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伊斯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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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屠回惨案之后，云南的局势表面上稳定了下来，但由于林则徐的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回、汉矛盾，强压之下的和谐下面，实则隐藏了更大的反弹。果然，林则徐离开云南没几年，被强压下去的云南回、汉矛盾很快再度激化，进入咸丰朝以后，冲突愈发不可收拾。这一时期，见诸官方和民间记载的冲突比比皆是，比较大的有：
——回、汉围绕楚雄州南安府他郎厅（今墨江县）石羊厂银矿的矿争。
——咸丰元年正月初九，回民武举杨腾云召集川、陕回民数百人，在大理府城四牌坊清真寺聚众谋反，刺杀城守营都司和鉴，随后被闻讯赶来的大理知府唐惇培剿灭。
——咸丰四年八月，东川回、汉因矿争爆发冲突，回民焚杀城外数十汉村，袭破州城寻甸，杀死知州济尔哈春。
——咸丰六年二月，南安（今云南双柏县）回民攻入南安州城，大肆搜杀汉民，知州刘名世逃奔楚雄；作为报复，临安帮于三月初二出动五六千人血洗南安州（今云南双柏县）一带回民，攻入州城搜杀躲入衙署等处避难的回民，并抢夺官兵的军装什物。
——咸丰五年底，回、汉冲突逐渐向省城昆明蔓延，各地回、汉武装纷纷赶往昆明参与冲突，形势最终在咸丰六年四月失控，酿成著名的“丙辰惨案”，事实上成为引爆日后云南回民大暴动的导火索。
等等等等。
在这种遍地烽火的情况下，保山一案的苦主、京讼牵头人之一的杜文秀，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杜文秀在蒙化大小围埂起事，杀迤西道林廷禧、太和知县毛玉成等；八月十一日，杜文秀占领大理府，自号“总统兵马大元帅”，设置帅府，改用甲子纪年，蓄发易服，建立政权，史称大理政权，正式打出了武装反清的旗帜。不几年功夫，大理政权便占据云南五十三座府、厅、州、县，势力范围西达龙陵、腾越直至四川会理，东至楚雄、广通直至贵州兴义，南到缅宁、威远，北抵鹤庆、丽江，号称拥兵四十余万，大半个云南落入杜文秀之手。
     大理政权的建立，在中土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是中土伊斯兰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理政权是中土几千年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截止目前唯一一个由本土穆斯林自己建立的伊斯兰政权。要知道，6年以后甘陕地区的回民只是武装起事，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而9年后在新疆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大肆蹂躏南疆人民的阿古柏，则是一个生在中亚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与中华文化圈完全不沾边的外来侵略者；再往后新疆的 所谓“三区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上层领导人当中也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很想搞个所谓的“突厥斯坦”或者“伊斯兰国”出来，幸而因为种种掣肘没搞成，一直到被撤销为止，那个所谓的“三区政府”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所以大理政权是中土截止目前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
    由于有大理政权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杜文秀本人也就成了中土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本土崛起的伊斯兰政权首领。不过杜文秀的经历比较复杂。与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白彦虎一样，由于史料的散失，杜文秀的身世和早年生活经历，在今天都是难解的迷，我们现在只知道，杜文秀大致出生在云南保山一带，原本姓杨。关于杜文秀为什么要改姓换宗，现在有两种说法：一说杜文秀的父亲本是个秀才，早卒；母亲杜氏便把杜文秀过继给了娘舅，所以杜文秀改姓了杜，而他的兄妹依旧姓杨，杜文秀本人可能也是秀才；另一说杜文秀是一个叫“杜大锅头”的汉人的遗腹子，是因为随母亲改嫁给了回民才成为了穆斯林。但这两说目前都有争议，尚无定论，所以从出身论角度来讲，我们只能笼统地说，杜文秀可能是回族，也可能是伊斯兰化的汉族。现在一些学者对杜文秀的汉人血统说持反对态度，认为是稗官野史不足采信，但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如前文所述，当时回民里的读书人占比不高，父子两代人都是秀才的回民就更少了，而汉族里的“耕读世家”则是屡见不鲜的。
为什么要如此考据杜文秀的出身问题呢？因为家庭环境决定了一个人所受的文化熏陶，从而深刻地影响他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后世之所以对杜文秀到底是回民还是汉民身份的认识分歧，表面上看是大家对他到底姓杜姓杨或者他究竟是谁家的遗腹子感兴趣，实质上，这背后的潜台词是：身为一个生活在中华文化圈内，受到一定汉文化和儒家文化熏陶的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化的汉人），会如何看待孔子和安拉，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面对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杜文秀是怎么选择的？