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红旗落地已十五年的东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53:12
郭莹
在十五年前红旗落地的东欧，我见识到自私、冷漠和春宫画报；也见识到当地人民享有思想、体制、媒体和旅行的自由。
前不久，我由香港赴东欧旅游。十五天里，我心中回旋着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怀着「眼见为实」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细观察、认真比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当地璀璨夺目的建筑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从机场往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里，我却观看到郊外大片丑陋、粗糙的苏式住宅群，倒确实符合共产时代的口号「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权，不需要豪华宫殿」。等看见百年前至二战前的具古典风格的壮观建筑后，我才意识到进入市区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游船酒店，当务之急得兑换机场拒收的苏格兰英镑。兑换处男青年曾叮嘱：「街头的外币兑换所不接受苏格兰币，去市中心银行也许有希望。」多瑙河东岸的OBT银行只收美金和欧元，职员写了地址要我试试另一间银行，于是我三小时的苏格兰英镑「苦旅」开始了。但奔波了五间银行后，最终仍是一场空。
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餐的我，昏头胀脑地跌坐在露天餐厅的座位上。侍者诧异地叫道：「怎么你一人旅行？」他殷勤推介匈牙利焖牛肉、烤鸭等。我自报经济窘境后，小伙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点了矿泉水和洋葱汤，并讨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地址。
豪华的Grand Hotel前台，得到职员意料之中的拒绝后，我要求见经理，表示若肯帮忙，我愿意住两晚，随你收费二百一十欧元（折合约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经理仍摇头耸肩，爱莫能助。
晚上，路过此地的苏格兰朋友与其波兰太太来探望我，「倒霉」的苏格兰币总算找到了归宿。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位波兰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留学，待归国时，以往任职的外交部已烟消云散。无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谋了份教职。波兰朋友说共产体制时代，其父常午夜十二点便于食品店门外排队，为的是次日清晨能买到定量的鲜肉。「十二月的华沙多么寒冷，你可以想象」。波兰朋友如此感叹。
记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体报道于西柏林廉价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长龙队伍，刊过一张东德主妇盯着黄瓜的新闻图片，解说为「安娜正欣赏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质短缺的东德人连黄瓜、香蕉的模样都未见识过。而共产时代东欧国家流行的自我讽刺是：「什么样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为退休者才有时间凌晨守候食品店开门。」
且说与友人进入游船餐厅，我忙不迭归还早前借来的汤匙，因为侍者刚一再叮嘱：「明早你一定得还给我。」这种口气令我吃一惊，在西方国家从未遭遇过。波兰太太议论道：「典型的共产体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风。」当我为精致化妆的美丽女侍拍照时，朋友告诉她我供职于媒体。小姑娘兴奋道：「说不准哪天我就被电影导演『挖掘』了。」
波兰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的政治难民，我跟她都很欣赏德国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她最喜欢的镜头是德国统一后，清除共产遗迹的直升机吊起列宁的半身铜像，此刻高瞻远瞩的列宁正挥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别之旅。
「列宁在波兰」是一例东欧政治讽刺。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苏联卫星国波兰访问，波兰领导人极想巴结宗主国领袖，思前想后奉献了一幅题为《列宁访问波兰》的油画。可惜，列宁从未造访过波兰，如何杜撰，难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监狱里有位犹太政治犯，是位艺术大师，于是赶紧将这个反政府分子押来。犹太艺术家听了官员的说明，表示「绝对可以胜任」，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届时得亲手将油画赠给苏联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达的清晨，犹太艺术家掀开罩着油画的布，众官员目瞪口呆。画的是在雕花大床上，一对男女正兴高采烈地扭成一团。勃氏惊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吗？哟，女的可是列宁夫人呀。那么，列宁在哪里呢？」犹太艺术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列宁在波兰呀。」
拜东欧共产年代教育体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国民操英语十分普遍，以英语问路比在南欧便利许多。布达佩斯地铁四通八达，不过常遭遇肥胖的「大妈」车掌稽查外国人车票。苏格兰先生因车票没有打孔，被罚款二千福林（一欧元换二百六十福林），若当场交不出罚金，补罚就是八千福林。布达佩斯热门旅游景点都是前帝国时代的雄伟遗迹，城里已看不到共产时代的蛛丝马迹。共产旧体制的雕塑都集中运到郊外，进了「共产时代雕塑博物馆」。如今，东欧数国的旅游节目之一即「共产时代之旅」，可观赏过去时代的雕塑、宣传画及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参观国会大厦时，草坪上搭建着示威者帐篷，抗议牌上写着：「上上下下的政客统统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亚先生连连称道：「保加利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旧体制时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实业家富翁，或摇身一变当国家领导人。」国会大厦对于持欧盟护照者免费，美、俄等外国游客须付十三欧元。一位俄国人喃喃抱怨着，售票员说：「我们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了，华沙条约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脸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国人：「你或者回酒店取护照证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欧元。」
乘夜车前往布拉格是游客的首选，省时间又省一晚酒店费。布达佩斯火车站办票程序如下，售票员先一笔一划填表格四分钟，随即起身消失五分钟，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钟后，最后递来一大串福林数字的头等单程票，合一百二十欧元。但我决定改买二等车厢，询问二等票可否享受单独卧铺时，波兰太太逗趣说：「全世界都听到你宣告独自睡觉，在场帅哥可都是一脸失望哪。」售票先生没有不耐烦，撕掉做了十多分钟的「功课」，从新展示一遍刚才的程序。
差十分十八点时，我们已恭候在火车站台，准备前往华沙。但告示版仅显示一个匈牙利城市名称，也无列车员守候车厢门口。苏格兰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车头去打探，确定无误后，我们狂奔至车尾的车厢。
炉火熊熊的火车头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车开还得一小时四十分。我来到站前餐馆，吃完主菜后半天不见人招呼，只得进入餐馆吧台点了甜点，同时要求买单。几天来的经验是，餐后恭候买单常需十至十五分钟。同桌的澳大利亚先生刚参观火车头回来，惊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制造的蒸汽火车，如电影镜头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炉火前，挥汗如雨地铲煤呢」。
鉴于华沙之旅的经验，登车前我谨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后一分钟居然换了站台，我只得再次百米冲刺。车厢外没挂起始站牌，也来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车头打探，举着车票询问一位匈牙利汉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进了卧铺车厢，东寻西找总算将列车员揪了出来。这位可与好莱坞影星彼得．布莱特有得一拼的帅哥，进来包厢示范如何使用两道门锁，末了叮嘱我一定要用锁链条，还说「用两道铁锁都可以从外面撬开，唯独锁链条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旅途中需经过两道匈牙利、两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边防检查。列车员告诫，必须提早十分钟打开房门，手握护照端坐着恭候。午夜一点多急促的敲门声中，我手忙脚乱，打不开锁链条，只得从门缝递上护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说：「OK，OK。」后扒着门缝往里探头，差点与正在开链条的我碰个贴面吻。
五天后在由布拉格返布达佩斯的夜车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运气不如我好，警察执意要求开门，最后大家合力用刀撬开了链条。捷克女士感叹，俄国火车即使白天也得上锁。没错，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车，中国乘客都自备了锁链，包厢六天六夜固若金汤。
专制国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动是「用脚投票」。布达佩斯站前餐厅遇到的澳大利亚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来的捷克人，如今他们回国探亲。澳大利亚女士讲述了布拉格的惊险：游客云集的查尔斯桥头露天餐座，邻桌客刚叉上一块牛肉，一位吉普赛男童蹿过来抢过去塞进嘴中。澳大利亚女士的主菜刚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赛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盘子。正拍照的游客被横抢相机，刀子捅肚子抢腰包的现象，亦是布拉格游客须面临的惊险。一位美国先生对吉普赛童的盗技目瞪口呆，七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和二位弟弟拥上来，执着兜售多半是捡来的皱巴巴地图，待美国人突围出来时，惊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钱夹已不翼而飞。
我脑袋塞满了关于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车清早五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时，与隔壁包厢的美国华人威廉交换讯息。意外得知，原来这里是头等车厢，作为挤进来的二等车厢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没有预订酒店，威廉说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运气。在站前游客谘询部门外恭候威廉时，我查阅列车员赠的精美布拉格地图，听见身后一位日本女孩向职员索要免费地图时，那位先生即尖着嗓门唱起资本主义「新经验」：「这是私人公司，没有免费。」
的士站司机瞪着地图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们拉了一对捷克夫妻。一位黑车司机凑过来要价三十欧元，我还价二十，他坚持二十五欧元，说跑趟来回有二十公里远。待十五分钟后下车时威廉索要收据，说是回公司报帐。司机就反复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会英语）」。
三天后，旅店老板帮忙订车回火车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欧元换二十九克朗）。所谓酒店其实是一战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营业招牌。主人亚历山大是位画家，对游客的告诫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钱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装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赛人。」二楼古香古色、家俱齐全的公寓拥有四间卧室（其中三间上锁），客厅、厨房、浴室和洗手间一应俱全，一晚四十五欧元。
威廉付同样的钱，却只有一间卧室，淋浴圈在床头角落，厕所则在走廊对面。两天后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说正逢布拉格国际音乐节房间紧张。结账时我忍不住问：「家庭公寓与简朴单间居然同一价格，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店家不吭声。
每天早餐时我都与亚历山大攀谈一阵，得知共产时代严禁私人经营酒店，因不允许国民接触外国人及外币。西方游客若想造访，须持捷克官方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外国人抵达后被强迫每天兑换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时相当于捷克人一个月的薪水。
在「反对物质享受」之国空荡荡的商场里，根本花不掉这堆「废纸」，离境前允许外宾以官方汇率换回外币，但价格低得形同明火抢劫。
东欧曾流行政治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并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惊慌地辩解：「萨沙住在隔壁。」对比新旧体制，亚历山大坚定地表示：「当然是现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贵，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反党言论蹲监狱
共产时代当局宣传「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人人过得很坏。那个时代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党分配你一个苹果，你就得千恩万谢。绝不能怨言自己对苹果过敏，梨子比较适合，那就会成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体制下，只是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差，贫富差别及阶级差别也变得巨大起来。你的邻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猜不出财富从何而来。共产时代公民可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的高福利，「变天」后改革为基本医疗免费，就是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医疗就得付费。幼儿园至大学的基础教育仍免费，若想进修音乐、美术、体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义的「名声」，一位来英国进修的捷克妇女说：「谁来侵略，我们立马投降，为的是保护古迹免遭战争摧残。反正外国杂种不过几年便会逃走。」她还常常劝导西方人：「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算什么？我父亲曾援助古巴革命，后来父母又因思想反动双双入狱。十岁起我就每月跑监狱。」
