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20:49:44

本报记者左志坚上海报道　　7月22日，性格沉稳但稚气未脱的王育才准时来到办公室上班，开始着手处理社区里的一起噪音纠纷事件。　　这是这位现年24岁、上海迄今最年轻的居委会主任履新的第六天。这个年龄，似乎很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div id="PublicRelation5" name="PublicRelation"></div></td></tr></tbody></table>难获得这个职位。但今年举行的上海居委会直接选举给了他机会。　　像他一样获得机会的人还会有很多。2006年是上海市居(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年，全上海共有4767个居(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其中居委会3194个)，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将不低于40%。　　在拥有1300多万户籍人口的大上海，即便按照40%的最低比例计算，这也意味着将有数百万人可以通过投票，选择自己信赖的居委会干部。　　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正在黄浦江边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　　“直选主任”王育才　　出生于上海的王育才，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2002年12月退伍去了南京政治学院学习行政管理，要到今年9月份才算正式毕业。 　　一年前，王调到上海黄浦区的老西门街道工作，开始了他的社区生涯。今年6月，他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黄浦区老西门街道学宫居委，担任居委会副书记。　　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如果不是这次居委会直选，他缺乏变化的生活或许还要继续。　　但有一天，王提出要竞选居委会主任。　　面对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一岁”的参选者，居委会选举委员会负责人丁秋瑛也犹豫过。在和王育才深入沟通后，她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王育才说自己“压力很大”，“毕竟，我才24岁”。　　但他跟着干部下去走访、慰问老人，并帮居民解决了一些问题后，“他们记住我了”。　　7月中旬那个周末，是一个选举日，王育才站到了PK台上，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演讲。面对台下看着他长大的叔叔、爷爷辈，他有些紧张。　　当天，丁秋瑛决定用淘汰法选举。24岁的王和42岁的一位门卫成为最后两位候选人。选举前，前来“观战”的黄浦区民政局基政科科长朱银山不是很放心，跟王聊了十分钟之后，他“放心了许多”。　　海选的结果是，王育才得票2069张，得票率超过90%，完胜。　　不过，王育才的母亲，一位支持他竞选的下岗工人，还是把他当小孩看。“他妈妈跟我说，要是小王不听话，就让我打他。”丁秋瑛笑着说。　　规模空前的直选　　上海市民政局基政处介绍说，早在今年4月14日，市领导们就专门听取了这次居(村)委会换届情况工作汇报。　　5天后的4月19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又就此召开动员部署大会。市里提出的要求是，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不低于40%。　　到了区里、街道，直选率进一步加码。“至少50%”成为很多街道的目标。在上海的心脏地带——人民广场街道，其居委会直选比例更是达到100%。　　三年前，上一次居委会换届选举时，市里提出的直选率目标是至少20%，被确定为直选的居委会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居委会与群众联系要比较密切；二是社区环境、卫生、基建条件较好；三是党组织在该区域的群众工作开展比较好。　　最终，那次换届选举的直选率达到了31.4%，个别如卢湾区更是超过了90%。　　因此，许多人认为，和上次一样，今年的直选比例有可能比预计的40%高出一截。　　“挨家挨户去敲门”　　这场涉及数百万市民的基层民主实践，需要一场规模空前的组织与动员。　　在4月19日的动员会后，区一级政府马上行动起来。黄浦区“连夜制定了”换届选举工作的初步方案，敲定了“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名单。组长和副组长分别是区委副书记和副区长。　　而有些区，如虹口，选举组长由区委书记亲自担任。　　街道里也成立了“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居委会成立了“居民区选举委员会”，“由党的书记担任居民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比如王育才所在居委会，选举委员会主任就由居委会书记丁秋瑛担任。　　街道将负责实施具体的选举过程。第一步便是培训，然后是密集的宣传、动员。　　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编辑的《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手册》下发至各街道，里面光是“教育选民的标语口号”，就提供了12条。　　其他宣传工具包括黑板报、告民书、宣传折页、有线电视、网络。一位街道选举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要求该区域7个直选的居委会“发动居民小组，挨家挨户敲门去”。　　接下来的选民登记和投票，有些街道提出了两个90%的目标，即：选民登记率95%以上，选民参选率达90%。　　值得关注的是，程序意识、民主意识是上海这次选举尤为强调的——他们并不仅仅追求直选率这个数字。　　