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钟伟：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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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       时间：2006年06月26日09:48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em14]钟伟：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       时间：2006年06月26日09:48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em14]

时间：2006年06月28日07:29   我来说两句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作者：傅勇】   　　一言难尽　 　　傅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本届世界杯赛的巅峰之战将是巴西和意大利两队之间的对决，不过巴西人笑到了最后，成功卫冕；英格兰队与荷兰队为争夺第三名而拼死一战，结果运气落到英格兰人一边…… 　　猜测一下，是谁又在那里对世界杯的结果滔滔不绝、大放厥词？是以“乌鸦嘴”著称的球王贝利吗？非也，这是一批经济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且，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经济学家可不是一些不入流的小角色，他们是贡职于德国经济研究所的顶级经济学家，可谓个个是政府财经智囊。        势力如此雄厚的经济学家预测当然不同常人：他们倚重的不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预测公式，不是冥冥中自有定数的命运之说，也不是纯粹的实力分析，而是从经济学角度的推论。 　　在他们看来，决定本届世界杯名次的因素只有3个：队员的收入、年龄和发展前景。而第一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以德国甲级联赛为例，位列前6甲的俱乐部向球员支付的平均报酬为3730万欧元，而垫底的6个俱乐部支付的平均报酬只有1680万欧元。同样，凡是在欧洲甲级联赛中夺冠的球队，必定是平均收入最高的球队。根据这个“定律”，德国经济学家的结论是，总收入为2.62亿欧元的巴西队将在决赛中战胜总收入为2.51亿欧元的意大利队。不过，英格兰队是个异数。尽管他们的总收入有2.56亿欧元，超过意大利队名列第二，但是对于精通金融的英格兰人来说，经济因素反而不再重要，第二和第三因素上升为决定性因素。因此，英格兰人只能同击败德国人的荷兰人争夺第三名。 　　这项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丝丝入扣，经济学家再一次显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圈外人士”所不具备的专业水准。 　　显然，无论模型怎么精妙、经济学家怎样煞有其事，这项预测中的娱乐成分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如果以经济学的视角对这项预测“较真”的话，其假设前提就有问题。虽然，“球员收入”这个最重要的“解释变量”能够透露出运动员球技精湛的综合信息，可是致命的问题是，这些信息是滞后的。应该看到，因为合同通常早就签订而至少一个赛季，球员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过去的表现，。即便考虑进年龄和发展潜力加以弥补这一缺陷，也于事无补，因为发展潜力本来就不是一个定数。 　　实际上，通常经济学家在从来就不是什么合格的预言家。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理解，经济学其实是一门解释现实的学问。其解释功能大于预测功能。经济学家做预测得到的著名的嘲讽是：“经济学家预测到了过去发生的4次经济危机中的5次。”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学家队世界杯的预测并不一定比球王贝利来得准确。 　　从本质上而言，数据是这些球员过去和现在表现所留下轨迹，经济学家的研究通常能够充分说明，年薪更高的球员通常表现得的确实要比其他球员好。但是，这只是解释而非预测。实际上，足球的魅力正在于不到最后一秒，胜负不定。想象一下，如果经济学家的模型能够完全预期，还有谁会半夜里守着电视机呢？ 　　预测世界杯如此，预测经济走向也是如此。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同样表现为经济学家信息的滞后：所有公布的信息实际上已经反映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过往的数据对预测帮助不大。这种有效市场的理念在证券市场上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因为所有已知的利好利坏消息都已经被市场消化，所以股价走势只受未知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股票价格本质上是随机游走的。 　　当然，经济学家在预期上的失败并不表示经济学家不重要，相反，经济世界变幻莫测的复杂性恰恰需要经济学家提供一些不甚完美的预期。我们知道，很多成功的投资者是不看股评的，而喜欢听股评的人也并非相信股评专家，只是因为股评家并不全面的分析有助于增加我们对市场的理解。 　　还有一重因素增加了我们对德国经济学家这次对世界杯预测达到担心。因为，这次经济学家和球王贝利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一起。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em01]

