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没看过的同志们就看看吧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7 12:10:37

某帖讨论海权的时候，山人同志说有很多人没有看过马大叔的这本书，那就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吧……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引论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昭然于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这些原则指导着其增长与繁荣。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  　　利益的冲突，以及由相互对立的试图瓜分更大商业好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远方归属待定之商业地区的举措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将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而起的纷飞战火，在其方式和本质上，已经根据是否控制海洋而得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本书将主要讨论----尽管并非唯一讨论----的内容。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就在众多的沙场决战中点出了有必要为胸怀大志的军人所研究的部分，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及凯撒的战役。当然，对于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所知。在众多的职业研究人员中，如今存在有一种重大的共识，即：尽管许多战争的具体情况，随着武器的进步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却有某些教义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完全可以被提升到一般原则的高度。同样的原因，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于海军武器装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及蒸汽的引入成了海上动力源，但通过对海上决战一般原则的阐释，重温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研究仍将是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的。  　　因此，很有必要批判地研读大帆船战舰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因为，尽管目前不难找到可资应用的教训和价值，但蒸汽时代的海军还没有在其教义上书写可以被概括为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在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性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因此，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尽管通过殚精竭虑地思考蒸汽舰队和通过划浆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舰队----已有了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之间的大同小异，各种试图使这些理论具有更坚实基础的努力业已付出，但在直到被完全证实之前，仅以这种类比还是不能完全使人们满足的。的确，两种舰队的相似性远非表面上的，蒸汽舰和单层甲板大帆船共有的特征是其均具备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而自由驰骋于大海的能力。这种力量使得这些级别的船只与普通大帆船之间存在有显著差异----后者在海风吹起之时，只能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息，它们肯定是一动不动的。尽管注意观察看来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明智之举，寻找事物的不同其实也不失为智慧。当人们的想象力被最初觉察到的相似之点迷惑住时----这是精神追求里最具兴奋力的一点----十分容易对在其新近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差异失去耐性，因此而可能忽视或拒绝承认它们。所以，尽管发展不尽平衡，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同样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征，但是至少有两点它们不尽相同。在重温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历史以寻求可供蒸汽战斗舰借鉴的教训过程中，差异性与相似性一样必须牢牢地铭刻在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在使用过程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驱动力必然会迅速地减弱，因为单凭人力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如此精疲力竭的举动，结果，战术机动只可能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此外，在单层甲板大帆船时代，进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斗之中。这两种条件几乎必然导致相互碰撞，然而，这里并非没有一些灵巧的举措，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厮杀格斗。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混战中，一种现今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海军方面的意见，是认识到了现代海上武器装备的必然结果----一种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似的局面，在其中正如海上格斗史所显示的，很难分辨清楚敌人与朋友。我们认为，无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这种意见至高无上的价值，仅根据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能够从任意方向冲向敌人，并且能在它们的船头装上一个尖钻物而无论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事实，是不能宣布其能成为一种历史性依据的。迄今，这种意见还仅仅只是一种假设，直到由实战的经验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之前，基于此基础上的最终判断或许还会大相径庭。直到那时，才会出现容纳相对立观点的空间，即，在数量相等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格斗，其中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已被减少到最小程度；在使用精巧、威力强大的当代武器的条件下，并非最佳选择。海军指挥部越是自信，它的舰队战术技巧训练越纯熟，它的舰长们越称职，它就必然越不愿意与数量相等的对手展开一场白刃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而偶然的侥幸成为决胜之本。在同等条件下，它的舰队将与一队以前从未协同作战过的战船同流合污。历史按顺序已留有何时能进行混战，何时则不能如此的警训。  　　单层甲板大帆船与蒸汽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在其它重要方面却相去甚远，这些特征并非显而易见，因此也就很少述及。至于大帆船，正好相反，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与更为现代的舰船之间的差异，其相似之处尽管存在且易于发现，却并不明显，因此也就很少被注意到。通过了解到大帆船与蒸汽船相比所存在的彻头彻尾的弱点----由于它必须依赖于风----这种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忘掉这一点，就如前面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搏杀一般，战术上的教训就能站得住脚了。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来也没有在静风的条件下，被贬低到毫无战斗力的程度，而是在今天比大帆船受到了更多的重用。然而，这却有点错位。直到蒸汽机被开发出来利用时，大帆船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能够从很大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能够进行无限时间的机动并且又没有使得船员们精疲力竭，能够把更大部分的船员用于进攻性武器而不是船桨等等。大帆船与蒸汽船所共同享有的这些能力，从战术上考虑，至少与单层甲板大帆船那在静风中或逆风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在寻找相似性时，存在有一种不仅忽略差异之处而且夸大相似之处的趋势----这显得有些可笑。或许能够基于下列考虑指出，由于大帆船装备有远程大炮，具有相对强大的穿透力；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射程短但却具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现代蒸汽舰装备有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后者只在有限距离内有效，然后，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大炮，正如同其前辈，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然而，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战术考虑，必然影响着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布署；这种类比是现实的，而不是凭空捏造而成的。因此，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鱼腹。然而，对于两者而言，这都是它们各自最为困难的任务，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某帖讨论海权的时候，山人同志说有很多人没有看过马大叔的这本书，那就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吧……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引论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    　　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昭然于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这些原则指导着其增长与繁荣。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  　　利益的冲突，以及由相互对立的试图瓜分更大商业好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与远方归属待定之商业地区的举措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将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而起的纷飞战火，在其方式和本质上，已经根据是否控制海洋而得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因此，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正是这点构成了我们本书将主要讨论----尽管并非唯一讨论----的内容。  　　举世闻名的军事大家均认为，关于已逝时光的军事历史研究----正如这本著作所为----对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巧的战略战术行动乃是至关重要的。拿破仑就在众多的沙场决战中点出了有必要为胸怀大志的军人所研究的部分，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及凯撒的战役。当然，对于他们而言，火药当时还不为所知。在众多的职业研究人员中，如今存在有一种重大的共识，即：尽管许多战争的具体情况，随着武器的进步因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历史的教科书中却有某些教义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完全可以被提升到一般原则的高度。同样的原因，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进步对于海军武器装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及蒸汽的引入成了海上动力源，但通过对海上决战一般原则的阐释，重温昔日海上战记的历史研究仍将是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的。  　　因此，很有必要批判地研读大帆船战舰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因为，尽管目前不难找到可资应用的教训和价值，但蒸汽时代的海军还没有在其教义上书写可以被概括为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在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的实验性知识，另一方面，实践经验却一无所有。因此，有关未来海上战争的理论几乎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尽管通过殚精竭虑地思考蒸汽舰队和通过划浆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舰队----已有了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之间的大同小异，各种试图使这些理论具有更坚实基础的努力业已付出，但在直到被完全证实之前，仅以这种类比还是不能完全使人们满足的。的确，两种舰队的相似性远非表面上的，蒸汽舰和单层甲板大帆船共有的特征是其均具备能够不依赖于风向而自由驰骋于大海的能力。这种力量使得这些级别的船只与普通大帆船之间存在有显著差异----后者在海风吹起之时，只能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息，它们肯定是一动不动的。尽管注意观察看来相似的事物是一种明智之举，寻找事物的不同其实也不失为智慧。当人们的想象力被最初觉察到的相似之点迷惑住时----这是精神追求里最具兴奋力的一点----十分容易对在其新近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差异失去耐性，因此而可能忽视或拒绝承认它们。所以，尽管发展不尽平衡，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同样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征，但是至少有两点它们不尽相同。在重温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历史以寻求可供蒸汽战斗舰借鉴的教训过程中，差异性与相似性一样必须牢牢地铭刻在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推断。在使用过程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驱动力必然会迅速地减弱，因为单凭人力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如此精疲力竭的举动，结果，战术机动只可能持续一段有限的时间；此外，在单层甲板大帆船时代，进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斗之中。这两种条件几乎必然导致相互碰撞，然而，这里并非没有一些灵巧的举措，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才是短兵相接的厮杀格斗。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混战中，一种现今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海军方面的意见，是认识到了现代海上武器装备的必然结果----一种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似的局面，在其中正如海上格斗史所显示的，很难分辨清楚敌人与朋友。我们认为，无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这种意见至高无上的价值，仅根据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能够从任意方向冲向敌人，并且能在它们的船头装上一个尖钻物而无论单层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舰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事实，是不能宣布其能成为一种历史性依据的。迄今，这种意见还仅仅只是一种假设，直到由实战的经验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之前，基于此基础上的最终判断或许还会大相径庭。直到那时，才会出现容纳相对立观点的空间，即，在数量相等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格斗，其中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已被减少到最小程度；在使用精巧、威力强大的当代武器的条件下，并非最佳选择。海军指挥部越是自信，它的舰队战术技巧训练越纯熟，它的舰长们越称职，它就必然越不愿意与数量相等的对手展开一场白刃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优势都将荡然无存，而偶然的侥幸成为决胜之本。在同等条件下，它的舰队将与一队以前从未协同作战过的战船同流合污。历史按顺序已留有何时能进行混战，何时则不能如此的警训。  　　单层甲板大帆船与蒸汽舰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在其它重要方面却相去甚远，这些特征并非显而易见，因此也就很少述及。至于大帆船，正好相反，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与更为现代的舰船之间的差异，其相似之处尽管存在且易于发现，却并不明显，因此也就很少被注意到。通过了解到大帆船与蒸汽船相比所存在的彻头彻尾的弱点----由于它必须依赖于风----这种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忘掉这一点，就如前面与其旗鼓相当的对手搏杀一般，战术上的教训就能站得住脚了。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来也没有在静风的条件下，被贬低到毫无战斗力的程度，而是在今天比大帆船受到了更多的重用。然而，这却有点错位。直到蒸汽机被开发出来利用时，大帆船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能够从很大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能够进行无限时间的机动并且又没有使得船员们精疲力竭，能够把更大部分的船员用于进攻性武器而不是船桨等等。大帆船与蒸汽船所共同享有的这些能力，从战术上考虑，至少与单层甲板大帆船那在静风中或逆风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在寻找相似性时，存在有一种不仅忽略差异之处而且夸大相似之处的趋势----这显得有些可笑。或许能够基于下列考虑指出，由于大帆船装备有远程大炮，具有相对强大的穿透力；装备有大口径短炮，射程短但却具有强大的轰击力；所以，现代蒸汽舰装备有远程大炮群和鱼雷组，后者只在有限距离内有效，然后，通过撞击毁伤对手，而大炮，正如同其前辈，目的就在于穿透对方。然而，这里有着显而易见的战术考虑，必然影响着海军司令官和舰长们的战斗布署；这种类比是现实的，而不是凭空捏造而成的。因此，大帆船和蒸汽舰用于直接与一艘敌舰交火时----前者通过强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后者则通过撞击而使其葬身鱼腹。然而，对于两者而言，这都是它们各自最为困难的任务，为了使其行之有效，敌舰必须被带至攻击行动区域的某个单点，只有在那里，抛射性武器才能从一个广阔区域内的许多点上找到用武之地。