这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了解清楚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后来大理政权以及杜文秀的一系列举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皇帝笃信宗教，甚至以某种宗教为国教，在中土历史上不并是什么新鲜事。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无论南北方，都流行过一阵全民佛教信仰热，特别是在南朝，岂止是皇帝笃信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根本就是全民信教。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梁武帝萧衍了，放着皇帝不做，三次舍身同泰寺，剃了光头要去当和尚——一个皇帝，毫无做皇帝的责任心，把佛教推广事业当成是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后人评价梁武帝是“几可谓以佛法治国”，说白了就是拿宗教教法来管理世俗世界。相比后来那些皇帝，再怎么迷信佛、道，顶多也就念念经、炼炼丹，像梁武帝这样玩票玩得这么大的几乎是没有了。在中国历史上，此公算得上是皇帝痴迷宗教的第一人，堪称空前绝后。
    问题在于，宗教这东西，不管是一神教也好还是多神教也好，只要痴迷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变得很可怕。佛教走火入魔了也是一样，梁武帝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汉传佛教徒是不吃荤的，肉类不能吃，鸡蛋也不能吃，极端一点的连牛奶也不喝——其实，最初佛教传入中土时，并存在不准吃荤的禁忌，只要是所谓的“三净肉”，就可以放心享用。转折点就在梁武帝这儿，自己不吃荤也就算了，还要求全国上下都不吃荤；更离谱的是，就连祭祀宗庙都不能用“太牢”，也就是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梁武帝才勉强退了一步，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要知道，以太牢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是从商周时期传下来的，上千年的老规矩了，梁武帝自己不吃肉也就罢了，还要列祖列宗也跟着啃青菜萝卜，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正因为有这么位和尚皇帝推崇，时间长了，“不吃肉”也就真的成了汉传佛教的禁忌，一直传到今天——这种“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所作所为，跟后世那些用“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治国，不但把自己痴迷的一些宗教观念强加在穆斯林身上，还把这些宗教观念强加在一切非穆斯林身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前文已有叙述，此处不赘）。
    那么，大理政权及其杜文秀本人，如何看待上面这些问题的呢？表面上看，大理政权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伊斯兰属性，颇为讲究民族平等，存世的一些条例规定中，甚至还有“回犯法则从重加办，汉犯法则减轻”这样的逆向民族主义条款。一些对当事人后代的民间采访记录也说，杜文秀攻占大理城后，仍然允许城内汉族及其他民族贩卖和食用猪肉，对大理政权统治范围内的佛教、道教建筑采取了一定的保护修缮措施，等等。这也侧面证明，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杜文秀以及大理政权在对待异教徒，尤其是对待曾经与自己斗得死去活来的汉人方面，看起来还是比较宽容的。
     但正所谓“细思极恐”，有一个很细节值得我们注意。那是1861年冬，正值大理政权发展到全盛时期，杜文秀手下文武“劝进”，也就是劝杜文秀称王改制。经过考虑，杜文秀下发手谕拒绝称王，但同意改制，从次年元旦开始，改为明朝服制，服色尚白。手谕原文很有意思，通篇以中华正统自居，口称三皇五帝，呼满清为胡人外夷，这里全篇引用如下：
览所呈进位改制一禀，具见尔等气愤风云, 志安社稷。具良、平之卓见, 负冯、邓远谋, 允为一代功臣, 不负千古奇遇。但自古膺景命而握乾符者, 德当迈众, 才必超群。若本帅论德则薄, 论才则疏, 既不能祖述于唐尧虞舜, 又不能效法于汉祖、明宗。良因妖官误国殃民, 陷生灵于水火, 是以本帅兴师举义, 救世道之颠危, 正期除暴安良,保全万姓; 敢望推尊加号, 媲美三王! 然当此哀鸿遍野之秋, 亦愿切逐鹿中原之想。惟愿尔等文武同心, 务慎终于厥始; 君臣交敕,期尽人以合天。异日若果天心则注, 本帅亦不敢辞也。
至衣冠原有古制。自胡人以外夷之装,变中国之服, 左衽遗羞, 荣威莫辩。遂使旒端冤之风, 不复见于今日; 正笏垂绅之度,徒想象于形容。况己分职设官, 不宜从权取便, 矧当出师振威, 尤宜别嫌明威。及今改制, 允属合宜。但事为大体所关, 岂可轻率从事。应如何因革, 如何分别之处, 仍仰军机会同各员会议拟呈。至举行之期, 以明年元旦日为始也。凛之” 。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明朝皇帝因为姓朱，所以以朱色为正色，也就是红色才是明朝服制的正色；而且根据中土盛传数千年的“五德终始”理论，明朝一度宣称自己是“火德”，对应的颜色也是红色（关于明朝德运的问题比较复杂，有说是火德尚红的，也有说是土德尚黄的，但就是没有说是金德尚白的，此处不展开论述）。身为一个读书人，杜文秀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既然宣称要效法三皇五帝，学先王之制，使用明朝服制，却怎么把服色改成了白色呢？
