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召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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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召经济学类别:国际观察 作者:Gary   发布时间:2009-11-08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怪诞经济学》一书作者斯蒂芬·李维特和斯蒂芬·杜博纳最喜欢用经济学来分析日常生活,在新作中他们将目光投向卖淫业,考察了色情行业收入差距,探讨了网络对高级应召“业务”的影响。

    因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有染而出名的应召女郎达达里奥。



    《怪诞经济学》一书作者斯蒂芬·李维特和斯蒂芬·杜博纳最喜欢用经济学来分析日常生活,在新作中他们将目光投向卖淫业,考察了色情行业收入差距,探讨了网络对高级应召“业务”的影响。
    如果卖淫业是一个正当行业,它可能会雇佣说客跟“堕落的婚前性行为现象”作斗争,并推动立法,称婚前性行为是犯罪,至少要课以重税。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芝加哥南部一个工地外,29岁的拉谢娜坐在一辆SU V的引擎盖上。她面孔精致,一头直发,虽然双眼无神,还是显得年轻。
    拉谢娜正在讲述自己的谋生手段,她列出了四大渠道:偷东西销赃、为贩毒的街头团伙望风、理发以及卖淫。
    哪份工作最差?“卖淫,”她毫不犹豫地说。
    为什么?“因为我并不真的喜欢男人,这让我心里不舒服。”
    那如果卖淫的价格提高一倍呢?“你意思是我会不会多接点活儿?”她问“那当然!”
    在距拉谢娜等街头妓女“工作”地点仅仅几英里的一个社区,住着一个女孩,其收入是拉谢娜所不能想象的。她名叫安莉,也是一名妓女。
    但她的结论是,自己不必为了多挣钱工作更长时间。事实上,她工作得越少,挣得越多。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从历史上看,男人一直比女人活得轻松。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偶有例外,但在所有重要方面,女人过得都比男人辛苦。虽然男人要参加战争,从事重体力劳动,但预期寿命一直长过女性。
    多亏了分娩上取得的医学突破,女人的预期寿命终于超越了男性。尤其在发达国家,女性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今日美国、英国或日本女孩的生活质量与一个世纪前的姐妹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无论是从哪个领域看———教育、法律、投票权、就业机会,等等———现在做女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幸福。
    但是身为女性,还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牺牲。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兹发现,与男校友相比,哈佛大学毕业的女性收入平均少一半以上。即使是只考虑全职工作者,严格控制其他变量,戈尔丁和卡兹也发现,哈佛大学女生也比男生收入少30%.
    但是,有一个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女性占据统治地位———色情业。它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上:自古以来,无论在哪儿,男人都希望在免费之外,还能享受更多的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女性以适当价格提供性服务满足他们需要的情况。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才是适当的呢?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苏蒂尔·凡卡德希在芝加哥读研究生那几年,和一个街头团伙打成一片。这个团伙控制着当地一个街区,凡卡德希借此研究地下经济,开始搜集关于当地妓女的数据。
    就卖淫这样一个敏感话题来说,传统调查方法不一定会得到可靠的结果,所以凡卡德希雇佣了线人,和妓女一起站在街角或坐在妓院里,直接观察他们交易的方方面面,顾客一走就尽快搜集细节。
    大部分线人过去做过妓女,这是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得到诚实的回答。对参加调查的妓女,凡卡德希也额外付费。他的理由是,如果她们愿意为了钱而发生性关系,那么肯定也愿意为了钱谈论这种关系。事实的确如此。
    他发现,一名典型的芝加哥站街妓女一周工作13个小时,其间发生10次性交易,时薪约为27美元。所以她一周的实得收入约为350美元,这还包括平均20美元从顾客那里偷来的钱,以及取代现金支付的毒品。
    她们年收入只有大概18000美元,即使和芝加哥100年前的那些收费低廉的妓女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当时一个在“一元屋”的妓女一年所得相当于今天的76000美元,如果是在芝加哥Everleigh俱乐部那样的高级妓院接客,年收入更是相当于今天的43万美元!
