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初期的西南剿匪看全国的严峻形势

解放初期的剿匪历经4年，个别地方甚至时间更长，新中国实际是在三线作战，朝鲜战争、全国剿匪、经济建设。下面转一篇西南剿匪文章：

西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是针对蒋介石的“复国战略部署”而进行的。敌人多达120余万，战场遍及川、康、滇、黔大部分地区。我军先后动用了13个野战军及全部公安部队，时间持续了5年之久。实际上成为解放西南作战的继续。
1949年，我军打过长江以后，蒋介石在为自己设计一个个梦幻的同时，不得不准备最后的“应变部署”，即：将残余的正规军撤往台湾，在大陆组成大量潜伏特务武装，“同共军进行持久游击”、“等待国际形势变化”、“达成反共复国目的”。
四五月间，蒋即在成都、贵阳办起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人数将近5000人，向匪特骨干和他们能够搜罗来的反动官僚、地霸、惯匪、散兵游勇及会道门头目授以“游击战法”和“行动技能”，并加官晋爵，让他们大肆网罗旧部，裹胁群众，组织暴乱。到1949年12月，匪众已达65万人。
我军渡江不久，中央就指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保障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同时制订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在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时，中央又特别指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队要用相当长的时间，集中主要精力，进行一段剿匪斗争”。
1950年1月下旬，川、康、黔的残匪策应逃往西康的胡宗南残部，同部分假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首先发动叛乱。针对我粮食紧张的情况，提出“抗粮、抗税”的口号，重点袭击我分散的征粮、征税干部和水、陆运输通道，同时又大肆杀人、放火、投毒，破坏我战后初建的社会秩序。
西南局、西南军区认为：“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决定将“剿匪斗争作为全区工作的中心”，要求全区部队“把剿匪斗争作为解放西南的第二个战役来打。”
   云南的剿匪斗争，就是在这个统工部署下进行的。
云南的特定社会和自然条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内邻川、康、黔、桂四省都被高山急流流所隔，气候跨及四个气候带，滇西北高山有的常年积雪，滇南山地多被亚热带雨林覆盖；全省公路不到2000公里，省内河流都属急流，交通十分不便，这就便于匪特轻装窜扰、隐匿、跨省跨国活动。而我军大部队的机动和供应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全省人口不到2000万却有二十六个民族，语言、习俗各异。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各族人民实行经济剥削、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致使民族隔阂较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大都被土司、头人分割统治，迷信和宗教观念成为主要社会思想形态，形成上层易被拉拢，群众易受欺骗的局面。争取少数民族的斗争，成为剿匪斗争重要而复杂的内容。
云南部分地区属和平解放，少数社会反动势力未受到战争冲击；历次战争的逃亡官僚、地主和散兵游勇大量混杂在民间。一个保山地区，就有国民党尉以上军官2200多名。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匪特所利用的因素，使其便于伪装、潜匿和活动，增加了我们进行剿匪斗争的难度。
这些特定条件，要求我们在思想上、作战上及工作方法上尽快地由不适应转变为适应要求我们充分地发挥已有的优势，即：云南有久经考验的地下党，有多年坚持斗争的““边纵””部队-有遍及农村的广大游击根据地……认真学习他们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这些优势转化为人民战争的总体力量，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吃一堑长一智