    其实，大理政权改制采用白色服饰，与中土的“五德终始”理论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源于伊斯兰文化传统。白色，是伊斯兰文化中的经典颜色之一，据说穆罕默德家族的旗帜是黑底白色图案，久而久之，白色就与黑色、绿色一道，成了伊斯兰文明的象征性色彩，例如阿拉伯半岛上的倭马亚王朝，由于服色尚白，就被中土史书称为“白衣大食”。而在近代中土汉文化中，白色是一个禁忌色，通常只用在葬礼上（五四以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白色又逐渐兴起，比如婚纱的流行，这里不赘述），当时的汉人，除非家里死了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穿一身素出门。所以，大理政权服色尚白并不是恢复华夏衣冠古制，而是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推行伊斯兰服饰——伊斯兰化，这才是大理政权改制的真实用意。
孤证不立，我们不妨再找一个切入点，研究一下权力的象征物——官印。目前大理政权存世的官印大约有三十多枚，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博物馆、研究机构以及民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对这些官印进行了研究，发现所有这些官印虽然分属都督、将军、知府、参谋等不同官署，但形制规范相当统一，全部都是方印直纽，印文一半篆体汉文，书写官职名称；另一半为阿拉伯文（一说“小儿经”文，也称“小儿锦”，是中土穆斯林自创的，以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发音的一种拼写文字），书写内容完全一致，都是“苏莱曼”字样。
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个“苏莱曼”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说“苏莱曼”是杜文秀的经名（中土穆斯林按伊斯兰命名方式所起的名字），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把首领的名字写在权力象征物上，这在西方文明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就在杜文秀割据云南差不多同一时期，远在新疆的阿古柏也干过类似的事情。1873年，阿古柏派出他的侄子赛义德出使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苏丹授予阿古柏“埃米尔”称号，赐以勋章、宝剑、军火，并派出4名军事教官到新疆培训阿古柏侵略军。赛义德回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后不久，阿古柏就接受了奥斯曼的封号，把苏丹的名字铸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所以大理政权把“苏莱曼”刻在印章上，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大理政权在官印上体现出强烈的伊斯兰色彩，还有另外一个旁证。在大理政权被镇压后，法国人罗舍在清军将领马如龙（关于这个马如龙后面会提到）那里见过杜文秀的帅印：“这是一枚赤金方印，中分为两部分: 右半是篆文‘总统兵马大元帅杜’，左半是阿拉伯文‘一切回人的领袖’”。为了立此存照，罗舍还特意盖了几个印样, 收录他所著的《中国云南省》一书的扉页上——很显然，罗舍描述的大理政权官印，其形制、文字与现存文物完全吻合。对于一个对中国文化完全没有基础的外国人来说，要凭空如此准确地描述出这样一枚印章出来，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惜这枚金印随后被送往北京城销毁了，如果能保存到尽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印章上所谓“一切回人的领袖”，原文到底是什么，是“苏丹”呢？还是“哈里发”？
从现有证据看，杜文秀大元帅印上的阿拉伯文是“苏丹”的可能性更大。 1866年前后，当时的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在尼泊尔得到了一张传单。这份传单以阿拉伯文书写，用西方人的说法，“这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通篇充满了强烈的宗教煽动和神学气氛，相形之下,使得内志瓦哈比（还记得瓦哈比派以及沙特政权吗？）朝廷的文件都显得逊色”,后来法国人安邺（Made Joseph Francis Gamier）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这张传单，并将其收录在他的《印度支那探险记》一书中。传单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全文五百多字,共分九段。前三段全是《可兰经》的引文。第四段开始声称:“真主已经将中国授予我们,并指派我们在中国进行统治。以前我们是屈服于中国人之下,现在是他们服从于我们,而且无能力反抗我们。”第五段着重指出这一场纷争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偶像崇拜者及其首领们共同一起杀害伊斯兰教徒,并开始侮辱他们的宗教而引起的。第六段是一般伊斯兰教徒的口吻赞颂领导这场战争的“伊玛目”,和推举他作为苏丹的理由。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他现在已经制定了伊斯兰教的律令,并按照《可兰经》的传统惯例来执法。自从我们尊崇他为伊玛目之后,承蒙真主的意旨,我们节节获得胜利。我们所征服的土地已广达足够两个月旅程的领域。许多帝王都归向于我们的信仰,向苏丹呈献了宝贵的珍品和贡物。”第七、八、九段全属于宗教术语的堆砌和夸张性的描绘。诸如:“他在全国派出了大臣,并向异教徒政府的每一个城市委派了官吏。”“伊玛目属下有大臣和首领们是像阿卜伯克一样的忠诚,像阿里一样的勇敢。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他们对异教徒是傲慢的,而对伊斯兰教徒则是谦和的。异教徒的都城已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圣城。”对异教徒的战争既然已经完全胜利,因而传单中并没有什么要求响应和盼望援助的词句。第九段的结束语是:“伊斯兰教徒们!为我们的胜利和为我们伊玛目的统治向真主祈祷罢!我们也将祝福你们靠真主的恩典得以享受和平、健康和幸福,而且真主将是你们的庇护者。”署名是“苏丹向所有博学的伊斯兰教学者们致敬!”