    为何妓女收入下降得如此之快?因为需求在大幅下降。不是说男人的性需求下降,他们的需求依然强劲。但卖淫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最怕竞争。
    谁是妓女最大的竞争者?很简单:任何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众所周知,最近几十年来,性风俗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个世纪前,“一夜情”这个词儿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利益朋友”(friendsw ithbenefits,指有性关系但不是情侣的亲密朋友)。过去婚外情更难进行,遭受的惩罚也比现在严重。
    假如一名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收入的年轻男子打算享受一下性快乐,放在几十年前,妓女是最有可能的选择。虽然看上去颇为昂贵,但嫖娼具备长远好处,不会有意外怀孕或被迫结婚等潜在的成本。1933至1942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至少20%第一次性关系是与妓女发生的。
    现在想像这名年轻男子来到了20年后,性风俗的流变使他有了更多的免费选择。这一代男人中,只有5%是在妓女那儿丧失童贞。
    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同伴们要守身如玉,直到结婚。这一代70%的人有婚前性经验,与上一代的33%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婚前性关系是卖淫业可行的替代品。随着对有偿性关系的需求降低,提供这种服务的人的报酬也下降。
    如果卖淫业是一个正当行业,它可能会雇佣说客跟“堕落的婚前性行为现象”作斗争,并推动立法,称婚前性行为是犯罪,至少要课以重税。
    可惜卖淫业在华盛顿权力走廊中的影响太小了,虽然它跟政府高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解释了为何该行业如此容易受到自由市场的打击。
    现在让我们看看安莉是如何少工作、多挣钱的。
    她在得克萨斯一个大家庭长大,后来离家参军,在那儿受到电子学方面的培训。七年后她退役时,在一家全球性大企业找到一份电脑设计工作,并跟一名按揭经纪人结了婚。她的生活很成功,但也很无聊。
    后来她离了婚又结婚,但这段婚姻也失败了,工作也越来越令人厌倦。
    安莉聪明有能力,外表也相当吸引人,是名身材窈窕、待人友善的金发女郎。公司的同事们都很欣赏她,她只是不喜欢工作得那么辛苦。
    于是她变成了个体妓女,一周只工作10到15个小时,收入却是原来的五倍。
    她干上这一行纯属偶然。她的父母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本人在保守拘谨的氛围中长大。但身为一名年轻的离婚妇女,她开始访问在线约会网站———她喜欢男人,喜欢性———并出于好玩,在自我介绍中写上了“伴游女郎”。
    “就是一念间的事,”她回忆说:“我想看看接下来会怎样。”
    她的电脑立刻被回复淹没了。“我得不停点击‘最小化’,才能继续看下去。”
    她决定一个周末下午两点钟跟一名男人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见面。他开着一辆黑色奔驰。安莉不知道该怎么收费,她估计50美元左右差不多了。
    他是一名牙医,已婚,彬彬有礼。一到房里,安莉就紧张得把衣服脱了。她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形,“一片模糊”,但感觉“一点也不古怪。”
    事毕,男子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些钱。
    “你以前没干过这个,是吧?”他问。
    安莉想撒个小谎,但没成功。
    “好吧,”他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他开始给她上课,告诉她应该更加小心,不应在停车场与陌生人见面,事先应对客户有所了解。
    “他是完美的第一次约会,”安莉说:“直至今日,我仍对他心怀感激。”
    那人离开后,安莉数了数梳妆台上的现金:200美元。
    “多年来,我都是往外给钱,因此有人给我哪怕一分钱,也觉得惊讶。”
