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森阳一:日本陷入“茫然的不安”

“不停工作着的穷人”

　　这十多年来，日本社会一个巨大的变化是贫富落差加大。在社会上真正获得成功的只是少数人，而大约90%的日本民众，则属于“失败的大多数”，他们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以前，日本人只要认真工作，就能得到幸福。这几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信仰。但如今世界变了，不论怎样努力工作，也不能摆脱贫穷。一个英文外来词“不停工作着的穷人（working poorer）”就可充分说明情况。

　　整个日本社会都陷入“茫然的不安”中。“茫然的不安”是20世纪初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说的。1927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于东京田端家中自杀，年仅35岁。他在给妻子及友人的遗书中说：自己的死就是因为陷入“茫然的不安”中。现在的日本仿佛回到那个时代。自杀的人逐年上升，1997年以来，每年自杀身亡人数有3万人，加上自杀未遂者，这个数字高达10万多。人们都在问，日本怎么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日本政客制造假想敌

　　面对这种不安的社会心态，日本政客们无法拿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便用了西方政治惯用的伎俩：通过树立外部的假想敌，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

　　政客们树立起来的第一大假想敌是朝鲜。他们同时暗示，朝鲜后面是中国。他们把日本民众内心的不安，归于来自朝鲜的屡屡挑衅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的威胁。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心理扭曲。因为二战结束后，日本民众一直在经济上对中国和朝鲜有优越感。然而，上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使优越感变弱，甚至破灭。这种心理扭曲使日本民众接受了对中朝强硬的政治立场。最典型的例子是，敌视中国的石原慎太郎以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

　　这样的手法和美国的“反恐”如出一辙。日本在反恐方面也亦步亦趋紧跟美国，他们也把恐怖主义视为自己最大威胁。每次，我从东京坐新干线外出演讲，沿途会看到许多反恐的宣传品，仅东京到大阪短短路程中，竟有150多件宣传品。如今，日本媒体天天都向国民灌输着两大假想敌的印象，批评朝鲜和中国的话语在小酒馆中都可以随便听到，但对于批判美国的话语却很少。

　　事实上，这些假想敌的背后是一种被扭曲的历史问题。但是，很多日本政客不敢直面真相。因为日本占主流的很多政治家都是世袭的，是“二世”或“三世”。比如官房长官、下届首相热门人选安倍晋三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他们并没有那么出众的能力，仅仅因为继承了祖辈的势力，才走上高位。他们为自己的先辈文过饰非，拼命为当前的状态寻找合理性，生怕追问历史真相将追溯到其祖辈的过错中。

　　不论是树立假想敌，还是逃避历史真相，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家所应当采取的态度。

需要用“脑”思考

　　长期以来，日本已经形成了某种“媒体消费”形式。面对诸多敏感问题，包括复杂的国际问题，大多数日本人或者仅用简单的两分法来判断，要么善，要么恶，或者等待媒体的答案。我通常称这是“动物式”的思考方式。在动物的世界，感觉到敌人强，那么感到恐惧并选择逃跑；如感到敌人弱，则加以攻击。今天日本媒体对于朝鲜的攻击性宣传，本质就是如此。问题在于不能把世界上种种复杂的问题都简化为“令人欣悦”或“让人不满”，而需要用“脑”去思考，寻找事物内部的因果链条。

　　要打破日本媒体这种状况，拥有话语权的中日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我曾与中国学者汪晖先生做过一次对谈。对谈内容发表到日本发行量很广的《世界》杂志上，反响非常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探寻建立对话的平台。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是日本著名批评家，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本文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晓峰副教授翻译。）“不停工作着的穷人”

　　这十多年来，日本社会一个巨大的变化是贫富落差加大。在社会上真正获得成功的只是少数人，而大约90%的日本民众，则属于“失败的大多数”，他们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以前，日本人只要认真工作，就能得到幸福。这几乎成了日常生活的信仰。但如今世界变了，不论怎样努力工作，也不能摆脱贫穷。一个英文外来词“不停工作着的穷人（working poorer）”就可充分说明情况。

　　整个日本社会都陷入“茫然的不安”中。“茫然的不安”是20世纪初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说的。1927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于东京田端家中自杀，年仅35岁。他在给妻子及友人的遗书中说：自己的死就是因为陷入“茫然的不安”中。现在的日本仿佛回到那个时代。自杀的人逐年上升，1997年以来，每年自杀身亡人数有3万人，加上自杀未遂者，这个数字高达10万多。人们都在问，日本怎么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日本政客制造假想敌

　　面对这种不安的社会心态，日本政客们无法拿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便用了西方政治惯用的伎俩：通过树立外部的假想敌，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

　　政客们树立起来的第一大假想敌是朝鲜。他们同时暗示，朝鲜后面是中国。他们把日本民众内心的不安，归于来自朝鲜的屡屡挑衅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的威胁。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一种心理扭曲。因为二战结束后，日本民众一直在经济上对中国和朝鲜有优越感。然而，上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使优越感变弱，甚至破灭。这种心理扭曲使日本民众接受了对中朝强硬的政治立场。最典型的例子是，敌视中国的石原慎太郎以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

　　这样的手法和美国的“反恐”如出一辙。日本在反恐方面也亦步亦趋紧跟美国，他们也把恐怖主义视为自己最大威胁。每次，我从东京坐新干线外出演讲，沿途会看到许多反恐的宣传品，仅东京到大阪短短路程中，竟有150多件宣传品。如今，日本媒体天天都向国民灌输着两大假想敌的印象，批评朝鲜和中国的话语在小酒馆中都可以随便听到，但对于批判美国的话语却很少。

　　事实上，这些假想敌的背后是一种被扭曲的历史问题。但是，很多日本政客不敢直面真相。因为日本占主流的很多政治家都是世袭的，是“二世”或“三世”。比如官房长官、下届首相热门人选安倍晋三是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他们并没有那么出众的能力，仅仅因为继承了祖辈的势力，才走上高位。他们为自己的先辈文过饰非，拼命为当前的状态寻找合理性，生怕追问历史真相将追溯到其祖辈的过错中。

　　不论是树立假想敌，还是逃避历史真相，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家所应当采取的态度。

需要用“脑”思考

　　长期以来，日本已经形成了某种“媒体消费”形式。面对诸多敏感问题，包括复杂的国际问题，大多数日本人或者仅用简单的两分法来判断，要么善，要么恶，或者等待媒体的答案。我通常称这是“动物式”的思考方式。在动物的世界，感觉到敌人强，那么感到恐惧并选择逃跑；如感到敌人弱，则加以攻击。今天日本媒体对于朝鲜的攻击性宣传，本质就是如此。问题在于不能把世界上种种复杂的问题都简化为“令人欣悦”或“让人不满”，而需要用“脑”去思考，寻找事物内部的因果链条。

　　要打破日本媒体这种状况，拥有话语权的中日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我曾与中国学者汪晖先生做过一次对谈。对谈内容发表到日本发行量很广的《世界》杂志上，反响非常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探寻建立对话的平台。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是日本著名批评家，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本文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晓峰副教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