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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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前叙·一 　　 　　　　周末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在与癌症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斗争、经历了将近二十次化疗的痛苦后，父亲已经变得异常衰老与孱弱了。看到这位躺在床上的疲惫地向我微笑着的，面色苍白而憔悴的老人，我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心痛——我实在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难以面对为我从小遮风挡雨、让我体会到威严、慈爱与力量的父亲竟然已经如此苍老。尽管浑身病痛，父亲仍然坚持着跟儿子谈了三个多小时，回顾着他走过的这一辈子。末了，父亲向儿子轻轻地感叹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 　　 　　　　做父亲的并不知道，他的儿子，我，早在三年以前就着手写我的父亲——这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生了。这三年以来，我点点滴滴地向我的父亲母亲询问着他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切身感触和所见所闻，想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历史整理下来，献给读者。也许，我的看问题的角度未必站得很高，目光也未必远大，但我可以保证一点：那就是我的体会是真实的。 　　 　　　　我清楚地知道，父亲的生命之火已如风中之烛。总有一天，无论我们做出何种努力，都不会挽留住父亲离去的脚步。我真愿意用自己的十年生命为父亲再换取十年的生命。但是，这不可能做到。我唯一所能够为父亲做的，就是忍住我悲伤的泪水，完成父亲的夙愿，把父亲这一生，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呈现给世人。 　　 　　　　　　　　　　　　　　　　　　　　前叙·二 　　 　　　　二○○○年，我根据父亲和母亲在闲谈中的回忆，写下了一篇大约四万多字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0）》在网络上发表，当时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轰动。后来的几年里，我在他们不断的回忆中增加着内容，修改着谬误。当时我初涉网络创作，一些观点未免有不成熟之处；而一些事实由于年代久远，父母的叙述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因此，本着对事实负责的精神，同时也为更清晰地反映我本人思想现状，我对该文进行了不少修改：改掉一些记叙不准确的之处，增添一些新回忆起的史实，修改一些现在我认为过时或偏激的结论。 　　 　　　　这是一部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家庭的遭遇、命运的文章。文中所叙述的事件，都是我的父母、我本人在生活中遇到和听到的；间或穿插一些我本人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对于这些看法和评论，我并不强求读者和我的意见一致，我只希望读者能够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在150年里所走过道路，进而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中，得到一些启发，以建设性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宽容和建设，将会给我们的子孙带来福祉；而我们今天的狭隘和破坏，将会给明天带来灾祸。我衷心希望我国人民的命运能够在我们这一代被扭转——成为一个宽容、法治、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彼此友爱的正常国家的公民，而不再在那充斥着彼此仇恨、奴役、狭隘、愚昧和暴戾的铁屋中苟且偷生。 　　 　　　　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自序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九日子夜，在中国北方一家铁路工人医院破旧的产房中，一个男婴的嗷嗷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对于这个男婴的降生，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喜忧交加：喜的是，自己在接近不惑之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忧的是，今后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高价粮”的嘴。因为，男婴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她生下的子女都应当是农村户口，因此就没有口粮供应，得不到那张令六亿农民所羡慕得“红本本”。按照这个规矩，她本人、她的女儿，还有这个刚刚生下的儿子，都将不得不吃比供应价格高几倍的“议价粮”。虽然当时一斤“议价粮”只售二毛九分钱，但对于这个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铁路工人家庭来说，三张嘴怎么养活不啻是个通天的问题。 　　 　　　　而这个男婴的母亲却没有想到这些发愁的事情，她只为儿子的出生感到高兴。尽管食不果腹，但她坚信儿子的降生会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好运气，她的心中充满希望。是啊，人活着，只要充满希望，生活就会有意义。 　　 　　　　这个男婴就是我。我的幼年时代，中国正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当时年纪太小，记事不多，那场全民族的浩劫在政治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就只有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从记事开始，我所领略到的就只有饥饿与贫穷。后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家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渐渐地富裕起来，能吃饱了，能穿暖了，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接受了高等教育。可以说，我的家庭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之一。我的家庭凭着诚实劳动，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聪明，在为自己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我们这个典型而普通中国家族的故事。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也是100多年来中国风云激荡、变化无常的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章　　　严　　　冬 　　 　　　　　　　　　　　　　　　　　　　　　一、家庭的由来 　　 　　　　我拥有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少见的姓氏——中国的“国”。从小到大，总有不少少见多怪的人向我发出这种疑问——“姓国？还有这个姓？少数民族吧？”偶尔，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热心人在抄写我的姓名时帮我改正成姓“周”、“匡”。记得中考时，就有人把我弄成了姓“周”的，害得我解释了好半天才进得考场。 　　 　　　　根据老一辈人的回忆，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省兖州一带，大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迁到河南。有据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父。我的高祖父本是一个读书人，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和他的族兄国保善、国乃功一起于清咸丰年间参加了捻军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据1960年出版的《确山县志·咸丰、同治年间乡团死亡姓名》一节中的记载：“严明选，59岁……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驻马店与捻军国保善部作战，被杀……张义和，47岁……咸丰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桥与捻军国乃功部作战，被杀……史占魁，32岁……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吴寨河与捻军国保善作战，被杀。”——这就是我的祖先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相同的痕迹也许在他们所转战过的许多地方中还有，可惜我无法一一考证了。 　　 　　　　捻军的起义具有很强的流寇性质，几十万人马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平原上奔驰，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同时，这种旧式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吸引人的纲领，也难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清政府的绞杀下，捻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同治四年（【注】1865年），高祖父和他的族兄国保善一同兵败被俘，随即被清政府处以凌迟大刑，同时全家上百口人被株连处死。唯一漏网的，是尚在襁褓中的我的曾祖父。当清军去抄家时，家里的一对仆人夫妇谎称这是他们的孩子，于是曾祖父的性命得以保全。 　　 　　　　为了防止以后有人告密危及曾祖父的性命，那一对忠义的仆人夫妻，用扁担挑着尚在襁褓中的曾祖父，步行百里，一路上千辛万苦、风餐露宿从老家亡命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到了确山后不久，他们用逃命时随身所带的我们家的细软，在当地购置了几亩薄田，惨淡经营并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父直至他长大成人。后来，那位仆人被我的曾祖拜为“义父”，进了族谱，被当作祖先一样供后人祭拜。 　　 　　　　我的曾祖父一生平平度过，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来。年轻时，靠着家里的几亩地务农。但他却有着异常的求知欲，非常刻苦地读书但又不去考取功名，后来在村子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这样，这个叛逆的家庭又成为封建社会的“模范家庭”——耕读之家。 　　 　　　　　　　　　　　　　　　　　　　　　二、废除科举 　　 　　　　我的祖父名国仲颖，字异公，约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祖父对祖父要求异常严格——作为私塾先生，假如别的学生功课不好，曾祖父就会用抓起他的手，用铁戒尺打上几下；假如是祖父功课不好，则将祖父的手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打。就这样，祖父在曾祖父的严厉管教下自幼寒窗苦读，学得满腹经纶，又写得一手好字，二十岁时就中了拔贡。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1905年，清庭发布上谕：“从丙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史称“光绪废科举”。 　　 　　　　“光绪废科举”宣告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从富国强兵、改变教育落后的角度出发，废除科举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然而，对于那些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旧式读书人来说，考取功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废除了科举就是断了他们的前途。噩耗传来，天下读书人莫不如晴天霹雳、捶胸顿足。因此当时读书人投河、上吊的事情很多。我的祖父当时也异常苦闷，几次企图自杀，但幸好都被家人及时救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考和别人的劝导，祖父也逐渐想开了。后来他到河南南阳府谋了一个差事，大约是八品左右的小吏，还有官服和顶戴花翎。满清灭亡后他仍然保留着这身穿戴，后来被老家的亲戚们一直保存着，每当逢年过节扭秧歌时候就借出来穿穿。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四旧”给烧掉了。 　　 　　　　　　　　　　　　　　　　　　　　　三、革命与混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随即全国发生革命，各省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满清贵族统治随即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在经历了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短暂的对“共和”的喜悦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被鲁迅先生形容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时代。辛亥革命的失败如同满清政府的灭亡一样不可避免，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自于西方的“共和”与“民主”观念并没有根植于普通中国民众的头脑中。无论几个留过洋的爱国者们如何满腔热血，在两千年亚细亚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影响下的亿万民众根本还不了解“共和”为何物的时候，“共和与宪政”必然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掌握着实权、“咸与维新”的原清政府官僚袁世凯，更是成天梦想着做皇帝。 　　 　　　　时局的混乱，加上曾祖父染病去世，使得祖父回家闲赋、务农了几年，一是为了守孝，二是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三年服丧期满以后，祖父开始感觉到自己以前学的旧式知识已经不能再为己所用了，索性弃文投军，考上了北京的高等警察专科学堂。 　　 　　　　　　　　　　　　　　　　　　　　　四、冯玉祥麾下 　　 　　　　在祖父毕业前后，恰逢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冯在河南时颁布了《治豫大纲》，实行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禁绝封建陋习，兴办学校等等。这些措施为河南百姓所称道，也吸引了祖父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祖父认为冯玉祥是一个可以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军人，对冯产生了敬仰之心，于是从学校一毕业就投奔到冯玉祥的麾下。 　　 　　　　祖父在政治上还是有些抱负的，加上他文笔很好，字也漂亮，于是很得冯玉祥的赏识。在与冯玉祥深谈了一个晚上之后祖父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很快就跃升为冯玉祥的幕僚之一。