    她立即打算当全职妓女,但担心亲友会发现,于是决定慢慢来,先与外地客户约会。她缩减了电脑设计工作的时间,却依然觉得它太无味,于是她决定搬去芝加哥。它虽然是个大城市,但足够平民化,不会像纽约、洛杉矶那样让人有压迫感。
    她建了一个网页(电脑技术派上了用场),经数次尝试,确定了最能帮她吸引目标客户的性服务站点。单干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就是无需与别人分享收入。过去安莉可能会为E verleigh姐妹这样的人工作,她们对姑娘出手相当大方。但网络使得安莉成为自己的老板,一切财富都收入囊中。
    关于网络“去中间化”(指取消代理商或中间人)的可怕能力人们已说得很多,在旅游、房地产、保险、证券债券销售等行业尤其明显。但没有比高端卖淫业更适合“去中间化”了。
    单干的缺点是安莉要筛选潜在客户,保证他们不会把她揍一顿或抢劫她。她找到一个简单聪明的办法:每当有新客户出现时,她一定要确定对方的真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后才会定下约会。约会当天早上,她会打电话到对方办公室,表面上说多么期待相见,其实是暗示对方,自己可以找到他,出了什么事,后果自负。
    “没人愿意在办公室看到疯狂的妓女,”她微笑着说。
    至今为止,这种战术安莉只用过一次,那是因为客户付了她假钞。当安莉出现在办公室时,对方立即乖乖地拿出了真钱。
    她在自己的公寓见客,主要是白天。客户大部分是中年白人,80%已婚,他们认为白天工作时间溜出来比晚上出来好,否则还得向妻子解释去向。
    安莉也很高兴,这样晚上她就可以看看书、电影,或者随便放松一下。她把收费定在300美元一小时,这是行价,偶尔打个折:两小时500美元或者12小时“伴游”2400美元。
    60%的约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她的卧室———她笑称为“办公室”———里面最显眼的是一张维多利亚式大床,轻纱从桃花心木做成的柱子上垂下。
    不久前一名魁梧的绅士把床弄坏了。安莉没有责怪他。“我告诉他早就坏了,很抱歉之前没修好。”
    她是那种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这对她的成功颇有裨益。她真诚地喜欢那些来找她的男人,而对方也因此喜欢她。他们经常会带来礼物:100美元的亚马孙礼物卡、精致的酒瓶(客人走后她会去G oogle上搜它的价值),还有人送过她一个全新的M acBook电脑。这些男人对她甜言蜜语,称赞她的外貌或室内装饰。在许多方面,他们待她就像很多妻子期盼的那样。
    大部分和安莉一样的女孩自称“伴游”,但安莉并不粉饰太平。“算了吧,”她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提到一位每小时收费500美元的姑娘。“她认为自己跟街上那些100美元一小时的女孩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说:一样,亲爱的,你跟她是一样的。”
    在这方面,安莉可能错了。与其说她像街头妓女,不如说她更像花瓶般的老婆。本质上说,安莉就是按小时出租的“花瓶老婆”。她并非真的在出售性,至少不只是在出售性。她向男人出售的是一种机会,一种把眼前的黄脸婆暂时置换为更加年轻、性感、刺激的老婆的机会,而且没有麻烦和长期代价。
    在那么一两个小时内,她代表着理想的妻子:美丽、专心、聪明、对你的笑话有反应、愿意满足你的性欲。每次你出现在门口,她都显得很高兴。你最喜欢的音乐已经在播放,最喜欢的饮料已经冰冻好。她从不会要求你去倒垃圾。
    安莉说,在满足客户的“非常要求”方面,她比某些妓女“自由度更高”。比如,有个得克萨斯的家伙定期会飞来找她,让她穿戴他藏在公文包里的一套古怪性用品。但有一点,她要求客户一定要戴安全套。
    如果有客户愿意出100万美元,条件是不戴安全套呢?安莉停顿了一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表现出对经济学家所谓“反向选择”的敏锐理解,她说仍然不会接受,因为任何愿意拿100万美元来进行不受保护的性生活的客户肯定十分疯狂,无论如何都要避开。
    但我们还没有解释她是如何少做多赚的。
    她刚在芝加哥“开业”时,出价300美元一小时,结果客户多得无法应付。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她尽可能地接生意,差不多每周工作30个小时。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付清车款,有了一定储蓄后,她将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15小时,并开始考虑每小时能否多收一些,虽然一周15小时的工作量已经可以带来每年20万美元的现金收入。
