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石应康专家未当过周永康的保健医生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4858149.html?touping
出生于医生世家的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胸心外科博士生导师石应康，一个著述颇丰，医学科研成果一大箩的人，一个业界公认的名医，一个曾经将华西医院办得风生水起，办成西南最有成功医院的人，如果不是曾经担任过大贪官周永康的保健医生，他的人生之路又会怎么走呢？他还会在卸任院长职务的3年后即2016年5月11日跳楼自杀身亡吗？
像石应康这样的医疗世家似乎不多见。他的父亲是石美森是中国著名儿科专家，原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创始人兼院长，母亲是著名妇产科专家，伯父石美鑫是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著名的老一辈胸心外科专家，女儿石运莹也成长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要是石应康不是遇到周永康，或许他的晚年可以继续以名医之身悬壶济世，积善行德，并尽享天伦之乐，终成圆满人生。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对石应康的评价分两极。一方觉得石应康把一生奉献给华西医院，为中国医疗事业做了重要贡献，但也受到某些委屈和压力，让他难以承受，所以，他女儿石运莹副教授说，“他心凉了，厌了，所以想走了”。另一方暗示石应康可能有经济问题，并且由于周永康保健医生的身份，他一度有些个人膨胀了。两方面都只是就事论事，未触及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人格尊严的困境。
在中国，大致从1957年“反右”开始，就令知识分子独立人格难以保全了。若再探究历史，也与满清奴才的文化的遗存。他们少了一根脊梁骨，多了一副迫不得已的媚骨。你连基本的工作与研究权利都丧失了，还能有什么？文革之后，算是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一定的礼遇，但官本位那一套很快又以另一种形式对他们的独立人格予以剥夺。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学校、科研机构和其他书生较集中的机构，很明显地又不是当真那么尊重知识了。不但不那么尊重了，而且假文凭（这里主要指合法的假文凭）、假职称、假学术及莫名其妙的评价体系，令真正的学术与人才无法得到公平的鉴定。你好不容易苦读书，没日没夜地进行学术研究，可别人通过投机方式取得权力与学术地位，一下子就将你打下去了。于是，即便真正有才学的人，也不得不臣服于权贵，否则非但自己一事无成，而且个人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由于有了这样的社会背景，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也不会比假文凭官员更懂得尊重知识。在许多机构，甚至“最怕就是有文化的耍流氓”。这些书生新权贵，尤重既得利益，打击、排挤其他书生可以更坚决，手段更毒辣。因之，一些书生拥有权势前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他们要跪在别人面前，之后，他们要骑到别人的头上。没有了独立人格，他们就只能在奴隶与奴隶主两种角色间切换。就这个原因，那些真博士官员，也容易沦为大贪官。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书生。他们不是没有学识，但为了迎合、巴结权贵，不惜自毁三观，随意在某些事件和政府一些雷人政策上为错误的东西诡辩，民间送给他们一个词叫做“砖家”、“叫兽”。他们之所以如此作贱自己，是向某些权贵递交投名状，以获得上面某些人的赏识，进而有一天可以飞黄腾达。
书生失去独立人格，受到讽刺与嘲笑很多。但如果只知道诘难书生，那就触及不到根本的问题所在。社会没有正常的机制，不给读书人真正的尊重，不能有效保护他们的表达权，不能有效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那么，他们的出路便不能依靠学识，而只能依附于权力与金钱。另方面，他们如果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权贵也常会主动侵扰他们。像石应康在医学上有了一定的成就，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当年周永康位高权重时主动给他好脸色，他哪能挺起胸膛拒绝？假使因此获得了周永康的特别关照，那他在处理专业与医院经营事务上，又怎么不借用周永康这只老虎的神威呢？
话说回来，历朝历代，不畏权贵，不肯低眉折腰的读书人一直也是有的。但如果社会大环境不那么好，那就只能是少数人。在一个时代，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书生在知识阶层中所占比例太少，他们就显得特别弱，且个人境遇常比较悲催，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也极为有限。如此，在历史上的一些时代，读书人作为整体，就是一帮奴才。其中偶有铮铮铁骨，不过后人回顾历史的虚幻符号而已。一个国家要有美好的未来，读书人的整体状态就必须自强自立，不会被权贵压得喘不过气来。http://blog.ifeng.com/article/44858149.html?touping
