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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日韩三边同盟形成，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威胁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就大国政治、大国关系演变、美国的亚太战略、中美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以及国际反恐等问题接受《亚太日报》记者电话访谈。《亚太日报》将以系列访谈的形式，与读者分享郑永年教授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本文为系列访谈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近日接受《亚太日报》记者电话访谈。他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进入了大的变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国际地缘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如果大国关系稳定，即使一些小国再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不会发生改变”。

郑永年同时指出：“小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足以改变世界。从很大意义上讲，小国的作用要通过大国来体现。”他认为，印度在不断成长，其体量也在不断增大，但从国际舞台看，其经济总量依然很小，军事上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强国。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间，印度还很难在世界上发挥真正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不大，经济影响力有限，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强国，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包括相比中国，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
他认为，目前对世界格局在经济上的影响，主要是中美两国。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仍有很大影响力，但是欧盟仍不能成为代表欧洲的一个整体。“可以说，中美两国是现今国际关系的主角，俄罗斯是配角。好比冷战时期，主角是美苏两国，中国是配角。由此，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可着眼于从这三大角的关系”。

郑永年认为，美国正面临相对的衰落，之所以这样说，是相比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相对衰落会有个长期的过程，但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这种衰落并不是因为中国与其构成了竞争，而是源于美国的内部矛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他指出，美国从中东的撤出便是由其内部问题所致。“美国在中东不面临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给它施加的压力，冷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从中东撤出主要缘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因为美国再无如此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战争的巨额开支。

“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希望能控制亚太地区，是因为看到有利可图，而这有其战略理性的一面，”郑永年说。美国在中东如有利可图是不会撤走的，但当其在中东的成本远远超过所得的利益，美国便会选择撤走。而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亚太地区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也自称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而不是冷战之前的“大西洋国家”。

虽然，欧洲对美国来说依然十分重要，但美国重视欧洲主要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而不再是因为经济因素，郑永年说。美国同俄罗斯的竞争及与俄关系的恶化，实际是缘于安全问题。在经济上，俄罗斯对美国而言没有任何挑战性。“东欧在冷战后实行民主化，美国曾非常支持，但为何东欧国家现在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美国只关注其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而不关心东欧的真正民主化、经济发展等问题”。
而亚太地区则不同。美国在经济上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但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很快，估计再过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对美国在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拉住日本，及亚太一些其他国家来帮助他。

郑永年说，以前，美国在军事上永远奉行单边主义，而现在，无论出于经济还是安全上的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方案是建立“同盟”。美国的“同盟”方案包含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美日、美韩、美澳、美菲双边同盟。在未来，美国还会试图建立更多的双边同盟，比如和印度、越南等国家。第二，美国要将双边同盟转变为多边同盟。比如，将美日、美韩这两对双边同盟整合起来，形成美日韩同盟，一步步扩大同盟关系。第三，美国鼓励其盟国自主建立同盟。如美国鼓励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国家间建立同盟。这就是美国在营造的“亚洲版”北约。
在郑永年看来，目前，对中国最具威胁的便是美国所引导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组成同盟。“如果这些国家组成同盟，便形成了‘亚洲版’的北约”。建立“亚洲版”北约的计划并不是从奥巴马执政才开始，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就试图进一步推行“新保守主义”，只不过因为发生了“9.11事件”，美国随即把战略重点移向了反恐。而现在，中东变成了一个烂摊子，“反恐”反不了，美国便要退出中东，转向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机制。

除了安全上，美国还在经济上力图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有人称之为“经济北约”，但却已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挟制中国。郑永年认为，美国在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的时候，做事还相对“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虽然其经济力量不如从前了，但在军事上仍是最强的国家。
于是，美国便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军事上。“一旦美国强调‘安全’，便会对中国造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如计划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便对中国构成了真正的安全危机。所以，如果这个多边的“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安全威胁”。

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刺激下，美韩同盟紧密程度迅速上升并达到冷战后最高水平，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紧密合作的态势还将稳固延续。

但从横向看，美韩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仍不及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依然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美日韩能否建立三边同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韩国如何认知自身安全威胁和被美日牵连的风险。

在今年年初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朝韩两国更为激烈的对峙和相互恫吓，包括规模更大、战术更具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和更为频繁、技术更加先进的导弹试射，更重要的是地区战略态势出现了根本性调整。

