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國亞裔科學家的職業尷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9 18:38:57
美國科學雜志(Science)最近發表文章指出，亞裔科學家在美國生物醫學實驗室裡是個大群體，但為什麼鮮少擔任高級管理職位？
病毒學家蔣光德（Kuan－Teh Jeang）想起來就覺得奇怪，他的雇主，美國國家衛生總局(National Institue of Health,簡稱NIH)，每年都會慶祝亞裔傳統周，並舉辦一個亞裔文化展。“看似我們是以大廚師或舞蹈家出名，但實際上我們是大科學家，”蔣說。
據2000年的人口調查數據，亞裔佔美國總就業人數的4.1%，卻佔美國生命科學家總數的14.7%。所以，去年他和國家健康研究所及食品藥物管理美籍華人協會舉辦了一項新活動：邀請著名亞裔研究人員就一些科學話題進行演講。
今年5月，臨近亞裔傳統周，蔣和他的同事又有個主意：何不利用這個機會來調查一下美國國家衛生總局內部亞裔科學家的職業狀況？蔣已經收集了有關NIH的職業晉升機會的一些令人困惑的數據，他很想知道自己的數據與NIH官員的統計是否一致。
令他失望的是，兩者是一致的。NIH的280位候選終身研究員（Tenure- Track,相當於助理教授）中亞裔佔21.5%，他們祇佔NIH的950位高級終身研究員（Tenure）中的9.2%。近200位實驗室或分支機構的主任，亞裔祇佔4.7%（本文中“亞裔”指亞洲姓氏的所有科學家，不管他們的國籍和移民狀態，主要來自中國、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及日本）。
而在一些特定的研究所，統計數字更令人沮喪。今年春季，國家癌症研究所（NIH最大的研究所）的55個實驗室主任祇有一個亞裔。蔣光德所在的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22個主任中沒有一個亞裔。
對蔣和其他人來說，這個數字暴露了亞裔科學家職業晉升所面對的玻璃天花板。數字似乎表明大多數實驗室歡迎亞裔，那些証明了自己能力的人能獲得長期的職席。
台灣出生的蔣擁有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85年作為醫學人員進入NIH，1993年成為終身研究員，但他不能指望進入高級管理層。“我感到這裡存在不公平，”蔣說，他對NIH三個最大的研究所的統計表明，亞裔佔了實驗室主任的候選總數的12%。
NIH並不是唯一看似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今年夏天，西北大學的神經學家饒毅（Yi Rao）分析了他所在領域的兩個主要的專業學會——神經科學會(Soceity for Neuroscience,簡稱SfN)和美國生物學與分子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logy,簡稱ASBMB)的領導職位，所得的數據比NIH的更令人不解。
他的數據顯示，ASBMB的26個董事會成員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11個常務理事會的193個理事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頂級期刊《生物化學雜志》 (JBC)的703編委，亞裔不到4%﹔有決策權的21個助理編輯沒有一個亞裔。饒發現，SfN的領導人中同樣沒有一個亞裔。
18個委員會的近300個委員席位，亞裔祇有2席，通過選舉確定的15個官員和委員會職務沒有一個亞裔。饒還發現，在學會36年的歷史中，祇有很少幾個亞裔擔任這些通過選舉確定的職位。
饒表示﹐數據所傳遞的信息很明顯。“這種現象不管如何描述，實質的問題就是種族歧視，”7月份他給ASBMB和SfN的主管官員寫信說。“美籍華裔平靜無事，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聲音和關注沒有人傾聽。但是否就意味著永遠順從和低人一等？”
NIH、 SfN和 ASBMB的高級官員沒有反駁這些數字，盡管他們中有人說數字令他們吃驚。“看來是有玻璃天花板，這是件棘手的事情”，NIH研究項目主管高特曼(Michael Gottesman)說。“它會使你不禁質疑，這是否有內在的偏見。”
為了有助於解釋這種差異，他和其他人列出了多種因素，如亞裔科學家進入美國科學界相對較後﹔語言障礙﹔妨礙亞裔主動尋求晉升和榮譽的古板文化等。但最後，他們說，學會有責任改進。“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讓他們的成就為更多人所了解，”高特曼說。他今年夏天會見了蔣和另外三位亞裔科學家，協商NIH如何改進。
潛在的問題
