些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及时掌握房屋出租和承租人的情况，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2004年8月开始，对于在广州高发的“两抢”案件的作案工具摩托车，广州开展了 “断腿”行动——无牌、无证的摩托车全面予以收缴。
广州市的普通居民，尽管因为长期不乐观的治安环境，日常生活还常常带着惊恐，但他们总体认为，广州的治安形势从2005年底到今年还是一直在不断好转中。而广州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是：2006年上半年，广州刑事立案同比下降8.2%，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两抢”案件同比下降了22.5%。而2006年上半年日均报警同比下降16%，5月、6月报警数更是同比下降50%。广州火车站是广州治安的晴雨表，2006年上半年刑事案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甚至连续4、5天出现了零发案。
“‘十一五’期间，广州的治安治理目标就是降低发案率，同时提高百姓的安全感。2006年确保刑事案件稳中有降，‘两抢’案件两位数下降，确保人民安全感增强，对治安工作满意度增强”。钟健平秘书长严正地叙说广州治安工作接下来的目标。
但是，赵洪涛感叹：便衣侦察支队成立4个多月，但是现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比支队刚成立的时候了。原因何在？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就像是“道”和“魔”，一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警察改变了工作方式，犯罪嫌疑人也会相应地改变、调整作案方法、方式。便衣侦察支队的前身是2002年成立的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主要是以便衣的形式打击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现在犯罪分子在公车上作案减少了，而把目标转移到了路面，所以便衣支队调整了工作方式。但便衣支队也只是阶段性的，也许以后还需要调整工作形式。
作为广州公安局研究室智囊之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认为，对社会治安问题采取“战役”式的治理，难免会使犯罪行为、犯罪分子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
熟悉广州治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公安的‘断腿’行动开展后，现在一些犯罪分子已经放弃用摩托车作为作案工具，而改用面包车抢劫，一个面包车价格也不过在3～4万元，便宜的二手的甚至1～2万元也能买到，而且整个作案的过程更加隐蔽——将人从马路上拉到车内，拉到偏僻的郊外实施抢劫，然后把被抢的人丢在郊外再扬长而去”。
除犯罪分子作案方式的革新改进外，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还有新问题不断出现。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近年来外籍人士也正不断涌入。广州越秀区甚至有了“天秀”和“国龙”两幢“外籍”写字楼——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官方的统计数据是，广州有外籍人士1万人，但是“小北路一条街都不止拉出1万个外籍人士”，“三步一个非洲人，五步一个中东人”的说法绝不夸张。
小北路上值勤的派出所民警坦言，外国人在中国同样也有违法犯罪行为——贩卖毒品,走私枪支,但是对于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对他们的拘捕要层层上报,直到公安部。而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要遣送回国，还得给他们买国际机票,甚至还要派人跟着去他所在国籍的户口所在地。成本和费用都很高。外籍人士所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如何治理,亟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采写/《小康》记者 陈建芬
“福莫大于无祸！平安就是福！”这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对“平安”所下的“定义”。
“因为‘孙志刚事件’，广州警察对记者的印象一直不好，但我对广州警察的印象一直很好，他们工作非常辛苦，非常认真，非常执著”，刘丽娟——《南方都市报》跑了3年的政法条口的记者，说到广州警察时很动情。
然而广州的治安问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出一茬……
“广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而是中国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这样认为。
那么， 广州为什么没有能够“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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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治安，人心惶惶？
8月1日中午，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无论是这个城市的归人，还是过客，都有一个惊人一致的动作，将本该背在身后的背包，反背在了身前。可即便如此，还未走出机场，就有女士惊呼：“我大背包里的一个小包不见了！”
南国八月，草木怒长。车窗外的花城，干净迷人，只是“空港快线”的服务小姐不断提醒乘客，不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要把行李拿在手上，“小心被偷”。
“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没有不能吃的”，人们这样调侃广州“过分”的美食主义。好粥靓汤，广州的汤汤水水总是滋润而慰贴的享受。可是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内，几乎所有的食客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都是一只手拿筷子吃饭，另一只手将包紧紧地揽在怀中。
盛夏，靓女(广州方言)们戴上精致的耳环、项链，才更显出施施然长裙迤地的风情，又或者简洁的短裙下玉腿的修长。但耳环、项链这些贵重的饰物，在广州的街头极少见到。她们因亲戚、朋友耳环被抢、耳朵鲜血淋漓而生的恐惧，已经大于了对美的渴盼……
广州火车站北面就是中国近代史中记录的“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三元里村。村子附近有多家大型皮具、服装商城，各个商城的保安一律拿着一根带“钩刺”的钢棍——“这里‘飞车党’比较多，拿这样的棍子，一方面可以吓唬那些想抢劫的人，另一方面，万一发案时，也方便制止”。保安的勤力，历史的交错，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在全国37个大中城市中，“选出您认为治安最不好的10个城市”——这是《小康》与新浪网的联合调查， 11635人参加，3155人选了广州，37个城市中，得票最多。
一位网友留言：广州是公司里最早允许乘飞机出差的地方，原因就是有多次同事在火车站被抢，还有一名女同事被抢项链，从此再未去广州。以我的经验，由于外地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走路要注意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尤其要注意摩托车引擎的声音，挤公交车时的扒窃近乎于抢劫，万一倒霉也不要反抗……
“现在城市里的铁门是越来越多，大门一般用两重，如果是有钱人，他们家是四处都用金属封起来，整个家就像是一个大的笼子，光大门上的那个锁就得几千块，甚至上万元。人们走在大街上，也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小偷呀，违法分子好像随时都准备着下手，成天警惕着过日子……” 广州市民黄先生仿照《大腕》台词，幽了这个城市的治安状况一默。
出租车司机老吴，河南人，2003年夏天到广州，开出租车三年。“去年，流年不利，被抢了两回，其中一回遇到的还是持刀的歹徒”，老吴的背上被砍了4刀，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又休息10多天，才能继续开车。这是老吴的个人的际遇，他告诉《小康》，“每天开着车在广州市内的街道上行驶，真的已经记不清多少回看到‘飞车抢劫’案的发生”。
对于广州治安问题，如果上面的一切都只是个人的感性认识，那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何艳玲向《小康》叙述的切身体会，则带着更多的理性和客观——
“我是1990年代初到广州的，那个时候广州经济正热，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可能当时政府更多的把精力用于了发展经济，社会治安不是很好。仅仅我自己钱包先后4次被盗。”2001年左右，因为政府将问题提上日程，社会治安开始好转，但2003年‘孙治刚事件’之后，收容制度改成了救助制度，社会环境忽然宽松，而警察也有了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治安状况又出现反弹，犯罪分子更是由暗偷改为明抢。“身边4、5个熟人都被抢了，其中我妈妈在火车站被抢走了耳环，而我先生的同事，则因抢劫时反抗，被歹徒捅死”。广州治安状况是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从2005年底到今年初广州公安改进、创新了一些工作方法，同时，加大了打击力度，治安又开始好转。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朱中原向《小康》介绍，2005年广州审理“两抢”案件2000件，占到刑事案件的50%。广州现阶段治安的主要问题是街面的“两抢一盗”问题，街面犯罪占了所有犯罪的70%以上。这种在街道上的明抢犯罪，确实很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
事实上，尽管广州的治安看上去是一个曲线变化的动态过程，但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上看，广州的治安问题又是一个不断严重的过程。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机关中率先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在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工作整整20年的工作人员透露： 110由18年前的日均接警只有10多宗，已经发展到现在日均接警1.2万宗。
割韭菜式的治安博弈
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钟健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广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现在，我们是把社会治安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的。广州市委常委经常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广州的社会治安治理问题”。
重视落实，主要是人、财、物的投入。广州公安系统连续6年增加编制，而近3年每年增加的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同时扩大了群防群治力量，由市两级财政每年出资1.56亿元，聘用了6500名治安员，配合公安进行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此外，还在两年的时间内新购置了警车670辆——小北路等路段40分钟内，就有3辆巡逻车驶过。
同时，广州也一直在寻找治安治理方式方法上的创新。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案发后，英国当局通过地铁里的治安视频监视系统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广州以此为鉴，2006年3月10日，“广州市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工作会议”上，广州信息办透露广州将在两年内打造一个覆盖全市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完成25万个“电子眼”的建设和改建。事实上，在广州，监控设施已经深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从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到党政机关、金融、供水、供电、通讯等重点要害部位，电子视频监控和防盗报警等“电子眼”已经无处不在。