抵达布拉格的上午，我赶到Wenceslas广场的普拉夫纪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在驶入广场的苏军坦克前，一位名叫杨．普拉夫的学生以自焚抗议。纪念碑前哀悼、敬献鲜花者人流不绝，我也献上一束鲜花，思绪万千，泪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终冲破专制体制，百万民众涌入Wenceslas广场，聆听日后成为捷克民选总统的诗人哈维尔自由主义的激情演讲。那些天，示威民众手举汽车钥匙摇动着，寓意是要求当权者立即驾车滚蛋。
有一句假大空口号：「市场丰富，物价稳定」。直至变天为资本主义后才终于实现了前半句，不过从食品到工业品大都是进口货。
布拉格一直被誉为古典建筑博物馆，大厦外观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及彩绘图画。
Wenceslas广场是布拉格主要繁华闹市，现在这条长街成为「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卷土重来」的秀场。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货，一家连一栋占据着价值不菲、美轮美奂的帝国时代建筑。捷克城市与乡镇的超市已被英国Tesco抢滩，栖身的旅店里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居。以往捷克生产的手表、皮鞋及家具享有盛名，我的英国夫君收藏旧款上海表、苏联表，我打算赠他一块捷克表。布拉格寻了三天后，只见到日本、瑞士和法国表。当我诉说要买捷克表时，售货员像打量怪人似地诧异回答：「我们没有捷克表，这是日本的Citizen。」后来终于在四小时车程远的小城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壳、日本机芯的手表。(上世纪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扬海内外，共产党掌权后厂主逃到印度，继续生产BATA皮鞋。于是，数十年间两个BATA品牌争奇斗艳，一个是国营产品，一个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场上的皮鞋皆是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货，我同样在Krumlov找到了透着股东欧拙朴风格的BATA皮鞋。选购羊毛外套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产地则是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及泰国。连所谓的匈牙利、捷克特产刺绣品，看上去同香港国货店的中国货如出一辙。同行的波兰太太甚至断言：「恐怕仍是中国货。」我曾观赏过一位印度客购买的布达佩斯议会大厦纪念章，背面竟印着「中国制造」。匈牙利产品有瓷器、鹅肝酱、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产品有啤酒、水晶工艺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饰。
由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那晚，火车站告示牌前我与一位捷克银行女职员聊起来。她表示虽属中产阶层，但也仅能消费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贩运的走私货。她表示：「当然黑市货品质不怎么样，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我们去不起呀。」
大学免费书费自理
该女士月收入一万七千克朗，电器工程师丈夫九千克朗，女儿读大学法律专业，学费全免，书费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学读英语时只有捷克老师，没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并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
三十年前该女士去过罗马尼亚，去年故地重游时见到那里没有一点变化，境况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产时代，国民若与外国人交谈，警察就会带你到警察局问话。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敌人是谁，丈夫、家人和邻居等都可能背地里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临布达佩斯火车站，三天前存行李时的费用三百福林，眼下变成六百。我刚一申辩，大汉指着我的手袋不耐烦道：「这样的小包三百。」巴士车站，售票员要求我买两张去机场的车票共四千福林。她说：「若再来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张车票，否则你就得付两人的车资，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东欧变天后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泛滥如雨后春笋。布达佩斯机场公路上，见到一位汉子胸前背后洋洋洒洒披挂着数十本春宫画报，正穿梭于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兜售。当「色情看板」消失于视线后，我回头最后眺望了一眼古城布达佩斯。
这里红旗已落地，自由市场经济焕然一新，人民享有欧盟的福利保障，这就是眼下的新东欧。捷克银行女职员如此表述：「我们痛恨以往的共产体制，如今尽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宁可选择现在。因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体制、自由媒体、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恐惧所谓的『反政府罪』。」这话使我想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体制，致使我们落后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记得东欧变天，身为俄语教授的父亲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时感叹道：「欧洲毕竟是拥有传统文明的社会，任何专制体制只能是过眼烟云，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则依稀记得严厉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郭莹
在十五年前红旗落地的东欧，我见识到自私、冷漠和春宫画报；也见识到当地人民享有思想、体制、媒体和旅行的自由。
前不久，我由香港赴东欧旅游。十五天里，我心中回旋着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怀着「眼见为实」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细观察、认真比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当地璀璨夺目的建筑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从机场往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里，我却观看到郊外大片丑陋、粗糙的苏式住宅群，倒确实符合共产时代的口号「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权，不需要豪华宫殿」。等看见百年前至二战前的具古典风格的壮观建筑后，我才意识到进入市区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游船酒店，当务之急得兑换机场拒收的苏格兰英镑。兑换处男青年曾叮嘱：「街头的外币兑换所不接受苏格兰币，去市中心银行也许有希望。」多瑙河东岸的OBT银行只收美金和欧元，职员写了地址要我试试另一间银行，于是我三小时的苏格兰英镑「苦旅」开始了。但奔波了五间银行后，最终仍是一场空。
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餐的我，昏头胀脑地跌坐在露天餐厅的座位上。侍者诧异地叫道：「怎么你一人旅行？」他殷勤推介匈牙利焖牛肉、烤鸭等。我自报经济窘境后，小伙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点了矿泉水和洋葱汤，并讨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地址。
豪华的Grand Hotel前台，得到职员意料之中的拒绝后，我要求见经理，表示若肯帮忙，我愿意住两晚，随你收费二百一十欧元（折合约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经理仍摇头耸肩，爱莫能助。
晚上，路过此地的苏格兰朋友与其波兰太太来探望我，「倒霉」的苏格兰币总算找到了归宿。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位波兰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留学，待归国时，以往任职的外交部已烟消云散。无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谋了份教职。波兰朋友说共产体制时代，其父常午夜十二点便于食品店门外排队，为的是次日清晨能买到定量的鲜肉。「十二月的华沙多么寒冷，你可以想象」。波兰朋友如此感叹。
记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体报道于西柏林廉价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长龙队伍，刊过一张东德主妇盯着黄瓜的新闻图片，解说为「安娜正欣赏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质短缺的东德人连黄瓜、香蕉的模样都未见识过。而共产时代东欧国家流行的自我讽刺是：「什么样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为退休者才有时间凌晨守候食品店开门。」
且说与友人进入游船餐厅，我忙不迭归还早前借来的汤匙，因为侍者刚一再叮嘱：「明早你一定得还给我。」这种口气令我吃一惊，在西方国家从未遭遇过。波兰太太议论道：「典型的共产体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风。」当我为精致化妆的美丽女侍拍照时，朋友告诉她我供职于媒体。小姑娘兴奋道：「说不准哪天我就被电影导演『挖掘』了。」
波兰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的政治难民，我跟她都很欣赏德国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她最喜欢的镜头是德国统一后，清除共产遗迹的直升机吊起列宁的半身铜像，此刻高瞻远瞩的列宁正挥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别之旅。
「列宁在波兰」是一例东欧政治讽刺。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苏联卫星国波兰访问，波兰领导人极想巴结宗主国领袖，思前想后奉献了一幅题为《列宁访问波兰》的油画。可惜，列宁从未造访过波兰，如何杜撰，难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监狱里有位犹太政治犯，是位艺术大师，于是赶紧将这个反政府分子押来。犹太艺术家听了官员的说明，表示「绝对可以胜任」，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届时得亲手将油画赠给苏联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达的清晨，犹太艺术家掀开罩着油画的布，众官员目瞪口呆。画的是在雕花大床上，一对男女正兴高采烈地扭成一团。勃氏惊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吗？哟，女的可是列宁夫人呀。那么，列宁在哪里呢？」犹太艺术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列宁在波兰呀。」
拜东欧共产年代教育体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国民操英语十分普遍，以英语问路比在南欧便利许多。布达佩斯地铁四通八达，不过常遭遇肥胖的「大妈」车掌稽查外国人车票。苏格兰先生因车票没有打孔，被罚款二千福林（一欧元换二百六十福林），若当场交不出罚金，补罚就是八千福林。布达佩斯热门旅游景点都是前帝国时代的雄伟遗迹，城里已看不到共产时代的蛛丝马迹。共产旧体制的雕塑都集中运到郊外，进了「共产时代雕塑博物馆」。如今，东欧数国的旅游节目之一即「共产时代之旅」，可观赏过去时代的雕塑、宣传画及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参观国会大厦时，草坪上搭建着示威者帐篷，抗议牌上写着：「上上下下的政客统统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亚先生连连称道：「保加利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旧体制时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实业家富翁，或摇身一变当国家领导人。」国会大厦对于持欧盟护照者免费，美、俄等外国游客须付十三欧元。一位俄国人喃喃抱怨着，售票员说：「我们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了，华沙条约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脸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国人：「你或者回酒店取护照证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欧元。」
乘夜车前往布拉格是游客的首选，省时间又省一晚酒店费。布达佩斯火车站办票程序如下，售票员先一笔一划填表格四分钟，随即起身消失五分钟，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钟后，最后递来一大串福林数字的头等单程票，合一百二十欧元。但我决定改买二等车厢，询问二等票可否享受单独卧铺时，波兰太太逗趣说：「全世界都听到你宣告独自睡觉，在场帅哥可都是一脸失望哪。」售票先生没有不耐烦，撕掉做了十多分钟的「功课」，从新展示一遍刚才的程序。
差十分十八点时，我们已恭候在火车站台，准备前往华沙。但告示版仅显示一个匈牙利城市名称，也无列车员守候车厢门口。苏格兰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车头去打探，确定无误后，我们狂奔至车尾的车厢。
炉火熊熊的火车头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车开还得一小时四十分。我来到站前餐馆，吃完主菜后半天不见人招呼，只得进入餐馆吧台点了甜点，同时要求买单。几天来的经验是，餐后恭候买单常需十至十五分钟。同桌的澳大利亚先生刚参观火车头回来，惊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制造的蒸汽火车，如电影镜头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炉火前，挥汗如雨地铲煤呢」。