解读“人性”的经济学家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  2006年6月28日 星期三        芝加哥这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汽车。这位白发老人把车停在一个限时30分钟的车位里，这点时间远远不够我们从容不迫地吃那顿约好的午饭。“我们停这儿应该没事儿。他们不会查得那么仔细，”他向我解释道，声音柔和，但带有明显的布鲁克林口音。我望着他，问道：“这算是一种理性犯罪吗？”他毫不迟疑地说：“是的。” “理性犯罪”(rational crime)这一理论，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6大爆炸性理论之一。40年前的一天，贝克尔去给一个博士生考试的时候迟到了，此时，上述理论闯入了他的脑海。他当时没时间去寻找免费停车的地方，于是迅速权衡了一下付费停车的成本和因违章停车而被罚款的风险。当他到达考场的时候，那个当时还不流行的概念——犯罪分子将根据惩罚的风险和成本做出反应——在他的心目中成形了。贝克尔立即要求那位不幸的学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那位学生通过了考试，而且贝克也没有因违章停车而收到罚单。） 成本与收益从未远离他的头脑 贝克尔处理问题的方法似乎没有发生改变，成本与收益从未远离他的头脑。当我们朝着购物中心内的法国餐厅La Petite Folie走过去的时候，他花了些时间，来解释选择这家餐厅背后所蕴含的基本原理。他最初建议去芝加哥大学的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我可以实地观察贝克尔的那些学院同仁们。但最后，食物的质量超越了其它因素，这位教授说：“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吃一顿像样的饭。” 贝克尔把我引荐给餐厅老板玛丽(Mary)，让我选择座位，并礼貌地向我推荐菜单上的食品。他身穿夹克，系着领带，加上那份自然而然的优雅，那种绅士般的举止，与他经常冒出来的可怕想法，简直是不协调至极。“ 另类经济学家”的名声并未使他闷闷不乐。 “在穿著等方面，我的观念一直都很传统。但是，一旦涉及思想领域，我乐于标新立异：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能够承受批评。” 他确实认为自己是对的，而那些批评也从未远离过他。起初，批评来自于其他经济学家。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是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位创始人，他曾劝说一家报纸的编辑，不要出版贝克尔早期有关“民主制度决策的背后动机”的论文。（这一课题后来变成了“公共选择理论”，并为另外一位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带来了诺贝尔奖。）贝克尔的博士论文与歧视有关——如何对其进行衡量，以及歧视可能给歧视者和被歧视者的财富造成的影响。有人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题目，校方说服了一位对贝克尔不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来评审他的作品。后来，贝克尔几经艰难，才发表了他的著作《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首创“人力资本”概念 贝克尔奋斗多年，才获得世人的承认。在30岁以前，贝克尔曾向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提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即人们为了获取回报，会像投资股票一样，投资于自身的教育），这个概念在当时还很新颖。他回忆道，当时学会的反应是“怒不可遏”。他说道：“现在很难相信，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曾经备受争议。对于政界人士而言，要是他们不提人力资本这个术语，他们就无法获胜。” 我们已经要求侍者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的谈话范围很广，从伦敦的汽车进城费（“他们做了我一直在主张的事”）、核能（贝克尔赞成使用）到撰写博客的利弊。贝克尔对我谈到的伦敦和新闻行业也同样感到好奇。 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侍者再次尝试让我们点餐。贝克尔点了扇贝，并向我推荐海鲜，但是牛排对我更有吸引力。我劝他喝点葡萄酒。“我就喝一杯吧，不能超过一杯。”然后，我们商量点法国矿泉水还是意大利矿泉水。我建议点意大利矿泉水。他表示同意：“我喜欢意大利，喜欢意大利人。他们很自在。”这或许是我们谈话中，他唯一一次笑出声来。 贝克尔希望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当天下午他还要打网球。他今年75岁，看上去也是这个岁数，有一头漂亮的白发，和皱纹很深的半透明皮肤，但他的举止看上去更年轻。当我到了他家，搭他的车去餐厅时，我看到他步履轻盈地走下楼梯。他驾车很自信。在夏天，他搬到科德角工作，经常在海里游泳。贝克尔一直热爱体育运动，似乎也只有运动和家庭能够分散他对工作的注意力。“我不太喜欢清谈，因此我不会尝试参与闲聊。”哪怕只是几分钟的谈话，也能清楚地表明：真正让贝克感兴趣的，是创意的世界。 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人的行为 如果说贝克尔有一条指导原则的话，那就是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人的行为，其适用范围要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广泛，人们在犯罪、婚姻 、亲子、教育、甚至吸毒等问题上做出理性的选择。他呼吁建立一套更广泛的价值观，对此，经济学家们持怀疑态度，而非经济学家们指责他将情感决策“简化”为货币决策。我向他提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经济学并不是研究金钱的学问。 “你说得很对。人们完全误解了我的著作，也许从未读过它们。显然，金钱很重要，但我研究的大多是非金钱的主题——歧视、婚姻。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处表示，人们结婚主要（或完全）是为了金钱。” 即便如此，贝克尔的观点可能看起来有些冷酷，即使在其他经济学家眼里也是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极为理智的人。“我有一些写小说的朋友，他们会注意人的每一个特征。我在这方面很弱。不过，我觉得自己非常善于用头脑观察各种社会和经济行为。我认为这种天赋让我获益匪浅。”  我们谈到向乞丐施舍的合理性，尽管我们努力避免遇上他们。然后，他介绍了一个有关自杀的新的行为模型，他目前正与他的朋友兼博客同道——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一起研究该模型。波斯纳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法律学者。他们试图找出自杀未遂与成功呼救之间的区别。他无意用任何“政治正确”的言辞来钝化分析的尖锐性。在谈到我的“亲爱的经济学家”专栏时——他的研究成果经常出现在这个专栏中——他没有理会我有关该专栏是半开玩笑的说法。“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专栏的内容牵强附会。但我喜欢它对理论的应用。”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起初，贝克尔在学界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同时也得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芝加哥学派大师们的有力支持，如今，他被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最近研究了哪些经济学家在领先刊物中激发了实证研究。 在被引用的原始数字方面，贝克尔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与那些仅仅发表了一两个著名观点的竞争者不同，50年来，他在每个10年都曾发表若干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开始注意到这点。许多毕业于哈佛(Harvard)、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Stanford)的年轻人，对我正在研究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尽管他们的导师们多数——并非全部——反对我正在做的那些课题。” 贝克尔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放慢脚步的迹象。除了那篇有关自杀的论文以外，他还一直在研究个体对恐怖主义恐惧的反应、人口增加的宏观经济学影响，以及进化为什么产生老是与他人攀比的人们。他在芝加哥大学授课的时间多过以往任何时候，同时，尽管他最近不再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撰写他写了近20年的每月专栏了，但他现在仍与波斯纳一起，每周在博客上撰写一篇随笔。波斯纳曾经有可能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我认为，在最高法院无人能与波斯纳相比，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Roberts)”在内），但贝克尔如今却预测他有可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荣获诺贝尔奖后的担心 14年前，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话，让贝克尔从流感导致的沉睡中惊醒。诺贝尔奖——此前人们就一直预测他会得奖——引发了两方面的担心。一是他的工作将不会再让人们感到不自在。“我有些为此感到烦恼。工作得到认可很好，我为此感激。但我也认为，你必须努力继续做那些有争议的、不被认可的工作。” 第二个担心是，如同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贝克尔将不再从事那些严肃的工作。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我仍然喜欢我在做的工作。这是一直推动我向前的力量。我是否做得像过去一样好，这个问题可以由大家探讨。但我仍认为，我有想法，我能够作出贡献，其中有些想法很有趣，我喜欢研究它们。我希望有一个繁忙的时间表，我一直精力充沛，可以应付所有的事情，工作是我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事情，因此我能够继续工作下去。” 贝克尔进餐速度很慢，他对谈话的兴趣大于食物。尽管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最后却没有点甜点和咖啡。当我们起身离开时，一个年轻的支持者走到贝克尔身边，称赞贝克尔在《商业周刊》上撰写的专栏。贝克尔和蔼地作答，然后为我把门打开，一起离开餐厅。 然后，尽管我一再谢绝，他还是与我一起在人行道上等候，直到我的出租车出现。他与我握了握手，转身走开，但看到另一个人也要上这辆出租车时，他立即转身回来帮助我上了车。一切归于平静，他脸上挂着微笑，漫步走入芝加哥午后灿烂的阳光中。 La Petite Folie餐厅，芝加哥 1份牛排配焗烤土豆 1份扇贝配超细意粉 2杯红酒 1瓶圣培露(San Pellegrino)矿泉水 总价：61.03美元 译者/何黎 [em01]