保卫昆明之战的胜利，尤其是国民党汤尧兵团的迅速被歼，给全省的潜匪和一切反动势力以很大的震动，打乱了西南匪特统一行动的企图。云南匪特未敢与川、康、黔的匪特一起发动叛乱，改变为“潜伏第一，活动第二，存在就是胜利”的新策略。有的枪藏、人散，混入群众中观察我之动态；有的打起起义旗号，公开声称接受整编，背地却接受蒋介石封官晋爵。这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我军正在滋长的骄傲麻痹思想。加之我兵团于1950年进驻云南之后，面临一系列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城市必须马上接管，以建立新的社会活动和工、商业生产秩序；农业生产得很快上马，以免耽误播种季节；起义部队和旧政权须尽快改造，免得因夜长梦多而生变；此外，十五军主力准备入康作战，十四军一部分又准备参加西藏解放作战。当时粮食库存不多，民粮又多为地主、土司占有，吃公粮人数又大量增加，不能不动用较多的人力征粮、征税。对剿匪斗争，领导主观上并未轻视，但由于对匪特的新策略认识不够，对其潜在危害估计不足，没有将剿匪真正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给匪特留下可趁之机。1950年3月下旬，匪特开始蠢蠢欲动，4月下旬，在我省几个地区即出现250多股、45000多人的暴乱。他们公开喊出“赶走解放军、三年不交粮”、“开仓济贫”等煽动口号。他们破坏交通，焚抢仓库，伏击我军零星人员、车辆，杀害我征粮干部和进步群众……狂言要把云南变成“西南反共游击根据地”。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杀害我征粮干部600多人，抢走公粮二十六0多万公斤，袭占县城10余座。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一切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
我军及时派部队进剿，消灭了几千匪众，但更多的时候是情报不灵，不易掌握匪情，有时扑空，有时匪民难辨，不能从根本上打掉匪特的嚣张气焰，使我陷入被动。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军区于5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剿匪会议。会议由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政府主席陈赓和云南军区政委兼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亲自主持，有军队和地方近200人参加。
会议一开始，陈司令员就作了检讨。他首先指出了我们在剿匪问题上处于被动，影响了一切工作的进行，影响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声誉，更有可能影响云南的长远建设进程。“老百姓称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当着几十万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杀人放火”，“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必须向云南的1800万人民作出回答!”
大家一致认同陈司令员的分析，认为这次被动的特点， “不是因为力量小，打不赢土匪”，而是“有力用不上”。由此而联系到两广、滇南战役的情嫜况，“打白崇禧、打汤尧都能得心应手”，对这点“残余的残余”却表现出“无能为力”。进而深挖原因，大家觉得根子在自己思想上。“几百万蒋匪正规军都吃掉了，几个毛毛匪算得什么”，“简直不在话下”，“看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说明“蒋介石一直想反共复国”，我们却觉得“天下太平”，甚至有人已在做“解甲归田”、“建立温暖小家庭的美梦”，也就是“思想上先输给蒋介石”，从而也就“看不清土匪的策略”，“着不出匪特的潜在危害”，“不能理解剿匪斗争的战略意义”。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大家认真重温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有关剿匪斗争的指示，虚心听取了云南地下党、““边纵””同志的情况介绍和斗争经验，通过学习研究，大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结合云南的特定条件，提出了一些因时、因地制宜的办法。
在组织领导上，改变了军队和地方“各管一行”的做法，采取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各级都成立了当地党委领导下的剿匪委员会，将军事进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征税以及统战、群众工作等结合起来，统一指挥，形成人民战争的总体力量。