朱银山在黄浦区民政局开会时，听到局长强调，对于直选的选举结果，“组织要满意，群众也要满意；如果组织不满意，但群众满意，那要尊重群众的意见”。　　在前一阵的紧张筹备之后，7月和8月，上海居委会正迎来选举的高潮。　　城市基层民主的价值　　据说，闸北区的一位老太太，在周末投票日那天特意翻箱倒柜，找出了已经发皱的旗袍，并为自己化了妆，然后来到指定地点地投下了她的一票。　　看到这一幕的一位“选举观察员”有些感动：“这说明他们这些老人，确实是把居委会选举看成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这跟他们丰富的阅历有关，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早在5月份，上海市民政局和复旦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学术调研组，希望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分析这次选举，他们因此被称作“选举观察员”。　　学术调研小组的联络人之一、复旦大学的讲师刘春荣说，由于改革的递进特征，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空差异。　　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从集体身份转为个体身份，个体的出现对民主参与来说很重要。而在城市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失业人口少，社会边缘群体少，居民的工作、生活大多跟单位有关，都是“单位人”，通过单位体制就可以实现管理。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改革逐渐把人从单位释放到社会，人与社区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包括下岗工人的归属地也是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生活、经济利益的关系逐渐发展。城市基层政治秩序的再造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朱银山对此有直接的感受。“现在新建的小区，居民往往就不希望外面的人进来，他们会要求自己选居委会主任。他们有这种意识，用民主自治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小区。”　　中国居委会主任有“小巷总理”之称。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组织，城市居委会管的往往是些“鸡毛蒜皮”，职能主要包括：居民公共福利、政府政策宣传、集中民意等。它与农村的村委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居委会没有土地分配权，没有经济利益，基本是纯粹的服务组织。　　王育才说自己明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调解邻里关系，照顾老弱病残”将一直是自己的重要工作。　　但他相信，居委会这个民众自治组织正在城市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希望居委会扩大民主实践，摆脱行政化的作风，更多地向服务市民的自治组织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选举。”　　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对基层直选曾有这样的归纳：“城市的组织和管理，最根本的不是政府去直接组织社会，而应是政府帮助社会进行自我组织”。　　为此，上海市“十一五”规划定下的“民主指标”是：2010年，直选比例至少要达到85%。　　但是，根据记者近一个月的采访、观察，不同阶层的上海居民对这场直选的态度仍存在差异。　　在老年居民穿上旗袍去投票的同时，年轻人、富人，这两类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意识较强”的群体，对居委会直选的参与热情却不高。徐中振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之前的居委会组织与他们的利益关联度不高。　　不过，24岁的王育才的当选还是让专家看到了年轻人参与民主试验的希望。　　“关联度越低越是要建立关系，否则传输机制就可能出现问题”，刘春荣说，直选正是为了激活居委会和居民的关联。　　“有这么多人去慢慢熟悉民主治理的规则和方法，光是这一点就已经非常重要。”刘春荣评价道，“通过选举，政府也在学习，学习用新的方式与社会交往，与社会重建连接。彼此互相学习。”　　这或许也是政府的追求。　　“不仅要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更要注重过程，要把换届选举过程作为培育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行使民主能力的过程。”上海市民政局的一份文件中如此强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本报记者左志坚上海报道　　7月22日，性格沉稳但稚气未脱的王育才准时来到办公室上班，开始着手处理社区里的一起噪音纠纷事件。　　这是这位现年24岁、上海迄今最年轻的居委会主任履新的第六天。这个年龄，似乎很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div id="PublicRelation5" name="PublicRelation"></div></td></tr></tbody></table>难获得这个职位。但今年举行的上海居委会直接选举给了他机会。　　像他一样获得机会的人还会有很多。2006年是上海市居(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年，全上海共有4767个居(村)委会举行换届选举(其中居委会3194个)，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将不低于40%。　　