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姚文元

纪念姚文元
芦笛
      姚文元同志是上海人，父亲姚蓬子，似乎在30年代也算个文化人。鲁迅还有一首诗赠过他，我只记得第三句是\"可怜蓬子非仙子\"。那似乎是姚棚子领着文元和他哥（弟）逃难逃到老鲁家去，老鲁赠送给他的。



    记得赵奸无眠为此还专门写了篇《鲁迅与姚文元》，把老鲁吹到了天上去，说成是为文元"摸顶"的活佛。我从未看过棚子的玩意，因为他不知怎么后来就成了叛徒， 就算是出过书也给禁了。所以文元和我一样，本是黑崽子。



      快"解放"时，文元似乎在念中学，自然是和我的长兄一样作愤青（当时叫"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即共青团前身，不过当时是地下组织），闹腾什么\"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争自由\"，所以，这\"民主\"并不是现在才时髦起来的。等到上海\"解放\"，文元高中未毕业（似乎正念高一）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区政府里搞文宣。



        这样的遭遇并不稀罕，因为党是个文盲党，只要认识两个字便能做"理论家"。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都是这么当的"理论家"，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为纲"，却连起码的马列理论都不懂。中共对马列毫无贡献，所谓马列主义研究所和后来的社科院用的一点教科书完全是苏联理论家们搞出来的。其实，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化完全是苏联人搞的工作。中国人没有建立理论体系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稍微有点文化的愤青在那时便能做官。不仅文元如此，王蒙也是如此。如果家兄不是想念大学的话，肯定也就走了他们的路。我想他当起\"作家\"来，恐怕也不会比那两位差到哪儿去。可惜他学的是理，唉唉。
   


   文元原来只是个区政府的牛马走。不时在写文牍之余在报上登点豆腐块。反右时他大写了一通文字狱作品，主要是整那些文化人的，结集为《文艺思想论争集》。这书我家原来有，好像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也有点影响。现在回想起来，那玩意比起他在文革中写的东西来算是温和到了姥姥家。



      因为在上海，文元自然也就成了春桥的下司。春桥是30年代没出息的文学愤青，因为写不出作品来，所以跑到延安去改行干革命。他那时似乎是上海市副宣传部长。58年这小子不知从哪儿听到老毛赞扬供给制的内部消息，立刻写了篇文章登在《解放日报》上，歌颂供给制是共产主义萌芽，而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此文果然邀了天眷。老毛看见了那篇文章，从此记住了春桥的名字。
  


      春桥似乎也颇赏识文元，于是文元便成了他的嫡系，稳步上升。文革爆发前春桥爬到了上海文教书记的职务，而文元似乎是区宣传部长。此时一度很骚的江青同志秘密找他们接头，布置他们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海瑞罢官》乃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含（左为口旁）在59年写出来的，目的是响应伟大领袖当时向海瑞学习的号召。不料此剧刚刚推出，彭德怀便给罢了官。老吴也算是个老江湖了，立刻在后记中特地说明，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是海瑞。该剧演出了几次便草草收场，在国内毫无影响。但此时江青同志却把它刨出来，作为炸毁北京市委的一个重磅炸弹，而写作任务就布置给文元。



       这事到底是毛还是江的主意，到现在党史专家们包括隔壁的古迷似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在文革中仔细看过江青的讲话，认定那是江阿姨的主动，事先并未跟毛商量。而毛后来不过是一贯的\"因势利导\"，在事后把那\"功劳\"占了而已。不管怎样，文元面临的是一场深不见底的权力斗争。一个远离北京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居然卷进宫廷内斗去，为打倒政治局常委、北京市长彭真同志制造炸弹。这种遇合之奇，历史上似乎并不多见。文元并非糊涂人，他面临的风险有多大，我想他心里一定明明白白。据打倒四人帮后的揭发，他在稿子改定后曾拿去向谁谁请教（文章没有披露那人的姓名），当那人首肯后，他说：\"那我就豁出去了！\"可见他自己完全明白是在作博浪一击。或许，当时回旋在他心头的是荣国团的壮语：\"人生能有几次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



       敬爱的未来的伟大领袖在自传里说，那文章出笼根本就没引起他的注意。鄙人忝为主席同届，感觉也是如此，因为那时类似的文章太多了，而且谁也不知道吴(日含)是何等样人。虽然如此，那篇文章一出来我还是立刻就仔细攻读了。我那时是狂热的毛主义分子，和现在笨拉灯手下的人也差不多，对文史哲也特别感兴趣，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看报上的大块文章。文元那文章记得是在1965年11月间发表的，没登在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而是登在一个在反右时被搞得很臭的《文汇报》上，那在当时是份不起眼的小报纸。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指控《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这可是个致人死命的政治大帽子。这致命指控的根据就是海瑞在戏里唱道：\"冤狱重重要平反\"，那当然就是指从彭德怀起直到基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文元这儿的手法非常典型，那就是追究作者的罪恶动机，硬栽给老吴一个罪恶用心。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个优良革命传统每时每刻都在网上发扬光大。