鉴于华沙之旅的经验，登车前我谨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后一分钟居然换了站台，我只得再次百米冲刺。车厢外没挂起始站牌，也来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车头打探，举着车票询问一位匈牙利汉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进了卧铺车厢，东寻西找总算将列车员揪了出来。这位可与好莱坞影星彼得．布莱特有得一拼的帅哥，进来包厢示范如何使用两道门锁，末了叮嘱我一定要用锁链条，还说「用两道铁锁都可以从外面撬开，唯独锁链条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旅途中需经过两道匈牙利、两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边防检查。列车员告诫，必须提早十分钟打开房门，手握护照端坐着恭候。午夜一点多急促的敲门声中，我手忙脚乱，打不开锁链条，只得从门缝递上护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说：「OK，OK。」后扒着门缝往里探头，差点与正在开链条的我碰个贴面吻。
五天后在由布拉格返布达佩斯的夜车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运气不如我好，警察执意要求开门，最后大家合力用刀撬开了链条。捷克女士感叹，俄国火车即使白天也得上锁。没错，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车，中国乘客都自备了锁链，包厢六天六夜固若金汤。
专制国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动是「用脚投票」。布达佩斯站前餐厅遇到的澳大利亚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来的捷克人，如今他们回国探亲。澳大利亚女士讲述了布拉格的惊险：游客云集的查尔斯桥头露天餐座，邻桌客刚叉上一块牛肉，一位吉普赛男童蹿过来抢过去塞进嘴中。澳大利亚女士的主菜刚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赛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盘子。正拍照的游客被横抢相机，刀子捅肚子抢腰包的现象，亦是布拉格游客须面临的惊险。一位美国先生对吉普赛童的盗技目瞪口呆，七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和二位弟弟拥上来，执着兜售多半是捡来的皱巴巴地图，待美国人突围出来时，惊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钱夹已不翼而飞。
我脑袋塞满了关于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车清早五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时，与隔壁包厢的美国华人威廉交换讯息。意外得知，原来这里是头等车厢，作为挤进来的二等车厢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没有预订酒店，威廉说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运气。在站前游客谘询部门外恭候威廉时，我查阅列车员赠的精美布拉格地图，听见身后一位日本女孩向职员索要免费地图时，那位先生即尖着嗓门唱起资本主义「新经验」：「这是私人公司，没有免费。」
的士站司机瞪着地图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们拉了一对捷克夫妻。一位黑车司机凑过来要价三十欧元，我还价二十，他坚持二十五欧元，说跑趟来回有二十公里远。待十五分钟后下车时威廉索要收据，说是回公司报帐。司机就反复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会英语）」。
三天后，旅店老板帮忙订车回火车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欧元换二十九克朗）。所谓酒店其实是一战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营业招牌。主人亚历山大是位画家，对游客的告诫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钱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装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赛人。」二楼古香古色、家俱齐全的公寓拥有四间卧室（其中三间上锁），客厅、厨房、浴室和洗手间一应俱全，一晚四十五欧元。
威廉付同样的钱，却只有一间卧室，淋浴圈在床头角落，厕所则在走廊对面。两天后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说正逢布拉格国际音乐节房间紧张。结账时我忍不住问：「家庭公寓与简朴单间居然同一价格，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店家不吭声。
每天早餐时我都与亚历山大攀谈一阵，得知共产时代严禁私人经营酒店，因不允许国民接触外国人及外币。西方游客若想造访，须持捷克官方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外国人抵达后被强迫每天兑换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时相当于捷克人一个月的薪水。
在「反对物质享受」之国空荡荡的商场里，根本花不掉这堆「废纸」，离境前允许外宾以官方汇率换回外币，但价格低得形同明火抢劫。
东欧曾流行政治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并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惊慌地辩解：「萨沙住在隔壁。」对比新旧体制，亚历山大坚定地表示：「当然是现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贵，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反党言论蹲监狱
共产时代当局宣传「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人人过得很坏。那个时代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党分配你一个苹果，你就得千恩万谢。绝不能怨言自己对苹果过敏，梨子比较适合，那就会成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体制下，只是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差，贫富差别及阶级差别也变得巨大起来。你的邻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猜不出财富从何而来。共产时代公民可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的高福利，「变天」后改革为基本医疗免费，就是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医疗就得付费。幼儿园至大学的基础教育仍免费，若想进修音乐、美术、体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义的「名声」，一位来英国进修的捷克妇女说：「谁来侵略，我们立马投降，为的是保护古迹免遭战争摧残。反正外国杂种不过几年便会逃走。」她还常常劝导西方人：「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算什么？我父亲曾援助古巴革命，后来父母又因思想反动双双入狱。十岁起我就每月跑监狱。」
抵达布拉格的上午，我赶到Wenceslas广场的普拉夫纪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在驶入广场的苏军坦克前，一位名叫杨．普拉夫的学生以自焚抗议。纪念碑前哀悼、敬献鲜花者人流不绝，我也献上一束鲜花，思绪万千，泪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终冲破专制体制，百万民众涌入Wenceslas广场，聆听日后成为捷克民选总统的诗人哈维尔自由主义的激情演讲。那些天，示威民众手举汽车钥匙摇动着，寓意是要求当权者立即驾车滚蛋。
有一句假大空口号：「市场丰富，物价稳定」。直至变天为资本主义后才终于实现了前半句，不过从食品到工业品大都是进口货。
布拉格一直被誉为古典建筑博物馆，大厦外观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及彩绘图画。
Wenceslas广场是布拉格主要繁华闹市，现在这条长街成为「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卷土重来」的秀场。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货，一家连一栋占据着价值不菲、美轮美奂的帝国时代建筑。捷克城市与乡镇的超市已被英国Tesco抢滩，栖身的旅店里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居。以往捷克生产的手表、皮鞋及家具享有盛名，我的英国夫君收藏旧款上海表、苏联表，我打算赠他一块捷克表。布拉格寻了三天后，只见到日本、瑞士和法国表。当我诉说要买捷克表时，售货员像打量怪人似地诧异回答：「我们没有捷克表，这是日本的Citizen。」后来终于在四小时车程远的小城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壳、日本机芯的手表。(上世纪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扬海内外，共产党掌权后厂主逃到印度，继续生产BATA皮鞋。于是，数十年间两个BATA品牌争奇斗艳，一个是国营产品，一个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场上的皮鞋皆是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货，我同样在Krumlov找到了透着股东欧拙朴风格的BATA皮鞋。选购羊毛外套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产地则是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及泰国。连所谓的匈牙利、捷克特产刺绣品，看上去同香港国货店的中国货如出一辙。同行的波兰太太甚至断言：「恐怕仍是中国货。」我曾观赏过一位印度客购买的布达佩斯议会大厦纪念章，背面竟印着「中国制造」。匈牙利产品有瓷器、鹅肝酱、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产品有啤酒、水晶工艺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饰。
由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那晚，火车站告示牌前我与一位捷克银行女职员聊起来。她表示虽属中产阶层，但也仅能消费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贩运的走私货。她表示：「当然黑市货品质不怎么样，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我们去不起呀。」
大学免费书费自理
该女士月收入一万七千克朗，电器工程师丈夫九千克朗，女儿读大学法律专业，学费全免，书费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学读英语时只有捷克老师，没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并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
三十年前该女士去过罗马尼亚，去年故地重游时见到那里没有一点变化，境况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产时代，国民若与外国人交谈，警察就会带你到警察局问话。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敌人是谁，丈夫、家人和邻居等都可能背地里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临布达佩斯火车站，三天前存行李时的费用三百福林，眼下变成六百。我刚一申辩，大汉指着我的手袋不耐烦道：「这样的小包三百。」巴士车站，售票员要求我买两张去机场的车票共四千福林。她说：「若再来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张车票，否则你就得付两人的车资，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东欧变天后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泛滥如雨后春笋。布达佩斯机场公路上，见到一位汉子胸前背后洋洋洒洒披挂着数十本春宫画报，正穿梭于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兜售。当「色情看板」消失于视线后，我回头最后眺望了一眼古城布达佩斯。
这里红旗已落地，自由市场经济焕然一新，人民享有欧盟的福利保障，这就是眼下的新东欧。捷克银行女职员如此表述：「我们痛恨以往的共产体制，如今尽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宁可选择现在。因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体制、自由媒体、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恐惧所谓的『反政府罪』。」这话使我想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体制，致使我们落后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记得东欧变天，身为俄语教授的父亲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时感叹道：「欧洲毕竟是拥有传统文明的社会，任何专制体制只能是过眼烟云，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则依稀记得严厉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在十五年前红旗落地的东欧，我见识到自私、冷漠和春宫画报；也见识到当地人民享有思想、体制、媒体和旅行的自由。
前不久，我由香港赴东欧旅游。十五天里，我心中回旋着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怀着「眼见为实」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细观察、认真比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当地璀璨夺目的建筑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从机场往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里，我却观看到郊外大片丑陋、粗糙的苏式住宅群，倒确实符合共产时代的口号「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权，不需要豪华宫殿」。等看见百年前至二战前的具古典风格的壮观建筑后，我才意识到进入市区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游船酒店，当务之急得兑换机场拒收的苏格兰英镑。兑换处男青年曾叮嘱：「街头的外币兑换所不接受苏格兰币，去市中心银行也许有希望。」多瑙河东岸的OBT银行只收美金和欧元，职员写了地址要我试试另一间银行，于是我三小时的苏格兰英镑「苦旅」开始了。但奔波了五间银行后，最终仍是一场空。
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餐的我，昏头胀脑地跌坐在露天餐厅的座位上。侍者诧异地叫道：「怎么你一人旅行？」他殷勤推介匈牙利焖牛肉、烤鸭等。我自报经济窘境后，小伙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点了矿泉水和洋葱汤，并讨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地址。
豪华的Grand Hotel前台，得到职员意料之中的拒绝后，我要求见经理，表示若肯帮忙，我愿意住两晚，随你收费二百一十欧元（折合约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经理仍摇头耸肩，爱莫能助。