6天之后，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便衣侦查支队。广州市公安局便衣侦查支队副队长赵洪涛向《小康》介绍，广州成立便衣支队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公安走到暗处，让犯罪分子走到了明处。打击现行犯罪，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增强群众的安全感”。目前，广州市便衣侦查支队共有503人，到年底，队伍将有700人。而各个区分局以及派出所也在完善“便衣”队伍的建设。香港警匪片中常见的便衣侦探遍布了广州的街巷，尤其在“双抢”案件的高发地带。便衣支队成立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4287人，破获刑事案件2624件，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5、6两个月，“双抢”案件的发案率由原来的每天200多起，降到了100多起。
4月4日，“广州市维稳及综治委召开的第一季度治安形势分析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生命安全的作案人员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
而早在2004年，广州就设置了6700人的出租屋管理员。因为广州8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外来流动人员所为，而作案的流动人员绝大多数落脚在出租屋内。为此，平均每100～120套出租屋设置了一个出租屋管理员，并创造了“旅业式”、“围院式”、“散居分片式”、“小区物业式”等管理模式。这些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及时掌握房屋出租和承租人的情况，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2004年8月开始，对于在广州高发的“两抢”案件的作案工具摩托车，广州开展了 “断腿”行动——无牌、无证的摩托车全面予以收缴。
广州市的普通居民，尽管因为长期不乐观的治安环境，日常生活还常常带着惊恐，但他们总体认为，广州的治安形势从2005年底到今年还是一直在不断好转中。而广州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是：2006年上半年，广州刑事立案同比下降8.2%，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两抢”案件同比下降了22.5%。而2006年上半年日均报警同比下降16%，5月、6月报警数更是同比下降50%。广州火车站是广州治安的晴雨表，2006年上半年刑事案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甚至连续4、5天出现了零发案。
“‘十一五’期间，广州的治安治理目标就是降低发案率，同时提高百姓的安全感。2006年确保刑事案件稳中有降，‘两抢’案件两位数下降，确保人民安全感增强，对治安工作满意度增强”。钟健平秘书长严正地叙说广州治安工作接下来的目标。
但是，赵洪涛感叹：便衣侦察支队成立4个多月，但是现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比支队刚成立的时候了。原因何在？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就像是“道”和“魔”，一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警察改变了工作方式，犯罪嫌疑人也会相应地改变、调整作案方法、方式。便衣侦察支队的前身是2002年成立的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主要是以便衣的形式打击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现在犯罪分子在公车上作案减少了，而把目标转移到了路面，所以便衣支队调整了工作方式。但便衣支队也只是阶段性的，也许以后还需要调整工作形式。
作为广州公安局研究室智囊之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认为，对社会治安问题采取“战役”式的治理，难免会使犯罪行为、犯罪分子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
熟悉广州治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公安的‘断腿’行动开展后，现在一些犯罪分子已经放弃用摩托车作为作案工具，而改用面包车抢劫，一个面包车价格也不过在3～4万元，便宜的二手的甚至1～2万元也能买到，而且整个作案的过程更加隐蔽——将人从马路上拉到车内，拉到偏僻的郊外实施抢劫，然后把被抢的人丢在郊外再扬长而去”。
除犯罪分子作案方式的革新改进外，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还有新问题不断出现。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近年来外籍人士也正不断涌入。广州越秀区甚至有了“天秀”和“国龙”两幢“外籍”写字楼——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官方的统计数据是，广州有外籍人士1万人，但是“小北路一条街都不止拉出1万个外籍人士”，“三步一个非洲人，五步一个中东人”的说法绝不夸张。
小北路上值勤的派出所民警坦言，外国人在中国同样也有违法犯罪行为——贩卖毒品,走私枪支,但是对于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对他们的拘捕要层层上报,直到公安部。而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要遣送回国，还得给他们买国际机票,甚至还要派人跟着去他所在国籍的户口所在地。成本和费用都很高。外籍人士所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如何治理,亟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小康》对中国37个大中城市的治安状况进行读者和网民调查评选中，广州被列在了治安最差的10大城市之首。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采写/《小康》记者 陈建芬
“福莫大于无祸！平安就是福！”这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对“平安”所下的“定义”。
“因为‘孙志刚事件’，广州警察对记者的印象一直不好，但我对广州警察的印象一直很好，他们工作非常辛苦，非常认真，非常执著”，刘丽娟——《南方都市报》跑了3年的政法条口的记者，说到广州警察时很动情。
然而广州的治安问题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出一茬……
“广州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而是中国许多矛盾问题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这样认为。
那么， 广州为什么没有能够“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广州的治安为何评价不高呢？
上篇：治安篇
广州治安，人心惶惶？
8月1日中午，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无论是这个城市的归人，还是过客，都有一个惊人一致的动作，将本该背在身后的背包，反背在了身前。可即便如此，还未走出机场，就有女士惊呼：“我大背包里的一个小包不见了！”
南国八月，草木怒长。车窗外的花城，干净迷人，只是“空港快线”的服务小姐不断提醒乘客，不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要把行李拿在手上，“小心被偷”。
“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没有不能吃的”，人们这样调侃广州“过分”的美食主义。好粥靓汤，广州的汤汤水水总是滋润而慰贴的享受。可是大大小小的餐饮店内，几乎所有的食客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都是一只手拿筷子吃饭，另一只手将包紧紧地揽在怀中。
盛夏，靓女(广州方言)们戴上精致的耳环、项链，才更显出施施然长裙迤地的风情，又或者简洁的短裙下玉腿的修长。但耳环、项链这些贵重的饰物，在广州的街头极少见到。她们因亲戚、朋友耳环被抢、耳朵鲜血淋漓而生的恐惧，已经大于了对美的渴盼……
广州火车站北面就是中国近代史中记录的“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三元里村。村子附近有多家大型皮具、服装商城，各个商城的保安一律拿着一根带“钩刺”的钢棍——“这里‘飞车党’比较多，拿这样的棍子，一方面可以吓唬那些想抢劫的人，另一方面，万一发案时，也方便制止”。保安的勤力，历史的交错，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在全国37个大中城市中，“选出您认为治安最不好的10个城市”——这是《小康》与新浪网的联合调查， 11635人参加，3155人选了广州，37个城市中，得票最多。
一位网友留言：广州是公司里最早允许乘飞机出差的地方，原因就是有多次同事在火车站被抢，还有一名女同事被抢项链，从此再未去广州。以我的经验，由于外地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走路要注意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尤其要注意摩托车引擎的声音，挤公交车时的扒窃近乎于抢劫，万一倒霉也不要反抗……
“现在城市里的铁门是越来越多，大门一般用两重，如果是有钱人，他们家是四处都用金属封起来，整个家就像是一个大的笼子，光大门上的那个锁就得几千块，甚至上万元。人们走在大街上，也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小偷呀，违法分子好像随时都准备着下手，成天警惕着过日子……” 广州市民黄先生仿照《大腕》台词，幽了这个城市的治安状况一默。
出租车司机老吴，河南人，2003年夏天到广州，开出租车三年。“去年，流年不利，被抢了两回，其中一回遇到的还是持刀的歹徒”，老吴的背上被砍了4刀，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又休息10多天，才能继续开车。这是老吴的个人的际遇，他告诉《小康》，“每天开着车在广州市内的街道上行驶，真的已经记不清多少回看到‘飞车抢劫’案的发生”。
对于广州治安问题，如果上面的一切都只是个人的感性认识，那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何艳玲向《小康》叙述的切身体会，则带着更多的理性和客观——
“我是1990年代初到广州的，那个时候广州经济正热，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可能当时政府更多的把精力用于了发展经济，社会治安不是很好。仅仅我自己钱包先后4次被盗。”2001年左右，因为政府将问题提上日程，社会治安开始好转，但2003年‘孙治刚事件’之后，收容制度改成了救助制度，社会环境忽然宽松，而警察也有了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治安状况又出现反弹，犯罪分子更是由暗偷改为明抢。“身边4、5个熟人都被抢了，其中我妈妈在火车站被抢走了耳环，而我先生的同事，则因抢劫时反抗，被歹徒捅死”。广州治安状况是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从2005年底到今年初广州公安改进、创新了一些工作方法，同时，加大了打击力度，治安又开始好转。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朱中原向《小康》介绍，2005年广州审理“两抢”案件2000件，占到刑事案件的50%。广州现阶段治安的主要问题是街面的“两抢一盗”问题，街面犯罪占了所有犯罪的70%以上。这种在街道上的明抢犯罪，确实很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