随着7月8日美韩两国关于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系统）决议的达成，自1972年以来逐步形成的中美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均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原本就不甚牢固的战略互信很难再继续维系，地区军备竞赛升级风险骤然上升。

在影响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诸多因素中，美韩同盟无疑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在半岛互动的双方中，鉴于朝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拥核的目标，其今后的举动将更多的是对韩国行动的应激反应，因此韩国针对朝核问题的任何行为都具有导引性。而美韩同盟则是韩国赖以自卫并向朝鲜施压的最重要机制，同时也是美国向这一地区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准确把握美韩同盟的走向，是理解朝鲜半岛局势的重要前提。

一、朝核阴影下，美韩同盟究竟会更加紧密还是有被拆解的可能？

未来十年这种密切合作态势不会有变化。

美韩同盟自建立以来，经历了多次转型。既有冷战时期的蜜月期，也有冷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若即若离。进入21世纪，在经历了短暂的疏离之后，美韩同盟在李明博政府时期开始再度强化。

2008年4月，美韩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美韩战略同盟关系，强调美韩共同利益应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安保领域，还应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领域关系的深化，在地域上也应超越传统的朝鲜半岛区域。

2009年6月，美韩将军事同盟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

2010年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更成为美韩同盟进一步强化的契机。双方不仅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时间由2012年４月推迟至2015年12月，并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２＋２”会议，而且军演频率明显增加，最近一年两国几乎每月都举行联合军演。

朴槿惠总统上台以后，美韩同盟走向引发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观察认为，朴槿惠时期美韩关系不如李明博时期紧密。例如，朴槿惠政府曾多次拒绝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请求，2015年10月朴槿惠访美期间亦有意回避这一议题；在美国极力煽动是非的南海问题上采取不选边站的政策，保持中立；出席中国“九·三”阅兵式；不顾美国反对，积极加入中国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却至今尚未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似乎透露出朴槿惠政府试图修正李明博政府一边倒的亲美政策，有意拉开与美的距离，谋求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均衡外交。也正因如此，学界一度也产生了中韩结盟的声音。

但事实上，自朴槿惠上台以来，即使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前，韩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都始终没有丝毫弱化，反而在不断加强。

2013年朴槿惠和奥巴马的首次会谈中，双方就将美韩同盟从“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提升为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进行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这种稳步推进的同盟关系尤其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

2015年6月，韩军一个机械化步兵旅与驻韩美军第二步兵师组成“联合师团”，由美方担任师团长，这是20多年来美韩组建的第一个联合师团。

在作战计划方面，双方将原有的以全面战争为主的“作战计划5027”、应对朝鲜剧变为主的“作战计划5029”、以空中打击朝鲜战略目标为主的“作战计划5026”加以整合，制定了更为综合的“作战计划5015”，重点是“打击首脑部”。

今年年初的朝鲜核试验，促使美韩同盟关系实现了进一步的飞跃。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双方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系统。这表明韩国已正式放弃自金大中政府以来始终坚持的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方针，在安全防御上彻底倒向美国，美韩同盟的紧密程度也因此攀升至冷战后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从韩国一方入手拆解美韩同盟的可能性就越发变得微乎其微。因为同盟被拆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同盟无法满足双方的安全需要。而目前，在朝核威胁日趋现实的形势下，美韩同盟已成为韩国安全最大的保障。韩国此次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坚持部署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萨德系统，也彻底断绝了与中国和美国同时结盟的可能。

未来十年内，目前美韩这种排他性密切军事同盟合作态势将不会有实质性变化。原因有三。

其一，韩国自主国防能力不足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韩国虽然在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优于朝鲜，但兵力上少于朝鲜。朝鲜拥有兵力达100余万人，韩军只有68万余人。特别是朝鲜核武器的不断研发对韩国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了维持对朝鲜的有效威慑，韩国将不得不长期依赖美军的存在。

今年1月，韩国表示将加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使用的情报共享系统“Link16”。6月28日，美韩日在美国夏威夷近海首次举行旨在探测和追踪朝鲜导弹的代号为“太平洋龙”（Pacific Dragon）的预警演习，演习中通过美国地面中继站交流导弹轨迹等情况。这一系列举动，正使得韩国越来越深地嵌入美国的安全体系中，这将加剧韩国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其在安全上愈加难以脱离美韩同盟。