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军，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几经征讨，于1927年6月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郑州会师之后冯玉祥掌握了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并成立了以冯玉祥为主席的开封政治分会，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其间伴随着冯玉祥的几次上台与下野，几经仕宦沉浮，曾任开封市警备司令、河南省民政厅长、河南省视察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大约在此前后，祖父离婚又娶了。祖父的原配夫人姓袁，在生育了两个女孩之后就不再生育了。按照当时人们的观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没有儿子对于旧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但是，祖父也受到“一夫一妻”的新观念影响，也不想像当时达官贵人那样讨几房姨太太。因此，尽管与原配夫人感情不错，但祖父在矛盾的煎熬中只好选择了离婚。通过媒人介绍，他娶了一名来自豫东的贫苦农民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但小祖父二十多岁。祖母过门才一年，就生下了大伯——已过不惑之年的祖父如获至宝，加上又大祖母二十多岁，从此非常宠着祖母，使她养成了非常骄横跋扈的性格。祖父和原配离婚后，仍然养活着她们母女三口，后来祖父去世后，在祖母的阻挠下，她们和我们家庭失去了联系。 　　 　　　　中华民国时代各个省的民政厅与当代的民政厅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监察、治安大权，相当于现在四、五个厅。当时一个河南省政府下只有四厅一部：建设厅、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以及一个警备司令部。省政府机关也没有如今这么庞大，一个大院就把省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装下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没有什么“级别”可言，官员在任上，马上就有俸禄；一旦免职，马上就停发薪水；不象今天的官员，明明什么都不管，还要享受个什么待遇。至于冯玉祥本人，我的父亲当时还小，因而不记得长相；我的大伯倒是记得，因为每个周末到省政府机关澡堂洗澡时候，经常能碰到冯，因为大伯小时长得虎头虎脑的，冯还很喜欢逗他玩。 　　 　　　　不过，冯玉祥作为一介武夫，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执政措施却有不少不妥之处。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冯玉祥在河南大力推广时渐渐变了味道，例如：下命令禁止过春节，只能过元旦。可是老百姓过了几千年的春节却不是一纸文件所能禁止的，因此大家都偷着过。于是乎，冯玉祥派出大兵到处站岗监视，看到谁家贴对子就撕、看到谁家包饺子就踹，弄得鸡犬不宁。可是小孩子不管这些，总是在没大兵的地方偷偷放炮。鞭炮一响，冯玉祥的大兵就端着枪急急忙忙地追过去，等一到地方，人早就没影了。每当过年，开封城里的鞭炮声就此起彼伏，满街跑的都是大兵。 　　 　　　　虽然祖父官位颇高，但他对人还算平和，特别是对老百姓倒是没有一点架子。曾经有一次，祖父带着随从从一家门口走过，恰好那家主妇出来泼洗菜水，人在门里，脏水恰好泼了祖父一身。那妇女吓坏了，祖父的随从也立即掏出家伙，却被祖父按下了。祖父自己掸了掸身上的菜叶子，一边嘟囔了一句：“也不看看……” 　　 　　　　祖父在省政府任职以后，当时月俸就300大洋，三个月以后升为350大洋。由于薪水较高，很快就在开封城内买了一处四合院；随着职务的升迁，又在省政府对门购置了一处比较大的院落。这个院落有前后有两个四合院，正房是老式的楼房。同时，用积攒来的俸禄陆陆续续在确山老家购置了不少田地，总计大约有600多亩。作为主管全省官吏任免、政绩考核、监察的官员，祖父自然有不少门生。其实不少人都是跑官、要官来的，到家里来的时候都自称“学生”，称呼祖父为“老师”，家中总是门庭若市。既是跑官要官，那就免不了送礼收礼，父亲记忆中祖父有一件全部用狐狸腋下毛皮拼成的裘皮大衣（【注】成语“集腋成裘”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高达二、三尺的珊瑚。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作为后来人的我没有必要隐瞒这些，尽管他是我的祖父。但是另一方面，祖父一生为人还算比较正直，做过一些好事，为此当地民众还曾经赠送他一把“万民伞”；受冯玉祥影响，祖父比较亲近进步人士，即使冯玉祥下野以后也是如此。因此祖父身上没有血债，解放后也没有被清算。 　　 　　　　　　　　　　　　　　　　　　　　　五、杨靖宇和徐子荣 　　 　　　　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是和祖父故乡不远的确山县李湾村人。马尚德与祖父有亲戚关系，二人以叔侄相称。马尚德生得浓眉大眼，人品非常正直，祖父也很喜欢他。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尚德领导了著名的豫南农民暴动，一度攻占了确山县城。在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马尚德化名张冠一，躲到了河南信阳地区。在信阳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不安全，于是北上到了开封，住进了我的祖父家里。由于祖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因此住在那里是比较安全的。当时，马尚德和他的战友徐子荣（【注】徐子荣在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1968年因被迫害而愤然自杀）以河南大学学生身份为掩护，以祖父家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然，祖父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 　　 　　　　后来，马尚德和徐子荣可能是接到了上级指示，准备转移。临别那天，马尚德想跟祖父告别，凑巧那天省政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祖父迟迟没有回来。马尚德等了很久，始终不见祖父回来，于是对祖母说：“表婶，俺表叔看来一时回不来了，可我还得走，有件事想您帮忙办一下，能不能借我一些钱？”祖母二话没说就按要求把钱给了马尚德。临走，马尚德跟祖母说：“表婶，我给表叔留了一张条子在烛台下，回来交给他。”之后，他和徐子荣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祖父很晚才回来，祖母将马尚德辞行的事情跟祖父讲了一遍。祖父看了条子后一言不发就把条子烧毁了。吃饭时，不识字的祖母问祖父：“马尚德的条子上写了啥？”祖父让佣人出去后，说了一句：“马尚德这孩子，参加了共产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次别离成了生离死别。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血洒白山黑水，在黑龙江朦江县牺牲，时年仅35岁。由于音信不通，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杨靖宇，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马尚德。马尚德还有一个弟弟叫马令德，大约在土改前后去世，办丧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回去了的。 　　 　　　　谈到杨靖宇的家庭出身，现在多数材料都泛泛说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不准确的。马尚德家庭是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小地主，他的儿子马从云在土改初期也被划做“地主分子”。幸运的是，随后不久确认了杨靖宇就是马尚德，因此其地主出身也就没人提起了。文革期间，我的父亲曾经看过一本描写杨靖宇的连环画，里面说：杨靖宇出身贫农，小时侯他父亲为了少交租子让他给地主老财送点心，小杨靖宇心想：凭什么给地主老财送？于是他把点心分给了村子里的贫苦孩子。当时父亲就明白，写这本连环画的人要么完全不了解杨靖宇，要么就是蓄意胡说八道。 　　 　　　　开封解放后，曾和杨靖宇一同住在祖父家的徐子荣曾经又回来找我们家，但当时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躲避战祸回到了确山老家，因此他没有找到。等从确山老家回去时，邻居告诉祖母：一个八路军的大官骑着马、带着几个警卫员来找过你们。祖母想了想，没想起是谁来，因为毕竟隔了二十多年没通音讯，那时杨靖宇和徐子荣他们还都是小伙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徐子荣平反时，才得知当年正是他。后来，重新召开杨靖宇将军追悼会，由于祖父已经过世，祖母就作为杨靖宇亲属之一参加。祖母告诉我说，由于经过防腐处理，追悼会时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尚保存完好，面目栩栩如生。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前叙·一 　　 　　　　周末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在与癌症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斗争、经历了将近二十次化疗的痛苦后，父亲已经变得异常衰老与孱弱了。看到这位躺在床上的疲惫地向我微笑着的，面色苍白而憔悴的老人，我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心痛——我实在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难以面对为我从小遮风挡雨、让我体会到威严、慈爱与力量的父亲竟然已经如此苍老。尽管浑身病痛，父亲仍然坚持着跟儿子谈了三个多小时，回顾着他走过的这一辈子。末了，父亲向儿子轻轻地感叹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 　　 　　　　做父亲的并不知道，他的儿子，我，早在三年以前就着手写我的父亲——这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生了。这三年以来，我点点滴滴地向我的父亲母亲询问着他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切身感触和所见所闻，想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历史整理下来，献给读者。也许，我的看问题的角度未必站得很高，目光也未必远大，但我可以保证一点：那就是我的体会是真实的。 　　 　　　　我清楚地知道，父亲的生命之火已如风中之烛。总有一天，无论我们做出何种努力，都不会挽留住父亲离去的脚步。我真愿意用自己的十年生命为父亲再换取十年的生命。但是，这不可能做到。我唯一所能够为父亲做的，就是忍住我悲伤的泪水，完成父亲的夙愿，把父亲这一生，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呈现给世人。 　　 　　　　　　　　　　　　　　　　　　　　前叙·二 　　 　　　　二○○○年，我根据父亲和母亲在闲谈中的回忆，写下了一篇大约四万多字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0）》在网络上发表，当时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轰动。后来的几年里，我在他们不断的回忆中增加着内容，修改着谬误。当时我初涉网络创作，一些观点未免有不成熟之处；而一些事实由于年代久远，父母的叙述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因此，本着对事实负责的精神，同时也为更清晰地反映我本人思想现状，我对该文进行了不少修改：改掉一些记叙不准确的之处，增添一些新回忆起的史实，修改一些现在我认为过时或偏激的结论。 　　 　　　　这是一部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家庭的遭遇、命运的文章。文中所叙述的事件，都是我的父母、我本人在生活中遇到和听到的；间或穿插一些我本人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对于这些看法和评论，我并不强求读者和我的意见一致，我只希望读者能够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在150年里所走过道路，进而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中，得到一些启发，以建设性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宽容和建设，将会给我们的子孙带来福祉；而我们今天的狭隘和破坏，将会给明天带来灾祸。我衷心希望我国人民的命运能够在我们这一代被扭转——成为一个宽容、法治、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彼此友爱的正常国家的公民，而不再在那充斥着彼此仇恨、奴役、狭隘、愚昧和暴戾的铁屋中苟且偷生。 　　 　　　　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自序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九日子夜，在中国北方一家铁路工人医院破旧的产房中，一个男婴的嗷嗷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对于这个男婴的降生，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喜忧交加：喜的是，自己在接近不惑之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忧的是，今后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高价粮”的嘴。因为，男婴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她生下的子女都应当是农村户口，因此就没有口粮供应，得不到那张令六亿农民所羡慕得“红本本”。按照这个规矩，她本人、她的女儿，还有这个刚刚生下的儿子，都将不得不吃比供应价格高几倍的“议价粮”。虽然当时一斤“议价粮”只售二毛九分钱，但对于这个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铁路工人家庭来说，三张嘴怎么养活不啻是个通天的问题。 　　 　　　　而这个男婴的母亲却没有想到这些发愁的事情，她只为儿子的出生感到高兴。尽管食不果腹，但她坚信儿子的降生会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好运气，她的心中充满希望。是啊，人活着，只要充满希望，生活就会有意义。 　　 　　　　这个男婴就是我。我的幼年时代，中国正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当时年纪太小，记事不多，那场全民族的浩劫在政治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就只有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从记事开始，我所领略到的就只有饥饿与贫穷。后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家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渐渐地富裕起来，能吃饱了，能穿暖了，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接受了高等教育。可以说，我的家庭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之一。我的家庭凭着诚实劳动，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聪明，在为自己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我们这个典型而普通中国家族的故事。