在拥有1300多万户籍人口的大上海，即便按照40%的最低比例计算，这也意味着将有数百万人可以通过投票，选择自己信赖的居委会干部。　　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正在黄浦江边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　　“直选主任”王育才　　出生于上海的王育才，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2002年12月退伍去了南京政治学院学习行政管理，要到今年9月份才算正式毕业。 　　一年前，王调到上海黄浦区的老西门街道工作，开始了他的社区生涯。今年6月，他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黄浦区老西门街道学宫居委，担任居委会副书记。　　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如果不是这次居委会直选，他缺乏变化的生活或许还要继续。　　但有一天，王提出要竞选居委会主任。　　面对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一岁”的参选者，居委会选举委员会负责人丁秋瑛也犹豫过。在和王育才深入沟通后，她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王育才说自己“压力很大”，“毕竟，我才24岁”。　　但他跟着干部下去走访、慰问老人，并帮居民解决了一些问题后，“他们记住我了”。　　7月中旬那个周末，是一个选举日，王育才站到了PK台上，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演讲。面对台下看着他长大的叔叔、爷爷辈，他有些紧张。　　当天，丁秋瑛决定用淘汰法选举。24岁的王和42岁的一位门卫成为最后两位候选人。选举前，前来“观战”的黄浦区民政局基政科科长朱银山不是很放心，跟王聊了十分钟之后，他“放心了许多”。　　海选的结果是，王育才得票2069张，得票率超过90%，完胜。　　不过，王育才的母亲，一位支持他竞选的下岗工人，还是把他当小孩看。“他妈妈跟我说，要是小王不听话，就让我打他。”丁秋瑛笑着说。　　规模空前的直选　　上海市民政局基政处介绍说，早在今年4月14日，市领导们就专门听取了这次居(村)委会换届情况工作汇报。　　5天后的4月19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又就此召开动员部署大会。市里提出的要求是，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不低于40%。　　到了区里、街道，直选率进一步加码。“至少50%”成为很多街道的目标。在上海的心脏地带——人民广场街道，其居委会直选比例更是达到100%。　　三年前，上一次居委会换届选举时，市里提出的直选率目标是至少20%，被确定为直选的居委会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居委会与群众联系要比较密切；二是社区环境、卫生、基建条件较好；三是党组织在该区域的群众工作开展比较好。　　最终，那次换届选举的直选率达到了31.4%，个别如卢湾区更是超过了90%。　　因此，许多人认为，和上次一样，今年的直选比例有可能比预计的40%高出一截。　　“挨家挨户去敲门”　　这场涉及数百万市民的基层民主实践，需要一场规模空前的组织与动员。　　在4月19日的动员会后，区一级政府马上行动起来。黄浦区“连夜制定了”换届选举工作的初步方案，敲定了“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名单。组长和副组长分别是区委副书记和副区长。　　而有些区，如虹口，选举组长由区委书记亲自担任。　　街道里也成立了“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居委会成立了“居民区选举委员会”，“由党的书记担任居民区选举委员会主任”。比如王育才所在居委会，选举委员会主任就由居委会书记丁秋瑛担任。　　街道将负责实施具体的选举过程。第一步便是培训，然后是密集的宣传、动员。　　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编辑的《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手册》下发至各街道，里面光是“教育选民的标语口号”，就提供了12条。　　其他宣传工具包括黑板报、告民书、宣传折页、有线电视、网络。一位街道选举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要求该区域7个直选的居委会“发动居民小组，挨家挨户敲门去”。　　接下来的选民登记和投票，有些街道提出了两个90%的目标，即：选民登记率95%以上，选民参选率达90%。　　值得关注的是，程序意识、民主意识是上海这次选举尤为强调的——他们并不仅仅追求直选率这个数字。　　朱银山在黄浦区民政局开会时，听到局长强调，对于直选的选举结果，“组织要满意，群众也要满意；如果组织不满意，但群众满意，那要尊重群众的意见”。　　在前一阵的紧张筹备之后，7月和8月，上海居委会正迎来选举的高潮。　　城市基层民主的价值　　据说，闸北区的一位老太太，在周末投票日那天特意翻箱倒柜，找出了已经发皱的旗袍，并为自己化了妆，然后来到指定地点地投下了她的一票。　　看到这一幕的一位“选举观察员”有些感动：“这说明他们这些老人，确实是把居委会选举看成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这跟他们丰富的阅历有关，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早在5月份，上海市民政局和复旦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学术调研组，希望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分析这次选举，他们因此被称作“选举观察员”。　　学术调研小组的联络人之一、复旦大学的讲师刘春荣说，由于改革的递进特征，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空差异。　　