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杨帆：2005――2006经济学非主流视角：中国社会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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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2005――2006经济学非主流视角：中国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
  
第一，    爱国主义空前高涨，国家安全观念深入人心
2004年底有两个口号，一个是经济学主流派提出的“2005年是“改革年”，一个是我们非主流派提出的“爱国年”和“新改革开放观”，要反思改革。
实际上如何？我们的预测成为现实，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
2005年是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必然是“爱国年”。全社会主流派话语中转到爱国主义方面，且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上半年是全世界华人网上签名反对日本入常, 最后日本就是没能“入常”。 （全场振奋）
我在三年前研究封锁台湾的经济代价的时候，意识到只要封锁台湾，就不能不涉及钓鱼岛， 于是产生了把军事斗争重点从台湾海峡向钓鱼岛转移的想法。 现在这个形势逐步显现。 2005年我们邀请国民党亲民党领导访问大陆，重获对台斗争的主动权，。国民党已彻底改组，2008年国亲新联盟在台湾选举中取胜有望，也不排除民进党狗急跳墙。 军事斗争的焦点在客观上可能向北转移。
大家可以听听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对日中关系实质的判断，他们是这样说的：
“中日近来发生一系列争端，包括2005年4月中国反日暴力示威、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开发东海资源。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暂时现象，而是未来日中关系的常态。争端的根源并不是表面上两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而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招牌下，图谋在亚洲建立地区霸权，矮化和打压可能与之竞争的日本，极力阻止其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做法非常霸道，公然违反国家法。小泉政府对华太过软弱，更深刻原因是日本国民对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摆脱不了负罪感，这一点被中国政府利用，在争端中居于有利地位。 4月反日示威引起世界谴责，中国不得不收敛锋芒。一方面对国内反日示威严加镇压，又借纪念二战胜利，向国内外宣传日本罪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分化日本国内舆论。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韩国反日政策推波助澜。把与对中国依赖程度提高的日本企业和媒体争端的责任归于小泉的错误。（杨：他们承认，日本一部分媒体和企业是亲华的）。（小泉）一味奉行对中国妥协退让、友谊第一的政策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回避矛盾只能助长中国的骄横。日本政府不能回避两国之间暂时的冲突。让中国知道日本容忍的底线，可以避免日中爆发更大的冲突。“
他们建议：
“一、日本应该抛弃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或推迟发生一场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世界核算日本人能已经走出了战后时期，当前现实是中国加强地区实力，谋求地区霸权，采取反日姿态。日本有必要调整外交政策，对中国不采取强硬态度。
二、要求中国就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向日本道歉。不应一再容忍妥协，助长中国的骄横跋扈。
三、以实施反驳关于日本对历史罪行认识不够的批评。让国内和国际社会了解，二战后六十年，日本和中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一个是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日本放弃武装起来的政策，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以G8成员身份参与世界经济管理。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中国经济成就离不开日本的贡献。中国1949年以来先后与一系列国家发生战争，内政上犯严重错误。扩大军事实力，中国很难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稳定、负责任的成员。其发展走向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四、要求中国遵守国家法泽、国际规范。中国维持一党专政形式，扩大军力，对国内民主言论和民主权利的践踏，对自由贸易承诺的违背，使其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
五、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应发挥其作为亚洲国家、 太平洋国家以及海洋国家的作用。日本利益已从东北亚扩展到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形成东起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消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强美日同盟与欧洲的传统联系。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坚定不移地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战后日本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交纳联合国会费第二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冷战时期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共产主义”同盟，成为冷战的战胜国，彻底摆脱了战败国的身份。在国内广为宣传日本对华问题的立场、主张和外交政策。开展公共外交，统一日本国民认识。敦促媒体修正对历史的偏颇见解，冲破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向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加强公共外交力度，营造有利于日本人的国际舆论环境。”（全场激愤）
前面是日本的最近情况。还有美国对中国2015年的三种判断：一是经济发展很好，但转向了军事力量。二是中国经济崩溃，美国都不希望。三是中国最好是能维持现状，既能保持稳定和经济增长，又不和美国为敌，不搞国防。