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也是100多年来中国风云激荡、变化无常的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章　　　严　　　冬 　　 　　　　　　　　　　　　　　　　　　　　　一、家庭的由来 　　 　　　　我拥有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少见的姓氏——中国的“国”。从小到大，总有不少少见多怪的人向我发出这种疑问——“姓国？还有这个姓？少数民族吧？”偶尔，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热心人在抄写我的姓名时帮我改正成姓“周”、“匡”。记得中考时，就有人把我弄成了姓“周”的，害得我解释了好半天才进得考场。 　　 　　　　根据老一辈人的回忆，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省兖州一带，大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迁到河南。有据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父。我的高祖父本是一个读书人，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和他的族兄国保善、国乃功一起于清咸丰年间参加了捻军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据1960年出版的《确山县志·咸丰、同治年间乡团死亡姓名》一节中的记载：“严明选，59岁……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驻马店与捻军国保善部作战，被杀……张义和，47岁……咸丰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桥与捻军国乃功部作战，被杀……史占魁，32岁……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吴寨河与捻军国保善作战，被杀。”——这就是我的祖先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相同的痕迹也许在他们所转战过的许多地方中还有，可惜我无法一一考证了。 　　 　　　　捻军的起义具有很强的流寇性质，几十万人马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平原上奔驰，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同时，这种旧式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吸引人的纲领，也难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清政府的绞杀下，捻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同治四年（【注】1865年），高祖父和他的族兄国保善一同兵败被俘，随即被清政府处以凌迟大刑，同时全家上百口人被株连处死。唯一漏网的，是尚在襁褓中的我的曾祖父。当清军去抄家时，家里的一对仆人夫妇谎称这是他们的孩子，于是曾祖父的性命得以保全。 　　 　　　　为了防止以后有人告密危及曾祖父的性命，那一对忠义的仆人夫妻，用扁担挑着尚在襁褓中的曾祖父，步行百里，一路上千辛万苦、风餐露宿从老家亡命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到了确山后不久，他们用逃命时随身所带的我们家的细软，在当地购置了几亩薄田，惨淡经营并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父直至他长大成人。后来，那位仆人被我的曾祖拜为“义父”，进了族谱，被当作祖先一样供后人祭拜。 　　 　　　　我的曾祖父一生平平度过，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来。年轻时，靠着家里的几亩地务农。但他却有着异常的求知欲，非常刻苦地读书但又不去考取功名，后来在村子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这样，这个叛逆的家庭又成为封建社会的“模范家庭”——耕读之家。 　　 　　　　　　　　　　　　　　　　　　　　　二、废除科举 　　 　　　　我的祖父名国仲颖，字异公，约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祖父对祖父要求异常严格——作为私塾先生，假如别的学生功课不好，曾祖父就会用抓起他的手，用铁戒尺打上几下；假如是祖父功课不好，则将祖父的手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打。就这样，祖父在曾祖父的严厉管教下自幼寒窗苦读，学得满腹经纶，又写得一手好字，二十岁时就中了拔贡。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1905年，清庭发布上谕：“从丙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史称“光绪废科举”。 　　 　　　　“光绪废科举”宣告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从富国强兵、改变教育落后的角度出发，废除科举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然而，对于那些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旧式读书人来说，考取功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废除了科举就是断了他们的前途。噩耗传来，天下读书人莫不如晴天霹雳、捶胸顿足。因此当时读书人投河、上吊的事情很多。我的祖父当时也异常苦闷，几次企图自杀，但幸好都被家人及时救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考和别人的劝导，祖父也逐渐想开了。后来他到河南南阳府谋了一个差事，大约是八品左右的小吏，还有官服和顶戴花翎。满清灭亡后他仍然保留着这身穿戴，后来被老家的亲戚们一直保存着，每当逢年过节扭秧歌时候就借出来穿穿。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四旧”给烧掉了。 　　 　　　　　　　　　　　　　　　　　　　　　三、革命与混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随即全国发生革命，各省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满清贵族统治随即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在经历了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短暂的对“共和”的喜悦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被鲁迅先生形容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时代。辛亥革命的失败如同满清政府的灭亡一样不可避免，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自于西方的“共和”与“民主”观念并没有根植于普通中国民众的头脑中。无论几个留过洋的爱国者们如何满腔热血，在两千年亚细亚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影响下的亿万民众根本还不了解“共和”为何物的时候，“共和与宪政”必然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掌握着实权、“咸与维新”的原清政府官僚袁世凯，更是成天梦想着做皇帝。 　　 　　　　时局的混乱，加上曾祖父染病去世，使得祖父回家闲赋、务农了几年，一是为了守孝，二是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三年服丧期满以后，祖父开始感觉到自己以前学的旧式知识已经不能再为己所用了，索性弃文投军，考上了北京的高等警察专科学堂。 　　 　　　　　　　　　　　　　　　　　　　　　四、冯玉祥麾下 　　 　　　　在祖父毕业前后，恰逢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冯在河南时颁布了《治豫大纲》，实行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禁绝封建陋习，兴办学校等等。这些措施为河南百姓所称道，也吸引了祖父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祖父认为冯玉祥是一个可以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军人，对冯产生了敬仰之心，于是从学校一毕业就投奔到冯玉祥的麾下。 　　 　　　　祖父在政治上还是有些抱负的，加上他文笔很好，字也漂亮，于是很得冯玉祥的赏识。在与冯玉祥深谈了一个晚上之后祖父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很快就跃升为冯玉祥的幕僚之一。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军，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几经征讨，于1927年6月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郑州会师之后冯玉祥掌握了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并成立了以冯玉祥为主席的开封政治分会，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其间伴随着冯玉祥的几次上台与下野，几经仕宦沉浮，曾任开封市警备司令、河南省民政厅长、河南省视察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大约在此前后，祖父离婚又娶了。祖父的原配夫人姓袁，在生育了两个女孩之后就不再生育了。按照当时人们的观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没有儿子对于旧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但是，祖父也受到“一夫一妻”的新观念影响，也不想像当时达官贵人那样讨几房姨太太。因此，尽管与原配夫人感情不错，但祖父在矛盾的煎熬中只好选择了离婚。通过媒人介绍，他娶了一名来自豫东的贫苦农民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但小祖父二十多岁。祖母过门才一年，就生下了大伯——已过不惑之年的祖父如获至宝，加上又大祖母二十多岁，从此非常宠着祖母，使她养成了非常骄横跋扈的性格。祖父和原配离婚后，仍然养活着她们母女三口，后来祖父去世后，在祖母的阻挠下，她们和我们家庭失去了联系。 　　 　　　　中华民国时代各个省的民政厅与当代的民政厅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监察、治安大权，相当于现在四、五个厅。当时一个河南省政府下只有四厅一部：建设厅、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以及一个警备司令部。省政府机关也没有如今这么庞大，一个大院就把省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装下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没有什么“级别”可言，官员在任上，马上就有俸禄；一旦免职，马上就停发薪水；不象今天的官员，明明什么都不管，还要享受个什么待遇。至于冯玉祥本人，我的父亲当时还小，因而不记得长相；我的大伯倒是记得，因为每个周末到省政府机关澡堂洗澡时候，经常能碰到冯，因为大伯小时长得虎头虎脑的，冯还很喜欢逗他玩。 　　 　　　　不过，冯玉祥作为一介武夫，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执政措施却有不少不妥之处。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冯玉祥在河南大力推广时渐渐变了味道，例如：下命令禁止过春节，只能过元旦。可是老百姓过了几千年的春节却不是一纸文件所能禁止的，因此大家都偷着过。于是乎，冯玉祥派出大兵到处站岗监视，看到谁家贴对子就撕、看到谁家包饺子就踹，弄得鸡犬不宁。可是小孩子不管这些，总是在没大兵的地方偷偷放炮。鞭炮一响，冯玉祥的大兵就端着枪急急忙忙地追过去，等一到地方，人早就没影了。每当过年，开封城里的鞭炮声就此起彼伏，满街跑的都是大兵。 　　 　　　　虽然祖父官位颇高，但他对人还算平和，特别是对老百姓倒是没有一点架子。曾经有一次，祖父带着随从从一家门口走过，恰好那家主妇出来泼洗菜水，人在门里，脏水恰好泼了祖父一身。那妇女吓坏了，祖父的随从也立即掏出家伙，却被祖父按下了。祖父自己掸了掸身上的菜叶子，一边嘟囔了一句：“也不看看……” 　　 　　　　祖父在省政府任职以后，当时月俸就300大洋，三个月以后升为350大洋。由于薪水较高，很快就在开封城内买了一处四合院；随着职务的升迁，又在省政府对门购置了一处比较大的院落。这个院落有前后有两个四合院，正房是老式的楼房。同时，用积攒来的俸禄陆陆续续在确山老家购置了不少田地，总计大约有600多亩。作为主管全省官吏任免、政绩考核、监察的官员，祖父自然有不少门生。其实不少人都是跑官、要官来的，到家里来的时候都自称“学生”，称呼祖父为“老师”，家中总是门庭若市。既是跑官要官，那就免不了送礼收礼，父亲记忆中祖父有一件全部用狐狸腋下毛皮拼成的裘皮大衣（【注】成语“集腋成裘”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高达二、三尺的珊瑚。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作为后来人的我没有必要隐瞒这些，尽管他是我的祖父。但是另一方面，祖父一生为人还算比较正直，做过一些好事，为此当地民众还曾经赠送他一把“万民伞”；受冯玉祥影响，祖父比较亲近进步人士，即使冯玉祥下野以后也是如此。因此祖父身上没有血债，解放后也没有被清算。 　　 　　　　　　　　　　　　　　　　　　　　　五、杨靖宇和徐子荣 　　 　　　　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是和祖父故乡不远的确山县李湾村人。马尚德与祖父有亲戚关系，二人以叔侄相称。马尚德生得浓眉大眼，人品非常正直，祖父也很喜欢他。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尚德领导了著名的豫南农民暴动，一度攻占了确山县城。在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马尚德化名张冠一，躲到了河南信阳地区。在信阳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不安全，于是北上到了开封，住进了我的祖父家里。由于祖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因此住在那里是比较安全的。当时，马尚德和他的战友徐子荣（【注】徐子荣在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1968年因被迫害而愤然自杀）以河南大学学生身份为掩护，以祖父家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然，祖父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 　　 　　　　后来，马尚德和徐子荣可能是接到了上级指示，准备转移。临别那天，马尚德想跟祖父告别，凑巧那天省政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祖父迟迟没有回来。马尚德等了很久，始终不见祖父回来，于是对祖母说：“表婶，俺表叔看来一时回不来了，可我还得走，有件事想您帮忙办一下，能不能借我一些钱？”祖母二话没说就按要求把钱给了马尚德。临走，马尚德跟祖母说：“表婶，我给表叔留了一张条子在烛台下，回来交给他。”之后，他和徐子荣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祖父很晚才回来，祖母将马尚德辞行的事情跟祖父讲了一遍。祖父看了条子后一言不发就把条子烧毁了。吃饭时，不识字的祖母问祖父：“马尚德的条子上写了啥？”祖父让佣人出去后，说了一句：“马尚德这孩子，参加了共产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次别离成了生离死别。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血洒白山黑水，在黑龙江朦江县牺牲，时年仅35岁。由于音信不通，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杨靖宇，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马尚德。马尚德还有一个弟弟叫马令德，大约在土改前后去世，办丧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回去了的。 　　 　　　　谈到杨靖宇的家庭出身，现在多数材料都泛泛说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不准确的。马尚德家庭是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小地主，他的儿子马从云在土改初期也被划做“地主分子”。幸运的是，随后不久确认了杨靖宇就是马尚德，因此其地主出身也就没人提起了。文革期间，我的父亲曾经看过一本描写杨靖宇的连环画，里面说：杨靖宇出身贫农，小时侯他父亲为了少交租子让他给地主老财送点心，小杨靖宇心想：凭什么给地主老财送？于是他把点心分给了村子里的贫苦孩子。当时父亲就明白，写这本连环画的人要么完全不了解杨靖宇，要么就是蓄意胡说八道。 　　 　　　　开封解放后，曾和杨靖宇一同住在祖父家的徐子荣曾经又回来找我们家，但当时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躲避战祸回到了确山老家，因此他没有找到。等从确山老家回去时，邻居告诉祖母：一个八路军的大官骑着马、带着几个警卫员来找过你们。祖母想了想，没想起是谁来，因为毕竟隔了二十多年没通音讯，那时杨靖宇和徐子荣他们还都是小伙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徐子荣平反时，才得知当年正是他。后来，重新召开杨靖宇将军追悼会，由于祖父已经过世，祖母就作为杨靖宇亲属之一参加。祖母告诉我说，由于经过防腐处理，追悼会时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尚保存完好，面目栩栩如生。

