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舍维奇的崛起和覆亡

米洛舍维奇的崛起和覆亡

   

    (一）“米洛舍维奇狂飚”
    “谁是米洛舍维奇？”参加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上升伊始的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他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同胞、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他还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枣这是米洛舍维奇的恩师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斯坦鲍利奇对米氏的评论。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他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塞共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帕夫洛维奇等。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反对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并批评米洛舍维奇而倒台，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等。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到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组织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涉及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制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期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作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说，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团。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现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期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目前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塞尔维亚民族与俄罗斯人类似，都从东正教神乞讨文化中继承了一种“救世情结”，塞族历来以南部斯拉夫各族乃至巴尔干所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他们认为：“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是塞尔维亚人先打土耳其、后打奥匈，从这两个大帝国那里解放了各族的结果；“第二南斯拉夫”（南联邦）同样是塞族打下的天下，而德国支持乌斯塔沙搞克罗地亚独立国、意大利支持“大阿尔巴尼亚”，都使其他民族犯下了原罪。然而联邦却长期控制在以铁托为代表的非塞族人手里，使塞族受尽了气。而80年代以来南每况愈下的经济危机，又积累了巨大的积怨要发泄，民族主义正是个发泄口。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导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前面讲过，铁托时代塞阿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招待民族平衡政策，面、阿体制的比较有利于南，以及阿国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枣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芝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简直“传统”得不能再传统了，他们从来没有独立的念头。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而科索沃的血腥味也越来越浓。1989年2月，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宣称在镇压示威中22名示威者被打死，2名军人牺牲，而阿族说死之数百。1990年2月，流血冲突再次发生，官方宣布27名示威者被击毙，110人受伤，警察伤83人。而阿族宣称死之千人。以后人们对这类消息逐渐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战争：1997年11月，“科索沃解放军”第一次与塞尔维亚内务部队发生交火。1998年2月，“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游击队发动了野蛮的反攻，在这场冲突中，无数平民和儿童也被杀害”（马胜索：《科索活：是燃的火药桶》，新华出版社1999年4月）。1999年2月，塞尔维亚正规机械化部队大举扫荡科索沃，西方所称的“种族清洗”达到高潮。至4月底，据说已有80万科索沃人被逐驱，数万人死亡。这时舆论的注意力已转向北约对南斯拉夫自3月24日开始的野蛮轰炸，一场疯狂引发了又一场疯狂！　

    在传媒对轰炸的集中报道中，我们已经不可能相信西方的“造谣”。对科索沃那“正在进行时”的事态，我们只能从忠于职守的我国记者那里窥知一斑：记者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庄被轰平时曾问南方人员为什么？对方坦诚答道：“是南斯拉夫军队用炮轰的，清剿‘科索沃解放军’不可能没有损失。“阿族武装分子躲在老百姓房子里，不用炮轰他们死也不出来。”这种对“没什么战斗力的几个恐怖分子”（人民日报国际部《环求时报》1999年4月23日）向居民区进行焦土轰击的悲剧，为“黑鸟之乡”的历史写下了血的一笔。　

    俄罗斯在5月7日之前对科索沃危机所持的反北约立场应当说比我国更强硬。为抗议轰炸他们取消了总理访美，派出了示威舰队，开行了援助列车，甚至还讨论了结成“俄白南联盟”的事，民间还出现了组织志愿军赴南的活动。但他们对南斯拉夫事态的讨论也十分热烈，人们在反对北约行径的同时也不讳言对南科索沃政策的批评。普里马科夫总理明言：“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是我不能认同的政策”（俄通社一塔斯社巴黎5月2日俄文电）前苏共中央委员、819事变后最早起来抗议叶利钦禁共令的著名在派议员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强烈谴责北约的文章中也指出：“没有人会支持种族清洗。　米洛舍维奇的崛起和覆亡

   