事实上，尽管广州的治安看上去是一个曲线变化的动态过程，但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上看，广州的治安问题又是一个不断严重的过程。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在全国公安机关中率先开通了110报警服务电话。在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工作整整20年的工作人员透露： 110由18年前的日均接警只有10多宗，已经发展到现在日均接警1.2万宗。
割韭菜式的治安博弈
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钟健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广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现在，我们是把社会治安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的。广州市委常委经常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讨论广州的社会治安治理问题”。
重视落实，主要是人、财、物的投入。广州公安系统连续6年增加编制，而近3年每年增加的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同时扩大了群防群治力量，由市两级财政每年出资1.56亿元，聘用了6500名治安员，配合公安进行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此外，还在两年的时间内新购置了警车670辆——小北路等路段40分钟内，就有3辆巡逻车驶过。
同时，广州也一直在寻找治安治理方式方法上的创新。
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案发后，英国当局通过地铁里的治安视频监视系统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广州以此为鉴，2006年3月10日，“广州市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工作会议”上，广州信息办透露广州将在两年内打造一个覆盖全市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完成25万个“电子眼”的建设和改建。事实上，在广州，监控设施已经深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从机场、车站、码头、地铁、公园、广场、城市街道等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到党政机关、金融、供水、供电、通讯等重点要害部位，电子视频监控和防盗报警等“电子眼”已经无处不在。
6天之后，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便衣侦查支队。广州市公安局便衣侦查支队副队长赵洪涛向《小康》介绍，广州成立便衣支队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公安走到暗处，让犯罪分子走到了明处。打击现行犯罪，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增强群众的安全感”。目前，广州市便衣侦查支队共有503人，到年底，队伍将有700人。而各个区分局以及派出所也在完善“便衣”队伍的建设。香港警匪片中常见的便衣侦探遍布了广州的街巷，尤其在“双抢”案件的高发地带。便衣支队成立仅仅4个多月的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4287人，破获刑事案件2624件，为群众即时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5、6两个月，“双抢”案件的发案率由原来的每天200多起，降到了100多起。
4月4日，“广州市维稳及综治委召开的第一季度治安形势分析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广州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生命安全的作案人员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
而早在2004年，广州就设置了6700人的出租屋管理员。因为广州8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外来流动人员所为，而作案的流动人员绝大多数落脚在出租屋内。为此，平均每100～120套出租屋设置了一个出租屋管理员，并创造了“旅业式”、“围院式”、“散居分片式”、“小区物业式”等管理模式。这些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及时掌握房屋出租和承租人的情况，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2004年8月开始，对于在广州高发的“两抢”案件的作案工具摩托车，广州开展了 “断腿”行动——无牌、无证的摩托车全面予以收缴。
广州市的普通居民，尽管因为长期不乐观的治安环境，日常生活还常常带着惊恐，但他们总体认为，广州的治安形势从2005年底到今年还是一直在不断好转中。而广州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是：2006年上半年，广州刑事立案同比下降8.2%，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两抢”案件同比下降了22.5%。而2006年上半年日均报警同比下降16%，5月、6月报警数更是同比下降50%。广州火车站是广州治安的晴雨表，2006年上半年刑事案件与200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甚至连续4、5天出现了零发案。
“‘十一五’期间，广州的治安治理目标就是降低发案率，同时提高百姓的安全感。2006年确保刑事案件稳中有降，‘两抢’案件两位数下降，确保人民安全感增强，对治安工作满意度增强”。钟健平秘书长严正地叙说广州治安工作接下来的目标。
但是，赵洪涛感叹：便衣侦察支队成立4个多月，但是现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比支队刚成立的时候了。原因何在？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就像是“道”和“魔”，一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警察改变了工作方式，犯罪嫌疑人也会相应地改变、调整作案方法、方式。便衣侦察支队的前身是2002年成立的广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主要是以便衣的形式打击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现在犯罪分子在公车上作案减少了，而把目标转移到了路面，所以便衣支队调整了工作方式。但便衣支队也只是阶段性的，也许以后还需要调整工作形式。
作为广州公安局研究室智囊之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为教授认为，对社会治安问题采取“战役”式的治理，难免会使犯罪行为、犯罪分子像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
熟悉广州治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公安的‘断腿’行动开展后，现在一些犯罪分子已经放弃用摩托车作为作案工具，而改用面包车抢劫，一个面包车价格也不过在3～4万元，便宜的二手的甚至1～2万元也能买到，而且整个作案的过程更加隐蔽——将人从马路上拉到车内，拉到偏僻的郊外实施抢劫，然后把被抢的人丢在郊外再扬长而去”。
除犯罪分子作案方式的革新改进外，广州的社会治安问题，还有新问题不断出现。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近年来外籍人士也正不断涌入。广州越秀区甚至有了“天秀”和“国龙”两幢“外籍”写字楼——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官方的统计数据是，广州有外籍人士1万人，但是“小北路一条街都不止拉出1万个外籍人士”，“三步一个非洲人，五步一个中东人”的说法绝不夸张。
小北路上值勤的派出所民警坦言，外国人在中国同样也有违法犯罪行为——贩卖毒品,走私枪支,但是对于外国人的治安管理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对他们的拘捕要层层上报,直到公安部。而对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要遣送回国，还得给他们买国际机票,甚至还要派人跟着去他所在国籍的户口所在地。成本和费用都很高。外籍人士所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如何治理,亟待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治安就是“治安问题”
尽管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赵洪涛不讳言工作仍有很多困难——警力不足。便衣侦察支队前身公交分局，170多人，但要管7000多辆公交车，400多公里高速，还有100多公里的内环道路。那时警力就不足。现在便衣支队虽然有503人了，但管辖的范围也更广了。原来是公交车运行期间工作，现在是24小时工作，管所有路面。
体制、制度设计有缺陷。中国有严格的立案制度，完成一个立案有时需要3～4个小时，同时因为市民对警察的期望值很高，而事实上破案率达不到那么高，一些人就不报案了。有时候就是抓到偷窃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没有失主报案，就不能形成立案，只能眼睁睁地将犯罪嫌疑人放了。
新手经验不足。部分警力是从原市公安局机关科室抽调而来的，缺少办案经验。新进的警力，虽然都有本科学历，但就是研究生学历，不能办案，还是白搭。
装备滞后。虽然警察带着枪，虽然特定条件下，广州鼓励和允许开枪，但他认为枪从根本上来讲，还只是起一种震慑作用。在市区人群密集的地方，不适宜开枪。而中国的非杀伤性武器——警棍、射流器等从研发到配备，一直不足。尽管新配备了20辆民用车，但是对于503个警力而言，还是太少。
财力不足。新成立便衣支队的时候，设想很好——设立发廊、洗衣店。建化妆间，找化妆师。染发，戴耳环。装胡子，戴假发……甚至扮演各种社会底层的角色。但是迫于财力有限，很多设想都不能实施……
事实上，赵洪涛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案，而是广州公安，乃至中国公安的普遍问题。
广州的治安状况与10多年前相比，无论是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和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新增数，还是出入境人员、外来流动人口的总量，都出现了极大幅度的增长，而相比之下公安机关警力的增加速度远远滞后。
广州三元里派出所共有民警54人，面对的却是4平方公里的辖区地盘，及20多万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平均每个民警要面对3700多人！而与广州相去不远的香港的现有人口将近700万，可警力却达3万多人，平均每个民警面对不到300人。
王大为介绍，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警察与人口的平均比率是万分之三十五，而我国是万分之十二。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广州警察与人口的平均比率却更是低到只有万分之二点五。
据《小康》了解，广州一线的警察，一工作就是15、1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外国的警察有轮休、年休，中国规定警察最长的年假可以达到14天，最少也可以有5天。尽管公安部这些年来一直强调休假的问题，但是广州的一些警察还是反映，已经10多年没有休假了。而警察长期的劳累，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绩效。
不少旅客在广州火车站被偷、被抢、被骗之后，因急于赶火车，不报案或者报案后来不及录口供就走。这给警察取证、打击犯罪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不少违法犯罪分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长期在火车站为非作歹。同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就是报了案，也不相信能找回原物，这也给了小偷和抢劫者可乘之机，导致公安机关对“大偷”、“大劫”打击力度大，“小偷”、“小劫”反而层出不穷的怪现象。