       除了扣帽子，文元似乎还是作了点\"学术考证\"。印象最深的是他驳斥海\"青天\"的神话，说史载老海死时白衣冠送葬者十里不绝，然后犀利地质问道：谁穿得起白衣冠？只有地主阶级！我当时看了深以为然，因为我小时候为了穿白衬衫蓝短裤参加队活动，不知让母亲犯过多少愁。



       小芦太天真，根本就不知道那篇文章吹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文元同志根本就比不上戚本禹，后者批判忠王李秀成的文章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虽然程度有别，但戚和姚都是我当时的崇拜对象。我成天揣摩的，就是如何学习他们擦亮眼睛，去抓出潜伏着的阶级敌人来。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动手写大批判文章，批判东德的一部小说《十字奖章与箭火》。写了半截后又改了主意，决定去批判《燕山夜话》。那书我早就看过，看的时候就觉得味道不对。此时我决定：趁此书还没人批，我赶快先下手为强，为革命立他一功再说。没成想我刚刚从图书馆把书借了出来，报上就赫然登出了文元的《评三家村》，那正是批判《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老吴和廖沫沙三个人的。



        从《评罢官》发表到《评三家村》发表，其间大概半年时间。这半年里，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评罢官》出来后，各省领导似乎嗅出了风声，陆续转载了，就连彭真明知那文章是冲他来的，顶了一阵子也不得不让《北京日报》转载。老毛立刻抓住这件事，指控彭搞\"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老彭当时是负责文革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他为了保自己，便弄了个\"二月提纲\"出来，用中央的名义下通知，规定文元的文章激起来的混战应该作为\"学术讨论\"，不许随便扣帽子，\"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通知老毛先是同意了，等通知下发后，他却又把这当成彭的罪状拿来打彭，罢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官，改组北京市委，把\"二月提纲\"收了回去，另发了个\"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等到《评三家村》出来时，北京旧市委早已不存在，老彭已经进了天牢，只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而已。
纪念姚文元
芦笛
      姚文元同志是上海人，父亲姚蓬子，似乎在30年代也算个文化人。鲁迅还有一首诗赠过他，我只记得第三句是\"可怜蓬子非仙子\"。那似乎是姚棚子领着文元和他哥（弟）逃难逃到老鲁家去，老鲁赠送给他的。



    记得赵奸无眠为此还专门写了篇《鲁迅与姚文元》，把老鲁吹到了天上去，说成是为文元"摸顶"的活佛。我从未看过棚子的玩意，因为他不知怎么后来就成了叛徒， 就算是出过书也给禁了。所以文元和我一样，本是黑崽子。



      快"解放"时，文元似乎在念中学，自然是和我的长兄一样作愤青（当时叫"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即共青团前身，不过当时是地下组织），闹腾什么\"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争自由\"，所以，这\"民主\"并不是现在才时髦起来的。等到上海\"解放\"，文元高中未毕业（似乎正念高一）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区政府里搞文宣。



        这样的遭遇并不稀罕，因为党是个文盲党，只要认识两个字便能做"理论家"。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人都是这么当的"理论家"，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为纲"，却连起码的马列理论都不懂。中共对马列毫无贡献，所谓马列主义研究所和后来的社科院用的一点教科书完全是苏联理论家们搞出来的。其实，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化完全是苏联人搞的工作。中国人没有建立理论体系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稍微有点文化的愤青在那时便能做官。不仅文元如此，王蒙也是如此。如果家兄不是想念大学的话，肯定也就走了他们的路。我想他当起\"作家\"来，恐怕也不会比那两位差到哪儿去。可惜他学的是理，唉唉。
   


   文元原来只是个区政府的牛马走。不时在写文牍之余在报上登点豆腐块。反右时他大写了一通文字狱作品，主要是整那些文化人的，结集为《文艺思想论争集》。这书我家原来有，好像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也有点影响。现在回想起来，那玩意比起他在文革中写的东西来算是温和到了姥姥家。



      因为在上海，文元自然也就成了春桥的下司。春桥是30年代没出息的文学愤青，因为写不出作品来，所以跑到延安去改行干革命。他那时似乎是上海市副宣传部长。58年这小子不知从哪儿听到老毛赞扬供给制的内部消息，立刻写了篇文章登在《解放日报》上，歌颂供给制是共产主义萌芽，而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此文果然邀了天眷。老毛看见了那篇文章，从此记住了春桥的名字。
  