我们知道，这一时期中国只有甘陕、新疆和云南三个地方可能写出这种传单。甘陕回民从未建立过政权，现有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发现他们曾经提出过此类统治中国、建立“伊斯兰国”的政治口号；而新疆阿古柏政权则是自称“埃米尔”，而非“苏丹”；所以这份口称“苏丹”的文件极有可能出自大理政权。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前面杜文秀为什么会只同意改制，而拒绝称王了——人家不屑做中土的皇帝，想的是当政教合一的苏丹或者哈里发；而改制易服呢，是伊斯兰化的必经之路，所以是必须要做的。
也正因为有西方人的记录和传播，杜文秀自封“苏莱曼苏丹”的事情在西方传播甚广。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独闯陕北苏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书中在描述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支队时，也抒发了他的一番感慨：
在几个世纪的时期中，回民顽强地抵抗汉人的同化，但逐渐丧失了他们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多少服从中国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是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两次争夺政权：一次是杜文秀在云南一度立国，自称苏丹王苏莱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进犯了湖北。这次叛乱经十一年才平定。当时清政权已趋衰亡，但能干的汉族将领左宗裳震惊世界，收复了湖北、陕西、甘肃、西藏东部，最后率领他的胜利大军越过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亚细亚的那个边远之地重振了中国的国威。
顺便说一句，“杜文秀自封苏莱曼苏丹”是杜文秀研究领域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一些学者竭力否认杜文秀曾自封苏丹，理由是那份传单是英国佬或者法国佬炮制出来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诚然，由于这份传单为阿拉伯文书写，如果是伪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自汉人或藏民的嫌疑几乎为零，只可能出自英国人之手。但不要忘了，英法两国当时都在争夺云南，如果英国人炮制这样一份假传单送给法国人，相当于是给了法国人一个插足云南事务的借口，这种蠢事，英国人恐怕不会主动去做。例如上文提到的法国人安邺，称呼大理政权总是用“回教王国”、“王国”和“新王国”这样的字眼，不得已必须要引述英国人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已看见由伦敦出版、德国翻印的最新的地图，（大理政权）被划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Panthays（班赛）王国”，他就立刻强调说：“此项名称，是英人给与这省回教人的”，可见在当时英、法两国都在争夺云南事务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更何况，就算杜文秀的大元帅印销毁了查无对证，不知道那“一切回人的领袖”的原文是啥，但那三十多枚官印上的“苏莱曼”可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
从现有文献看，即使在战火连天的紧张局势下，大理政权也一直没有停止伊斯兰文化的大力传播。例如同治元年（1862年），也就是大理政权刊行了阿拉伯文的三十卷本木刻版《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注意是阿拉伯文，不是汉文），这也是中土第一次系统性地引入《古兰经》——此时距离大理政权成立仅过了5年。要知道光绪末年，云南重新刻印阿拉伯文版《宝命真经》仍然足足花了3年时间，可以想见，当年大理政权刊行《古兰经》工作是从大理政权一建立便提上日程的。此外，大理政权存在的十余年中，大理城内的清真寺从七八座猛增到二十余座，少数由旧房改建之外，大多数为新建；同时期还开设了一批经学院，特别是最高学府“明经院”，学生常保持在八十到一百人左右，所以这些经学校，都由帅府直接提供伙食费，“明经院”的学生还享受住宿和零花钱补贴。1936年，何慧清撰写的《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中还提到，大理政权曾一度要求官方公文告示禁用汉字，为此还要求“凡教民均须往各礼拜寺向阿訇学回文”，此点是否属实目前尚有争议，但至少英国人发现的那份杜文秀传单确实是通篇阿拉伯文，没有一个汉字的。
在伊斯兰文化得到大力推广的同时，伴随的是汉人传统文化、信仰的破坏和政治地位的下降。汉人儒生虽然可以在大理政权为官，享受免除兵役的待遇，但汉文书院在大理政权统治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汉文化设施则遭到了有针对性的破坏，有田野调查指出，大理地区除鹤庆外，现存的文庙几乎全部是大理政权平定以后重建的。云南汉人占总人口的大头，大理政权中不可避免地有大量汉人士兵，“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但大理政权的主力部队“衏”（相当于清军的“营”）始终一律只用回民，汉兵只能编入杂牌军，称为“汉练”。此外有些文献指出，大理政权对汉传佛教也进行过有针对性的打击破坏，民国时期著名高僧、号称“佛教教育第一人”的太虚法师1942年造访大理时就曾说“唐、宋时期，（大理）佛教极盛，惟羊红乱时遭杜文秀破坏，至今已大不如前矣”的话，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这里也立此存照。
