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大唐的衰落zt

祸起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第一章   从此君王不早朝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同时文、吏之争就开始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是可以维持开元盛世的。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弄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闹翻是迟早的事。



         李林甫是唐朝的远房皇亲，算起来玄宗还得管他叫一声“皇叔”。然而我们这位李皇叔，可不是善主，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其实看看，倒也不是太过分。大家都知道“笑里藏刀”和“口蜜腹剑”这两个词，太相似了，简直能组成一幅对联，而且巧了，这两个词形容的两个大臣都是唐朝的，一位是“人猫”李义府，一位便是李皇叔。不过大概没人敢给李皇叔胡起外号，因为李林甫之阴鸷，朝中除了玄宗不怕，就连后面“叱咤风云”的安禄山都只怕他一人。大概李林甫是很有演恐怖电影的天分的……




            李林甫最终挤走了裴耀卿和张九龄，从此当政。只可惜，李林甫并没有把吏治的劲儿用到治理天下上面，而是全用来算计对手了，他的最终目的只是想要保住他的权势与地位，至于天下怎么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李林甫也是这么和谏官们说的，当然，仅能秉笔的李皇叔可说不出来这么文绉绉的话。想当初他把“?m杜”念成“丈杜”、“弄璋”写成“弄獐”，让文人们很是偷笑了一阵。不过事情总有两方面，阳光和阴影就如同双胞胎，总是一起出现。



            拿李林甫“仅能秉笔”来说，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李林甫不大可能自己咬文嚼字的去制造文字狱了，所以文人们真该庆祝一下。其实就整个唐朝来讲，文字狱都确实不多，大环境如此，李林甫也无暇去理会这些东西。所以像“词赋属文宗”这种疑似为讽刺的诗句，大概都被当作是“真诚”的恭维了吧――或许李林甫点头微笑的时候，作者王维也正在窃笑。话扯远了，接说着李林甫对谏官的警告，他拿马厩里的马来打比喻，说如果你们不老实，非得和皇帝说点什么，哼哼，那对不起，只好请您走人了。总之他一句话，朝野上下顿时没有人敢再说什么，真的是“天下升平”的盛世景观啊。不错，天下是“升平”，升起来的是表面，而揭开这层表皮，却可以看到里面的肌肉正在慢慢褪色直到老去。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人脸上的话，比如要是见到某个做过除皱手术的人，她一旦笑起来，看着是很有些让人感觉不适的，简单来说就是皮笑肉不笑。而唐朝现在的这种情况可不单单是“皮笑肉不笑”，是根本笑不起来，不过这要排除宫殿里的欢歌笑语，因为，这正是玄宗沉溺于酒色的开始。




              天宝四载，玄宗正式册封杨氏为贵妃，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她本是寿王李瑁的妻子，但因为长的太漂亮了，所以玄宗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纳为己妃。唐朝皇帝确实在后宫上比较混乱，比如太宗纳弟媳（杨氏），高宗纳“庶母”（武则天），玄宗则是纳儿媳，也算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一个“传统”。后人对此很不齿，认为是乱伦，而唐朝固然不提倡这样，但对于这几次事件，似乎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原因是唐确实比后世要开放很多，那么，有没有不敢说的原因呢？肯定有吧，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太宗曾想过立杨氏为后，遭到魏征坚决反对；高宗要立武氏为皇后时，也一样有若干反对者，而他们在当初武氏从寺中进宫时却是比较安静的。玄宗做事很秘密、周到，也有个缓冲，他让杨玉环先做了一阵假道姑，然后再接到宫中。但终玄宗一生，虽然很宠爱她，却也不敢立为皇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话杨贵妃想不做红颜祸水都难。



           几十年后，诗人白居易用夸张的笔墨描写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其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其实是冤枉了唐玄宗，他并没有像万历皇帝那样真正的不再早朝，哪怕大臣们在宫外跪上十个小时也照样不理不睬。客观的说，玄宗后期确实是疏于过问朝政，但也是逐渐发展的。推测一下，大概是看到朝堂上没什么人提意见(没人敢提)，所以慢慢的放下心来，再加上抵不住享乐的诱惑，于是就……




          但也并非真的就没有人提意见了，只不过朝廷上提的话，挡不住李皇叔的加害。倒是宫里有人说了几句真话。谁呢？高力士。有一次玄宗颇有自得的说：“我有近十年没有出长安了，现在天下貌似无事，我干脆把所有事都交给李林甫来处理吧。”高力士一听，这哪能成？于是说：“天子顺动，古制也。税入有常，则人不告劳。今赋粟充漕，臣恐国无旬月蓄；和籴不止，则私藏竭，逐末者众。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权既振，孰敢议者。”通鉴上做了简化：“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不管哪种版本，主要大意是两方面，一是说帝王出巡是古制，玄宗应该去看看皇宫外面的世界，体察一下民情；二是说不可授人以柄。这都是替玄宗考虑，是大大的忠心，但玄宗却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于是大大的不悦。从此高力士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虽则如此，后来高力士仍然会时而劝劝皇帝，比如玄宗后来又有一次自得的说他“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自己在宫里倒也不亦乐乎。没想到高力士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拿云南几次战败来举例，然后提出边将权力太大，一旦有变故，不好制约。玄宗这次虽没发火，却也没听，而他自得的毛病也没改。


             天宝十三年闹水灾，这时无人敢向玄宗诉说灾情。大概是玄宗觉得这回有把握高力士不会再说出来什么扫兴话了，就问他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那能有什么看法呢？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你把权力都交给宰相了，而且又赏罚无章，阴阳失度，我还敢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敢对皇帝说赏罚无章、阴阳失度，高力士也是个胆大的人了。连自己身边的人的话都不听，可想而知，就算是李林甫让那些谏官放马过来向玄宗进谏也实在没关系，反正什么话都只是一阵从他耳边刮过的风罢了。




               李林甫后来被杨国忠取代。在李皇叔最后的日子里，也是比较可怜的，有一次有人说他的病只要看到了皇上就会好起来。玄宗本想去看看他，却被人阻止了，因此采取个折衷的办法――玄宗隔着很远拿着一块红色的丝绢向李林甫挥啊挥的，不知李林甫是否这样想过：该不会是招魂呢吧……之所以有人劝阻玄宗，是因为据说见到病重将死的人是一种晦气。康熙皇帝有一次想要去畅春园，可是必经之路上却有自己当时重病的八儿子胤祀(当然那一次八阿哥没死)，所以最后把胤祀挪开了。说句题外话，由于电视剧的影响，胤祀成了一位阴险无比的阴谋家，事实上雍正四年就死去的八阿哥铁定是没法去逼雍正的宫了，而这时主持移走他的人，正是为了讨好康熙的胤肚。亲生儿子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呢？相对而言玄宗就算是厚道之人了。另外，劝阻的原因当中不排除有报复打击李林甫的可能。




              新上任的杨国忠，更多的或者说根本的就是靠着他的国舅地位。也许是为了让人更加鄙视杨国忠，《新唐书》中很醒目的写了句杨国忠是“张易之之出也”，而通鉴上则写是“张易之之甥也”。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上写道他认为所谓私生子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因此不取。和李林甫的阴鸷相比，杨国忠为人更“和蔼可亲”一些，他虽则轻燥强辩，却没有李林甫能把人看的发怵的本领，但他颐指气使的威风却只在李皇叔之上，不在他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有个妹妹在后宫撑腰嘛。因此自“以天下为己任”的杨国忠做宰相之后，在朝廷中充分发挥了士不为己用即“出”之的劲头，流放了若干不愿阿附于他的官员。无疑对唐朝来说，玄宗这次任用宰相，又是一次灾难性的行为。




           李林甫和杨国忠曾经合作过几次，尤其在对唐玄宗第二任太子李亨的陷害上，两人绝对是在一个阵营。只可惜，这两人一个是宗室“皇叔”，一个是外戚国舅，可是合他二人之力，也终于未能把太子扳倒；若是单独作战，那更是没戏了，而让手段比李林甫差一截的杨国忠来干这件事，那更是格外的没戏了。




             不错，几次陷害太子李亨都是李林甫策划发动的。第一次是借太子妻兄韦坚来制造事端，结果韦氏全家遭殃，就连太子妃都被迫和太子离婚――这是李亨主动提出来的，反正保住自身要紧，而韦氏则很凄凉的过完了下半生。第二次是借陷害和太子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忠嗣来打击李亨。从事件本身来说，李林甫借打击韦坚的机会，又一举赶走了宰相李适之以及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几个人，收获可谓不小，若是能再顺手牵羊的推翻太子，那就算是全面胜利了；而从效果上来说，第二次由于本身定的主要目标就是太子，加之李林甫又抓住了皇帝不希望太子诸王与大臣们过于亲近的心理，大肆在这方面上做文章，因此更有效一些。第一次好歹玄宗没有迁怒太子，而第二次果然就不同了，玄宗大怒，差点杀了王忠嗣，可想而知，他心里对李亨也充满着愤怒。人算不如天算，李林甫哪里料到高力士、张??兄弟以及刚从外面调来的哥舒翰都为太子和王忠嗣求情，最后非但王忠嗣没事(只是被贬而已，相对而言，就算不错了)，就连太子的一根毫毛都没有动的了。“怎么会是这样……”李林甫大概气的要狂抓头发了。虽然他还不知道“无用功”的概念，但两次竹篮打水两场空，实在让人恼火，而且如果这两次都不能搬的动李亨，那以后如何得了，自己又从何下手呢？




            结果，至李皇叔死，他都没能再找着机会找找太子的麻烦了。至于杨国忠，更是无用――无上的没用，连一点麻烦都没制造出来，明明后宫中的妹妹可以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可就是没用上这个能源。这一点，我们真得说杨贵妃有德了，她也有妒嫉心，但那是对后宫其他妃嫔宫女而言，属于女人的争风吃醋，而在政治上她没有过多参与，基本上没有对李亨构成什么危险。由此不禁想到玄宗早期后宫中的一位“铁腕人物”，武惠妃。要知道，玄宗的第一任太子李瑛，以及他另两个儿子，就是由武惠妃和李林甫联迭陷害致死。只是后来武惠妃死的太早，李林甫抓住的这根稻草过早的凋谢了，否则他们二人在一起搭档，威力是很大的，李亨多半也就危险了。



              那么为什么李林甫和杨国忠非要将太子置之死地而后快呢？杨国忠是外戚，一旦太子即位，新一届外戚将代替他现有位置，自己眼前的富贵就无法得保周全了。若将来的皇帝是自己的外甥，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的妹子现在没能有一个儿子，可这又哪是这么好推断的事情，万一将来自己真从皇帝的小舅子升到皇帝的舅舅，那么所得的功利会比现在更多(其实要真这么想的话那也错了，自古外戚尤其是权重的外戚也很多没有好的下场。但这样的话，也总不能反倒帮助仇家吧，何况毕竟还是自己外甥更亲一些)。李林甫则是由于阿附武惠妃，在李瑛的问题上多少也有些责任，何况在议立新太子时又没揣对皇帝的意思，站错了队伍，那么将来的下场也必是惨淡的。




           其实李皇叔多虑了，他最终没能活到太子登基，主要是没想到玄宗居然能活这么久。李隆基的长寿在唐朝皇帝中也可称冠了，李林甫临终时不知后没后悔――“早知道是这样子，当初何必得罪太子……”也许多半不会吧，但不管怎么说，李皇叔死的早是一件幸事。怎么是幸事呢？不用多说，只看杨国忠最后被大卸八块的结局，就可以知道，李林甫死的是时候。

安禄山

        任何文明都以可依靠的水源为摇篮。因此，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以两河流域为依托，印度视恒河为神圣之河，长江、黄河更是中国的母亲河。



       汉朝时，大月氏在惨败给匈奴之后，被迫从河西昭武西迁，辗转来到中亚的索格底亚纳(Sogdiana），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绿洲上，形成了九大城邦，即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九国。进入中原之后，中国人称他们为昭武九姓。而西文则称为“粟特”（Sogdians）。



       粟特人信奉祆教，从敦煌的文书典籍中，我们得知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而从他们的丧葬习俗来看，虽然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然明显表现出来了祆教的特征。正是由于粟特人有着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这种信仰为扩大安禄山在他们民族中的号召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插一句，祆教的“祆”字，很容易搞混，因为字形相近的一共是三个，祆、袄、殿。第二个字是棉袄的袄，音ao，第三个字则是殿，音yao，只有第一个字才是这个宗教的名称。祆教也称拜火教，也许大家一下子就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明教”来，事实上明教应是受摩尼教的影响，尊明尊，尚光明，而小说中加进的拜火情结则确实来源于祆教。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母亲是突厥人阿史德。安禄山本来姓康，后来随继父姓安，都是“九姓胡”。史载，安禄山的母亲“祷子于轧荦山”，后来“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后来改叫禄山。
荣新江先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分析了安禄山在粟特人中的“宗教领袖”地位，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发现虞弘墓”一篇即采用荣新江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安禄山的名字“禄山”无疑与轧荦山即“光明之神”有关，他把自己装扮成祆神，取得了自己民族对自己的崇拜与信任，故尔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我很信服这种说法，不过却也稍有疑问，那就是崇尚光明是摩尼教的特点，祆教重点在火而不在日；而祆神据说最初写为天神，天即日，那么安禄山的禄山究竟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是光明之神，还是唐书所写的斗战神者，抑或另有人研究出来的“亚历山大”？不管怎么说，由宗教带来的号召力对安禄山的成功反叛是有一定正面影响的。



        安禄山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肥胖的肚子，据说更衣时需有人扶着肚子才能把腰带系上。而且，他的肚子与他的年龄一起增加，“晚益肥”。但圆滚滚的安禄山却可称为一个舞蹈家。当时跳胡旋舞最好的，一是杨贵妃，一是安禄山。佳人翩翩起舞就不说什么了，肯定美不胜收，而安禄山偌大个肚子，能够起舞已经十分了得，居然还旋转如风――不过想想也有道理，他的质量大，转动惯量就大，因此这倒有利于他旋转，前提是，他在舞跳完之前没有因转晕，不至于一头栽倒在地――这还得看他有没有高血压了……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吕布被人蔑称为“三姓家奴”，因为他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还认了两个干爹。安禄山要严格来算的话，得说是“四姓家奴”了，张守??认他做养子，后来安禄山拜杨贵妃为养母――那皇帝自然就是养父了。


      安禄山很会讨人喜欢，他给皇帝派来的人送重礼，于是传到皇帝耳朵里的关于安禄山的话自然都是好话、夸他的话，而李林甫又不想让像张九龄那样的文士掌权，所以在他的努力下，玄宗后期开始大量任用蕃将，而文士用的就少了。比如我们都知道杜甫进京赶考，结果那次考试一个人都没录取，李林甫向皇帝恭喜说“野无遗贤”。估计玄宗当时真的以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这实在是个真实的谎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作为蕃将也得到重用，而且在短时间内由平卢兵马使快速升为平卢节度使，不久又兼任范阳节度使。



       安禄山的升迁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几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他不可能借助什么家族身分上的根基，更不像杨国忠那样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列入贵族，但这在另一方面却为他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为对于皇帝、权臣来说，任用一个自己一手提拔的小人物，比任用一个家族显赫、闻名天下的人要保险一些。安禄山的善于讨好别人，不仅为自己打通了通向朝廷的道路，也是他赢得皇帝喜欢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比如，玄宗有一次让他拜见太子，但安禄山见到太子却不肯拜，还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给他解释说是将来接替他的人。这句话正是安禄山想要玄宗说出来的，于是向皇帝一拜，说：“我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这是极高妙却又极危险的向皇帝表示忠心的方法，因为他把太子都得罪了，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只要皇帝不迟钝，就一定会感动。




       事实上开始安禄山并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他为了满足玄宗的好大喜功，数次征讨奚、契丹等族，用欺诈手段杀了很多很多的人，算是个战争罪犯，但开边在那个时期又是很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时即使节度使不想去打也得打，所以崔希逸才会在打败吐蕃之后为失信于人郁郁而终。然而，更多的时候，的确是节度使们主动进攻。除了开边，安禄山倒是做了几件“好事”。比如他有一次揭露了科举录取作弊案，结果玄宗当场就查出状元郎根本不会写字――曳白。气得玄宗立刻就把那些相关人员贬了官。这在天宝年间也算是一件少有的大快人心的事了。还有一次，安禄山向玄宗奏报说他梦见了李靖等人向他讨食，于是玄宗命人为这些人建庙，也算是厚待这些有功之臣了。安禄山多半并没做这个梦，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但当初这些有功于国家的大臣们的后人确实很惨，就拿李靖来说，他的家庙后来成了杨氏的马厩，所以如果真有鬼的话，李靖只怕真会挨饿。无论目的如何，安禄山这样做客观上的作用毕竟是好的。




      于是玄宗越发的信任安禄山，封他为东平郡王，给后来唐朝的将帅封王开了一个头。事实上玄宗给唐朝开了好几个弊病的先例，首先就是给宦官过高的地位，这成为唐朝中后期宦官之祸的起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而节度使们后来搞成的藩镇又使唐朝皇帝们大为头疼。但玄宗的这些做法又都貌似有一定的理由，譬如高力士确实是十分忠于玄宗的，而且为人还不坏；而封安禄山为郡王，玄宗好歹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养母，也算是玄宗的半个儿子了。


      安禄山潜有异志，最早是王忠嗣提出的，那时还是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是在安禄山最得宠的时候，也是他“反迹”不明显之时，当然玄宗听不进去。安禄山有没有异志呢？当然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这或许就是个信号，安禄山因何要扩大自己的控制地盘？只怕这不是一个简单纯洁的要求，至少说明了安禄山是有扩大自己势利范围的野心。玄宗倒是有求必应，把原先的节度使韩休珉降为左羽林将军，然后将河东拱手送给安禄山。




      促成安禄山野心的原因有多个，首先，随着势力的增加，尤其是得到节度河东的权力后，安禄山就是身兼三个节度使了，同时还有若干兼职。职权方面暂且不提，他手中握有三镇的十几万精兵，几乎占了唐朝军队的三分之一，加之不久之前南召的兵败，以及唐朝这时武备上的松弛，安禄山自然而然会产生轻视朝廷之心。而当初不拜太子的事情，安禄山担心会受到太子的报复，毕竟玄宗年事已高，谁也说不好突然间会出怎样的事。另外，安禄山麾下的人也以图谶来劝他起兵叛乱。但安禄山这时还是沉住了气，他的计划是，在玄宗死后夺权。



      如果分析一下的话，一旦玄宗驾崩，太子即位，对于北方这么一个不掉的大尾，新皇帝肯定要派人去一趟，其任务至少是监视。那么安禄山大可以夸大其辞，对外宣称新皇帝要加害于他，为求自保，也只有起兵自卫。虽然封建时期怎么起兵反叛都是不对，但总算有个可以引起别人同情的理由。比如唐初秦王李世民就是想要后发制人，等敌人先下手，自己便有了反击的理由。然而时势不同，当时李世民完全处于劣势，一旦敌人先发制人，他根本不可能再有反抗的机会。从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来看，即使秦王集团采取了主动，也仍然赢的相当艰难。