六、捕杀韩复渠 　　 　　　　实际上，1927～1936年的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发展比较稳定的十年，国民党称这十年为“黄金的十年”。是不是“黄金”姑且不论，但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表现在：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中原大战结束和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断“削藩”的政策下，统一日益巩固；在西方大萧条的情况下经济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工、农业产值均在1936年达到最高峰；钱塘江大桥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相继竣工；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渐渐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断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装备低劣、指挥不力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日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1937年底，冯玉祥旧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了保存实力，竟然拒绝执行军事命令，在日寇进攻下不战而退，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从而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于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内的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陷入被日寇合围的困境。 　　 　　　　蒋介石对韩复渠的表现本来就甚为震怒，此时，又得到军统两个足以置韩于死地的消息，一是说韩与日寇秘密谈判，企图“独立”，出任汉奸政权主席；二是韩与另一军阀（【注】这个军阀的名字父亲回忆不起来了，我推测当是石友三）密谋，打算拥兵反蒋。于是，蒋决心解决韩复渠的“汉奸”问题。1938年初，蒋介石抵达开封，在河南省政府内召开军事会议，会前做了精密布置，诱捕了韩复渠，不久又将其拉到郑州碧沙岗处决。祖父与韩复渠虽同属冯玉祥旧部，但对韩这种只顾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大义的做法也甚为不齿。 　　 　　　　不过，捕杀韩复渠的打算也不是祖父这一级的官员事先所能知晓的。据祖母回忆，那阵子祖父经常彻夜不归，逮捕韩复渠当晚，祖父回到家来小声对祖母说：“韩复渠被老蒋抓起来啦，看样子要被毙掉……”在捕杀韩复渠的过程中，时任开封警备司令的祖父自然也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的谋划与准备工作。他的任务主要是：第一，负责蒋的安全，当时时局混乱，当地保不准有日本特务，万一出了差错，那就脑袋不保；第二，配合蒋介石的卫队解决韩复渠的私人精锐卫队——手枪旅。当时韩复渠手枪旅是一支训练有素、工夫不凡的队伍，韩来开封开会时，带了整整两个车厢的手枪旅队伍。但火车一进开封车站，就有军官上车来宣布，各将领的卫队一律留驻城外。韩没有料到他与日本人秘密勾结的消息已被蒋获悉，于是疏忽了，单独进城，自投罗网。韩一走不久，群龙无首的手枪旅就被缴械了。 　　 　　　　　　　　　　　　　　　　　　　　　七、花园口决堤 　　 　　　　山东陷落后，开封已不保，河南省政府随即西迁，在郑州小驻后又迁往南阳。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在徐州一带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整体来说，国民政府军队处于来自江苏、山东两个方向的日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月，早已筋疲力尽，只有放弃徐州，退回到豫东、皖北休整。特别是1938年5月，日军一部从黄河北岸偷渡黄河成功，之后沿陇海铁路迅速西进，于6月初攻陷开封，接着跟踪西进，抵达距离郑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郑州是陇海、平汉铁路的交汇处，北扼黄河天险，郑州一失，不但阻断各个战区间的铁路交通，而且将会导致西安、武汉无险可守的严重局面。而此时在河南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多为徐州战场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无力再战。为了阻止日军侵犯中原，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 　　 　　　　单从军事层面来讲，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很大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6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战局混乱，国民政府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对老百姓严格封锁消息。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89万人死亡的惨祸，这无疑是抗战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笔。 　　 　　　　然而，我并不同意以往我国解放后一些历史书所言决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为了逃命”、“丧心病狂”等提法。因为，人们选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往往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是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寇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说蒋介石“逃命”，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不用炸花园口，蒋介石什么时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个流亡政府。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的野兽般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5年，抗战初期时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1942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蝗虫非常之多，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300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时街上饿殍遍地，到处是乞讨、抢食之人，均为父亲亲眼所见。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事扩军，靠抓丁拉夫、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省的残山剩水支持。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所以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汤部兵败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引路的，足见老百姓对“遭殃军”的极端痛恨。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消灭，正是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 　　 　　　　此外，1942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掉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慌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慌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直到1943年河南饥荒的惨像被媒体披露后，救灾的物资、款项才陆续抵达。在此之前，军饷、捐税都没有任何减免。 　　 　　　　其实，不仅仅是河南一地，就连陕西不少地区也遭到类似灾害。即便是共产党控制的陕北，也有不少居民饿死，但当地的情况远较河南为轻。 　　 　　　　　　　　　　　　　　　　　　　　　九、颠沛流离 　　 　　　　1944年，在南洋已处于困境的日军为了便于向南洋运送战略物资，在豫湘桂战场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军惨败，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创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节节胜利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奇迹。本来，抗战开始后，随着开封的沦陷，全家人从开封撤到郑州（【注】当时旧称郑县），又从郑州撤到确山老家，接着又转到漯河。当时河南省政府、战区司令部先设在洛阳，洛阳沦陷后迁往洛阳南边的鲁山县，鲁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员的不少家眷都住在漯河。鲁山沦陷后，省政府又迁往南阳。 　　 　　　　日军临近之时，祖父派出一队警察来护送家眷撤退。当时漯河城里一片混乱，老百姓争相出逃，连载人载物的车子都找不来。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细软发愁时，恰好有两个推着独轮车的农夫走到队伍边上。负责护送的警长一看，立马把二人抓来，指着问道：“这些货，拉到南阳去，每人给十块大洋！干不干？”二人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一行人就上路了。 　　 　　　　刚一出城，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百十号人的队伍，在旷野里目标显得很大。鬼子的飞机都是双翅膀的老式飞机，其中有几架飞得特别低，连机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卧倒，两个推独轮车的农夫也撒把子就跑。边上的人还喊：“别把车把对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过，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没有投弹，转身向漯河方向飞去，随后，就见到几颗炸弹投下，漯河城里几处冒起了滚滚浓烟。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当时没有撤走，事后他说，为躲避日机轰炸，当时他躲到一条壕沟里，随着一声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飞到他的面前，长筒袜里还塞着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后来轰炸结束之后，他用长筒袜中的钱为那女人买了口棺材，把那条大腿埋葬了。 　　 　　　　撤退的队伍继续前行到一个小集镇时天黑了下来，大家决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饭时，饭馆的几个伙计议论着日本人的事情，被随着队伍一同撤离的一位姓方的太太听到了。这位方太太是那种脑满肠肥的人，个子很矮，一脸横肉。方太太一听到伙计们提“日本人”，就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吆喝起来：“坏了！日本人就要来了！”等大家闹明白原委，一个伙计小声说：“哼，就是日本人真的来了，她这号人也不会有事。”结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夫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了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这是个比较大的庄园，旁边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武装。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南阳。此时两个车夫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父亲看他们要走，哭得很厉害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因此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根据当时祖父的保镖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拐杖，里面装的是文件，保镖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一惊，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马车的铁轮压过，拐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保镖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只注意了受惊的马，没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不过，1944年的日本鬼子已经不象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残、那么趾高气扬了。