對饒、蔣和其他亞裔科學家來說，最近收集整理的數據不過是驗証了自己長期感受到的問題。“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波士頓大學的神經學家錢卓說。他1986年離開中國赴美功讀研究生，後來成為美國公民。
“我們不是典型的少數群體，因為我們並不是無所作為，特別在科學研究領域。但你看這麼多亞裔科學家在樓梯的底層，進入高層這麼少……，這種狀況是可笑的”﹐他說。
在今年春天給NIH院長促成NIH收集這些數據的信中，蔣解釋說“我們想向你糾正所謂的亞洲人不想當領袖的神話(Mythology)。”
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密執安大學社會學家謝宇說。他同時研究過科學家的行為狀況和亞裔在美國社會的增長狀況。“人們往往憑統計數字得出結論，說這是種族歧視，”謝1982年從中國到美國讀研究生。“但我看不到任何証據証明是這樣。也許是真的，但我們還沒有足夠的事實得出這樣或那樣的結論。”
的確，幾位亞裔科學家接受本文採訪時表示他們沒有經歷過任何類型的玻璃天花板。“我本人沒有這種感覺，不過我不太敏感，”斯坦福大學的駱利群說，他今年早些時候被提名為赫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當然，駱說，有人告訴他天花板是存在的，而且診症結看來在於人們的一些固定思維。駱說，在饒來信後，斯坦福的一位同事與他聯系，在事先未告知的情況下，駱被邀請參加SfN的項目委員會(program committee)。
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神經學家、SfN學會項目委員會主席瑪得( Eve Marder)說，她和學會的其他官員堅信所有學會成員的構成應該強調成員背景的多樣性。
“但今年沒有人這麼做，我向協會委員會建議，他們應該更加主動和積極”她說。她同時向饒建議一個有助於女性職位晉升的方法：“將所有有興趣的人的名單提交給我們，這樣就沒有人能說他們不知道有亞裔科學家”願意為學會服務。
SfN的項目委員會會長萊維坦(Irving Levitan)表示，看到這些數字令他感到“震驚”。"我們通常都會很在意性別上及其他原因被忽視的成員，"他說。“但坦率地說，我們沒有注意亞裔美國人，因為他們在實驗室是如此醒目。”
對某些ASBMB官員來說，饒的信的語調和信本身一樣令人震驚。“那是一封很帶侮辱性的信，”密蘇裡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派克(Linda Pike)說。“他是在指責我們有可怕的行為，而沒有去探究數字後面的原因。”
在給饒的回信中，派克探討了一個議事時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有多少亞裔科學家真正符合擔任領導職務的資格？“科學論文的華裔作者有多少人在ASBMB委員會供職?”她問道，“有多少人選擇返回他們的祖國，又有多少人竭力在美國謀求教員的職位？”
此外，她注意到，缺乏語言技能會使教員在獲取經費，及進而通向更高層的管理職位時處於劣勢的地位。雖然我同情你的意見，但在斷言ASBMB實行種族歧視之前，還要做更多調查。”
賓州Hershey醫學中心的主任邦特(Judith Bond)表示﹐盡管如此，ASBMB對這一指責非常重視。上月，協會決定邀請《生物化學雜志》的一位美籍華裔編委擔任助理編輯，委員會還打算在12月的會議上討論玻璃天花板問題。
對高特曼來說，惰性和高級管理職位的有限數量較之亞裔科學家的資質是更大的障礙。“候選的人數越來越多,”他說，“但我們實驗室主任的平均年齡比十年前大十歲，這就有必要更經常性地將位置讓給後來的人。”他說他的工作就是提醒高級主管在更大范圍尋找適合這些職務的繼任人選。
"玻璃天花板並不意味著沒有人在專業上卓有成就。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事實上，有的亞裔科學家說這種批評是小題大做，給美國抹黑。“他們是在為一件好事而奮斗，但他們走了極端，”加州柏克利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蒲慕明針對那些聲稱數據表明玻璃天花板存在的人說。
“對外國科學家而言，美國是世界上最能容人的社會，比中國社會更寬容。十年內，饒很可能會成為領袖人物，他的許多同事也會如此”﹐他說。
的確，許多人渴望前程似錦。之所以可以這麼相信，既是因為這一代的元老必將退位，而新的亞裔科學家更知道如何去更上一層樓。“這是美國，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具備一些成功所比較的素質"，杜克大學的健康事務主管曹文凱（Victor Dzau）說，他生於上海，在加拿大和美國接受教育。
“這要求所有人自覺地去努力。但可以預見，這樣的差距會縮小，下一代會更進一步。”
蔣也相信情況在變化。他說，去年，他差一點離開了NIH，但一位高級主管同事勸他，說歷史其實証明，成功會站在他一邊。“我剛來的時候，”這位同事向他吐露，“每位醫學主管，每個主任都是白人新教徒，他們的助手全是猶太人博士。