所以，张桂芳表示，广州完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的目的就在于，“由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往往对犯罪嫌疑人抓了放、放了抓。有完善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有完整的犯罪录像资料，即使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也可判定嫌疑人有罪”。
射击训练是警察职业技能中最基础的一项。但是广州一个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向记者透露，他已经整整三年没有练习过射击了。“16年前在警校的时候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广州规定警察一年有15天的培训时间，不过到基层，因为警力不足，还是压缩成一个星期了。
在广州，即使是做同样性质的工作，警察的收入也是有很大的差距。市局的科员工资只有3000元左右，开发区的工资则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番禺也在8000～9000元之间。但是广州火车站的300名警察，他们大都也是广州人，工资却只有1500元左右，加上各种补贴，也才2000元多一些，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的编制，而只是铁路职工的编制，但履行着与其它警察一样的职责。“广州火车站的警察，是全中国最辛苦的警察。但是我的工资很低，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我儿子，问他一共吃过几回汉堡包。”
王大为教授通过三年对广州治安状况以及公安工作的调研，分析广州具体的治安工作需要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要有预防犯罪的机制；要加强对百姓的安全教育；基层警察的素质要提高，要加强职业培训；治安工作要增加投入。
显然，广州治安问题的本质，也可以说治安工作的问题。
下篇：社会篇
火车站那些失意的青年
据统计，广州共有千万人口，其中700万户籍人口，300万外来人口。不过王大为认为广州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可能要达到1：1——广州作为珠三角经济区的中心，即使去往深圳、珠海各地的人，也是先到广州，甚至在广州停留一段时间。
流动的人口肯定与流动人口中转的场所火车站有着天生密切的关系。广州火车站目前日均到发客流量在7万至8万人次，春运、黄金周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也有人因种种原因滞留在了广场上。
台风“派比安”影响了整个广东地区。8月4日中午，狂风暴雨中，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滞留的一部分人躲进了去往售票大厅的过道，过道的空气一时充满了汗酸味。过道里人数最多的就是那些大量衣衫不洁的“失意”青年。
神情还算轻松的山西工运学院大专毕业的小胡对《小康》说，“2005年6月毕业，在山西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今年春节过后到广州，想在广州找份工作，一直找不到。只好在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地方玩了半年，现在父母再不肯给我寄钱了，只好回家”。
重庆蓝平的小江，沉默异常，“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上不起……在广州做电焊工……有一点点喜欢广州……但是钱太少，工作太苦……”他费力地表达了半天。
17岁的小夏，河南人，“交学费，上了一所技校，可是技校啥都没教，就把全班20多个人带到广州来了，到一个包装厂上班。工资说是在800到1300元之间，但是老板还要扣去我们食宿的费用，拿到手的，每个月只有700元。不加班，每天正常工作时间是11、12个小时，没有双休。20多个同学都走的差不多了……”他也要离开广州，去投奔在天津打工的姐姐。
8月4日夜23点多，雨停。广州火车站那些将要离开或者已经到达的人，因为住不起旅馆，随意地睡在了广场。有一个人在广场昏黄的灯光下捡拾起别人丢弃的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瘦小的体型，远看像是16、17岁的少年，但走近，脸上因生活阅历留下的苍桑痕迹，看上去又像是年过30的中青年。
交流后，《小康》记者知道他叫黄斌良，实际年龄20岁，广东省罗定市罗成镇人。两年前的这个夏天，他从珠海市一中高中部2003班毕业，同时拿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交不起学费，他没有去上海交通大学报到，而是去了福建三明。当年哥哥也是考取了大学，也没有上，哥哥在福建三明谋生。
第一年他在一个鱼丸店做学徒工，一年一共拿了4000元工资。2005年夏天，他到了一家西饼店，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每个月的工资是510元，如果不迟到不早退可以多拿30元的全勤奖。
珠海的高中同学，要他回广东做同样的事情，工资可以拿到1000元。8月3日晚10点，他坐火车到达广州站，想从广州转车珠海，可是一个小时后，他惟一的一个绿色的行李包被人抢了，里面有一张身份证，350元现金，以及一套衣服和一张 100多元存款的邮政储蓄卡。
他判断抢他的人，还会回来在火车站附近继续偷抢，就在火车站守着。次日零点的时候，有人和他搭讪，“小兄弟，看你好像落难了，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要讲义气，你跟我回去吧”。搭讪的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出租屋。一直睡到午后2点起。搭讪的人开始教他怎么抢劫。
黄跟着他坐127路公交车到了平沙。他让那个人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远远地看到“平沙综治队”的牌子，冲了进去，向警察报案，警察抓到那个搭讪的人，同时给了他两块钱，让他去广州市求助站。
广州救助站，说可以给他买回程的票，但只能是去罗定市罗成镇的票。但事实上，黄的父母早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多年，“流民”到了中山，罗定没有亲人了。他要求去中山或者珠海，救助站不同意。他只好从救助站走出，再次来到火车站……他想让警察给他办张银行的卡，让珠海的同学帮忙给他打一些钱，还去珠海……不知道能不能够……
无论是广州公安部门还是研究者，一直反复强调的一组数据是：1979年，广州常住人口在全市抓获作案成员中占比96%，到现在刚好反过来，外来人口犯罪嫌疑人占了87%。李中原分析，治安刑事犯罪分子中，18～25岁的年轻人占了50%。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性格冲动，且有暴力的天性。
那些失意的青年，他们选择了来到广州，种种原因又选择了离开广州。如果一念之间，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又或者一些偶然的外力，让他们留在广州，一切又会怎样？
无法即刻消失的城中村
2003年3月，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派出所民警抓住，直至后来出了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2006年8月5日，《小康》记者来到孙志刚当年住的那个典型的广州的城中村——黄村，村子本村人口4000多人，而外来人口则有16000多人。
“他从没见过比这儿更肮脏或者说更破败的地方。街道非常狭窄，一片泥泞；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污浊的气味……一些黑洞洞的过道和院落从街上分岔而去，露出几处挤在一起的破房子，喝得烂醉的男男女女完全是在污泥中打滚。” 进黄村时，记者想起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克拉肯韦尔的描述——那里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之一。黄村和克拉肯韦尔似乎有相似，却也有区别。
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房子是可以这样盖的：楼与楼之间几乎是靠在了一起——“一线天”、“握手楼”。住宅既有二、三层陈旧的砖混结构，也有簇新的，装修豪华的五、六层框架结构，还有大量的房子正在建设。惟一的相似之处是从村口的那幢楼一直到村尾的那幢楼，每一幢楼从底楼到顶楼，所有的窗户都安上了不锈钢防盗窗。北京的地下室只有一层，而在这里，只要是住在四楼以下，就和地下室没有什么区别，一天24小时几乎见不到阳光，只能看到对面的墙。
一幢接着一幢密密排开的房子之间是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电线，有的甚至已经老化。按村镇宅基地 “一、二、四法”， “大路”4米， “中路”2米，“小路”1米，而村里很多地方的道路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走进巷子，就如同进入了迷宫，转半天要么又转回原地，要么走进死胡同。台风碧利斯带来的雨水，把村里的路浸泡得一片泥泞——城中村的竖向标高一般达不到城市防洪标准，致使暴雨时“水浸”频繁。蓄积的污水，浸着生活垃圾，散发出一阵一阵恶心的腐臭。
黄村派出所在进村的路口竖起了“为了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勿跟陌生女子进入出租屋”的告示。走向村子小巷的深处，某段不到30米的巷子竟有10多家发廊密密地挨着。晚饭时间，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发廊里，8、9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围在一起吃饭。其它各家发廊也都有“波大裙短”的女子以各种撩人的姿势或坐或卧。巷头巷尾各是一家不见营业执照的诊所，广告牌上写着“早孕测试，人流，兼治各种男、妇科疾病”，相当完整的色情产业链。
靠房租过日子的“二世祖”，这一堆、那一堆的稀里哗啦地“搓麻”，而闲来无事的老汉，正在门口的水桶里对捕鼠夹夹住的老鼠实施囚溺的死刑。
黄伟雄，1981生，黄村3组的村民，他见证了黄村从一个典型的南粤村庄变迁成记者所见的城中村的历程——1990年前，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自己)，住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家里有5亩多地，地里大多数长的都是水稻。1990年后，政府开始征收一些土地，父母不再种地，而是改种蔬菜。村里开始有了几百号的外来人口。1994年父母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两层楼，原来的一层楼出租。1995年、1996年征地征得更厉害，基本上没什么地了，父母开始做起了买菜卖菜的小生意。外地人也来得更多了一些。1995年父母又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三层楼，原来的平房和二层小楼都出租。2000年的时候，父母盖了占地100平方米的四层小楼。2000年到2002年，当兵。当兵回来，原来的村委会已经变成了发展公司。姐姐出嫁，哥哥和父母分家。村里的外来人口已经逾万。2003年底，他成为了村发展公司100多人的保安队中的一员。每个月1600元工资。年底村里分红，他可以拿到4000元，而父母每人则可以拿到10000元。2005年一家人又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五层小楼。平房，二层、三层、四层的楼房，以及五层楼房的下四层都租给了外来人口。房价视套房面积大小、装修好坏价格在200元到500元间不等。
黄伟雄介绍，现在，租房子的人去不去黄村街道办暂住证都是很自由的事。因为不办也没有什么惩戒。对于那些想租房的外来人，村里人一般只是登记一下他们的身份证，然后问一问是不是有正经“营业”，差不多就租了。
据《小康》调查，广州共有130多个像黄村这样的城中村。在广州市内，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居住村落：入口是一座传统样式牌坊，上书“××村”。聚落分布面积从几千平方米到数十公顷；农宅数量从十几栋到上千栋不等；居住人口少的只有数百人，如荔湾区小桥村，多的数万人，如天河区石牌村、冼村。共居住广州近300万的人口，其中200多万都是外来人口，而广州每年80%的刑事案件都发生在出租屋。
住在城中村出租屋中的人，90%以上是小白领和农民工。对于农民工而言，城中村的存在，降低了他们进入广州这个大都市的成本。小白领基本上是大学毕业生。城中村是他们住进商品楼之前原始积累阶段的缓冲之地。