晚上，路过此地的苏格兰朋友与其波兰太太来探望我，「倒霉」的苏格兰币总算找到了归宿。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位波兰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留学，待归国时，以往任职的外交部已烟消云散。无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谋了份教职。波兰朋友说共产体制时代，其父常午夜十二点便于食品店门外排队，为的是次日清晨能买到定量的鲜肉。「十二月的华沙多么寒冷，你可以想象」。波兰朋友如此感叹。
记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体报道于西柏林廉价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长龙队伍，刊过一张东德主妇盯着黄瓜的新闻图片，解说为「安娜正欣赏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质短缺的东德人连黄瓜、香蕉的模样都未见识过。而共产时代东欧国家流行的自我讽刺是：「什么样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为退休者才有时间凌晨守候食品店开门。」
且说与友人进入游船餐厅，我忙不迭归还早前借来的汤匙，因为侍者刚一再叮嘱：「明早你一定得还给我。」这种口气令我吃一惊，在西方国家从未遭遇过。波兰太太议论道：「典型的共产体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风。」当我为精致化妆的美丽女侍拍照时，朋友告诉她我供职于媒体。小姑娘兴奋道：「说不准哪天我就被电影导演『挖掘』了。」
波兰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的政治难民，我跟她都很欣赏德国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她最喜欢的镜头是德国统一后，清除共产遗迹的直升机吊起列宁的半身铜像，此刻高瞻远瞩的列宁正挥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别之旅。
「列宁在波兰」是一例东欧政治讽刺。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苏联卫星国波兰访问，波兰领导人极想巴结宗主国领袖，思前想后奉献了一幅题为《列宁访问波兰》的油画。可惜，列宁从未造访过波兰，如何杜撰，难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监狱里有位犹太政治犯，是位艺术大师，于是赶紧将这个反政府分子押来。犹太艺术家听了官员的说明，表示「绝对可以胜任」，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届时得亲手将油画赠给苏联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达的清晨，犹太艺术家掀开罩着油画的布，众官员目瞪口呆。画的是在雕花大床上，一对男女正兴高采烈地扭成一团。勃氏惊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吗？哟，女的可是列宁夫人呀。那么，列宁在哪里呢？」犹太艺术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列宁在波兰呀。」
拜东欧共产年代教育体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国民操英语十分普遍，以英语问路比在南欧便利许多。布达佩斯地铁四通八达，不过常遭遇肥胖的「大妈」车掌稽查外国人车票。苏格兰先生因车票没有打孔，被罚款二千福林（一欧元换二百六十福林），若当场交不出罚金，补罚就是八千福林。布达佩斯热门旅游景点都是前帝国时代的雄伟遗迹，城里已看不到共产时代的蛛丝马迹。共产旧体制的雕塑都集中运到郊外，进了「共产时代雕塑博物馆」。如今，东欧数国的旅游节目之一即「共产时代之旅」，可观赏过去时代的雕塑、宣传画及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参观国会大厦时，草坪上搭建着示威者帐篷，抗议牌上写着：「上上下下的政客统统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亚先生连连称道：「保加利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旧体制时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实业家富翁，或摇身一变当国家领导人。」国会大厦对于持欧盟护照者免费，美、俄等外国游客须付十三欧元。一位俄国人喃喃抱怨着，售票员说：「我们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了，华沙条约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脸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国人：「你或者回酒店取护照证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欧元。」
乘夜车前往布拉格是游客的首选，省时间又省一晚酒店费。布达佩斯火车站办票程序如下，售票员先一笔一划填表格四分钟，随即起身消失五分钟，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钟后，最后递来一大串福林数字的头等单程票，合一百二十欧元。但我决定改买二等车厢，询问二等票可否享受单独卧铺时，波兰太太逗趣说：「全世界都听到你宣告独自睡觉，在场帅哥可都是一脸失望哪。」售票先生没有不耐烦，撕掉做了十多分钟的「功课」，从新展示一遍刚才的程序。
差十分十八点时，我们已恭候在火车站台，准备前往华沙。但告示版仅显示一个匈牙利城市名称，也无列车员守候车厢门口。苏格兰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车头去打探，确定无误后，我们狂奔至车尾的车厢。
炉火熊熊的火车头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车开还得一小时四十分。我来到站前餐馆，吃完主菜后半天不见人招呼，只得进入餐馆吧台点了甜点，同时要求买单。几天来的经验是，餐后恭候买单常需十至十五分钟。同桌的澳大利亚先生刚参观火车头回来，惊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制造的蒸汽火车，如电影镜头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炉火前，挥汗如雨地铲煤呢」。
鉴于华沙之旅的经验，登车前我谨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后一分钟居然换了站台，我只得再次百米冲刺。车厢外没挂起始站牌，也来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车头打探，举着车票询问一位匈牙利汉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进了卧铺车厢，东寻西找总算将列车员揪了出来。这位可与好莱坞影星彼得．布莱特有得一拼的帅哥，进来包厢示范如何使用两道门锁，末了叮嘱我一定要用锁链条，还说「用两道铁锁都可以从外面撬开，唯独锁链条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旅途中需经过两道匈牙利、两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边防检查。列车员告诫，必须提早十分钟打开房门，手握护照端坐着恭候。午夜一点多急促的敲门声中，我手忙脚乱，打不开锁链条，只得从门缝递上护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说：「OK，OK。」后扒着门缝往里探头，差点与正在开链条的我碰个贴面吻。
五天后在由布拉格返布达佩斯的夜车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运气不如我好，警察执意要求开门，最后大家合力用刀撬开了链条。捷克女士感叹，俄国火车即使白天也得上锁。没错，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车，中国乘客都自备了锁链，包厢六天六夜固若金汤。
专制国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动是「用脚投票」。布达佩斯站前餐厅遇到的澳大利亚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来的捷克人，如今他们回国探亲。澳大利亚女士讲述了布拉格的惊险：游客云集的查尔斯桥头露天餐座，邻桌客刚叉上一块牛肉，一位吉普赛男童蹿过来抢过去塞进嘴中。澳大利亚女士的主菜刚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赛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盘子。正拍照的游客被横抢相机，刀子捅肚子抢腰包的现象，亦是布拉格游客须面临的惊险。一位美国先生对吉普赛童的盗技目瞪口呆，七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和二位弟弟拥上来，执着兜售多半是捡来的皱巴巴地图，待美国人突围出来时，惊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钱夹已不翼而飞。
我脑袋塞满了关于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车清早五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时，与隔壁包厢的美国华人威廉交换讯息。意外得知，原来这里是头等车厢，作为挤进来的二等车厢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没有预订酒店，威廉说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运气。在站前游客谘询部门外恭候威廉时，我查阅列车员赠的精美布拉格地图，听见身后一位日本女孩向职员索要免费地图时，那位先生即尖着嗓门唱起资本主义「新经验」：「这是私人公司，没有免费。」
的士站司机瞪着地图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们拉了一对捷克夫妻。一位黑车司机凑过来要价三十欧元，我还价二十，他坚持二十五欧元，说跑趟来回有二十公里远。待十五分钟后下车时威廉索要收据，说是回公司报帐。司机就反复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会英语）」。
三天后，旅店老板帮忙订车回火车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欧元换二十九克朗）。所谓酒店其实是一战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营业招牌。主人亚历山大是位画家，对游客的告诫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钱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装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赛人。」二楼古香古色、家俱齐全的公寓拥有四间卧室（其中三间上锁），客厅、厨房、浴室和洗手间一应俱全，一晚四十五欧元。
威廉付同样的钱，却只有一间卧室，淋浴圈在床头角落，厕所则在走廊对面。两天后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说正逢布拉格国际音乐节房间紧张。结账时我忍不住问：「家庭公寓与简朴单间居然同一价格，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店家不吭声。
每天早餐时我都与亚历山大攀谈一阵，得知共产时代严禁私人经营酒店，因不允许国民接触外国人及外币。西方游客若想造访，须持捷克官方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外国人抵达后被强迫每天兑换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时相当于捷克人一个月的薪水。
在「反对物质享受」之国空荡荡的商场里，根本花不掉这堆「废纸」，离境前允许外宾以官方汇率换回外币，但价格低得形同明火抢劫。
东欧曾流行政治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并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惊慌地辩解：「萨沙住在隔壁。」对比新旧体制，亚历山大坚定地表示：「当然是现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贵，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反党言论蹲监狱
共产时代当局宣传「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人人过得很坏。那个时代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党分配你一个苹果，你就得千恩万谢。绝不能怨言自己对苹果过敏，梨子比较适合，那就会成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体制下，只是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差，贫富差别及阶级差别也变得巨大起来。你的邻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猜不出财富从何而来。共产时代公民可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的高福利，「变天」后改革为基本医疗免费，就是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医疗就得付费。幼儿园至大学的基础教育仍免费，若想进修音乐、美术、体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义的「名声」，一位来英国进修的捷克妇女说：「谁来侵略，我们立马投降，为的是保护古迹免遭战争摧残。反正外国杂种不过几年便会逃走。」她还常常劝导西方人：「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算什么？我父亲曾援助古巴革命，后来父母又因思想反动双双入狱。十岁起我就每月跑监狱。」
抵达布拉格的上午，我赶到Wenceslas广场的普拉夫纪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在驶入广场的苏军坦克前，一位名叫杨．普拉夫的学生以自焚抗议。纪念碑前哀悼、敬献鲜花者人流不绝，我也献上一束鲜花，思绪万千，泪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终冲破专制体制，百万民众涌入Wenceslas广场，聆听日后成为捷克民选总统的诗人哈维尔自由主义的激情演讲。那些天，示威民众手举汽车钥匙摇动着，寓意是要求当权者立即驾车滚蛋。
有一句假大空口号：「市场丰富，物价稳定」。直至变天为资本主义后才终于实现了前半句，不过从食品到工业品大都是进口货。
布拉格一直被誉为古典建筑博物馆，大厦外观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及彩绘图画。