我们国内改革和发展，不能离开国际大背景。 有的改革研讨会根本不涉及外部安全环境，他们就像小孩似的，以为中国30年来是成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以后也必然如此。他们设计的改革开放是假设中国没有外部威胁。 或者可以依靠与美国的商业关系化解这些威胁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从前面的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还有不少比小泉更右倾、更军国主义化的势力要主导其国策。 10年来对台关系的主动权直到2005年才扭过来到我们手中。 我们对日本的态度强硬，实际上就是震慑台独。（全场振奋）




第二，    认真反思改革开放，
制止权力资本扭曲改革
在中国已经堕落为瓜分派的某些“极右翼主流经济学家”， 在去年“郎顾之争”中受到很大触动，他们认为形势不好，中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和民众舆论结合，并获得了中央某些领导的支持，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反对改革开放，是“郎顾之争”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召开一系列改革讨论会，在内部仍旧非常嚣张，有人说改革要不惜代价，不能怕出事，即使出事也不能停。 这样急于改革，是瓜分派的阴谋，他们从2000年以来就特别着急， 因为最高领导层的变化对他们不利。 他们代表刚刚出现的权力资本集团，企图在最高领导层换届前后，抓紧推行“静悄悄的瓜分”，捞取更大的利益。
我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2005年反思改革年。改革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别人触碰不得。所谓“改革共识”，离开了经济学非主流派， 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与，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不否定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总方向，但其利益格局出现了严重偏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开放不断被权力资本扭曲， 忽视了公平和安全，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爆发许多矛盾冲突， 包括民营资本与政府的冲突， 民众利益与资本家的冲突，甚至发生严重的血案，如农民工杀死工头等， 腐败大幅度升级，环境破坏和煤矿爆炸之类的恶性事件，几乎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无数矿工的死难养肥了矿主，在北京购买大量的豪宅，支撑着房地产泡沫。无数触目惊心的事件，促使我们这些参加改革开放30年之久的“老凯歌开放派”进行反思：中国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要走到什么方向去？ 中国会不会被他们搞出大危机，甚至四分五裂？
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反思改革，已经有10年的历史。 我们在2004年集体支持郎咸平，揭露了瓜分派的阴谋。 我们在2005年初提出“新改革开放观”：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开放要更加注意安全。 现在已经成为共识。 改革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应该使改革的收益者承担改革成本，这就是改革的公平原则，这是我在1996年《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所提出的。 必须揭露和清算权力资本对改革的扭曲， 重新明确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宗旨， 必须能够让大多数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好处，在为大多数人的立场上重新达成改革共识。改革的结果，绝对不能是人民造反，社会动荡；开放的结果绝对不能是外资控制，国家丧失安全利益；中国发展的结果，绝对不能是拉丁美洲化道路，甚至引起社会和国家的分裂。 那种只讲制度改革，市场机制建立，形式自由， 表面平等，寡头民主，程序公正，而不顾实际后果；或者把目前所有弊病都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完善，拒绝反思和调整，反而要以“进一步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种种说法，其实质都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拒绝利益格局的调整。 因此，在改革共识没有真正达成以前，应该暂停改革，特别是MBO等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
2005年8月政府抓了顾雏军，全社会掀起批判经济学家的浪潮，随后是刘国光和丁学良两面夹击， 统治中国10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社会公信力和话语权，这与全社会反思改革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反思改革，就不能不批判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是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建议在误导中国改革， 极少数人甚至主张资本与权力勾结，自觉充当权力资本代言人，甚至亲自参与权力资本的瓜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精英联盟”的核心理念和行动，我称他们为理论界的“瓜分派”， 不能仅仅新自由主义来概括他们。 他们是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的产物。
8月份出现了反思医疗改革的报告，主要观点是：“医疗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造成的”。教育改革思路正在反思，教育产业化搞得老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毕业之后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政治思想非常糟糕，这样下去将毁掉我们的青年人。中央支持自主品牌，促进了科技领域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