其二，中国迅速而持续的崛起势头会加深韩国对中国的“不安全感”，增加美韩对中国的战略一致性。

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巨大的实力差距和毗邻的地理位置会增加一国对他国的威胁大小。韩国在享受中国经济崛起红利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中国崛起给其带来的地缘压力。

无论是战时指挥权的多次推迟移交，还是更多美军战略战术武器的部署，种种将美军一再拖在半岛的行为，固然直接受朝核威胁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其中隐含着拉拢美国制衡中国、维护东北亚势力均衡的意图。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进一步突显，美韩双方在限制中国这一战略目标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

其三，美韩同盟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现遏制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美韩两国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也有各自侧重的利益关切，美韩同盟则可以使其各取所需。

对韩国来说，朝鲜是其国家生存安全的最直接威胁，因此美韩同盟对其的主要意义是抵御朝核威胁，确保本国生存。

而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固然会影响其东亚军事存在和盟友的安全，但不断崛起的中国才是其国际地位的根本挑战，美韩同盟作为其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抑制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影响力扩张的重要抓手。在中国崛起势头不断凸显的当下，韩国对美国的战略支点意义愈加凸显，为保持其地区事务话语权和动员力，美国只可能加大对美韩同盟的护持力度而不是减弱。

二、美韩同盟是否会超越美日同盟，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同盟？

资质不够。

美日和美韩同盟曾是冷战时期美国亚太战略的两根支柱。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开始尝试调整与亚太盟友的关系，美日同盟出现短暂的“漂流”，美韩同盟也大为削弱。老布什政府不仅宣布撤出部署在韩国的全部核武器，而且大幅裁减驻韩美军数量。1994年12月，美国将韩军的平时指挥权移交给韩军联合参谋本部。

但随着1995年“奈报告”的出台，美国开始认识到日本对其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无论是美国的太平洋安全政策还是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日本”。

1996年，美日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称以日本本土安全为目的的传统日美安保在后冷战时期应该扩大为面向“东北亚地区安全”，双方为“地区安全”承担共同责任。1997年，美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同盟实现“再定义”。新安保体制的作用范围不仅包括原来的日本本土和远东地区，还扩大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由此，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地区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而这一时期美韩同盟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位，没有具体的条约或规范化的制度对其再定义。可见，美日同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明确实现了由保障双边安全向保障地区安全功能的转变，而美韩同盟的功能边界依然局限在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在美战略中地位明显高于美韩同盟。

这种重要性上的差异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2004年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军事部署进行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重点是对驻外美军进行数量上的全面削减，同时提高美军的战略机动性。其中，驻韩美军削减数量最多。此外，驻韩美军在半岛分界线的警戒任务也部分移交给韩国。

与之相比，驻日美军不仅没有明显缩减，还与日方建立了协同作战指挥部。美日双方还重新确认了“亚太地区共同战略目标”和“全球共同战略目标。”可见，这一时期美日同盟在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更加巩固，而美韩同盟的地位则进一步下降。

2009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其对亚太盟友的需求和重视程度普遍上升。恰在此后不久，2010年先后出现了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美国因势利导，同步强化了美日和美韩同盟，军事一体化程度持续加强。

但同步强化后的美韩和美日同盟依然存在地位上的差异性。在亚太大国博弈乃至全球安全战略中，美日同盟依然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而美韩同盟除防卫韩国外,在地区安全中最多扮演辅助性角色。

2016年初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为美韩同盟的进一步强化提供了契机。如前所述，萨德系统的部署，标志着美韩同盟关系实现了重要的飞跃，从纵向上看达到了其自身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从横向上看，这种飞跃又是否会使得美韩同盟达到甚至超过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答案是否定的。

当前美韩同盟之所以能够得到强化，主要是由于朝鲜半岛日趋恶化的安全形势，韩国为求自保而响应美国部署反导系统的提议。对韩国来说，美韩同盟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半岛和平。对于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韩国无意也无力过多参与其中，最多是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地区大国的威胁。

而对美国而言，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为应对恐怖袭击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就对全球驻军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提高其海外驻军的“战略机动性”，着眼于全球局势的稳定而非仅保障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安全。显然，美日同盟比美韩同盟更有资质做到这一点。