Wenceslas广场是布拉格主要繁华闹市，现在这条长街成为「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卷土重来」的秀场。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货，一家连一栋占据着价值不菲、美轮美奂的帝国时代建筑。捷克城市与乡镇的超市已被英国Tesco抢滩，栖身的旅店里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居。以往捷克生产的手表、皮鞋及家具享有盛名，我的英国夫君收藏旧款上海表、苏联表，我打算赠他一块捷克表。布拉格寻了三天后，只见到日本、瑞士和法国表。当我诉说要买捷克表时，售货员像打量怪人似地诧异回答：「我们没有捷克表，这是日本的Citizen。」后来终于在四小时车程远的小城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壳、日本机芯的手表。(上世纪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扬海内外，共产党掌权后厂主逃到印度，继续生产BATA皮鞋。于是，数十年间两个BATA品牌争奇斗艳，一个是国营产品，一个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场上的皮鞋皆是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货，我同样在Krumlov找到了透着股东欧拙朴风格的BATA皮鞋。选购羊毛外套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产地则是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及泰国。连所谓的匈牙利、捷克特产刺绣品，看上去同香港国货店的中国货如出一辙。同行的波兰太太甚至断言：「恐怕仍是中国货。」我曾观赏过一位印度客购买的布达佩斯议会大厦纪念章，背面竟印着「中国制造」。匈牙利产品有瓷器、鹅肝酱、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产品有啤酒、水晶工艺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饰。
由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那晚，火车站告示牌前我与一位捷克银行女职员聊起来。她表示虽属中产阶层，但也仅能消费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贩运的走私货。她表示：「当然黑市货品质不怎么样，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我们去不起呀。」
大学免费书费自理
该女士月收入一万七千克朗，电器工程师丈夫九千克朗，女儿读大学法律专业，学费全免，书费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学读英语时只有捷克老师，没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并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
三十年前该女士去过罗马尼亚，去年故地重游时见到那里没有一点变化，境况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产时代，国民若与外国人交谈，警察就会带你到警察局问话。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敌人是谁，丈夫、家人和邻居等都可能背地里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临布达佩斯火车站，三天前存行李时的费用三百福林，眼下变成六百。我刚一申辩，大汉指着我的手袋不耐烦道：「这样的小包三百。」巴士车站，售票员要求我买两张去机场的车票共四千福林。她说：「若再来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张车票，否则你就得付两人的车资，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东欧变天后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泛滥如雨后春笋。布达佩斯机场公路上，见到一位汉子胸前背后洋洋洒洒披挂着数十本春宫画报，正穿梭于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兜售。当「色情看板」消失于视线后，我回头最后眺望了一眼古城布达佩斯。
这里红旗已落地，自由市场经济焕然一新，人民享有欧盟的福利保障，这就是眼下的新东欧。捷克银行女职员如此表述：「我们痛恨以往的共产体制，如今尽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宁可选择现在。因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体制、自由媒体、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恐惧所谓的『反政府罪』。」这话使我想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体制，致使我们落后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记得东欧变天，身为俄语教授的父亲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时感叹道：「欧洲毕竟是拥有传统文明的社会，任何专制体制只能是过眼烟云，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则依稀记得严厉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郭莹
在十五年前红旗落地的东欧，我见识到自私、冷漠和春宫画报；也见识到当地人民享有思想、体制、媒体和旅行的自由。
前不久，我由香港赴东欧旅游。十五天里，我心中回旋着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怀着「眼见为实」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细观察、认真比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当地璀璨夺目的建筑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从机场往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里，我却观看到郊外大片丑陋、粗糙的苏式住宅群，倒确实符合共产时代的口号「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权，不需要豪华宫殿」。等看见百年前至二战前的具古典风格的壮观建筑后，我才意识到进入市区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游船酒店，当务之急得兑换机场拒收的苏格兰英镑。兑换处男青年曾叮嘱：「街头的外币兑换所不接受苏格兰币，去市中心银行也许有希望。」多瑙河东岸的OBT银行只收美金和欧元，职员写了地址要我试试另一间银行，于是我三小时的苏格兰英镑「苦旅」开始了。但奔波了五间银行后，最终仍是一场空。
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餐的我，昏头胀脑地跌坐在露天餐厅的座位上。侍者诧异地叫道：「怎么你一人旅行？」他殷勤推介匈牙利焖牛肉、烤鸭等。我自报经济窘境后，小伙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点了矿泉水和洋葱汤，并讨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地址。
豪华的Grand Hotel前台，得到职员意料之中的拒绝后，我要求见经理，表示若肯帮忙，我愿意住两晚，随你收费二百一十欧元（折合约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经理仍摇头耸肩，爱莫能助。
晚上，路过此地的苏格兰朋友与其波兰太太来探望我，「倒霉」的苏格兰币总算找到了归宿。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位波兰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留学，待归国时，以往任职的外交部已烟消云散。无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谋了份教职。波兰朋友说共产体制时代，其父常午夜十二点便于食品店门外排队，为的是次日清晨能买到定量的鲜肉。「十二月的华沙多么寒冷，你可以想象」。波兰朋友如此感叹。
记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体报道于西柏林廉价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长龙队伍，刊过一张东德主妇盯着黄瓜的新闻图片，解说为「安娜正欣赏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质短缺的东德人连黄瓜、香蕉的模样都未见识过。而共产时代东欧国家流行的自我讽刺是：「什么样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为退休者才有时间凌晨守候食品店开门。」
且说与友人进入游船餐厅，我忙不迭归还早前借来的汤匙，因为侍者刚一再叮嘱：「明早你一定得还给我。」这种口气令我吃一惊，在西方国家从未遭遇过。波兰太太议论道：「典型的共产体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风。」当我为精致化妆的美丽女侍拍照时，朋友告诉她我供职于媒体。小姑娘兴奋道：「说不准哪天我就被电影导演『挖掘』了。」
波兰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的政治难民，我跟她都很欣赏德国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她最喜欢的镜头是德国统一后，清除共产遗迹的直升机吊起列宁的半身铜像，此刻高瞻远瞩的列宁正挥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别之旅。
「列宁在波兰」是一例东欧政治讽刺。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苏联卫星国波兰访问，波兰领导人极想巴结宗主国领袖，思前想后奉献了一幅题为《列宁访问波兰》的油画。可惜，列宁从未造访过波兰，如何杜撰，难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监狱里有位犹太政治犯，是位艺术大师，于是赶紧将这个反政府分子押来。犹太艺术家听了官员的说明，表示「绝对可以胜任」，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届时得亲手将油画赠给苏联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达的清晨，犹太艺术家掀开罩着油画的布，众官员目瞪口呆。画的是在雕花大床上，一对男女正兴高采烈地扭成一团。勃氏惊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吗？哟，女的可是列宁夫人呀。那么，列宁在哪里呢？」犹太艺术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列宁在波兰呀。」
拜东欧共产年代教育体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国民操英语十分普遍，以英语问路比在南欧便利许多。布达佩斯地铁四通八达，不过常遭遇肥胖的「大妈」车掌稽查外国人车票。苏格兰先生因车票没有打孔，被罚款二千福林（一欧元换二百六十福林），若当场交不出罚金，补罚就是八千福林。布达佩斯热门旅游景点都是前帝国时代的雄伟遗迹，城里已看不到共产时代的蛛丝马迹。共产旧体制的雕塑都集中运到郊外，进了「共产时代雕塑博物馆」。如今，东欧数国的旅游节目之一即「共产时代之旅」，可观赏过去时代的雕塑、宣传画及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参观国会大厦时，草坪上搭建着示威者帐篷，抗议牌上写着：「上上下下的政客统统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亚先生连连称道：「保加利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旧体制时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实业家富翁，或摇身一变当国家领导人。」国会大厦对于持欧盟护照者免费，美、俄等外国游客须付十三欧元。一位俄国人喃喃抱怨着，售票员说：「我们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了，华沙条约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脸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国人：「你或者回酒店取护照证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欧元。」
乘夜车前往布拉格是游客的首选，省时间又省一晚酒店费。布达佩斯火车站办票程序如下，售票员先一笔一划填表格四分钟，随即起身消失五分钟，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钟后，最后递来一大串福林数字的头等单程票，合一百二十欧元。但我决定改买二等车厢，询问二等票可否享受单独卧铺时，波兰太太逗趣说：「全世界都听到你宣告独自睡觉，在场帅哥可都是一脸失望哪。」售票先生没有不耐烦，撕掉做了十多分钟的「功课」，从新展示一遍刚才的程序。
差十分十八点时，我们已恭候在火车站台，准备前往华沙。但告示版仅显示一个匈牙利城市名称，也无列车员守候车厢门口。苏格兰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车头去打探，确定无误后，我们狂奔至车尾的车厢。
炉火熊熊的火车头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车开还得一小时四十分。我来到站前餐馆，吃完主菜后半天不见人招呼，只得进入餐馆吧台点了甜点，同时要求买单。几天来的经验是，餐后恭候买单常需十至十五分钟。同桌的澳大利亚先生刚参观火车头回来，惊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制造的蒸汽火车，如电影镜头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炉火前，挥汗如雨地铲煤呢」。
鉴于华沙之旅的经验，登车前我谨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后一分钟居然换了站台，我只得再次百米冲刺。车厢外没挂起始站牌，也来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车头打探，举着车票询问一位匈牙利汉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进了卧铺车厢，东寻西找总算将列车员揪了出来。这位可与好莱坞影星彼得．布莱特有得一拼的帅哥，进来包厢示范如何使用两道门锁，末了叮嘱我一定要用锁链条，还说「用两道铁锁都可以从外面撬开，唯独锁链条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旅途中需经过两道匈牙利、两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边防检查。列车员告诫，必须提早十分钟打开房门，手握护照端坐着恭候。午夜一点多急促的敲门声中，我手忙脚乱，打不开锁链条，只得从门缝递上护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说：「OK，OK。」后扒着门缝往里探头，差点与正在开链条的我碰个贴面吻。
五天后在由布拉格返布达佩斯的夜车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运气不如我好，警察执意要求开门，最后大家合力用刀撬开了链条。捷克女士感叹，俄国火车即使白天也得上锁。没错，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车，中国乘客都自备了锁链，包厢六天六夜固若金汤。
专制国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动是「用脚投票」。布达佩斯站前餐厅遇到的澳大利亚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来的捷克人，如今他们回国探亲。澳大利亚女士讲述了布拉格的惊险：游客云集的查尔斯桥头露天餐座，邻桌客刚叉上一块牛肉，一位吉普赛男童蹿过来抢过去塞进嘴中。澳大利亚女士的主菜刚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赛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盘子。正拍照的游客被横抢相机，刀子捅肚子抢腰包的现象，亦是布拉格游客须面临的惊险。一位美国先生对吉普赛童的盗技目瞪口呆，七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和二位弟弟拥上来，执着兜售多半是捡来的皱巴巴地图，待美国人突围出来时，惊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钱夹已不翼而飞。