現在我們的助手都是亞裔。需要的是時間。”這種鼓勵，加上最近與高特曼的會見，說服了蔣NIH留下來。蔣說，他將堅持下去，等待不平等消失的時候的到來。美國科學雜志(Science)最近發表文章指出，亞裔科學家在美國生物醫學實驗室裡是個大群體，但為什麼鮮少擔任高級管理職位？
病毒學家蔣光德（Kuan－Teh Jeang）想起來就覺得奇怪，他的雇主，美國國家衛生總局(National Institue of Health,簡稱NIH)，每年都會慶祝亞裔傳統周，並舉辦一個亞裔文化展。“看似我們是以大廚師或舞蹈家出名，但實際上我們是大科學家，”蔣說。
據2000年的人口調查數據，亞裔佔美國總就業人數的4.1%，卻佔美國生命科學家總數的14.7%。所以，去年他和國家健康研究所及食品藥物管理美籍華人協會舉辦了一項新活動：邀請著名亞裔研究人員就一些科學話題進行演講。
今年5月，臨近亞裔傳統周，蔣和他的同事又有個主意：何不利用這個機會來調查一下美國國家衛生總局內部亞裔科學家的職業狀況？蔣已經收集了有關NIH的職業晉升機會的一些令人困惑的數據，他很想知道自己的數據與NIH官員的統計是否一致。
令他失望的是，兩者是一致的。NIH的280位候選終身研究員（Tenure- Track,相當於助理教授）中亞裔佔21.5%，他們祇佔NIH的950位高級終身研究員（Tenure）中的9.2%。近200位實驗室或分支機構的主任，亞裔祇佔4.7%（本文中“亞裔”指亞洲姓氏的所有科學家，不管他們的國籍和移民狀態，主要來自中國、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及日本）。
而在一些特定的研究所，統計數字更令人沮喪。今年春季，國家癌症研究所（NIH最大的研究所）的55個實驗室主任祇有一個亞裔。蔣光德所在的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22個主任中沒有一個亞裔。
對蔣和其他人來說，這個數字暴露了亞裔科學家職業晉升所面對的玻璃天花板。數字似乎表明大多數實驗室歡迎亞裔，那些証明了自己能力的人能獲得長期的職席。
台灣出生的蔣擁有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85年作為醫學人員進入NIH，1993年成為終身研究員，但他不能指望進入高級管理層。“我感到這裡存在不公平，”蔣說，他對NIH三個最大的研究所的統計表明，亞裔佔了實驗室主任的候選總數的12%。
NIH並不是唯一看似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今年夏天，西北大學的神經學家饒毅（Yi Rao）分析了他所在領域的兩個主要的專業學會——神經科學會(Soceity for Neuroscience,簡稱SfN)和美國生物學與分子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logy,簡稱ASBMB)的領導職位，所得的數據比NIH的更令人不解。
他的數據顯示，ASBMB的26個董事會成員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11個常務理事會的193個理事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頂級期刊《生物化學雜志》 (JBC)的703編委，亞裔不到4%﹔有決策權的21個助理編輯沒有一個亞裔。饒發現，SfN的領導人中同樣沒有一個亞裔。
18個委員會的近300個委員席位，亞裔祇有2席，通過選舉確定的15個官員和委員會職務沒有一個亞裔。饒還發現，在學會36年的歷史中，祇有很少幾個亞裔擔任這些通過選舉確定的職位。
饒表示﹐數據所傳遞的信息很明顯。“這種現象不管如何描述，實質的問題就是種族歧視，”7月份他給ASBMB和SfN的主管官員寫信說。“美籍華裔平靜無事，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聲音和關注沒有人傾聽。但是否就意味著永遠順從和低人一等？”
NIH、 SfN和 ASBMB的高級官員沒有反駁這些數字，盡管他們中有人說數字令他們吃驚。“看來是有玻璃天花板，這是件棘手的事情”，NIH研究項目主管高特曼(Michael Gottesman)說。“它會使你不禁質疑，這是否有內在的偏見。”
為了有助於解釋這種差異，他和其他人列出了多種因素，如亞裔科學家進入美國科學界相對較後﹔語言障礙﹔妨礙亞裔主動尋求晉升和榮譽的古板文化等。但最後，他們說，學會有責任改進。“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讓他們的成就為更多人所了解，”高特曼說。他今年夏天會見了蔣和另外三位亞裔科學家，協商NIH如何改進。
潛在的問題