在军事进剿上，改变习惯了的正规战思想，树立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观念。包围与搜捕、奔袭与伏击、大分队与武工队、军装与便衣等多种多样的作战手段以及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各种打法，一切以消灭匪特为最终目标。同时确定了“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用兵原则，确定了“先腹地、后边沿”，分片包干、主动协同的作战部署。
在对匪战俘和投诚者的政策上，不能照搬对敌正规军战俘的一套办法，要正确树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新观念，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及时镇压，以利于发动群众；对投诚、自首及民愤不大的，也不能轻易释放，必须集中教育，让其在瓦解股匪上立功自赎，尔后视其转变而集中管理或交群众管制；至于一般附匪的匪众，可以教育后释放，给其生产、生活条件，号召其利用宗族、亲属关系做点瓦解匪伙的工作。
在群众工作上，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绝不能因其落后而嫌弃；宣传要照顾民族群众能够接受，做好事要根据民族群众的实际需要，不触犯少数民族的忌讳；对民族上层，不能因其有剥削行为而当做敌人看待，不能因其一时有附匪行为而当匪首处理。
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使大家加深了对剿匪斗争战略意义的理解，统一了在这个特定条件下的政策和作战指导思想，吸取了经验教训，提高了胜利信心，想出一些争取胜利的办法，初步完成了由打大仗到剿匪斗争的战略思想的转变。
三、打开剿匪斗争的新局面            
会议后，各级根据自己任务范围的匪情和社情：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制订了实施规划，进行了必要的演练。从6月初开始，全省即展开以腹地为主的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在斗争中边实践边学习，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大部分单位都能做到因时、因地灵活地完成任务。
例如歼灭滇东北最大匪首龙绳曾部，政策上做到仁至义尽，军事上采取后发制人、速战速决战术，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匪特，争取团结了彝族群众。
龙绳曾又称龙三公子，是云南的大恶霸之一，又是云南青红帮的大头目，上结军阀官僚，下拉土司头人，骗胁彝族群众，拥有武装2000多，无恶不作，杀人无数。随卢汉打起公开起义旗号，暗地又接了蒋介石“滇东北军政长官”的委任。为了稳定起义部队和教育团结彝族群众，不仅明确告其既往不咎，而且还任命他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公职。警备司令张显扬和政委薛韬多次耐心做工作，争取其改恶从善。但他恶性难改，表面应付，暗地里却勾结其他股匪，招兵买马，兵力发展到3000多，而且指使地主头人抗粮抗税，侦察、监视我之监狱和领导机关。群众看到这些情况无不提心吊胆，希望我军及早采取措施。张、薛多次令其悬崖勒马，立即撤销叛变计划，而龙不听劝告，竟公然对我部队发动进攻。我军英勇反击，经两个多小时战斗，毙伤龙匪以下匪首119名，俘匪1628人，同时将企图配合龙匪行动的龙奎垣、唐声周匪部500多人包围缴械，给滇东北人民消除了一个最大的祸害。接着趁热打铁，大力展开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小会250多次，参加人数达20多万人次。同时抽出2万多斤粮食救济断粮的农户。剿匪部队帮助群众担水、拾柴，解决了群众感到最难的饮水、烧火问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粉碎敌人的谣言，逐渐消除了群众对我的疑虑，为建立政权、建立群众组织打下了基础。
又如滇南的十三十三军歼灭匪特金绍云部，是采取了湖外奔袭，湖内围困和渡湖强攻的办法。
金绍云、金绍宽兄弟两人是腹地华宁、江川一带的大恶霸，拥有武装1000多人，以杀人越货，抢夺霸占而出名。我曾派人劝其改恶从善，归向人民。但其不但执迷不悟，还在国民党县党部特务李康的策动下，自称“滇南人民反共司令”。金绍宽带400多匪众活动于抚仙湖周围，招兵买马，抢劫钱粮。金绍云带其主力，进占湖中心孤山，挖沟筑垒，囤积粮弹，命名此山为“小台湾”，妄图同我持久周旋。5月28日，我一一四团奔袭沈家桥（白龙潭，歼匪200余；29日穷追逃匪，经6小时激战，毙伤、俘匪代总司令金绍宽以下416人；尔后转入封锁渡口，发动湖外群众，建立民兵、农会和区乡政权，切断湖中金匪之一切外援，同时部队作渡湖准备。9月8日拂晓，在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指挥下，先采取趁雾偷渡，匪发觉后立即转为强行登陆，分割包围，至中午即将金绍云、宋秉宽以下匪首70名全部活捉，匪众部分淹死湖中，大部俘获或击毙。