客观地说，韩国在短期内尚不军备与日本同等的军事实力，而美国与日本的政策立场也相对更接近。因此，未来美韩同盟虽然会存续并可能长期保持紧密关系，但其重要性依然无法超越美日同盟。

三、是否有可能由美韩双边同盟扩展为美韩日三边同盟，从而形成东亚版的“小北约”？

可能性不能排除。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美韩同盟关系迅速加强，再次引发外界“美日韩三边军事联盟”的猜测。事实上，美国推动建立三边同盟的意愿久已有之。

2009年朝鲜核试验后，美国就借机推动美日韩导弹防御体系并轨。只是韩国当时基于自主国防的考量，没有明确答复。

在联合军演方面，早在2010年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就呼吁日韩“跨越过去”，努力实现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虽然联合军演并未立即成型，但当年美日和美韩军演时，日韩两国都分别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2012年6月，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首次在朝鲜半岛以南公海拉开帷幕，此后三国军演时有举行。此外，美国还刻意推动日韩两国走近。

2011年1月，在美国的推动下，韩日两国防长就推动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达成共识。后者的签署，将使两国获得能够共享朝鲜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的制度性平台。

在三边军事合作已有相当基础，且目前美韩同盟日益紧密的情况下，美日、美韩同盟继续向前发展并最终形成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是三边同盟的倡导者，日本是积极响应者，能否真的形成关键取决于韩国。

流行观点认为，由于历史和领土问题，韩国不可能与日本结盟。但从目前一些细节来看，韩日正在靠拢而非疏远：一是日韩再议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事宜；二是美日韩三国首次举行弹道导弹防御联合军演；三是韩国开始积极向国内宣传三国合作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韩日双方都体现出规避和超越历史和领土问题的政治意愿。

韩日之间的确存在诸如日本否认和美化侵朝历史、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等历史性积怨。但这种积怨并没有实质性妨碍日韩在政府层面的接近。事实上，早在李明博时期，韩国政府就曾顶住民间的压力，努力摆脱历史问题的束缚，选择加强与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美日韩三方多次就朝鲜无核化问题进行磋商，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朴槿惠执政后，虽曾因为慰安妇问题而一度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但很快在2015年12月28日，日韩双方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还商定未来在国际场合将尽量避免因“慰安妇”问题互相指责。

独岛（竹岛）归属问题是横亘在日韩之间的另一障碍。领土问题关乎国家主权，对国家间政治军事关系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韩日独岛之争也的确在过去很多时候阻碍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发展。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在独岛问题上韩国是占得先机的。韩国目前实际控制独岛，就如俄罗斯实际控制北方四岛，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一样。即便独岛问题继续发酵，对韩国来说，更多的也只是涉及是否合法占有的合法性之争，不会影响实际控制状态。加之日本有意缓和与韩国的领土矛盾以全力应对中国方面的压力，韩日领土问题总体呈现降温趋势。

事实上，相比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担心被美日牵连才是妨碍韩国下决心与日本结盟的最大因素。韩国作为地区中等强国，其国家战略总体是防御性的，没有超出其国家能力的过分诉求。与之相比，美国一心想要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日本则对东亚地区主导权念兹在兹，并且美日都不断释放出为达到各自目标而不惜成本的信号。而这些都是韩国所十分顾忌的。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在2004年驻韩美军责任扩大的谈判中，卢武铉总统坚持要求“美国在将驻韩美军调遣到半岛之外时将与韩国协商”的条款写入协议中；同时也能解释为何在2013年美韩“2＋2”会谈上美国要求韩国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时遭到韩国坚决反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担心被美国和日本牵连，被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中。

未来美韩、美日双边同盟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关键将取决于韩国对承受遭美日牵连的风险和免于朝鲜安全威胁的收益之间的权衡。当后者大于前者时，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水平将呈上升趋势并有可能向三边同盟发展。

综上，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刺激下，美韩同盟紧密程度迅速上升并达到冷战后最高水平，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紧密合作的态势还将稳固延续。但从横向看，美韩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仍不及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依然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美日韩能否建立三边同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韩国如何认知自身安全威胁和被美日牵连的风险。郑永年：美日韩三边同盟形成，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威胁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就大国政治、大国关系演变、美国的亚太战略、中美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以及国际反恐等问题接受《亚太日报》记者电话访谈。《亚太日报》将以系列访谈的形式，与读者分享郑永年教授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本文为系列访谈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郑永年近日接受《亚太日报》记者电话访谈。他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国关系及地缘政治进入了大的变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可称得上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国际地缘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如果大国关系稳定，即使一些小国再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也不会发生改变”。