还有一个重要话题，应当拎出来单独说一下。1952年，回族学者白寿彝出版了《回民起义》一书中，里面附有一份《杜文秀统属职官题名录》（以下简称《题名录》），记录了二百九十七个在大理政权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员信息，其中“汉人受职”者有二百七十多个人，“回人受职”的仅十三人，仅占全部官职的4%强，颇有一部分学者据此声称，大理政权重用汉人云云。实则不然。首先，《题名录》记录的并不是大理政权全部的官员，按《滇事述闻》中的说法，当时仅大理城内便有“文武伪职千余”，除非《题名录》中的人员信息按照统计学意义上的随机抽样选取，否则就无法从中判断回、汉官员数量的比例关系。进一步说，当时云南全省约1300万人，回民约130万，占比约10%，而大理政权则是“杜文秀制纱帽，回人戴者三四十顶，汉人戴者六七十顶”，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三四十；与此相对应的，大理政权的核心官署“十八大司”中，回族也占了七人，占比差不多也是40%，有稽可查的汉人大司，只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三人而已。所以，所谓“大理政权重用汉人”一说，实在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不可否认，在大理政权统治期间，除了初期穆斯林有对汉人采取大规模的报复性仇杀之外，汉人总体还是可以过日子的。但这里必须强调，这一方面固然是杜文秀在去中国化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以“临安帮”为代表云南汉人武装集团仍然具有强大的报复能力，如果将汉人逼得太急，也不是闹着玩的，这种“恐怖平衡”的存在，也迫使大理政权必须对汉人保持一定的宽容。这是我们在研究大理政权民族关系时也必须注意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文秀的这种“双面人”形象，像极了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武帝高欢（高欢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在鲜卑人面前，他的话风是“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而在汉人面前，他的话风则变成了“北人（鲜卑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汉人，他是谦和的、宽容的、拒绝称王的“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而在穆斯林那里则是野心勃勃的、意图推翻中土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伊斯兰国的“苏莱曼苏丹”。
综上所述，大理政权的实质，就是一个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在小心翼翼、而又不遗余力去中国化、摆脱中华文化圈影响的伊斯兰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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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屠回惨案之后，云南的局势表面上稳定了下来，但由于林则徐的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回、汉矛盾，强压之下的和谐下面，实则隐藏了更大的反弹。果然，林则徐离开云南没几年，被强压下去的云南回、汉矛盾很快再度激化，进入咸丰朝以后，冲突愈发不可收拾。这一时期，见诸官方和民间记载的冲突比比皆是，比较大的有：
——回、汉围绕楚雄州南安府他郎厅（今墨江县）石羊厂银矿的矿争。
——咸丰元年正月初九，回民武举杨腾云召集川、陕回民数百人，在大理府城四牌坊清真寺聚众谋反，刺杀城守营都司和鉴，随后被闻讯赶来的大理知府唐惇培剿灭。
——咸丰四年八月，东川回、汉因矿争爆发冲突，回民焚杀城外数十汉村，袭破州城寻甸，杀死知州济尔哈春。
——咸丰六年二月，南安（今云南双柏县）回民攻入南安州城，大肆搜杀汉民，知州刘名世逃奔楚雄；作为报复，临安帮于三月初二出动五六千人血洗南安州（今云南双柏县）一带回民，攻入州城搜杀躲入衙署等处避难的回民，并抢夺官兵的军装什物。
——咸丰五年底，回、汉冲突逐渐向省城昆明蔓延，各地回、汉武装纷纷赶往昆明参与冲突，形势最终在咸丰六年四月失控，酿成著名的“丙辰惨案”，事实上成为引爆日后云南回民大暴动的导火索。
等等等等。
在这种遍地烽火的情况下，保山一案的苦主、京讼牵头人之一的杜文秀，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杜文秀在蒙化大小围埂起事，杀迤西道林廷禧、太和知县毛玉成等；八月十一日，杜文秀占领大理府，自号“总统兵马大元帅”，设置帅府，改用甲子纪年，蓄发易服，建立政权，史称大理政权，正式打出了武装反清的旗帜。不几年功夫，大理政权便占据云南五十三座府、厅、州、县，势力范围西达龙陵、腾越直至四川会理，东至楚雄、广通直至贵州兴义，南到缅宁、威远，北抵鹤庆、丽江，号称拥兵四十余万，大半个云南落入杜文秀之手。
     大理政权的建立，在中土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是中土伊斯兰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理政权是中土几千年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截止目前唯一一个由本土穆斯林自己建立的伊斯兰政权。要知道，6年以后甘陕地区的回民只是武装起事，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而9年后在新疆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大肆蹂躏南疆人民的阿古柏，则是一个生在中亚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与中华文化圈完全不沾边的外来侵略者；再往后新疆的 所谓“三区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上层领导人当中也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很想搞个所谓的“突厥斯坦”或者“伊斯兰国”出来，幸而因为种种掣肘没搞成，一直到被撤销为止，那个所谓的“三区政府”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所以大理政权是中土截止目前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
    由于有大理政权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杜文秀本人也就成了中土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本土崛起的伊斯兰政权首领。不过杜文秀的经历比较复杂。与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白彦虎一样，由于史料的散失，杜文秀的身世和早年生活经历，在今天都是难解的迷，我们现在只知道，杜文秀大致出生在云南保山一带，原本姓杨。关于杜文秀为什么要改姓换宗，现在有两种说法：一说杜文秀的父亲本是个秀才，早卒；母亲杜氏便把杜文秀过继给了娘舅，所以杜文秀改姓了杜，而他的兄妹依旧姓杨，杜文秀本人可能也是秀才；另一说杜文秀是一个叫“杜大锅头”的汉人的遗腹子，是因为随母亲改嫁给了回民才成为了穆斯林。但这两说目前都有争议，尚无定论，所以从出身论角度来讲，我们只能笼统地说，杜文秀可能是回族，也可能是伊斯兰化的汉族。现在一些学者对杜文秀的汉人血统说持反对态度，认为是稗官野史不足采信，但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如前文所述，当时回民里的读书人占比不高，父子两代人都是秀才的回民就更少了，而汉族里的“耕读世家”则是屡见不鲜的。