      安禄山的情况却是不同，一是他不在长安之中，而是在外，“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安禄山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十分安全的；二是他的实力事实上是强于朝廷的，因此他无须害怕朝廷武力上的先发制人。但如果是玄宗要治裁他的话，则有些麻烦，因为名义上他是玄宗的养子，从忠孝两方面他都不该反叛，而且玄宗是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威信是不好轻易动摇的，但从力量上安禄山绝对是强者。那么安禄山最初不想在玄宗有生之年起兵，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在其中呢？不好说，或许有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从后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决绝的。只是玄宗没有落在安禄山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安禄山会怎样处置这位自己的养父。也许是直接杀掉万事大吉，也许像侯景对梁武帝那样“人道”的杀掉，又或者囚禁。如果是前两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觉得奇怪；而第三种则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既然安禄山能想到在玄宗死后找理由起兵，那么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太子等人，那就绝对是杀无赦了。




然而，我们知道，安禄山最终还是在玄宗时期就起兵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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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上场的是封常清，他在十一月十七日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当天即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募兵的情况不错，至少说明唐朝此时影响力、号召力都还很大，然而从素质上来说，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却远远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封常清也许此时才发现，他所说的话，的确太大了。这支军队，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封常清只好带着这些乌合之众与敌人血拼，战了几个回合后只好退出洛阳城。



       败退的过程也满周折，先是从武牢败退下来，再到葵园，然后从城东的上东门进城，又由都亭驿退守宣仁门，最后，“乃自苑西坏墙西走”，基本上是个屡战屡败的过程。



      一员大将仗打成这个样子，非常之惨，却又是无奈的事。事实上，洛阳四战之地，无险可依，本身根本就没有可依靠的地理优势，无法作为进攻的跳板，从唐初王世充两次死守洛阳的战例来看，以当时守卫之坚固，尚不能保平安，更何况封常清带的是一队没经过训练的人呢。洛阳的地形决定，它只能自己死守，而无法去进攻别人。如果连防守都失去了条件，基本上在这里就不要有什么指望了。要说有“险”的话，唯一的“险”也就只有洛阳城东的虎牢关了，这里也称武牢关，改为武牢是为了避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虎牢之险，自春秋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以虎牢之险也还是得守，可见洛阳四战之地并非虚言——既然虎牢关都守不住，那么进到洛阳更是没指望了。



      洛阳一战，打的十分悲惨，实力不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否是主帅封常清的指挥失误呢？说到这个，就涉及到封常清以往的战绩了。那么封常清以往的战绩如何呢？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就是这个很像是个古少数民族族名的地名“猗氏”，害我险些把他认作是蕃将。不过也的确有些人认为封常清是蕃将，但又没有可依据的证据，推测他们误判断的原因，大概是同一列传中的高仙芝和哥舒翰两人都是蕃将，所以认为封常清也是蕃将。那么他是不是蕃将呢？我也不知道，或者说，不是。封常清家贫，本来是属于报国无门的那种人，但他却凭着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找到了机会。
这就得说到高仙芝了，和封常清疑似蕃将或者根本就是汉将的身份相比，高仙芝是很明确的蕃将。


        可是又有问题了，什么呢？两唐书上都写高仙芝是“高丽”人，而近年来考证出高丽和高句丽并不是一回事。关于此事，来龙去脉太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高句丽基本在中国境内，是东北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而高丽则在境外；前者是高氏高丽，后者是王氏高丽；前者被唐朝灭亡，而后者在唐朝灭亡后兴起。二者除了名字上的相似，其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之所以被我们搞混，是由于古时战乱损失很多资料，再加上两个王朝很相似的名称，甚至高句丽有时就被写成是高丽，所以从宋代开始，人们就常把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王朝弄混。从姓氏及时间上看，高仙芝当属于高句丽灭亡后迁到中国内地的人的后裔。



        高仙芝出门的时候，常常带着三十多个随从，全都穿着鲜艳明亮的衣服，那自然是十分威风的。封常清也很想成为其中一员，所以就毛遂自荐，主动去找高仙芝，请求当他的随从。有人主动请求追随自己，岂非好事一件？然而高仙芝一看封常清的长相——“细瘦颣目，一足偏短”，这副尊容实在是惨点，令高仙芝怎么也接受不了。但封常清十分执着，怎么也不肯放弃，一连等了数十天，最后还把高仙芝批评了一顿：“常清慕公高义，愿事鞭辔，所以无媒而前，何见拒之深乎？公若方圆取人，则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可能是高仙芝将他拒绝收留的理由说了出来，所以封常清才会解释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孔子的学生澹台子羽，就是因为长相难看，孔子差点没有收他，后来发现子羽确是一个人才，因此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是个失误。其实高仙芝带领的这些侍从们，是有些仪仗队的意思，其作用估计主要就是拿来壮门面的，因此高仙芝才会格外注意相貌，另外，封常清的相貌大概也是太难看了——忽然想到小说《说唐》当中写尉迟敬德对阵单雄信时，单雄信高声喝道：“丑鬼通名!”尉迟敬德也不含糊，说：“我是丑的，你的尊容也整齐得有限!”当然这是小说里的虚构，事实上人家可能没长这么丑，但这透露出一点来，那就是说别人丑，自己得有说的资本才行。高仙芝确实有这个资本，史载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绝对是一等一的人才。最后，说的好听点，就是高仙芝终于被封常清的执着所打动，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被他烦的不行了，这才无奈的把封常清收留下来。



       封常清刚成为高仙芝的部下时，主要做些什么工作，详细情况只怕已经不好说了，但从他首次立功的情况来看，估计干的是类似于参谋这样的工作，负责写向上级汇报的报告。这一次高仙芝征讨达奚部落，封常清写的工作汇报十分对高仙芝的胃口，他想要说什么，封常清这里便写了什么，把战斗的详细情况述说的十分精准。高仙芝对此很惊异，因为一个军事家对于战争的想法，普通的人是无法融会贯通的。而封常清能写的这么准确，说明他于此也是了如指掌。从这件事高仙芝看出了封常清的军事才能，也算是很有识人之明了。封常清就是从这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累以军功授若干官职。不过，总体来说，封常清常常作为高仙芝的副手，直到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才算真正的独当一面。



      然而，封常清的军功似乎也有疑点，那就是两唐书和通鉴上记载封常清的事迹，主要都是作为文职或者留守后方的后勤部长，比如高仙芝出征，“常令常清知留后事”。记载的一件比较详细的事，还是说明封常清执法严格，似也没体现他有多能打。就在我都要怀疑起封常清是否真的带兵打过仗时，忽然间想到了唐诗中，岑参有好几首送给封常清的诗，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挑出来的这八首(其中六首算是一组)都有“征”或“破”字样，其他的有“封大夫”的诗的题目都看似与战争无关，就不一一罗列了。于是一下子兴奋起来。可是再去仔细查看一下资料，发现高兴的太早了，刘开扬《岑参年谱》中这样写道：“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九月，封常清又西征，岑参作二诗送之。冬，封常清破播仙回，岑参作《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如果说封常清西征的就是播仙，而岑参又是“作二诗送之”，那么带有“西征”字样的这二首是否就是那两首诗呢？如果是，那么这八首诗全都是为这一次西征所写。不过在这次西征之前，显然封常清还去出征过一次回纥，只不过这一次回纥很可能是自己主动投降了，因为岑参的诗题目是：《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至此难免有些垂头丧气——忙了半天，似乎还是没找到封常清十分会打仗的证据。不过好在有岑参这位大诗人做封常清的判官，有了他的诗这才留下一些线索，因此我们千百年之下也要感谢岑参。只可惜他是从天宝十三年才开始到封常清的幕中，如果他能早一些与封常清合作，也许我们今天知道的关于封常清的战绩会更多一些。



       不得不遗憾的说一句，封常清的军事才能好像更多的在于“文”的方面上，他自己就是由幕府走出来的将军，封常清领兵出征固然也不错，但明显不如高仙芝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哥舒翰，当然也比不了安禄山。之所以他此前一直很顺利，也要考虑到大唐当时实力尚存，还有，安西经过高仙芝的那几年镇守，兵士由他训练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到封常清手中的那支安西军队，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个时候主帅指挥的情况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而当他带领着未经训练，形同一盘散沙的几万人去面对范阳的十几万精兵，即使是高仙芝和哥舒翰也都无法对抗，那么就更不能要求封常清有什么优秀的表现了。因此说封常清和高、哥舒二人同传，原因的确是他们三人命运相似，不一定就说明封常清和另两人一样都是很强劲的名将。建立在这个观点上，再加上唐军实力不济和洛阳无险可依，那么封常清在洛阳的屡战屡败也就没有什么可稀奇了。

封常清失败之后，紧接着出场的便是高仙芝。和封常清相比，高仙芝更当得起大将之称，他此前指挥了若干战役，绝对的实力派人物。比如，高仙芝一生中最可夸耀的对小勃律国的战争——
小勃律之战


          当时吐蕃与小勃律国联姻，把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的国王，这件事的后果是唐朝西北的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联姻，与那二十个国家被制无法进贡又有何关系？这就得把小勃律国的情况简要说明一下了。史载，“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东八百里属乌苌，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古时的尺寸测量准确度我一向并不深信，估计也就是大致上的距离。可见小勃律国离唐十分遥远，几乎是万里之遥。分析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吐蕃的西侧偏北，就像是吐蕃西面的一道小门，确实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按今天来讲，小勃律国就是在克什米尔的西北部，到今天仍然可以算是“要地”，那里的冲突一直就没停过，不过这是后话了，与我们要说的内容相去甚远，不提也罢。了解了小勃律国的地理位置，也就清楚吐蕃把它拉拢到手所占有的优势，确实可以起到阻挡二十余国进贡的作用。如果放到某些朝代，不向其他国家进贡就已经不错了，自然也就不会指望其他国家来进贡。但这岂是唐朝“天可汗”所能容忍的？于是玄宗命令若干位将军累次讨伐，但是都失败了。最后玄宗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命高仙芝带领一万骑兵前去征讨，于是在安西，高仙芝开始了他这一次的万里长征。



         不错，万里长征。“九千里而赢”，其实和万里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中国古代最远的一次出征。通鉴上略去了征途，只说历经百余日才到达，而《旧唐书》上则写的很清楚：“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一堆稀奇古怪的地名，一听就知道那里不在汉文化范围之内。路上只有不停的奔波，然而在它终结的时候，为远途奔波的人准备的不是可口的饭菜，没有可供洗澡洗去途中沙尘的热水，没有可以承载着自己一觉睡到天亮的舒服的床——这不是旅途，这是征途。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必须打点万般精神，无比冷静的面对眼前的血与真正的“沙场”，否则，就真要为之付出长眠的代价了。忽然觉得这一万零一个骑兵——10000(骑兵)+1(高仙芝)=10001，当然，这是开句玩笑了，事实上万骑也只是一个大概，应该不会那么准确的就是一位主帅带领着整一万骑兵——十分可怜，但他们去的十分悲壮，于是脑海中又闪现若干诗句，“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也许，在这些骑兵才真正可以说是去执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任务，小勃律现在的作用恰恰和汉朝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楼兰十分相似。对了，这时还要提一句，参与了这次出征的还有宦官边令诚。玄宗不放心边将，因此用宦官监军，从这点来看，边令诚也实属不易了。




        到了特勒满川，高仙芝兵分三路继续前进，约定七月十三日在吐蕃连云堡会面。事实上吐蕃在连云堡共有一万守军，其中一千在堡内，在城南因山为栅又有八九千人守在那里。从道理上讲，唐军远道而来，又是“客场”作战，是有着劣势的，但唐军却化劣势为优势，正因为他们远道而来，远得超乎吐蕃守军的想象，因此他们没有做好防范的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的过程，通鉴略去了渡河，但这实在不该略去，因为它太重要，如果唐军渡河不成功，就很可能全军覆没了。连云堡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但唐军理应速战速决，显然拖的越久对他们越不利，高仙芝是一位十分勇敢的将军，这一条小河没有阻止住他作为战士勇往直前的天职。他手下的兵士虽然都觉得渡河很难，都以为高仙芝发疯了，但军令如山倒，也只得硬着头皮过河。出乎意料，过河十分的顺利，没有遇到半渡而击的危险，而且“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唐军轻轻松松就排列成阵了。这时高仙芝对边令诚的一番话也许透露出来他此前的担忧：“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



       后面不容分说，就是一场血战了。通鉴记载吐蕃守军依山拒战，“炮如雨”，而在两唐书中均不见此记载。火药用于军事，固然以前就曾出现过，但火炮系统使用则是上推到唐末，中国火药的使用比其他国家要早，推测吐蕃此时能用炮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如果吐蕃是用炮，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射击到渡河中的唐军呢？另外，吐蕃依山拒战，掌握着制高点，如果有火炮的威力，只怕高仙芝并不容易战胜他们。司马光在这里记下这么一笔，也许与他所处时代有关，宋代时用火炮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故尔司马光才会“信手”写来，但信手又不是司马光的作风，不知司马公据何所言呢？至于《新唐书》虽也是在宋代成书，但它是依据《旧唐书》所写，因此没有出现“炮”的问题。不管怎么样，高仙芝此仗打的很漂亮，“不及日中，决须破虏。”至巳时，唐军就已经战胜了，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吐蕃兵损失一半，死亡率几乎是50%，无疑对其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一战高仙芝还获得不少马匹和军械物资，收获颇丰。




        这时边令诚由于害怕不敢再前进，因此高仙芝让他带着病弱士兵守在这里。边令诚是在玄宗命令之下随军出征，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他不想再前进，这种胆小固然不值得表扬，但唐军远来，确实也要有个根据地才是，即便唐军前线失败，在败退的时候也好有个缓冲，因此，假如高仙芝前方作战不利，边令诚还可以接应一下——尽管对他的接应不报什么希望，但有总比没有强。
三日后到达坦驹岭，下峻岭四十余里，前面是阿弩越城。高仙芝怕兵士们不敢下去，就派人化妆成胡人“谎报军情”，说是阿弩越的士兵都愿意投降，于是骗得大伙跟着他高高兴兴的前进。结果城里还真有叛徒(对高仙芝来说，就是好人了)来迎接他们。紧接着高仙芝让席元庆带一千骑兵作为先锋，他交待席元庆对小勃律王要声称是借路去大勃律，并且告诉他小勃律的国王及大臣会逃到山洞中，这时要“取缯帛称敕赐之”，趁机把人抓住，等待他来处理。席元庆用这个方法抓到了很多大臣，但唯独跑了国王夫妻——想必是心急，没等国王出来就抓人了。猜测国王派大臣出来是试探，如果真没有危险的话才会出来，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唐军不该在此心急，引蛇出洞就是了，而不必打草惊蛇。那小勃律国王会不会在拿到东西之后仍然不出来呢？不是没有可能，但正常情况下，胡人的军事思想似乎还是比不上中原王朝的军队。



        高仙芝到后，立即让席元庆领人去砍断吐蕃通往此处的藤桥。如果吐蕃大军先一步而至，那唐军肯定是非常之背动，甚至有可能覆灭，但上天倾向的是唐，于是吐蕃的人马只好望断桥而兴叹了，他们后来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修好。断绝了小勃律与吐蕃的往来要道，小勃律王不再有什么幻想，不久便投降了。


   
       高仙芝带着俘虏回到了唐的国土。然而在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不但不慰问，反而大骂高仙芝，十分之不雅，“啖狗屎高丽奴”，放在中国所有古文当中他这是唯一的一个，可见是十分的气急败坏。他责问高仙芝为什么不等他处理就擅自向皇帝报捷。这话听着太好笑了，人家出征直接受命于皇帝，报捷自然也向皇帝报。夫蒙灵察其实是嫉妒高仙芝的战功，由于他本人也曾在小勃律国的征讨中失败过，因而才会如此。最后还是边令诚解了围，他向玄宗上奏说高仙芝立有奇功，但现在却害怕被杀掉。不久玄宗即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代替了夫蒙灵察的位置。

        高仙芝上任后，对老上司依然很恭敬，不过却责问当初说他坏话的几人。相信那几个人也是吓的不轻，但高仙芝最后告诉他们，把原来的旧帐翻出来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为之担心。我们不得不佩服高仙芝的坦率以及手法的高妙——其实做到这些也并不难，只要坦荡就可以了。往往事情挑明之后才会解决，从这点来说高仙芝可称得上是一位古代的“心理医生”。

怛逻斯之战




        小勃律之战后，高仙芝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击败了朅师，不久又击败了石国。击败石国用的手法和崔希逸破吐蕃是一样的，先约和，再趁人不备突然袭击。不过崔希逸是无奈之举，他是真的想和，而高仙芝就是以此作为诱敌手段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见于唐书西域传中，而高仙芝本传中却没有仔细写，原因多半是怕破坏将军的好形象。想来也是为了顺应玄宗所倡导的开边之风，高仙芝主动请求讨伐石国，石国当然抵挡不住，便求和，“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虽然话也不多，但我们总算得知高仙芝是派人在护送石国国王的时候把他抓住并斩首。



        此战，高仙芝轻松获胜，“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并且把石国的很多宝物都收入了他自己家的金库中，从而向他的父亲证明了父亲眼中“懦缓”的他足以“自存”。高仙芝拥有这许多家财，“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史书上说高仙芝是“性贪”，从这件事来看的确是有点，不过一来为自己家里获得更多的财产算是普遍心理，二来真正贪的人很多都是守财奴，除非有目的的破财，否则一般情况下都是为富不仁，像高仙芝这么大方倒的确不多。打败敌人后把敌人的财产据为己有，这并非是高仙芝首创，似乎称为“传统”也不为过，唐初李世民东征洛阳，战后很多东西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秦王府；还有李靖破突厥之后，也有人弹劾他纵容手下抢掠珍宝。高仙芝这么做当然也不对，不过其他将军也不见得就比他清廉，只不过高仙芝拿回家的多了一点。唉，忽然想起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按说皇帝如果知道后，理应发火才是，不过边将在外，玄宗就算知道，也是没办法。何况，相对于黄金这些东西，敌国的君主大臣们更有意义上的价值，更能满足玄宗一种虚荣的心理。当然，边将入朝时自会给皇帝带来一些见面礼，两手空空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们不知道高仙芝分出来多少东西给玄宗，但俘虏则是一个不少全部上交，玄宗无疑已然十分满足，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这属于文散官，从一品，从品秩来说在唐朝是十分高了，不过基本上是没什么用，是一种荣誉头衔。此后又曾想让他代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但安思顺托人向皇帝说好话，仍然留在了河西。于是玄宗加高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




             击败石国后，两次胜利使高仙芝名声大噪，尤其第一次，高仙芝还被大食、吐蕃誉为“山地之王”，或者“山地作战之神”——说到这里难免有些气急败坏，因为既然要做到精确，就要去查找出处，于是查了一整天，拜托了所有能拜托的人，直到半夜两点仍然没找到。无奈何，躺在床上独自郁闷，在想了若干遍“这样找值得吗”之后进入了梦乡。就在快绝望时终于找到了王小甫先生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相关内容，找到了原文“Sāhib jibāl al-Sīn”，确切的意思是“中国山岭之主(看了几遍，都是主字，不是王)”，当时差点喜极而泣。至此总算尘埃落定，不管怎么说，既然找到了，总还是值得高兴的。