對饒、蔣和其他亞裔科學家來說，最近收集整理的數據不過是驗証了自己長期感受到的問題。“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波士頓大學的神經學家錢卓說。他1986年離開中國赴美功讀研究生，後來成為美國公民。
“我們不是典型的少數群體，因為我們並不是無所作為，特別在科學研究領域。但你看這麼多亞裔科學家在樓梯的底層，進入高層這麼少……，這種狀況是可笑的”﹐他說。
在今年春天給NIH院長促成NIH收集這些數據的信中，蔣解釋說“我們想向你糾正所謂的亞洲人不想當領袖的神話(Mythology)。”
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密執安大學社會學家謝宇說。他同時研究過科學家的行為狀況和亞裔在美國社會的增長狀況。“人們往往憑統計數字得出結論，說這是種族歧視，”謝1982年從中國到美國讀研究生。“但我看不到任何証據証明是這樣。也許是真的，但我們還沒有足夠的事實得出這樣或那樣的結論。”
的確，幾位亞裔科學家接受本文採訪時表示他們沒有經歷過任何類型的玻璃天花板。“我本人沒有這種感覺，不過我不太敏感，”斯坦福大學的駱利群說，他今年早些時候被提名為赫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當然，駱說，有人告訴他天花板是存在的，而且診症結看來在於人們的一些固定思維。駱說，在饒來信後，斯坦福的一位同事與他聯系，在事先未告知的情況下，駱被邀請參加SfN的項目委員會(program committee)。
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神經學家、SfN學會項目委員會主席瑪得( Eve Marder)說，她和學會的其他官員堅信所有學會成員的構成應該強調成員背景的多樣性。
“但今年沒有人這麼做，我向協會委員會建議，他們應該更加主動和積極”她說。她同時向饒建議一個有助於女性職位晉升的方法：“將所有有興趣的人的名單提交給我們，這樣就沒有人能說他們不知道有亞裔科學家”願意為學會服務。
SfN的項目委員會會長萊維坦(Irving Levitan)表示，看到這些數字令他感到“震驚”。"我們通常都會很在意性別上及其他原因被忽視的成員，"他說。“但坦率地說，我們沒有注意亞裔美國人，因為他們在實驗室是如此醒目。”
對某些ASBMB官員來說，饒的信的語調和信本身一樣令人震驚。“那是一封很帶侮辱性的信，”密蘇裡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派克(Linda Pike)說。“他是在指責我們有可怕的行為，而沒有去探究數字後面的原因。”
在給饒的回信中，派克探討了一個議事時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有多少亞裔科學家真正符合擔任領導職務的資格？“科學論文的華裔作者有多少人在ASBMB委員會供職?”她問道，“有多少人選擇返回他們的祖國，又有多少人竭力在美國謀求教員的職位？”
此外，她注意到，缺乏語言技能會使教員在獲取經費，及進而通向更高層的管理職位時處於劣勢的地位。雖然我同情你的意見，但在斷言ASBMB實行種族歧視之前，還要做更多調查。”
賓州Hershey醫學中心的主任邦特(Judith Bond)表示﹐盡管如此，ASBMB對這一指責非常重視。上月，協會決定邀請《生物化學雜志》的一位美籍華裔編委擔任助理編輯，委員會還打算在12月的會議上討論玻璃天花板問題。
對高特曼來說，惰性和高級管理職位的有限數量較之亞裔科學家的資質是更大的障礙。“候選的人數越來越多,”他說，“但我們實驗室主任的平均年齡比十年前大十歲，這就有必要更經常性地將位置讓給後來的人。”他說他的工作就是提醒高級主管在更大范圍尋找適合這些職務的繼任人選。
"玻璃天花板並不意味著沒有人在專業上卓有成就。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事實上，有的亞裔科學家說這種批評是小題大做，給美國抹黑。“他們是在為一件好事而奮斗，但他們走了極端，”加州柏克利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蒲慕明針對那些聲稱數據表明玻璃天花板存在的人說。
“對外國科學家而言，美國是世界上最能容人的社會，比中國社會更寬容。十年內，饒很可能會成為領袖人物，他的許多同事也會如此”﹐他說。
的確，許多人渴望前程似錦。之所以可以這麼相信，既是因為這一代的元老必將退位，而新的亞裔科學家更知道如何去更上一層樓。“這是美國，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具備一些成功所比較的素質"，杜克大學的健康事務主管曹文凱（Victor Dzau）說，他生於上海，在加拿大和美國接受教育。
“這要求所有人自覺地去努力。但可以預見，這樣的差距會縮小，下一代會更進一步。”
蔣也相信情況在變化。他說，去年，他差一點離開了NIH，但一位高級主管同事勸他，說歷史其實証明，成功會站在他一邊。“我剛來的時候，”這位同事向他吐露，“每位醫學主管，每個主任都是白人新教徒，他們的助手全是猶太人博士。