8月份“刘国光命题”的提出，迫使“瓜分派”改变策略， 第一，对刘国光进行强烈反弹， 第二，把反思改革从战略和指导思想层面，降低到零敲碎打，“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 第三，把我们“非主流”的许多观点吸收过去，主要是关心民生，扶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约束，克服贫富差距这一方面。 这样做是因为中央精神和社会舆论已经很明确，他们想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就不能不接受这些观点。 问题在于，剽窃别人是要受到知识产权法的制裁的。立场不对，代表的利益集团，做起来总是很别扭。（笑）零敲碎打的结果，还是要导致全面的和深刻的反思。 改革的主导权不能再被瓜分派控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调整，对国内外形势应达成新共识，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调整。 目前两年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
2006年仍将是“反思改革年”，而不可能是“改革年”。 反思重点应该跳出制度层面和国内社会问题的范围， 进入到发展战略和国际关系，涉外经济，产业和政府等领域，理论界和全社会将继续打破“不争论”的禁区，进行公共政策大辩论。 这样的争论将为中共十七大总方针的确定， 提供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 然后再有计划地，依据法律的规定，推动新的改革开放。
2006年中国落实WTO 市场准入， 民族矛盾会更加突出。我们提出新的2006年要反思的题目有五个：发展模式，国家安全，外资政策，科技发展，信仰重建。（鼓掌）， 我们希望那些“改革设计者”变成反思者，但是恐怕他们跟不上。 因为我们代表的利益不同。 他们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有买办化的倾向。而我们代表广大人民利益， 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 （鼓掌）
反思改革，需要我们历史全面地理解***思想。
***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许多东西，在当时是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但是在90年代被极右派所歪曲和利用， 也被老左派作为否定改革开放的靶子，因此我们反思改革，就不能回避邓的理论，我们提出要“历史全面地理解***理论”。
在南巡克服“极左”以后，***对于“极右”出现的可能性有高度的警惕。他坚持反对国际霸权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制止了“高干子弟全面接班“，特别是提出了纠正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思想，基本上为改革理论划上完满句号。
邓的一些思想一再被极右所利用，一方面是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邓在80年代的许多论述不能适应新的情况， 而是他在90年代的新的想法没有能够发挥，没有得到贯彻。1995年以后，中国改革逐步被权力资扭曲，改革丧失公平性，开放忽视国家安全，把这些问题追溯到***理论，既不客观，又不策略。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年鉴》，全面记录了***的思想， 特别是发表了他晚年关于贫富问题的论述。他在80年代一再讲：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人富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从长远来说最终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小平多次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他的判断是：当一部分人很富时，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措施。 他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是终生的，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两极分化是始终如一的。
小平在1992年说，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小平1992年对外宾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收入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富有，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提出和考虑分配问题。我们的政策是既不鼓励懒汉，又不鼓励打内仗。”
1993年***对他弟弟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大量财富，少部分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富带动后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大家给***鼓鼓掌。（全场鼓掌）
***的贫富论是完整的，但是在1995年以后没有得到贯彻， 既得利益集团歪曲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发展是硬任务”思想，作为扭曲改革的理论武器； 同时他们淡化***的爱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因此应进行理论的正本清源， ***理论不仅一直指导进行改革开放， 也能够指导反思改革开放。 我们反思改革开放，邓的旗帜不能丢，要历史全面地理解***思想， 不可让“瓜分派”再利用小平思想，也不可犯90年代初期老左派回潮，全面否定小平思想的错误。
2005年还出现一些事件值得一提。
自由主义继续企图保持对企业界的影响。有人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企业家和政府的矛盾， 他们提出“工商文明”， 鼓吹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论，因为理论水平不高，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自由主义者继续把矛头指向国家控制。 他们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民和官”的矛盾，而企业家则是“人民的代表，社会进步的代表”。 我们则认为，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国家利益，与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矛盾。 （鼓掌）
有些青年自由派主要是律师，越来越多地参与民间维权活动。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 美国在中亚以民主名义推行“颜色革命”， 迫使我国内控制不断加强。 这给本来应该通过民主法制轨道合理解决的民众“维权”， 增加了复杂的背景。现在左右派在“民主”问题上都没有共识，需要继续研究。 我们应该支持民间正当合法的维权活动， 只有这样，才能够制止权力资本恶性膨胀；我们也应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瓦解国家的阴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爱国主义和战略产业等理论， 在理论上解决民营资本与政府和国家资本的关系问题，帮助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转自新华论坛http://www.1911.cn/bbs/dispbbs.asp?boardID=5&ID=21634&page=1