由于风的方向，两条大帆船或多支舰队的相对位置，包含有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这或许可说是那个时代水手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初看起来，由于这对于蒸汽船已成了一件无关痛痒的事物，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再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类比，在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因而也就一钱不值。但如果对背风与气候状况的明显特征进行一番仔细考虑，直接涉及他们的本质特征并忽略次要的细节，就会表明这种认识是一个错误。在某一海况中相对位置的明显特征是其能够赋予某方随心所欲地发动或逃避战斗的力量，结果，在选择进攻方式时，就具有了一种进攻型态势所通常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有某些弊端伴随其后，诸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暴露在纵向射击的炮火之下，牺牲部分或全部可用于进攻的炮击机会----所有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战舰或整个舰队，一旦处于背风位置，就不可能发起进攻；如果并不希望退却，那么其行动只可能局限于防御地位，并且按照敌人的条件迎接挑战。当然，通过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的相对缓解，以及通过在敌人一度不能还击时进行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劣势是能够得以补偿的。在历史上，在各个时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行动中，这些有益和不利的特征都有其对应事例和类比事件。进攻方为了接近并摧毁敌人，承担了某种风险和劣势；防御方，只要其仍旧保持原状，拒绝承受前进的风险，保持一个小心翼翼、组织良好的阵位，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进攻者留给自己的可乘之机。穿透与之相伴随的并不太多的细枝末节的乌云，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也就昭示于天下了。前者通常为英国人津津乐道，因为他们的稳健政策就是要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对于背风位置乐此不疲，因为通过此术，他们就能够在敌人接近时使之瘫痪，由此避免决定性的遭遇战，保存他们的战舰。  　　法国人几乎没有多少例外，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于海军军费缩手缩脚，因此，他们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方式，寻求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由于这一原因，只要敌人“雷声大，雨点小”，背风相对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然而，当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的意图，不仅仅是用以进攻，也要集中起绝对优势对付敌军的一部分战线时，其有点坐立不安的对手德吉尚（De Guichen），改变了战术。在他们相互交锋的头一回合，这位法国人利用了背风位置；但是，在意识到了罗德尼的意图后，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这并不是用于进攻，相反而是高挂免战牌，除非是以自己的条件行动。采取进攻或避而不战的力量，不再取决于风势，而是取决于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对于一支舰队，不仅取决于单艘舰只的速度，也取决于它们行动的战术整体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舰船将拥有气候便利。  　　因此，这并不如同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空想。它们两者都有近似于现代舰船之点；当然两者也都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就使得引用它们的经验或行动模式作足以为训的战术先例成为不可能。然而，先例不同于且不如一项原则更有价值，前者或许最初就是错误的，或由于星转物移，条件变化而失去效用；后者则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无论其应用如何千姿百态，依然成其为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加以遵循的标准。战争有着诸如此类的原则，它们的存在通过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而历史能够显现它们的成功与失败，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们依旧如故。具体情况与武器装备可以变化，但是为了应付这一类或成功地运用其它类，就必须对在战场战术或由在战略名义下构成的更为广泛的战争行动的持续性历史教义，予以充分的重视。  　　然而，所谓的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包含着整个战争舞台，在海上角逐中，或许还涵盖了全球的相当部分。正是在这种行动中，历史的教义才有更加明显和永恒的价值，因为基本的条件永远不变。战争舞台或大或小，其困难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厮杀的队伍或者庞大或者不庞大，必要的行动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这些都仅仅只是范围、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区分。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与通讯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开通，河流上架起了桥梁，食物来源得以增长，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迅速与广泛；然而他们所必然遵循的原则却丝毫未变。当徒步行军为马车运兵所取代，当后者又相应地让位于铁路，行动距离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说，如果你愿意，时间刻度变小了；然而，决定军队应该集结于何处、应该朝向哪一方面、应该进攻敌军阵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的原则却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远征于世界各地，再从后者演进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蒸汽舰船，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与速度，却并不一定要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三百多年前，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讲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时，包含有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其原则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现在依然犹如在过去一般。在与敌军或敌舰队遭遇（这是一个或许比其他单词能更好地表明战术与战略分界线的词语了）之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决定，其涉及面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除其它问题外，这其中有海军在战争中的恰当作用；其真实目标；其应该结集之点；煤炭和供养仓库的建立；对于仓库和本土基地之间交通线的维持；作为战争之中决定性或次要行动的破坏商业的军事价值；是借助零散游弋的巡洋舰，还是通过强制性地攻占为商业航运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关的中心堡垒，破坏商业所能最为有效地加以影响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战略性课题，并且历史也对此论述颇丰。在有关英国海军与法国交战的举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国海军只是出现了一场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长处的颇有价值的争论。问题纯粹是战略性的，并不仅仅只是具有历史价值；对于目前而言，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决策之基础的各种原则古今一贯。圣·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纳尔逊和他的亲密将帅，则使英国长驱直抵特拉法加。  　　正是在海上战略领域，历史教义所具有的价值丝毫未曾贬低。由于情势的相对持续性，在那里，它们不仅用于阐述原则，而且也能作为先例之用。当对立的舰队在基于战略考虑之点相互冲突时，关于战术问题，这倒不是那么明显的正确。人类不懈的进步引起了武器装备的持续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来一场战争方式的持续变革----在处理与掌握战场上的部队与战舰方面。由此使得许多的与海上事物相关联的人物倾向于认为，从先前的经验体会之中再也无利可图，在上面花时间纯属浪费。这种观点不仅置引导国家游弋战舰于大洋，指挥划定行动之区域，从而改变且继续改变世界历史这宽阔的战略考虑于不顾，也是一种有关战术的单方面的和狭隘的看法。昔日鏖战成败，取决于它们对于战争法则的遵循与否。仔细研读成功或失败原委的海军将领将不仅能够发现并逐渐消化这些法则，而且也将从把这一切付诸自己时代的战舰与武器装备的战术操作中获益非浅。他们还将注意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装备更新之后----事实肯定如此----而且这类变革之间的间隔已是过份的漫长。这一切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然而，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罪恶。只有通过仔细地研究新型战舰或武器装备的力量与局限，通过随之而来的采取物尽其用的方式----这将构成其战术规范，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每每出现的变化，这种罪恶才能得以根治。历史表明，指望军人们一般地不辞辛苦地进行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然而，那个辛勤耕耘者投入战斗时却具有了极大的优势----一则教训就其本身而言就已价值连城。  　　因此，我们或许现在就能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训戒。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写道：“海军的战术是基于其主因，即武器装备可能发生变化的条件之上的，而这相应地必将引起战舰的建造、运用它们的方式以及最终控制与运用整个舰队的变革。”他的进一步阐述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即“它并非一门奠基于绝对不变原则基础之上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即其法则的运用会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替而变化。这些法则在战略上的应用无疑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却要少得多；因此认识到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更加容易。这种陈述对于我们的国民从历史事件中获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够重要的了。  　　 1788年尼罗河之战，不仅是英国对于法国舰队的一场压倒性胜利，而且也对摧毁拿破仑的法兰西在埃及军队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其战斗本身而言，英军统帅纳尔逊做出了伟大战术思想的精彩绝伦的示范。如果事实如此，正如所定义的那样，那是“一种衔接好战役之初与战役发展过程的艺术”。那种特定的战术衔接取决于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一个条件，即一支抛锚停泊处于背风的舰队无力前去救助被摧毁前的处于上风位置的战舰。然而，做为衔接基础的原则，却没有过时，即选择敌军队列之中最不太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攻击。杰维斯海军上将在圣·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他用十五艘战舰取胜了对方二十七艘战舰，尽管在这一事例中，敌军并没有抛锚停泊，而是处于行进间。然而，人类的心智是如此构成的，以致于他们对于条件的稍纵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应付这些情况的永恒原则。在纳尔逊大获全胜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影响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仅易于把握，而且立即被视为在我们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则。埃及企业生存的关键取决于与法国的联系能够畅通无阻。尼罗河大捷摧毁了这样一支海上力量，而这正是交通线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这样，最终的失败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仅发动这场打击遵循了摧毁敌人交通线的法则，而且时至今日，同样的原则依旧有效，在单层甲板船的时代与大帆船或蒸汽舰的岁月里并无二致。  　　尽管如此，一种对于往昔----想当然地被认为过时了----蔑视的含糊情感如今已与对于位处海上历史那些永久战略训义盲人般视而不见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仅仅把1805年击败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纳尔逊光辉的顶峰，其天才的最高点----视为一个非同寻常般壮阔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战略问题：“这些战舰是怎样正好在那里呢？”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其中有史以来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拿破仑和纳尔逊，究竟是怎样相互勾心斗角呢？在特拉法加，失败的并不是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被打倒了；也并不是纳尔逊获胜了，而是英格兰被拯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衔接未能奏效，而纳尔逊的直觉与机敏始终能使英国舰队对于敌人穷追不舍，关键时刻又能及时嘎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战术，尽管细节仍有待争论，然而，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仍然符合战争的基本法则。并且他们的冒进被事态的紧急性和最后结局都证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战况准备的时效性上，在执行活动与能量上，战争前几个月，在这位英国领导人方面的思想与洞察力上的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它们至今仍然还是名副其实地出色。  　　在这两个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个案例，却没有如此确定的底线，有关原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还有待争议。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法国与西班牙在1779年成了抗击英国的盟友。联合舰队曾三次耀武扬武地在英吉利海峡招摇过市，一次居然一字排开了六十六艘战舰，把英国舰队驱赶到港口中躲藏了起来，因为英国舰队在数量上远处于劣势。当时，西班牙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夺回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达到前一目标，盟军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他们一无所获。

