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工人涨工资，是替工人着想？(转自新华网论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近日说，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
    “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李剑阁
不仅面临来自公众的道德质疑，经济学界内部的自我反思最近也愈加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近日说：“经济学家正在经历1992年以来的一次令人注目的学术分歧。”
    这一话题在上周末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被提出来。李剑阁演讲时说：“这场学术分歧对于经济学界来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其实，学界的这种分歧在去年的国企改革大讨论时就已开始。当时，因为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民营企业家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后，关于国企改革的各种问题都被摆上台面。当时，学者们在争论怎样评价“国退民进”的观点，国企改革下一步该怎么。
    时至今日，上述争论并没有因顾雏军的被捕而停止，各派的学术分歧反而越来越大。
    李剑阁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过去几个月，学界对一些行业制度安排不赞成的声音很多，尤其是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李剑阁认为，很多说法有失公正，“在香港，政府用于医疗方面的拨款接近400亿港元，每天有1亿多港元的医疗管理开支，现在还捉襟见肘，我们能随便凭愿望就建立所谓的‘全民医保’制度吗？”
    看来，学者们立论的落点也许是这场学术分歧的起因。李剑阁说：“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往往有高度的评价，但是一些研究者却把因为改革没有完善而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主流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压力。”
    就像去年“郎顾之争”的后期，很多表示并非“挺郎”或“挺顾”学者提出的反思一样，李剑阁等一批学者为那些否定的声音感到担忧。“改革是对制度的一种选择，权衡以后，我们只能选择好处更多一些的制度，其间出的一些问题，有的是改革没有完善带来的后果，有的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张黎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近日说，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
    “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李剑阁
不仅面临来自公众的道德质疑，经济学界内部的自我反思最近也愈加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近日说：“经济学家正在经历1992年以来的一次令人注目的学术分歧。”
    这一话题在上周末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被提出来。李剑阁演讲时说：“这场学术分歧对于经济学界来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其实，学界的这种分歧在去年的国企改革大讨论时就已开始。当时，因为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民营企业家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后，关于国企改革的各种问题都被摆上台面。当时，学者们在争论怎样评价“国退民进”的观点，国企改革下一步该怎么。
    时至今日，上述争论并没有因顾雏军的被捕而停止，各派的学术分歧反而越来越大。
    李剑阁用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过去几个月，学界对一些行业制度安排不赞成的声音很多，尤其是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李剑阁认为，很多说法有失公正，“在香港，政府用于医疗方面的拨款接近400亿港元，每天有1亿多港元的医疗管理开支，现在还捉襟见肘，我们能随便凭愿望就建立所谓的‘全民医保’制度吗？”
    看来，学者们立论的落点也许是这场学术分歧的起因。李剑阁说：“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往往有高度的评价，但是一些研究者却把因为改革没有完善而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主流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压力。”
    就像去年“郎顾之争”的后期，很多表示并非“挺郎”或“挺顾”学者提出的反思一样，李剑阁等一批学者为那些否定的声音感到担忧。“改革是对制度的一种选择，权衡以后，我们只能选择好处更多一些的制度，其间出的一些问题，有的是改革没有完善带来的后果，有的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张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