杨帆：2005――2006经济学非主流视角：中国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
  
第一，    爱国主义空前高涨，国家安全观念深入人心
2004年底有两个口号，一个是经济学主流派提出的“2005年是“改革年”，一个是我们非主流派提出的“爱国年”和“新改革开放观”，要反思改革。
实际上如何？我们的预测成为现实，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
2005年是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必然是“爱国年”。全社会主流派话语中转到爱国主义方面，且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上半年是全世界华人网上签名反对日本入常, 最后日本就是没能“入常”。 （全场振奋）
我在三年前研究封锁台湾的经济代价的时候，意识到只要封锁台湾，就不能不涉及钓鱼岛， 于是产生了把军事斗争重点从台湾海峡向钓鱼岛转移的想法。 现在这个形势逐步显现。 2005年我们邀请国民党亲民党领导访问大陆，重获对台斗争的主动权，。国民党已彻底改组，2008年国亲新联盟在台湾选举中取胜有望，也不排除民进党狗急跳墙。 军事斗争的焦点在客观上可能向北转移。
大家可以听听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对日中关系实质的判断，他们是这样说的：
“中日近来发生一系列争端，包括2005年4月中国反日暴力示威、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开发东海资源。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暂时现象，而是未来日中关系的常态。争端的根源并不是表面上两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偏差。而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招牌下，图谋在亚洲建立地区霸权，矮化和打压可能与之竞争的日本，极力阻止其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于日本的争端，中国的做法非常霸道，公然违反国家法。小泉政府对华太过软弱，更深刻原因是日本国民对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摆脱不了负罪感，这一点被中国政府利用，在争端中居于有利地位。 4月反日示威引起世界谴责，中国不得不收敛锋芒。一方面对国内反日示威严加镇压，又借纪念二战胜利，向国内外宣传日本罪行，博取国际社会同情，分化日本国内舆论。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对韩国反日政策推波助澜。把与对中国依赖程度提高的日本企业和媒体争端的责任归于小泉的错误。（杨：他们承认，日本一部分媒体和企业是亲华的）。（小泉）一味奉行对中国妥协退让、友谊第一的政策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回避矛盾只能助长中国的骄横。日本政府不能回避两国之间暂时的冲突。让中国知道日本容忍的底线，可以避免日中爆发更大的冲突。“
他们建议：
“一、日本应该抛弃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或推迟发生一场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世界核算日本人能已经走出了战后时期，当前现实是中国加强地区实力，谋求地区霸权，采取反日姿态。日本有必要调整外交政策，对中国不采取强硬态度。
二、要求中国就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向日本道歉。不应一再容忍妥协，助长中国的骄横跋扈。
三、以实施反驳关于日本对历史罪行认识不够的批评。让国内和国际社会了解，二战后六十年，日本和中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一个是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日本放弃武装起来的政策，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以G8成员身份参与世界经济管理。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中国经济成就离不开日本的贡献。中国1949年以来先后与一系列国家发生战争，内政上犯严重错误。扩大军事实力，中国很难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稳定、负责任的成员。其发展走向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四、要求中国遵守国家法泽、国际规范。中国维持一党专政形式，扩大军力，对国内民主言论和民主权利的践踏，对自由贸易承诺的违背，使其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
五、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应发挥其作为亚洲国家、 太平洋国家以及海洋国家的作用。日本利益已从东北亚扩展到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形成东起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消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强美日同盟与欧洲的传统联系。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坚定不移地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战后日本成为走和平道路的自由、民主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交纳联合国会费第二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冷战时期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共产主义”同盟，成为冷战的战胜国，彻底摆脱了战败国的身份。在国内广为宣传日本对华问题的立场、主张和外交政策。开展公共外交，统一日本国民认识。敦促媒体修正对历史的偏颇见解，冲破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向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加强公共外交力度，营造有利于日本人的国际舆论环境。”（全场激愤）
前面是日本的最近情况。还有美国对中国2015年的三种判断：一是经济发展很好，但转向了军事力量。二是中国经济崩溃，美国都不希望。三是中国最好是能维持现状，既能保持稳定和经济增长，又不和美国为敌，不搞国防。