    最后她将价格提到每小时350美元,以为客户数量会下降,但是没有。因此几个月后,她再次将价格调到400美元一小时。需求还是没有明显下降。对此安莉反而有点不高兴,这证明她一直以来收少了。
    但至少她可以战略性地利用收费波动,实施经济学家所谓的“价格歧视”。对最喜欢的客户,她按老价格收费,同时告诉那些一般的客户,现在价格已经提到400美元。
    在商业世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价格歧视的。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些客户必须具备清晰的可识别特点,使得他们愿意或必须多付钱(一些劣质客户退缩了,安莉就有充分理由甩掉他们,毕竟客户还多得是)。
    商家必须有能力阻止产品转售行为,以免有人从中套利。就卖淫业来说,转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大部分公司都可以在愿意的时候从价格歧视中获利。商务旅行者对此再了解不过,与提前几个月预订机票的度假者相比,他们在最后一刻买的飞机票价格往往高出好几倍。
    没过多久,安莉又把价格提高到了每小时450美元,几个月后再次提高到500美元。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安莉提价幅度高达67%,而且没有看到客户需求有实质上的下降。
    她的提价行动还揭示出另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她收费越高,需要发生的性行为就越少。收300美元时,她有一大串“一小时约会”,每个男人都要满足;但收500美元时,她的时间常常是花在喝酒和吃晚餐上。“往往是长达四小时的浪漫晚餐,最后以20分钟的性活动结束”,她说,“虽然我跟收300美元的时候一个样,还是那个女孩,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
    她觉得自己可能一直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因为那是2006-2007年,对很多银行家、律师和房地产商来说是黄金时代。但安莉也发现,购买她服务的大部分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说,都是“价格迟钝型”消费者。性需求似乎跟大经济环境是脱节的。
    拉谢娜这样的街头妓女从事的大概是美国最差的工作。但对安莉这样的精英妓女来说,情况完全不同:高薪,弹性工作时间,相对较低的暴力或被捕风险。所以真正的困惑不是为何安莉这样的女孩会成为妓女,而是为什么更多像她一样的女孩没有选择这个职业。
    毫无疑问,卖淫不适合所有女性。你必须能够享受性,乐于做出某些牺牲,比如没有丈夫(除非他非常宽容,或非常贪钱)。但是,在时薪500美元的诱惑下,这些缺点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当安莉向一位长期女友透露自己已成妓女,并描绘了新生活之后,没过几周那个女孩便加入了这一行。
    安莉从未被警察找过麻烦,当然也不希望那样。事实上,如果卖淫真的合法化,她会抓狂,因为她的高收费正是建立在所提供服务是非法的这一基础上。
    总的来说,安莉是一个精明的个体户。她知道如何把管理费用控制到最低,保持质量控制,学会运用价格歧视,非常了解供需的市场力量。她也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即便如此,安莉也开始寻找退出的策略。她现在30岁出头,虽然仍很有吸引力,但也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不能长期保鲜的。她很同情那些年老的妓女,她们就像年老的运动员一样,不知道应在合适的时候退役。
    她也厌倦了过那种秘密的生活。亲友不知道她是妓女,长期的欺骗令她筋疲力尽。唯一可以袒露心声的是同行,但她与她们关系又不亲密。
    她存下了一笔钱,但还不够退休,因此她开始考虑下一项事业。她考到了地产中介执照———当时房地产业非常繁荣,新旧工作的转换似乎也较为容易,因为两者都是弹性工作制。但是打同样主意的人太多了。当安莉知道必须把一半的佣金交给中介行时,她目瞪口呆。没有哪个皮条客敢抽取这么高的提成!