現在我們的助手都是亞裔。需要的是時間。”這種鼓勵，加上最近與高特曼的會見，說服了蔣NIH留下來。蔣說，他將堅持下去，等待不平等消失的時候的到來。
病毒學家蔣光德（Kuan－Teh Jeang）想起來就覺得奇怪，他的雇主，美國國家衛生總局(National Institue of Health,簡稱NIH)，每年都會慶祝亞裔傳統周，並舉辦一個亞裔文化展。“看似我們是以大廚師或舞蹈家出名，但實際上我們是大科學家，”蔣說。
據2000年的人口調查數據，亞裔佔美國總就業人數的4.1%，卻佔美國生命科學家總數的14.7%。所以，去年他和國家健康研究所及食品藥物管理美籍華人協會舉辦了一項新活動：邀請著名亞裔研究人員就一些科學話題進行演講。
今年5月，臨近亞裔傳統周，蔣和他的同事又有個主意：何不利用這個機會來調查一下美國國家衛生總局內部亞裔科學家的職業狀況？蔣已經收集了有關NIH的職業晉升機會的一些令人困惑的數據，他很想知道自己的數據與NIH官員的統計是否一致。
令他失望的是，兩者是一致的。NIH的280位候選終身研究員（Tenure- Track,相當於助理教授）中亞裔佔21.5%，他們祇佔NIH的950位高級終身研究員（Tenure）中的9.2%。近200位實驗室或分支機構的主任，亞裔祇佔4.7%（本文中“亞裔”指亞洲姓氏的所有科學家，不管他們的國籍和移民狀態，主要來自中國、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及日本）。
而在一些特定的研究所，統計數字更令人沮喪。今年春季，國家癌症研究所（NIH最大的研究所）的55個實驗室主任祇有一個亞裔。蔣光德所在的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22個主任中沒有一個亞裔。
對蔣和其他人來說，這個數字暴露了亞裔科學家職業晉升所面對的玻璃天花板。數字似乎表明大多數實驗室歡迎亞裔，那些証明了自己能力的人能獲得長期的職席。
台灣出生的蔣擁有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85年作為醫學人員進入NIH，1993年成為終身研究員，但他不能指望進入高級管理層。“我感到這裡存在不公平，”蔣說，他對NIH三個最大的研究所的統計表明，亞裔佔了實驗室主任的候選總數的12%。
NIH並不是唯一看似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今年夏天，西北大學的神經學家饒毅（Yi Rao）分析了他所在領域的兩個主要的專業學會——神經科學會(Soceity for Neuroscience,簡稱SfN)和美國生物學與分子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logy,簡稱ASBMB)的領導職位，所得的數據比NIH的更令人不解。
他的數據顯示，ASBMB的26個董事會成員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11個常務理事會的193個理事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頂級期刊《生物化學雜志》 (JBC)的703編委，亞裔不到4%﹔有決策權的21個助理編輯沒有一個亞裔。饒發現，SfN的領導人中同樣沒有一個亞裔。
18個委員會的近300個委員席位，亞裔祇有2席，通過選舉確定的15個官員和委員會職務沒有一個亞裔。饒還發現，在學會36年的歷史中，祇有很少幾個亞裔擔任這些通過選舉確定的職位。
饒表示﹐數據所傳遞的信息很明顯。“這種現象不管如何描述，實質的問題就是種族歧視，”7月份他給ASBMB和SfN的主管官員寫信說。“美籍華裔平靜無事，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聲音和關注沒有人傾聽。但是否就意味著永遠順從和低人一等？”
NIH、 SfN和 ASBMB的高級官員沒有反駁這些數字，盡管他們中有人說數字令他們吃驚。“看來是有玻璃天花板，這是件棘手的事情”，NIH研究項目主管高特曼(Michael Gottesman)說。“它會使你不禁質疑，這是否有內在的偏見。”
為了有助於解釋這種差異，他和其他人列出了多種因素，如亞裔科學家進入美國科學界相對較後﹔語言障礙﹔妨礙亞裔主動尋求晉升和榮譽的古板文化等。但最後，他們說，學會有責任改進。“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讓他們的成就為更多人所了解，”高特曼說。他今年夏天會見了蔣和另外三位亞裔科學家，協商NIH如何改進。
潛在的問題
對饒、蔣和其他亞裔科學家來說，最近收集整理的數據不過是驗証了自己長期感受到的問題。“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波士頓大學的神經學家錢卓說。他1986年離開中國赴美功讀研究生，後來成為美國公民。
