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银行股改攻坚何以变成“外资独家冲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9:41:16
银行业一向被视为我国计划经济“防线”的最后一座堡垒，因此，银行股改也便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称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攻坚。既是攻坚，便总是有些难度的。但如今看来，这场本需要时间的攻坚战不仅有难度，而且还有嬗变为“冲刺”的巨大压力。当年加入WTO时承诺的金融业开放时限近在咫尺，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来“从容股改”，抛开争议，“强制性”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似乎成了我国银行高层的最终选择。
然而，也正是这一路径选择，在国内引发了一场以“贱卖论”为标志的轩然大波。那么，彻底改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真的非“外资”介入不可？“外资”何以能如此“一窝蜂”地“杀入”国有银行？人们又为何对建行等改制银行给外资的“竞价”不满呢？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最具政府信用的金融资产。长期以来，其担负着的不仅是数万亿城乡居民存款的“存管”任务，而且，它还是我国数万企业直接融资的骨干渠道。更重要的是，四大银行的信用度和中国政府几乎等同，在绝大多国人看来，他们几乎没有风险可言。
但是，熟悉中国银行页现状的专家们并不这样看。因为，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粗放式经营，也由于来自银行外部的行政干预，我国银行业的真实运营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最有代表性的表述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早已“技术性破产”！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宣布“剥离侯的国有商行1.4万亿不良资产将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官方表述，便对所谓“破产”作了“技术性诠释”。而且，不断爆发的诸多“高山案件”也从心理和舆论上让一些人对中国的银行业渐失信心。
“两会”之后，谁来拯救中国银行业？怎样拯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今年金融改革除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当然，能拯救中国银行业的主角只能是中央政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何拯救，便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本着市场化改革的一贯方针，有人率先疾呼，政府垄断银行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银行业必须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而政府则要逐步退出。但是，随着汇丰银行对交行股权的投资以及交行在香港股市的登陆，这种声音便很快被事实湮灭了。种种迹象表明，银行高层并不想首先四大商业银行的股权“向民间开放”，他们看中的是所谓“境外战略投资者”。
之所以如此，据说有三点基本考虑：
其一，国际化理由，即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要脱胎换骨，便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高盛经济学家胡祖六的文章《银行系统改革需要不需要国际战略投资?》对此作了充分阐释，强调引入“外资”之所以高于引入“民资”的核心理由有三条，1，增加公众投资人的信心；2，移植先进的管理经验；3，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其二，排他性理由，即国内没有“合格”战略投资者，所谓合格，既指投资者要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拥有丰富的国际化银行运作经验。中央汇金公司付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海归牌”汪建熙最近对此做过详细描述。按照汪的看法，满足他所述标准的国内企业几乎没有。
其三，策略性理由，即国资委官员巴曙松日前撰文指出的“渐进改革失败说”。巴曙松说：“中国诸多领域已有的改革充分说明，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乃至于以失败告终。而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借助外力推动，并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被证实是解决上述改革难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此，业内人士纷纷认为，这才是“决策者如此坚决地引进外资”的最好注解。
然而，针对上述三点，国内各界人士却纷纷表示了质疑。比如，有人举交行为例分析了其引资后的运营状况，认为外资机构并非傻子，少量参股的现状根本无法让其拱手把核心管理经验、会计技术等“送”给中资银行，人家参股，只不过是为了分享人民币升值的经济成就，为将来更多参股甚至控股作铺垫而已。也有人拿巴曙松的“引资策略”为例，直指这样的策略考量无疑便等同于某种性质的“逼宫”！更有人指责这样“偏爱”外资，不仅表现了某些人对国有银行的“自轻心态”，而且还严重背离了“程序公正”的市场化基本原则。此外，有人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从而最终丧失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独立不倚”的根本原则。