    最后安莉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回大学读书。她要总结自己从卖淫中学得的知识,如果一切顺利,再带着新知识投身某个职业———可以付她疯狂高薪,又不必辛苦劳作的职业。
    她选择的专业?当然是经济学。
    作者注:安莉不是文章主角的真名,但其他事实都是真的。过去两年来,我和她一起度过了大量时光(两人都穿着衣服),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复核了她的分类账目,参加了她偶尔在芝加哥大学犯罪经济学课程上所作的讲座。不少学生说这是他们大学几年中听到的最好的讲座,这既是对安莉的见识的赞赏,也是对其他教授的控诉。
    文:Levitt&Dubner译: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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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怪诞经济学》一书作者斯蒂芬·李维特和斯蒂芬·杜博纳最喜欢用经济学来分析日常生活,在新作中他们将目光投向卖淫业,考察了色情行业收入差距,探讨了网络对高级应召“业务”的影响。

    因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有染而出名的应召女郎达达里奥。



    《怪诞经济学》一书作者斯蒂芬·李维特和斯蒂芬·杜博纳最喜欢用经济学来分析日常生活,在新作中他们将目光投向卖淫业,考察了色情行业收入差距,探讨了网络对高级应召“业务”的影响。
    如果卖淫业是一个正当行业,它可能会雇佣说客跟“堕落的婚前性行为现象”作斗争,并推动立法,称婚前性行为是犯罪,至少要课以重税。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芝加哥南部一个工地外,29岁的拉谢娜坐在一辆SU V的引擎盖上。她面孔精致,一头直发,虽然双眼无神,还是显得年轻。
    拉谢娜正在讲述自己的谋生手段,她列出了四大渠道:偷东西销赃、为贩毒的街头团伙望风、理发以及卖淫。
    哪份工作最差?“卖淫,”她毫不犹豫地说。
    为什么?“因为我并不真的喜欢男人,这让我心里不舒服。”
    那如果卖淫的价格提高一倍呢?“你意思是我会不会多接点活儿?”她问“那当然!”
    在距拉谢娜等街头妓女“工作”地点仅仅几英里的一个社区,住着一个女孩,其收入是拉谢娜所不能想象的。她名叫安莉,也是一名妓女。
    但她的结论是,自己不必为了多挣钱工作更长时间。事实上,她工作得越少,挣得越多。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从历史上看,男人一直比女人活得轻松。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偶有例外,但在所有重要方面,女人过得都比男人辛苦。虽然男人要参加战争,从事重体力劳动,但预期寿命一直长过女性。
    多亏了分娩上取得的医学突破,女人的预期寿命终于超越了男性。尤其在发达国家,女性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今日美国、英国或日本女孩的生活质量与一个世纪前的姐妹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无论是从哪个领域看———教育、法律、投票权、就业机会,等等———现在做女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幸福。
    但是身为女性,还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牺牲。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兹发现,与男校友相比,哈佛大学毕业的女性收入平均少一半以上。即使是只考虑全职工作者,严格控制其他变量,戈尔丁和卡兹也发现,哈佛大学女生也比男生收入少30%.
    但是,有一个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女性占据统治地位———色情业。它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前提上:自古以来,无论在哪儿,男人都希望在免费之外,还能享受更多的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女性以适当价格提供性服务满足他们需要的情况。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才是适当的呢?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苏蒂尔·凡卡德希在芝加哥读研究生那几年,和一个街头团伙打成一片。这个团伙控制着当地一个街区,凡卡德希借此研究地下经济,开始搜集关于当地妓女的数据。
    就卖淫这样一个敏感话题来说,传统调查方法不一定会得到可靠的结果,所以凡卡德希雇佣了线人,和妓女一起站在街角或坐在妓院里,直接观察他们交易的方方面面,顾客一走就尽快搜集细节。
    大部分线人过去做过妓女,这是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得到诚实的回答。对参加调查的妓女,凡卡德希也额外付费。他的理由是,如果她们愿意为了钱而发生性关系,那么肯定也愿意为了钱谈论这种关系。事实的确如此。
    他发现,一名典型的芝加哥站街妓女一周工作13个小时,其间发生10次性交易,时薪约为27美元。所以她一周的实得收入约为350美元,这还包括平均20美元从顾客那里偷来的钱,以及取代现金支付的毒品。
    她们年收入只有大概18000美元,即使和芝加哥100年前的那些收费低廉的妓女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当时一个在“一元屋”的妓女一年所得相当于今天的76000美元,如果是在芝加哥Everleigh俱乐部那样的高级妓院接客,年收入更是相当于今天的43万美元!