我脑袋塞满了关于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车清早五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时，与隔壁包厢的美国华人威廉交换讯息。意外得知，原来这里是头等车厢，作为挤进来的二等车厢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没有预订酒店，威廉说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运气。在站前游客谘询部门外恭候威廉时，我查阅列车员赠的精美布拉格地图，听见身后一位日本女孩向职员索要免费地图时，那位先生即尖着嗓门唱起资本主义「新经验」：「这是私人公司，没有免费。」
的士站司机瞪着地图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们拉了一对捷克夫妻。一位黑车司机凑过来要价三十欧元，我还价二十，他坚持二十五欧元，说跑趟来回有二十公里远。待十五分钟后下车时威廉索要收据，说是回公司报帐。司机就反复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会英语）」。
三天后，旅店老板帮忙订车回火车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欧元换二十九克朗）。所谓酒店其实是一战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营业招牌。主人亚历山大是位画家，对游客的告诫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钱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装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赛人。」二楼古香古色、家俱齐全的公寓拥有四间卧室（其中三间上锁），客厅、厨房、浴室和洗手间一应俱全，一晚四十五欧元。
威廉付同样的钱，却只有一间卧室，淋浴圈在床头角落，厕所则在走廊对面。两天后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说正逢布拉格国际音乐节房间紧张。结账时我忍不住问：「家庭公寓与简朴单间居然同一价格，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店家不吭声。
每天早餐时我都与亚历山大攀谈一阵，得知共产时代严禁私人经营酒店，因不允许国民接触外国人及外币。西方游客若想造访，须持捷克官方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外国人抵达后被强迫每天兑换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时相当于捷克人一个月的薪水。
在「反对物质享受」之国空荡荡的商场里，根本花不掉这堆「废纸」，离境前允许外宾以官方汇率换回外币，但价格低得形同明火抢劫。
东欧曾流行政治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并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惊慌地辩解：「萨沙住在隔壁。」对比新旧体制，亚历山大坚定地表示：「当然是现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贵，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反党言论蹲监狱
共产时代当局宣传「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人人过得很坏。那个时代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党分配你一个苹果，你就得千恩万谢。绝不能怨言自己对苹果过敏，梨子比较适合，那就会成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体制下，只是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差，贫富差别及阶级差别也变得巨大起来。你的邻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猜不出财富从何而来。共产时代公民可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的高福利，「变天」后改革为基本医疗免费，就是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医疗就得付费。幼儿园至大学的基础教育仍免费，若想进修音乐、美术、体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义的「名声」，一位来英国进修的捷克妇女说：「谁来侵略，我们立马投降，为的是保护古迹免遭战争摧残。反正外国杂种不过几年便会逃走。」她还常常劝导西方人：「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算什么？我父亲曾援助古巴革命，后来父母又因思想反动双双入狱。十岁起我就每月跑监狱。」
抵达布拉格的上午，我赶到Wenceslas广场的普拉夫纪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在驶入广场的苏军坦克前，一位名叫杨．普拉夫的学生以自焚抗议。纪念碑前哀悼、敬献鲜花者人流不绝，我也献上一束鲜花，思绪万千，泪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终冲破专制体制，百万民众涌入Wenceslas广场，聆听日后成为捷克民选总统的诗人哈维尔自由主义的激情演讲。那些天，示威民众手举汽车钥匙摇动着，寓意是要求当权者立即驾车滚蛋。
有一句假大空口号：「市场丰富，物价稳定」。直至变天为资本主义后才终于实现了前半句，不过从食品到工业品大都是进口货。
布拉格一直被誉为古典建筑博物馆，大厦外观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及彩绘图画。
Wenceslas广场是布拉格主要繁华闹市，现在这条长街成为「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卷土重来」的秀场。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货，一家连一栋占据着价值不菲、美轮美奂的帝国时代建筑。捷克城市与乡镇的超市已被英国Tesco抢滩，栖身的旅店里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居。以往捷克生产的手表、皮鞋及家具享有盛名，我的英国夫君收藏旧款上海表、苏联表，我打算赠他一块捷克表。布拉格寻了三天后，只见到日本、瑞士和法国表。当我诉说要买捷克表时，售货员像打量怪人似地诧异回答：「我们没有捷克表，这是日本的Citizen。」后来终于在四小时车程远的小城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壳、日本机芯的手表。(上世纪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扬海内外，共产党掌权后厂主逃到印度，继续生产BATA皮鞋。于是，数十年间两个BATA品牌争奇斗艳，一个是国营产品，一个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场上的皮鞋皆是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货，我同样在Krumlov找到了透着股东欧拙朴风格的BATA皮鞋。选购羊毛外套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产地则是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及泰国。连所谓的匈牙利、捷克特产刺绣品，看上去同香港国货店的中国货如出一辙。同行的波兰太太甚至断言：「恐怕仍是中国货。」我曾观赏过一位印度客购买的布达佩斯议会大厦纪念章，背面竟印着「中国制造」。匈牙利产品有瓷器、鹅肝酱、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产品有啤酒、水晶工艺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饰。
由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那晚，火车站告示牌前我与一位捷克银行女职员聊起来。她表示虽属中产阶层，但也仅能消费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贩运的走私货。她表示：「当然黑市货品质不怎么样，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我们去不起呀。」
大学免费书费自理
该女士月收入一万七千克朗，电器工程师丈夫九千克朗，女儿读大学法律专业，学费全免，书费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学读英语时只有捷克老师，没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并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
三十年前该女士去过罗马尼亚，去年故地重游时见到那里没有一点变化，境况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产时代，国民若与外国人交谈，警察就会带你到警察局问话。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敌人是谁，丈夫、家人和邻居等都可能背地里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临布达佩斯火车站，三天前存行李时的费用三百福林，眼下变成六百。我刚一申辩，大汉指着我的手袋不耐烦道：「这样的小包三百。」巴士车站，售票员要求我买两张去机场的车票共四千福林。她说：「若再来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张车票，否则你就得付两人的车资，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东欧变天后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泛滥如雨后春笋。布达佩斯机场公路上，见到一位汉子胸前背后洋洋洒洒披挂着数十本春宫画报，正穿梭于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兜售。当「色情看板」消失于视线后，我回头最后眺望了一眼古城布达佩斯。
这里红旗已落地，自由市场经济焕然一新，人民享有欧盟的福利保障，这就是眼下的新东欧。捷克银行女职员如此表述：「我们痛恨以往的共产体制，如今尽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宁可选择现在。因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体制、自由媒体、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恐惧所谓的『反政府罪』。」这话使我想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体制，致使我们落后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记得东欧变天，身为俄语教授的父亲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时感叹道：「欧洲毕竟是拥有传统文明的社会，任何专制体制只能是过眼烟云，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则依稀记得严厉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谁也无法保证我们改朝换代能够和平，对不？我们是有流血革命的传统，所以，为了中华民族能够稳定发展，我支持中共走稳步改革道路。
<P>从旧的困境到新的困境，再加上虚无飘渺的自由和民主。</P>
<P>仔细看看,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现在的中国好.</P>
<P>东欧？现在过的好吗？</P>
<P>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文章，狗P不通</P>
<P>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文章，狗P不通</P>
[B]以下是引用[I]屠狗英雄[/I]在2006-1-18 14:13:00的发言：[/B][BR]<P>仔细看看,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现在的中国好.</P>
医疗只字未提,大学教育免费,这个跟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倒是一样的
<P>全文几乎都是关于过去那些莫须有的"共产专制"的罪恶,虽然作者看到了东欧并不理想的现状,但还是不断地告诫着自己和读者虽然今天的东欧很糟糕,但过去的东欧更糟糕云云......</P>
<P>典型的鸵鸟心态,这些人大概以为只要有了自由民主的那一点儿"圣光",就能掩盖掉一切黑暗了.</P>
<P>典型的鸵鸟心态,这些人大概以为只要有了自由民主的那一点儿"圣光",就能掩盖掉一切黑暗了.</P>
东欧以前还有点工业, 到了今天最有名的是妓女. 没有人会怀念以前的专制, 但是自由等於自由做妓女也不是什麽值得庆幸的事. [em01]
中国的妓女只会比他们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8 19:14:56编辑过]
[B]以下是引用[I]屠狗英雄[/I]在2006-1-18 14:13:00的发言：[/B][BR]<P>仔细看看,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现在的中国好.</P>再对比它们的社会主义时期呢？
[B]以下是引用[I]许扬123[/I]在2006-1-18 19:17: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屠狗英雄[/I]在2006-1-18 14:13:00的发言：[/B][BR]<P>仔细看看,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现在的中国好.</P></div>再对比它们的社会主义时期呢？也比我们强.
<P>可怜文章，可怜人！</P>
此文的作者郭莹是个民运分子，所以在分析评判此文时要看到他反共倾向。
[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2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许扬123[/I]在2006-1-18 19:17: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屠狗英雄[/I]在2006-1-18 14:13:00的发言：[/B][BR]<P>仔细看看,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现在的中国好.</P></div>再对比它们的社会主义时期呢？</div>也比我们强.
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社会主义时期的差，要是民主化后我国医疗教育比现在的差，大家是不是可以忍受？
当时的可真是比我们强多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8 19:46:20编辑过]
[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46:00的发言：[/B][BR]<P>可是现在怎么没人来反对要回来原来的路上去呢?</P>
现在在网上喊着要民主的人，有多少愿意在现实中推翻现政府呢？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6-1-18 19:47: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46:00的发言：[/B][BR]<P>可是现在怎么没人来反对要回来原来的路上去呢?</P></div>要民主和推翻政府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觉得现政府不可能民主?