为什么要如此考据杜文秀的出身问题呢？因为家庭环境决定了一个人所受的文化熏陶，从而深刻地影响他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后世之所以对杜文秀到底是回民还是汉民身份的认识分歧，表面上看是大家对他到底姓杜姓杨或者他究竟是谁家的遗腹子感兴趣，实质上，这背后的潜台词是：身为一个生活在中华文化圈内，受到一定汉文化和儒家文化熏陶的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化的汉人），会如何看待孔子和安拉，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面对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杜文秀是怎么选择的？这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了解清楚这一点，对我们认识后来大理政权以及杜文秀的一系列举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皇帝笃信宗教，甚至以某种宗教为国教，在中土历史上不并是什么新鲜事。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无论南北方，都流行过一阵全民佛教信仰热，特别是在南朝，岂止是皇帝笃信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根本就是全民信教。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梁武帝萧衍了，放着皇帝不做，三次舍身同泰寺，剃了光头要去当和尚——一个皇帝，毫无做皇帝的责任心，把佛教推广事业当成是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后人评价梁武帝是“几可谓以佛法治国”，说白了就是拿宗教教法来管理世俗世界。相比后来那些皇帝，再怎么迷信佛、道，顶多也就念念经、炼炼丹，像梁武帝这样玩票玩得这么大的几乎是没有了。在中国历史上，此公算得上是皇帝痴迷宗教的第一人，堪称空前绝后。
    问题在于，宗教这东西，不管是一神教也好还是多神教也好，只要痴迷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变得很可怕。佛教走火入魔了也是一样，梁武帝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汉传佛教徒是不吃荤的，肉类不能吃，鸡蛋也不能吃，极端一点的连牛奶也不喝——其实，最初佛教传入中土时，并存在不准吃荤的禁忌，只要是所谓的“三净肉”，就可以放心享用。转折点就在梁武帝这儿，自己不吃荤也就算了，还要求全国上下都不吃荤；更离谱的是，就连祭祀宗庙都不能用“太牢”，也就是猪牛羊，要用蔬菜代替；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梁武帝才勉强退了一步，允许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祭祀——要知道，以太牢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是从商周时期传下来的，上千年的老规矩了，梁武帝自己不吃肉也就罢了，还要列祖列宗也跟着啃青菜萝卜，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正因为有这么位和尚皇帝推崇，时间长了，“不吃肉”也就真的成了汉传佛教的禁忌，一直传到今天——这种“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所作所为，跟后世那些用“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治国，不但把自己痴迷的一些宗教观念强加在穆斯林身上，还把这些宗教观念强加在一切非穆斯林身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前文已有叙述，此处不赘）。
    那么，大理政权及其杜文秀本人，如何看待上面这些问题的呢？表面上看，大理政权并没有特别强调自己的伊斯兰属性，颇为讲究民族平等，存世的一些条例规定中，甚至还有“回犯法则从重加办，汉犯法则减轻”这样的逆向民族主义条款。一些对当事人后代的民间采访记录也说，杜文秀攻占大理城后，仍然允许城内汉族及其他民族贩卖和食用猪肉，对大理政权统治范围内的佛教、道教建筑采取了一定的保护修缮措施，等等。这也侧面证明，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杜文秀以及大理政权在对待异教徒，尤其是对待曾经与自己斗得死去活来的汉人方面，看起来还是比较宽容的。
     但正所谓“细思极恐”，有一个很细节值得我们注意。那是1861年冬，正值大理政权发展到全盛时期，杜文秀手下文武“劝进”，也就是劝杜文秀称王改制。经过考虑，杜文秀下发手谕拒绝称王，但同意改制，从次年元旦开始，改为明朝服制，服色尚白。手谕原文很有意思，通篇以中华正统自居，口称三皇五帝，呼满清为胡人外夷，这里全篇引用如下：
览所呈进位改制一禀，具见尔等气愤风云, 志安社稷。具良、平之卓见, 负冯、邓远谋, 允为一代功臣, 不负千古奇遇。但自古膺景命而握乾符者, 德当迈众, 才必超群。若本帅论德则薄, 论才则疏, 既不能祖述于唐尧虞舜, 又不能效法于汉祖、明宗。良因妖官误国殃民, 陷生灵于水火, 是以本帅兴师举义, 救世道之颠危, 正期除暴安良,保全万姓; 敢望推尊加号, 媲美三王! 然当此哀鸿遍野之秋, 亦愿切逐鹿中原之想。惟愿尔等文武同心, 务慎终于厥始; 君臣交敕,期尽人以合天。异日若果天心则注, 本帅亦不敢辞也。
至衣冠原有古制。自胡人以外夷之装,变中国之服, 左衽遗羞, 荣威莫辩。遂使旒端冤之风, 不复见于今日; 正笏垂绅之度,徒想象于形容。况己分职设官, 不宜从权取便, 矧当出师振威, 尤宜别嫌明威。及今改制, 允属合宜。但事为大体所关, 岂可轻率从事。应如何因革, 如何分别之处, 仍仰军机会同各员会议拟呈。至举行之期, 以明年元旦日为始也。凛之” 。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明朝皇帝因为姓朱，所以以朱色为正色，也就是红色才是明朝服制的正色；而且根据中土盛传数千年的“五德终始”理论，明朝一度宣称自己是“火德”，对应的颜色也是红色（关于明朝德运的问题比较复杂，有说是火德尚红的，也有说是土德尚黄的，但就是没有说是金德尚白的，此处不展开论述）。身为一个读书人，杜文秀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既然宣称要效法三皇五帝，学先王之制，使用明朝服制，却怎么把服色改成了白色呢？