由此所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纯粹的海军战略问题----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其港口进攻英国舰队，以摧毁其商业和入侵其本土来威胁英国，难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进攻一个遥远而又异常坚固的帝国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对于被进攻的恐惧尤为敏感，如果他们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受到强烈震憾，那就将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丧失斗志。无论如何决策，作为一项战略要点，提出这个问题是公正的。在这一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就曾以另一种形式提议过，他就赞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岛屿，用以取代对于直布罗陀的进攻。然而，英国并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处地产去换取其放弃这块地中海的咽喉要道，虽然它应弃堡而去以保护其家园和首都。拿破仑一度扬言，他将在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Vistule）岸边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峡，正如盟国舰队一度在1779年所做到的那样，他势将攻占直布罗陀或英国沿海地区，这几乎毋庸置疑。  　　历史既提醒进行战略研究，又通过其传递的事实阐述战争法则。这是一条真理，为了使其给人们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还要另举两个例子，它们在时间上都比本书专门考虑的时期还要遥远。在两场处于东方与地中海的西方强国的大角逐中，一个已知世界的帝国在其中一场角斗里已处于发发可危的境地，相互对立的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颁多（Lepanto）。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者是由于某种固有的条件使之再度复发。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倒是值得花时间去找出原因。因为，如果再度倔起一个如同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海洋强国，战略问题还将相同。确实，目前而言，海洋强权的中心压倒性地位于西方，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然而，如果出现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为俄国所有，占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机会，影响海洋霸权的现在战略条件就将全被改变。现在，西方如果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与法国将立即不受阻挡地开往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地区，正如他们在1854年并如英国独自在1878年所做的那样。一旦出现所提示的变化，东方将一如既往，在半途势必与西方迎头相撞。  　　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时期，海上霸权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在也没有为详尽的追述其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影响所必需的资料，然而，仅存的迹象仍足以证实那是一个确定因素的推测。如果仅仅通过把握已广为流传的特定角逐一类的事实，那么，基于这种观点是不可能得出精确判断的，因为，正如同通常那样，海上事件处理过程都已被可耻地忽略掉了。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军史的细节，以便从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基于其历史为人们所通晓之时期可能发生何事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正确的推论。对于海洋的控制，无论如何有效，都不意味着敌军战舰不可能单枪匹马或成群成队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显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对漫长的海岸线上不受保护之地区进行骚扰性攻击，或闯入戒备森严的港湾。与之相反，历史已经显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弱小的一方，诸如此类的擦边战术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不论相互间海上实力的差异有多大。因此，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奇迹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军统帅包米卡尔在南部意大利登陆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队大象；在第七年，飞身脱离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后，他再度出现在了塔兰托----随后落入汉尼拔之手。汉尼拔派出特遣舰队前往迦太基，甚至于最终随同其残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这一切倒不是不与由罗马舰队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为控制海洋力量的决定性角色相协调一致。这些事件中无一能够证明，如果它愿意的话，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给予汉尼拔以持续支持的，然而，事实上，他却一无所获。可是，他们又确实打算造成一种顺其自然的印象，即这类帮助本是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在海上所占据的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一断言，需要通过反省确凿的事实并进行提炼与完善，使其影响的种类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价。  　　德国历史学家毛姆森（Mommsen）说过，战争之初，罗马即控制了海洋。无论可以归结到某个或某组原因，在第一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役中，这个本质上非海洋性的国家相对于其以海为主的对手，确立起了海上优势，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战役中，并没有出现重要的海上决战----这桩事件本身，更不用说与其它证据确凿的事实相联系，表明罗马存在类似于其它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特征的优势地位。  　　由于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确定促使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迈出其危险而又几乎毁灭性历程的动机，也就没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舰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罗马舰队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能够沿着他实际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对其至关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从海路进发的话，他就不会让最初随他征战的六万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掉三万三千名。  　　就在汉尼拔进行其危险大行军之时，罗马人在其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开赴西班牙。他们的部分战舰还搭载着一支执政官的大军。这就使得他们的航程并没有带来严重损失，罗马陆军随后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成功地站稳了脚根。同时，另一支分舰队与由另一名执政官统帅的大军被派往了西西里。这两支罗马大军兵合一处总计到二百二十艘战舰。所到之处，它们分别遭遇并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其轻易程度可以从叙述战事的轻描淡写之中推导而出，显示了罗马舰队实际具有的优势。  　　第二年后，战争呈现出下列态势：由北部进入意大利的汉尼拔，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胜利后，向南挺进至罗马城附近，并由此在南部意大利难以自拔，不得不以战养战----这种局势使得民怨载道，并且一旦与罗马在那里确立起的强有力的政治与军事控制体系相互冲突，这就尤其危险。因此，从一开始，他特别需要在他自己与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间建立起补给与增援渠道，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就是“交通线”。有三个友善地区可以分别或全部成为此种基地----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过海路建立起交通线。然而，在西班牙，他却可以寻求到最坚定的支持，通过陆路与海路都可以与之取得沟通，除非敌军阻断了通道，而海路则更快捷和简易。  　　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罗马凭借其海上霸权，绝对控制了在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对它十分友善。继坎尼战役后，即战争的第四年，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抗潮流席卷西西里，随之而来的是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变扩大了罗马舰队必要行动的空间，削弱了其力量。罗马采取了何种应急措施，并由此又是如何影响这场战争的呢？  　　有迹象表明，罗马并没有放弃对于第勒尼海的控制，因为其分舰队要不经袭扰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它也完全掌握着主动权，直到一名年轻一点的执政官认为已是适于保存舰队的时候了。在亚德里亚海，一支分舰队与一处海军基地设立在意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马其顿。它们的任务完成得如此之好，以致于没有一名希腊方阵士兵踏上意大利本土。“作战舰队的缺乏，”毛姆森说，“使得菲利普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不是推论的结果。  　　在西西里，斗争集中在叙拉古。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那里迎头相撞，但后者却明显地占有优势；因为，尽管迦太基人时常成功地向城市输入了补养，他们还是避免与罗马舰队交火。而后者有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该岛的北部沿岸可谓根深蒂固。对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畅通无阻，他们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综合这些事实，就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罗马的海上霸权得以控制了从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那里到亚德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这已为历史的进程所证实。这种控制不受冲击地持续于战争的全部过程。这并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袭击，正如前文已讲到过的那些情形一样。然而，它确实遏制住了持续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那又是为汉尼拔所急需的。  　　另一方面，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前十年，罗马舰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展开持续性军事行动的地步，而在所表明的界线以南海域也同样无能为力。当汉尼拔开启战端之时，他倾其所有，将舰队派去维护来往于西班牙与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当时罗马人也并没试图对此进行干扰。  　　所以，罗马的海权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它并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有用并最具骚扰性的佯攻，然而，它却使得迦太基人应该向其远在意大利作战的官兵提供关键性支援的时刻，却一兵未发。西班牙又如何呢？  　　西班牙是汉尼拔之父和汉尼拔本人赖以发动他们计划中的向意大利进攻的根据之地。在这场战争开始前，他们用了十八年时间占领了这个国家，并以罕见的睿智，在政治和军事上扩展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招募并通过局部战争，训练出了一支庞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就在其即将远征之际，汉尼拔将政府委托给了其弟弟哈兹德鲁拔（Hasdrubal）。