    为何妓女收入下降得如此之快?因为需求在大幅下降。不是说男人的性需求下降,他们的需求依然强劲。但卖淫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最怕竞争。
    谁是妓女最大的竞争者?很简单:任何愿意与男人免费发生性关系的女人。
    众所周知,最近几十年来,性风俗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个世纪前,“一夜情”这个词儿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利益朋友”(friendsw ithbenefits,指有性关系但不是情侣的亲密朋友)。过去婚外情更难进行,遭受的惩罚也比现在严重。
    假如一名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有收入的年轻男子打算享受一下性快乐,放在几十年前,妓女是最有可能的选择。虽然看上去颇为昂贵,但嫖娼具备长远好处,不会有意外怀孕或被迫结婚等潜在的成本。1933至1942年出生的美国男性中,至少20%第一次性关系是与妓女发生的。
    现在想像这名年轻男子来到了20年后,性风俗的流变使他有了更多的免费选择。这一代男人中,只有5%是在妓女那儿丧失童贞。
    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同伴们要守身如玉,直到结婚。这一代70%的人有婚前性经验,与上一代的33%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婚前性关系是卖淫业可行的替代品。随着对有偿性关系的需求降低,提供这种服务的人的报酬也下降。
    如果卖淫业是一个正当行业,它可能会雇佣说客跟“堕落的婚前性行为现象”作斗争,并推动立法,称婚前性行为是犯罪,至少要课以重税。
    可惜卖淫业在华盛顿权力走廊中的影响太小了,虽然它跟政府高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解释了为何该行业如此容易受到自由市场的打击。
    现在让我们看看安莉是如何少工作、多挣钱的。
    她在得克萨斯一个大家庭长大,后来离家参军,在那儿受到电子学方面的培训。七年后她退役时,在一家全球性大企业找到一份电脑设计工作,并跟一名按揭经纪人结了婚。她的生活很成功,但也很无聊。
    后来她离了婚又结婚,但这段婚姻也失败了,工作也越来越令人厌倦。
    安莉聪明有能力,外表也相当吸引人,是名身材窈窕、待人友善的金发女郎。公司的同事们都很欣赏她,她只是不喜欢工作得那么辛苦。
    于是她变成了个体妓女,一周只工作10到15个小时,收入却是原来的五倍。
    她干上这一行纯属偶然。她的父母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本人在保守拘谨的氛围中长大。但身为一名年轻的离婚妇女,她开始访问在线约会网站———她喜欢男人,喜欢性———并出于好玩,在自我介绍中写上了“伴游女郎”。
    “就是一念间的事,”她回忆说:“我想看看接下来会怎样。”
    她的电脑立刻被回复淹没了。“我得不停点击‘最小化’,才能继续看下去。”
    她决定一个周末下午两点钟跟一名男人在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见面。他开着一辆黑色奔驰。安莉不知道该怎么收费,她估计50美元左右差不多了。
    他是一名牙医,已婚,彬彬有礼。一到房里,安莉就紧张得把衣服脱了。她已经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形,“一片模糊”,但感觉“一点也不古怪。”
    事毕,男子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些钱。
    “你以前没干过这个,是吧?”他问。
    安莉想撒个小谎,但没成功。
    “好吧,”他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做。”然后他开始给她上课,告诉她应该更加小心,不应在停车场与陌生人见面,事先应对客户有所了解。
    “他是完美的第一次约会,”安莉说:“直至今日,我仍对他心怀感激。”
    那人离开后,安莉数了数梳妆台上的现金:200美元。
    “多年来,我都是往外给钱,因此有人给我哪怕一分钱,也觉得惊讶。”
    她立即打算当全职妓女,但担心亲友会发现,于是决定慢慢来,先与外地客户约会。她缩减了电脑设计工作的时间,却依然觉得它太无味,于是她决定搬去芝加哥。它虽然是个大城市,但足够平民化,不会像纽约、洛杉矶那样让人有压迫感。
    她建了一个网页(电脑技术派上了用场),经数次尝试,确定了最能帮她吸引目标客户的性服务站点。单干有很多好处,最重要的就是无需与别人分享收入。过去安莉可能会为E verleigh姐妹这样的人工作,她们对姑娘出手相当大方。但网络使得安莉成为自己的老板,一切财富都收入囊中。