现在在网上喊着要民主的人，有多少愿意在现实中推翻现政府呢？
<STRONG>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及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STRONG>
<DIV>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但围绕“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争论在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停息，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仍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BR> 一、如何评价苏联解体的后果目前学界对苏联解体的后果存在两种评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另一种观点正相反，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具有的历史性地位”。不同评价导致不同结论：如果是前者，应当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后者则应总结其经验和成功之处。<BR> 各个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出于各自利益，对同一问题始终会有不同结论。列宁说：“在拉丁语中有‘对谁有利？’这样一句话。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⑴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到底造成什么影响？<BR> 我们引用一个最新的说法：2004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国际会议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的情况：“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⑵大多数俄罗斯人是否从苏联解体得到了好处？<BR> 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1999、2000、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从1993至2001年的几年间，共7次向俄罗斯居民进行调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别调查2次），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获得好处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25.1%、13.9%、7.5%、7.6%、6.5%、9.3%、15.9%；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损失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57.4%、86.1%、64.8%、65.6%、72.4%、63.7%、51.3%。⑶可见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不满意的。<BR> 所以，如果不带偏见，任谁也不会否认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正如2004年2月普京总统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普京总统再次说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BR> 二、认为“苏联解体造成俄罗斯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现在还不能就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做出结论和评价”这是目前学界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虽然也不否认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但认为：苏联解体才十余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目前作结论尚早；尽管俄罗斯当前存在危机，但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由于建立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因此从这个角度否认苏联解体具有“悲剧性后果”，甚至赞赏苏联的变革。怎样理解这种说法？<BR> 第一，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能否作出阶段性结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一般来说，年代愈久，认识愈深刻。但这不排除人们对事物发展一定阶段上的认识可以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而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对苏联解体十余年的历史，是可以做出阶段性判断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工作、学习……的每一时期是可以而且也必须作出阶段性判断一样。<BR> 实际上现在俄罗斯民众和学界、政界等多数人对苏联解体原因、后果等问题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本文已经引用或将要引用的俄罗斯各种全民公投或者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出于当事人的“切肤之痛”，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解体原因的分析更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有利于我们从苏联解体这一震动世界的大事件中汲取真正的教训。<BR> 第二，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不会永久陷入停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同意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困难是“暂时性的”。俄罗斯社会经济终将会有发展的一天，何况普京总统执政以来已经有较大改善。但时至今日，广大俄罗斯民众对经济状况仍然不满意：2004年12月20日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以“87%的俄罗斯人对俄当前经济状况评价不高”为标题报道了他们的这个调查结果，而只有11%的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BR> 至于说苏联解体、丧国之痛，绝非可以用“暂时困难”解释。俄罗斯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说道：“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时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危机。它中断了几个世纪来俄罗斯民族发展命脉和潜力”，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国家恢复的前景。⑷再联系到当前俄罗斯周边国家，俄罗斯竭力拉拢的独联体国家一个个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形势，实际上挤压着俄罗斯生存空间，并酝酿着“肢解”俄罗斯的阴谋，恐怕更不能说俄罗斯目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BR> 第三，目前俄罗斯出现的种种困难是不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或者说需要付出国家解体、民族分裂这样大的代价？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也不同意。他承认：自己在改革问题上犯了错误；“本来可以用另一种速度改革党和国家联盟，应强调社会计划，强调社会福利问题，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他说，“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⑸更大问题在于：即便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俄罗斯老百姓对于建立的所谓“民主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颇为不满。2002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科学院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是否建立了民主体制国家”进行民意调查，结果高达56.6%的人否认现行俄罗斯政体是“民主体制”，只有30.4%的人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民主体制的重要标志是自由选举，而调查表明，有高达70.1%的人否认俄罗斯实行的是真正的自由选举。至于是否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恐怕更没有几个人同意这个看法，俄罗斯人称其为“流氓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的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其所谓“悔过书”写道：“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第一，它忽视了俄罗斯发展最重要的民主——历史特点；第二，它忽视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切身利益”。正是基于原有经济改革失败的现实，普京总统才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BR> 三、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法理责任国内外学界围绕“谁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争论，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BR> 一般来说，都肯定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主要分歧焦点在于：是历史原因（即70年的斯大林模式），或者是现实原因（戈尔巴乔夫等人所起作用）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BR> 否认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一个理由是：认为这是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唯心史观，提出造成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的因素，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前景，任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BR>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体制是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可救药了？这个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为了阐述其“改革”理由，而对当时苏联社会状况加之的“罪名”，现在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否认的。俄罗斯科学院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教授指出，那时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⑹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并不赞同当时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而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BR>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时，从来也没有否认个人在重大历史发展关头的影响。列宁说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⑺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有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⑻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党政工作等方面的失误造成了苏联解体，这里仅仅从法理上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责任。<BR> 1990年3月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苏联总统的职责是：（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⑼《宪法》对总统在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十分清楚，而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统一职时，既没有“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也没有维护国家的完整，难道他还能把此责任推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前任？<BR> 广大俄罗斯民众也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BR> 2004年10月20日，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访华时在北京说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前者解散了苏共，使苏联解体，后者则割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联系，使经济瘫痪。”这番话点明了戈尔巴乔夫由于放弃苏共领导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同时意味着，无论是俄罗斯人、抑或非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负责。<BR> 四、对当前社会上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几种流行观点的检讨1.苏联解体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BR>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不能简单说“苏联解体是因为苏共脱离群众”。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容易全盘否定苏共70年历史。<BR> 首先，多数俄罗斯民众现在已经为当时他们对国家解体“无动于衷”的行为表示了忏悔。据俄罗斯最近若干次的民意调查表明，高达70%以上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2001年12月10日，俄罗斯“祖国”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甚至成立了公共审判庭，欲审判导致苏联解体的罪犯，表明相当部分俄罗斯民众对导致国家解体的人的愤怒。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犯了错误：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没有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历史不能设想，但如果时间真能倒流，按照今天俄罗斯民众的说法，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吗？<BR> 其次，笼统说“苏共脱离群众”不够准确。什么时期的苏共脱离群众？列宁时期，如果“苏共脱离群众”，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利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失去了群众的支持（1917年7月莫斯科杜马选举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得票率达到70%，但在9月的选举中下降到18%）⑽当然也不会是斯大林时期，那时没有苏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取得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当时苏共在执政为民方面确有不少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苏共奉行的政策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BR> 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⑾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⑿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在下降。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仅有4人）。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其次，由于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苏共确实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BR> 所以苏联解体的确是“苏共脱离了群众”，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最为明显。当然，更应当进一步探讨这一时期苏共脱离群众的原因。<BR> 2.“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BR>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有关具体论断，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俄罗斯著名学者、农业集体化研究的权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苏联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⒀必须指出，在此期间苏共指导思想中确实存在甚至是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倾向，如斯大林对停止新经济政策、对重工业优先等政策的解释等。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发展战略”等理论，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实际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如果说这一时期苏共指导思想中是教条主义占上风，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单一特征，恐怕无法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BR> 甚至在20世纪50-8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各种思潮交织。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就自称是“苏共20大的产儿”。我们曾经把其思想特征概括为“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当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能否仅仅用“教条主义”概括当时的主要思想方式，还值得商榷。<BR>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BR> 当然，我们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BR> 3.“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70年的苏联社会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说由于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尚缺乏说服力。这个观点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苏联解体多年后，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当时苏联的这个体制既有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俄文“тоталитарим”），也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的“权威”、“集中”的一面（俄文称“авторитарим”）。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集权”中含有必要的“权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极端又成了“专断”，必须辩证分析这个体制。显然，仅仅用“专制”等单一特点概括整个体制的实质是不准确的。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全盘否定这个体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结果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真正要总结出苏联这个体制的弊端难点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应当“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或者“界限”在哪里。<BR> 4.“苏共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激起人民的不满……”这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又一观点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BR> 但这个特权阶层怎么和苏联解体联系起来？有些问题还应当进一步搞清楚：<BR> 第一，什么是特权，哪些人属于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有多大？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还认为应当加上其家属，这样大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阵容就相当庞大。但恐怕不应株连家属）。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BR> 1998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国家现代档案馆时，副馆长萨哈罗夫曾亲自给笔者展示了这本所谓“特权阶层”的名单，里面大体包含了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官员、大工厂负责人、著名集体农庄主席、大学校长、名教授等等。说他们有特权，是这些人工资和一般群众拉开了一定档次，甚至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如著名的“小白桦”内部商品供应。萨哈罗夫馆长还给笔者看了从列宁、斯大林……直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党证，这在从前是绝密的，因为涉及他们的工资数额。当时苏共领导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月工资是800卢布，而全国普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00卢布。尽管差距不大，这些领导人享有其他待遇则非用货币可以衡量，如收受的礼品、各地的别墅等等。也必须看到这些特权对损害苏共形象的严重影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是不合理的特权，哪些是必要的差别？把差别说成“特权”，可能不够准确。所以不能把凡是上了“名录”的人都算成“特权阶层”。<BR>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BR> 第二，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脑体倒挂。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具体说来：运输部门月均工资220.3卢布，邮电部门为159.5卢布，教育部门为150.0卢布，科研部门为202.4卢布，国家管理部门为166.2卢布。⒁而整个国家行政、经济部门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是190.1卢布。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BR>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BR> 除此之外，苏联社会还存在种种严重弊端，诸如苏美争霸、苏美军备竞赛对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苏联的生产结构不合理，畸形的重工业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等。的确，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社会都是致命的。所以一些观点把这些弊端直接与苏联解体联系起来。<BR> 任何事物从产生之日起，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面。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的积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这些弊端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则略嫌简单。因为同时苏共自身还存在“肯定”的一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不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人有重病一定会死。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当时的社会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看其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纠正时弊。吴恩远</DIV>