    (一）“米洛舍维奇狂飚”
    “谁是米洛舍维奇？”参加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上升伊始的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主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他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的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同胞、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他还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枣这是米洛舍维奇的恩师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斯坦鲍利奇对米氏的评论。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他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塞共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帕夫洛维奇等。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愈演愈烈。先是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由于反对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并批评米洛舍维奇而倒台，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席团主席德尔诺夫等。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到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组织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涉及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制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期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作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说，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团。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现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期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目前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塞尔维亚民族与俄罗斯人类似，都从东正教神乞讨文化中继承了一种“救世情结”，塞族历来以南部斯拉夫各族乃至巴尔干所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他们认为：“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是塞尔维亚人先打土耳其、后打奥匈，从这两个大帝国那里解放了各族的结果；“第二南斯拉夫”（南联邦）同样是塞族打下的天下，而德国支持乌斯塔沙搞克罗地亚独立国、意大利支持“大阿尔巴尼亚”，都使其他民族犯下了原罪。然而联邦却长期控制在以铁托为代表的非塞族人手里，使塞族受尽了气。而80年代以来南每况愈下的经济危机，又积累了巨大的积怨要发泄，民族主义正是个发泄口。

    80-90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体现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着巩固权力就需要导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前面讲过，铁托时代塞阿关系能够维持的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招待民族平衡政策，面、阿体制的比较有利于南，以及阿国的托斯克人本位与科索沃阿族的盖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这三者都不复存在：联邦已经垮了，南、阿两国都已发生剧变，铁托与霍查的体制均已不复存在，内战与长期制裁中的塞尔维亚如今并不比阿尔巴尼亚繁荣，而疯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尔巴尼亚自由，同时剧变后的阿国也不再是个托斯克人的国家。米洛舍维奇废除联邦宪法条款剥夺了科索沃自治，从而恢复并强化了被铁托废止的“兰科维奇体制”，连省名也恢复了那时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兰科维奇还受联邦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而米洛舍维奇不受任何人制约。米洛舍维奇迈出了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枣尽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样提出了科索沃升格为共和国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们（至少多数人）是真心希望作为共和国生活在联邦大家庭中，而现在，他们要求升格只是因为：做为共和国就有权退出联邦（现在的“南联盟”），这样，米氏的行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没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从，要么就会独立出去，而很难再有“自治”局面了。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芝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简直“传统”得不能再传统了，他们从来没有独立的念头。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而科索沃的血腥味也越来越浓。1989年2月，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宣称在镇压示威中22名示威者被打死，2名军人牺牲，而阿族说死之数百。1990年2月，流血冲突再次发生，官方宣布27名示威者被击毙，110人受伤，警察伤83人。而阿族宣称死之千人。以后人们对这类消息逐渐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战争：1997年11月，“科索沃解放军”第一次与塞尔维亚内务部队发生交火。1998年2月，“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游击队发动了野蛮的反攻，在这场冲突中，无数平民和儿童也被杀害”（马胜索：《科索活：是燃的火药桶》，新华出版社1999年4月）。1999年2月，塞尔维亚正规机械化部队大举扫荡科索沃，西方所称的“种族清洗”达到高潮。至4月底，据说已有80万科索沃人被逐驱，数万人死亡。这时舆论的注意力已转向北约对南斯拉夫自3月24日开始的野蛮轰炸，一场疯狂引发了又一场疯狂！　

    在传媒对轰炸的集中报道中，我们已经不可能相信西方的“造谣”。对科索沃那“正在进行时”的事态，我们只能从忠于职守的我国记者那里窥知一斑：记者在科索沃看到成片的阿族村庄被轰平时曾问南方人员为什么？对方坦诚答道：“是南斯拉夫军队用炮轰的，清剿‘科索沃解放军’不可能没有损失。“阿族武装分子躲在老百姓房子里，不用炮轰他们死也不出来。”这种对“没什么战斗力的几个恐怖分子”（人民日报国际部《环求时报》1999年4月23日）向居民区进行焦土轰击的悲剧，为“黑鸟之乡”的历史写下了血的一笔。　

    俄罗斯在5月7日之前对科索沃危机所持的反北约立场应当说比我国更强硬。为抗议轰炸他们取消了总理访美，派出了示威舰队，开行了援助列车，甚至还讨论了结成“俄白南联盟”的事，民间还出现了组织志愿军赴南的活动。但他们对南斯拉夫事态的讨论也十分热烈，人们在反对北约行径的同时也不讳言对南科索沃政策的批评。普里马科夫总理明言：“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是我不能认同的政策”（俄通社一塔斯社巴黎5月2日俄文电）前苏共中央委员、819事变后最早起来抗议叶利钦禁共令的著名在派议员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强烈谴责北约的文章中也指出：“没有人会支持种族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