    其实，大理政权改制采用白色服饰，与中土的“五德终始”理论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源于伊斯兰文化传统。白色，是伊斯兰文化中的经典颜色之一，据说穆罕默德家族的旗帜是黑底白色图案，久而久之，白色就与黑色、绿色一道，成了伊斯兰文明的象征性色彩，例如阿拉伯半岛上的倭马亚王朝，由于服色尚白，就被中土史书称为“白衣大食”。而在近代中土汉文化中，白色是一个禁忌色，通常只用在葬礼上（五四以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白色又逐渐兴起，比如婚纱的流行，这里不赘述），当时的汉人，除非家里死了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穿一身素出门。所以，大理政权服色尚白并不是恢复华夏衣冠古制，而是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推行伊斯兰服饰——伊斯兰化，这才是大理政权改制的真实用意。
孤证不立，我们不妨再找一个切入点，研究一下权力的象征物——官印。目前大理政权存世的官印大约有三十多枚，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博物馆、研究机构以及民间。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对这些官印进行了研究，发现所有这些官印虽然分属都督、将军、知府、参谋等不同官署，但形制规范相当统一，全部都是方印直纽，印文一半篆体汉文，书写官职名称；另一半为阿拉伯文（一说“小儿经”文，也称“小儿锦”，是中土穆斯林自创的，以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发音的一种拼写文字），书写内容完全一致，都是“苏莱曼”字样。
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个“苏莱曼”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说“苏莱曼”是杜文秀的经名（中土穆斯林按伊斯兰命名方式所起的名字），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把首领的名字写在权力象征物上，这在西方文明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就在杜文秀割据云南差不多同一时期，远在新疆的阿古柏也干过类似的事情。1873年，阿古柏派出他的侄子赛义德出使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苏丹授予阿古柏“埃米尔”称号，赐以勋章、宝剑、军火，并派出4名军事教官到新疆培训阿古柏侵略军。赛义德回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后不久，阿古柏就接受了奥斯曼的封号，把苏丹的名字铸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所以大理政权把“苏莱曼”刻在印章上，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大理政权在官印上体现出强烈的伊斯兰色彩，还有另外一个旁证。在大理政权被镇压后，法国人罗舍在清军将领马如龙（关于这个马如龙后面会提到）那里见过杜文秀的帅印：“这是一枚赤金方印，中分为两部分: 右半是篆文‘总统兵马大元帅杜’，左半是阿拉伯文‘一切回人的领袖’”。为了立此存照，罗舍还特意盖了几个印样, 收录他所著的《中国云南省》一书的扉页上——很显然，罗舍描述的大理政权官印，其形制、文字与现存文物完全吻合。对于一个对中国文化完全没有基础的外国人来说，要凭空如此准确地描述出这样一枚印章出来，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惜这枚金印随后被送往北京城销毁了，如果能保存到尽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印章上所谓“一切回人的领袖”，原文到底是什么，是“苏丹”呢？还是“哈里发”？
从现有证据看，杜文秀大元帅印上的阿拉伯文是“苏丹”的可能性更大。 1866年前后，当时的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在尼泊尔得到了一张传单。这份传单以阿拉伯文书写，用西方人的说法，“这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通篇充满了强烈的宗教煽动和神学气氛，相形之下,使得内志瓦哈比（还记得瓦哈比派以及沙特政权吗？）朝廷的文件都显得逊色”,后来法国人安邺（Made Joseph Francis Gamier）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这张传单，并将其收录在他的《印度支那探险记》一书中。传单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全文五百多字,共分九段。前三段全是《可兰经》的引文。第四段开始声称:“真主已经将中国授予我们,并指派我们在中国进行统治。以前我们是屈服于中国人之下,现在是他们服从于我们,而且无能力反抗我们。”第五段着重指出这一场纷争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偶像崇拜者及其首领们共同一起杀害伊斯兰教徒,并开始侮辱他们的宗教而引起的。第六段是一般伊斯兰教徒的口吻赞颂领导这场战争的“伊玛目”,和推举他作为苏丹的理由。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他现在已经制定了伊斯兰教的律令,并按照《可兰经》的传统惯例来执法。自从我们尊崇他为伊玛目之后,承蒙真主的意旨,我们节节获得胜利。我们所征服的土地已广达足够两个月旅程的领域。许多帝王都归向于我们的信仰,向苏丹呈献了宝贵的珍品和贡物。”第七、八、九段全属于宗教术语的堆砌和夸张性的描绘。诸如:“他在全国派出了大臣,并向异教徒政府的每一个城市委派了官吏。”“伊玛目属下有大臣和首领们是像阿卜伯克一样的忠诚,像阿里一样的勇敢。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他们对异教徒是傲慢的,而对伊斯兰教徒则是谦和的。异教徒的都城已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圣城。”对异教徒的战争既然已经完全胜利,因而传单中并没有什么要求响应和盼望援助的词句。第九段的结束语是:“伊斯兰教徒们!为我们的胜利和为我们伊玛目的统治向真主祈祷罢!我们也将祝福你们靠真主的恩典得以享受和平、健康和幸福,而且真主将是你们的庇护者。”署名是“苏丹向所有博学的伊斯兰教学者们致敬!”