到1950年底，全区部队共战斗1700多次，毙伤、俘匪2.92万余人，向我投诚者3.312万余人，击毙和镇压匪首五十四0多人，缴获枪支41.478支（挺），腹地已经没有5人以上的匪股。
这一胜利，极大地震慑了地主、恶霸及一切社会反动势力，也解除了腹地群众的顾虑，推动了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部队本身的政策观念和战术运用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一部分部队又出现了“收兵回营”的思想，表现为急躁、报复情绪，有的虐杀俘虏，有的混淆敌我，损害了群众利益。这些行为尽管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是对剿匪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剿匪斗争新形势不相适应的表现。
四、匪变我变，将剿匪斗争引向深入
   1951年2月，军区召开了第二次剿匪会议。
   首先统一了对剿匪斗争形势的认识。一年来剿匪战果很大，主要是腹地的股匪基本消灭，只剩四五百散匪尚待净化。但也必须看到散匪人数虽然不多，但多是大、小匪首和顽匪，他们有各种社会关系掩护，潜伏很深，妄想东山再起，酿成新的匪患。“一个凶恶匪首，可以压住一片群众”，影响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边远地区，原有的股匪未受大的打击，腹地残匪又跑去加入，继续骗胁群众，扩充实力。匪众大多为少数民族群众，匪首不少是民族头人，再加上在省界、尤其是在国界附近活动，与国外蒋匪或其他反动派结合，将使斗争较腹地更加艰巨和复杂。要求我们必须确立长期斗争思想，必须有很强的政策观念，必须学会更加灵活机动的进剿方法。一切麻痹、急躁和斗志松懈，都会将剿匪斗争拉回去年初的老路。
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按两种地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斗争方法。腹地重点是加强群众工作，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推向深人，建立和整顿农会、民兵、大众情报网、捕捉队等组织，造成群众性的揭发捕捉匪特声势，使之无处可藏，达到净化。边远地区，主要是军事打击和少数民族工作相结合。首先对最坏最大的股匪稳、准、狠地歼灭几股，以威慑其他股匪，促其瓦解，树立少数民族群众的胜利信心，继而乘胜广泛与未附匪之民族上层接触，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发动群众，对溃散的股匪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对邻省的股匪多采取会剿的打法，先合围而后穷追细搜，务求将其消灭在国境内。
1951年3月底，滇南部队集中了17个连的兵力，与越北军区配合，进剿盘踞在中、越边境的刁家柱、杨国华匪股。越军向北赶，我军向南围，由于山高林密，匪易分散隐藏，很难掌握其行踪。我决心已定，不歼不走，用了70天才消灭该匪560余人，有1700多人逃往越南。
4月初，滇南部队又集中了8个营的兵力，协同广西的一二九师和贵州的兴仁分区部队，对“滇桂黔边行政长官公署”余启佑、刘范吾匪部进行会剿。
该匪有兵力3000多人，盘踞在西隆、西林一带。我分南、北、中三路远程奔袭，计划将匪合围于西隆一带。由于当地群众基础薄弱，我一行动匪即得到情报，先我3日分路南逃。我各路兵力立即改为绕道急行追击，在中越边界的田蓬、董干一线断匪逃路，经一个多月的搜剿，歼匪副司令谭英宁以下1240余人，余启佑等近2000人越界外逃。
6月初，军区直接组织滇西、滇南两个卫戍区的两个团全部和五个团的各一部，进剿进犯我耿马、双江、沧源、孟连等县的李弥残匪6000余人，到7月初，只消灭李匪部700余人，其主力逃回缅甸。
通过一年的进剿，深感在边远地区，尤其是国境附近，包围、迂回、追击等一系列的打法都受到极大限制。大小战斗共1279次，毙、伤、俘匪1.952万多人，而在政治攻势下向我投诚者，即达2.732万余人。这个新的情况，要求我们对匪斗争的方针、政策、重点、方法都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转变；由野战军的流动进剿变为边防部队的驻守持久防卫；由军事打击为主变为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为主，将对匪斗争的重点由境内转向境外，将对匪斗争纳入建设国防、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之内。据此，军区决定：组织上，成立军区边防局，边防分区由3个增加到6个，边防部队增加到16个团、3个独立营，13个检查站都推进到边防一线，改变了云南省长期“有边无防”的状况。