据没有撤退的亲戚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竟然露宿在大街上，颇有点像八路军的作风。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恭良谦让，而是日本鬼子可能是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害怕日后清算的原因。不过，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跟鬼子合作。 　　 　　　　　　　　　　　　　　　　　　　　　十、和平昙花一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开封光复。在举国欢腾之中，我们全家也随即迁回了离别七年之久的开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的宅子。回家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父亲和叔叔这些小孩子觉得这些玩意挺新鲜，但祖父讨厌日本的风格，雇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再鞠躬。这些侨民前后不同的表现，正应了国家强，百姓强；国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当时日寇正在受降交枪。1945年夏末的一天傍晚，开封城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中国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中国居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这时，有一个人搬了块大石猛的砸在他头上，结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去看时，那士兵已经死了。那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浑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剥光，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据围观的人讲他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行驶时，因为铁轨被中国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中国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真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 　　 　　　　不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却是中国人民真正开心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相继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离开开封的人们回来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仅仅有一面之交，就热情洋溢，互问寒暖。1946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自发地比赛，胜出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而一些读书人，则在自己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猜谜者会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总之一句话，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大，从十多岁到十八九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为了避免迫害而自称“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叫“黄凤花”的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总喜欢欺负小男孩，父亲他们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不少开封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不过，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工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在学生列队时总是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每当此时，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非常尴尬。不过，父亲天生同情弱者，总是自己也站到“杂牌队”里去，老师也无可奈何。 　　 　　　　大概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几块巧克力，几块口香糖，五枝“骆驼”牌香烟。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十一、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轻时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只知是“肺病”、“痨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抗战时期的颠簸，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了，经常咯血。到了1946年，祖父的病情愈发沉重，基本上在家休养。此时的他，已难以再掌管民政的职责了，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视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其实他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大概是姓柳；还有一个是留用的日本医生。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1947年初祖父去世后，柳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柳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饭时和尚在一边吃斋，道士在另一边喝酒吃肉。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渐渐地门前冷落了。当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过的、有些良心的人偶尔过来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于是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度日，由于她不懂得经营，被人连蒙带坑，再加上战乱，家道迅速败落了。 　　 　　　　　　　　　　　　　　　　　　　　　十一、内战爆发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没能持续多久。1946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一开始占了上风。谈起国共内战爆发的责任，我认为以往的历史书把责任完全推到国民党方面的描述不够客观。其实，国共双方均无和平诚意，都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内战爆发，双方因抢地盘发生的冲突延绵不绝。因此，把引起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失败的一方是不公正的。 　　 　　　　然而实话实说，国民党的部队秉承了军阀作风，实在太黑暗、太腐败了。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一般不愿意当炮灰，国民党也不做什么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只好采取“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政治部主任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衣锦还乡；而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我父亲在1948年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当时父亲正在火车站内玩耍，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火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人捡起帽子，拔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多数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东战役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当中，据说国民党军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汽车和坦克就从上面驶过。后来解放军赶到，组织了挖掘，还有活人。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共产党的部队如何好，解放后宣传得不少了。但实际上，内战激烈时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兵员，农民也并不是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个个踊跃参军的。父亲在部队时，有一个一九四七年冬天参军的老兵就曾向父亲说起自己参军的经历：干部们把青壮年农民集中到一间屋子里，让大家坐在炕上进行参军鼓动，把火炕烧得特热。也有愿意去的，但人数不多；多数人不言语，于是就继续鼓动。炕越来越热，烧得人实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干部立即说：“好，好，×××愿意去！”马上连拉带拽到前台来，戴上大红花，就算光荣参军了。不过，共产党讲政策，对于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一般不动员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官兵平等，讲阶级友爱，更不存在克扣士兵的现象。这样一来，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来在国民党中服役，后来被共产党俘虏参加解放军的“解放战士”，对比双方军队天壤之别，就变得更加勇敢。 　　 　　　　　　　　　　　　　　　　　　　　　十二、第一次开封战役 　　 　　　　1948年，随着战局日下，开封城岌岌可危。国民党决心死守，于是把开封城变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烧掉，形成一片开阔地；然后在城外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在城外做碉堡时，为了防止士兵临阵逃跑，就想了一个损招：先挖个一米深左右的圆坑，把食物、水连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内，再用吊车把事先做好的钢筋水泥壳扣在上面。碉堡没有门可出入，每个碉堡里面只放一把铁锹，当兵的要想出来，就得挖地洞。国民党荒唐地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当兵的死心塌地地拼命。实际上，这种措施一点效力都没有：当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枪不放，一开打就把白衬衣挑在枪尖上从机枪眼里伸出来投降，直等解放军冲过去以后当俘虏。 　　 　　　　祖父病逝以后，根据祖父的遗愿，家里原本想把灵柩带回确山老家安葬。但时局混乱，道路不通，于是寄放在城外一座寺庙中，等待时局好转后再迁葬。国民党烧城外民房时，那座寺庙也未能幸免。于是祖父的尸骨连同棺材一起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一直到第一次开封战役结束后才得以收回。 　　 　　　　临近灭亡，国民党更加疯狂地镇压异己。一天早晨，我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买酱油，恰好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官出来买烟。那个士官双眼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很长时间没休息好。这时小店老板和他开玩笑：“蔡班长，昨晚上又到哪里赌钱去了，怎么眼圈熬得通红啊？”蔡班长连忙辩解道：“哪里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亲一个小孩子，于是压低声音对掌柜的说道：“最近一个月天天夜里活埋学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几十个哪！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叹道。 　　 　　　　转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亲上学，一出门发现街上空荡荡的无一人，继续走了很久才碰到一个同学，二人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一个值勤的宪兵，宪兵看见他们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别上学了，要打仗了！”小孩子不懂事，一听可以不上学，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慢慢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过了一两天，炮声渐渐停息，城外方向枪声大作，又过了一两天，枪声由远到近——共产党进城了！ 　　 　　　　共产党的部队此时不知是由于战术原因，还是为了减少城内居民的伤亡，不再用重炮轰击了，而改用迫击炮。迫击炮的声音能分辨得出来：嗖——嗖嗖——轰！在激战中，我们家左右邻居、店铺全被炮弹击中倒塌，惟独我家的楼房基本完好无损，只是楼外的木楼梯被弹片炸塌了。邻居没了房子，天黑时纷纷跑到我家来请求留宿，祖母一看，忙说：“都啥时候了，还请不请的，快进来吧！”于是大家一拥而入，好在家里房子挺多，又有地板，二十多号人就睡在地板上。在战乱时候，人多了是能够壮胆的。 　　 　　　　第二天枪声越来越逼近我家所在的省政府大街，不时有子弹在院内飞过，还有一粒流弹破窗而入，所幸没有伤人。父亲有一件美国救济总署发的棉布衬衣晾在院子里，此时中弹起火了。那件衬衣是方格子的，布料非常厚实。接着，院门被人推开，一个短头发的解放军女卫生员手里拿着一块馒头，一边啃着一边进屋问祖母：“大娘，有没有水喝啊？”祖母连忙倒了碗开水给她喝，看着她干啃馒头吃，又从家里拿出了点咸菜给她，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要，“咕咚咕咚”一口气把水喝完，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当时我们家住在省政府大院斜对门。此前，省政府大楼早已被国民党变成了防御工事。街这边已经是被解放军占领了，那边省政府大院内国民党士兵还在坚守，双方隔着大街互相射击。突然，家里人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坠落的声音。大家趴到门洞一看，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从省政府楼上摔了下来，身旁还放着一把铁锹，声音估计是那把铁锹发出来的。