出生于医生世家的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胸心外科博士生导师石应康，一个著述颇丰，医学科研成果一大箩的人，一个业界公认的名医，一个曾经将华西医院办得风生水起，办成西南最有成功医院的人，如果不是曾经担任过大贪官周永康的保健医生，他的人生之路又会怎么走呢？他还会在卸任院长职务的3年后即2016年5月11日跳楼自杀身亡吗？
像石应康这样的医疗世家似乎不多见。他的父亲是石美森是中国著名儿科专家，原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创始人兼院长，母亲是著名妇产科专家，伯父石美鑫是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著名的老一辈胸心外科专家，女儿石运莹也成长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要是石应康不是遇到周永康，或许他的晚年可以继续以名医之身悬壶济世，积善行德，并尽享天伦之乐，终成圆满人生。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对石应康的评价分两极。一方觉得石应康把一生奉献给华西医院，为中国医疗事业做了重要贡献，但也受到某些委屈和压力，让他难以承受，所以，他女儿石运莹副教授说，“他心凉了，厌了，所以想走了”。另一方暗示石应康可能有经济问题，并且由于周永康保健医生的身份，他一度有些个人膨胀了。两方面都只是就事论事，未触及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人格尊严的困境。
在中国，大致从1957年“反右”开始，就令知识分子独立人格难以保全了。若再探究历史，也与满清奴才的文化的遗存。他们少了一根脊梁骨，多了一副迫不得已的媚骨。你连基本的工作与研究权利都丧失了，还能有什么？文革之后，算是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一定的礼遇，但官本位那一套很快又以另一种形式对他们的独立人格予以剥夺。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学校、科研机构和其他书生较集中的机构，很明显地又不是当真那么尊重知识了。不但不那么尊重了，而且假文凭（这里主要指合法的假文凭）、假职称、假学术及莫名其妙的评价体系，令真正的学术与人才无法得到公平的鉴定。你好不容易苦读书，没日没夜地进行学术研究，可别人通过投机方式取得权力与学术地位，一下子就将你打下去了。于是，即便真正有才学的人，也不得不臣服于权贵，否则非但自己一事无成，而且个人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由于有了这样的社会背景，那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也不会比假文凭官员更懂得尊重知识。在许多机构，甚至“最怕就是有文化的耍流氓”。这些书生新权贵，尤重既得利益，打击、排挤其他书生可以更坚决，手段更毒辣。因之，一些书生拥有权势前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他们要跪在别人面前，之后，他们要骑到别人的头上。没有了独立人格，他们就只能在奴隶与奴隶主两种角色间切换。就这个原因，那些真博士官员，也容易沦为大贪官。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书生。他们不是没有学识，但为了迎合、巴结权贵，不惜自毁三观，随意在某些事件和政府一些雷人政策上为错误的东西诡辩，民间送给他们一个词叫做“砖家”、“叫兽”。他们之所以如此作贱自己，是向某些权贵递交投名状，以获得上面某些人的赏识，进而有一天可以飞黄腾达。
书生失去独立人格，受到讽刺与嘲笑很多。但如果只知道诘难书生，那就触及不到根本的问题所在。社会没有正常的机制，不给读书人真正的尊重，不能有效保护他们的表达权，不能有效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那么，他们的出路便不能依靠学识，而只能依附于权力与金钱。另方面，他们如果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权贵也常会主动侵扰他们。像石应康在医学上有了一定的成就，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当年周永康位高权重时主动给他好脸色，他哪能挺起胸膛拒绝？假使因此获得了周永康的特别关照，那他在处理专业与医院经营事务上，又怎么不借用周永康这只老虎的神威呢？
话说回来，历朝历代，不畏权贵，不肯低眉折腰的读书人一直也是有的。但如果社会大环境不那么好，那就只能是少数人。在一个时代，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书生在知识阶层中所占比例太少，他们就显得特别弱，且个人境遇常比较悲催，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也极为有限。如此，在历史上的一些时代，读书人作为整体，就是一帮奴才。其中偶有铮铮铁骨，不过后人回顾历史的虚幻符号而已。一个国家要有美好的未来，读书人的整体状态就必须自强自立，不会被权贵压得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