我们国内改革和发展，不能离开国际大背景。 有的改革研讨会根本不涉及外部安全环境，他们就像小孩似的，以为中国30年来是成长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以后也必然如此。他们设计的改革开放是假设中国没有外部威胁。 或者可以依靠与美国的商业关系化解这些威胁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从前面的东京基金会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还有不少比小泉更右倾、更军国主义化的势力要主导其国策。 10年来对台关系的主动权直到2005年才扭过来到我们手中。 我们对日本的态度强硬，实际上就是震慑台独。（全场振奋）




第二，    认真反思改革开放，
制止权力资本扭曲改革
在中国已经堕落为瓜分派的某些“极右翼主流经济学家”， 在去年“郎顾之争”中受到很大触动，他们认为形势不好，中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和民众舆论结合，并获得了中央某些领导的支持，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反对改革开放，是“郎顾之争”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提出2005年是“改革年”，召开一系列改革讨论会，在内部仍旧非常嚣张，有人说改革要不惜代价，不能怕出事，即使出事也不能停。 这样急于改革，是瓜分派的阴谋，他们从2000年以来就特别着急， 因为最高领导层的变化对他们不利。 他们代表刚刚出现的权力资本集团，企图在最高领导层换届前后，抓紧推行“静悄悄的瓜分”，捞取更大的利益。
我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2005年反思改革年。改革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别人触碰不得。所谓“改革共识”，离开了经济学非主流派， 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参与，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不否定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总方向，但其利益格局出现了严重偏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开放不断被权力资本扭曲， 忽视了公平和安全，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爆发许多矛盾冲突， 包括民营资本与政府的冲突， 民众利益与资本家的冲突，甚至发生严重的血案，如农民工杀死工头等， 腐败大幅度升级，环境破坏和煤矿爆炸之类的恶性事件，几乎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无数矿工的死难养肥了矿主，在北京购买大量的豪宅，支撑着房地产泡沫。无数触目惊心的事件，促使我们这些参加改革开放30年之久的“老凯歌开放派”进行反思：中国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要走到什么方向去？ 中国会不会被他们搞出大危机，甚至四分五裂？
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反思改革，已经有10年的历史。 我们在2004年集体支持郎咸平，揭露了瓜分派的阴谋。 我们在2005年初提出“新改革开放观”：改革要更加注重公平，开放要更加注意安全。 现在已经成为共识。 改革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应该使改革的收益者承担改革成本，这就是改革的公平原则，这是我在1996年《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所提出的。 必须揭露和清算权力资本对改革的扭曲， 重新明确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宗旨， 必须能够让大多数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好处，在为大多数人的立场上重新达成改革共识。改革的结果，绝对不能是人民造反，社会动荡；开放的结果绝对不能是外资控制，国家丧失安全利益；中国发展的结果，绝对不能是拉丁美洲化道路，甚至引起社会和国家的分裂。 那种只讲制度改革，市场机制建立，形式自由， 表面平等，寡头民主，程序公正，而不顾实际后果；或者把目前所有弊病都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完善，拒绝反思和调整，反而要以“进一步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种种说法，其实质都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拒绝利益格局的调整。 因此，在改革共识没有真正达成以前，应该暂停改革，特别是MBO等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
2005年8月政府抓了顾雏军，全社会掀起批判经济学家的浪潮，随后是刘国光和丁学良两面夹击， 统治中国10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社会公信力和话语权，这与全社会反思改革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反思改革，就不能不批判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是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建议在误导中国改革， 极少数人甚至主张资本与权力勾结，自觉充当权力资本代言人，甚至亲自参与权力资本的瓜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精英联盟”的核心理念和行动，我称他们为理论界的“瓜分派”， 不能仅仅新自由主义来概括他们。 他们是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的产物。
8月份出现了反思医疗改革的报告，主要观点是：“医疗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造成的”。教育改革思路正在反思，教育产业化搞得老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毕业之后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政治思想非常糟糕，这样下去将毁掉我们的青年人。中央支持自主品牌，促进了科技领域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
8月份“刘国光命题”的提出，迫使“瓜分派”改变策略， 第一，对刘国光进行强烈反弹， 第二，把反思改革从战略和指导思想层面，降低到零敲碎打，“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 第三，把我们“非主流”的许多观点吸收过去，主要是关心民生，扶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约束，克服贫富差距这一方面。 这样做是因为中央精神和社会舆论已经很明确，他们想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就不能不接受这些观点。 问题在于，剽窃别人是要受到知识产权法的制裁的。立场不对，代表的利益集团，做起来总是很别扭。（笑）零敲碎打的结果，还是要导致全面的和深刻的反思。 改革的主导权不能再被瓜分派控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调整，对国内外形势应达成新共识，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调整。 目前两年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行反思是必要的，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