      高仙芝在击败石国之后的处理方法，历来有两种声音，一是说高仙芝贪狠，胜利之后滥杀无辜处理不当，另一种则是针对前一种说法的驳论，指出无信义是因为“兵不厌诈”，而屠杀则是战争惯用手段，至于贪财则是“使贪使愚”的活学活用。不讲信义在和约后又进攻别人，道义上的确有其短处，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则没有错；贪财之说我在上面也谈了一下，不过我没觉得高仙芝的做法达到兵法说的“使贪使愚”那样的高度，因为史书着重记的是他把财宝弄回他自己的家里了，并非用到军队中；至于屠杀，古时战争后多半的确是会这么做，但这里并不能用“法不罚众”的原则来看待，屠杀无论如何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好的。




       高仙芝的做法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石国的王子到处求援，并把唐军的行为大肆渲染了一番，于是各部落联合大食想要进攻唐的安西四镇。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怛逻斯(Taraz)之战。薛宗正先生认为这不能单纯责怪高仙芝的屠杀行为，因为这是唐与大食争夺中亚必然会有的一战。不错，唐既然要扩张，早晚都会与大食开战，但不能否认高仙芝的行为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同时唐军杀掠的行为必然引起敌军的愤忾，从士气来讲，纵然唐军不低，但无疑“哀兵”的敌军士气更振奋一些。唐与大食早晚要打，但大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开战而不是以这种原因引发战争。



      怛逻斯之战在中国的史料中似乎记载的并不多，作为这一战的主将高仙芝，其传记中要么就是只字未提，要么就是只写了一句“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新唐书》西域传中也有一句：“攻怛逻斯城，败仙芝军”。通鉴中相对记的就多的多了：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有时作“逻”)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显然讳疾忌医似的几个字用处不大，而单凭通鉴中这么一段来研究似乎也显单薄，不过虽然简略，却但好歹可以大致清楚其过程了：高仙芝听说大食要来攻击安西四镇，于是带蕃汉三万兵马深入大食七百里作战。在怛逻斯与敌人相持五日后，由于葛罗禄的背叛并与大食夹攻唐军，致使唐军大败，伤亡惨重，最后幸好有了李嗣业，高仙芝本人才得已脱险。



        似乎事情很简单，只要讨论它的意义就可以了。几分漫不经心的找了一下另一个当事人李嗣业的传，却发现有意外收获：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而大食乘胜，诸胡锐于斗，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新唐书》李嗣业传


         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事窘，嗣业白仙芝曰：“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仙芝曰：“尔，战将也。吾欲收合余烬，明日复战，期一胜耳。”嗣业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势危若此，不可胶柱。”固请行，乃从之。路隘，人马鱼贯而奔。会跋汗那兵众先奔，人及驼马塞路，不克过。嗣业持大棒前驱击之，人马应手俱毙。胡等遁，路开，仙芝获免。——《旧唐书》李嗣业传

　　其实有时一些人物的事情不见于本传，却在别人的传中看到，这也是常有的。比如前文举的张说救李亨一命，就是在后妃传中找到的。



        这两处记载补充了高仙芝败退的过程，在失败之后，高仙芝本想集合剩余的士兵再战，“期一胜也”，哪怕胜一场也行啊，总比现在这个大败要强。但实际上人马整齐之时都未胜，败过一次之后更没法取胜了，何况又是异地作战，一旦失败士兵心里多半会没底，因此再战几乎是必败，高大将军本人只怕也要马革裹尺而还了——只怕还都没法还了，因为他一死就更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高仙芝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这时距他被封为右羽林大将军不远，就这么退败无疑太伤面子，所以想拼死一搏，只怕也是报着必死之心了。李嗣业坚持劝他离开，最后高仙芝终于答应。由李嗣业开道，最后总算平安归来。有时在想，假如高仙芝不听，而是坚持再打，那结果很可能是成为中国在中亚战场上的一名烈士，或者成为俘虏，但也就不会有后面安史之乱中的冤案了。



        虽然李嗣业的传中为撤退补充了具体内容，但高仙芝是如何败的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就好像晴天一声霹雳，突然间就败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带领的人数，通鉴写是三万，两唐书均为二万，那相差的一万人哪里去了？正在发愁这一万人的去处，又看到有说高仙芝带领的人数是六万或七万，人数一下子猛涨到了几倍，不过还有说高仙芝是带着十万人去的，据说那个是出自阿拉伯人的史书，如果我们的史书是压低人数，那阿拉伯史就是抬高人数。事实上究竟是多少只怕现在谁也无法说清楚，大致范围放到最宽也就是二万到十万之间，六七万倒的确是个折中的数字。推测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蕃、汉”上面。《旧唐书》里说“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二万四千恰在二万、三万之间。如果仅有这么多，留守将士再占去一部分，高仙芝所能带走的就是二万人左右。再假设蕃兵是几万的话，那也的确有可能到六、七万。



           不过人数上存在差异只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高仙芝的谎报，事实上这也极有可能，唐时边将若有战败多会少报人数，高仙芝怕也不能免俗。另外还有一种假设，会不会记载下来的两三万，是指唐军中的汉族士兵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高仙芝在上报的时候耍了花样，只报上了汉族士兵的数目，而没报蕃兵人数。一般史书上要写唐朝用少数民族的军队，都会用“借”字，由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唐朝号称是最开放的朝代，在胡汉问题上最为宽容，“合同为一家”，但根本的民族还是要分的，否则又何必分汉将、蕃将呢？既然是“借”，那么说明这些人不属于大唐皇帝，或者说是不直接属于，但汉兵则是唐朝皇帝正式辖内的子民，因此有可能高仙芝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此上报，既可以把人数降低以挽回面子，又可以找到足以说出口的理由，两全齐美。这么猜想也有个前提，就是那两万四千戍兵为汉族士兵，这其实也是可以说通的，因为平日戍守的应该就是他们，至于蕃兵应该是当有战事的时候才“应邀”参战。但是，我们都知道玄宗后期“开边意未已”，因而徭役也有所增多，从安史之乱中唐朝一下子就能招募来几万人马来看，推算如果玄宗为了开边而募兵很可能也会是几万，那么安西的戍军也有可能超过二万四千人。因此无论怎么看，人数问题都实在难以下清楚和结论，除非考古上又能找出来确凿的证据，否则也只能天马行空的猜测。



       唐军人数记载有异，大食军的人数也有差异，一般来讲认为是十万人，最多的说法是二十万，总之，从人数上讲大食有着一定的优势，这与主场作战当然有关系，人家本土作战，战事不利就地拉兵，而高仙芝则只能用带去的人马来打仗，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有后备力量。



       但高仙芝失败的直接原因呢？唐军是在哪方面有了失误才会失败呢？抑或是大食军用了什么妙计取胜呢？不知道，一点具体的过程都没有，只知道双方相持了五天，然后葛罗禄突然背叛，唐军便败了。也许双方就是肉搏似的直来直去的打斗，但唐军战斗力绝不弱，这种战斗模式下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很可能是中了敌军的埋伏。想想也是，别人的地盘，大食所占的优势不言自明。如果说唐军短时间内无法摸透地理无法用计，那么土生土长的他们依据地形弄出什么伏兵计来再正常不过。但最关键的似乎还是突厥葛罗禄的背叛。他们为什么要背叛唐军呢？可见五天来唐军当是渐渐处于劣势，另外，大食也很有可能派出来使者动之以情晓以厉害，他们所拿出来的理由也许就是高仙芝屠杀大石老弱的事件，还有从这个民族擅长的商业来看，很可能是进行了某种交易。另一方面，大食不是小勃律，不是朅师，不是石国，而是全盛的阿拔斯王朝，其实力又哪里是高仙芝此前对手所能比的呢？




           正如前面提到的，唐与阿拉伯帝国要争夺中亚，早晚都会打这一仗，结果是，唐朝败了。但敌人也并没有追击，想来是唐朝名声在外，他们既然已经取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也就没必要来触犯唐朝。假如他们真的追至唐朝国境的话，玄宗决不会容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势必会触怒他，因此会派很多精兵来应战，大食军队的情况就不妙了，如果他们失败，唐军很可能会乘胜追击，所以形势就会发生逆转。不追击说明大食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不过又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人，那就是安禄山。当时安禄山未反，他的态度究竟会是如何？从天宝十年的记载来看，还没有安禄山有反心的明确记载，当时李林甫尚在，对安禄山的震摄力还是很大的。也许此时安禄山会想尽力保住现有局势，一旦真会发生大食来攻的事情，安禄山有可能会引范阳兵前来救援，以表示对唐的绝对忠心，从而彻底打消朝廷内部对他的疑虑。这与他想在玄宗死后谋反并不冲突，因为如果他有救国功劳的话，就会树威，到时拿起“太子谋害大功臣”的理由来更会引人同情，无疑对他将来的谋反是十分有利的。但也有可能，就是见唐朝西部乱了，安禄山趁机在东边造反——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唐朝内忧外患下覆灭的可能性极大，而谋反的安禄山失去了唐朝这个靠山，以自己的实力能否对付的了大食，实在没底。一旦阿拉伯帝国统治中原，只怕我们的古老文明也会和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一样中断，最好的情况是中原人民奋起反抗，终于又建立了中原王朝；最糟的情况则是中原文明一蹶不振，那么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或许就会用阿拉伯文了……总之，太复杂，每一步产生的后果都会不相同，因此唐与大食战后还算相安无事，也不是件坏事。




       无疑阿拉伯对于这场胜利欣喜若狂，甚至据说阿拉伯的史书中还说唐朝因此而称臣。这个只怕很难让人接受，起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唐朝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玄宗素来自诩英明神武，不会轻易低头，而且高仙芝是异地而败，唐朝本土又没有什么危险，又没有被迫屈服，根本没有称臣的必要。因此玄宗因在别国的一场失败而称臣，无法想象。



       但毕竟唐军败了，而且败的很惨，有很多将士被俘虏，唐朝第一次因战败而有大批俘虏被带到外国去，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觉得很心痛的，不过这些俘虏把中国的先进文明也带了出去，最显著的是造纸术，这也算为世界文明的前进做出了贡献吧——只是这实在是很被动的。几十年后，当初的一位被俘将军杜环，把自己在国外溜达了一圈之后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也就是《经行记》这本书，虽然原书失传，但由其族叔杜佑写的《通典》中摘引了其中一些部分，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些大概算是此战失败的一些影响，若说到意义，那就是唐朝经此一战，确实退出了在中亚的竞争，势力被限制在了葱岭以内，而中亚地区则被阿拉伯帝国所控制。




       高仙芝虽然没有取胜，但这一次深入大食内地作战，已是相当不易。前一次西征，有英国学者将此与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远征相比，认为后几者就好像是假日的出行。或许正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胜利，高仙芝才敢于深入敌国，这也就是“艺高人胆大”的道理。《旧唐书》中的三个字“仙芝惧”似乎易被人忽视，正是因为“仙芝惧”大食攻打安西，所以才要带兵去攻打大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正常情况下理应做好防御的准备才是，但高仙芝却是带着人冲了出去——难道，高仙芝或者说是唐朝所奉行的防御策略，竟然是“以攻为守”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实在应该更宽容一些，因为中原王朝中，又有几个是有着这样进取精神的呢？无论如何，主动的防守都比被动的防守要强，就以高仙芝这一次的出击为例，战争的前线是在敌方境内，无论胜负都不影响唐朝的安全；而被动的防守，前线离后防线很近，一旦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有危险。高仙芝的主动出击毕竟避免了安西四镇遭大食围困的尴尬场面。




      高仙芝失败后，玄宗对他是怎样处理的不得而知，很可能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而李嗣业则是由高仙芝的表功而升了官。经此一战，高仙芝的英名无疑受损，是很没面子的。此后直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几年里，高仙芝都仿佛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可能是玄宗认为他大败了一次，不怎么再重用他了吧，但玄宗没因一战之败而责备高仙芝，也算是宽大了。


       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科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唐朝仍是有实力的，只要慢慢恢复，将来的中亚之主，未必不会由唐朝皇帝来当。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



       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



       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衰落下来，只不过它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然而安史之乱爆发了，唐朝再也没有机会向大食报一箭之仇。如果说唐朝即使胜利，但由于它渐渐衰弱下来，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那么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把这点希望也彻底的摧毁了。

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以皇子为主帅，另择一人为副帅，这几乎是唐朝的一个传统，兵权不可旁落给外人，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很清楚兵权的重要性。不错，他们如此的谨慎，兵权确实没有落在朝中大臣的手中，然而，却不知怎么后来跑到宦官和藩镇的手中去了。藩镇好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执掌一方土地，又是天高皇帝远，何况皇帝后来根本就是想管都管不了。令人费解的是宦官。



       宦官手中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然后皇帝们又为赋予出去的权力所制约，而且不单是唐朝，东汉、明朝的后期，也都存在宦官之祸。按说，把权力收回来不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那么好办到的。唐朝后面的皇帝中，有几个很能干，绝不比纸上谈兵的我们差，然而又怎么样呢？宪宗，素有“小太宗”之称，可惜最后死于宦官之手。这倒有些令人怀念起代宗皇帝，铲除了三个宦官的代宗，如果放在后来可谓英雄矣，考其杀掉这些宦官的过程，一个派人暗杀，一个贬官，一个政变杀掉，也不是很难，似乎难的就只在于代宗的决心。如果说代宗时期尚可顺利杀掉宦官，而后来却当真是想杀也不好杀，或者是杀了一个，又蹦出来一个，一个一个的总也杀不完，化用一句诗句，那就是“宦官代有才人出”，任谁不头疼？




      皇帝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宦官却掌握着禁军；皇帝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宫的嫔妃显然派不上用场，而宦官却是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就是他们。唐代的宦官最终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后面涉及到时会再细说，这里只简略提一下，不过跑题有些严重，还是回到高仙芝当副元帅这里。高仙芝可以算是唐朝安史之乱中第一任副元帅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还会有一连串的副元帅……



      由于已经有了去应急的封常清，因此高仙芝可以比较从容的在长安招完兵再去洛阳了。高仙芝招兵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当然，这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玄宗库房里的钱，“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效率比洛阳提高了近一倍，但是所招募的兵士质量似乎就更差了，“皆市井子弟也”。最后跟着高仙芝去洛阳的人只有五万，几乎少了一半。在短短的十天内，能招募到十一万人已是不易，更不会有精挑细选的时间，何况，危急时刻重要的是先把军队派过去，就算军队训练素质不高也比没有人来应战要强，因此裁军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那六万人哪里去了呢？从后来潼关被破玄宗立即出逃来看，那六万人不大可能被玄宗拿来守长安。所以说一种可能，是原来招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像两唐书都没有提到招十一万人这么个说法；另一种可能，是高仙芝先带五万人当先锋，其他人等整饬之后再去支援前线。我倾向于后者，一来是唐书写的比较神出鬼没，在高仙芝的传中没有提到招多少人，不定从哪个地方突然蹦出来一句也不好说，不过由于检索的比较认真，漏掉的可能性不大；二来，从后面“兵亦稍集”来看，也当是慢慢集齐的。



      五万，加上封常清的六万人，唐军一十一万人马，比安禄山的十五万叛军还是要少。即使是大家都站在沙场上一个对着一个的砍，唐军也还是没有优势，更何况，相对于唐军的未经训练来讲，叛军的确可称为以一当十了。这么算来，当真是为难唐军了。



       当高仙芝领兵到达陕郡的时候，遇上了退败的封常清，这两位老搭档如今又碰到了一起，可惜“人是物非”，虽然依旧是当年的大将军，但已不是当年封常清欢迎胜利归来的高仙芝那样的情形，而是高仙芝迎来了节节败退的封常清。封常清的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唐军士气来讲都不是件好事，原先认为叛军很容易对付的想法无疑会因这一次失败而矫枉过正，使唐军士兵产生一种“叛军很强大”的想法。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唐军溃不成军并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也与这种害怕的心理有关。



      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叛军兵锋不可当，潼关没有守军，一旦丢了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因此封常清建议退守潼关。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话，意识到与叛军是没法硬拼了，如果自己再去打也只能是再败一次。高仙芝没有傻冲上去，而是率领兵马西向潼关，“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


       可见高仙芝用的是坚壁清野的策略，由于当时陕郡太守和百姓都逃跑了，所以陕郡的府库的确不该留给叛军。然而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安禄山率叛军追了上来，唐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兵与战马互相践踏，伤亡很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多半是没想到叛军会这么快赶到，仓促之下无法御敌，再加上在高仙芝坚壁清野也就是让士兵们尽情分享仓库的政策下，士兵们都忙于争抢仓库中的东西，心思当然不在御敌上了。比之于第一次封常清的败退，这次败退更惨一些，因为封常清起码是边败边战，还抵抗了一下，而这一次，却是连打都没打，就让人家给赶到了潼关。这大概是高仙芝第二次这么狼狈，可是这也不能责怪高、封两位将军——“天要灭我，岂我之罪？”当年项羽对天一唱三叹的说出这句话来，司马史公尚可批一句“岂不谬哉？”如果这两位将军要是这么对天长叹的话，我们也只有陪着一起感叹。这也奠定了二位将军命运的悲剧色彩。




       唐军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虽然叛军随后赶到，但仍然被挡住在潼关，无法进入。可见潼关确实是重地，是一道大门，从封常清“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这句话来看，唐在战略上是有失误的，像潼关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派重兵把守呢？将重军放在洛阳这种四面受敌之地，实在是失策。假如，唐从一开始就把重兵放在潼关，只要有潼关这个基础，进可夺洛阳，不利则死守住长安的东大门，还是很可行的。像洛阳这些地方，也只好该放就放了，若说的好听些，就是“欲取先予”，只要关中在手，又何愁东都不下？唐初就是先拿下关中，然后把关中周围的障碍打扫干净之后，最后才去攻打洛阳。而一开始就打开大门向前冲，打不过后才仓促回防，唐朝的这个办法怎么看都有点蠢。



      好在，此时犯蠢的不只是唐军，安禄山的脑子也不很清醒。所以说唐与安禄山此番较量倒也势均力敌，只要有一方有出众的谋略，情况都不会是这样。假如安禄山这时趁唐军立足未稳，猛攻潼关，相信以潼关天险也无法抵住他的势头，可能玄宗就要早些逃亡了。然而，苦孩子出身的安禄山，胜利之后开始大做皇帝梦，在洛阳做登基的准备，高高兴兴的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以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才能，再有玄宗的鼎力支持，把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军马都调过来，那么这一次叛乱也就有惊无险。然而玄宗随后的表现不但让人失望，而且令人痛心，他的一连串失误，给我的感觉是：他疯了。

在世界通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中国东汉的将军马援如此说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作为将军，功成名就也好，战死沙场也好，前者有成功的喜悦，后者有慷慨的悲壮，都是很好的归宿。而悲惨的将军，则情况各异，有的是功成身败，像韩信那样；有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像宗泽那样；还有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样的将军，譬如岳飞，譬如袁崇焕，连写史的人都禁不住为他们大声喊冤，“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是《宋史》中岳飞传的最后两句话。那么我也要这么大喊两声，一声送给高仙芝，一声送给封常清。