      春桥似乎也颇赏识文元，于是文元便成了他的嫡系，稳步上升。文革爆发前春桥爬到了上海文教书记的职务，而文元似乎是区宣传部长。此时一度很骚的江青同志秘密找他们接头，布置他们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海瑞罢官》乃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含（左为口旁）在59年写出来的，目的是响应伟大领袖当时向海瑞学习的号召。不料此剧刚刚推出，彭德怀便给罢了官。老吴也算是个老江湖了，立刻在后记中特地说明，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是海瑞。该剧演出了几次便草草收场，在国内毫无影响。但此时江青同志却把它刨出来，作为炸毁北京市委的一个重磅炸弹，而写作任务就布置给文元。



       这事到底是毛还是江的主意，到现在党史专家们包括隔壁的古迷似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在文革中仔细看过江青的讲话，认定那是江阿姨的主动，事先并未跟毛商量。而毛后来不过是一贯的\"因势利导\"，在事后把那\"功劳\"占了而已。不管怎样，文元面临的是一场深不见底的权力斗争。一个远离北京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居然卷进宫廷内斗去，为打倒政治局常委、北京市长彭真同志制造炸弹。这种遇合之奇，历史上似乎并不多见。文元并非糊涂人，他面临的风险有多大，我想他心里一定明明白白。据打倒四人帮后的揭发，他在稿子改定后曾拿去向谁谁请教（文章没有披露那人的姓名），当那人首肯后，他说：\"那我就豁出去了！\"可见他自己完全明白是在作博浪一击。或许，当时回旋在他心头的是荣国团的壮语：\"人生能有几次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



       敬爱的未来的伟大领袖在自传里说，那文章出笼根本就没引起他的注意。鄙人忝为主席同届，感觉也是如此，因为那时类似的文章太多了，而且谁也不知道吴(日含)是何等样人。虽然如此，那篇文章一出来我还是立刻就仔细攻读了。我那时是狂热的毛主义分子，和现在笨拉灯手下的人也差不多，对文史哲也特别感兴趣，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看报上的大块文章。文元那文章记得是在1965年11月间发表的，没登在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而是登在一个在反右时被搞得很臭的《文汇报》上，那在当时是份不起眼的小报纸。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指控《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这可是个致人死命的政治大帽子。这致命指控的根据就是海瑞在戏里唱道：\"冤狱重重要平反\"，那当然就是指从彭德怀起直到基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文元这儿的手法非常典型，那就是追究作者的罪恶动机，硬栽给老吴一个罪恶用心。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个优良革命传统每时每刻都在网上发扬光大。

       除了扣帽子，文元似乎还是作了点\"学术考证\"。印象最深的是他驳斥海\"青天\"的神话，说史载老海死时白衣冠送葬者十里不绝，然后犀利地质问道：谁穿得起白衣冠？只有地主阶级！我当时看了深以为然，因为我小时候为了穿白衬衫蓝短裤参加队活动，不知让母亲犯过多少愁。



       小芦太天真，根本就不知道那篇文章吹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文元同志根本就比不上戚本禹，后者批判忠王李秀成的文章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虽然程度有别，但戚和姚都是我当时的崇拜对象。我成天揣摩的，就是如何学习他们擦亮眼睛，去抓出潜伏着的阶级敌人来。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动手写大批判文章，批判东德的一部小说《十字奖章与箭火》。写了半截后又改了主意，决定去批判《燕山夜话》。那书我早就看过，看的时候就觉得味道不对。此时我决定：趁此书还没人批，我赶快先下手为强，为革命立他一功再说。没成想我刚刚从图书馆把书借了出来，报上就赫然登出了文元的《评三家村》，那正是批判《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老吴和廖沫沙三个人的。



        从《评罢官》发表到《评三家村》发表，其间大概半年时间。这半年里，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评罢官》出来后，各省领导似乎嗅出了风声，陆续转载了，就连彭真明知那文章是冲他来的，顶了一阵子也不得不让《北京日报》转载。老毛立刻抓住这件事，指控彭搞\"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老彭当时是负责文革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他为了保自己，便弄了个\"二月提纲\"出来，用中央的名义下通知，规定文元的文章激起来的混战应该作为\"学术讨论\"，不许随便扣帽子，\"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通知老毛先是同意了，等通知下发后，他却又把这当成彭的罪状拿来打彭，罢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官，改组北京市委，把\"二月提纲\"收了回去，另发了个\"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等到《评三家村》出来时，北京旧市委早已不存在，老彭已经进了天牢，只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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