其弟始终对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这一点又是他无法指望从派系林立、内讧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获得的。  　　在汉尼拔点燃战火之际，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权从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还是比较稳固的。在该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地区居住着对罗马人十分亲善的部落，在没有罗马人的支持时，他们却也无法对汉尼拔进行成功的抵抗。汉尼拔镇住了他们，并留下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一万一千名士兵对该国进行军事占领，以免让罗马人在那里站稳脚根，从而对其与基地之间的联系进行骚扰。  　　然而，西庇阿（Scipio）亲率二万名士兵于同年由海路及时赶来，击败了汉诺，占据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罗马人就此安营扎寨，完全封锁了汉尼拔与哈兹德鲁拔增援力量之间的通道，并从那里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大举进攻，而他们自己通过水路与意大利相连的交通补给线却由于所拥有的海上优势而平安无事。他们在泰拉弋那（Tarragona）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与哈兹德鲁拔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分庭抗礼，并随后大举攻入这块迦太基人的领地。西班牙之战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挥，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七年多来风云变幻，难解难分；最后，哈兹德鲁拔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迦太基人几乎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这一意图暂时受挫；就在迦太基人准备卷土重来前夕，卡普阿（Captla）的失陷使得罗马人得以腾出一万二千名久经沙场的将士，在克劳迪阿斯·尼禄（Nero）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西班牙。尼禄才华横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后来正是由于他，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进行。这是任何罗马将军都无可比拟的。这支通过海路及时送来的增援大军，再次巩固了对于哈兹德鲁拔出征道路本来业已摇摇欲坠的控制----这种方式最为快捷与简便，并使得罗马海军逼近了迦太基人。  　　过了两年，后来作为“阿非利加执政官”而一举成名的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通过陆军和海军的联合进攻，占领了喀它基那；随后，他又迈出了最不同寻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舰队，将水手们全部调拔进陆军。西庇阿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关闭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兹德鲁拔的角色，他还长驱直入挺进南部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却不是决定意义的战斗。在这之后，哈兹德鲁拔从他身边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进，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意大利。在那里，汉尼拔的境遇每况愈下，其大军的自然减员丝毫无法补救。  　　战争持续了十年，在沿途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哈兹德鲁拔从北部开进了意大利。如果他们能够平安地与当时所向无故的汉尼拔统帅的大军汇合的话，那么他所率部队本来是可以决定性地扭转战局的，因为罗马本身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连接其殖民地与盟国的坚固纽带已到最后关头，有些甚至已经元气耗尽。然而，这两兄弟的军事状况也极其险恶，一个位于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并分别被一个优势敌国缠住不得脱身，而罗马大军却处于他们被分而治之的对手之间。这一险恶战局，除了哈兹德鲁拔的姗姗来迟的因素之外，则是由于罗马控制了海洋。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钳制住了两位迦太基兄弟通过高卢地区取径进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兹德鲁拔通过陆路进行其漫长而又危险的兜圈迂回之术时，西庇阿通过海路已从西班牙派遣出一万一千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军队。结果，由于不得不穿越大片敌占区，从哈兹德鲁拔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正在统帅南部罗马军团的尼禄因此得知了哈兹德鲁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线。尼禄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趁汉尼拔不备，派出其几千精锐之师，十万火急地与北部大军会师。两军兵合一处，两名执政官便以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对哈兹德鲁拔发起了进攻，全歼了其军队。这位迦太基将领在战斗中命丧黄泉。当其兄弟的头颅被抛进其大营时，汉尼拔才如梦方醒，情知大难临头。据传，他当时惊呼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于是，梅陶罗河之役通常就被认为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角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了。  　　最终导致梅陶罗河战役和罗马获胜的军事形势可以总结如下：要推翻罗马，就必须进攻其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撕碎由其领导的紧密团结的联盟，这是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必须拥有坚固的战争基地和一条稳定的交通运输线。前者由于巴卡（军事统帅）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后者则从未有过。这里有两条可能的线路----一条直接通过海上，另一条则迂回穿越高卢。第一条线路为罗马的海上力量所封锁，第二条一度岌岌可危，并最终由于罗马军团占据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断。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势，占领才成为可能，而这一点正是迦太基人从来没有对罗马军团构成其威胁的。所以，就汉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罗马占据了两个中心位置，即罗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通过一条轻便的内部交通线加以连接，以及海洋；这就使得相互支援能够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本是一处平荡的荒漠之地，其中，罗马人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坚守山脉，加强在泰拉弋那、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的据点，以及在马赛与其它地区同盟国的堡垒；如果他们也还拥有一支具备自由穿越沙漠的特征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敌人又十分低劣，并因此为集结部队而被迫进行大的迂回，那么，军事局势本应被立即承认，无论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队的价值与效果的言辞都不会过份。当然，也应意识到，具有同种力量的敌军，无论实力上如何悬殊，都有可能对由此占据的土地进行袭击，有可能焚毁一座村庄，或使一些边境地区成为荒芜之地，有可能甚至于时常截击护送队伍。然而，从军事意义上说，却无损于交通运输线。诸如此类的捕食性行动在所有时代都有海上较弱一方的交战者大行其道，这却绝对不能保证得出这一种推论----这与已知的事实并不相符合----即“罗马或迦太基都不能说对于海洋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权”，因为“罗马舰队有时光顾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舰队也以同样的方式招摇于意大利沿海”。在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下，海军扮演了对所假定荒漠起作用的角色；然而，当它作用于一种对于大多数作者而言是陌生的因素，当其成员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种，并且没有他们自己的先知，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阶层对此皆一窍不通，那么，海上力量对于那个时代历史巨大的确定性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如果前述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正如同隐晦地宣称它具有唯一的排它性的影响一样，最终将海上力量从主要因素的序列中排除掉，也是同样错误的。  　　上面所引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完全来源于彼此间隔十分巨大的时间区域，要么在本书所专论的时期之前，要么在此之后，从而起到了阐释主题的内在利害关系以及历史所给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这些因素更多地处于战略运筹而非战术考虑之中，它们与其说是作用于战斗行为，还不如说是影响着战役部署，并且因此而具有更为持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权威人士的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不耻下问地询及近来在武器装备上的进展是否将会对从事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大的变化。我回答说，它们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带来冲击，然而，在惊心动魄的大战略行动中，以及一连串空前的战斗组合里，现在正如同过去那样，胜利将来自促成在所有时代里的伟大军事统帅获胜的那些原则的运用----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凯撒，弗雷德里克还是拿破仑。”对于海军而言，这一研究现在已比过去变得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当代蒸汽舰队所具有的巨大而又稳定的运作能量，精心策划，巧妙构思的作战计划也有可能。而在单层甲板船与大帆船的时代里它则可能仅仅因为老天的作弄而化为泡影，现在，这一困难已几乎不见踪迹。指导大型海上军事行动的规则能够在所有时代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它们就都是从历史中演变而出----然而，运作它们的力量与天气几乎没有多少瓜葛和新近的发展。  　　通常赋予“战略”一词的定义将其限定于军事组合之中，其包括一个或更多的行动领域，要么完全地各具特色，要么相互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视为实际的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场景。然而，这恐怕只是指在岸上，最近一位法国著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定义对于海上战略，过份狭隘。“海上战略，”他说，“并不同于军事战略，因为它在和平时期正如同战争时期一样是必不可缺的。确实，在和平时期，它能够采取购买或条约的手段，通过占领一方疆土，可能会取得最具决定性的胜利，其优越的态势或许是通过战争都几乎不能取得的。要学会通过在海岸的某些选定之地站稳脚跟的所有机遇来获得好处，还要学会给最初只是仅作短暂用途之地予以确定性的占据。”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在十年时间内目睹了英国成功地占领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表面上是以暂驻的条件，然而这却无法促使他们放弃所占领之地。这样一代人可以欣然同意这一评论：这种暂驻确实可以从那种暗地里楔而不舍的精神中得到持续不断的说明，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所有的海上强国取得了它们的人民和战舰渗透进的不同海域一处又一处的要冲，尽管比起塞浦路斯和埃及来，它们不太那么引人注目或不太那么值得注目。“海上战略确实因此得以奠定、支撑、提升一个国度的海上力量。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也如此”。所以，对它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利害相关具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承担有外交和军事关系的国家而言，尤为如此。那些要么对于一个濒海国家至关重要，要么能够极大地塑造其伟大成就的一般条件，现在将要得到检验。在此之后，对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各种欧洲领海国家的更为专门的考查----历史总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将会起到阐释与验证有关这一主题性结论的作用。