群众工作也做了较大的改进，将宣传政策同帮助群众做实事结合起来，“心连心交朋友”，急群众所急，开展做好事活动。边防部队从推进到一线至19五十四年，帮群众开挖水田413亩，开垦旱地1136亩，挖水井143眼，看病二十六.7万多人次，放电影24.8场，帮群众办起互助组491个，夜校、日校92所，调解民族纠纷2000多起。尤其是招少数民族青年参军，从进步群众中提干，更激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光荣感，觉得“能和汉人平起平坐，有了自己人为
人民说话的权利”，“真正和大军成了一家”。由对我军怀疑、戒备转向信赖、亲近，有的主动报告匪情，有的直接参加捕捉匪首。如公安三团在马鞍底活捉潜匪副司令刘汉清、师长董登文等匪首，就是在苗族群众带领下捉到的。
对股匪的政治瓦解也做到办法多样，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形成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对俘匪和投诚者均做到不打、不骂、不虐待、不侮辱、不杀害，伤者及时抢救，死者按其民族习俗埋葬，允许家属、亲友探望。藏族叛匪鲁直七林负重伤被我抢救后，五次冒险进山，喊话动员四五十名叛匪投诚。投诚匪首余拉金对我仍有疑虑，提出按彝族风俗喝鸡血酒交朋友，我一个连长马上答应，他深受感动，相信大军说话算话，主动上山将他的余部几十人喊了回来。有的民族仍是政教合一，视上层为本族领袖，影响很大。我进入藏族地区平叛时，做到不进寺院，不干涉宗教活动，不触犯民族忌讳，感动了根觉活佛，自愿找叛匪谈判，10天争取了173名叛匪投诚；雷公寺活佛色登百长3天即叫回438个叛匪：德钦、中甸、维西三个县的和平解放，就是先争取了吉福、喜饶等活佛之后，在他们协助下实现的。
对于逃往境外的股匪，边防部队的宣传、派侦察员等办法是必要的，但主要还是利用在境内的民族上层、匪众家属亲友、俘匪和投诚者的影响和工作，造成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作用很大。从1952年到1956年，边防部队共召集大、小座谈会8000多次，重点宣传我对投诚人员的政策。行动上也确实做到对匪亲属不歧视、不株连，生活困难的同样得到帮助救济；对投诚者，做到开欢迎会，安排其生活、工作……事实教育感动了群众。在1953年的春季政治攻势中，保山就有497人出境探亲访友，带出去大量的宣传品和“安全回家证”；金平县勐拉区出境者达127人，带出家信72封；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土司、头人，如召存信、雷春国、蒋家杰等人，也积极参加带口信、写信等劝说工作，作用更大。1952年投诚者占歼匪总数的60%，到19五十四年即上升到90%强；投诚的大队长以上的匪首，也由1952年的33人上升到19五十四年的81人；回国投诚的重要土司、头人由2人增加到8人；有些较大较顽固的匪首，如刁家柱、王书青、周英等人也在身上暗藏着我之“十项公告”和“安全回家证”……经过几次大的政治攻势，匪特的欺骗明显失灵，匪众零星回国投诚的一直未断。
这场持久的剿匪斗争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做到国内净化，重点转到对国外蒋残匪柳元麟部的隔界斗争。斗争形式也由进剿转向小股袭扰和反袭扰、潜入破坏和反潜入破坏的斗争。在云南剿匪斗争的同时，我兵团十五军之主力还奉命参加了贵州剿匪、西昌战役和川南剿匪。在西南军区的直接指挥下，到1950年11月赴朝鲜作战止；该军歼匪28股10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5.19万。

注：胡荣贵，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非，历任第四兵团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云南军区军训处处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

http://www.ynlnw.com/Article/20131030152518.shtml
解放初期的剿匪历经4年，个别地方甚至时间更长，新中国实际是在三线作战，朝鲜战争、全国剿匪、经济建设。下面转一篇西南剿匪文章：

西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是针对蒋介石的“复国战略部署”而进行的。敌人多达120余万，战场遍及川、康、滇、黔大部分地区。我军先后动用了13个野战军及全部公安部队，时间持续了5年之久。实际上成为解放西南作战的继续。