      还记得跟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那个宦官吗？对，此人名为边令诚。也许是玄宗想起他和高仙芝曾配合过，所以这一次又派他监军。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件好事，将军出征，身边总有个宦官盯梢，多难受啊？不过皇帝要想掌控军队，不至于让朝臣将在外不受自己号令，也只能派身边的人去。这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个弊病。在那次小勃律之战中却也幸亏有了边令诚，他帮了高仙芝大忙，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这一次，事情就恰恰坏在他身上了。




         据说“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究竟边令诚请求的是什么事呢？一般说有什么“请求”，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对军队的决定，比如军队的进退等等，二是要钱财之类的东西。从钱财上讲，高仙芝开放陕郡的仓库，边令诚或许请求过他要多拿一些东西，如果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根据后面的结果，高仙芝应该是没有答应才说的通。唐书上写边令诚“数私于高仙芝，仙芝不应”。好一位正直的将军！但是，有问题。高仙芝实在犯不着在钱财上得罪这位要命的监军，他自己就曾把石国的宝物拿到自己家中，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反对谁多拿一点钱。而且，同是唐书所写，“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为什么单单不给边令诚呢？



       边令诚的重要性，连我们都能看出来，对皇帝意思心照不宣的高仙芝会不明白？安禄山还曾多次贿赂宦官，可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拿小勃律之战那次来说，边令诚可是高高兴兴回来的，如果那一次高仙芝给他送了礼，那说明这一次也不会不送；如果高仙芝那次没送礼，那说明边令诚不会因此而记恨。所以说，我觉得双方产生矛盾，并不像唐书所写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真是这样，有可能高仙芝瞧宦官不顺眼，所以给谁也不给宦官；也有可能边令诚先施恩惠，再以此为理由狠狠敲诈一笔巨额财产。另外，封常清和高仙芝比起来，“性勤俭，耐劳苦，出军乘骡，私厩才二马，赏罚分明”，如果说因钱的问题得罪边令诚，那也是封常清的面大。那双方的矛盾，是不是出现在见解主张上呢？



       边令诚的确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如果真是那样，玄宗也不会派这么个废物出来监军了。他随军出征小勃律，这在唐朝的宦官中，也算是一个壮举——当然还有比他更壮的，比如第一个下西洋的杨良瑶（注意，可不是郑和哟，虽然他是最有名的，但杨良瑶早了六百多年就下西洋了），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说也罢。高仙芝不战而退，如果不是身处其境，别人的确不好理解。边令诚并非全不懂战事，但也不是全懂，很可能他无法理解高、封两将军的这一决定，也许在他看来，将军有兵就应该打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在《元册府龟》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元宗（即玄宗，又是避康熙玄烨之讳）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毎事规仙芝，芝多不从。”高仙芝不听边令诚的话，边令诚当然大为不快。所以说，矛盾出现在主张上是说的通的，又由于除了退兵之外没有其他的动作，因此双方可能就退兵一事产生分歧。



      在退守潼关之后，边令诚入朝向皇帝奏报消息。边令诚向玄宗报告了高仙芝、封常清战败的情况：“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这是高、封二将主要的三大“罪状”。不过细分析起来，除了高仙芝盗减军粮，其他的也不算多大的诬陷，只是在已有的事实基础上，夸张了一下。




        “以贼摇众”，封常清对高仙芝所说的那些话，使高仙芝不战而退，似乎勉强可以算是“摇众”。但单是这一件事，分量还不够，这就要补充此前的一些事情了。当封常清兵败后，他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形势，玄宗都没有召见。想当初封常清夸下恁般的海口，引得玄宗心花怒放，却不想得到的却是封常清屡战屡败的消息，想来玄宗也是气的发晕了。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还没到长安，在渭南就接到了玄宗的诏敕，剥夺了他的官职和爵位，“白衣自效”，只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到高仙芝的军中效命。不过这么一员大将只用作士兵，就浪费了，仙芝“使衣黑衣监左右部军”。从后来封常清的遗表来看，他数次上报的内容很多都是提醒玄宗不要轻敌，直到他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一点，这样看来，也确是有点“以贼摇众”的意思，至少玄宗是这么看的。“仙芝弃陕地数百里”，这也是事实，从边令诚列举这一条为罪状来看，他是不满于弃地退守潼关的。“仙芝盗减军士粮赐”，这个只怕也并非全无出处，或许正有了高仙芝取走石国财物这件事(真是遗患无穷啊)，边令诚才好在这个问题上下手。不过若说这是边令诚自己平白捏造出来的，虽然大多数人这么以为，但也有可能是他听到了某个传言，但这一次高仙芝的确是冤枉的。



      客观来说，边令诚还真不算是一个很坏的佞人，向皇帝奏报消息是他的任务，他所上报的内容也多是基于实情。不过他也是人，由于不高兴说的重了点也实属正常。他那一次为高仙芝说好话，也并不是因为和高仙芝有多深的交情，他只是把他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其中也包含着对高仙芝的同情，所以他至少是个良心未泯的人。之所以口碑不高，多半是与他宦官的身份有关，比如高力士，虽然前面曾写他挺不错，可是一提起来多少感觉还是有些怪。所以人们对宦官的偏见往往很难改变。糟糕的是，边令诚这一次的奏报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所以人们追溯其源头，自然要责怪边令诚了。但每个事物总可以解释成两样，边令诚第一次帮助高仙芝，也可以理解为同情弱者，即“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但把形容关羽的话拿来说边令诚，还是有点无法接受。那边令诚有没有这种同情弱者的情结呢？无从晓得。我还是倾向于他在这件事上还是比较秉公的。

玄宗听到边令诚的奏报，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


        自己最信任的边将反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玄宗本来就怒不可遏；现在自己最看重的两员边将又抽了自己两个耳光，所以玄宗必是暴跳如雷。前一个耳光，是安禄山的反叛，使玄宗坚定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成为了一个大笑话；后两个耳光，是玄宗坚信很快很轻松就可以收拾叛军的情况下，高、封二人的惨败。说来两位将军都有前科，一个曾有过一场大败，虽然玄宗由于看重很快又起用高仙芝，但难免不留下心里的阴影，另一个则是刚有过一场大败，所以这次不战而败、不战而退，使火山无法避免的爆发了。玄宗怎么能容忍的了呢？他怎么能容忍自己这样无比英明无上高贵的君王，被一个杂胡边将打的一塌糊涂？玄宗盛怒之下，有谁敢替两位将军求情呢？




封常清对于这个结果早有准备，他连遗表都写好了：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可见第一次在渭南宣诏的人是骆奉仙，这位同志后来在仆固怀恩的谋反上出了大力）。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曋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昨日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从表中看出，这是去长安的时候写的，而且是在接到了免职诏书之后，封常清打算上奏的表章，只是当时没有交上去，或许是没有人替他转交吧，所以一直留着。当边令诚到了潼关，向封常清宣示了诏书之后，封常清便把它交给了边令诚，请代为呈送玄宗。边令诚应当是照办了的，毕竟这是封常清最后一个要求。至于玄宗看没看，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封常清此表，其言也哀，其心也诚，其情也真，其志也坚，尤其对于玄宗要杀自己，毫无怨言，反而处处替玄宗着想。封常清先说了一下自己带的军队是“乌合之众”，然而他带着这些周南（即指洛阳）的市井之人仍然与敌人杀的血流遍野，所以打不过并非他没有尽心尽力。同样，士兵们也并非没有尽力打，但他们训练水平很低（基本上就是没训练），根本没法对抗强敌，所以洛阳之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封常清随后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自己没去战死沙场，那是担心自己一死，唐军失去主帅会更加混乱，同时也会助长叛军气势。封常清承认自己该死，然后又一再规劝玄宗不要轻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临死而毫无怨言，对玄宗一片忠心。我想，很多人看后了都会受感动，而史书没有记下玄宗读后的反应，似乎于此是无动于衷。难道是这样的表章见多了，见怪不怪？总之，表交给了边令诚之后，封常清便被杀了。


           在封常清被杀的时候，高仙芝还在带人巡营。等他回来之后，发现封常清已然被杀了。不过高仙芝来不及替封常清难过，因为边令诚马上带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大夫亦有恩命。”——啊，这还有我的事……高仙芝赶忙跪下听宣。如果说，当三个使者都被拒绝接见，而自己也被挡在了渭南，封常清当时已然清楚自己的下场难逃一死，所以说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而高仙芝却是有点被玄宗这道诏敕打了个措手不及。当高仙芝听到自己的罪名后，说，要是按失地折兵来判罪，倒也认了，但是盗减军粮却是没有的事，上有天，下有地，兵士现在也都在这里，“足下难道不知么？”但边令诚也只能说是一个奉旨办事的人，皇命已下，而且又不是在朝中，高仙芝无法亲自向玄宗求饶，所以，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了。但高仙芝的用意，更多的只怕是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无论如何，死也不能背着一个枉加的罪名。高仙芝回头对众将说：“我如果是冤枉的，你们就替我喊一声。”话音刚落，就听大家齐声喊：“冤枉！”然而这声冤枉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是澄清高仙芝的清白，却无法挽回玄宗的命令，无法挽回高仙芝的性命。



        高仙芝看着席上的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可见封常清在家里的排行是老二)，封二，当初你非要跟着我，后来你当节度判官也是由我推荐的，而如今，不想我们两个又是一起死的，岂非命哉？”唉，没想到死也得和你这个“丑鬼”在一起，命真不济……当然，这个是有点恶搞了，真实的高仙芝应该不会是这么想的。之后，高仙芝便被杀了。



        就这样，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大将被玄宗冤杀了。事实上失地折兵这样的理由，历来都是可杀可不杀。春秋时楚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军要是战败了，那就不要回来了。最典型的是城濮之战中的楚国将领成得臣（字子玉），兵败后就自杀了，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晋文公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后来晋国也遇到兵败，但晋国却吸取了教训，没有杀兵败的荀林父。唐玄宗这一次杀将，无疑做的有些过分了，高封二将的确没有什么错，也就是封常清的大话的确有些不合适，但这不能算是罪过。假如封常清带的是安西那支精兵，那么他夸下的海口虽然不一定能实现，却也未必败的这么惨。他二人退守潼关，可以说是替玄宗把住了长安的大门，否则，情况就更糟了。


        玄宗此时也许尚未知与敌军的差距，满以为天朝上国怎么也不该这么惨，一方面自然是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也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当玄宗怒气冲冲的望着朝堂上武将们的时候，那冒着怒火的目光分明就是在说：“我看谁还敢再战败!”于是武将们的冷汗涔涔向下流淌……

高封二人死后，军队不能没有主帅。这时玄宗想起一个人来……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诗中的“哥舒”便是本节的主人公，哥舒翰。


      哥舒翰也是一员蕃将，世居安西，父亲是突厥突骑施哥舒部的后裔，母亲是胡人。年轻时的哥舒翰颇有些任侠气质，《旧唐书》说他“好然诺，纵蒲酒”，《新唐书》则说是“重然诺，纵蒲酒长安市”。虽然一字之差，但给人的感觉就大大不同了。重然诺，有言有果，好然诺，就不一定有果了。老子云：“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孔子云：“慎于言而敏于行。”都是这个意思。好许诺的人不一定可以实行，这常见于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行为，所以像皇帝许给大臣们什么免死、封侯之类的话，基本上就是个牙疼咒。但侠客们不能如此，他们得言必信、行必果，不然就当不起这个侠字。事实上两唐书的意思都是哥舒翰重诺，只不过史家一不小心，用了一个易生歧义的字，因此就引发这些问题。



       哥舒翰算是个大器晚成的将领，他成为将军的过程，也颇有些任侠使气的因素。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在长安却三年都没有回去，因此得到长安尉不友好的待遇——也是，汉族对孝道是很看重的，哥舒翰如此作为，也就不难理解长安尉的态度了。哥舒翰不想回自己家里，大概是在长安乐不思蜀，这就像今天农村人口喜欢流动到城市一样。不过长安尉的不礼遇，一方面激起了哥舒翰自尊受到伤害的怒火，另一方面，长安尉虽然官小，却是一方父母官，得罪了他，日子也是不好过的。因此哥舒翰“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颇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



        河西是哥舒翰发迹的地方，他以其勇武善战很快得到赏识。在当时，河西的主要问题是吐蕃，而哥舒翰就好像是吐蕃的克星一样，对吐蕃作战算是个常胜将军。比如，在积石军（今青海贵德）那里每到麦子熟了的时候吐蕃就来抢掠，唐军这边却束手无策，吐蕃人便把那里称为“吐蕃麦庄”。其实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种麦子，如果说当地有老百姓在那里，那就把百姓迁到别的地方，但唐军没有采取这种办法，应该不会是没想到吧，纵然将军们想不出来，幕府中的判官们怎么也该想到吧。莫非是因为觉得换个地方也会同样被抢？如果是这样，那的确是没办法了。


      总之，这里是唐人“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伤心之地。这种情况当哥舒翰成为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西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之后，有所改观，而且是一下子就改观了。其实战术看来也相当简单，就是设伏，然后等敌人到来之后出其不意猛攻，所以说伏击是千年不变的硬道理。这一战唐军大获全胜，几乎将吐蕃的军马全部杀光，大大出了一口恶气。另外，据说此战中哥舒翰曾经因马受惊而掉进了河里，“吐蕃三将欲刺翰，翰大呼，皆拥矛不敢动，救兵至，追杀之。”这个说法似乎不大令人信服，哥舒翰又不是发出什么超声波或者次声波（次声波对人体有害，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吐蕃三将凭什么一听他吼就不敢动了呢？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错过这么个好机会，要么把哥舒翰杀了，要么就走为上策，呆在那里为哥舒翰的嗓门而惊讶，实在是一件很蠢的事情。还有，在对哥舒翰的战斗中失败的话，在往回逃跑的路上，如果感觉肩头有异物，那么回头探个究竟的行为也是件蠢事，因为回头便意味着死亡。哥舒翰的枪就在那里等待着，一旦回头，这个人就会被扎死，尸体被高高挑起，然后摔到地上。就算没被枪扎死，也会摔死的，就算没摔死，后面还会有一个哥舒翰的家奴过来斩断首级。不由得想到了狼，听说在狼杀人的方法也是这样，先把爪子搭在人的肩上，如果回头，便咬住喉咙不放。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搭在肩上的爪子，然后来个背口袋——这种方法听来好用，但只怕多数人不敢摸那毛乎乎的爪子。当然，这只是道听途说，真正的狼大概不会这么费事。


       总之，哥舒翰确实非常善战，这就回到前面提的那首诗了，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位“西鄙人”对哥舒将军是很钦佩的。“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句诗与王昌龄“但使卢城（一作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意思上有相近之处，但和飞将军李广不同的是，李广是生不逢时，有句常用的话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哥舒翰的命就好多了，当玄宗听说他的名声之后便召见他，两人说话很投机，于是玄宗任命他为鸿胪卿，兼西平郡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鸿胪卿是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其实这些边将在朝中的官职多是没用的，只不过虚挂着，主要的是节度使。哥舒翰这一次替代王忠嗣掌管陇右，算是真正的独当一面了。而由哥舒翰来顶替王忠嗣，也和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李林甫陷害王忠嗣这件事吗？当时和王忠嗣几乎同时而稍晚进京的就是哥舒翰。哥舒翰出发前，有人说让他多带些钱进京，好输通关节，哥舒翰则说，如果正道尚存，那不用带钱王忠嗣也没事，要真是不行，那带什么都没用。见到玄宗之后，哥舒翰替王忠嗣求情还是很下功夫的，毕竟王忠嗣是他的老上司，提拔过他，而且确实是冤枉的。当时一听哥舒翰要替王忠嗣求情，玄宗大概有些不悦，起身想到后宫去，“翰叩头随之而前，言词慷慨，声泪俱下”，于是玄宗大受感动。可以说，王忠嗣最后的宽大处理，哥舒翰立了很大功劳。



          之后，哥舒翰回到陇右，继续对吐蕃作战，结果是“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这也便是西鄙人诗中之意。不过后来有一次对吐蕃作战，唐军六万三千人攻吐蕃的石堡城，城中吐蕃兵才几百，但是据险而守，虽然最终按期攻破，但唐军损失数万。这好像有点得不偿失，不过拿下石堡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险地还是自己占领比较保险一些，而且拿下这里之后，唐军进而以赤岭为西塞，开屯田，备军实。哥舒翰这一次边功又得到玄宗的嘉奖，只可怜了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兵士，这也就是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吧……



       如果不发生安史之乱，哥舒翰也就是一直在陇右当节度使，或者隔几年再调换个地方，最后退休也就是了。事实上哥舒翰后来还真“退休”了，不过是因病，而非因年老，但究其原因，大约也和年老有关。史载哥舒翰爱饮酒，好声色，有一次洗澡，在浴室里中风晕倒，良久才苏醒过来。按病理来说，一般中风都是有高血压这个基础，而哥舒翰那些爱好大概造成了他的高血压，再加上哥舒翰确实年龄大了，所以难免发病。忽然想到唐代中风的皇帝不少，而且也有年龄不是很大的，看来他们血压都高的厉害。由于中风，哥舒翰只好回家去养病。但对杨国忠来讲，哥舒翰病的似乎不大是时候。因为他正想拉拢哥舒翰对付安禄山。



         杨国忠之所以要拉拢哥舒翰，是因为哥舒翰和安禄山不和，正好可以利用。有一次酒宴上，安禄山想缓和他与哥舒翰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不相亲近呢？”哥舒翰回答说：“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安禄山一听大怒，认为这是哥舒翰有意讽刺自己。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本意上看，似乎是说安禄山忘本与他族结交（莫名其妙，难道哥舒翰就不与别族结交么），但古人称“胡”为“狐”，所以安禄山才会以为哥舒翰是讥讽他为胡人，事实上哥舒翰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更有趣了，他们都是胡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对于汉族来讲，几乎没什么区别，都是蕃将，可是他们自己之间，难道也分三六九等吗？由此又想到了大骂高仙芝为“高丽奴”的夫蒙灵察，自己也非汉族而是羌人。话说安禄山大怒，于是开骂：“突厥敢如此耶！”你讥讽我是胡人，可你是突厥，也高不到哪去。哥舒翰也要发怒，幸好这时高力士在一旁，冲哥舒翰使眼色，意思就是让他不要和安禄山发生冲突。可想而知，玄宗虽然能忍让哥舒翰此前与干儿子安禄山的不和，但如果真打起来，吃亏的只怕还是哥舒翰。



       这件事大约闹的挺大，从此两人之间再无缓和的余地。杨国忠看准了这一点，着手拉拢哥舒翰。其实之前杨国忠和哥舒翰也曾经合作过一次，就是杨国忠指出李林甫和阿布思叛逃相关的时候，哥舒翰从中证明确实发生过此事。这件事李皇叔怕是真冤枉的，因为把他归为奸臣的《新唐书》上都不曾提到，那么杨国忠和哥舒翰有什么勾结么？也不一定，大约是李林甫太不得人心了。哥舒翰后来步步高升，纵然杨国忠没有出力，但至少他也没有阻碍。天宝十二年，继安禄山封为郡王之后，哥舒翰也被封为西平郡王。可惜高仙芝在那之前有一场大败，不然说不定他也来个郡王当当。如果说安禄山是皇帝干儿子，封郡王还可说的过去，那么对哥舒翰则算是滥赏了，这也映射出来玄宗后期的赏罚无度。