经典著作，可惜没时间看

2·海权之要素  一、地理位置  二、形态构成  三、领土范围  四、人口数量  五、国民性格  六、政府特征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  1.地理位置； 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民众特征； 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一、地理位置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后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的必要性与为维护其独立而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法国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有时尚能明智，有时就十分愚蠢，这无论从其海洋还是大陆计划看都是如此。这些军事行动徒费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对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汇合，而要这们做，他们得经常承担风险，并且时常遭受损失。美利坚合众国濒临两洋的位置也就要么成了巨大劣势的根源，要么成了耗资无度的原因，如果在两岸它都有其规模庞大的海洋商业利益的话。  　　由于其广阔无边的殖民大帝国，英国已拱手让出了在其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正如为事态所证实的那样，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崛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英国的力量能够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聪明的威胁时，正如同其时常所为那样，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就去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从而影响其与盟国的联合。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它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以前，这还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严重的因素；然而，后来，蒸汽与其港口的改进缓解了这一法国曾一度遭受过的劣势。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少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英国港口，他们明白，直至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这样他们也正好由大风将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态中更为明显。这一点直至最近才被冠以破坏商业的名声，法国人称之为“游击行动”。这一战争行动，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便利于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具有港口，其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易枢纽之地出发，进退有据。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然而对于这种非常规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因为其本质就在于集中力量，而对于破袭商业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商业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诠释。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于其港口。在美国，公众舆论对于针对敌手的贸易始终抱有很大的信心，然而，必须记住这个共和国并无十分接近海外商贸大中心的港口。因此，其地理位置对于成功地进行商业破袭战格外不利，除非它能够在一位盟友那里找到合适的港口。  　　除了有利于进攻之外，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本身，而与此同时，它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十分明显，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这再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所处的位置，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因为大帆船总是紧贴着英国海岸而动。进而言之，这类北方贸易对于海上霸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影响，因为正如通常它们所被称呼的那样：海军的仓储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波罗的海国家。  　　除了丢失直布罗陀以外，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本来十分近似于英国的位置。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一边是加地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的贸易，过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过，而环绕好望角的商业活动距离其家门也并不遥远。然而，直布罗陀的丧失不仅剥夺了其对于海峡的控制大权，也对其两部分舰队进行十分便利的汇合构成了一道障碍。  　　今天，只要看一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并不涉及其它影响其海上权力的条件，就似乎可以发现，因为它具有广大的海岸与天然良港，它正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且只要意大利目前能够控制住那些一向就是意大利的岛屿，将来就更会如此。然而，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在法国人手中，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这样被抵销了。从种族血缘关系与地理位置看，这两个岛屿对于意大利而言乃是囊中之物，其合法性正如直布罗陀对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航道的话，意大利的位置本来是可以更具影响力的。它的地理完美程度上的这些缺憾，再加上有损于海上权力全面而又平稳成长的其他原因，使得意大利是否能在有朝一日跨入海洋强国的前列，更加令人感到疑虑重重。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完全彻底的争论，而仅仅只是通过没释，试图显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其对于海洋的作为。目前有关这一课题的分歧可以不予理会；进一步展露出的重要性的例子在历史场合中还会持续不断地重演，然而，这两种言论，在这里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具体环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比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它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从商业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努力试图控制它，并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因此，对于树立在海洋中的统治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研究，对于其海岸不同地点的相对军事价值的研究，比其花费在其他领域的同等努力来说，都是更具启发意义的。并且目前，它在许多方面与加勒比海有着一种十分明显的相似----一旦巴拿马运河航道得以完成，其相似性就更为接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条件的一项研究----这已得到充分的解释，将成为对加勒比海进行同样研究的一个极好的开端，相比之下，这块海域尚无多少历史可言。  　　第二种言论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相对于一条中美洲运河的地理位置。如果该运河得以完成，并且完全满足了其建造者的愿望，加勒比海将会从一个终点站、一块局部交往之地，或在最好的条件下，一条拙劣的、并不完全的旅游线，正如它目前的状况那样，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将其它强国----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们的海岸，而这一点是他们以前从未做到过的。如果真想如此，再要如同从前那样，独自傲立于国际政局以外，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了。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有关影响及对于它的控制，依地理位置而定。当然，坦率地说，它与美国国家实力的中心----作为永久的基础----比起其他强国更为接近得多，目前或以后为他们在岛屿或大陆上所占据的地点，无论多么强大，都绝不会成为他们实力的桥头堡。尽管，在军事实力上的原材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美国，然而，在众所公认的对于战争毫无准备方面，它又是脆弱的；并且，在地理上临近于这块竞相角逐之地。由于其海湾沿岸的特征----缺乏从敌人那里获得安全并便利于维修一流战舰的港口，而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能够试图控制这片海域的任何一个部分----从而使其失去了部分价值。一旦发生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统治地位的冲突，从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纵深，新奥尔良的邻近，密西西比河河谷对于疏通水道的好处等着眼，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那条河谷，以确保在那里能得到其永久的军事基地。但是，保护进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有其特别的困难。尽管唯一的两处相互竞争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克拉，过于缺乏深水，并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而言，其所处位置还要大打折扣。然而。为了完全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这些缺陷必须予以克服。而且，其相隔地峡的距离，尽管相对较少，却仍然可观，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适宜于进行紧急的或次要的战争行动基地的地点，凭借它们的自然优势，易于防守性，以及接近于这个战略问题的中心，从而使得美国舰队同任何对手一样，始终临近于现场。随着进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护，掌握了此类的要塞，并且在它们与本土基地之间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简言之，已进行了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与实力出发，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就将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    二、形态构成  　　墨西哥湾沿岸的显著特征----刚才已暗示过----可以典型地列于国家的形态构成这一标题之下。在影响海洋霸权成长诸条件的讨论中，形态构成这一因素可说位居第二。  　　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在本书中是指海港，一个民族就越是倾向于通过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在一个假定的国家中，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在实际生活中，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省份之时，其情况就是这样。1648年，荷兰人在一场获胜的战争后，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勒令须耳德河（the Scheldt）关闭海上贸易，从而封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不再成其为海上强国。  　　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他们还是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会便于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集中于它们。然而，由于它们十分易于接近，如果不加以适当防卫的话，在战争中，这将成为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入了泰晤士河，就在伦敦的眼皮底下，摧毁了相当部分的英国海军。而几年后，英法联合舰队在试图登陆荷兰时，遭遇到了可与荷兰舰队的勇猛相提并论的来自于海岸的麻烦。1778年，能够无可争议地控制哈得逊河的纽约港，由于法国海军统帅的犹豫不决，差一点就落入处于劣势的英国人手中。掌握其控制权后，新英格兰本来是可以恢复与纽约、新泽西与宾西法尼亚紧密与安全的交通线的。这一打击，紧随着前一年格尼大败之后，本来也是有可能使得英国人更早地与我们缔结和约。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密西西比河是一个财富与力量的强劲来源，然而，其出入口脆弱的防御及其渗透于美国的支流数目却使得其成为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并因此成为南部同盟灾难的根源。最后，1814年，切萨皮克的被占以及华盛顿的毁灭留下了一个穿越这些水道而引发危险的深刻教训，如果对这些通道不加防御的话。这一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足以能够轻易地回忆起，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状况看，这仿佛已是为人们所遗忘。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环境以及攻防细节已得以修正，在这些岁月里正如同以往那样，基本的条件仍然始终如一。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及其过程中，法国并无港口可供布列斯特以东的战列舰使用。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优势，在相等的范围内就具有两个巨大的军火中心，分别位于普利茅斯和普茨茅斯，这其中还不包括其它的庇护与供给港口。