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从集体身份转为个体身份，个体的出现对民主参与来说很重要。而在城市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失业人口少，社会边缘群体少，居民的工作、生活大多跟单位有关，都是“单位人”，通过单位体制就可以实现管理。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改革逐渐把人从单位释放到社会，人与社区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包括下岗工人的归属地也是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生活、经济利益的关系逐渐发展。城市基层政治秩序的再造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朱银山对此有直接的感受。“现在新建的小区，居民往往就不希望外面的人进来，他们会要求自己选居委会主任。他们有这种意识，用民主自治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小区。”　　中国居委会主任有“小巷总理”之称。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组织，城市居委会管的往往是些“鸡毛蒜皮”，职能主要包括：居民公共福利、政府政策宣传、集中民意等。它与农村的村委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居委会没有土地分配权，没有经济利益，基本是纯粹的服务组织。　　王育才说自己明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调解邻里关系，照顾老弱病残”将一直是自己的重要工作。　　但他相信，居委会这个民众自治组织正在城市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希望居委会扩大民主实践，摆脱行政化的作风，更多地向服务市民的自治组织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选举。”　　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对基层直选曾有这样的归纳：“城市的组织和管理，最根本的不是政府去直接组织社会，而应是政府帮助社会进行自我组织”。　　为此，上海市“十一五”规划定下的“民主指标”是：2010年，直选比例至少要达到85%。　　但是，根据记者近一个月的采访、观察，不同阶层的上海居民对这场直选的态度仍存在差异。　　在老年居民穿上旗袍去投票的同时，年轻人、富人，这两类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意识较强”的群体，对居委会直选的参与热情却不高。徐中振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之前的居委会组织与他们的利益关联度不高。　　不过，24岁的王育才的当选还是让专家看到了年轻人参与民主试验的希望。　　“关联度越低越是要建立关系，否则传输机制就可能出现问题”，刘春荣说，直选正是为了激活居委会和居民的关联。　　“有这么多人去慢慢熟悉民主治理的规则和方法，光是这一点就已经非常重要。”刘春荣评价道，“通过选举，政府也在学习，学习用新的方式与社会交往，与社会重建连接。彼此互相学习。”　　这或许也是政府的追求。　　“不仅要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更要注重过程，要把换届选举过程作为培育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行使民主能力的过程。”上海市民政局的一份文件中如此强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左志坚上海报道　　徐中振显然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的理想主义的学者，名片上的五种身份，以及面对面的谈吐，都显示着他广阔的社会活动和阅历。　　当访谈开始的时候，一场规模空前的基层直选活动正在上海的居民社区内举行。而徐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div id="PublicRelation5" name="PublicRelation"></div></td></tr></tbody></table>中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介入上海社区基层民主的发展进程。　　担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处处长的他，在对基层社区人群进行长期、深入交往和调研的同时，又与上海市的权力机构、党政部门保持着决策咨询方面良性的互动。　　这使得徐中振成为上海基层社区民主研究公认的权威之一。　　“以往被选出来的人可能是往上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现在直选了，他就需要往下看，看居民的实际需求。”7月19日，他在办公室向记者侃侃而谈。　　现在居委会和居民利益相关更大了　　《21世纪》：这次基层换届，为什么一下子把直选比例提到40%？这是一个空前的规模。　　徐中振：作为一个制度性的推进，上海市政府对经验和操作程序有一定积累。3年前通过直选，居委会自治的效果比较好，政治上也没有负面的东西。政策面上，中央在十六大的时候，对基层民主其实已经提过要求，各地也都在推进。上海市场化程度高一些，可能推进的速度就快一些。　　中央和民政部对上海这次大规模的直选是比较支持的。　　《21世纪》：3年前，上海市居(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上海市政府要求是有20%的直选比例。这样安排比例有什么考虑？　　徐中振：实际上，上海的基层民主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当时民政部在上海卢湾区五里桥街道试点。