刚才进屋讨水的女卫生员正在为他包扎。正在这时，又一个端枪的解放军战士推门而入，看到门洞里站的人，对祖母说道：“大娘，别站这里，门洞很危险！”说完跑进了后院。大家急忙又退回屋内。 　　 　　　　当时开封上空还有飞机飞过。后来才知道，那是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 　　 　　　　第二天全城大部分地区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惟独龙亭方向还有战斗，枪炮齐鸣，持续了几个小时后也停下来了。战事结束后，在家里的厕所中发现了一套刚刚脱下的、崭新的国民党校官呢子军服，大概是哪个军官平时舍不得穿，原本打算打起仗来穿上这身新衣服“不成功便成仁”的，后来改了主意逃命去了吧。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先是自己在脸上涂满鲜血装死，然后混在出逃的人流中逃出了开封。 　　 　　　　开封地质比较特殊，打井时有的井是苦水，有的井是甜水。苦水井是不能吃的，只能用来洗衣服。因此，当时开封城内所有的水井都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苦水井”或者“甜水井”。平时家里吃水都靠人送，打了几天仗没人送水了，家里的甜水也吃完了。开封战役时大伯不在家里，父亲是唯一能干活的男子，因此枪声一停父亲就出门挑水。一路上国军将士尸骸枕籍，地上血流成河。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在地上爬行。恰在此时，两个解放军战士恰好从他面前经过，国民党伤兵停了下来，以乞求的眼神向他们仰望着。其中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拉了拉另一个战士，两人一言不发，绕开国民党伤兵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挑水时又看到那个伤兵，趴在一汪积水边，已经死了。 　　 　　　　进攻开封的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部，当时装备很差，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穿八路军军装的、有穿便衣戴军帽的、有上身军装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旧，可是士气高昂、待人和气、纪律严明。 　　 　　　　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进入开封只停留了大概四、五天时间，然后就在一个夜里悄悄撤走了。那天早晨起来，街上一个解放军都没有，只留下满街标语口号。解放军撤走的当天下午，国民党邱清泉的机械化步兵第五军回来了。那天天气很怪，天空一边是乌云翻滚，另一边却是烈日当头。一开始，国民党军远远地打了几炮，见没反应就不打了。当时父亲跑到城门口看热闹，远远地望着排成纵队的坦克，“突突”轰鸣着，冒着烟；坦克后面是汽车，汽车后面还有戴钢盔的士兵。在乌云与烈日的衬托下，这支黑压压、又闪闪发亮的部队显得很不可一世。接着，国民党的报纸和电台就开始吹牛，比如《庆祝开封大捷——国军胜利收复汴梁》、《国军荣克开封城》等等。其实，国民党部队“荣克”开封时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国民党进城后学校又开课了。父亲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个被炸毁的国民党碉堡，坍塌下来的水泥块埋住了一具国民党士兵尸体的上半身，只剩两条腿露在外面。由于当时是夏天，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很快肿胀起来，并且散发出一种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臭气。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从那里经过时，为了躲避那种臭味，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深吸一口气，再憋着气跑过那一段路。有几次不走运：风向正好顺着他们跑的方向，等他们以为跑过了那个区域而深呼吸时，立刻闻到了那股令人翻肠倒肚的可怕气味。 　　 　　　　复课那天，同学们见面后格外亲热，互相讲述打仗时见到的惊险场面。父亲的同学在开封战役中也有损失，同在班上的两姊妹被打死了。那两姊妹长得很漂亮，时年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

十三、跑反 　　 　　　　邱清泉的第五军再次占领开封后，继续在开封外围与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交火，开封始终未能成为太平之地。当时父亲见到的邱清泉部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武器精良，从战车到士兵的枪支都是美式装备；士兵穿得也好，清一色斜纹布军装，军容非常整齐；生活也不错，住在美式帐篷里，吃着美军战时士兵口粮，经常从帐篷中扔出空罐头盒。邱清泉部并不像当年汤恩伯部那么骚扰百姓，但是也决不像解放军、八路军那样对老百姓那么和气。国民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像是水与油；而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则像是鱼和水，这就是区别。 　　 　　　　有了第一次开封战役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祖母想起来就有些后怕。为躲避随时可能烧来的战火，祖母决定带几个孩子回老家确山。但是，当时几个成年子女人各有志：大伯在武汉国民党军中；大姑在省师范高等学校与一个进步青年张××（【注】实为中共地下党员）谈恋爱，不愿意走；二姑正上高中，准备跟学校一同撤走。祖母只好收拾了家里能拿得动的首饰、金银等财产和祖父的骨灰，带着当时尚未成年的父亲和叔叔一同南逃，家里委托给一个远房亲戚照看。那远方亲戚在看房子期间，把祖父一生积攒下的珍贵的线装书都拿去当废纸卖掉换酒喝了。 　　 　　　　此时郑县、许昌均已被中共占领，陇海铁路向西已经走不通了。祖母一行出了开封，向东先乘火车到徐州，从徐州沿津浦铁路南下到浦口，从浦口渡江到南京，从南京乘船到汉口，从汉口再沿平汉铁路北上回到确山。当时兵荒马乱，南下的火车列列爆满，就连火车顶棚上都坐着人，不时有扒火车的被挤下火车轧死轧伤。车厢里还有国民党的伤兵和散兵游勇，一路上怒骂声、哀号声、呻吟声连绵不绝。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人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财产和子女。等到了浦口，码头上等待过江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而轮渡只有那么几条，根本就忙不过来，秩序非常混乱，不时有人为争抢渡轮掉入江中。 　　 　　　　祖母、父亲、叔叔三个人老的老、小的小，眼巴巴地看着眼前这一幅乱象一筹莫展。也算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听到有人招呼他们。一看，原来是曾与祖父同僚、时下在国民党海军部供职的李××（【注】军衔大概是个少将）。此人若干年前曾去过祖父家里，有印象但不熟悉。在李××的安排下，祖母一行随之一同过了江，在李××家中小住了几日。李××招待得还比较热情，只是其夫人仿佛显得有些不耐烦。看看祖母一行所带的大包小包，李××问：带着这些东西，一路上安全吗？祖母说不安全，成天提心吊胆的。李××便建议：现在哪里都不如南京安全，可以将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包袱和祖父的骨灰暂存他的家中，等战局好转以后再回来取。祖母一听，当即就同意了。 　　 　　　　李××帮助祖母买了到汉口的船票，又将三人送上了船；从南京到汉口，再从汉口到确山这一段路还算太平。但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再也没能和李××联系上，于是祖父的骨灰，还有那些囊括了家里几乎所有动产的包裹均不知所终。解放后，大伯曾到南京寻找过李××家，但早已物是人非，听邻居们说，李××跟国民党去台湾了。 　　 　　　　事实证明，祖母这次跑反完全没有必要。1948年10月24日，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行政机构和军队自己撤出了开封，逃往徐州。解放军兵不血刃就解放了这座古城。 　　 　　　　　　　　　　　　　　　　　　　　　十四、母亲的家庭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1年，是河南滑县人。除少数几个外来户以外，她所在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清一色姓张，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村民也全都是亲戚。外公在解放前是一个有四十来亩土地的小地主。实际上，我的外公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老实庄稼汉，原本并不富裕。但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伺候庄稼，人也非常勤劳。外公精湛的种田技术和起早贪黑地耕作，使得他的庄稼长势总比别人的好；再加上外婆勤俭持家，经过几十年千辛万苦的积累，家境渐渐殷实起来。 　　 　　　　外公年轻时长得英俊，皮肤白皙、身材魁梧，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我的外婆则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官绅家庭，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家里财产全被她的叔叔吞并。她是农村里少见的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就看中了外公的老实与英俊。外婆的精打细算和祖父的勤劳耕作，使得这个家庭在解放前的20年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原先的几亩变为四十来亩，还盖了一座二层的老式小砖楼。不过，滑县的土地属于黄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当时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尽管精耕细作，但还是离不了靠天吃饭，一亩地能打个二百斤粮食就算特大丰收了，遇到荒年景颗粒无收的情况都有。每年打下的几千斤粮食养活当时一家六口，也不过温饱有余。 　　 　　　　解放前，家里只有外公一个男劳动力，地多了以后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也雇几个短工。但是，这里的主家与雇工的关系并非象《收租院》里所描述的那样残酷、血腥，而恰恰相反——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同席吃干饭，外婆和孩子们则另席吃稀饭。这是因为，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河南，即使家里有些余粮也不敢顿顿吃干饭，必须留下来粮食备荒；而外公和长工属于下地干活的劳力，他们必须吃饱才有劲干活。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那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亲戚——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殷实之家，根本不是某些人描绘的那样像洪水猛兽般的压迫者。 　　 　　　　外公、外婆是当时村里有口皆碑的勤劳之家、小康之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这些地产，既不是他们抢来夺来的，也没有军阀官员作靠山，更谈不上“鱼肉人民”。这些土地都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并没有任何罪过。其实，这样的农民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为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土匪很猖獗，有一次外公在去县城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注】豫北方言，就是搞绑票的土匪）绑架了，放出消息要多少多少银圆，否则就要撕票。外婆得知消息后简直快急疯了，四处张罗借钱筹款。还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原来，“老抬”把外公关押几天后派两个喽罗押着外公转移关押地点，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动弹不得，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 　　 　　　　冯玉祥治豫时，搞“新生活运动”，派出大兵四处搜罗裹脚女人。可是，这种延续了一千年的陋习也并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时间，村口有人放哨，远远看到有冯玉祥的大兵过来就高喊：“查裹脚的来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妇女一听，撒腿就往家里跑，冯玉祥的大兵就在后面追，跟今天搞计划生育差不多。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几年里日本人就到过村里一次，吓得全村妇女脸上涂满锅灰躲到麦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妇女倒也没怎么着，日本兵看着她们脸上黑糊糊、惊慌害怕的样子就哈哈地笑，嘴里还用生硬的汉语说“皇军大大的好，别害怕”，然后就走了。而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虽然豫北先后被新旧军阀、国民党、日伪轮番控制，然而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能深入到乡村中来，除了要交各种各样的捐税、偶尔有各式各样的军队来搜刮骚扰外，豫北的乡村多半时间处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村社自治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直到来了共产党。 　　 　　　　　　　　　　　　　　　　　　第二章　　　解　　　放 　　 　　　　　　　　　　　　　　　　　　　　　一、土地改革 　　 　　　　外婆有一个叔叔，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虽然吞并了外婆父母留下的遗产，有不少土地，但由于坐吃山空、肆意挥霍，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差不多了，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贱卖给了他。当时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也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直到1984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而外婆的叔叔，流氓无产者，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但是，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二、阶级斗争 　　 　　　　土改后，外公、外婆原来的住房被改成了村公所，后来叫大队部，还成立了贫农协会。这时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失去财产的原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秘密组织起来，雇了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外公被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急忙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连夜逃走。