中山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研究员蓝宇蕴在其城中村研究专著《都市里的村庄》中指出，城中村的经济体系基本上都是非正式经济体系。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是能够满足流动人口方便快捷的生活需求。同时还解决了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比如石牌村有1200多家小店铺，平均每个小店铺解决四五个人就业的话，就可以解决4000多人就业。广州130多个城中村，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
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说，城中村的改造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将按照改造广州老城区的模式进行，但不会有时间表。
尽管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赵洪涛不讳言工作仍有很多困难——警力不足。便衣侦察支队前身公交分局，170多人，但要管7000多辆公交车，400多公里高速，还有100多公里的内环道路。那时警力就不足。现在便衣支队虽然有503人了，但管辖的范围也更广了。原来是公交车运行期间工作，现在是24小时工作，管所有路面。
体制、制度设计有缺陷。中国有严格的立案制度，完成一个立案有时需要3～4个小时，同时因为市民对警察的期望值很高，而事实上破案率达不到那么高，一些人就不报案了。有时候就是抓到偷窃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没有失主报案，就不能形成立案，只能眼睁睁地将犯罪嫌疑人放了。
新手经验不足。部分警力是从原市公安局机关科室抽调而来的，缺少办案经验。新进的警力，虽然都有本科学历，但就是研究生学历，不能办案，还是白搭。
装备滞后。虽然警察带着枪，虽然特定条件下，广州鼓励和允许开枪，但他认为枪从根本上来讲，还只是起一种震慑作用。在市区人群密集的地方，不适宜开枪。而中国的非杀伤性武器——警棍、射流器等从研发到配备，一直不足。尽管新配备了20辆民用车，但是对于503个警力而言，还是太少。
财力不足。新成立便衣支队的时候，设想很好——设立发廊、洗衣店。建化妆间，找化妆师。染发，戴耳环。装胡子，戴假发……甚至扮演各种社会底层的角色。但是迫于财力有限，很多设想都不能实施……
事实上，赵洪涛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案，而是广州公安，乃至中国公安的普遍问题。
广州的治安状况与10多年前相比，无论是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和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新增数，还是出入境人员、外来流动人口的总量，都出现了极大幅度的增长，而相比之下公安机关警力的增加速度远远滞后。
广州三元里派出所共有民警54人，面对的却是4平方公里的辖区地盘，及20多万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平均每个民警要面对3700多人！而与广州相去不远的香港的现有人口将近700万，可警力却达3万多人，平均每个民警面对不到300人。
王大为介绍，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警察与人口的平均比率是万分之三十五，而我国是万分之十二。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广州警察与人口的平均比率却更是低到只有万分之二点五。
据《小康》了解，广州一线的警察，一工作就是15、1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外国的警察有轮休、年休，中国规定警察最长的年假可以达到14天，最少也可以有5天。尽管公安部这些年来一直强调休假的问题，但是广州的一些警察还是反映，已经10多年没有休假了。而警察长期的劳累，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绩效。
不少旅客在广州火车站被偷、被抢、被骗之后，因急于赶火车，不报案或者报案后来不及录口供就走。这给警察取证、打击犯罪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不少违法犯罪分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长期在火车站为非作歹。同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就是报了案，也不相信能找回原物，这也给了小偷和抢劫者可乘之机，导致公安机关对“大偷”、“大劫”打击力度大，“小偷”、“小劫”反而层出不穷的怪现象。
所以，张桂芳表示，广州完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的目的就在于，“由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充分，往往对犯罪嫌疑人抓了放、放了抓。有完善的治安视频监控系统，有完整的犯罪录像资料，即使在零口供的情况下，也可判定嫌疑人有罪”。
射击训练是警察职业技能中最基础的一项。但是广州一个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向记者透露，他已经整整三年没有练习过射击了。“16年前在警校的时候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广州规定警察一年有15天的培训时间，不过到基层，因为警力不足，还是压缩成一个星期了。
在广州，即使是做同样性质的工作，警察的收入也是有很大的差距。市局的科员工资只有3000元左右，开发区的工资则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番禺也在8000～9000元之间。但是广州火车站的300名警察，他们大都也是广州人，工资却只有1500元左右，加上各种补贴，也才2000元多一些，他们不是国家公务员的编制，而只是铁路职工的编制，但履行着与其它警察一样的职责。“广州火车站的警察，是全中国最辛苦的警察。但是我的工资很低，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我儿子，问他一共吃过几回汉堡包。”
王大为教授通过三年对广州治安状况以及公安工作的调研，分析广州具体的治安工作需要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要有预防犯罪的机制；要加强对百姓的安全教育；基层警察的素质要提高，要加强职业培训；治安工作要增加投入。
显然，广州治安问题的本质，也可以说治安工作的问题。
下篇：社会篇
火车站那些失意的青年
据统计，广州共有千万人口，其中700万户籍人口，300万外来人口。不过王大为认为广州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可能要达到1：1——广州作为珠三角经济区的中心，即使去往深圳、珠海各地的人，也是先到广州，甚至在广州停留一段时间。
流动的人口肯定与流动人口中转的场所火车站有着天生密切的关系。广州火车站目前日均到发客流量在7万至8万人次，春运、黄金周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也有人因种种原因滞留在了广场上。
台风“派比安”影响了整个广东地区。8月4日中午，狂风暴雨中，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滞留的一部分人躲进了去往售票大厅的过道，过道的空气一时充满了汗酸味。过道里人数最多的就是那些大量衣衫不洁的“失意”青年。
神情还算轻松的山西工运学院大专毕业的小胡对《小康》说，“2005年6月毕业，在山西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今年春节过后到广州，想在广州找份工作，一直找不到。只好在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地方玩了半年，现在父母再不肯给我寄钱了，只好回家”。
重庆蓝平的小江，沉默异常，“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上不起……在广州做电焊工……有一点点喜欢广州……但是钱太少，工作太苦……”他费力地表达了半天。
17岁的小夏，河南人，“交学费，上了一所技校，可是技校啥都没教，就把全班20多个人带到广州来了，到一个包装厂上班。工资说是在800到1300元之间，但是老板还要扣去我们食宿的费用，拿到手的，每个月只有700元。不加班，每天正常工作时间是11、12个小时，没有双休。20多个同学都走的差不多了……”他也要离开广州，去投奔在天津打工的姐姐。
8月4日夜23点多，雨停。广州火车站那些将要离开或者已经到达的人，因为住不起旅馆，随意地睡在了广场。有一个人在广场昏黄的灯光下捡拾起别人丢弃的报纸，认真地看了起来。瘦小的体型，远看像是16、17岁的少年，但走近，脸上因生活阅历留下的苍桑痕迹，看上去又像是年过30的中青年。
交流后，《小康》记者知道他叫黄斌良，实际年龄20岁，广东省罗定市罗成镇人。两年前的这个夏天，他从珠海市一中高中部2003班毕业，同时拿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交不起学费，他没有去上海交通大学报到，而是去了福建三明。当年哥哥也是考取了大学，也没有上，哥哥在福建三明谋生。
第一年他在一个鱼丸店做学徒工，一年一共拿了4000元工资。2005年夏天，他到了一家西饼店，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每个月的工资是510元，如果不迟到不早退可以多拿30元的全勤奖。
珠海的高中同学，要他回广东做同样的事情，工资可以拿到1000元。8月3日晚10点，他坐火车到达广州站，想从广州转车珠海，可是一个小时后，他惟一的一个绿色的行李包被人抢了，里面有一张身份证，350元现金，以及一套衣服和一张 100多元存款的邮政储蓄卡。
他判断抢他的人，还会回来在火车站附近继续偷抢，就在火车站守着。次日零点的时候，有人和他搭讪，“小兄弟，看你好像落难了，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要讲义气，你跟我回去吧”。搭讪的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出租屋。一直睡到午后2点起。搭讪的人开始教他怎么抢劫。
黄跟着他坐127路公交车到了平沙。他让那个人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远远地看到“平沙综治队”的牌子，冲了进去，向警察报案，警察抓到那个搭讪的人，同时给了他两块钱，让他去广州市求助站。
广州救助站，说可以给他买回程的票，但只能是去罗定市罗成镇的票。但事实上，黄的父母早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多年，“流民”到了中山，罗定没有亲人了。他要求去中山或者珠海，救助站不同意。他只好从救助站走出，再次来到火车站……他想让警察给他办张银行的卡，让珠海的同学帮忙给他打一些钱，还去珠海……不知道能不能够……
无论是广州公安部门还是研究者，一直反复强调的一组数据是：1979年，广州常住人口在全市抓获作案成员中占比96%，到现在刚好反过来，外来人口犯罪嫌疑人占了87%。李中原分析，治安刑事犯罪分子中，18～25岁的年轻人占了50%。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性格冲动，且有暴力的天性。
那些失意的青年，他们选择了来到广州，种种原因又选择了离开广州。如果一念之间，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又或者一些偶然的外力，让他们留在广州，一切又会怎样？
无法即刻消失的城中村
2003年3月，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派出所民警抓住，直至后来出了震惊全国的“孙志刚事件”。2006年8月5日，《小康》记者来到孙志刚当年住的那个典型的广州的城中村——黄村，村子本村人口4000多人，而外来人口则有16000多人。
“他从没见过比这儿更肮脏或者说更破败的地方。街道非常狭窄，一片泥泞；空气中充斥着各种污浊的气味……一些黑洞洞的过道和院落从街上分岔而去，露出几处挤在一起的破房子，喝得烂醉的男男女女完全是在污泥中打滚。” 进黄村时，记者想起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克拉肯韦尔的描述——那里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之一。黄村和克拉肯韦尔似乎有相似，却也有区别。
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房子是可以这样盖的：楼与楼之间几乎是靠在了一起——“一线天”、“握手楼”。住宅既有二、三层陈旧的砖混结构，也有簇新的，装修豪华的五、六层框架结构，还有大量的房子正在建设。惟一的相似之处是从村口的那幢楼一直到村尾的那幢楼，每一幢楼从底楼到顶楼，所有的窗户都安上了不锈钢防盗窗。北京的地下室只有一层，而在这里，只要是住在四楼以下，就和地下室没有什么区别，一天24小时几乎见不到阳光，只能看到对面的墙。