言者谆谆，种种“考问”都是自发而切实的，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至少，“程序公正”和“路径依赖”的质疑都切中了“市场化”准则的要害，即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结果公正，有了“依赖”便等于间接给了“外资”垄断的特权。如此，我们与外资银行的谈判还有平等可言么？而握有重权的汇金公司董事长谢平所谓国有银行存有“制度性折扣”的“市场化思维趋向”，更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等于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谈判砝码上的被动。
在此，“市场化”被“外资化”了，即只要对外资开放便可以抛弃市场化必需的程序公正原则；“市场化”被绝对化了，即只有市场化的定价才能获得溢价，而政府干预哪怕是政府鼎力支持却只能被视为产生折扣的“变数”。人们不禁要问，我国银行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便没有“制度性溢价”么？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度的支持？国家信用、百姓依赖、品牌网点优势又如何体现？为何外资对控股广发银行这样人们眼里的“最差”银行依然趣味盎然？
问号是巨大的，理应有充分的论证过程。但可惜的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境外银行的各大豪门事实上却正如潮般介入中国四大商业银行：进入今年第三季度后，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战略性”地与中国建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购股协议，无论贵贱，国有银行股权都已经在“批量”发售到了“洋行”手中。而且，WTO大限已近，国有银行股改的提速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冲刺”也便不可避免了。
但是，在证监会关于暂停外资参股国内券商的一纸通知，以及淡马锡暂时被拒于中国银行战略投资者门外的消息颁布后，情况似乎发生了转变。虽然监管高层的类似举动不能被理解为对“外资”的拒绝，但人们却能隐隐感到，“银行贱卖论”正在发生其积极作用，对“想不透”的问题，中央明显开始慎重起来。银行业一向被视为我国计划经济“防线”的最后一座堡垒，因此，银行股改也便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称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攻坚。既是攻坚，便总是有些难度的。但如今看来，这场本需要时间的攻坚战不仅有难度，而且还有嬗变为“冲刺”的巨大压力。当年加入WTO时承诺的金融业开放时限近在咫尺，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来“从容股改”，抛开争议，“强制性”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似乎成了我国银行高层的最终选择。
然而，也正是这一路径选择，在国内引发了一场以“贱卖论”为标志的轩然大波。那么，彻底改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真的非“外资”介入不可？“外资”何以能如此“一窝蜂”地“杀入”国有银行？人们又为何对建行等改制银行给外资的“竞价”不满呢？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最具政府信用的金融资产。长期以来，其担负着的不仅是数万亿城乡居民存款的“存管”任务，而且，它还是我国数万企业直接融资的骨干渠道。更重要的是，四大银行的信用度和中国政府几乎等同，在绝大多国人看来，他们几乎没有风险可言。
但是，熟悉中国银行页现状的专家们并不这样看。因为，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粗放式经营，也由于来自银行外部的行政干预，我国银行业的真实运营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最有代表性的表述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早已“技术性破产”！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宣布“剥离侯的国有商行1.4万亿不良资产将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官方表述，便对所谓“破产”作了“技术性诠释”。而且，不断爆发的诸多“高山案件”也从心理和舆论上让一些人对中国的银行业渐失信心。
“两会”之后，谁来拯救中国银行业？怎样拯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今年金融改革除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当然，能拯救中国银行业的主角只能是中央政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何拯救，便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本着市场化改革的一贯方针，有人率先疾呼，政府垄断银行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银行业必须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而政府则要逐步退出。但是，随着汇丰银行对交行股权的投资以及交行在香港股市的登陆，这种声音便很快被事实湮灭了。种种迹象表明，银行高层并不想首先四大商业银行的股权“向民间开放”，他们看中的是所谓“境外战略投资者”。
之所以如此，据说有三点基本考虑：
其一，国际化理由，即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要脱胎换骨，便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高盛经济学家胡祖六的文章《银行系统改革需要不需要国际战略投资?》对此作了充分阐释，强调引入“外资”之所以高于引入“民资”的核心理由有三条，1，增加公众投资人的信心；2，移植先进的管理经验；3，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其二，排他性理由，即国内没有“合格”战略投资者，所谓合格，既指投资者要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拥有丰富的国际化银行运作经验。中央汇金公司付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海归牌”汪建熙最近对此做过详细描述。按照汪的看法，满足他所述标准的国内企业几乎没有。