贫协主席脱险了，后来半夜里枪匪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 　　 　　　　人民政府随即进行了镇压，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没有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一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均被枪决。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4年劳动改造。在外公服刑期间，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不到四十岁头发全白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起初，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后来成立监狱工厂后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除了不让家属探视这一条不太尽情理外，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的熟练工人。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而且精益求精，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服刑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四岁多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的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三、兄弟姐妹 　　 　　　　当时我的大姨刚刚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是村里少数几个外姓人之一，叫郑八，参加过抗美援朝，因战争致残，立过三等功，当时在农村十分厉害。郑八甚至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队说说，让把我家成分划成中农，其实他没这个本事。虽说巴结上郑八这个人可能会使我们家日子好过一点，但大姨死活反感这个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郑八长大的，熟知他为人凶残、懒惰，因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当时土改工作队里有个年轻人，可能刚从学校毕业，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求他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于是这个年轻人谎称和大姨谈恋爱，让郑八死心。郑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于是只得恨恨地作罢。后来，外婆托人到邻村说媒，找到了当时正在郑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那个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18岁，比舅舅小13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1933年，195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大姨有一子三女，长子在郑州某大企业当电焊工，因技术精湛而收入尚可；表嫂也是工人，现在提前退休。大表姐高中毕业后接姨父的班进了国棉六厂，现已下岗多年，靠卖保险谋生；大表姐夫是郑州橡胶厂电工，企业不景气，生活艰难。二表姐先在国棉三厂，后企业不景气，由二表姐夫调到市劳改局下属某企业；二表姐夫是某劳改农场管教干部，生活还过得去。三表姐八十年代待业几年后先接班到大姨所在的中原砂轮厂当工人，后来因表现好被厂里选送脱产读大学，毕业后回厂当干部，三表姐夫也是那个厂的技术员，后企业倒闭，双双下岗回家，三表姐夫靠给人打工维持生活，三表姐则竞选街道干部成功，也还过得去。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12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1938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后招工到河南信阳，1962年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1979年因工伤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务农。舅舅有三子，长子高中毕业后顶替舅舅到厂工作，现在厂里不景气；次子在4岁时因高烧导致痴呆，后掉到井中淹死；幼子初中毕业后务农一年，后来被送到我母亲开的小宫灯作坊学徒，三年期满后母亲给他买了生产工具，在山西自己做宫灯谋生。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1925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上尉军衔。武汉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队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并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 1954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快板《江中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他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时她曾经“检举揭发”过大伯，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2002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张××（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转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是个政治投机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作为“三种人”遭到清查，被清理出《解放军报》社，调到湖北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身体一直不好，于1969年病逝。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于是动员学生参军，二姑就参了军。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林××，原是运输大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曾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总监。现二人均已离休。 　　 　　　　我的叔叔解放时还在读小学。他自幼喜欢钻研文史，但后来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因为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等到大学毕业时，再次响应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被分配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20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1985年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1989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农业干部管理学院任图书馆长，现已退休。 　　 　　　　全国解放后，父亲继续完成学业，上了初中。由于1948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土改后又分掉了确山老家的地，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2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2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几年就把这笔钱散光了。 　　 　　　　1951年，我的父亲16岁时恰逢解放军到学校挑人，于是成了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刚解放时全国形势尚不稳定，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土匪猖獗。父亲所在的部队曾与土匪交战，由于土匪躲于暗处、行踪不定，双方胶着很久没有结果。后来有一次父亲送信途中遭遇土匪，放马来追，幸亏土匪被围困久了，人困马乏，硬是没有追上。父亲回营后马上向上级报告了土匪行踪，歼灭了这批匪徒，父亲因此立了功，还获得了一枚奖章。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全都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4个“光荣军属”的牌子，在当地很是荣耀。 　　 　　　　　　　　　　　　　　　　　　　　　四、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真是厉害，一夜之间，一个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每天枪毙、砍头、枪毙、砍头……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实际上，早期被镇压的几乎都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必要的。父亲印象比较深刻的反革命有两个：一个是被砍掉脑袋的国民党特务，眼睛微闭，嘴巴微张，还露出一颗金牙；另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长的很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老妈子来接孩子，她对老妈子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但是后来镇反扩大化了。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结论，甚至都在人民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父亲很可怜那些人，有些人甚至都认识。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争辩、哀求，可都没有用。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再复活了；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镇反后期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第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大姑父已经调到北京，大姑复员后留在开封教书。这时，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说自己当时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很快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又被释放了。此次大姑虽然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五、新气象 　　 　　　　公平地说，解放的最初几年，新政权真的给了人们以希望和光明，一些旧社会的无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几年一扫而光。妓院封闭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街上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不见了，变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文化、学技能，搞社会工作；廉洁朴素的共产党官员取代了作威作福的旧官吏；一些传染病开始得到防治，到处都在搞爱国卫生运动；就连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们，在经过几年劳教戒毒后一个个又黑又胖地回来了。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我的父亲常常看到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六、在部队里 　　 　　　　刚参加解放军那几年，受到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的父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十分积极。时值朝鲜战争，父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战场上去。领导不批，父亲又是写决心书、又是闹情绪，跟过去电影里的那些年轻积极分子一个样。领导虽不批准，但却很欣赏年轻人这种积极。 　　 　　　　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父亲所在部队原来隶属于第四野战军，连队中有不少东北籍战士，发生在几年前的那些苏军强奸、抢劫暴行他们还历历在目，因此总免不了会在私下场合里发泄出来。这些老兵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然而，这种发泄是完全不允许的，只要一经查出，马上就严惩不怠，很多东北籍的老战士就是这样被强制复员的。我父亲没去过东北，对此体会不深，也自然没啥牢骚，对东北战友的话半信半疑。只是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象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中苏决裂之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援助问题尽量淡化，这实在是狭隘。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我父亲的一位上级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参与接收过这些尸体，男男女女几百具，都同在一个大池子里泡着，对死者实在是不尊重。据他说，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部队首长一看人们响应者寥寥，于是就自己带头买了些花布，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队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津贴来买“爱国布”，一时间部队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咔叽部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直到今天，老爷子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开封市各界在体育场里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小雨，时年18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年轻的父亲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七、霓虹灯下的哨兵 　　 　　　　1953年以后，父亲随部队先后移防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这些大城市里，还残存着舞厅、夜总会等“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场所”。