1949年，我军打过长江以后，蒋介石在为自己设计一个个梦幻的同时，不得不准备最后的“应变部署”，即：将残余的正规军撤往台湾，在大陆组成大量潜伏特务武装，“同共军进行持久游击”、“等待国际形势变化”、“达成反共复国目的”。
四五月间，蒋即在成都、贵阳办起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人数将近5000人，向匪特骨干和他们能够搜罗来的反动官僚、地霸、惯匪、散兵游勇及会道门头目授以“游击战法”和“行动技能”，并加官晋爵，让他们大肆网罗旧部，裹胁群众，组织暴乱。到1949年12月，匪众已达65万人。
我军渡江不久，中央就指示：“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保障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同时制订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政策。在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时，中央又特别指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队要用相当长的时间，集中主要精力，进行一段剿匪斗争”。
1950年1月下旬，川、康、黔的残匪策应逃往西康的胡宗南残部，同部分假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首先发动叛乱。针对我粮食紧张的情况，提出“抗粮、抗税”的口号，重点袭击我分散的征粮、征税干部和水、陆运输通道，同时又大肆杀人、放火、投毒，破坏我战后初建的社会秩序。
西南局、西南军区认为：“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决定将“剿匪斗争作为全区工作的中心”，要求全区部队“把剿匪斗争作为解放西南的第二个战役来打。”
   云南的剿匪斗争，就是在这个统工部署下进行的。
云南的特定社会和自然条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内邻川、康、黔、桂四省都被高山急流流所隔，气候跨及四个气候带，滇西北高山有的常年积雪，滇南山地多被亚热带雨林覆盖；全省公路不到2000公里，省内河流都属急流，交通十分不便，这就便于匪特轻装窜扰、隐匿、跨省跨国活动。而我军大部队的机动和供应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全省人口不到2000万却有二十六个民族，语言、习俗各异。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各族人民实行经济剥削、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致使民族隔阂较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大都被土司、头人分割统治，迷信和宗教观念成为主要社会思想形态，形成上层易被拉拢，群众易受欺骗的局面。争取少数民族的斗争，成为剿匪斗争重要而复杂的内容。
云南部分地区属和平解放，少数社会反动势力未受到战争冲击；历次战争的逃亡官僚、地主和散兵游勇大量混杂在民间。一个保山地区，就有国民党尉以上军官2200多名。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匪特所利用的因素，使其便于伪装、潜匿和活动，增加了我们进行剿匪斗争的难度。
这些特定条件，要求我们在思想上、作战上及工作方法上尽快地由不适应转变为适应要求我们充分地发挥已有的优势，即：云南有久经考验的地下党，有多年坚持斗争的““边纵””部队-有遍及农村的广大游击根据地……认真学习他们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这些优势转化为人民战争的总体力量，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吃一堑长一智