         哥舒翰病废在家，本可以逃脱安史之乱的影响（至少是逃脱一时，后来就算安禄山想抓他也未必抓得到），但是由于高、封二将同日并命，玄宗便想起了他，于是硬生生把中风的哥舒翰从家中拉了出来

安禄山造反，一路上也确实杀了一些人，譬如太原不明就里而出迎的杨光翙，就被安禄山杀了，原因是他依附杨国忠。好歹也可以把他算做一个烈士，但和颜氏一家的忠烈相比，这样的烈士便打了折扣。


          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发现安禄山有异志，于是早早的便做准备。他以多雨的借口，命人修筑城壕，充实府库，而且早早的统计到时可以用得上的壮丁人数，以便将来可以招兵买马。这些行动安禄山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他这样做的意思，但安禄山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是认为一旦打起来，颜真卿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所以也不加干预。当然，这也有颜真卿演戏的功劳，他可是把戏做足了，天天和宾客去泛舟饮酒，以示他的“无用”，正因为如此，安禄山才会上当。当安禄山起兵谋反的时候，“河北郡县皆风靡”，只有不被安禄山看重的平原太守颜真卿，率领平原和博平两郡的七千士兵，在黄河渡口一带抵御，同时派平原司兵李平从小路去报告给朝廷。玄宗本来正在为河北诸郡的望风而降而感慨：“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李平到后，报告玄宗在平原那里还有一个“大”义士带着七千“小”义士抵抗叛军，玄宗转怒为喜，高兴地说：“朕不认识颜真卿是什么样子，竟如此忠义！”河北正因为有了颜真卿这样的中流砥柱，所以后来又有许多州郡响应他。不这，安禄山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河北，他起初的计划是直逼长安，河北大部分地区，或者说95.83%（二十四分之二十三）的地方都归自己统治，那百分之四的弹丸之地无论如何也对他构不成要命的危胁，所以也就没有认真攻打。想象一下，如果安禄山的大军真去那里猛攻，那么颜真卿的七千人怎么都不够用，结果可想而知。




         但颜真卿没有死，死的却是他的堂兄颜杲卿。当安禄山的叛军到达藁城的时候，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只好带着长史袁履谦一起去迎接安禄山。这在安禄山看来，理所当然的就是投降，于是欣然接受，还赏赐给他金鱼袋紫衣服，这是高官的象征，可谓待之“不薄”。但安禄山终究不放心他，虽然仍然让他担任常山太守，但是却把他的子弟都带走当作人质。回来的路上，颜杲卿指着安禄山赏赐的“金紫”对袁履谦说：“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呢？”袁履谦一下子领悟了他的意思，于是两人暗中谋划起兵讨伐安禄山。后来参与谋划的还有参军冯虔、真定县令贾深、藁城县尉崔安石、常山人翟万德、内丘县丞张通幽等人，而颜杲卿还联络到了太原尹王承业。这时颜真卿又派来颜杲卿的外甥卢逖与他联系，计划要合力断绝安禄山的后路。这些，都瞒过了安禄山。




        起初事情进行的相当顺利。在他们要动手的时候，安禄山派去幽州征兵的高邈还没有回来，正是好时机，于是颜杲卿假借安禄山的命令召来另一员安禄山的大将李钦凑，让他率部到城下接受犒赏。这一天，即十二月丙午（二十一日），天刚黑，李钦凑率部来到常山，颜杲卿如约派人带着酒食妓乐去慰劳，把一群人灌得大醉，之后就割下李钦凑的头颅，不动一刀一枪就把这部分军队的部将抓住，第二天全部杀掉。颜杲卿遣散了这些兵众，并缴获了他的武器，来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不久，高邈从幽州回来，快要到达藁城的时候被颜杲卿派来的冯虔去抓获了。同一天何千年从东都到达这里，也同样被抓。从抓的手法上看，大约两次是一样的，都是颜杲卿派人迎接，然后出其不意抓人。



          抓来的何千年向颜杲卿分析了一下局势，认为常山郡所召募的士卒都是乌合之众，无法抵抗叛军，所以颜杲卿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避免与叛军直接交锋，等到朔方人马来到的时候，再合力进攻，联合赵魏两地，割断叛军之间的联系。何千年据此提议应当声言李光弼已率领一万人马从井陉关出发，同时以恐吓的手段来警告张献诚要尽快投降。应该说，安禄山一方的叛徒何千年的办法确实算是一条奇计，所以颜杲卿听后大喜，按照他的谋划行事。这条计谋很快显示出来效果了，张献诚中计，果然撤退，他所率领的团练兵也都溃败。这又是一次胜利，于是颜杲卿派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之后命令崔安石告诉其他州郡说：“大军已下井陉，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这个影响可比颜真卿的孤掌难鸣要大多了，也就是这时，河北的州郡大规模响应，有十七郡重归朝廷，合兵总共有二十多万。而这时依附安禄山的则只有安禄山的老家范阳，以及卢龙、密云、渔阳、汲郡和邺郡等六郡。本来范阳的贾循也有意投降唐，但就在他犹豫不决没有行动的时候，别将牛润客听说了此事，报告给安禄山。安禄山赶忙派亲信去召贾循，乘机杀了他，并且将他灭族。不过总体上对唐朝一方来说，形势有所转机。




       河北的一系列事件牵制了安禄山，无疑也缓解了潼关的压力，因为安禄山本打算亲自率兵攻打潼关的，但河北有变，而且已经变到这个地步了，自己的家若是不保，自己也就危险了。于是安禄山率军回征，叛将蔡希德也带一万人马从河内攻向河北。





         这时颜杲卿有一个失误，他派自己的儿子颜泉明与贾深、翟万德一起到长安，向朝廷进献李钦凑的头颅及何千年与高邈等人。这本来是没什么毛病，但这时出现了一个小人，把事情搞的乱七八糟。这个小人便是张通幽，他哭求颜杲卿说：“我哥哥张通儒是叛军将领，请让我与颜泉明一起入京，以救我全家的性命。”善良的颜杲卿没有任何戒备心理，受到了他的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到了太原，张通幽转而想依附太原尹王承业，这倒也没什么，可是他居然让王承业扣留了同行的这些人，连颜泉明也一起扣留住了，然后另作表书夸大自己的功劳而贬低颜杲卿，另派使者前去朝廷。糟糕的是，起兵才八天的颜杲卿，还没有作好必要的防守准备，而叛军在史思明和蔡希德的带领之下已经兵临城下，这时颜杲卿急忙向王承业求援。王承业在窃取了颜杲卿的功劳之后，以一种小人的心理盼望叛军能够攻陷常山，所以拥兵不救，可说是丧尽天良。于是瞬间常山成了孤城，尽管颜杲卿率兵昼夜苦战，以致箭尽粮绝，在初八之天终被叛军攻陷。在叛军血腥屠杀了一万余人之后，把抓住的颜杲卿、袁履谦等人送往洛阳。就在颜杲卿为常山苦苦守城的同时，王承业的使者已经到了长安，玄宗看了奏表之后非常高兴，任命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他部下加官进爵的竟达一百多人。颜杲卿则只被封为卫尉卿，而且任命还没有到达，常山城就已被叛军攻陷。对比一下，简直是两重天——写到这里十分的难过，一为颜杲卿，二为颜杲卿，三仍为颜杲卿。他太可怜了，他太忠诚了，他太正直而善良了，然而他却在地下，而得志的小人却在天上……




       颜杲卿等人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历数自己提拔颜杲卿的过程，责备他：“我什么地方有负于你，而你竟然起兵反对我？”事实上安禄山确实待颜杲卿不薄，但颜杲卿与为董卓叹息的蔡邕不同，他不是意气用事的文人，而是一位忠烈之士。颜杲卿对安禄山怒目相视，大骂说：“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实在是妙问，以同样的逻辑诘问本来的诘问者，在单纯的辩论上，颜杲卿胜利了。颜杲卿自知不免，索性大骂个痛快：“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安禄山十分恼怒，令人把颜杲卿捆绑在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肢解杀死。直到死，颜杲卿仍然骂不绝口。这一天，颜杲卿一家被安禄山杀死的有三十多人。他们死的也非常惨，颜杲卿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还有袁履谦，都是被先截断手足，然后“割脔”，这和后来极惨的剐刑已经很接近了。



       颜杲卿死后，河北的形势又一下子逆转，原来投唐的郡县又转而投向了安禄山。但就在这一年的二月，颜杲卿曾盼望了许久的李光弼终于率军赶到，攻破了常山，俘虏了叛将安思义。在与史思明激战过后，李光弼取胜。李光弼将颜杲卿和袁履谦等人在狱中的妻女释放了出来，厚加给恤。后来幸运的活下来的颜泉明，终于得到自由，他求得其父与袁履谦等人的尸体，让烈士们入土为安。几年后，朝廷下诏追加卿杲卿为太子太保，并予以褒奖，也算是告慰了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也就是这时，颜杲卿的堂弟颜真卿，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名篇《祭侄文稿》：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於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谒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东。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及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一篇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颜真卿的书法，事实上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是很有道理的，全篇读来有一股莫名的悲愤，“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想起叶圣陶先生五月卅一日在急雨中悲愤的写下：我满腔的愤怒。“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比叶先生文中那“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像王承业这样丑陋的魔影。但王承业最终也得到了报应，然而我对他没有一丝同情，他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在太原军政不修，所以朝廷派侍御史崔众剥夺了他的兵权，不久又派宦官杀了他。




         颜杲卿死后，河北一带，颜真卿仍在坚守平原，当然他也有所发展。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名叫李萼，从清河来到平原，向颜真卿借兵，指明清河是平原的西邻，而且那里有很多辎重，人口也有十余万，其财物足可抵上三个平原，就是兵马也相当于两个平原郡，因此如果颜真卿能够控制这里，以平原、清河两郡为防御核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


           颜真卿觉得自己这里的兵刚召集，没经过训练，而常、封二将没经练兵而兵败的教训就在眼前，颜真卿不敢大意。所以这些兵也只够拿来自保，没法顾得上邻郡。颜真卿想问李萼下一步计划，再做决定，李萼则似乎有些发怒，说“您决心没下，我怎敢鲁莽的说出下一步的计划呢！”这下倒真有些打动颜真卿，本来颜真卿是想借兵给他，但又担心借兵之后兵力分散，一事无成不说，更要命的是连自身都难保。住到馆舍的李萼没有灰心，写信给颜真卿，这回他从反面阐述一旦清河失守或者投靠叛军，那将成为平原西面的强敌，到时颜大人也就追悔莫及了。看后颜真卿大为震惊，立刻去见李萼，答应借兵六千。等把他送到边境与他握手而别的时候，颜真卿又询问李萼下一步计划，李萼便将自己的策略和盘托出。李萼的计划很系统，他先指出朝廷派来的军队被占据险要的叛军狙击，无法前进，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攻打魏郡，抓住叛军的太守袁知泰，仍换上原来的太守司马垂，并让他做西南主将，分兵攻打崞口帮助唐军过来，共同讨伐汲、邺两郡以北一直到幽陵的这些地方的叛军；平原则与清河联手率领其他郡县的兵将，向南兵进孟津，沿黄河占领战略要地，截断叛军的退路。李萼推测东征的唐军不少于二十万，河南地区忠于朝廷的军队也不少于十万，所以还是大有可用的。

         颜真卿只要上表朝廷请求东征的唐军固守，而不要轻易出战，这样用不了一个月，叛军必然会发生内乱。颜真卿不禁拍案叫好，于是会同清河及博平的军队，果然把魏郡兵杀的大败，一举收复了魏郡，军势大振。还有一件事比较感人，就是平卢游弈使刘客奴等人在杀掉安禄山任命的平卢节度使吕知诲后，联系颜真卿，主动提出要拿下范阳，颜真卿派人带着东西去支援，并且把自己当时唯一的儿子交给刘客奴作为人质。不过后来刘客奴被史思明击败，这一次努力又白费了。




         但不管是平原还是常山，如果从大的方向来说，他们只能算做是“辅”，而唐军的主力，也就是与叛军正面交锋的军队才是“主”。如果大局上不能占据优势，那局部即使能够一时主动，但没有后续力量，没有外来的支援，也终将孤掌难鸣。假如能够有一部分唐军来支援常山的颜杲卿，那么当时常山未必会陷落；假如唐军能够打败安禄山主力，那么再有河北、河南等地的响应，局势应该向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但唐军主力无法击败叛军，一时间处于下风，所以在尹子奇、史思明的攻击之下，河北诸郡相继陷落，最后只有平原、清河及博平三郡坚持了下来。而到了潼关失守、玄宗出逃之后，颜真卿也终于守不住，只好带着人离开守了一年左右的平原，辗转江淮、荆襄，历经半年的时间，最后到达凤翔。


        安史之乱中的颜氏一家，或死难，或顽强的抵抗叛军，还有的流离失所，但他们都十分忠于唐王朝。不知唐初的颜思鲁——也就是颜杲卿、颜真卿共同的五世祖——在天有灵，会为后人的悲惨遭遇而痛心呢，还是为他们的忠烈而高兴？也许他会含笑点头，但脸上却流淌着两行浊泪……



         世上总是正反两方并存的，有烈士，就有叛徒，当然还有众多的居中者，这暂且不提。当东都洛阳陷落的时候，河南尹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这和颜杲卿出迎安禄山的时间相差不久。但与他同时被抓的，还有曾与他一起“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的李憕、卢奕等人，但这些人都坚决不降，被安禄山杀掉了。在两唐书上，他们都是作为忠臣与颜杲卿一起进入忠臣传中，至于达奚珣，则没有独立的传记。达奚珣最后在肃宗将当初接受伪职的官员们六等定罪的时候，成为一个重罪典型，被斩首了。其实原来提出安禄山想把汉将换成蕃将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达奚珣，而且他也确实和李憕等人一起守卫过东都，怎么看都不该是个投降的人。


        猜测一下，达奚珣的投降，会不会也和颜杲卿一样有着深意呢？之所以后来没有行事，是不惧怕被杀呢？这并不是想给达奚珣开脱，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是很无奈的。但达奚珣连个开脱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担任了叛军的左相，就算不是主动，却也未见有多被动。不过达奚珣确是个胆小的人，有一次杨国忠不学无术的儿子参加考试，结果考了个不及格，达奚珣害怕杨国忠的权势，就让自己的儿子去询问杨国忠的意思，杨国忠一句“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吓的达奚珣赶忙把杨睻举为上第。然而胆小未必要泯灭良心，就算无法抗拒叛军的势力，也不该助纣为虐。在真正的烈士面前，王承业、达奚珣都不过跳梁小丑而已……

在常山李光弼曾与史思明交战过，几个月后，郭、李二人又与史思明多次交战。唐军取得常山郡九县当中的七县之后，与史思明对峙。史思明切断了常山的粮道，李光弼派人去石邑取粮草，蔡希德攻打石邑，一时被张奉璋击退。但这无法持久，李光弼便向郭子仪求救。郭、李合兵与史思明交战于九门城南，将叛军打得大败。史思明收拾残兵逃奔赵郡，蔡希德则逃奔巨鹿。不久史思明又从赵郡逃到已经归顺了朝廷的博陵，他便把博陵的官员全部杀死，于是“河朔之民苦贼残暴”，纷纷起兵反抗，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给叛军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当唐军一到，这些军队都主动来助战。于当月十七日进攻赵郡，激战一天，大获全胜。李光弼将收缴的被抢掠的物品，全部归还了城中的百姓，郭子仪也将俘虏的四千余人全数释放，然后杀了安禄山任命的太守郭献璆。唐军这种措施很得人心，只可惜官兵并非一直都如此行事，一般时候，都是“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如剃的情况以后再说，那剃到什么程度呢？请容我在这里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




             此后，李光弼率兵包围博陵，十天也无法攻克，就退兵回恒阳补充粮草。后来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兵退回常山，史思明收拾数万散兵随后追击，打了三天，到达行唐县，叛军终因疲惫而无力再战，这才退兵。于是郭子仪乘机出击，在沙河取胜。蔡希德逃到洛阳，安禄山让他率领二万人，并派牛廷玠率范阳一万多人，共同增援史思明，合兵一共五万多人。双方较量起速度，终于唐军早些抵达恒阳。郭子仪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让史思明大为头疼，因为他去攻击的话，唐军就固守，他要是撤兵唐军就追击，而且唐军白天向自己炫耀武力，晚上又派部队来袭击，这样持续了数天，叛军一直都不得安生。看到叛军疲惫，郭子仪与李光弼商量说：“叛军已经疲劳，可以出战。”这便是“敌疲我打”的道理吧。



                五月二十九日，双方在嘉山会战，叛军大败，五万人被杀死了四万多，被俘的也有一千来号。此战史思明败的相当惨，他从马上摔了下来，把头发都摔乱了，也不顾地上是否平坦，光着脚步行而逃。到了晚上，这才拄着折断的长枪回到了军营，然后又逃向博陵。李光弼则率军紧紧围住博陵，一下子军威大振。朝三暮四的河北的十多个州郡又归降了朝廷。这样，范阳的退路再次被切断，叛军在这之间往来只好偷偷摸摸地通过，可是再怎么小心也没用，大多数仍是被唐军俘获，所以安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们士气都很低落，“无不摇心”。



                 这样的话，形势极不利于安禄山，如果他的军队士气没有保证，那就玄了。因此安禄山又气又怕，大约是一边狂抓脑袋，一边大骂当初劝自己起兵的谋主高尚与严庄等人——“你们数年来都劝我反叛，说一定能成功。可我现在被挡在了潼关，几个月都不能攻破，北归的路也被切断，我们现在占据的就只有汴州、郑州这几个地方，这如何能够取胜呢？嗯？嗯嗯？从此以后你们不要再来见我了！”高尚与严庄听后很害怕，当真好多天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部将田乾真从潼关回来，替两人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之！”也就是说，谁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主上您又何必着急？何况那两个人都算是元勋一级的人物，不可轻动啊。安禄山一听十分高兴，叫着田乾真的小名说：“阿浩，你真能够体谅我。”然后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宴款待，席间安禄山还亲自为他们唱歌劝酒，大概是年纪大了跳不动舞了，所以唱唱歌也算一番心意。真怀疑安禄山是不是有音乐家的天赋，歌舞俱通，难怪音乐家的唐玄宗会喜欢他。就这样，安禄山仍像以前一样对待他们，但这也无法扭转现实的局势，所以安禄山计划放弃洛阳，率军回保范阳。



                 安禄山虽然计划要撤军，但决心未下。确实，对于他来说，后退的危险更大。因为真正的后退比后方报来的糟糕消息更能打击士气。李渊父子从太原向长安进兵的过程中，遇到了下雨的麻烦，当时李渊曾想撤军，但在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向长安进发。这后来被证明为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李渊真的撤军，那他后来能否开创唐朝，还真不好说，基本上就是无望了。安禄山也一样，如果退兵，叛军上下士气必定一下子降低不少，回保范阳也未必会成功。安禄山犹豫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吧。但他这些脑筋是白费了，因为他根本不必要劳神，唐军内部的矛盾足以为他进军制造机会。