在汉口时，有一次他跟随一位首长逛街，这首长是农民出身，进城不久，对大城市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因此走进到一个夜总会里。穿着公安部队军装的他们一进入夜总会就引起了惊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乐队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一动不动。首长见状，连忙小声对父亲说：走吧，人家怕咱们呢！ 　　 　　　　渐渐地交谊舞开始流行起来，全国上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下至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办舞会。刚刚进城没多久的部队官兵都在学跳舞。父亲所在部队一位首长也迷上了跳舞，由于他的老伴是个“解放脚”（【注】“解放脚”指旧社会妇女缠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没办法跳，于是他就找女文工团员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亲作探子，每天监视首长和哪个文工团员跳了舞，说了些什么，有什么异常情况。 　　 　　　　武汉公安总队第一任司令员名叫张德发，是个正师级老革命，年纪并不很大。进了城之后，他与一个资本家的小姨子结婚。后来，他逐渐走上了贪赃枉法、官商勾结的道路。张德发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请示上级挪用公款与资本家做生意，结果全赔进去了，“三反”中，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枪毙了。 　　 　　　　1955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评了少尉军衔，我们家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奖章和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又非常勤奋，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当时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曾经在电台播出。 　　 　　　　在武汉时，我的父亲还看了一部西班牙电影《黑帆》，讲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时，新教和旧教之间教派冲突的事情。电影的一些情节至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旧教的势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组成队伍大打出手；抓住“异端”教派的人以后，就把这些人绑在铁柱上烧成焦碳……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久，父亲一直想不明白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意思，里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干吗非要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一定要惩罚那些异端？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看到电影中的情景在中国各地街头一点不差地上演，才恍然大悟。 　　 　　　　　　　　　　　　　　　　　　　　　八、“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浅，因此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农民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目睹了对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来？何况还管不好？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党，这个政权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双轮双铧犁”这个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遗忘的事件记忆犹新。 　　 　　　　　　　　　　　　　　　　　　　　　九、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1955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的查处，一场“肃反”运动突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部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一开始，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逐渐扩展到职位低一些的人。最初我父亲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军官，这个人曾经被俘过。上级要求不准犯人睡觉、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为止。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偷偷给他喝水、又让他睡觉。很快父亲的行为被检举揭发了，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集中学习，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进行监管。当时父亲年轻，脑子比较简单，因此倒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问题。跟父亲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是出身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清楚，国民党时期由于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行了。假如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在他宿舍又搜查出他保存的一些明信片上印有国民党徽。虽说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当作珍稀的收藏品，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那就是弥天大罪，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就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1955年冬的一天夜里，绝望的袁医助用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早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时没有应声。管理员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军袄一看，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基本上流尽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父亲经历过抗战、内战、镇反，也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就在此时，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开始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紧接着，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呼唤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数以千万计的在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苏联发生的对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的批判也影响到中国。《人民日报》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16个加盟共和国（【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我们常知的15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也原样刊登。于是中国的“肃反”在无声无息中停止，被隔离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岗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的父亲还不明白，还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苏决裂时，父亲在道义上已经坚决站到了苏共二十大路线一边。这种对苏联的感情也影响到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1955年冬天的这一次 “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实际上，当时的气氛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在毛泽东的面前，那么一场类似于苏联在1937～1938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能避免。幸运的是，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1957年初，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45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十、“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1956～1957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天真的人们欣喜万分，拥护共产党，爱戴毛泽东，畅所欲言，提建议、提意见，谁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后面，隐藏着暴风雨般的狂怒。 　　 　　　　既然共产党都号召了，我的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建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鼓励下，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等等。当时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期的一大社会问题。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父亲当时年轻，想着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然而不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的领导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于是，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当时他才22岁，新婚仅仅4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合适，于是整他的人又罗织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6年，押送农场改造。 　　 　　　　宣判大会在开封市委礼堂举行。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人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专政”。很多“右派”、“坏分子”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的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却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因此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批斗会上最积极的，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仇恨劲头，仿佛这些右派、坏分子就是她们杀父仇人一样。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22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空气太浓，谁也不敢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共产党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整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一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不出冤假错案才算怪事。 　　 　　　　当时大姑所在的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说一句意见，只是说共产党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嘴特严实，就说共产党就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一点缺点都没有，百分之百地好。领导见状也就只得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后来他们学校到上蔡县支农，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食堂办得很差，菜洗得也不干净，菜汤上居然浮着一层蚜虫。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见状，开了句玩笑，说：“食堂做的不是菜汤，而是肉汤啊！”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就定为右派，第二天就来人把他押走了，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犯上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个个吓得噤若寒蝉、三缄其口。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共产党各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从“反右”中最令共产党不能容忍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多党制，民主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总体上说得很好。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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