一幢接着一幢密密排开的房子之间是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电线，有的甚至已经老化。按村镇宅基地 “一、二、四法”， “大路”4米， “中路”2米，“小路”1米，而村里很多地方的道路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走进巷子，就如同进入了迷宫，转半天要么又转回原地，要么走进死胡同。台风碧利斯带来的雨水，把村里的路浸泡得一片泥泞——城中村的竖向标高一般达不到城市防洪标准，致使暴雨时“水浸”频繁。蓄积的污水，浸着生活垃圾，散发出一阵一阵恶心的腐臭。
黄村派出所在进村的路口竖起了“为了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勿跟陌生女子进入出租屋”的告示。走向村子小巷的深处，某段不到30米的巷子竟有10多家发廊密密地挨着。晚饭时间，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发廊里，8、9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围在一起吃饭。其它各家发廊也都有“波大裙短”的女子以各种撩人的姿势或坐或卧。巷头巷尾各是一家不见营业执照的诊所，广告牌上写着“早孕测试，人流，兼治各种男、妇科疾病”，相当完整的色情产业链。
靠房租过日子的“二世祖”，这一堆、那一堆的稀里哗啦地“搓麻”，而闲来无事的老汉，正在门口的水桶里对捕鼠夹夹住的老鼠实施囚溺的死刑。
黄伟雄，1981生，黄村3组的村民，他见证了黄村从一个典型的南粤村庄变迁成记者所见的城中村的历程——1990年前，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自己)，住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家里有5亩多地，地里大多数长的都是水稻。1990年后，政府开始征收一些土地，父母不再种地，而是改种蔬菜。村里开始有了几百号的外来人口。1994年父母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两层楼，原来的一层楼出租。1995年、1996年征地征得更厉害，基本上没什么地了，父母开始做起了买菜卖菜的小生意。外地人也来得更多了一些。1995年父母又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三层楼，原来的平房和二层小楼都出租。2000年的时候，父母盖了占地100平方米的四层小楼。2000年到2002年，当兵。当兵回来，原来的村委会已经变成了发展公司。姐姐出嫁，哥哥和父母分家。村里的外来人口已经逾万。2003年底，他成为了村发展公司100多人的保安队中的一员。每个月1600元工资。年底村里分红，他可以拿到4000元，而父母每人则可以拿到10000元。2005年一家人又盖了占地80平方米的五层小楼。平房，二层、三层、四层的楼房，以及五层楼房的下四层都租给了外来人口。房价视套房面积大小、装修好坏价格在200元到500元间不等。
黄伟雄介绍，现在，租房子的人去不去黄村街道办暂住证都是很自由的事。因为不办也没有什么惩戒。对于那些想租房的外来人，村里人一般只是登记一下他们的身份证，然后问一问是不是有正经“营业”，差不多就租了。
据《小康》调查，广州共有130多个像黄村这样的城中村。在广州市内，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居住村落：入口是一座传统样式牌坊，上书“××村”。聚落分布面积从几千平方米到数十公顷；农宅数量从十几栋到上千栋不等；居住人口少的只有数百人，如荔湾区小桥村，多的数万人，如天河区石牌村、冼村。共居住广州近300万的人口，其中200多万都是外来人口，而广州每年80%的刑事案件都发生在出租屋。
住在城中村出租屋中的人，90%以上是小白领和农民工。对于农民工而言，城中村的存在，降低了他们进入广州这个大都市的成本。小白领基本上是大学毕业生。城中村是他们住进商品楼之前原始积累阶段的缓冲之地。
中山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研究员蓝宇蕴在其城中村研究专著《都市里的村庄》中指出，城中村的经济体系基本上都是非正式经济体系。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是能够满足流动人口方便快捷的生活需求。同时还解决了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比如石牌村有1200多家小店铺，平均每个小店铺解决四五个人就业的话，就可以解决4000多人就业。广州130多个城中村，解决了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
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说，城中村的改造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将按照改造广州老城区的模式进行，但不会有时间表。
治安，不仅是“治安”问题？
一位在广州工作20多年，从基层民警走到领导岗位的老警察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感叹：到广州的犯罪分子，很多都是某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而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又大都来自同一个村子。这样的村子被称为“犯罪村”——都是极端贫困的山村。广州和他们原来的村庄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许多人在原来的小村子里每天只能吃咸菜喝粥，但到广州即使犯罪被抓，还能吃到米饭和肉。“饥寒起盗心”。另一方面，转型期，原有的社会道理评价体系不断地瓦解。现在社会“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盗”，很多人因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贫困地区，往往义务教育执行不力。一些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最危险的就是那些16、17岁的孩子，现在他们在广州被别人操纵着犯罪，将来又操纵别人去犯罪。犯罪就这样代代相传，薪火不息了”……治安问题绝不简单的是治安问题，它和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社会就业情况等密切相关。
失业和失地急剧扩大了社会犯罪问题。其实，那些外来人口，只要他们到广州能找到工作，过上温饱的日子，基本上还是不会去犯罪的，因为犯罪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现在便衣多，“电子眼”多，发案率少了，就说明他们是有恐惧心理的。
何艳玲分析，广州的治安有“相对差”的问题。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广州是首当其冲的。广州离香港、澳门很近，很多作案都是从那边传到大陆。而“背包党”、“砍手党”、“撞车党”……一系列新型犯罪也都最先出现在广州。而珠三角，长三角的其它地区在发展的时候，已经可以以广州的经验为借鉴了。
与此同时，广州的治安又存在“绝对差”的问题。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大学生以及大量贫困地区的人口都涌入了这个城市。“人不会天然去犯罪”，但是当以正当的手段，他们的能力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时候，就走上另一条道路。同时在广州，外来的贫困人口又以老乡关系形成了固定的网络，这个网络对人的行为产生了示范效应和模糊效应。你偷我也偷，你抢我也抢。最后，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当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而过度膨胀的时候，而警察及配制并没有相应增长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巨人穿了一个小孩的衣服，衣服肯定是要破裂的。
王大为教授认为，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更是中国问题。广州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中国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行业差距种种在广州得到了突显。广州、珠三角经济虽然经济发达，但是未能有效地辐射周边的贫困地区。广州地处珠三角的中心，但在珠三角的旁边是贵州、海南、广西等南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民收入差距巨大，而广州则成为了最大差距量的承载地；同时广州市内的低保问题没有落实好，而占广州总人数一半的外来人口则根本不可能享受任何的低保；广州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广州一下子建了那么好的机场和地铁种种，在其它方面的投入肯定就相应的减少了。广州的产业，一直是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这样进入广州的人口长期只能是低素质低收入的人口。
武汉工业大学毕业的马老板可以算是黄村的“精英”，他在离黄村不远处的科学城的一家公司做技术工作，同时还和老婆在黄村一起开了一家“湖南特产店”，生意也一直不错。
但除了每个月向房东交500元房租，马老板不再和黄村的任何人有任何紧密固定的关联。在广州，马老板有同学，有老乡，“但是基本不联系，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大家坐下来喝喝茶，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马老板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漂”，称自己是“漂来漂去”的人。尽管他有别人看上去很稳定的工作，但他自己并不这样感觉——“我”和“工作”彼此有很强的可取代性。老板可以随时换了我，我也可以随时换了工作。甚至这个店也可以随时转让出去。
“你让我去关心黄村这个社区？没有归宿感。我不知道我会在黄村这个地方，在广州这个城市待多久。也许有了房子会好一点，可是广州的房子的价格普遍在每平方米6000元～8000元间，算来算去，还是买不起。”
广州市无数个马老板这样的人，在何艳玲看来都是典型的“原子人”。他们彼此独立，漠不关联。美国社会有三大领域组成：政府、市场、NGO(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统一的、死板的，只有NGO才能更亲切、更人性化的通过熟人的关系去感化、关爱。而由于人们的意识问题及制度设计问题，中国的NGO组织相当不发达。广州的治安管理要有更多的社会管理组织的介入。不能光靠政府一家。同时，“城市要想外来的人口像本土人一样地热爱城市，那么这个城市也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关爱、善待来这个城市的人”。
“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讲，社会治安就是安全。它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纳税人交税，由政府来提供这种产品，等价交换。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执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市民安全地生活在这个城市’。如果安全这个公共产品可以论斤称，那么一定是有投入产出的。美国行政成本只占了8%，中国却占了37%。美国的财政75%用于了公务事务支出，而中国只有25%，我们常常说警察累，辛苦，其实就是警察的配制少了。政府用于安全的钱少了，治安自然就难以有相应的财力保证。而保证安全的不单是用于治安的财政支出，也包括养老，医疗，卫生等等公共事务的支出。”何艳玲感慨万千。
资料
墨西哥城治安之鉴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及其附近的卫星城有2000多万人口，日均发生犯罪案件400多起。犯罪率之高全世界闻名。绑架、抢劫、凶杀、盗窃搅得墨西哥城居民人人自危，怨声载道。
墨西哥犯罪率高的原因除了社会贫困化，还有警力不足，司法队伍存在腐败现象，打击犯罪活动手段和技术落后，经费拮据等原因。墨一些社会学家指出，犯罪激增的根源是多方面的——社会贫困化，武器泛滥，毒品成灾……
1997年墨西哥全面启动《全国公共治安计划》。这一计划包括整肃和扩充警察、司法队伍，清除腐败分子；全面提高公安快速反应能力，首先在14个犯罪率最高的州和墨西哥城建立机动化警察部队；利用卫星、微波通信等先进手段建立全国公安通信网；建立储存量为5000万个的指纹信息库和反犯罪情报信息处理中心，及时有效地处理066报警电话；加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安力量协调与信息交流，不让跨州活动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修改法律，严惩犯罪分子，以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和金融犯罪。国家与墨西哥城两级政府共同出资出力，以遏制日益蔓延的犯罪浪潮。