    关于网络“去中间化”(指取消代理商或中间人)的可怕能力人们已说得很多,在旅游、房地产、保险、证券债券销售等行业尤其明显。但没有比高端卖淫业更适合“去中间化”了。
    单干的缺点是安莉要筛选潜在客户,保证他们不会把她揍一顿或抢劫她。她找到一个简单聪明的办法:每当有新客户出现时,她一定要确定对方的真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后才会定下约会。约会当天早上,她会打电话到对方办公室,表面上说多么期待相见,其实是暗示对方,自己可以找到他,出了什么事,后果自负。
    “没人愿意在办公室看到疯狂的妓女,”她微笑着说。
    至今为止,这种战术安莉只用过一次,那是因为客户付了她假钞。当安莉出现在办公室时,对方立即乖乖地拿出了真钱。
    她在自己的公寓见客,主要是白天。客户大部分是中年白人,80%已婚,他们认为白天工作时间溜出来比晚上出来好,否则还得向妻子解释去向。
    安莉也很高兴,这样晚上她就可以看看书、电影,或者随便放松一下。她把收费定在300美元一小时,这是行价,偶尔打个折:两小时500美元或者12小时“伴游”2400美元。
    60%的约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她的卧室———她笑称为“办公室”———里面最显眼的是一张维多利亚式大床,轻纱从桃花心木做成的柱子上垂下。
    不久前一名魁梧的绅士把床弄坏了。安莉没有责怪他。“我告诉他早就坏了,很抱歉之前没修好。”
    她是那种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这对她的成功颇有裨益。她真诚地喜欢那些来找她的男人,而对方也因此喜欢她。他们经常会带来礼物:100美元的亚马孙礼物卡、精致的酒瓶(客人走后她会去G oogle上搜它的价值),还有人送过她一个全新的M acBook电脑。这些男人对她甜言蜜语,称赞她的外貌或室内装饰。在许多方面,他们待她就像很多妻子期盼的那样。
    大部分和安莉一样的女孩自称“伴游”,但安莉并不粉饰太平。“算了吧,”她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提到一位每小时收费500美元的姑娘。“她认为自己跟街上那些100美元一小时的女孩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说:一样,亲爱的,你跟她是一样的。”
    在这方面,安莉可能错了。与其说她像街头妓女,不如说她更像花瓶般的老婆。本质上说,安莉就是按小时出租的“花瓶老婆”。她并非真的在出售性,至少不只是在出售性。她向男人出售的是一种机会,一种把眼前的黄脸婆暂时置换为更加年轻、性感、刺激的老婆的机会,而且没有麻烦和长期代价。
    在那么一两个小时内,她代表着理想的妻子:美丽、专心、聪明、对你的笑话有反应、愿意满足你的性欲。每次你出现在门口,她都显得很高兴。你最喜欢的音乐已经在播放,最喜欢的饮料已经冰冻好。她从不会要求你去倒垃圾。
    安莉说,在满足客户的“非常要求”方面,她比某些妓女“自由度更高”。比如,有个得克萨斯的家伙定期会飞来找她,让她穿戴他藏在公文包里的一套古怪性用品。但有一点,她要求客户一定要戴安全套。
    如果有客户愿意出100万美元,条件是不戴安全套呢?安莉停顿了一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表现出对经济学家所谓“反向选择”的敏锐理解,她说仍然不会接受,因为任何愿意拿100万美元来进行不受保护的性生活的客户肯定十分疯狂,无论如何都要避开。
    但我们还没有解释她是如何少做多赚的。
    她刚在芝加哥“开业”时,出价300美元一小时,结果客户多得无法应付。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她尽可能地接生意,差不多每周工作30个小时。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付清车款,有了一定储蓄后,她将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15小时,并开始考虑每小时能否多收一些,虽然一周15小时的工作量已经可以带来每年20万美元的现金收入。
    最后她将价格提到每小时350美元,以为客户数量会下降,但是没有。因此几个月后,她再次将价格调到400美元一小时。需求还是没有明显下降。对此安莉反而有点不高兴,这证明她一直以来收少了。
    但至少她可以战略性地利用收费波动,实施经济学家所谓的“价格歧视”。对最喜欢的客户,她按老价格收费,同时告诉那些一般的客户,现在价格已经提到400美元。