我们知道，这一时期中国只有甘陕、新疆和云南三个地方可能写出这种传单。甘陕回民从未建立过政权，现有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发现他们曾经提出过此类统治中国、建立“伊斯兰国”的政治口号；而新疆阿古柏政权则是自称“埃米尔”，而非“苏丹”；所以这份口称“苏丹”的文件极有可能出自大理政权。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前面杜文秀为什么会只同意改制，而拒绝称王了——人家不屑做中土的皇帝，想的是当政教合一的苏丹或者哈里发；而改制易服呢，是伊斯兰化的必经之路，所以是必须要做的。
也正因为有西方人的记录和传播，杜文秀自封“苏莱曼苏丹”的事情在西方传播甚广。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独闯陕北苏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书中在描述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支队时，也抒发了他的一番感慨：
在几个世纪的时期中，回民顽强地抵抗汉人的同化，但逐渐丧失了他们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多少服从中国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是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两次争夺政权：一次是杜文秀在云南一度立国，自称苏丹王苏莱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进犯了湖北。这次叛乱经十一年才平定。当时清政权已趋衰亡，但能干的汉族将领左宗裳震惊世界，收复了湖北、陕西、甘肃、西藏东部，最后率领他的胜利大军越过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亚细亚的那个边远之地重振了中国的国威。
顺便说一句，“杜文秀自封苏莱曼苏丹”是杜文秀研究领域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一些学者竭力否认杜文秀曾自封苏丹，理由是那份传单是英国佬或者法国佬炮制出来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诚然，由于这份传单为阿拉伯文书写，如果是伪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自汉人或藏民的嫌疑几乎为零，只可能出自英国人之手。但不要忘了，英法两国当时都在争夺云南，如果英国人炮制这样一份假传单送给法国人，相当于是给了法国人一个插足云南事务的借口，这种蠢事，英国人恐怕不会主动去做。例如上文提到的法国人安邺，称呼大理政权总是用“回教王国”、“王国”和“新王国”这样的字眼，不得已必须要引述英国人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已看见由伦敦出版、德国翻印的最新的地图，（大理政权）被划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Panthays（班赛）王国”，他就立刻强调说：“此项名称，是英人给与这省回教人的”，可见在当时英、法两国都在争夺云南事务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更何况，就算杜文秀的大元帅印销毁了查无对证，不知道那“一切回人的领袖”的原文是啥，但那三十多枚官印上的“苏莱曼”可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
从现有文献看，即使在战火连天的紧张局势下，大理政权也一直没有停止伊斯兰文化的大力传播。例如同治元年（1862年），也就是大理政权刊行了阿拉伯文的三十卷本木刻版《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注意是阿拉伯文，不是汉文），这也是中土第一次系统性地引入《古兰经》——此时距离大理政权成立仅过了5年。要知道光绪末年，云南重新刻印阿拉伯文版《宝命真经》仍然足足花了3年时间，可以想见，当年大理政权刊行《古兰经》工作是从大理政权一建立便提上日程的。此外，大理政权存在的十余年中，大理城内的清真寺从七八座猛增到二十余座，少数由旧房改建之外，大多数为新建；同时期还开设了一批经学院，特别是最高学府“明经院”，学生常保持在八十到一百人左右，所以这些经学校，都由帅府直接提供伙食费，“明经院”的学生还享受住宿和零花钱补贴。1936年，何慧清撰写的《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中还提到，大理政权曾一度要求官方公文告示禁用汉字，为此还要求“凡教民均须往各礼拜寺向阿訇学回文”，此点是否属实目前尚有争议，但至少英国人发现的那份杜文秀传单确实是通篇阿拉伯文，没有一个汉字的。
在伊斯兰文化得到大力推广的同时，伴随的是汉人传统文化、信仰的破坏和政治地位的下降。汉人儒生虽然可以在大理政权为官，享受免除兵役的待遇，但汉文书院在大理政权统治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汉文化设施则遭到了有针对性的破坏，有田野调查指出，大理地区除鹤庆外，现存的文庙几乎全部是大理政权平定以后重建的。云南汉人占总人口的大头，大理政权中不可避免地有大量汉人士兵，“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但大理政权的主力部队“衏”（相当于清军的“营”）始终一律只用回民，汉兵只能编入杂牌军，称为“汉练”。此外有些文献指出，大理政权对汉传佛教也进行过有针对性的打击破坏，民国时期著名高僧、号称“佛教教育第一人”的太虚法师1942年造访大理时就曾说“唐、宋时期，（大理）佛教极盛，惟羊红乱时遭杜文秀破坏，至今已大不如前矣”的话，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这里也立此存照。
还有一个重要话题，应当拎出来单独说一下。1952年，回族学者白寿彝出版了《回民起义》一书中，里面附有一份《杜文秀统属职官题名录》（以下简称《题名录》），记录了二百九十七个在大理政权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员信息，其中“汉人受职”者有二百七十多个人，“回人受职”的仅十三人，仅占全部官职的4%强，颇有一部分学者据此声称，大理政权重用汉人云云。实则不然。首先，《题名录》记录的并不是大理政权全部的官员，按《滇事述闻》中的说法，当时仅大理城内便有“文武伪职千余”，除非《题名录》中的人员信息按照统计学意义上的随机抽样选取，否则就无法从中判断回、汉官员数量的比例关系。进一步说，当时云南全省约1300万人，回民约130万，占比约10%，而大理政权则是“杜文秀制纱帽，回人戴者三四十顶，汉人戴者六七十顶”，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三四十；与此相对应的，大理政权的核心官署“十八大司”中，回族也占了七人，占比差不多也是40%，有稽可查的汉人大司，只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三人而已。所以，所谓“大理政权重用汉人”一说，实在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不可否认，在大理政权统治期间，除了初期穆斯林有对汉人采取大规模的报复性仇杀之外，汉人总体还是可以过日子的。但这里必须强调，这一方面固然是杜文秀在去中国化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以“临安帮”为代表云南汉人武装集团仍然具有强大的报复能力，如果将汉人逼得太急，也不是闹着玩的，这种“恐怖平衡”的存在，也迫使大理政权必须对汉人保持一定的宽容。这是我们在研究大理政权民族关系时也必须注意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文秀的这种“双面人”形象，像极了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武帝高欢（高欢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在鲜卑人面前，他的话风是“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而在汉人面前，他的话风则变成了“北人（鲜卑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汉人，他是谦和的、宽容的、拒绝称王的“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而在穆斯林那里则是野心勃勃的、意图推翻中土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伊斯兰国的“苏莱曼苏丹”。
综上所述，大理政权的实质，就是一个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在小心翼翼、而又不遗余力去中国化、摆脱中华文化圈影响的伊斯兰割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