郑永年同时指出：“小国在国际地缘政治中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足以改变世界。从很大意义上讲，小国的作用要通过大国来体现。”他认为，印度在不断成长，其体量也在不断增大，但从国际舞台看，其经济总量依然很小，军事上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强国。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间，印度还很难在世界上发挥真正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不大，经济影响力有限，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强国，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尽管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包括相比中国，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
他认为，目前对世界格局在经济上的影响，主要是中美两国。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仍有很大影响力，但是欧盟仍不能成为代表欧洲的一个整体。“可以说，中美两国是现今国际关系的主角，俄罗斯是配角。好比冷战时期，主角是美苏两国，中国是配角。由此，对国际关系的分析可着眼于从这三大角的关系”。

郑永年认为，美国正面临相对的衰落，之所以这样说，是相比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相对衰落会有个长期的过程，但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这种衰落并不是因为中国与其构成了竞争，而是源于美国的内部矛盾，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他指出，美国从中东的撤出便是由其内部问题所致。“美国在中东不面临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给它施加的压力，冷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从中东撤出主要缘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因为美国再无如此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战争的巨额开支。

“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希望能控制亚太地区，是因为看到有利可图，而这有其战略理性的一面，”郑永年说。美国在中东如有利可图是不会撤走的，但当其在中东的成本远远超过所得的利益，美国便会选择撤走。而在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亚太地区仍将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也自称越来越像一个“亚太国家”，而不是冷战之前的“大西洋国家”。

虽然，欧洲对美国来说依然十分重要，但美国重视欧洲主要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而不再是因为经济因素，郑永年说。美国同俄罗斯的竞争及与俄关系的恶化，实际是缘于安全问题。在经济上，俄罗斯对美国而言没有任何挑战性。“东欧在冷战后实行民主化，美国曾非常支持，但为何东欧国家现在对美国非常失望？因为美国只关注其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而不关心东欧的真正民主化、经济发展等问题”。
而亚太地区则不同。美国在经济上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但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很快，估计再过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对美国在心理上的打击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拉住日本，及亚太一些其他国家来帮助他。

郑永年说，以前，美国在军事上永远奉行单边主义，而现在，无论出于经济还是安全上的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方案是建立“同盟”。美国的“同盟”方案包含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美日、美韩、美澳、美菲双边同盟。在未来，美国还会试图建立更多的双边同盟，比如和印度、越南等国家。第二，美国要将双边同盟转变为多边同盟。比如，将美日、美韩这两对双边同盟整合起来，形成美日韩同盟，一步步扩大同盟关系。第三，美国鼓励其盟国自主建立同盟。如美国鼓励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等其他国家间建立同盟。这就是美国在营造的“亚洲版”北约。
在郑永年看来，目前，对中国最具威胁的便是美国所引导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组成同盟。“如果这些国家组成同盟，便形成了‘亚洲版’的北约”。建立“亚洲版”北约的计划并不是从奥巴马执政才开始，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就试图进一步推行“新保守主义”，只不过因为发生了“9.11事件”，美国随即把战略重点移向了反恐。而现在，中东变成了一个烂摊子，“反恐”反不了，美国便要退出中东，转向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机制。

除了安全上，美国还在经济上力图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有人称之为“经济北约”，但却已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挟制中国。郑永年认为，美国在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的时候，做事还相对“理性”。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虽然其经济力量不如从前了，但在军事上仍是最强的国家。
于是，美国便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军事上。“一旦美国强调‘安全’，便会对中国造成了直接的安全威胁。如计划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便对中国构成了真正的安全危机。所以，如果这个多边的“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中国将面临空前的安全威胁”。

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刺激下，美韩同盟紧密程度迅速上升并达到冷战后最高水平，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紧密合作的态势还将稳固延续。

但从横向看，美韩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仍不及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依然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美日韩能否建立三边同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韩国如何认知自身安全威胁和被美日牵连的风险。

在今年年初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朝韩两国更为激烈的对峙和相互恫吓，包括规模更大、战术更具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和更为频繁、技术更加先进的导弹试射，更重要的是地区战略态势出现了根本性调整。