这一形体构成上的缺陷自此直至在瑟堡的工程才得以弥补。  　　除了海岸轮廓外----包括通往海洋的方便之道，导致人们走向海洋或使他们与海洋隔绝的种种条件，还有其他物质因素。尽管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军港十分缺乏，然而，除了地中海外，它还在那里和大西洋都拥有深水良港，其所处位置十分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并且这些港口都位于大江大河的出海口处，对于促进内部贸易与沟通大有裨益。然而，当黎塞留结束了内战，法国人并没有以英国人与荷兰人的那种热切与成功投身于海洋。在物质条件中，表面上可以找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条件使得法兰西成了一片乐土，具有宜人温和的气候，国内生产始终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英国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赐予却微乎其微，并且直至其生产能力被开发出来之前，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口。他们的众多需求，加上他们不知疲倦的活动与其他适宜于从事海洋事业的条件，驱使其人民向海外不断扩展；他们发现的岛屿比他们自己的故乡更加迷人与富有。他们的追求与天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商业与殖民者，随后又成为制造者与生产者。在产品与殖民地之间，航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他们的海上实力日渐看涨。  　　如果说英格兰是为大海所吸引的话，荷兰却是被赶向大海的。没有大海的存在，英国或许会一蹶不振，而荷兰则会败亡。在其荣光辉煌登峰造极的时代，它还是欧洲政坛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当时，一位本国名声显赫的实权人物就估计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该国的制造业为数众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对航运业的兴趣，它们出现增长要迟缓得多。土地的贫瘠与海岸无险可守的本质驱使荷兰人首先从事了渔业。随后，加工保存鱼类方式的发现给予他们除了进行国内消费以外还能用以出口的物质，并由此奠定了他们财富的根基。所以，在荷兰人成为商人之时正是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下，以及由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其国势正开始衰落之际。结果，他们成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庞大的意大利贸易的继承人。  　　荷兰人还进一步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的居中者，他们很快就几乎揽尽了所有欧洲的中转生意。小麦与波罗的海沿岸国的海军仓储、西班牙与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贸易，并不比两百年以前更多，然而，都是用荷兰船队加以运输。大部分英国的转口贸易甚至在当时都用荷兰船完成的。这并不是试图在制造这样一种假象，即所有这一切繁荣仅仅只是来源于荷兰自然资源的贫乏。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其民众的贫困状况，他们被迫投向大海，加上他们对于航运行业的精湛艺术与他们船队的规模，通过紧随着美洲与环绕好望角航线的大发现而来的探索精神与商业的急速膨胀，他们处在于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同时发生的还有其他因素，然而他们整个繁荣却奠基于由他们的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海洋权力之上。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用以制造与装配船只（他们制造了几乎与整个欧洲一样多的船只）的木材与大麻绞索等都得进口。当1653年和1654年一场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最终持续了十八个月时，他们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据称“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终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无人问租。”只是一项屈辱性的和平协议才使得它们免遭完全毁灭。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还能做出大量的结论。由于并无需在此讲得一清二楚的条件的差异，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强烈的相似之处。尽管看起来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主要依赖于海上权力的维持。人们或许都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然而，如果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不安。对于美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到，就海上霸权而言----起源于土地的范围、适宜度与富裕----法国的结局在美国又被复制出来了。最初，他们的先辈们只有一小块临近于海洋的土地，尽管几乎未曾开发，但总算部分土地还是富绕多产的。在那里，港口众多，并且接近于多产的渔区。这些物质条件加上与生俱来的对于海洋的热爱，英国人的血液中至今仍在他们的脉管中跳跃的冲动，使得一个健康的海上强国所依赖的趋势与追求，能够一直富有生机。最为原始的殖民地中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濒临大海或位于一大支流旁边。所有的进出口都趋向于一片海岸。对于海洋的兴趣以及对于它在公共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明智赏识轻松而又广泛地在民众中流传。一种比关注公众利益更具影响力的动机也十分活跃，因为拥有丰富的造船物质和需要相对较少的其他投资，航运业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私人行当。  　　但权力的中心不再立足于海边。各种书籍、报刊竞相描述内陆地区辉煌的发展以及仍有待于开发的财富，资本在那里可以找到其最佳的投资对象，利用其最大的开发机会。海疆地区则被忽略了，在政治上毫无生机，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沿岸的确就是这样，大西洋海岸则相对接近于密西西比河谷的中心，当航运业财源滚滚再度崛起的日子来临之时，当三大海疆发觉它们不仅在军事上不堪一击，并因缺乏国家航运业而更趋贫困之时，它们齐心协力或许有助于再度奠定我们的海上霸权的基石。直到那时，以前那些因法兰西业绩而无视海上实力局限性的人们或许会产生一些反省，不能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就忽视了开拓海洋的意义。  　　在各种限制性自然状况中，或许可以注意到类似于意大利的那种形式----一个长长的半岛，中央山脉将其一分为两条狭长的地带，联结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只有对于海洋的绝对控制才能完全确保这类交通线的安全，因为根本无法知道，一支来自可见视野以外的敌军在什么地点可能展开攻势。然而，只要在中央部分驻扎一支足够份量的海上力量，就能指望在被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之前，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其底端就是基维斯特，尽管半岛地势平缓且人烟稀少，然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现的状况类似于意大利。这种相似性或许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可能的是，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要战场，由陆地通往半岛底端的交通线或许将事关重大，十分容易遭受攻击。  　　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连同其撒丁岛与西西里岛的状况。因此，还在其年轻并且依然存在着财政窘困时，他们却能发现这点并做出富有勇气与眼光的努力，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他们甚至认为，一旦拥有一支决定性地优于其敌手的海军，意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来，更好地将其霸权树立在各岛屿之上。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半岛交通线的不稳定，必将十分严重地使一支为对立民众所包围且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的入侵军队陷入困境。  　　分隔不列颠诸岛的爱尔兰海，与其说是一种实际分割，还不如说类似于一个港湾，但是历史已经显现出了从中对联合王国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当法国海军几近与联合的英荷不相上下之时，在爱尔兰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纠纷，当时这个岛国几乎完全处于土著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爱尔兰海与其说是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不如说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在他们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法国人并没有冒险将他们的战列舰开进到这片狭窄的海域，而试图强行登陆的远征队也是把目标指向在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在最为至关重要的时刻，大法兰西舰队被派往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在那里，它决定性地击溃了同盟军；与此同时，二十五艘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在奋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发发可危，只是由于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往法国才得以幸免于难。进攻对手交通线的举措严格而言是战略性的，而它对于目前的英国所具有的危险性，仍与1690年相同。  　　同一世纪的西班牙，当其各部分尚无法由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联结为一体时；他们为这种分隔所导致的劣势而付出了发人深省的教训。当时，它仍握有----只是它昔日显赫一时的残余----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更不用说起其在新大陆所拥有的广阔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海上实力一落千丈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当时一位博学多才、头脑清醒的荷兰人宣称“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着荷兰船只，自1648年和约以来，他们的船只和海员如此稀少，以致于他们开始公开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而在那里，他们先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来的……十分明显”，他接着说，“西印度群岛作为西班牙的软腹部（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从中榨取），必须要由一支海上力量才能与西班牙之头脑连结起来。那不勒斯与尼德兰就像两支胳膊，他们不可能为西班牙卖命效力，因此，除了以航运的方式外，也将一无所获----所有这一切在和平时期皆能为我们的船队轻而易举地做到。在战争时期我们则能以此相挠”。  　　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作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其国家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种支撑，不只是取决于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业----它们可以承受住许多压倒性的打击，而且取决于通过来自美洲的运宝船滴淌不息的细细的银流。只是这些船只本身时常轻易地遭受到敌国巡洋舰的拦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损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动瘫痪达一年。当尼德兰大战旷日持久之际，荷兰人对于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过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陆地行程而不是通过海路来派遣它的军队。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它陷于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致于通过一项与当代思维格格不入的相互协议，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兰船只来供应，由此又维持住了他们国家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倍受青睐的香料。在美洲，在得不到国内的援助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竭尽所能地躲藏在城堡后进行自我保护；在地中海，他们得以免受屈辱与伤害，主要是由于荷兰人的漠不关心，因为法国人与英国人还没有为那里的控制权而展开竞争。在历史的长河中，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马尼拉与牙买加，在此一时或彼一时，从这个并不拥有航运力的帝国纷纷易手。简而言之，尽管西班牙在海洋上的无能或许本应当主要成为其全面衰落的一个征兆，然而，它却成为了促使其跌入这个至今它还没有完全冒出头来的深渊的明显因素。  　　除去阿拉斯加，美国并没有外部的占据之地没有一英寸土地不能从陆地上到达，从特征上看，其轮廓到达了并没有呈现出多少特别薄弱之处的地步，边界地区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达----通过水路时，成本低廉；通过铁路时，快速敏捷。防御最为薄弱的太平洋地区，则距离潜在敌手中最具危险性的攻击手段十分遥远得多。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较，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无穷无尽。我们可以无限期地在“我们的小角落里”傲然独尊----这是一位法国军官对于作者表述的想法。然而，一旦通过地峡，一条新兴的商业驿道侵入这个小角落，或许美国就应该猛然警醒，面对那些挤掉了美国在所有民众、海洋之中共同分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份额的人。