2002年，墨西哥城又高薪聘请善于治安治理工作的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当高参，帮助进一步整治墨西哥城的社会治安。
主要国家的户籍管理办法
在美国，公民持有护照或社会保障号，进行旅游和工作，享有迁移和移民的自由，但公民迁移和移居某地，其生活状态必须符合该城市卫生及相关法律规定，如有一定的住房面积，有稳定的收入能呆在该地；否则，有关部门将出面予以法律制裁，用这种方法维护一个城市的和谐和发展。
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犯罪记录，管理起来很有效。他们表面看起来很松，其实管理很严，这与人口登记管理特别是“人号”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加拿大由于城乡一体化，差距不大，故没有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现象。
日本、印度、秘鲁、陈根廷等国家有“出生登记”，内容十分详尽——公民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登记内容比我国的“户口”登记还详细得多，与我国不同的是它的管理机关多为内政部门、司法部门或统计部门。并且，这些国家对公民的迁移和移居多采取的是市场加法治的管理手段，以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配文
历史上的游民治理
★文 / 王学泰
整个封建社会，从生产方式上来说是小农的自然经济；从人群的组织形式上来说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社会主要由士、农、工、商四民所组成的，四民又称之为“石民”。
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愿望，他们既希望四民成为社会的柱石，又希望他们沉重如石，不要移动、不发生变化。这样的制度设计缺少应付社会构成因素生变的弹性机制。因而，当社会结构中的一些因素发生变化之后则很难应对，矛盾由小到大，直至激化为靠暴力解决。
马克思把欧洲封建社会比作“口袋”和“马铃薯”，小农好像是一个个马铃薯，国家就是个口袋，把这些马铃薯装在一起(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中国封建社会的“马铃薯”就是一个个宗法家族。
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一位游民。他没有土地，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住址，甚至连宗法也没有，连自己姓什么都弄不清楚。他还游荡于鲁镇和未庄之间，以求生存。当一个朝代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统治阶级腐败对民众诛求越来越多，使得一些农民破产，被迫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也使得一些宗族、家族解体，大批脱离宗法的人们流入城镇，在城镇中寻求生存之路。
游民的特点，一是脱离了当时主流的社会秩序；二是“游”，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不可转也”的“石民”，他们流动起来了。游民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历代、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所谓的“农民起义”多是以游民群体为中坚为领袖，大名鼎鼎的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都有着丰富的游民经历。
统治者也懂得,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往往是社会的动乱之源，面对大量宗族解体和游民激增，宋代思想家李觏写了《驱游民说》——回到社会初始状态中去，实行占田制，每人有一小块土地。从根子上消除游民，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失去了土地，才被宗法抛离出来。
游民的多少往往是封建社会的危机指标。如果游民激增，再有波及面大的天灾人祸，农民揭竿而起，那么，游民马上就会成为领袖和骨干，大规模的社会战乱不可避免。其结局往往是改朝换代。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战争，人口剧烈缩减，其中严重的，有减少百分七、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的。生者每人又能分到一小块土地，于是重建小农制度、重建宗法制度，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
中国自秦王朝以来两千多年正是在这种治乱循环中走过来的。人口大量死于战乱，已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积累被扫荡殆尽，一切重新开始。有时我们看到社会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很难有真正的进步，因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积累和增加。
古代不少仁人志士看到这个问题而不能解决，那是因为当时不仅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没有提供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样板或方案，结果游民动乱和农民武装起义反而成为古代皇权专制社会实现自我修复的一个机制。
现代中国处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过程之中。目前也有旧式农村组织的解体，大量农民涌入城镇的问题。然而，现代工商业、服务业的崛起，为这些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当然现实中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也因为在旧式组织中生活太久，缺少个人面对社会的经验与勇气，他们涌入城市后也有许多惶惑与无奈，这是政府和社会工作者应该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位在广州工作20多年，从基层民警走到领导岗位的老警察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感叹：到广州的犯罪分子，很多都是某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而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又大都来自同一个村子。这样的村子被称为“犯罪村”——都是极端贫困的山村。广州和他们原来的村庄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许多人在原来的小村子里每天只能吃咸菜喝粥，但到广州即使犯罪被抓，还能吃到米饭和肉。“饥寒起盗心”。另一方面，转型期，原有的社会道理评价体系不断地瓦解。现在社会“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盗”，很多人因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贫困地区，往往义务教育执行不力。一些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最危险的就是那些16、17岁的孩子，现在他们在广州被别人操纵着犯罪，将来又操纵别人去犯罪。犯罪就这样代代相传，薪火不息了”……治安问题绝不简单的是治安问题，它和社会保障体系、教育体系、社会就业情况等密切相关。
失业和失地急剧扩大了社会犯罪问题。其实，那些外来人口，只要他们到广州能找到工作，过上温饱的日子，基本上还是不会去犯罪的，因为犯罪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现在便衣多，“电子眼”多，发案率少了，就说明他们是有恐惧心理的。
何艳玲分析，广州的治安有“相对差”的问题。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广州是首当其冲的。广州离香港、澳门很近，很多作案都是从那边传到大陆。而“背包党”、“砍手党”、“撞车党”……一系列新型犯罪也都最先出现在广州。而珠三角，长三角的其它地区在发展的时候，已经可以以广州的经验为借鉴了。
与此同时，广州的治安又存在“绝对差”的问题。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大学生以及大量贫困地区的人口都涌入了这个城市。“人不会天然去犯罪”，但是当以正当的手段，他们的能力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时候，就走上另一条道路。同时在广州，外来的贫困人口又以老乡关系形成了固定的网络，这个网络对人的行为产生了示范效应和模糊效应。你偷我也偷，你抢我也抢。最后，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当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而过度膨胀的时候，而警察及配制并没有相应增长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巨人穿了一个小孩的衣服，衣服肯定是要破裂的。
王大为教授认为，广州的治安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广州的治安问题，更是中国问题。广州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同时肯定要付出相应的治安代价——中国社会结构中贫富差距，行业差距种种在广州得到了突显。广州、珠三角经济虽然经济发达，但是未能有效地辐射周边的贫困地区。广州地处珠三角的中心，但在珠三角的旁边是贵州、海南、广西等南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民收入差距巨大，而广州则成为了最大差距量的承载地；同时广州市内的低保问题没有落实好，而占广州总人数一半的外来人口则根本不可能享受任何的低保；广州的建设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广州一下子建了那么好的机场和地铁种种，在其它方面的投入肯定就相应的减少了。广州的产业，一直是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这样进入广州的人口长期只能是低素质低收入的人口。
武汉工业大学毕业的马老板可以算是黄村的“精英”，他在离黄村不远处的科学城的一家公司做技术工作，同时还和老婆在黄村一起开了一家“湖南特产店”，生意也一直不错。
但除了每个月向房东交500元房租，马老板不再和黄村的任何人有任何紧密固定的关联。在广州，马老板有同学，有老乡，“但是基本不联系，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大家坐下来喝喝茶，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马老板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漂”，称自己是“漂来漂去”的人。尽管他有别人看上去很稳定的工作，但他自己并不这样感觉——“我”和“工作”彼此有很强的可取代性。老板可以随时换了我，我也可以随时换了工作。甚至这个店也可以随时转让出去。
“你让我去关心黄村这个社区？没有归宿感。我不知道我会在黄村这个地方，在广州这个城市待多久。也许有了房子会好一点，可是广州的房子的价格普遍在每平方米6000元～8000元间，算来算去，还是买不起。”
广州市无数个马老板这样的人，在何艳玲看来都是典型的“原子人”。他们彼此独立，漠不关联。美国社会有三大领域组成：政府、市场、NGO(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统一的、死板的，只有NGO才能更亲切、更人性化的通过熟人的关系去感化、关爱。而由于人们的意识问题及制度设计问题，中国的NGO组织相当不发达。广州的治安管理要有更多的社会管理组织的介入。不能光靠政府一家。同时，“城市要想外来的人口像本土人一样地热爱城市，那么这个城市也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关爱、善待来这个城市的人”。