“我們不是典型的少數群體，因為我們並不是無所作為，特別在科學研究領域。但你看這麼多亞裔科學家在樓梯的底層，進入高層這麼少……，這種狀況是可笑的”﹐他說。
在今年春天給NIH院長促成NIH收集這些數據的信中，蔣解釋說“我們想向你糾正所謂的亞洲人不想當領袖的神話(Mythology)。”
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密執安大學社會學家謝宇說。他同時研究過科學家的行為狀況和亞裔在美國社會的增長狀況。“人們往往憑統計數字得出結論，說這是種族歧視，”謝1982年從中國到美國讀研究生。“但我看不到任何証據証明是這樣。也許是真的，但我們還沒有足夠的事實得出這樣或那樣的結論。”
的確，幾位亞裔科學家接受本文採訪時表示他們沒有經歷過任何類型的玻璃天花板。“我本人沒有這種感覺，不過我不太敏感，”斯坦福大學的駱利群說，他今年早些時候被提名為赫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當然，駱說，有人告訴他天花板是存在的，而且診症結看來在於人們的一些固定思維。駱說，在饒來信後，斯坦福的一位同事與他聯系，在事先未告知的情況下，駱被邀請參加SfN的項目委員會(program committee)。
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神經學家、SfN學會項目委員會主席瑪得( Eve Marder)說，她和學會的其他官員堅信所有學會成員的構成應該強調成員背景的多樣性。
“但今年沒有人這麼做，我向協會委員會建議，他們應該更加主動和積極”她說。她同時向饒建議一個有助於女性職位晉升的方法：“將所有有興趣的人的名單提交給我們，這樣就沒有人能說他們不知道有亞裔科學家”願意為學會服務。
SfN的項目委員會會長萊維坦(Irving Levitan)表示，看到這些數字令他感到“震驚”。"我們通常都會很在意性別上及其他原因被忽視的成員，"他說。“但坦率地說，我們沒有注意亞裔美國人，因為他們在實驗室是如此醒目。”
對某些ASBMB官員來說，饒的信的語調和信本身一樣令人震驚。“那是一封很帶侮辱性的信，”密蘇裡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派克(Linda Pike)說。“他是在指責我們有可怕的行為，而沒有去探究數字後面的原因。”
在給饒的回信中，派克探討了一個議事時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有多少亞裔科學家真正符合擔任領導職務的資格？“科學論文的華裔作者有多少人在ASBMB委員會供職?”她問道，“有多少人選擇返回他們的祖國，又有多少人竭力在美國謀求教員的職位？”
此外，她注意到，缺乏語言技能會使教員在獲取經費，及進而通向更高層的管理職位時處於劣勢的地位。雖然我同情你的意見，但在斷言ASBMB實行種族歧視之前，還要做更多調查。”
賓州Hershey醫學中心的主任邦特(Judith Bond)表示﹐盡管如此，ASBMB對這一指責非常重視。上月，協會決定邀請《生物化學雜志》的一位美籍華裔編委擔任助理編輯，委員會還打算在12月的會議上討論玻璃天花板問題。
對高特曼來說，惰性和高級管理職位的有限數量較之亞裔科學家的資質是更大的障礙。“候選的人數越來越多,”他說，“但我們實驗室主任的平均年齡比十年前大十歲，這就有必要更經常性地將位置讓給後來的人。”他說他的工作就是提醒高級主管在更大范圍尋找適合這些職務的繼任人選。
"玻璃天花板並不意味著沒有人在專業上卓有成就。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事實上，有的亞裔科學家說這種批評是小題大做，給美國抹黑。“他們是在為一件好事而奮斗，但他們走了極端，”加州柏克利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蒲慕明針對那些聲稱數據表明玻璃天花板存在的人說。
“對外國科學家而言，美國是世界上最能容人的社會，比中國社會更寬容。十年內，饒很可能會成為領袖人物，他的許多同事也會如此”﹐他說。
的確，許多人渴望前程似錦。之所以可以這麼相信，既是因為這一代的元老必將退位，而新的亞裔科學家更知道如何去更上一層樓。“這是美國，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具備一些成功所比較的素質"，杜克大學的健康事務主管曹文凱（Victor Dzau）說，他生於上海，在加拿大和美國接受教育。
“這要求所有人自覺地去努力。但可以預見，這樣的差距會縮小，下一代會更進一步。”
蔣也相信情況在變化。他說，去年，他差一點離開了NIH，但一位高級主管同事勸他，說歷史其實証明，成功會站在他一邊。“我剛來的時候，”這位同事向他吐露，“每位醫學主管，每個主任都是白人新教徒，他們的助手全是猶太人博士。