从来没奢望“专家”替百姓说话。但是也求“专家”不要披着“专家”外衣做说客。

为百姓说话的就不能平上“专家”了。靠。什么鸟。

想说就说，想听就听。^_^

唉！[em34][em34][em34]

　　所谓专家本来就是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专业知识人员，合理立场无关，反正作决策的又不是他们，天下之大什么样的人没有？决策者为百姓说话才是最重要的。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ytgk9999在2006-7-1 23:16:00的发言： 　　所谓专家本来就是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专业知识人员，合理立场无关，反正作决策的又不是他们，天下之大什么样的人没有？决策者为百姓说话才是最重要的。</div>专家是为决策者提供依据的人，如果依据都是这样，那决策会是什么样？[em05]

呵呵，不要忘了，提供依据的人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实践，为百姓说话的、不为百姓说话的自然都有，关键还是看决策者如何选择阿。　　毕竟一个好的专家容易找，而好的决策者不好找，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阿！

经济学者当然首先替自己的钱包说话，人民死活关它们这群高高在上的东西什么事。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ytgk9999在2006-7-2 0:49:00的发言： 　　呵呵，不要忘了，提供依据的人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实践，为百姓说话的、不为百姓说话的自然都有，关键还是看决策者如何选择阿。　　毕竟一个好的专家容易找，而好的决策者不好找，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阿！</div>决策者就不用说了，问题是提供依据的人中有为民众说话的吗？[em05]

记得看过一句话，也忘了在那里看的了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经济专家发表的那些什么评论这个世界还是和现在一样

[转帖]钟伟：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大家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说垃圾话了学者：拆迁条例助长地方官暴力拆迁无视百姓学者称：中国公众找不到为自己说话的知识分子中国军方学者敦促经济打击美国学者惊人语：剩女多经济好大陆重量级经济学者吴敬琏访民进党引热议复杂经济环境考验百姓心态避险理财忌单一化百姓说话：手机套餐竟然把运营商自己弄昏了头钓鱼岛之争重创脚盆的经济，统计数据说话~ 还让人说话吗？这样说话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