随着7月8日美韩两国关于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系统）决议的达成，自1972年以来逐步形成的中美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均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原本就不甚牢固的战略互信很难再继续维系，地区军备竞赛升级风险骤然上升。

在影响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诸多因素中，美韩同盟无疑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在半岛互动的双方中，鉴于朝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拥核的目标，其今后的举动将更多的是对韩国行动的应激反应，因此韩国针对朝核问题的任何行为都具有导引性。而美韩同盟则是韩国赖以自卫并向朝鲜施压的最重要机制，同时也是美国向这一地区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因此，准确把握美韩同盟的走向，是理解朝鲜半岛局势的重要前提。

一、朝核阴影下，美韩同盟究竟会更加紧密还是有被拆解的可能？

未来十年这种密切合作态势不会有变化。

美韩同盟自建立以来，经历了多次转型。既有冷战时期的蜜月期，也有冷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若即若离。进入21世纪，在经历了短暂的疏离之后，美韩同盟在李明博政府时期开始再度强化。

2008年4月，美韩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美韩战略同盟关系，强调美韩共同利益应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和安保领域，还应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领域关系的深化，在地域上也应超越传统的朝鲜半岛区域。

2009年6月，美韩将军事同盟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

2010年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更成为美韩同盟进一步强化的契机。双方不仅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时间由2012年４月推迟至2015年12月，并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２＋２”会议，而且军演频率明显增加，最近一年两国几乎每月都举行联合军演。

朴槿惠总统上台以后，美韩同盟走向引发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观察认为，朴槿惠时期美韩关系不如李明博时期紧密。例如，朴槿惠政府曾多次拒绝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请求，2015年10月朴槿惠访美期间亦有意回避这一议题；在美国极力煽动是非的南海问题上采取不选边站的政策，保持中立；出席中国“九·三”阅兵式；不顾美国反对，积极加入中国倡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却至今尚未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似乎透露出朴槿惠政府试图修正李明博政府一边倒的亲美政策，有意拉开与美的距离，谋求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均衡外交。也正因如此，学界一度也产生了中韩结盟的声音。

但事实上，自朴槿惠上台以来，即使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前，韩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都始终没有丝毫弱化，反而在不断加强。

2013年朴槿惠和奥巴马的首次会谈中，双方就将美韩同盟从“全面战略同盟关系”提升为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进行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这种稳步推进的同盟关系尤其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

2015年6月，韩军一个机械化步兵旅与驻韩美军第二步兵师组成“联合师团”，由美方担任师团长，这是20多年来美韩组建的第一个联合师团。

在作战计划方面，双方将原有的以全面战争为主的“作战计划5027”、应对朝鲜剧变为主的“作战计划5029”、以空中打击朝鲜战略目标为主的“作战计划5026”加以整合，制定了更为综合的“作战计划5015”，重点是“打击首脑部”。

今年年初的朝鲜核试验，促使美韩同盟关系实现了进一步的飞跃。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双方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系统。这表明韩国已正式放弃自金大中政府以来始终坚持的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方针，在安全防御上彻底倒向美国，美韩同盟的紧密程度也因此攀升至冷战后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从韩国一方入手拆解美韩同盟的可能性就越发变得微乎其微。因为同盟被拆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同盟无法满足双方的安全需要。而目前，在朝核威胁日趋现实的形势下，美韩同盟已成为韩国安全最大的保障。韩国此次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坚持部署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萨德系统，也彻底断绝了与中国和美国同时结盟的可能。

未来十年内，目前美韩这种排他性密切军事同盟合作态势将不会有实质性变化。原因有三。

其一，韩国自主国防能力不足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韩国虽然在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优于朝鲜，但兵力上少于朝鲜。朝鲜拥有兵力达100余万人，韩军只有68万余人。特别是朝鲜核武器的不断研发对韩国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了维持对朝鲜的有效威慑，韩国将不得不长期依赖美军的存在。

今年1月，韩国表示将加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使用的情报共享系统“Link16”。6月28日，美韩日在美国夏威夷近海首次举行旨在探测和追踪朝鲜导弹的代号为“太平洋龙”（Pacific Dragon）的预警演习，演习中通过美国地面中继站交流导弹轨迹等情况。这一系列举动，正使得韩国越来越深地嵌入美国的安全体系中，这将加剧韩国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其在安全上愈加难以脱离美韩同盟。