現在我們的助手都是亞裔。需要的是時間。”這種鼓勵，加上最近與高特曼的會見，說服了蔣NIH留下來。蔣說，他將堅持下去，等待不平等消失的時候的到來。美國科學雜志(Science)最近發表文章指出，亞裔科學家在美國生物醫學實驗室裡是個大群體，但為什麼鮮少擔任高級管理職位？
病毒學家蔣光德（Kuan－Teh Jeang）想起來就覺得奇怪，他的雇主，美國國家衛生總局(National Institue of Health,簡稱NIH)，每年都會慶祝亞裔傳統周，並舉辦一個亞裔文化展。“看似我們是以大廚師或舞蹈家出名，但實際上我們是大科學家，”蔣說。
據2000年的人口調查數據，亞裔佔美國總就業人數的4.1%，卻佔美國生命科學家總數的14.7%。所以，去年他和國家健康研究所及食品藥物管理美籍華人協會舉辦了一項新活動：邀請著名亞裔研究人員就一些科學話題進行演講。
今年5月，臨近亞裔傳統周，蔣和他的同事又有個主意：何不利用這個機會來調查一下美國國家衛生總局內部亞裔科學家的職業狀況？蔣已經收集了有關NIH的職業晉升機會的一些令人困惑的數據，他很想知道自己的數據與NIH官員的統計是否一致。
令他失望的是，兩者是一致的。NIH的280位候選終身研究員（Tenure- Track,相當於助理教授）中亞裔佔21.5%，他們祇佔NIH的950位高級終身研究員（Tenure）中的9.2%。近200位實驗室或分支機構的主任，亞裔祇佔4.7%（本文中“亞裔”指亞洲姓氏的所有科學家，不管他們的國籍和移民狀態，主要來自中國、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及日本）。
而在一些特定的研究所，統計數字更令人沮喪。今年春季，國家癌症研究所（NIH最大的研究所）的55個實驗室主任祇有一個亞裔。蔣光德所在的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22個主任中沒有一個亞裔。
對蔣和其他人來說，這個數字暴露了亞裔科學家職業晉升所面對的玻璃天花板。數字似乎表明大多數實驗室歡迎亞裔，那些証明了自己能力的人能獲得長期的職席。
台灣出生的蔣擁有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85年作為醫學人員進入NIH，1993年成為終身研究員，但他不能指望進入高級管理層。“我感到這裡存在不公平，”蔣說，他對NIH三個最大的研究所的統計表明，亞裔佔了實驗室主任的候選總數的12%。
NIH並不是唯一看似有玻璃天花板的地方。今年夏天，西北大學的神經學家饒毅（Yi Rao）分析了他所在領域的兩個主要的專業學會——神經科學會(Soceity for Neuroscience,簡稱SfN)和美國生物學與分子生物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logy,簡稱ASBMB)的領導職位，所得的數據比NIH的更令人不解。
他的數據顯示，ASBMB的26個董事會成員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11個常務理事會的193個理事沒有一個亞裔。學會的頂級期刊《生物化學雜志》 (JBC)的703編委，亞裔不到4%﹔有決策權的21個助理編輯沒有一個亞裔。饒發現，SfN的領導人中同樣沒有一個亞裔。
18個委員會的近300個委員席位，亞裔祇有2席，通過選舉確定的15個官員和委員會職務沒有一個亞裔。饒還發現，在學會36年的歷史中，祇有很少幾個亞裔擔任這些通過選舉確定的職位。
饒表示﹐數據所傳遞的信息很明顯。“這種現象不管如何描述，實質的問題就是種族歧視，”7月份他給ASBMB和SfN的主管官員寫信說。“美籍華裔平靜無事，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聲音和關注沒有人傾聽。但是否就意味著永遠順從和低人一等？”
NIH、 SfN和 ASBMB的高級官員沒有反駁這些數字，盡管他們中有人說數字令他們吃驚。“看來是有玻璃天花板，這是件棘手的事情”，NIH研究項目主管高特曼(Michael Gottesman)說。“它會使你不禁質疑，這是否有內在的偏見。”
為了有助於解釋這種差異，他和其他人列出了多種因素，如亞裔科學家進入美國科學界相對較後﹔語言障礙﹔妨礙亞裔主動尋求晉升和榮譽的古板文化等。但最後，他們說，學會有責任改進。“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需要讓他們的成就為更多人所了解，”高特曼說。他今年夏天會見了蔣和另外三位亞裔科學家，協商NIH如何改進。
潛在的問題
對饒、蔣和其他亞裔科學家來說，最近收集整理的數據不過是驗証了自己長期感受到的問題。“這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波士頓大學的神經學家錢卓說。他1986年離開中國赴美功讀研究生，後來成為美國公民。
“我們不是典型的少數群體，因為我們並不是無所作為，特別在科學研究領域。但你看這麼多亞裔科學家在樓梯的底層，進入高層這麼少……，這種狀況是可笑的”﹐他說。