“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讲，社会治安就是安全。它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纳税人交税，由政府来提供这种产品，等价交换。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执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市民安全地生活在这个城市’。如果安全这个公共产品可以论斤称，那么一定是有投入产出的。美国行政成本只占了8%，中国却占了37%。美国的财政75%用于了公务事务支出，而中国只有25%，我们常常说警察累，辛苦，其实就是警察的配制少了。政府用于安全的钱少了，治安自然就难以有相应的财力保证。而保证安全的不单是用于治安的财政支出，也包括养老，医疗，卫生等等公共事务的支出。”何艳玲感慨万千。
资料
墨西哥城治安之鉴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及其附近的卫星城有2000多万人口，日均发生犯罪案件400多起。犯罪率之高全世界闻名。绑架、抢劫、凶杀、盗窃搅得墨西哥城居民人人自危，怨声载道。
墨西哥犯罪率高的原因除了社会贫困化，还有警力不足，司法队伍存在腐败现象，打击犯罪活动手段和技术落后，经费拮据等原因。墨一些社会学家指出，犯罪激增的根源是多方面的——社会贫困化，武器泛滥，毒品成灾……
1997年墨西哥全面启动《全国公共治安计划》。这一计划包括整肃和扩充警察、司法队伍，清除腐败分子；全面提高公安快速反应能力，首先在14个犯罪率最高的州和墨西哥城建立机动化警察部队；利用卫星、微波通信等先进手段建立全国公安通信网；建立储存量为5000万个的指纹信息库和反犯罪情报信息处理中心，及时有效地处理066报警电话；加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公安力量协调与信息交流，不让跨州活动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修改法律，严惩犯罪分子，以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和金融犯罪。国家与墨西哥城两级政府共同出资出力，以遏制日益蔓延的犯罪浪潮。
2002年，墨西哥城又高薪聘请善于治安治理工作的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当高参，帮助进一步整治墨西哥城的社会治安。
主要国家的户籍管理办法
在美国，公民持有护照或社会保障号，进行旅游和工作，享有迁移和移民的自由，但公民迁移和移居某地，其生活状态必须符合该城市卫生及相关法律规定，如有一定的住房面积，有稳定的收入能呆在该地；否则，有关部门将出面予以法律制裁，用这种方法维护一个城市的和谐和发展。
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犯罪记录，管理起来很有效。他们表面看起来很松，其实管理很严，这与人口登记管理特别是“人号”管理有直接的关系。加拿大由于城乡一体化，差距不大，故没有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现象。
日本、印度、秘鲁、陈根廷等国家有“出生登记”，内容十分详尽——公民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登记内容比我国的“户口”登记还详细得多，与我国不同的是它的管理机关多为内政部门、司法部门或统计部门。并且，这些国家对公民的迁移和移居多采取的是市场加法治的管理手段，以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配文
历史上的游民治理
★文 / 王学泰
整个封建社会，从生产方式上来说是小农的自然经济；从人群的组织形式上来说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社会主要由士、农、工、商四民所组成的，四民又称之为“石民”。
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愿望，他们既希望四民成为社会的柱石，又希望他们沉重如石，不要移动、不发生变化。这样的制度设计缺少应付社会构成因素生变的弹性机制。因而，当社会结构中的一些因素发生变化之后则很难应对，矛盾由小到大，直至激化为靠暴力解决。
马克思把欧洲封建社会比作“口袋”和“马铃薯”，小农好像是一个个马铃薯，国家就是个口袋，把这些马铃薯装在一起(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中国封建社会的“马铃薯”就是一个个宗法家族。
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一位游民。他没有土地，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住址，甚至连宗法也没有，连自己姓什么都弄不清楚。他还游荡于鲁镇和未庄之间，以求生存。当一个朝代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统治阶级腐败对民众诛求越来越多，使得一些农民破产，被迫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也使得一些宗族、家族解体，大批脱离宗法的人们流入城镇，在城镇中寻求生存之路。
游民的特点，一是脱离了当时主流的社会秩序；二是“游”，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不可转也”的“石民”，他们流动起来了。游民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历代、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所谓的“农民起义”多是以游民群体为中坚为领袖，大名鼎鼎的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都有着丰富的游民经历。
统治者也懂得,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往往是社会的动乱之源，面对大量宗族解体和游民激增，宋代思想家李觏写了《驱游民说》——回到社会初始状态中去，实行占田制，每人有一小块土地。从根子上消除游民，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失去了土地，才被宗法抛离出来。
游民的多少往往是封建社会的危机指标。如果游民激增，再有波及面大的天灾人祸，农民揭竿而起，那么，游民马上就会成为领袖和骨干，大规模的社会战乱不可避免。其结局往往是改朝换代。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战争，人口剧烈缩减，其中严重的，有减少百分七、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的。生者每人又能分到一小块土地，于是重建小农制度、重建宗法制度，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
中国自秦王朝以来两千多年正是在这种治乱循环中走过来的。人口大量死于战乱，已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积累被扫荡殆尽，一切重新开始。有时我们看到社会只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很难有真正的进步，因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社会财富(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积累和增加。
古代不少仁人志士看到这个问题而不能解决，那是因为当时不仅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没有提供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样板或方案，结果游民动乱和农民武装起义反而成为古代皇权专制社会实现自我修复的一个机制。
现代中国处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过程之中。目前也有旧式农村组织的解体，大量农民涌入城镇的问题。然而，现代工商业、服务业的崛起，为这些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当然现实中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也因为在旧式组织中生活太久，缺少个人面对社会的经验与勇气，他们涌入城市后也有许多惶惑与无奈，这是政府和社会工作者应该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问题。
哎~~~~~~
广州的问题
应该仿效纽约黑帮的打击方式
0忍耐
应该仿效纽约黑帮的打击方式
0忍耐
原帖由 明溪 于 2006-8-30 18:47 发表
广州的问题
应该仿效纽约黑帮的打击方式
0忍耐
广东的拘留所,劳改场甚至监狱会在短时间内全部爆满,如果真的实行零度容忍政策,况且公检法有没有这么多资源来处理这些人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完全按照法律办事的话
原帖由 大黄蜂 于 2006-8-30 21:30 发表
广东的拘留所,劳改场甚至监狱会在短时间内全部爆满,如果真的实行零度容忍政策,况且公检法有没有这么多资源来处理这些人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完全按照法律办事的话
只能说要按照这个方向努力。
改革开放后的负面影响已然日趋严重.这样的情况是会逐渐加剧的。是觉不可避免的。这是国家发展中绝对会面临的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大的社会问题。说大点这和经济政治息息相关，亦何人性都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政府是没办法根除的。但可以像经济似的宏观调控的。一句话，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况是会广泛的发生，和加剧的。希望此番话能够开启民智.
再回上一贴,可以相仿过去的做法.保持经济的势头时,可以适当去采取一些大锅饭的做法 .或许可以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在加上传统教育和文化,希望能培养出和避免一些过激的案件和思想.有可能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不可什么都学习他国.毕竟他国此类的案件屡见不鲜.
很多人不是没工作做，而是嫌工作辛苦，赚不了大钱。
按咱们广东人的说法，整天想着赚快钱，但不辛苦又怎能赚得了世间财呢
按咱们广东人的说法，整天想着赚快钱，但不辛苦又怎能赚得了世间财呢
在补上一贴.如果经济的势头,不能够继续繁荣的话,那么司法就必须宽松.因为此时的年轻人已经是很多是待业的.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动乱.这样的话,国家或许就没办法去调控.我想这是领导不愿看到的.从稍长远看,中国经济已然面临众多突出问题.导致社会突出问题.所以政府职能部门,必须在司法和体制上做出相应的让步,可以考虑去多开发一些"第三产业"让阿飞可以有个歇脚的地方.红灯区的开发,亦可以适当.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恶性案件的发生.而政府可以掌控.这些的提议,或许可以解决.只要政府适当,那么就可以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位有识之识的建议.
解决治安恶化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不要发展，只要你那地方穷，犯罪率就肯定不高。[em04]
原帖由 马丕 于 2006-8-31 13:15 发表
解决治安恶化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不要发展，只要你那地方穷，犯罪率就肯定不高。
除了上海之外,广州就算停止发展5年也会比你所在的城市繁荣
看了许久,的确心里不好受,我所在城市也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犯罪的几乎是外来的，没有他们不行，多了也不行，真是头大
老兄是哪里的？我相信各大城市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只不过广州特别严重而已
只不过广州特别严重而已
原帖由 老猫多多 于 2006-9-5 19:29 发表
看了许久,的确心里不好受,我所在城市也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犯罪的几乎是外来的，没有他们不行，多了也不行，真是头大
解决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内部矛盾引导去向外部。如果能将中国的这股黑暗力量引导去日本、韩国、美国和全世界去，那中国国内将彻底安定繁荣，而那些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将永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