其二，中国迅速而持续的崛起势头会加深韩国对中国的“不安全感”，增加美韩对中国的战略一致性。

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巨大的实力差距和毗邻的地理位置会增加一国对他国的威胁大小。韩国在享受中国经济崛起红利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中国崛起给其带来的地缘压力。

无论是战时指挥权的多次推迟移交，还是更多美军战略战术武器的部署，种种将美军一再拖在半岛的行为，固然直接受朝核威胁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其中隐含着拉拢美国制衡中国、维护东北亚势力均衡的意图。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进一步突显，美韩双方在限制中国这一战略目标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

其三，美韩同盟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实现遏制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美韩两国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也有各自侧重的利益关切，美韩同盟则可以使其各取所需。

对韩国来说，朝鲜是其国家生存安全的最直接威胁，因此美韩同盟对其的主要意义是抵御朝核威胁，确保本国生存。

而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固然会影响其东亚军事存在和盟友的安全，但不断崛起的中国才是其国际地位的根本挑战，美韩同盟作为其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抑制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影响力扩张的重要抓手。在中国崛起势头不断凸显的当下，韩国对美国的战略支点意义愈加凸显，为保持其地区事务话语权和动员力，美国只可能加大对美韩同盟的护持力度而不是减弱。

二、美韩同盟是否会超越美日同盟，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同盟？

资质不够。

美日和美韩同盟曾是冷战时期美国亚太战略的两根支柱。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开始尝试调整与亚太盟友的关系，美日同盟出现短暂的“漂流”，美韩同盟也大为削弱。老布什政府不仅宣布撤出部署在韩国的全部核武器，而且大幅裁减驻韩美军数量。1994年12月，美国将韩军的平时指挥权移交给韩军联合参谋本部。

但随着1995年“奈报告”的出台，美国开始认识到日本对其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无论是美国的太平洋安全政策还是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日本”。

1996年，美日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称以日本本土安全为目的的传统日美安保在后冷战时期应该扩大为面向“东北亚地区安全”，双方为“地区安全”承担共同责任。1997年，美日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同盟实现“再定义”。新安保体制的作用范围不仅包括原来的日本本土和远东地区，还扩大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由此，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地区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而这一时期美韩同盟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位，没有具体的条约或规范化的制度对其再定义。可见，美日同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明确实现了由保障双边安全向保障地区安全功能的转变，而美韩同盟的功能边界依然局限在朝鲜半岛。美日同盟在美战略中地位明显高于美韩同盟。

这种重要性上的差异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2004年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军事部署进行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重点是对驻外美军进行数量上的全面削减，同时提高美军的战略机动性。其中，驻韩美军削减数量最多。此外，驻韩美军在半岛分界线的警戒任务也部分移交给韩国。

与之相比，驻日美军不仅没有明显缩减，还与日方建立了协同作战指挥部。美日双方还重新确认了“亚太地区共同战略目标”和“全球共同战略目标。”可见，这一时期美日同盟在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更加巩固，而美韩同盟的地位则进一步下降。

2009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其对亚太盟友的需求和重视程度普遍上升。恰在此后不久，2010年先后出现了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美国因势利导，同步强化了美日和美韩同盟，军事一体化程度持续加强。

但同步强化后的美韩和美日同盟依然存在地位上的差异性。在亚太大国博弈乃至全球安全战略中，美日同盟依然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而美韩同盟除防卫韩国外,在地区安全中最多扮演辅助性角色。

2016年初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为美韩同盟的进一步强化提供了契机。如前所述，萨德系统的部署，标志着美韩同盟关系实现了重要的飞跃，从纵向上看达到了其自身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从横向上看，这种飞跃又是否会使得美韩同盟达到甚至超过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答案是否定的。

当前美韩同盟之所以能够得到强化，主要是由于朝鲜半岛日趋恶化的安全形势，韩国为求自保而响应美国部署反导系统的提议。对韩国来说，美韩同盟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半岛和平。对于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韩国无意也无力过多参与其中，最多是借助美国的力量制衡地区大国的威胁。