其三，策略性理由，即国资委官员巴曙松日前撰文指出的“渐进改革失败说”。巴曙松说：“中国诸多领域已有的改革充分说明，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乃至于以失败告终。而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借助外力推动，并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被证实是解决上述改革难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此，业内人士纷纷认为，这才是“决策者如此坚决地引进外资”的最好注解。
然而，针对上述三点，国内各界人士却纷纷表示了质疑。比如，有人举交行为例分析了其引资后的运营状况，认为外资机构并非傻子，少量参股的现状根本无法让其拱手把核心管理经验、会计技术等“送”给中资银行，人家参股，只不过是为了分享人民币升值的经济成就，为将来更多参股甚至控股作铺垫而已。也有人拿巴曙松的“引资策略”为例，直指这样的策略考量无疑便等同于某种性质的“逼宫”！更有人指责这样“偏爱”外资，不仅表现了某些人对国有银行的“自轻心态”，而且还严重背离了“程序公正”的市场化基本原则。此外，有人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从而最终丧失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独立不倚”的根本原则。
言者谆谆，种种“考问”都是自发而切实的，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至少，“程序公正”和“路径依赖”的质疑都切中了“市场化”准则的要害，即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结果公正，有了“依赖”便等于间接给了“外资”垄断的特权。如此，我们与外资银行的谈判还有平等可言么？而握有重权的汇金公司董事长谢平所谓国有银行存有“制度性折扣”的“市场化思维趋向”，更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等于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谈判砝码上的被动。
在此，“市场化”被“外资化”了，即只要对外资开放便可以抛弃市场化必需的程序公正原则；“市场化”被绝对化了，即只有市场化的定价才能获得溢价，而政府干预哪怕是政府鼎力支持却只能被视为产生折扣的“变数”。人们不禁要问，我国银行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便没有“制度性溢价”么？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度的支持？国家信用、百姓依赖、品牌网点优势又如何体现？为何外资对控股广发银行这样人们眼里的“最差”银行依然趣味盎然？
问号是巨大的，理应有充分的论证过程。但可惜的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境外银行的各大豪门事实上却正如潮般介入中国四大商业银行：进入今年第三季度后，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战略性”地与中国建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购股协议，无论贵贱，国有银行股权都已经在“批量”发售到了“洋行”手中。而且，WTO大限已近，国有银行股改的提速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冲刺”也便不可避免了。
但是，在证监会关于暂停外资参股国内券商的一纸通知，以及淡马锡暂时被拒于中国银行战略投资者门外的消息颁布后，情况似乎发生了转变。虽然监管高层的类似举动不能被理解为对“外资”的拒绝，但人们却能隐隐感到，“银行贱卖论”正在发生其积极作用，对“想不透”的问题，中央明显开始慎重起来。
然而，也正是这一路径选择，在国内引发了一场以“贱卖论”为标志的轩然大波。那么，彻底改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真的非“外资”介入不可？“外资”何以能如此“一窝蜂”地“杀入”国有银行？人们又为何对建行等改制银行给外资的“竞价”不满呢？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最具政府信用的金融资产。长期以来，其担负着的不仅是数万亿城乡居民存款的“存管”任务，而且，它还是我国数万企业直接融资的骨干渠道。更重要的是，四大银行的信用度和中国政府几乎等同，在绝大多国人看来，他们几乎没有风险可言。
但是，熟悉中国银行页现状的专家们并不这样看。因为，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粗放式经营，也由于来自银行外部的行政干预，我国银行业的真实运营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最有代表性的表述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早已“技术性破产”！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宣布“剥离侯的国有商行1.4万亿不良资产将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官方表述，便对所谓“破产”作了“技术性诠释”。而且，不断爆发的诸多“高山案件”也从心理和舆论上让一些人对中国的银行业渐失信心。
“两会”之后，谁来拯救中国银行业？怎样拯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今年金融改革除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当然，能拯救中国银行业的主角只能是中央政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何拯救，便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本着市场化改革的一贯方针，有人率先疾呼，政府垄断银行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银行业必须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而政府则要逐步退出。但是，随着汇丰银行对交行股权的投资以及交行在香港股市的登陆，这种声音便很快被事实湮灭了。种种迹象表明，银行高层并不想首先四大商业银行的股权“向民间开放”，他们看中的是所谓“境外战略投资者”。