对于叛军来说，最希望什么？当然是速战速决，因为与市井之人组成的唐军正面交锋，他们无疑占尽先机。那叛军最怕什么？叛军最怕什么其实前面安禄山已经说了，就是在潼关前被阻，而后路又被切。所以唐军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当然就得照着叛军最怕的下手。守住潼关，切断叛军后路，唐军就居于主动地位；不断后路而单守潼关，至少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两样都不占，那就完了，若只断敌人后路，而自己的门户没有守住，也是白费。所以，最关键的，就是潼关。只要唐军守住潼关天险，后方稳定，哪怕敌人逞豪强？



            最先上场的高仙芝、封常清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首轮交锋兵败之后，死死守住潼关，阻挡了叛军前进的速度。可惜玄宗冤杀了二将，继任的便是前面提到的哥舒翰。



              玄宗看中哥舒翰的，一方面是他的善战，当然也有他身为大将的威望，另一方面，则是他与安禄山素来不睦。玄宗召见哥舒翰，拜他为第二任兵马副元帅，而主帅是谁呢？通鉴没有写，看来应该还是玄宗的六子荣王琬，但他在当年年底就去世了。



             玄宗命哥舒翰率八万唐军去征讨安禄山，同时下诏让各地进军，共同收复洛阳。哥舒翰本来因病不想答应，但玄宗不同意，又任命田良丘、萧昕等人为他的助手，令火拔归仁等率部听哥舒翰调遣，加上高仙芝原来的军队，这号为二十万的唐朝大军，全部交给哥舒翰指挥。



                  接手后，哥舒翰仍然坚持高、封的策略坚守潼关，但他因病不能料理军务，看来病的真不轻，他只得让田良丘来处理军政大事，但田良丘又不敢一个人做重要决定，于是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但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二人争权，军令无法统一。在军队，军令据有最重要的位置，军令不行，将何以统兵？军令不统一，士兵又何以是从？加之，哥舒翰用法严厉，有些不体恤士兵，所以唐军士气低落，大大影响了战斗力，尽管本来战斗力就不高。但这种情况下，以潼关为本，哥舒翰击败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进攻。也许望着关下的安庆绪，哥舒翰心里说：“嘿嘿，乳臭未干的小儿……”



                 但哥舒翰这期间做错了一件事，这件事导致了极严重的后果。与高仙芝、封常清等几乎不预朝廷中事的边将不同，哥舒翰参与了朝中大臣间的倾轧，比方前面提到的他为杨国忠指证李林甫与阿拔尼有关，又与安禄山有仇，所以哥舒翰再想脱身就难了。杨国忠本来是拉拢哥舒翰的，如果两人一直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对哥舒翰率军作战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这件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玄宗相信安禄山造反之后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就是把安思顺从朔方召回来，由节度使改任为户部尚书，以郭子仪接替他为新任朔方节度使。这一次免职不是偶然的，从姓氏上我们也大致可以猜测，安思顺与安禄山有关系，但是是什么关系呢？正史上没有记载安思顺的生平，倒是杜牧在《张保皋郑公传》中写明他是安禄山的从弟。因此玄宗才会让他回到朝中，至少兵权是不可以再交给他了。然而安思顺应与安禄山并无太大关系，当他得知安禄山要谋反的时候，曾借入朝之机向玄宗奏报了这件事。因此在安禄山真的反叛时，玄宗对安思顺没有加罪。





                    但哥舒翰不仅与安禄山有矛盾，也一直与安思顺有仇，而且从那一次与安禄山闹翻时安禄山的话中可以看出来，哥舒翰应该是先与安思顺不和，然后才引发了与安禄山的矛盾。所以一旦得势，哥舒翰便寻找为难对手的机会。安禄山造反，这是天赐良机，古时谋反是十恶之首，往往株连九族，唐朝的法律，兄弟在其他地方不知情的，可以不算。安思顺虽然早先奏报了玄宗这件事，但玄宗终究难免会心存芥蒂。哥舒翰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又在潼关抓住这个人，交给朝廷，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杀了他。就这样，玄宗将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处死了，流放他们的家人到岭南。推测玄宗的心理，只怕未必不清楚安思顺的冤屈，但一来是难免还有怀疑，二来也是为了“讨好”哥舒翰，三则未必没有泄愤的意思在其中。史载，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杨国忠与安禄山有仇，但他却要救安思顺，可见杨国忠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为人那么坏。只是他为什么要救安思顺呢？是因为见安思顺冤枉，还是安思顺托杨国忠为自己求情？史上没有关于安思顺一家给杨国忠送礼一说，所以杨国忠可能是自发的为安思顺辩白冤屈。



                   在《全唐文》中有一篇邵说的《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当是后来郭子仪为安思顺鸣冤时所作。文中没有什么独家报导，除了两唐书和通鉴记的事情（还没这几本史书全呢）之外，就是一堆滥而无用的颂词了。但里面没有提到杨国忠，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满朝官员都觉得安思顺很冤，不单单是杨国忠；二是后来杨国忠被定为奸臣，不提他可能是为敢避讳吧。


              但玄宗别人的话都没听，一个心思的按照哥舒翰所凑，将安思顺处死了，杨国忠不管有没有求情，都必然对哥舒翰产生一种忌恨心理。杨国忠很担心有人会取代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因为感情上的疏远，早晚会带来现实上的距离，比如玄宗曾很信任的李林甫就是他的榜样。而且要命的是，哥舒翰是有边功的，而且如若胜利，哥舒翰的功劳又将十分卓著，如果再有皇帝这般的信任，那时将无人撼动他。战国时秦国的范雎，就是因为担心白起的功劳而要求秦昭王撤军。应侯范雎还是有功于秦的，而杨国忠几乎没什么政绩作为资本，自然更加忌讳这些。但哥舒翰应该不会想到这会得罪杨国忠，因为对他而言，他只是除去一个仇敌而已。




                如果说这件事是哥舒翰无心之失，但确实与杨国忠之间出现裂痕，所以为后面的事打下了一个不好的基础。安禄山起兵所打的旗号是讨伐杨国忠，所以人们都以为安禄山叛乱的原因是杨国忠骄横放纵，所以杨国忠一下子成了“公敌”。有鉴于此，部将王思礼悄悄的劝哥舒翰，让他上表请求玄宗杀掉杨国忠。这一次，哥舒翰没有答应，也许是自度力量扳不动杨国忠，也许也没以为会有和杨国忠成为敌人的可能。于是王思礼又请求率骑兵三十把杨国忠从长安劫持出来，到潼关再把他杀掉，哥舒翰仍然反对，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唐书上则说哥舒翰心许之，未发。其实这两种记载倒也算不上矛盾，因为可以是心里答应，而嘴上反对。但哥舒翰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先暂时放一放。




           就在哥舒翰未发之际，有人将此透露给了杨国忠。要说哥舒翰实在太大意了，这样的话怎能容其泄露出去？当事人哥舒翰应该不会傻到和别人去说这件事，王思礼只要不是别有用心，一般也不会说出去。那么是谁泄露了呢？一方面可能是某个人不小心听到的；另一方面，退一步想，若哥舒翰真的“心许之”，虽没有大动，但怎么也有所动作，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这样的话，哥舒翰之失就在于速度不够快，如果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事办成，后面也就没事了。




                哥舒翰虽是一员战将，但从他与杨国忠联手击败李林甫，准确的预料到了李皇叔的失势和杨国忠的得势，可以说是有一定政治敏感的，并非完全不懂政治，像这样的失误，实在不该出现在他身上。而从动机上看，哥舒翰与杨国忠并未有仇，而且杨国忠当政几年，对哥舒翰一直还是拉拢的，从私人角度，实找不出哥舒翰要杀杨国忠的理由；当然我们也不必给哥舒翰扣个大帽子，说什么替朝廷——啊不，得说是替国家、替人民，铲除一个蠹虫，按哥舒翰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和安禄山也没什么区别了；如果说是想杀掉杨国忠后自己取而代之，那也基本不可能，因为后宫中还有个杨贵妃，哥舒翰杀了她哥哥，贵妃同志又怎会答应？哥舒翰再傻也不至于去得罪这位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的娘娘大人。左右不通，那么就得动武了：看你这婆娘还能兴什么风浪？



             但哥舒翰既然可以动兵干掉杨国忠，甚至为免除不利于自己的枕边风而杀掉杨贵妃，又为何不能直接杀唐玄宗呢？杀杨氏兄妹，自己至多是个权臣，而杀了皇帝，则自己也可以当皇帝，做了同样大小的物理概念上的功，哥舒翰何不取更有利于自己的那个选择呢？从实力上说，哥舒翰现在手中握有唐王朝当前能够拿得出的几乎全部家当，只要反戈一击，那么他对唐王朝的威胁将十倍于此时的安禄山，因为安禄山尚在潼关之外，还得千里奔袭挺进关中，而哥舒翰却是直接掌握着潼关。但是没有，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这句话透露出自己不愿造反的心态，当然，也可以说是对唐朝的忠心。而且要注意，王思礼这时说的只是把杨国忠抓来杀掉，根本没涉及到玄宗和贵妃，但哥舒翰当即就说这样就相当于反叛唐朝，可见他是把杀皇帝宠臣和反叛皇帝等同看待的（杨国忠是皇帝的妻兄，是国舅，没经过皇帝同意而擅自杀害，确实有点说不清）。那个“心许之”，想来是史家揣测的可能比较大了，并不一定真是哥舒翰的想法。因此，我倾向于哥舒翰在这件事上并未同意。而且他没同意，也就问心无愧，在这件事上大意也就情有可原了，如果心里有鬼，对于这些就会格外谨慎，绝不容忍泄露出半点天机。



                那么对于杨国忠来讲，他并不能清楚的知道哥舒翰是怎么想的，就算哥舒翰亲自对他说“杨老弟，你放心，我绝不会杀你”，杨国忠又岂能相信？由于哥舒翰手握重兵，一旦挥师西来就连玄宗都拿他没辙，何况杨、哥二人之间裂痕已经产生，杨国忠对哥舒翰自然是十二分的小心。杨国忠很是害怕，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危险，便上奏玄宗说：“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玄宗同意，真的招了这么一支队伍，而后，杨国忠又招募了一万人，屯于灞上，由他的亲信杜乾运率领。这支军队的任务，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则是为了防备哥舒翰。觉得有些奇怪，宫中招的三千人，再加上监视哥舒翰的一万人，凑在一起也不过一万三，如果哥舒翰真的反了，或者真的要回军杀掉杨国忠，别看他们打不了安禄山，但对付朝廷还是绰绰有余，何况还有个安禄山在关外，弄不好哥舒翰提前做一回吴三桂的角色，唐朝这么丁点人哪里够用？哥舒翰得知这件事后，意识到杨国忠可能会暗算自己，身在朝外的他，当然更害怕杨国忠的谋害，于是上表请求把驻扎在灞上的这支军队也归自己指挥。朝廷应该是应答了，就是不想答应，也没办法。某一天哥舒翰把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机杀了他，免了一个后患，却加重了更大的后患，因为这次杀将使杨国忠更加害怕，杨国忠听说此事后回家对着儿子说：“吾无死所矣！”。可哥舒翰也害怕，两人简直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历来最忌的就是将相不和，所以唐朝内部将相互相猜忌，互相害怕，结果也就肯定好不到哪去。



                 没过多久，唐终于为将相不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有人报告玄宗，说崔乾祐在陕郡的兵力不到四千，都是老弱残兵，而且还没有准备。唐书上说这是“觇者”报告的情报，也就是侦察员了，无疑这个情报是错误的，要么是侦察员水平太低，没打听到真消息，却中了敌人“示弱”诱兵之计，要么就是出于交差心理，说个皇帝爱听的话就算了事，要么就是被敌军收买了，总之，假情报害死人啊。从情报战上，唐军再输一筹。





              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只有四千无备的老弱残兵，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好大“馅饼”啊，不容分说玄宗便派人去催促哥舒翰出兵收复陕郡和洛阳。哥舒翰不是没有头脑的赵括，一接手时就贸然向前冲上去，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一直坚守潼关。接到玄宗的命令后，哥舒翰回奏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一眼就看出来馅饼下的陷阱——这是一条诱敌之计。




                哥舒翰又耐心为玄宗分析，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己方则利在长期坚持，只要据险扼守住要害就够了。此外叛军残暴，不得人心，现在他们被困在潼关前，形势不利，必将有内乱，那时乘机攻击，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哥舒翰说的完全符合当时形势，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当时数一数二的将军的敏锐眼光。确实，对于唐军来说，最主要便是取胜，只要最后能胜，出兵又何必急在一时？而且当时各地征兵大多都还没到（高、封二将之所以只能带着那些乌合之众，就是因为无兵可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看唐军都必须等待。





                     除哥舒翰的上奏之外，郭子仪和李光弼也上书言道：“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郭李二人主动提出去袭击敌人后方，而建议唐军在潼关的主力应坚守要塞。如果用奇正来分析的话，潼关的军队为“正”，郭李的军队则为“奇”。“正”保住了，至少自己不败，再出奇则可致胜；如果“正”不存在，那“奇”也无用。郭李二人的建议正体现了这样的策略。但通鉴是做了节选的，没有把“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也写上，事实情况正是如此，哥舒翰老而病，唐军又是乌合之众，这些都为叛军所知，也正因此速战才更加有利于他们。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还认为，如果师出潼关，一旦“变生京师”，则“天下怠矣。”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被他们这两个乌鸦嘴给说中了。



              无论是哥舒翰的上奏，还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分析，从正反两面来论述，已经很全面了，如果玄宗真的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安禄山真的就要失败了。



                  然而，将相不和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它具有破坏力的作用。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想要谋害他，就对玄宗说叛军没有准备，哥舒翰的逗留拖延，将会贻误战机。玄宗没有看到自己的劣势，却死要面子，他本来就想出击，在听了杨国忠的话后信以为然，接连派宦官去催促哥舒翰出兵——这里不妨提前说一句，那就是玄宗既然想死要面子，那后来就只好活受罪了。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的使者，哥舒翰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抚膺恸哭起来。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看得出来，哥舒翰绝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相反，他是比较洒脱、刚强的，然而这时，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却惨到要抚膺恸哭——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想起来接到一十二道金牌诏的岳飞，当时岳飞不得已奉命撤军的时候，也是仰天落泪。有人说岳飞不该“愚忠”奉诏回来，事实上宋高宗把岳家军的后援全部切断，在北方就只剩下这一支军队，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逗留。




                 不过这里不是讨论岳飞，就不细谈了。哥舒翰遇到的情况虽然相反，但都是迫不得已，也算是异曲同工了。唐军不能轻出潼关，这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而从哥舒翰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玄宗的催战令就如同是催命符了。出战的话，本来有两个可能，要么胜要么负，唐军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胜的可能，或者从反面来说，如果真能取胜谁还愿意守呢？而负又有大败和小败，小败至少是劳而无功，但还可以回到潼关重整旗鼓，其情节严重性只比高仙芝轻一点，弄不好玄宗也会生气，若是杨国忠从中作梗，譬如和玄宗说哥舒翰没尽力打，或是说与叛军有勾结，反正理由多的是，杨国忠怎么也能想出几条来，那哥舒翰这条老命就玄了。小败尚且如此，若是大败，像封常清那样，就是不用杨国忠出面，玄宗都不会容忍。


                想到自己将来命运的惨淡，哥舒翰能不大恸？然而，玄宗这道催命符却并未逼反哥舒翰，再次印证了哥舒翰确实是忠于唐朝的。然而哥舒翰怎么也没想到，他后来没有死在唐玄宗、杨国忠的手上，尽管他战败了；最后他是死在敌人手上，尽管不是在沙场。




六月初七，唐军与崔乾祐所率领的叛军在灵宝西原相遇。崔乾祐占据了险要，有着地利上的优势，他们南靠大山，北据黄河，有狭道七十余里。崔乾祐把精兵埋伏在险要的地方，因此从外面看上去，叛军确实人少。哥舒翰与田良丘在黄河上乘舟观察军情，看到了叛军兵少的表象，便命令大军向前进发。王思礼等人率领五万精兵在前开道，其余十万大军在后跟随。哥舒翰则带三万人马在黄河北岸的高丘上观察指挥。崔乾祐使出诱敌深入的计谋，派出不到一万的兵士，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队伍有疏有密，士兵有前有后，唐军看到后都大笑起来，以为叛军不会用兵。按说，这么明显的诱敌伎俩并不高明，就是示弱都示的太简单了一点，如果对照《三国演义》里博望坡前赵云、刘备两次败退才把夏侯惇引入埋伏圈，那这一次伏击就有点太无聊了，显示交战双方都并不很高明。当然，我们作为纸上谈兵者，而且又是在事后，当然好说了，但在实战中却没有这么容易分辨究竟是真是假，可是总也得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啊，都说曹操多疑，但他多疑的对，又有几人敢于“虚则虚之，实则实之”的来一把呢？如果当时曹操在的话，崔乾祐的伏兵计也许就成不了了。唐军没有提高应有的警惕，实在不该，由此而产生的轻敌态度无论如何都不利于作战。但对付这些诱饵唐军肯定是会胜利的，因此两军一交战，诱饵叛军们便偃旗息鼓，向后败逃，唐军乘“胜”追击。不一会，便中了了叛军的埋伏。叛军占据高地，用滚木石块向下攻击唐军，唐军伤亡惨重，而且道路狭窄，人数众多，士兵们拥挤着，刀枪伸展不开，人也没法后撤。这或许就有如鲠在喉般的难受了。哥舒翰又以马拉毡车为前队，去冲击叛军。看来以车代人的办法有一定效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中午，不想天公不作美，东风来的实在不是时候。崔乾祐把数十辆草车塞在毡车的前面，然后放火焚烧，顿时烈火熊熊，烟雾蔽天，加上风势，大烟吹向唐军，弄得士兵们无法睁开眼睛，于是敌我不分，互相厮杀起来。唐军以为叛军也在烟火中，于是弓弩手放箭射击。找不到敌人的确切踪影，当然就是乱射。直到天黑，唐军的箭都射完了，才知道原来烟里没有叛军，实在是白忙了一个下午。这时崔乾祐早已派同罗的精锐骑兵从南山绕过，在唐军的后面发起进攻，顿时唐军腹背受敌，首尾大乱，军心动摇，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于是有的丢盔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互相拥挤着掉进黄河淹死，更多的人当然是在鼠窜，喊杀声振天动地，唐军死伤很严重，据说是“十不存一二”。这回扮演乘胜追击角色的换成了叛军。而唐军后面的将士看见前面的部分大败，也丧失斗志，纷纷溃逃。紧接着连锁反应，在黄河北岸未渡河的军队也向后撤，哥舒翰仅与部下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他们从首阳山的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在潼关城外，原先为了防卫，挖了三条深沟，都是宽二丈，深一丈，结果这三条沟没给敌人用上，却成了自己军队的坟墓。当过关的人马来到时，纷纷落入沟中，很快把沟填满了，紧接着后面的人也来到，踏在他们身上得以通过，有点类似于踩踏事件。不管怎么说，最后逃入关内的残兵总共才八千多人。这样的唐军当然更加无法抵挡叛军攻势，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占了潼关。

六月初七，唐军与崔乾祐所率领的叛军在灵宝西原相遇。崔乾祐占据了险要，有着地利上的优势，他们南靠大山，北据黄河，有狭道七十余里。崔乾祐把精兵埋伏在险要的地方，因此从外面看上去，叛军确实人少。