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上海对基层民主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到了2003年，我们经过讨论、调研和分析，觉得具备了一定的基础，20%是可行的。这个比例主要是为了扩大基层民主的参与性。因为间接选举，往往选民登记环节都没有，居民的参与程度很低。　　20%可以叫做任务，也可以叫做指导思想。　　《21世纪》：这次基层换届选举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跟3年前比有何不一样？　　徐中振：现在居委会和居民的利益相关性更大了，客观地说，居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另外也更注重程序。像我听到的情况，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选民登记情况，这些比过去更为严格。对于居委会成员和候选人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居民要求更高了。　　《21世纪》：有观点说这次直选可以把法律用足，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徐中振：以前是按照《居委会组织法》选举形式方面的原则，现在则是按自治的核心价值来看待，是要保证选举更符合参与精神，观念上的意义不一样。　　这一点,居委会和网络社区很相似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居委会直选没有村委会激烈。因为村委会是一个经济组织，像土地这些就直接牵涉到每个农民的自身利益，而居委会跟居民的经济利益关联度并不高。　　徐中振：这是学界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就上海的情况看，居委会跟居民的关系很深。因为上海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商品房很多，老年人有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的需求。而且市场经济(发展)20多年来，在社区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包括下岗职工的归属地要找居委会，居委会要给他们做家访，建信息卡，推荐工作单位，甚至做思想工作。这样的事例在上海很多。　　居委会是一个权力型组织，但本质还是利益维护组织，能够提供一家一户单独个体不能提供的服务。这一点和网络上的社区相似。　　《21世纪》：但为什么青年人和富裕阶层，这两类原本被认为对民主参与程度很高的群体，现在看来对居委会选举热情反而较弱？　　徐中振：现在的年轻的职业群体，他们主要的利益维护和社交空间往往都不在居委会。　　但这个也和这些群体的认识有关系。我们在浦东金桥湾做过海选试点，当时有个交大25岁的女硕士，是通用汽车的，就自我推荐参选。　　直选只是基层民主的第一个环节　　《21世纪》：直选对基层建设具体有什么好处？　　徐中振：直选更看重老百姓的参与程度。这种方式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并和选举人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在选举过程中，他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这本身就唤起了老百姓对社区建设的关注。　　以往被选出来的人可能是往上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现在直选了，他就需要往下看，看居民的实际需求。我们还要求被选出来的人对选民发表一个就职演说，等于是与居民建立一个承诺关系，这些能够促进基层自治组织与居民建立比较好的关系。　　《21世纪》：怎样确定哪些居委会可以进行直选？　　徐中振：居委会要满足三个条件：与群众联系比较密切，居民在参与社区活动方面有较好的基础；社区环境、卫生、基建条件较好，否则会面临许多问题；党组织在该区域的群众工作开展比较好。　　《21世纪》：如何保证选举过程能够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徐中振：就选举的程序来说，公开、公正、公平，形式上都可以做到，因为选举的程序有成熟的模型。比如设立选举委员会，如果这个委员会的人被推选为候选人就必须退出这个选举委员会，等等。只要按程序去选，很难让街道去指定一个什么人去当居委会主任，有时候选出来的可能是让街道主任意外的人选。　　其实选举的过程我们倒不担心。我们更关心，直选出来之后，后面的居委会管理、运行、监督环节，居民是不是能继续发挥作用。　　直选只是居委会改革的第一个环节。

把直选当民主就是不民主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广泛的民主

哎，到现在才刚刚开始“试验”，那几十年来的“人民民主专政”都不知在干什么。真不是这个“试验”应该算悲哀还是欢喜。

最近十几年，上海的居委会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工作态度，服务质量来说，确实有明显的进步。

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城市基层民主试验美国将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防御试验美军进行最大规模导弹防御试验五发四中 2.4吨冰毒！建国后上海最大制贩毒案侦破 “新沙皇”普京强硬出手，进行苏联解体后最大规模演习工信部：明年一季度6城市开展TD-LTE规模试验解放军最大规模城市战训练场启用（图）中国选举制度变革后进行首次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为什么没有国家进行过大规模的导弹防御试验美国政府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演习相互配合？俄罗斯进行最大规模战略核力量演习！上海建造全球规模最大的核电主设备制造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