保卫昆明之战的胜利，尤其是国民党汤尧兵团的迅速被歼，给全省的潜匪和一切反动势力以很大的震动，打乱了西南匪特统一行动的企图。云南匪特未敢与川、康、黔的匪特一起发动叛乱，改变为“潜伏第一，活动第二，存在就是胜利”的新策略。有的枪藏、人散，混入群众中观察我之动态；有的打起起义旗号，公开声称接受整编，背地却接受蒋介石封官晋爵。这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我军正在滋长的骄傲麻痹思想。加之我兵团于1950年进驻云南之后，面临一系列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城市必须马上接管，以建立新的社会活动和工、商业生产秩序；农业生产得很快上马，以免耽误播种季节；起义部队和旧政权须尽快改造，免得因夜长梦多而生变；此外，十五军主力准备入康作战，十四军一部分又准备参加西藏解放作战。当时粮食库存不多，民粮又多为地主、土司占有，吃公粮人数又大量增加，不能不动用较多的人力征粮、征税。对剿匪斗争，领导主观上并未轻视，但由于对匪特的新策略认识不够，对其潜在危害估计不足，没有将剿匪真正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给匪特留下可趁之机。1950年3月下旬，匪特开始蠢蠢欲动，4月下旬，在我省几个地区即出现250多股、45000多人的暴乱。他们公开喊出“赶走解放军、三年不交粮”、“开仓济贫”等煽动口号。他们破坏交通，焚抢仓库，伏击我军零星人员、车辆，杀害我征粮干部和进步群众……狂言要把云南变成“西南反共游击根据地”。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杀害我征粮干部600多人，抢走公粮二十六0多万公斤，袭占县城10余座。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一切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
我军及时派部队进剿，消灭了几千匪众，但更多的时候是情报不灵，不易掌握匪情，有时扑空，有时匪民难辨，不能从根本上打掉匪特的嚣张气焰，使我陷入被动。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军区于5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剿匪会议。会议由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政府主席陈赓和云南军区政委兼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亲自主持，有军队和地方近200人参加。
会议一开始，陈司令员就作了检讨。他首先指出了我们在剿匪问题上处于被动，影响了一切工作的进行，影响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声誉，更有可能影响云南的长远建设进程。“老百姓称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当着几十万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杀人放火”，“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必须向云南的1800万人民作出回答!”
大家一致认同陈司令员的分析，认为这次被动的特点， “不是因为力量小，打不赢土匪”，而是“有力用不上”。由此而联系到两广、滇南战役的情嫜况，“打白崇禧、打汤尧都能得心应手”，对这点“残余的残余”却表现出“无能为力”。进而深挖原因，大家觉得根子在自己思想上。“几百万蒋匪正规军都吃掉了，几个毛毛匪算得什么”，“简直不在话下”，“看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说明“蒋介石一直想反共复国”，我们却觉得“天下太平”，甚至有人已在做“解甲归田”、“建立温暖小家庭的美梦”，也就是“思想上先输给蒋介石”，从而也就“看不清土匪的策略”，“着不出匪特的潜在危害”，“不能理解剿匪斗争的战略意义”。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大家认真重温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有关剿匪斗争的指示，虚心听取了云南地下党、““边纵””同志的情况介绍和斗争经验，通过学习研究，大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结合云南的特定条件，提出了一些因时、因地制宜的办法。
在组织领导上，改变了军队和地方“各管一行”的做法，采取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各级都成立了当地党委领导下的剿匪委员会，将军事进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征税以及统战、群众工作等结合起来，统一指挥，形成人民战争的总体力量。
在军事进剿上，改变习惯了的正规战思想，树立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观念。包围与搜捕、奔袭与伏击、大分队与武工队、军装与便衣等多种多样的作战手段以及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各种打法，一切以消灭匪特为最终目标。同时确定了“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用兵原则，确定了“先腹地、后边沿”，分片包干、主动协同的作战部署。