              哥舒翰与田良丘在黄河上乘舟观察军情，看到了叛军兵少的表象，便命令大军向前进发。王思礼等人率领五万精兵在前开道，其余十万大军在后跟随。哥舒翰则带三万人马在黄河北岸的高丘上观察指挥。          崔乾祐使出诱敌深入的计谋，派出不到一万的兵士，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队伍有疏有密，士兵有前有后，唐军看到后都大笑起来，以为叛军不会用兵。按说，这么明显的诱敌伎俩并不高明，就是示弱都示的太简单了一点，如果对照《三国演义》里博望坡前赵云、刘备两次败退才把夏侯惇引入埋伏圈，那这一次伏击就有点太无聊了，显示交战双方都并不很高明。当然，我们作为纸上谈兵者，而且又是在事后，当然好说了，但在实战中却没有这么容易分辨究竟是真是假，可是总也得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啊，都说曹操多疑，但他多疑的对，又有几人敢于“虚则虚之，实则实之”的来一把呢？如果当时曹操在的话，崔乾祐的伏兵计也许就成不了了。





                  唐军没有提高应有的警惕，实在不该，由此而产生的轻敌态度无论如何都不利于作战。但对付这些诱饵唐军肯定是会胜利的，因此两军一交战，诱饵叛军们便偃旗息鼓，向后败逃，唐军乘“胜”追击。不一会，便中了了叛军的埋伏。叛军占据高地，用滚木石块向下攻击唐军，唐军伤亡惨重，而且道路狭窄，人数众多，士兵们拥挤着，刀枪伸展不开，人也没法后撤。这或许就有如鲠在喉般的难受了。




                 哥舒翰又以马拉毡车为前队，去冲击叛军。看来以车代人的办法有一定效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中午，不想天公不作美，东风来的实在不是时候。崔乾祐把数十辆草车塞在毡车的前面，然后放火焚烧，顿时烈火熊熊，烟雾蔽天，加上风势，大烟吹向唐军，弄得士兵们无法睁开眼睛，于是敌我不分，互相厮杀起来。




              唐军以为叛军也在烟火中，于是弓弩手放箭射击。找不到敌人的确切踪影，当然就是乱射。直到天黑，唐军的箭都射完了，才知道原来烟里没有叛军，实在是白忙了一个下午。



                 这时崔乾祐早已派同罗的精锐骑兵从南山绕过，在唐军的后面发起进攻，顿时唐军腹背受敌，首尾大乱，军心动摇，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于是有的丢盔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互相拥挤着掉进黄河淹死，更多的人当然是在鼠窜，喊杀声振天动地，唐军死伤很严重，据说是“十不存一二”。



                       这回扮演乘胜追击角色的换成了叛军。而唐军后面的将士看见前面的部分大败，也丧失斗志，纷纷溃逃。紧接着连锁反应，在黄河北岸未渡河的军队也向后撤，哥舒翰仅与部下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他们从首阳山的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在潼关城外，原先为了防卫，挖了三条深沟，都是宽二丈，深一丈，结果这三条沟没给敌人用上，却成了自己军队的坟墓。当过关的人马来到时，纷纷落入沟中，很快把沟填满了，紧接着后面的人也来到，踏在他们身上得以通过，有点类似于踩踏事件。不管怎么说，最后逃入关内的残兵总共才八千多人。这样的唐军当然更加无法抵挡叛军攻势，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占了潼关。





兵败后，哥舒翰没有回朝，想象一下，如果他回去的话，只怕多半会被杀。



               哥舒翰到了关西驿站，张贴告示，收罗散兵，想要重新夺回潼关，将功补过。哥舒翰这么做，当然是不甘心就这样被杀，另外，也有想要挽回面子的原因，以及对唐王朝的忠心。事实上哥舒翰已经算是尽了一个元帅的责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想收复潼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未败之时都抵挡不住，大败之后士气低落之极，还能指望有什么作为吗？如果再打，多数也是败。但这时蕃将火拔归仁发挥了作用，避免了哥舒翰的二次惨败，但却是以另一种结局收场。



              火拔归仁率领一百多骑兵包围了驿站，他亲自进去对哥舒翰说：“叛军来了，请您赶快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发现情况不对，自然知道这是火拔归仁谎报军情。火拔归仁则率部下向哥舒翰叩头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您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都是什么下场吗？您难道想步他们的后尘吗？还是投降安禄山算了。哥舒翰自然不同意，唐玄宗和安禄山这时都有理由杀他，一个是因他战败，另一个则是宿仇。哥舒翰自己选择的还是唐，并不想去投降安禄山，所以就想要下马。铁心投降叛军的火拔归仁一看他不答应，就让人用绳索把他的双脚捆绑在马肚子下，将领中若有不愿意投降的，也都捆起来一齐押走。这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就势　投降了他，一行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哥舒翰与安禄山是仇敌，从前面的表现来看，还是很忠于唐朝的，而且他本人也不愿投降叛军，那么见到安禄山，应该狠狠的大骂一通了吧？非也非也，这么想可就错了。当安禄山问哥舒翰道：“你过去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怎么样呢？”要注意，对敌双方交兵，一方获胜后往往会这么问手下败将，当然文人有时也会这么问，比如苏秦问他的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子倒也直爽，说因为你现在富贵了。不过苏秦的问话显得有些小肚鸡肠，而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的问话，却有些孩子气，譬如他先问王世充以前说他是“童子”（就是说他是小孩子，看不起的意思）现在却又这么恭敬（又一起前倨后恭案），王世充吓的赶忙谢罪。哥舒翰也一样，赶忙伏地而拜，说：“臣肉眼不识圣人。”这句话听来真有些让人泄气，赶紧向上推了推眼镜，免得它跌下来——这么大一员将军，最后居然连点烈士之气都没有。哥舒翰还说，天下尚未平定，李光弼在常山，吴王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只要安禄山能让他活下来，他就写信招降这些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平定。


           哥舒翰知道安禄山也很恨他，怕他杀了自己，所以这么说也是为了加重自己的砝码，好让安禄山不敢轻易下手。安禄山听后很高兴，就拜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当然，当时以打仗为主，宰相之职基本就没什么用，而司空，本来就是荣誉头衔，当然更是无用。安禄山虽然把哥舒翰抬的很高，但从根本上就不信任他，没有给他一点实权，实际上还把他监视起来了。



            安排好哥舒翰，安禄山又对火拔归仁说：“你背叛了你的主人，是不忠不义。”然后就杀了他。安禄山这么做是想鼓励臣子们要忠心，当然是想要自己的臣子忠于自己，肯定还是希望唐军能源源不断的来归降自己。但他这么做，以后唐军里面像火拔归仁这么主动投降而且还把自己的上司卖了的人，倒真的有所减少，大多数的投降都是被迫的。



                 其实鼓励忠心也就是做做样子，等安禄山遇上真正的烈士，手下那是绝不留情的。所以，他这么做，是有点失策，因为忠臣他也杀，叛臣他也杀，大家摸不准他的脾气，不投降要命，投降也有危险。在这方面上，他就不如刘邦老练，刘邦杀死曾救过自己的丁公，那也是在平定项羽之后，所以杀这个人可以表示自己讨厌叛臣，有点兔死狗烹的意味。而安禄山还没等兔子死掉，就把狗烹了，实在不高明。其实什么爱忠臣厌叛臣，都没什么用，谁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再说哥舒翰，他当真写信去招降其他将帅，然而都遭到了回绝，他们复信责备哥舒翰的背叛唐朝，根本不给面子。当然，如果真是他们处在哥舒翰的位置上，也未必就有多忠烈，但他们的确没有理由因为哥舒翰的一句话而投降。安禄山知道没有什么效果，就把哥舒翰囚禁在禁苑中，最后将哥舒翰秘密杀死了。可叹一员常胜老将，一员曾经让西鄙人那么尊崇的将军，甚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都向他写过自荐信，这样一个人，最后竟是这样死了，容我再一次推推眼镜。


                 哥舒翰需要有一个惨烈的结局，可惜他最后这样的下场实令人欷歔长叹，不免虎头蛇尾。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哥舒翰也可说是在一次大败之后而死，但又与他们不同的是，前二人还落个冤枉之名，而人们对哥舒翰却是非议颇多，三人共同的列传后面，史家连为高、封二人喊冤的力气都省了，用了大量篇幅来批评哥舒翰的投降，可见此事的影响。总之，这三个悲惨的人儿啊，的确不枉列在一起。

潼关失守，于是河东、华阴等郡的防御使都弃郡而逃，部下的守兵也纷纷逃命。长安再也无险可守，于是怒斩高仙芝、封常清，急催哥舒翰出战的玄宗，一下子失去了颐指气使的神气……



        在潼关失守的当天，哥舒翰的部下到朝廷去报告情况危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按说“不时”一般是“时时、经常不断”或者“随时”之意，但后面那个“但”，在古文当中一般就是“只”的意思。从语言角度来看，这个“不时”有点让人费解。但从句意来看，大致是说玄宗没有召见求救的人，只是派李福德等人率领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奔赴潼关增援。玄宗并未对哥舒翰的求救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这时，他居然仍沉浸在安禄山小贼可以马上平定的白日大梦里。然而到了晚上，报告平安的烽火没有传来，玄宗方才感到一丝恐惧，这阵不妙的感觉萦绕在他的心头。也许他这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六月初十，玄宗把宰相杨国忠等人召来商议对策。自从安禄山反叛以来，杨国忠一直没闲着，虽然他认为唐朝可以击败安禄山，但也在着手做逃跑的准备。向哪逃呢？由于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所以杨国忠让节度副使崔圆在暗中准备物资，也就是说，以后如有不测，就暂时逃到蜀中去。杨国忠的剑南节度使是天宝十年年底兼领，至安禄山叛乱，玄宗任皇子颍王李璬为剑南节度使，不过他没有到任，副使仍为崔圆。不过起到管理作用的应该还是杨国忠和崔圆。幸好玄宗封给杨国忠的是剑南，在长安的西侧，要是封一个东侧的地方，杨国忠还没法准备了。面见玄宗的时候，杨国忠提出到蜀中避难，得到玄宗的赞同。六月十一日，不知唐朝内部又得到什么新消息，使杨国忠吓得神色惊惧的召集百官于朝堂，并痛哭流涕地问他们有什么应对计策，百官们相顾无言，三员能征惯战的将军都失败了，他们这些文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杨国忠说：“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唉，我，还有很多人向皇上报告安禄山要谋反，都十年了，皇帝从来就不信，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不是我的错啊……言外之意，这又是谁的错呢？不过，这时谁也没心情来追究责任了，最主要的是眼前怎么办？



          长安城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情况不妙，百姓们吓得惊慌逃命，却不知道该往那里躲避。店铺也只好关门，东市、西市一片萧条。退朝后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一起劝说玄宗到蜀中避难。事实上长安的确守不住了，杨国忠劝玄宗入蜀，并非是失策。至于玄宗，前面已经答应了杨国忠，但似乎又不坚决，否则杨国忠也不必叫自己的两个姐妹再去劝了，然而玄宗似乎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半年多前，玄宗曾提过要御驾亲征，但被杨氏兄妹劝阻，这一次玄宗旧事重提。六月十二日，玄宗登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讨伐安禄山，人们当然不信了。



           玄宗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是虚晃一枪，二是真的想率兵征讨。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玄宗后来等于是把大臣们骗了，而骗他们对玄宗又有什么好处呢？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皇帝下诏说要亲征，对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还是有帮助的，不然长安城里会更乱；我觉得玄宗这时这么说，或许还是有些出自“真心”的，他仍然保持着帝王的矜持，不甘心就这么逃出去，也是实在放不下脸来，所以嘴上依然强硬，也是做最后一次挣扎。但大臣们的反应有些让他泄气，再加上这时杨氏兄妹肯定又加大力气劝他，所以最后玄宗还是同意了西逃。他任命原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原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让边令诚掌管宫殿的钥匙。之后假称剑南节度使颖王李璬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其实就是为逃跑做准备。当天，玄宗便移居到大明宫。




           天黑以后，玄宗命令当初曾协助他成功发动唐朝第四次“玄武门之变”的陈玄礼（他也几乎是那群人中唯一一个依然为玄宗所用的人了）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钱帛，又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这些都不为外人知晓。于是，六月十三日，天刚发亮，皇宫中就上演了我们开篇描述的那种情形，玄宗带着杨氏姊妹和自己的儿孙，还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这些亲近大臣，及亲信宦官、宫人等，从延秋门出发，之前对大臣们说的话，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这下彻底沦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对他们念了一遍“唵嘛呢叭咪吽（俺把你把你哄）”，然后逃之夭夭。



          想起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最得意的方面上栽了跟头。霸王在鸿门大度的放过了日后的对手，而垓下的刘邦却不会错过同样的好机会；隋炀帝曾在突厥牙帐中趾高气扬的赋诗，几年后在雁门却只好抱着儿子痛哭流涕的看着城门下的突厥兵。而当初极宠安禄山的玄宗，现在则是被干儿子打的落荒而逃。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图解唐诗，这是本给儿童看的漫画一般的书，解析都比较幼稚，但也挺有意思，其中有一幅图是讲白居易的《长恨歌》，上面画着杨贵妃边哭边埋怨：你这没良心的……不知玄宗从皇帝出来的那一刻，心里是不是也这样埋怨过安禄山……



          当玄宗路过左藏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理由是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阻止了他，满心凄凉的说：“叛军来了找不着钱财，就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时的李隆基方才回到了原来那个以苍生为己任、关心天下黎民疾苦的明皇帝。然而，晚了。被人重重一击才清醒过来，原先的昏聩都可以不记了么？当然不会，因此，为着曾经的昏聩，他需要清醒的付出代价。


           当宫门打开后，来到的官员们才知道，依然响着的漏壶滴水声，还有整齐站在那里的仪仗卫队都只是一个平静的假象。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跑出来，宫里宫外顿时一片混乱。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皇帝已经走了，自己也该有所打算。于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也好，平民百姓也好，都忙着四处逃命。有些山野里的村民，争着进入皇宫或是王公贵族的府第宅院，盗取金银财宝，甚至有的骑着驴就跑到了那曾是肃穆无比的大殿中——或许昨天还是一派庄严景象，而今日却被人骑驴蹈踏，实在有些幽默，冷的幽默。玄宗为了满足叛军贪婪、减轻百姓苦难而故意留下来的左藏大盈库，也在这时被放火焚烧了。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募人来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里想说说边令诚，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就是前面介绍高仙芝时提到的那个宦官。在众多宦官中，边令诚似乎还是比较受重用的，若干次监军，而最后又由他掌管宫殿的钥匙。但玄宗出逃时却没有把他也带上，不知是忘了或是来不及去找，抑或本就有意如此？在玄宗前一天任命的三人中，只有魏方进跟着一起出逃了，另两人都被无情的甩下。看来玄宗就是拿他们来稳定人心（崔光远是稳定百姓之心，边令诚则是稳定宫人之心），也就是说，多半玄宗本意就是不想带他们走。如此说来，这二人也挺悲惨的。后来边令诚把钥匙交给了安禄山，最后又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那时已即位的肃宗的身边。可他的运气不好，被杀掉了，原因多半就是钥匙。但面对安禄山的威胁，边令诚有办法不交出钥匙么？怕是没有，安禄山杀了他之后照样可以拿到钥匙，所以这一点也不必苛责边令诚。但这个下场对边令诚来讲也有些罪有应得，不管怎么说，高仙芝、封常清确是因他而死，我们就当是肃宗为高仙芝、封常清报仇吧。

试看今日之宫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玄宗这么快就西去避难，大大出乎安禄山的预料。安禄山又犯了第二个失误，就是没有即时派人去追，估计是对于能够攻打下来潼关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吧，所以都没有为胜利做好准备。他让崔乾祐留兵守潼关，十天后（玄宗早跑的没影了）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又让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镇抚关中。由于崔光远也留了下来，所以不得不投降，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于是安禄山仍任命他为京兆尹，同时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其实这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安禄山本末倒置，如果他一举把唐朝皇室杀光，则唐朝没有了领导阶层，群龙无首，他就很有可能统一天下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立一个高祖某代孙、太宗某代孙的人，以延续唐朝的寿命。这种可能必须建立在大家对唐朝都很忠诚的基础上，由各镇首领的人选及对唐朝的忠诚度来看，确实也有可能，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天下会更乱。因为边镇失去了效忠的主人，不一定会这么放弃，说不定自成一家，和安禄山争一争，也未尝不可。就像隋末，各大集团无不找了一个隋朝的皇室成员作为自己的傀儡，而后又取而代之。虽然这时唐朝的藩镇还不成气候，但由于外力的作用，也许会瞬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安禄山任由玄宗一干人等逃走，实在是大大的失误。



          进入长安后，安禄山将凡是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官员的家人，即使是婴儿也都杀死。当然，后来还有一场大屠杀，主要是针对皇族，那些来不及走的皇孙、郡主、县主等二十余人，都被杀死，而和安禄山之子安庆宗之死有关的人物，死的更是惨，比如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就被挖出心肝，祭奠安庆宗。至于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的党羽，或是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被杀掉的总共八十三人。有的人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然后血流满街。怎一个惨字了得！



        安禄山又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一定数量，就派兵“护送”到洛阳。说是护送，但实际上就是押去洛阳。总之，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好端端的得去，病怏怏的也得去。有些人装病，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受罪，因为安禄山根本就不照顾老弱病残，而且很不客气。这些事情后世的史家记载的不多，幸好有当事人给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看来都是绑着去的，而且周围还都有刀戟“护驾”，着实是惨啊。于是，这些人无论想还是不想，最终都被迫做了唐王朝的“叛徒”，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职。



           忽然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在讲到王维的时候，提起了周作人，本来从未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但经过老师的点拨，细细品味，觉得有些心痛，因为确有相似之处。促成周作人最后“落水”的，是一桩至今仍无定论的刺杀他的公案，而安禄山招待王维的，也是刀枪之类的东西。二人都是敌人来犯时，没离开所在地，周作人是没离开沦陷的北平，当时北平沦陷，胡适、叶公超，还有鲁迅笔下那位“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了，最初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尼采的问题，最后竟至那种地步，实是出人意料）”梁实秋，都撤离了，周作人本有机会一起离开，却久久没有他的消息，最后，人们才得知，周作人“落水”了。那么，“王维”们呢？王维，或者说大部分唐朝的官员，似乎是来不及从长安撤退。然而，安禄山六月十日占领潼关，十日后进占长安，玄宗则是六月十三日逃走，这之间有七天的时间，离开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也许对于有着一群儿女、若干亲戚的人来说，确实有些不易，但王维几乎就是一个人，逃走按说也可以办到的，为什么不走？


          但王维和周作人毕竟有所不同，周作人最后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日本人的保护，真正的保护，而王维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装病的人的当中一员，以前曾打趣的说，他装病装的不是地方，文人本来可以利用的就只有嘴了，而他喝喑药装哑巴，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王维写了一首《凝碧池》（原题目相当于一段小的记叙文，太长，不写也罢），其政治态度相当明朗。唐朝的大部分官员，确实是非常无奈的做了伪官，事实上，他们并未泯灭良心，即使不能人人都去做烈士，只要不助纣为虐、主动投敌，也是好的。