而对美国而言，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为应对恐怖袭击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就对全球驻军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提高其海外驻军的“战略机动性”，着眼于全球局势的稳定而非仅保障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安全。显然，美日同盟比美韩同盟更有资质做到这一点。

客观地说，韩国在短期内尚不军备与日本同等的军事实力，而美国与日本的政策立场也相对更接近。因此，未来美韩同盟虽然会存续并可能长期保持紧密关系，但其重要性依然无法超越美日同盟。

三、是否有可能由美韩双边同盟扩展为美韩日三边同盟，从而形成东亚版的“小北约”？

可能性不能排除。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美韩同盟关系迅速加强，再次引发外界“美日韩三边军事联盟”的猜测。事实上，美国推动建立三边同盟的意愿久已有之。

2009年朝鲜核试验后，美国就借机推动美日韩导弹防御体系并轨。只是韩国当时基于自主国防的考量，没有明确答复。

在联合军演方面，早在2010年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就呼吁日韩“跨越过去”，努力实现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虽然联合军演并未立即成型，但当年美日和美韩军演时，日韩两国都分别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2012年6月，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首次在朝鲜半岛以南公海拉开帷幕，此后三国军演时有举行。此外，美国还刻意推动日韩两国走近。

2011年1月，在美国的推动下，韩日两国防长就推动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达成共识。后者的签署，将使两国获得能够共享朝鲜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情报的制度性平台。

在三边军事合作已有相当基础，且目前美韩同盟日益紧密的情况下，美日、美韩同盟继续向前发展并最终形成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是三边同盟的倡导者，日本是积极响应者，能否真的形成关键取决于韩国。

流行观点认为，由于历史和领土问题，韩国不可能与日本结盟。但从目前一些细节来看，韩日正在靠拢而非疏远：一是日韩再议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事宜；二是美日韩三国首次举行弹道导弹防御联合军演；三是韩国开始积极向国内宣传三国合作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韩日双方都体现出规避和超越历史和领土问题的政治意愿。

韩日之间的确存在诸如日本否认和美化侵朝历史、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等历史性积怨。但这种积怨并没有实质性妨碍日韩在政府层面的接近。事实上，早在李明博时期，韩国政府就曾顶住民间的压力，努力摆脱历史问题的束缚，选择加强与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美日韩三方多次就朝鲜无核化问题进行磋商，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朴槿惠执政后，虽曾因为慰安妇问题而一度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但很快在2015年12月28日，日韩双方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还商定未来在国际场合将尽量避免因“慰安妇”问题互相指责。

独岛（竹岛）归属问题是横亘在日韩之间的另一障碍。领土问题关乎国家主权，对国家间政治军事关系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韩日独岛之争也的确在过去很多时候阻碍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发展。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在独岛问题上韩国是占得先机的。韩国目前实际控制独岛，就如俄罗斯实际控制北方四岛，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一样。即便独岛问题继续发酵，对韩国来说，更多的也只是涉及是否合法占有的合法性之争，不会影响实际控制状态。加之日本有意缓和与韩国的领土矛盾以全力应对中国方面的压力，韩日领土问题总体呈现降温趋势。

事实上，相比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担心被美日牵连才是妨碍韩国下决心与日本结盟的最大因素。韩国作为地区中等强国，其国家战略总体是防御性的，没有超出其国家能力的过分诉求。与之相比，美国一心想要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日本则对东亚地区主导权念兹在兹，并且美日都不断释放出为达到各自目标而不惜成本的信号。而这些都是韩国所十分顾忌的。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在2004年驻韩美军责任扩大的谈判中，卢武铉总统坚持要求“美国在将驻韩美军调遣到半岛之外时将与韩国协商”的条款写入协议中；同时也能解释为何在2013年美韩“2＋2”会谈上美国要求韩国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时遭到韩国坚决反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担心被美国和日本牵连，被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中。

未来美韩、美日双边同盟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为美日韩三边同盟，关键将取决于韩国对承受遭美日牵连的风险和免于朝鲜安全威胁的收益之间的权衡。当后者大于前者时，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水平将呈上升趋势并有可能向三边同盟发展。

综上，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刺激下，美韩同盟紧密程度迅速上升并达到冷战后最高水平，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紧密合作的态势还将稳固延续。但从横向看，美韩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仍不及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依然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美日韩能否建立三边同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韩国如何认知自身安全威胁和被美日牵连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