2006年仍将是“反思改革年”，而不可能是“改革年”。 反思重点应该跳出制度层面和国内社会问题的范围， 进入到发展战略和国际关系，涉外经济，产业和政府等领域，理论界和全社会将继续打破“不争论”的禁区，进行公共政策大辩论。 这样的争论将为中共十七大总方针的确定， 提供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 然后再有计划地，依据法律的规定，推动新的改革开放。
2006年中国落实WTO 市场准入， 民族矛盾会更加突出。我们提出新的2006年要反思的题目有五个：发展模式，国家安全，外资政策，科技发展，信仰重建。（鼓掌）， 我们希望那些“改革设计者”变成反思者，但是恐怕他们跟不上。 因为我们代表的利益不同。 他们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有买办化的倾向。而我们代表广大人民利益， 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 （鼓掌）
反思改革，需要我们历史全面地理解***思想。
***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许多东西，在当时是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但是在90年代被极右派所歪曲和利用， 也被老左派作为否定改革开放的靶子，因此我们反思改革，就不能回避邓的理论，我们提出要“历史全面地理解***理论”。
在南巡克服“极左”以后，***对于“极右”出现的可能性有高度的警惕。他坚持反对国际霸权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制止了“高干子弟全面接班“，特别是提出了纠正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思想，基本上为改革理论划上完满句号。
邓的一些思想一再被极右所利用，一方面是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邓在80年代的许多论述不能适应新的情况， 而是他在90年代的新的想法没有能够发挥，没有得到贯彻。1995年以后，中国改革逐步被权力资扭曲，改革丧失公平性，开放忽视国家安全，把这些问题追溯到***理论，既不客观，又不策略。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年鉴》，全面记录了***的思想， 特别是发表了他晚年关于贫富问题的论述。他在80年代一再讲：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人富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从长远来说最终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小平多次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他的判断是：当一部分人很富时，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措施。 他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是终生的，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两极分化是始终如一的。
小平在1992年说，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小平1992年对外宾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收入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但这种差距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富有，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提出和考虑分配问题。我们的政策是既不鼓励懒汉，又不鼓励打内仗。”
1993年***对他弟弟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 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大量财富，少部分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富带动后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大家给***鼓鼓掌。（全场鼓掌）
***的贫富论是完整的，但是在1995年以后没有得到贯彻， 既得利益集团歪曲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发展是硬任务”思想，作为扭曲改革的理论武器； 同时他们淡化***的爱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因此应进行理论的正本清源， ***理论不仅一直指导进行改革开放， 也能够指导反思改革开放。 我们反思改革开放，邓的旗帜不能丢，要历史全面地理解***思想， 不可让“瓜分派”再利用小平思想，也不可犯90年代初期老左派回潮，全面否定小平思想的错误。
2005年还出现一些事件值得一提。
自由主义继续企图保持对企业界的影响。有人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企业家和政府的矛盾， 他们提出“工商文明”， 鼓吹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论，因为理论水平不高，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自由主义者继续把矛头指向国家控制。 他们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民和官”的矛盾，而企业家则是“人民的代表，社会进步的代表”。 我们则认为，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国家利益，与权力资本化买办化的矛盾。 （鼓掌）
有些青年自由派主要是律师，越来越多地参与民间维权活动。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 美国在中亚以民主名义推行“颜色革命”， 迫使我国内控制不断加强。 这给本来应该通过民主法制轨道合理解决的民众“维权”， 增加了复杂的背景。现在左右派在“民主”问题上都没有共识，需要继续研究。 我们应该支持民间正当合法的维权活动， 只有这样，才能够制止权力资本恶性膨胀；我们也应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瓦解国家的阴谋。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爱国主义和战略产业等理论， 在理论上解决民营资本与政府和国家资本的关系问题，帮助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