    在商业世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价格歧视的。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些客户必须具备清晰的可识别特点,使得他们愿意或必须多付钱(一些劣质客户退缩了,安莉就有充分理由甩掉他们,毕竟客户还多得是)。
    商家必须有能力阻止产品转售行为,以免有人从中套利。就卖淫业来说,转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大部分公司都可以在愿意的时候从价格歧视中获利。商务旅行者对此再了解不过,与提前几个月预订机票的度假者相比,他们在最后一刻买的飞机票价格往往高出好几倍。
    没过多久,安莉又把价格提高到了每小时450美元,几个月后再次提高到500美元。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安莉提价幅度高达67%,而且没有看到客户需求有实质上的下降。
    她的提价行动还揭示出另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她收费越高,需要发生的性行为就越少。收300美元时,她有一大串“一小时约会”,每个男人都要满足;但收500美元时,她的时间常常是花在喝酒和吃晚餐上。“往往是长达四小时的浪漫晚餐,最后以20分钟的性活动结束”,她说,“虽然我跟收300美元的时候一个样,还是那个女孩,穿同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
    她觉得自己可能一直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因为那是2006-2007年,对很多银行家、律师和房地产商来说是黄金时代。但安莉也发现,购买她服务的大部分人,用经济学的术语说,都是“价格迟钝型”消费者。性需求似乎跟大经济环境是脱节的。
    拉谢娜这样的街头妓女从事的大概是美国最差的工作。但对安莉这样的精英妓女来说,情况完全不同:高薪,弹性工作时间,相对较低的暴力或被捕风险。所以真正的困惑不是为何安莉这样的女孩会成为妓女,而是为什么更多像她一样的女孩没有选择这个职业。
    毫无疑问,卖淫不适合所有女性。你必须能够享受性,乐于做出某些牺牲,比如没有丈夫(除非他非常宽容,或非常贪钱)。但是,在时薪500美元的诱惑下,这些缺点也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事实上,当安莉向一位长期女友透露自己已成妓女,并描绘了新生活之后,没过几周那个女孩便加入了这一行。
    安莉从未被警察找过麻烦,当然也不希望那样。事实上,如果卖淫真的合法化,她会抓狂,因为她的高收费正是建立在所提供服务是非法的这一基础上。
    总的来说,安莉是一个精明的个体户。她知道如何把管理费用控制到最低,保持质量控制,学会运用价格歧视,非常了解供需的市场力量。她也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即便如此,安莉也开始寻找退出的策略。她现在30岁出头,虽然仍很有吸引力,但也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不能长期保鲜的。她很同情那些年老的妓女,她们就像年老的运动员一样,不知道应在合适的时候退役。
    她也厌倦了过那种秘密的生活。亲友不知道她是妓女,长期的欺骗令她筋疲力尽。唯一可以袒露心声的是同行,但她与她们关系又不亲密。
    她存下了一笔钱,但还不够退休,因此她开始考虑下一项事业。她考到了地产中介执照———当时房地产业非常繁荣,新旧工作的转换似乎也较为容易,因为两者都是弹性工作制。但是打同样主意的人太多了。当安莉知道必须把一半的佣金交给中介行时,她目瞪口呆。没有哪个皮条客敢抽取这么高的提成!
    最后安莉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回大学读书。她要总结自己从卖淫中学得的知识,如果一切顺利,再带着新知识投身某个职业———可以付她疯狂高薪,又不必辛苦劳作的职业。
    她选择的专业?当然是经济学。
    作者注:安莉不是文章主角的真名,但其他事实都是真的。过去两年来,我和她一起度过了大量时光(两人都穿着衣服),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复核了她的分类账目,参加了她偶尔在芝加哥大学犯罪经济学课程上所作的讲座。不少学生说这是他们大学几年中听到的最好的讲座,这既是对安莉的见识的赞赏,也是对其他教授的控诉。
    文:Levitt&Dubner译: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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