三、领土范围  　　最后一个影响国家作为海上强国而崛起，并就国家而言，自别于居住在那里的民众的条件，这就是领土范围。用相对较少的寥寥数语，或许就能将其打发了。  　　就海上霸权的形成而言，它并非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平方英里的总数，而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海岸的长度及其港口的特征。关于这些，据称，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症结。在这一点上，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备部队必须被派驻于城郭之上。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数众多就如同其好战一般，有一支能够作为一个海上强国且与其他资源相称的海军，那么，其海岸的巨大规模与拥有为数众多的港湾本来是能够成为庞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合众国的民众和那时的政府应该对于封锁南方整个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庆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功绩。然而，如果南方人口更多且是全民皆海员的话，本来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所说的那样，这里所要显示的并非这样一项封锁是如何得以维持的，而是只有在一群不仅不习惯于水性，而且为数甚少的民众面前，这一封锁才是可能的。那些能回想起封锁如何得以保持，以及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参与封锁舰船等级的人，深知这一计划，在那时具体的环境中尚属行得通，然而，在一支真正的海军面前却不可能得以执行。合众国的舰船沿着海岸稀疏地分布着，相互无法支援，它们单独或一小组地坚守各自的阵位，面对的着却是广阔的内陆水路交通线络，这一网络对于敌军的秘密集结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线的背后就是漫长的港湾，四处散布着固若金汤的堡垒，依赖它们，敌军舰船永远都可以为了逃避追杀或寻求保护而退据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或者合众国方舰船零零落落的劣势，后者本来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们当时那样配置的，并且还将可能集结以进行相互支援，从而为南方商业打开许多小的但却有益的途径。  　　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的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时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扮演过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攸关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贯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马汉没有名为《海权论》的著作，应该是几篇著作的统称。

我回家继续贴，哈欠，今天很累啊……

千寻的文章，我都支持！美国已经把全世界的战略岛屿都占了，别人怎么打破这种受制局面？印度洋真的是控制世界的钥匙吗？我一直都表示怀疑！！汉尼伯不亏为西方兵圣！

把网址帖出来，谁想看的自己来看。<a href="http://www.oa18.com/read/military/h/hq/">http://www.oa18.com/read/military/h/hq/</a>

也好那就用山人那个了，我就休息了，呵呵呵呵……

好文,进来学习一下[em01][em01]

感谢雪姐姐和山人兄正在看98年翻译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文字仅能达意不能优美，不及二位推荐这本翻译的水准多矣。

长，哪天打通宵来看

其实《孙子兵法》里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胜负各半；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em07]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jerrygen在2006-5-19 21:28:00的发言： 千寻的文章，我都支持！美国已经把全世界的战略岛屿都占了，别人怎么打破这种受制局面？印度洋真的是控制世界的钥匙吗？我一直都表示怀疑！！汉尼伯不亏为西方兵圣！</div>当年的大英帝国是如何的“地域辽阔，纵横七海”号称“日不落”哪时候的美国为何又不安安分分“永远”的当好“殖民地”的角色呢？[em05]

我简要谈一下英美德日苏五国的历史发展轨迹，用这些实践结合理论一起看，更清晰一些。还有，各位不妨着重看看《海权论》关于地峡与海权的论述，这对中国这个地峡处境格外特殊的国家有特殊意义。英国：他依靠一群女王领导的海盗，利用西班牙的保守赢得了确立其海权的战争。后来由于其综合国力逐渐被赶超，他的海上霸权随之瓦解，他的海军从来没有败给任何敌军，但是他失去了海权，因为他失去了强大的综合国力。 　　 　　美国：他从建国到一战前夕，经过了一段长期埋头苦干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确立了自身在北美的陆权，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体系。这些，为他打赢一战，进而再打赢二战，再打赢冷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今天海上和全球霸主地位的建立，决不是他用每年4000亿军费打造军队的结果，而是他在历史不同时期，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合理的战略决策，打败一个又一个敌人的结果。 　　 　　德国：两次崛起，两次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他没有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吗？不是，他如果把有限的军工生产能力大幅度想海军倾斜，必将挤占陆军的战争资源，最终在陆地战场，将更快失败。是纳粹法西斯吗？也不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没有一个敌人能够容忍他真正的崛起，当时他要崛起，就必须扩张。英国把自身扩张成日不落帝国，美国从13州扩张到50州，其间的罪恶与血腥，丝毫也不比德国少。 　　 　　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崛起之门，其门口躺着一位体态肥大，痼疾缠身的老朽。当我知道有一位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前向天皇进言说，中国是一个等待瓜分的腐朽的国家，日本如果不将其吞并，那么迟早他将被别人吞并。此时我想到了曹操的谋士对曹操的进言，主公应该进京，以便利用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要快，否则别人就要先我一步了。日本的一系列扩张行动，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但当他的行为最终侵害到了英美国家的利益时，他最终没有打败那个一看烟囱就知道结果的美国。 　　 　　苏联：凭借沙皇给他留下的土地人口，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明，他迅速把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在艰难的卫国战争中，他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旦一个超越他综合国力极限的国家战略实施开来，他也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他非但没有在一场持续45年的不流血的战争中赢得胜利，反而彻底的失败了。

高考后买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1-1783》和《海军战略》，暑假两个月时间硬着性子看完了，说实话还是似懂非懂，打算重新温习一遍……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闲看云卷云舒在2006-5-20 10:48:00的发言： 感谢雪姐姐和山人兄正在看98年翻译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文字仅能达意不能优美，不及二位推荐这本翻译的水准多矣。</div>貌似内地此书就解放军出版社一个版本的吧？98和05版的翻译在语句措辞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啊？你不会是搞错鸟吧？

感觉由山人领衔的高楼正在搭建中,请密切关注....... [em02]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山人0504在2006-5-20 21:42:00的发言： 我简要谈一下英美德日苏五国的历史发展轨迹，用这些实践结合理论一起看，更清晰一些。还有，各位不妨着重看看《海权论》关于地峡与海权的论述，这对中国这个地峡处境格外特殊的国家有特殊意义。英国：他依靠一群女王领导的海盗，利用西班牙的保守赢得了确立其海权的战争。后来由于其综合国力逐渐被赶超，他的海上霸权随之瓦解，他的海军从来没有败给任何敌军，但是他失去了海权，因为他失去了强大的综合国力。 　　 　　美国：他从建国到一战前夕，经过了一段长期埋头苦干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确立了自身在北美的陆权，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体系。这些，为他打赢一战，进而再打赢二战，再打赢冷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今天海上和全球霸主地位的建立，决不是他用每年4000亿军费打造军队的结果，而是他在历史不同时期，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合理的战略决策，打败一个又一个敌人的结果。 　　 　　德国：两次崛起，两次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他没有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吗？不是，他如果把有限的军工生产能力大幅度想海军倾斜，必将挤占陆军的战争资源，最终在陆地战场，将更快失败。是纳粹法西斯吗？也不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没有一个敌人能够容忍他真正的崛起，当时他要崛起，就必须扩张。英国把自身扩张成日不落帝国，美国从13州扩张到50州，其间的罪恶与血腥，丝毫也不比德国少。 　　 　　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的崛起之门，其门口躺着一位体态肥大，痼疾缠身的老朽。当我知道有一位日本学者，在甲午战争前向天皇进言说，中国是一个等待瓜分的腐朽的国家，日本如果不将其吞并，那么迟早他将被别人吞并。此时我想到了曹操的谋士对曹操的进言，主公应该进京，以便利用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要快，否则别人就要先我一步了。日本的一系列扩张行动，都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但当他的行为最终侵害到了英美国家的利益时，他最终没有打败那个一看烟囱就知道结果的美国。 　　 　　苏联：凭借沙皇给他留下的土地人口，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明，他迅速把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在艰难的卫国战争中，他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旦一个超越他综合国力极限的国家战略实施开来，他也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他非但没有在一场持续45年的不流血的战争中赢得胜利，反而彻底的失败了。 　　 　　</div>精辟. [em01][em01][em01]