<DIV>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但围绕“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争论在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停息，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仍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BR> 一、如何评价苏联解体的后果目前学界对苏联解体的后果存在两种评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另一种观点正相反，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具有的历史性地位”。不同评价导致不同结论：如果是前者，应当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后者则应总结其经验和成功之处。<BR> 各个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出于各自利益，对同一问题始终会有不同结论。列宁说：“在拉丁语中有‘对谁有利？’这样一句话。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⑴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到底造成什么影响？<BR> 我们引用一个最新的说法：2004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国际会议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的情况：“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⑵大多数俄罗斯人是否从苏联解体得到了好处？<BR> 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1999、2000、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从1993至2001年的几年间，共7次向俄罗斯居民进行调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别调查2次），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获得好处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25.1%、13.9%、7.5%、7.6%、6.5%、9.3%、15.9%；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损失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57.4%、86.1%、64.8%、65.6%、72.4%、63.7%、51.3%。⑶可见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不满意的。<BR> 所以，如果不带偏见，任谁也不会否认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正如2004年2月普京总统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普京总统再次说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BR> 二、认为“苏联解体造成俄罗斯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现在还不能就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做出结论和评价”这是目前学界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虽然也不否认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但认为：苏联解体才十余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目前作结论尚早；尽管俄罗斯当前存在危机，但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由于建立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因此从这个角度否认苏联解体具有“悲剧性后果”，甚至赞赏苏联的变革。怎样理解这种说法？<BR> 第一，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能否作出阶段性结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一般来说，年代愈久，认识愈深刻。但这不排除人们对事物发展一定阶段上的认识可以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而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对苏联解体十余年的历史，是可以做出阶段性判断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工作、学习……的每一时期是可以而且也必须作出阶段性判断一样。<BR> 实际上现在俄罗斯民众和学界、政界等多数人对苏联解体原因、后果等问题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本文已经引用或将要引用的俄罗斯各种全民公投或者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出于当事人的“切肤之痛”，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解体原因的分析更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有利于我们从苏联解体这一震动世界的大事件中汲取真正的教训。<BR> 第二，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不会永久陷入停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同意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困难是“暂时性的”。俄罗斯社会经济终将会有发展的一天，何况普京总统执政以来已经有较大改善。但时至今日，广大俄罗斯民众对经济状况仍然不满意：2004年12月20日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以“87%的俄罗斯人对俄当前经济状况评价不高”为标题报道了他们的这个调查结果，而只有11%的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BR> 至于说苏联解体、丧国之痛，绝非可以用“暂时困难”解释。俄罗斯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说道：“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时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危机。它中断了几个世纪来俄罗斯民族发展命脉和潜力”，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国家恢复的前景。⑷再联系到当前俄罗斯周边国家，俄罗斯竭力拉拢的独联体国家一个个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形势，实际上挤压着俄罗斯生存空间，并酝酿着“肢解”俄罗斯的阴谋，恐怕更不能说俄罗斯目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BR> 第三，目前俄罗斯出现的种种困难是不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或者说需要付出国家解体、民族分裂这样大的代价？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也不同意。他承认：自己在改革问题上犯了错误；“本来可以用另一种速度改革党和国家联盟，应强调社会计划，强调社会福利问题，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他说，“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⑸更大问题在于：即便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俄罗斯老百姓对于建立的所谓“民主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颇为不满。2002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科学院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是否建立了民主体制国家”进行民意调查，结果高达56.6%的人否认现行俄罗斯政体是“民主体制”，只有30.4%的人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民主体制的重要标志是自由选举，而调查表明，有高达70.1%的人否认俄罗斯实行的是真正的自由选举。至于是否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恐怕更没有几个人同意这个看法，俄罗斯人称其为“流氓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的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其所谓“悔过书”写道：“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第一，它忽视了俄罗斯发展最重要的民主——历史特点；第二，它忽视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切身利益”。正是基于原有经济改革失败的现实，普京总统才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BR> 三、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法理责任国内外学界围绕“谁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争论，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BR> 一般来说，都肯定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主要分歧焦点在于：是历史原因（即70年的斯大林模式），或者是现实原因（戈尔巴乔夫等人所起作用）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BR> 否认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一个理由是：认为这是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唯心史观，提出造成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的因素，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前景，任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BR>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体制是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可救药了？这个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为了阐述其“改革”理由，而对当时苏联社会状况加之的“罪名”，现在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否认的。俄罗斯科学院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教授指出，那时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⑹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并不赞同当时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而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BR>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时，从来也没有否认个人在重大历史发展关头的影响。列宁说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⑺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有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⑻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党政工作等方面的失误造成了苏联解体，这里仅仅从法理上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责任。<BR> 1990年3月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苏联总统的职责是：（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⑼《宪法》对总统在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十分清楚，而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统一职时，既没有“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也没有维护国家的完整，难道他还能把此责任推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前任？<BR> 广大俄罗斯民众也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BR> 2004年10月20日，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访华时在北京说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前者解散了苏共，使苏联解体，后者则割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联系，使经济瘫痪。”这番话点明了戈尔巴乔夫由于放弃苏共领导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同时意味着，无论是俄罗斯人、抑或非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负责。<BR> 四、对当前社会上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几种流行观点的检讨1.苏联解体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BR>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不能简单说“苏联解体是因为苏共脱离群众”。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容易全盘否定苏共70年历史。<BR> 首先，多数俄罗斯民众现在已经为当时他们对国家解体“无动于衷”的行为表示了忏悔。据俄罗斯最近若干次的民意调查表明，高达70%以上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2001年12月10日，俄罗斯“祖国”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甚至成立了公共审判庭，欲审判导致苏联解体的罪犯，表明相当部分俄罗斯民众对导致国家解体的人的愤怒。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犯了错误：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没有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历史不能设想，但如果时间真能倒流，按照今天俄罗斯民众的说法，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吗？<BR> 其次，笼统说“苏共脱离群众”不够准确。什么时期的苏共脱离群众？列宁时期，如果“苏共脱离群众”，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利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失去了群众的支持（1917年7月莫斯科杜马选举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得票率达到70%，但在9月的选举中下降到18%）⑽当然也不会是斯大林时期，那时没有苏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取得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当时苏共在执政为民方面确有不少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苏共奉行的政策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BR> 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⑾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⑿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在下降。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仅有4人）。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其次，由于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苏共确实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BR> 所以苏联解体的确是“苏共脱离了群众”，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最为明显。当然，更应当进一步探讨这一时期苏共脱离群众的原因。<BR> 2.“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BR>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有关具体论断，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俄罗斯著名学者、农业集体化研究的权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苏联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⒀必须指出，在此期间苏共指导思想中确实存在甚至是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倾向，如斯大林对停止新经济政策、对重工业优先等政策的解释等。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发展战略”等理论，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实际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如果说这一时期苏共指导思想中是教条主义占上风，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单一特征，恐怕无法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BR> 甚至在20世纪50-8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各种思潮交织。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就自称是“苏共20大的产儿”。我们曾经把其思想特征概括为“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当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能否仅仅用“教条主义”概括当时的主要思想方式，还值得商榷。<BR>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BR> 当然，我们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BR> 3.“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70年的苏联社会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说由于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尚缺乏说服力。这个观点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苏联解体多年后，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当时苏联的这个体制既有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俄文“тоталитарим”），也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的“权威”、“集中”的一面（俄文称“авторитарим”）。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集权”中含有必要的“权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极端又成了“专断”，必须辩证分析这个体制。显然，仅仅用“专制”等单一特点概括整个体制的实质是不准确的。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全盘否定这个体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结果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真正要总结出苏联这个体制的弊端难点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应当“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或者“界限”在哪里。<BR> 4.“苏共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激起人民的不满……”这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又一观点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BR> 但这个特权阶层怎么和苏联解体联系起来？有些问题还应当进一步搞清楚：<BR> 第一，什么是特权，哪些人属于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有多大？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还认为应当加上其家属，这样大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阵容就相当庞大。但恐怕不应株连家属）。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BR> 1998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国家现代档案馆时，副馆长萨哈罗夫曾亲自给笔者展示了这本所谓“特权阶层”的名单，里面大体包含了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官员、大工厂负责人、著名集体农庄主席、大学校长、名教授等等。说他们有特权，是这些人工资和一般群众拉开了一定档次，甚至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如著名的“小白桦”内部商品供应。萨哈罗夫馆长还给笔者看了从列宁、斯大林……直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党证，这在从前是绝密的，因为涉及他们的工资数额。当时苏共领导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月工资是800卢布，而全国普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00卢布。尽管差距不大，这些领导人享有其他待遇则非用货币可以衡量，如收受的礼品、各地的别墅等等。也必须看到这些特权对损害苏共形象的严重影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是不合理的特权，哪些是必要的差别？把差别说成“特权”，可能不够准确。所以不能把凡是上了“名录”的人都算成“特权阶层”。<BR>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BR> 第二，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脑体倒挂。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具体说来：运输部门月均工资220.3卢布，邮电部门为159.5卢布，教育部门为150.0卢布，科研部门为202.4卢布，国家管理部门为166.2卢布。⒁而整个国家行政、经济部门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是190.1卢布。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BR>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BR> 除此之外，苏联社会还存在种种严重弊端，诸如苏美争霸、苏美军备竞赛对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苏联的生产结构不合理，畸形的重工业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等。的确，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社会都是致命的。所以一些观点把这些弊端直接与苏联解体联系起来。<BR> 任何事物从产生之日起，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面。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的积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这些弊端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则略嫌简单。因为同时苏共自身还存在“肯定”的一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不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人有重病一定会死。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当时的社会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看其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纠正时弊。吴恩远</DIV>
<P>继续表演吧，楼主....</P>
<P>我们期待着你继续并且永远上演着这出好戏.......</P>
<P>我们期待着你继续并且永远上演着这出好戏.......</P>
[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5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6-1-18 19:47: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46:00的发言：[/B][BR]<P>可是现在怎么没人来反对要回来原来的路上去呢?</P></div>
现在在网上喊着要民主的人，有多少愿意在现实中推翻现政府呢？</div>要民主和推翻政府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觉得现政府不可能民主?
那么你们在叫嚷着GCD如何不好是何意思呢
[B]以下是引用[I]xiaolu[/I]在2006-1-18 20:20: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5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6-1-18 19:47: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46:00的发言：[/B][BR]<P>可是现在怎么没人来反对要回来原来的路上去呢?</P></div>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啊.
现在在网上喊着要民主的人，有多少愿意在现实中推翻现政府呢？</div>要民主和推翻政府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觉得现政府不可能民主?</div>
那么你们在叫嚷着GCD如何不好是何意思呢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6-1-18 19:41: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2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许扬123[/I]在2006-1-18 19:17: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屠狗英雄[/I]在2006-1-18 14:13:00的发言：[/B][BR]<P>仔细看看,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现在的中国好.</P></div>再对比它们的社会主义时期呢？</div>也比我们强.</div>是啊。我还听说波兰在社会主义时期医疗全免的
人家的医疗教育比社会主义时期的差，要是民主化后我国医疗教育比现在的差，大家是不是可以忍受？
让我们来看看波兰现在真实的情况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8 21:01:07编辑过]
只有东欧 还比俄罗斯 糟 !
[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5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6-1-18 19:47: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9:46:00的发言：[/B][BR]<P>可是现在怎么没人来反对要回来原来的路上去呢?</P></div>
现在在网上喊着要民主的人，有多少愿意在现实中推翻现政府呢？</div>要民主和推翻政府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觉得现政府不可能民主?
某些人不是很羡慕民主后的苏东国家吗？为什么不像当年推翻苏联政府那样推翻中国现政府获得民主自由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8 21:16:15编辑过]
放了这么大有什么用？不是我没看到，而是有意把这文章给你看的．你要看看后面的说明．
这种典型的民运文章有这么值得争论吗？
呵呵！是自由了！自由得什么都变没了！
天天叫着要均贫富，哼哼......民主了就有全民中产阶级了？
<P>东欧国家是有很多比中国强的地方。</P>
<P>不过看问题要看清原因：这些有点是从过去的体制继承下来的，还是新体制带来的？</P>
<P>如果新体制下面值得夸耀的东西都是从过去的体制继承下来的，那去吹捧新体制，显然是大脑发育出了问题。</P>
<P>不过看问题要看清原因：这些有点是从过去的体制继承下来的，还是新体制带来的？</P>
<P>如果新体制下面值得夸耀的东西都是从过去的体制继承下来的，那去吹捧新体制，显然是大脑发育出了问题。</P>
[B]以下是引用[I]弄月[/I]在2006-1-18 14:21:00的发言：[/B][BR]<P>东欧？现在过的好吗？</P><P>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文章，狗P不通</P>
嘿嘿 哥们每次看贴是不是都是看一眼然后马上回复 捞一分走人啊
<P>四个字: 无病呻吟</P>
<P>用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想象中的自己并不了解的当地社会的真正的过去来胡乱对比,好象写的很感性很生动,其实不知所云,空洞无物,典型的只要民主了,就能救人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的思维</P>
<P>用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想象中的自己并不了解的当地社会的真正的过去来胡乱对比,好象写的很感性很生动,其实不知所云,空洞无物,典型的只要民主了,就能救人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的思维</P>
[B]以下是引用[I]guoguo_xp[/I]在2006-1-18 18:49:00的发言：[/B][BR]中国的妓女只会比他们多.
那是不是说明中国已经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了？
[em08]
<P>苏联的殖民地独立了而已</P>
<P>跟体制没有什么关系，有苏联在，东欧搞不搞共产主义都穷，没苏联在，东欧搞不搞共产主义都富</P>
<P>跟体制没有什么关系，有苏联在，东欧搞不搞共产主义都穷，没苏联在，东欧搞不搞共产主义都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