之所以如此，据说有三点基本考虑：
其一，国际化理由，即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要脱胎换骨，便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高盛经济学家胡祖六的文章《银行系统改革需要不需要国际战略投资?》对此作了充分阐释，强调引入“外资”之所以高于引入“民资”的核心理由有三条，1，增加公众投资人的信心；2，移植先进的管理经验；3，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其二，排他性理由，即国内没有“合格”战略投资者，所谓合格，既指投资者要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拥有丰富的国际化银行运作经验。中央汇金公司付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海归牌”汪建熙最近对此做过详细描述。按照汪的看法，满足他所述标准的国内企业几乎没有。
其三，策略性理由，即国资委官员巴曙松日前撰文指出的“渐进改革失败说”。巴曙松说：“中国诸多领域已有的改革充分说明，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乃至于以失败告终。而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借助外力推动，并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被证实是解决上述改革难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此，业内人士纷纷认为，这才是“决策者如此坚决地引进外资”的最好注解。
然而，针对上述三点，国内各界人士却纷纷表示了质疑。比如，有人举交行为例分析了其引资后的运营状况，认为外资机构并非傻子，少量参股的现状根本无法让其拱手把核心管理经验、会计技术等“送”给中资银行，人家参股，只不过是为了分享人民币升值的经济成就，为将来更多参股甚至控股作铺垫而已。也有人拿巴曙松的“引资策略”为例，直指这样的策略考量无疑便等同于某种性质的“逼宫”！更有人指责这样“偏爱”外资，不仅表现了某些人对国有银行的“自轻心态”，而且还严重背离了“程序公正”的市场化基本原则。此外，有人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从而最终丧失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独立不倚”的根本原则。
言者谆谆，种种“考问”都是自发而切实的，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至少，“程序公正”和“路径依赖”的质疑都切中了“市场化”准则的要害，即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结果公正，有了“依赖”便等于间接给了“外资”垄断的特权。如此，我们与外资银行的谈判还有平等可言么？而握有重权的汇金公司董事长谢平所谓国有银行存有“制度性折扣”的“市场化思维趋向”，更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等于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谈判砝码上的被动。
在此，“市场化”被“外资化”了，即只要对外资开放便可以抛弃市场化必需的程序公正原则；“市场化”被绝对化了，即只有市场化的定价才能获得溢价，而政府干预哪怕是政府鼎力支持却只能被视为产生折扣的“变数”。人们不禁要问，我国银行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便没有“制度性溢价”么？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度的支持？国家信用、百姓依赖、品牌网点优势又如何体现？为何外资对控股广发银行这样人们眼里的“最差”银行依然趣味盎然？
问号是巨大的，理应有充分的论证过程。但可惜的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境外银行的各大豪门事实上却正如潮般介入中国四大商业银行：进入今年第三季度后，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战略性”地与中国建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购股协议，无论贵贱，国有银行股权都已经在“批量”发售到了“洋行”手中。而且，WTO大限已近，国有银行股改的提速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冲刺”也便不可避免了。
但是，在证监会关于暂停外资参股国内券商的一纸通知，以及淡马锡暂时被拒于中国银行战略投资者门外的消息颁布后，情况似乎发生了转变。虽然监管高层的类似举动不能被理解为对“外资”的拒绝，但人们却能隐隐感到，“银行贱卖论”正在发生其积极作用，对“想不透”的问题，中央明显开始慎重起来。银行业一向被视为我国计划经济“防线”的最后一座堡垒，因此，银行股改也便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称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攻坚。既是攻坚，便总是有些难度的。但如今看来，这场本需要时间的攻坚战不仅有难度，而且还有嬗变为“冲刺”的巨大压力。当年加入WTO时承诺的金融业开放时限近在咫尺，我们已经没多少时间来“从容股改”，抛开争议，“强制性”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似乎成了我国银行高层的最终选择。
然而，也正是这一路径选择，在国内引发了一场以“贱卖论”为标志的轩然大波。那么，彻底改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真的非“外资”介入不可？“外资”何以能如此“一窝蜂”地“杀入”国有银行？人们又为何对建行等改制银行给外资的“竞价”不满呢？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最具政府信用的金融资产。长期以来，其担负着的不仅是数万亿城乡居民存款的“存管”任务，而且，它还是我国数万企业直接融资的骨干渠道。更重要的是，四大银行的信用度和中国政府几乎等同，在绝大多国人看来，他们几乎没有风险可言。