国力衰退，海军衰退；国力复苏，海军复苏。

建海军是增强国力还是削弱国力？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68式红缨枪在2006-5-21 10:52:00的发言： 建海军是增强国力还是削弱国力？</div>国力是国力，军力是军力。增强海军肯定会增强军力，但是不一定会增强国力，也不一定会削弱国力。关键就是个“度”的问题

这当然是削弱国力呀,不是说前苏联就是因为造CV而亡国的吗?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365赌王在2006-5-21 11:07:00的发言： 这当然是削弱国力呀,不是说前苏联就是因为造CV而亡国的吗?</div>肯定没这么简单嘛，一两艘CV再怎么也不可能把这么大个国家拖垮。拖垮他的是上了美国星球大战的当，经济严重偏向军队。 只要合理发展军力是不会拖垮国家的。你看小鬼子，山姆大叔，造那么多军舰，也没把国家拖垮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21 11:28:49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装甲龙骑兵在2006-5-21 11:06:00的发言：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68式红缨枪在2006-5-21 10:52:00的发言： 建海军是增强国力还是削弱国力？</div>国力是国力，军力是军力。增强海军肯定会增强军力，但是不一定会增强国力，也不一定会削弱国力。关键就是个“度”的问题</div>除了个度外，我觉得还应该有个分配管道的问题……

关键是在冷战中苏联实施的国家战略，远远超越了苏联的综合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苏联的国家战略是和美国全面争夺世界霸权，与整个世界为敌，甚至一度把中国也推向敌对阵营。但作为支撑这种战略的综合国力，则远远弱与对手，整体科技水平落后美国十几年，GDP只有美国的40-60%，和整个西方比就更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不是造不造航母或者别的几件武器的问题。

偷笑，如果赫鲁晓夫没有见到过美国玉米的话……………………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21 15:28:01编辑过]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ladon在2006-5-21 14:31:00的发言： 苏修的失败，归根到底，还是SG的失败，硬要推给什么“军备竞赛”，这种春秋笔法俺们已经看了几千年了[em04] </div>所以我们60年代就立志“打倒苏修”重新建立新的“共产主义”标准！[em02]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ladon在2006-5-21 14:31:00的发言： 苏修的失败，归根到底，还是SG的失败，硬要推给什么“军备竞赛”，这种春秋笔法俺们已经看了几千年了[em04] </div>要不是积极的军备竞赛，苏联崩溃的更早。

咳嗽，这个……那就要问俄国的玉米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了……

嗨！哪那么复杂，就两句话1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2  控制海洋手段是控制海上交通要道和具有战略地位的岛屿海峡等等我的老师就是这么讲的

先别忽悠,看看专家意见.社会学者和军方代表的意见并不矛盾,只是出在什么角度说事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片面夸大某一因素的作用,.请某人注意不要断章取义/　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但围绕“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争论在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停息，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仍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一、如何评价苏联解体的后果目前学界对苏联解体的后果存在两种评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另一种观点正相反，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具有的历史性地位”。不同评价导致不同结论：如果是前者，应当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后者则应总结其经验和成功之处。　　各个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出于各自利益，对同一问题始终会有不同结论。列宁说：“在拉丁语中有‘对谁有利？’这样一句话。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⑴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到底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引用一个最新的说法：2004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国际会议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的情况：“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⑵大多数俄罗斯人是否从苏联解体得到了好处？　　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1999、2000、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从1993至2001年的几年间，共7次向俄罗斯居民进行调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别调查2次），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获得好处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25.1%、13.9%、7.5%、7.6%、6.5%、9.3%、15.9%；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损失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57.4%、86.1%、64.8%、65.6%、72.4%、63.7%、51.3%。⑶可见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不满意的。　　所以，如果不带偏见，任谁也不会否认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正如2004年2月普京总统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普京总统再次说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二、认为“苏联解体造成俄罗斯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现在还不能就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做出结论和评价”这是目前学界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虽然也不否认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但认为：苏联解体才十余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目前作结论尚早；尽管俄罗斯当前存在危机，但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由于建立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因此从这个角度否认苏联解体具有“悲剧性后果”，甚至赞赏苏联的变革。怎样理解这种说法？　　第一，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能否作出阶段性结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一般来说，年代愈久，认识愈深刻。但这不排除人们对事物发展一定阶段上的认识可以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而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对苏联解体十余年的历史，是可以做出阶段性判断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工作、学习……的每一时期是可以而且也必须作出阶段性判断一样。　　实际上现在俄罗斯民众和学界、政界等多数人对苏联解体原因、后果等问题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本文已经引用或将要引用的俄罗斯各种全民公投或者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出于当事人的“切肤之痛”，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解体原因的分析更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有利于我们从苏联解体这一震动世界的大事件中汲取真正的教训。　　第二，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不会永久陷入停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同意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困难是“暂时性的”。俄罗斯社会经济终将会有发展的一天，何况普京总统执政以来已经有较大改善。但时至今日，广大俄罗斯民众对经济状况仍然不满意：2004年12月20日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以“87%的俄罗斯人对俄当前经济状况评价不高”为标题报道了他们的这个调查结果，而只有11%的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　　至于说苏联解体、丧国之痛，绝非可以用“暂时困难”解释。俄罗斯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说道：“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时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危机。它中断了几个世纪来俄罗斯民族发展命脉和潜力”，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国家恢复的前景。⑷再联系到当前俄罗斯周边国家，俄罗斯竭力拉拢的独联体国家一个个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形势，实际上挤压着俄罗斯生存空间，并酝酿着“肢解”俄罗斯的阴谋，恐怕更不能说俄罗斯目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　　第三，目前俄罗斯出现的种种困难是不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或者说需要付出国家解体、民族分裂这样大的代价？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也不同意。他承认：自己在改革问题上犯了错误；“本来可以用另一种速度改革党和国家联盟，应强调社会计划，强调社会福利问题，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他说，“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⑸更大问题在于：即便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俄罗斯老百姓对于建立的所谓“民主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颇为不满。2002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科学院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是否建立了民主体制国家”进行民意调查，结果高达56.6%的人否认现行俄罗斯政体是“民主体制”，只有30.4%的人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民主体制的重要标志是自由选举，而调查表明，有高达70.1%的人否认俄罗斯实行的是真正的自由选举。至于是否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恐怕更没有几个人同意这个看法，俄罗斯人称其为“流氓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的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其所谓“悔过书”写道：“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第一，它忽视了俄罗斯发展最重要的民主——历史特点；第二，它忽视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切身利益”。正是基于原有经济改革失败的现实，普京总统才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

三、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法理责任国内外学界围绕“谁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争论，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　　一般来说，都肯定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主要分歧焦点在于：是历史原因（即70年的斯大林模式），或者是现实原因（戈尔巴乔夫等人所起作用）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否认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一个理由是：认为这是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唯心史观，提出造成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的因素，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前景，任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体制是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可救药了？这个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为了阐述其“改革”理由，而对当时苏联社会状况加之的“罪名”，现在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否认的。俄罗斯科学院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教授指出，那时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⑹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并不赞同当时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而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时，从来也没有否认个人在重大历史发展关头的影响。列宁说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⑺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有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⑻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党政工作等方面的失误造成了苏联解体，这里仅仅从法理上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责任。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4" month="3" year="1990">1990年3月4日</chsdate>，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苏联总统的职责是：（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⑼《宪法》对总统在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十分清楚，而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统一职时，既没有“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也没有维护国家的完整，难道他还能把此责任推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前任？　　广大俄罗斯民众也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10" year="2004">2004年10月20日</chsdate>，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访华时在北京说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前者解散了苏共，使苏联解体，后者则割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联系，使经济瘫痪。”这番话点明了戈尔巴乔夫由于放弃苏共领导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同时意味着，无论是俄罗斯人、抑或非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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