        但总有叛徒不是？比如晚年失去玄宗信任的陈希烈，心怀怨望，就与同样怀有怨望的张均、张垍兄弟一起投降了叛军。张垍是玄宗的女婿，按说不应如此，但由于玄宗有一次跟他说要任他为宰相，结果却失信，所以张垍心里也十分不快。于是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垍为宰相，其余朝臣也都授以官职。



         当然，也有烈士，洛阳陷落之后有若干就义的官员，其中还包括后来奸相卢杞的父亲卢弈，但长安陷落后，这样的官员却少有，死的也都是“被动烈士”。也许出人意料，真正死难的人非是什么官员，也不是什么有身份地位的人，而是一名梨园弟子。雷海清，这位宫庭乐工，忍不住心中的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被安禄山肢解而死。古时人们看不起伶人，雷海清死后是连唐书的忠义传都进不去的，因为他没有官职，然而他却是真正值得敬佩的烈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怕太宗地下有知，也会苦笑了吧。



         此外，叛军进入长安后，除了烧杀，还要抢掠。由于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百姓们曾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于是在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抢掠三天，将百姓的财产抢夺一空。而后又命令官员审讯，哪怕一点财物都穷追不舍，就这样大肆搜捕，株连了很多人。这种情况下，自是民不聊生，因此百姓们思念起大唐王朝来——可是，当初玄宗好心留下的府库，难道不是他们贪财抢掠的么？这些“愚民”，体会不到玄宗的深刻用意，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叛军到来，这些财物难道能留得住么？说来也是有些“罪有应得”。尽管他们从来都是受害者，都是我们课本上同情的对象，但他们确有愚昧之处。由此可见，提高全民素质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他们不抢，叛军也仍然不会放过他们，八国联军毁了圆明园，但北京城里的百姓仍然免不了被洗劫一空、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


        由于占据两京，占据优势，一时间，叛军势力大盛。不过，和迟迟不去进占长安一样，安禄山占据长安之后，仍是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而叛军内部的将领也都刚猛有余，智谋不足，没有人向安禄山提议西追玄宗，所以玄宗后来安全地逃入蜀地，太子北上也没有什么危险。《新唐书》载：“甲戌，安禄山寇扶风，太守薛景仙败之”。那是后来李亨即位后的第十天，直到此时安禄山才想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实在有点晚了。



         总之，长安的皇宫中，皇帝走了，百姓来了；百姓走了，叛军来了。一百多年的金碧辉煌，终于随着世势的混乱变迁而物是人非……

哗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且说玄宗从皇宫中逃出来，走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不忍心，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我们逃走，也得让别人逃走。于是就把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跟来。杨国忠的想法是，万一有敌人追过来，烧断桥梁至少可以延迟一下时间。玄宗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叛军是否追来他们也不清楚，所以肯定要为此担心，但玄宗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想到要让百姓也有逃生之路，也堪称有德之君了。事实上如果安禄山大军真要追来，一座桥梁应该难不倒他们，确实也只是延迟时间这样的作用，但对于逃难的百姓来讲，这就可以要了他们的命。再次让我们为玄宗这迟到的清醒感叹一声。可惜他的好心并未给他带来好运。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咸阳县要提前作好准备（玄宗大概还没进入角色，这是出逃，不是出游）。然而，“食时（食时者辰也）”的时候，皇帝一行人抵达咸阳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跑了。宦官去征召，官吏和百姓，没有一个人来。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玄宗长这么大估计也没这样挨过饿，于是杨国忠就亲自去买胡饼献给玄宗。一看皇帝放下架子肯吃这些山珍海味以外的东西，便有百姓来进献粗饭，并掺杂一些麦豆之类的东西，饿的发慌的皇孙们争着用手抓着吃，不一会儿就全吃光了，可是这样还没吃饱。



玄宗按价钱付给百姓们，并且慰劳众人。此情此景，不免凄凉，大家都有些伤心，于是就流泪涕泣，惹得玄宗也忍不住哭出来。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道：“安禄山一直以来包藏祸心，阴谋叛乱已经很久了，其间曾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但是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终致安禄山奸计得逞，而陛下只好逃出来。所以先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璟为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平安无事。但从那以后，朝中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陛下，所以，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情，陛下都不得而知。草野之臣早知道会有今日，但由于宫禁森严，区区忠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乱，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当面诉说呢！”从这些话来看，这位老人即便不是饱学之士，但至少是位有学问的老人，之所以没有当官，很可能是当年某位落第书生。玄宗听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玄宗安慰了一番之后，郭从谨便走了。不一会儿，负责皇帝吃饭的官吏终于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先让随从的官吏吃，然后自己才吃。




固然玄宗先人后己值得表扬，但也要考虑到他先前是有那几个胡饼的铺垫的，不然就算玄宗是做样子，大臣们也不敢把皇帝饿坏了。大臣们吃完了，可是还有士兵们，玄宗又让士兵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物，约好在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的时候，到了金城县，县令和百姓都已逃走走(当时逃的人很多，就是跟随玄宗的官吏当中也有，比如宦官袁思艺，就借机逃跑了)，幸而食物和器皿都在，士兵们才能够吃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未吃饱，否则也不会心怀怨望了。在驿站中，没有灯火，累了一天的人们，此时谁也顾不上身份上的差异，不管贵贱，都互相枕藉而睡。这便是玄宗出逃第一天的悲惨遭遇。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来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们由于饥饿与疲劳，都心怀怨怒（可证明前面说他们没吃饱没睡好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很想杀掉他。虽然天下大乱杨国忠确实有责任，但这时众兵士们的怨气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无疑杨国忠就成了大家的出气筒。于是陈玄礼找到了东宫的宦官李辅国，由他转告太子，据史书载，“太子未决”。


按理来说，此事既已奏报太子，等于已经禀明上级，如果太子没有决定，那么陈玄礼是不能够将之实施的，如果实施，又恰好没合太子的意思，那必会给自己造成麻烦。但事情并未因太子“未决”而停止，这时有二十多个吐蕃使节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苦说没有吃的东西，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兵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说着，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见势不妙，急忙向马嵬驿内逃命，逃到西门里面，被士兵追上杀死，将他的尸体肢解，又把杨国忠的头颅挂在矛上插在西门外示众。杨国忠死后，士兵们进而杀了他的儿子杨暄，和他的姐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晞、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虽然乘乱逃走，但在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带人抓获并杀掉了。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结果士兵们又把他给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很乱，就跑出驿门察看情况，也成为受害者，被乱兵用鞭子抽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这才使韦见素免于一死。



事情来得很突然。太子还在“犹豫”，大家仍然把杨国忠杀了，而且陈玄礼好像并未参与。真的是这样吗？杨国忠等人的死，并不是事件的终点，相反，这倒像一个试探，一旦试探成功，下一步就自然而然向下发展下去。所以紧接着，士兵们包围了驿站，吵闹声惊动了玄宗。玄宗问发生了什么事，侍从回答说杨国忠谋反。于是玄宗走出驿门去慰劳士兵，让他们撤走，可是士兵们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这时，前面似乎没有露面的陈玄礼，站出来回答说：“杨国忠谋反，已被诛杀，其妹杨贵妃不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割爱，将杨贵妃处死。”闻听此说，不知玄宗做何感想，相信他一定很惊讶，不是因陈玄礼提出的要求惊讶，而是因整个事件惊讶。他当然意想不到，仅仅一天，他由一位天朝皇帝，沦到这种地步。而陈玄礼提出要杀杨贵妃，玄宗应该早就预料到了，当他一听说杨国忠叛乱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走进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就在侧首而立的这一会儿，玄宗一定是左右为难，从本心来说，他当然不想杀杨贵妃，只是眼前的形势，怕也由不得他了



          。但玄宗依然对他的威严很有自信，他迟迟不做反应，就是想拖延时间，想看看最后能否挽回。过了一会儿，那位差点也被打死的韦见素韦大人的儿子，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劝玄宗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说着向玄宗跪下叩头，磕的血流满面。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可见玄宗是十分聪明的，昨天还亲自为玄宗去买胡饼的杨国忠，怎能说反就反呢？而且他一点谋反的实力也没有，因为他手中没有兵权，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玄宗自然知道杨国忠是被冤枉的，但于大家为什么恨杨国忠，相信他心里也清楚，只是，这时士兵们显然已经不听自己号令，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已经定性，即使想为杨国忠平反，显然这也不是时候，所以玄宗顺着大家的意思，承认了杨国忠的确是谋反，但承认之后，无疑杨贵妃确实就该杀了，没办法玄宗又替贵妃开解，说她一直在深宫里，哪里知道她哥哥的阴谋呢？其实谁都知道杨贵妃没有罪，但是历来人们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后妃的身上，杨贵妃自也逃不了。何况，杨国忠死了，万一将来贵妃要为哥哥报仇，他们又该怎么办？所以此番杨贵妃必死。




            高力士劝玄宗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望陛下好好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才会安全。”高力士很有眼光，看出其中的厉害关系，一语中的，且当时能这样劝玄宗的人，也只有他了。这样，玄宗终于下定决心，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缢死了杨贵妃，然后把尸体抬到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去察看，核对身份。看到果然是如假如换的真杨妃，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唐书上有关于陈玄礼和玄宗的对话，通鉴中没有，当时陈玄礼谢罪说：“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臣等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玄宗则回答：“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玄宗不可能降罪于他们，就算心中埋怨，也不能表达出来，只有安慰他们，并告谕其他的将士。于是陈玄礼等人高呼万岁，拜了几拜，


           其实事情发生的经过，说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整个事件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认真分析一下，确实非常之不简单。突破口不妨从那二十个吐蕃使者说起，我觉得拦住杨国忠的这二十人很可疑。他们不知从何处突然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说是长安一直跟过来，那不可能，玄宗好多子孙都没带，几个吐蕃使者，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住到皇宫中，怎么可能记得一起带上？如果说是碰到的刚好来朝的使者（《旧唐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那也太巧了，另外，若说是这些使者循消息而来，也不对，这样的话那他们的消息实在灵通的可怕，玄宗刚出长安一天，居然就能知道他到了哪里？他们刚和杨国忠说话，就有人说“杨国忠与胡人串通谋反”，这个反应是不是也太快了点，岂是普通士兵能想出来的？唐时与胡人说话并不算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怀有某种目的，当下就想到用里通外国来诬陷杨国忠，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这是预谋，是早就定好了的，为的就是找个借口杀杨国忠。那二十个吐蕃人，说不定就是士兵假扮的，或者这些人根本就没假扮，总之目的达到即可。那，既然大家这么恨杨国忠，直接杀岂不痛快？不行，杨国忠毕竟是宰相，杀也得找个理由。



              可是，又是谁这么处心积虑，提前设好圈套的呢？有一种说法是高力士。有人认为高力士其实是“内相”，是可以和“外相”李林甫、杨国忠相抗衡的人物，陈玄礼就是受他指使，才最终发生了马嵬之变。但真的是高力士么？首先，虽然玄宗对他很亲近，也很尊敬，称他为“将军”，但高力士从来就没掌握过可倾朝野的大权；虽然他可以在玄宗面前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但他正直的言论玄宗从来就没听过。高力士很谨慎，虽然与李杨二人并不同伙，但好像也没与他们敌对，比较可疑的也就是劝玄宗不要把权力交给宰相，其出发点是军国政柄未可假人，是为玄宗着想，从中看不到什么刀光剑影，因此有人说他这次是劝玄宗杀杨国忠，只怕有些离谱。而陈玄礼，又凭什么要听高力士的话呢？陈玄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官益盛，而陈玄礼以淳朴自检，宿卫宫禁，志节不衰”，看出来还算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


           但玄宗对于过去帮他平定韦氏之乱和太平公主之乱的功臣，几乎一个不用，就是当时冲锋在前立下大功颇有些类似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的葛福顺，后来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些人中，后来只有王毛仲和陈玄礼还有消息，但王毛仲因轻视而得罪于宦官，最后被高力士一句话陷害而死——这件事就是高力士不对了，但高力士平生害的人也并不很多，只能说王毛仲得罪宦官太苦了，也是有些自讨苦吃。那么，和王毛仲命运相反的陈玄礼，会不会依附宦官，或者说，依附高力士呢？这倒有可能。那最后，果真是高力士指使的么？我不那么认为。高力士必定是跟在皇帝身边的，给玄宗去买胡饼的是杨国忠而非高力士，就说明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高力士都不曾离开核心。而陈玄礼带兵，当然是在外面了。两人要商量的话，不可能在玄宗跟前嘀咕，但如果高力士外出太久，也势必引起玄宗疑心。所以，高力士就算真的想杀杨国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他并没有必杀杨国忠的理由。


既如此，那马嵬之变真正的幕后黑手又是谁呢？高力士这个人选基本可以排除，那么此刻玄宗身边，唯一有能力、有威望、有理由这么做的，就只剩下李亨。




                李亨是太子，而且是当了玄宗朝十几年的太子，其间经历若干风浪，但最后都化险为夷。可以说，基本上他的继承人地位是巩固的了。因此，安禄山才会担心以前得罪太子，给自己带来麻烦。地位如此，少不了趋炎附势的人，当然，作为皇子，本身都会有一些府僚，只不过太子的人更多一些。从威望来讲，李亨是玄宗的太子，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第二把金交椅，下一任皇帝的话，有谁敢不听？至于理由，在第一章已经介绍过，不在赘述。何况，安禄山叛乱之初，玄宗曾想亲自带兵征讨，而让太子监国，那一次被杨氏兄妹阻止，一是说明他们不想让太子早些得到权力，二来，有过这一次劝阻，李亨更会厌恶杨氏兄妹。
当时，和杨国忠有关的人，不管当场被杀也好，后来追杀也好，总之，是一个不剩，即使是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的魏方进，也被杀死了，只有韦谔大人的父亲韦见素没杀。那么，魏方进是不是杨国忠提拔的人呢？从现有资料来看，几乎找不到魏方进以前的事迹，很难拿出什么确切证据说他是杨国忠的党羽，不过我倒的确相信他是亲杨国忠的，因为在玄宗任命的三人当中，只有魏方进跟来了，另两人，不能说没受到玄宗赏识，但身在宫廷之中的边令诚都对玄宗出逃的消息不知道，魏方进又是从何得知呢？应该是杨国忠通知他的，要么就是他在杨国忠家里作客，忽然听到消息要离开长安，急忙回家做准备。当然这是猜测了，但魏方进地位不高，有谁能顾得上管他呢？若不是他自己打听到消息，恐怕他最后也是要做一个伪臣了（这也比被乱军砍死强）。但如果这样说，那会产生同样的问题，就是，韦见素和韦谔父子，又是从何得知的呢？陈玄礼是带领御林军保护玄宗的将领，自然要带上，而朝臣跟来的除杨国忠、魏方进外，就是韦氏父子。如果说杨国忠是皇亲国戚不必发愁，魏方进又疑似是党于杨国忠，那韦氏父子呢？“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韦见素是由杨国忠提拔的，而且上任后对杨国忠也颇感恩戴德，当时安禄山与杨国忠相争，韦见素从来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公文来了只是签个名罢了。那据此断定，他也是杨国忠一党，可否？若单从韦见素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忽略他的儿子韦谔。



         我们先推测一下，馆驿分内外，诸兵士当然都在外面，陈玄礼作为统帅也得在驿外，而皇帝与大臣则在驿内；馆驿的房屋当也有内外之分，女眷当然得在内庭了，而玄宗以及宫人也是在内，大臣们则相对靠外。整个结构差不多可说是里、中、外三层。事发之际，韦谔又在哪里？韦谔后来劝玄宗早下决心杀掉杨贵妃，可见他这时，是在最里层，那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首先，他不可能一直在这里，但有可能从外面两层进去。如果事发时，他和他的父亲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层，当听到外面很乱的时候，理应由儿子出来看情况才是，但韦见素却是自己出来的（正因为此才被打倒在地），这可以反证，韦谔当时没有呆在中层。因此，韦谔多数是从外面进到驿内。我认为，韦谔也是参与了这次哗变的。后面玄宗让陈玄礼进来，所记的都是“陈玄礼等”，有身份能与陈玄礼一起进去的人，不大可能是普通的小兵，除了其他一些将领外，应该包括韦谔。



           既如此，韦谔参与哗变，也就是事先知情，为何他的父亲却毫无防范的被人打倒了呢？韦见素可说是与杨国忠较亲的，而且从他处在安、杨之争中不敢有所作为，说明其胆量不大，所以这件事如果提前告诉了韦见素，难保怕事的父亲不会告诉杨国忠，那一切就完了。而且，遭殃的三人中，韦见素是明确在屋内的人，听到外面喧哗，这才出来，可能是他儿子事先要他在屋中不要出来，但却不敢说“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在众人打伤韦见素之后，有人喊不要打伤韦相公——魏方进，这位没有明确证据说是杨国忠一党的人都被打死了，而韦见素相对更有理由说是依附杨国忠的人，却没有事，如果没有他儿子的这层关系，只怕老人家也难逃厄运。



            可是，韦谔参与哗变，与太子李亨有什么关系么？从后来李亨对待韦氏父子的态度，的确瞧不出来有多好，先是“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后来又把韦见素等一批老臣架空，最后韦见素自己也很无趣，便告老致仕了。而韦谔，也只是当到给事中，再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李亨没有特别照顾他们，但这不是否定韦谔参与哗变的理由，因为陈玄礼后来也没有得到肃宗的抬爱，于上元元年致仕。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哗变不是李亨指使的？不。前面已经说了，陈玄礼将此事向太子禀报，之所以要向一个上级人物说明，当然是因为他底气不足，怕事后会受处罚，如果能找个领军人物（当然不是实际“领军”），只要有个名义上的领导就够了，同时也是壮壮胆量。如果太子不同意，陈玄礼还会再继续做这件事么？多半不会。而此时虽说玄宗落魄逃难，但未曾礼崩乐坏，将军尚不敢自作主张，士兵们胆量再大，又哪里闹翻天呢？而且陈玄礼在杨国忠死后，带人去“请”玄宗杀贵妃，更像是计划之内的行动，而不是顺手牵羊。总之，既然李亨知道了此事，那它的发生就不能不说与他有关。那李亨为何不善待陈玄礼等人呢？原因很简单，当初玄宗发动政变之后，便不再用那些随同自己的人，李亨自然将来也不会用，何况，这些人也算不上是为李亨服务，他们想杀杨国忠，一来是怨气积累的太多需要发泄，二来则是为玄宗尽忠（相信玄宗本心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只是问太子此事是否可行，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李亨，李亨也没“义务”奖励他们。



          这么说，李亨的作用其实就是点头默许——甚至没点头，只是默许，无疑他心里肯定是支持这件事的，再多点也就是帮帮出个主意，但在陈玄礼来之前，他没有主动要求他们去杀掉杨国忠，则“指使”二字似乎就不大恰当了。以往人们在研究马嵬之变时，矫枉过正，有些过于强调李亨的作用了，合适的说法是李亨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马嵬之变，整个的经过或许是这样的：先有了士兵们的积怨，这才有了陈玄礼向太子的禀告，有了太子的默认，于是发生“哗变”。归根到底，说是哗变并不为过，只是和一般兵士自发的哗变相比，这一次是有组织的哗变。

<P>恼人的粟特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