但是，熟悉中国银行页现状的专家们并不这样看。因为，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现粗放式经营，也由于来自银行外部的行政干预，我国银行业的真实运营状况已经不容乐观。最有代表性的表述便是，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早已“技术性破产”！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宣布“剥离侯的国有商行1.4万亿不良资产将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官方表述，便对所谓“破产”作了“技术性诠释”。而且，不断爆发的诸多“高山案件”也从心理和舆论上让一些人对中国的银行业渐失信心。
“两会”之后，谁来拯救中国银行业？怎样拯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今年金融改革除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话题。当然，能拯救中国银行业的主角只能是中央政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何拯救，便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本着市场化改革的一贯方针，有人率先疾呼，政府垄断银行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银行业必须全面向民间资本开放，而政府则要逐步退出。但是，随着汇丰银行对交行股权的投资以及交行在香港股市的登陆，这种声音便很快被事实湮灭了。种种迹象表明，银行高层并不想首先四大商业银行的股权“向民间开放”，他们看中的是所谓“境外战略投资者”。
之所以如此，据说有三点基本考虑：
其一，国际化理由，即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要脱胎换骨，便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高盛经济学家胡祖六的文章《银行系统改革需要不需要国际战略投资?》对此作了充分阐释，强调引入“外资”之所以高于引入“民资”的核心理由有三条，1，增加公众投资人的信心；2，移植先进的管理经验；3，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其二，排他性理由，即国内没有“合格”战略投资者，所谓合格，既指投资者要有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拥有丰富的国际化银行运作经验。中央汇金公司付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海归牌”汪建熙最近对此做过详细描述。按照汪的看法，满足他所述标准的国内企业几乎没有。
其三，策略性理由，即国资委官员巴曙松日前撰文指出的“渐进改革失败说”。巴曙松说：“中国诸多领域已有的改革充分说明，内部自发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往往会遇到巨大阻力而进展缓慢，乃至于以失败告终。而通过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借助外力推动，并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被证实是解决上述改革难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此，业内人士纷纷认为，这才是“决策者如此坚决地引进外资”的最好注解。
然而，针对上述三点，国内各界人士却纷纷表示了质疑。比如，有人举交行为例分析了其引资后的运营状况，认为外资机构并非傻子，少量参股的现状根本无法让其拱手把核心管理经验、会计技术等“送”给中资银行，人家参股，只不过是为了分享人民币升值的经济成就，为将来更多参股甚至控股作铺垫而已。也有人拿巴曙松的“引资策略”为例，直指这样的策略考量无疑便等同于某种性质的“逼宫”！更有人指责这样“偏爱”外资，不仅表现了某些人对国有银行的“自轻心态”，而且还严重背离了“程序公正”的市场化基本原则。此外，有人还不无担心地指出，如此下去的后果便是国内银行改革逐步滋生对外资的“输血性路径依赖”，从而最终丧失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独立不倚”的根本原则。
言者谆谆，种种“考问”都是自发而切实的，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至少，“程序公正”和“路径依赖”的质疑都切中了“市场化”准则的要害，即没有程序公正便不会有结果公正，有了“依赖”便等于间接给了“外资”垄断的特权。如此，我们与外资银行的谈判还有平等可言么？而握有重权的汇金公司董事长谢平所谓国有银行存有“制度性折扣”的“市场化思维趋向”，更是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立起来，等于在路径选择的外资依赖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谈判砝码上的被动。
在此，“市场化”被“外资化”了，即只要对外资开放便可以抛弃市场化必需的程序公正原则；“市场化”被绝对化了，即只有市场化的定价才能获得溢价，而政府干预哪怕是政府鼎力支持却只能被视为产生折扣的“变数”。人们不禁要问，我国银行除了有“制度性折扣”，难道便没有“制度性溢价”么？有哪个国家的银行能得到政府如此力度的支持？国家信用、百姓依赖、品牌网点优势又如何体现？为何外资对控股广发银行这样人们眼里的“最差”银行依然趣味盎然？
问号是巨大的，理应有充分的论证过程。但可惜的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境外银行的各大豪门事实上却正如潮般介入中国四大商业银行：进入今年第三季度后，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战略性”地与中国建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签署了购股协议，无论贵贱，国有银行股权都已经在“批量”发售到了“洋行”手中。而且，WTO大限已近，国有银行股改的提速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冲刺”也便不可避免了。
但是，在证监会关于暂停外资参股国内券商的一纸通知，以及淡马锡暂时被拒于中国银行战略投资者门外的消息颁布后，情况似乎发生了转变。虽然监管高层的类似举动不能被理解为对“外资”的拒绝，但人们却能隐隐感到，“银行贱卖论”正在发生其积极作用，对“想不透”的问题，中央明显开始慎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