在今年春天給NIH院長促成NIH收集這些數據的信中，蔣解釋說“我們想向你糾正所謂的亞洲人不想當領袖的神話(Mythology)。”
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密執安大學社會學家謝宇說。他同時研究過科學家的行為狀況和亞裔在美國社會的增長狀況。“人們往往憑統計數字得出結論，說這是種族歧視，”謝1982年從中國到美國讀研究生。“但我看不到任何証據証明是這樣。也許是真的，但我們還沒有足夠的事實得出這樣或那樣的結論。”
的確，幾位亞裔科學家接受本文採訪時表示他們沒有經歷過任何類型的玻璃天花板。“我本人沒有這種感覺，不過我不太敏感，”斯坦福大學的駱利群說，他今年早些時候被提名為赫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當然，駱說，有人告訴他天花板是存在的，而且診症結看來在於人們的一些固定思維。駱說，在饒來信後，斯坦福的一位同事與他聯系，在事先未告知的情況下，駱被邀請參加SfN的項目委員會(program committee)。
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神經學家、SfN學會項目委員會主席瑪得( Eve Marder)說，她和學會的其他官員堅信所有學會成員的構成應該強調成員背景的多樣性。
“但今年沒有人這麼做，我向協會委員會建議，他們應該更加主動和積極”她說。她同時向饒建議一個有助於女性職位晉升的方法：“將所有有興趣的人的名單提交給我們，這樣就沒有人能說他們不知道有亞裔科學家”願意為學會服務。
SfN的項目委員會會長萊維坦(Irving Levitan)表示，看到這些數字令他感到“震驚”。"我們通常都會很在意性別上及其他原因被忽視的成員，"他說。“但坦率地說，我們沒有注意亞裔美國人，因為他們在實驗室是如此醒目。”
對某些ASBMB官員來說，饒的信的語調和信本身一樣令人震驚。“那是一封很帶侮辱性的信，”密蘇裡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派克(Linda Pike)說。“他是在指責我們有可怕的行為，而沒有去探究數字後面的原因。”
在給饒的回信中，派克探討了一個議事時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有多少亞裔科學家真正符合擔任領導職務的資格？“科學論文的華裔作者有多少人在ASBMB委員會供職?”她問道，“有多少人選擇返回他們的祖國，又有多少人竭力在美國謀求教員的職位？”
此外，她注意到，缺乏語言技能會使教員在獲取經費，及進而通向更高層的管理職位時處於劣勢的地位。雖然我同情你的意見，但在斷言ASBMB實行種族歧視之前，還要做更多調查。”
賓州Hershey醫學中心的主任邦特(Judith Bond)表示﹐盡管如此，ASBMB對這一指責非常重視。上月，協會決定邀請《生物化學雜志》的一位美籍華裔編委擔任助理編輯，委員會還打算在12月的會議上討論玻璃天花板問題。
對高特曼來說，惰性和高級管理職位的有限數量較之亞裔科學家的資質是更大的障礙。“候選的人數越來越多,”他說，“但我們實驗室主任的平均年齡比十年前大十歲，這就有必要更經常性地將位置讓給後來的人。”他說他的工作就是提醒高級主管在更大范圍尋找適合這些職務的繼任人選。
"玻璃天花板並不意味著沒有人在專業上卓有成就。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事實上，有的亞裔科學家說這種批評是小題大做，給美國抹黑。“他們是在為一件好事而奮斗，但他們走了極端，”加州柏克利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蒲慕明針對那些聲稱數據表明玻璃天花板存在的人說。
“對外國科學家而言，美國是世界上最能容人的社會，比中國社會更寬容。十年內，饒很可能會成為領袖人物，他的許多同事也會如此”﹐他說。
的確，許多人渴望前程似錦。之所以可以這麼相信，既是因為這一代的元老必將退位，而新的亞裔科學家更知道如何去更上一層樓。“這是美國，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具備一些成功所比較的素質"，杜克大學的健康事務主管曹文凱（Victor Dzau）說，他生於上海，在加拿大和美國接受教育。
“這要求所有人自覺地去努力。但可以預見，這樣的差距會縮小，下一代會更進一步。”
蔣也相信情況在變化。他說，去年，他差一點離開了NIH，但一位高級主管同事勸他，說歷史其實証明，成功會站在他一邊。“我剛來的時候，”這位同事向他吐露，“每位醫學主管，每個主任都是白人新教徒，他們的助手全是猶太人博士。
現在我們的助手都是亞裔。需要的是時間。”這種鼓勵，加上最近與高特曼的會見，說服了蔣NIH留下來。蔣說，他將堅持下去，等待不平等消失的時候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