在对匪战俘和投诚者的政策上，不能照搬对敌正规军战俘的一套办法，要正确树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新观念，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及时镇压，以利于发动群众；对投诚、自首及民愤不大的，也不能轻易释放，必须集中教育，让其在瓦解股匪上立功自赎，尔后视其转变而集中管理或交群众管制；至于一般附匪的匪众，可以教育后释放，给其生产、生活条件，号召其利用宗族、亲属关系做点瓦解匪伙的工作。
在群众工作上，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绝不能因其落后而嫌弃；宣传要照顾民族群众能够接受，做好事要根据民族群众的实际需要，不触犯少数民族的忌讳；对民族上层，不能因其有剥削行为而当做敌人看待，不能因其一时有附匪行为而当匪首处理。
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使大家加深了对剿匪斗争战略意义的理解，统一了在这个特定条件下的政策和作战指导思想，吸取了经验教训，提高了胜利信心，想出一些争取胜利的办法，初步完成了由打大仗到剿匪斗争的战略思想的转变。
三、打开剿匪斗争的新局面            
会议后，各级根据自己任务范围的匪情和社情：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制订了实施规划，进行了必要的演练。从6月初开始，全省即展开以腹地为主的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在斗争中边实践边学习，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大部分单位都能做到因时、因地灵活地完成任务。
例如歼灭滇东北最大匪首龙绳曾部，政策上做到仁至义尽，军事上采取后发制人、速战速决战术，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匪特，争取团结了彝族群众。
龙绳曾又称龙三公子，是云南的大恶霸之一，又是云南青红帮的大头目，上结军阀官僚，下拉土司头人，骗胁彝族群众，拥有武装2000多，无恶不作，杀人无数。随卢汉打起公开起义旗号，暗地又接了蒋介石“滇东北军政长官”的委任。为了稳定起义部队和教育团结彝族群众，不仅明确告其既往不咎，而且还任命他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公职。警备司令张显扬和政委薛韬多次耐心做工作，争取其改恶从善。但他恶性难改，表面应付，暗地里却勾结其他股匪，招兵买马，兵力发展到3000多，而且指使地主头人抗粮抗税，侦察、监视我之监狱和领导机关。群众看到这些情况无不提心吊胆，希望我军及早采取措施。张、薛多次令其悬崖勒马，立即撤销叛变计划，而龙不听劝告，竟公然对我部队发动进攻。我军英勇反击，经两个多小时战斗，毙伤龙匪以下匪首119名，俘匪1628人，同时将企图配合龙匪行动的龙奎垣、唐声周匪部500多人包围缴械，给滇东北人民消除了一个最大的祸害。接着趁热打铁，大力展开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小会250多次，参加人数达20多万人次。同时抽出2万多斤粮食救济断粮的农户。剿匪部队帮助群众担水、拾柴，解决了群众感到最难的饮水、烧火问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粉碎敌人的谣言，逐渐消除了群众对我的疑虑，为建立政权、建立群众组织打下了基础。
又如滇南的十三十三军歼灭匪特金绍云部，是采取了湖外奔袭，湖内围困和渡湖强攻的办法。
金绍云、金绍宽兄弟两人是腹地华宁、江川一带的大恶霸，拥有武装1000多人，以杀人越货，抢夺霸占而出名。我曾派人劝其改恶从善，归向人民。但其不但执迷不悟，还在国民党县党部特务李康的策动下，自称“滇南人民反共司令”。金绍宽带400多匪众活动于抚仙湖周围，招兵买马，抢劫钱粮。金绍云带其主力，进占湖中心孤山，挖沟筑垒，囤积粮弹，命名此山为“小台湾”，妄图同我持久周旋。5月28日，我一一四团奔袭沈家桥（白龙潭，歼匪200余；29日穷追逃匪，经6小时激战，毙伤、俘匪代总司令金绍宽以下416人；尔后转入封锁渡口，发动湖外群众，建立民兵、农会和区乡政权，切断湖中金匪之一切外援，同时部队作渡湖准备。9月8日拂晓，在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指挥下，先采取趁雾偷渡，匪发觉后立即转为强行登陆，分割包围，至中午即将金绍云、宋秉宽以下匪首70名全部活捉，匪众部分淹死湖中，大部俘获或击毙。
到1950年底，全区部队共战斗1700多次，毙伤、俘匪2.92万余人，向我投诚者3.312万余人，击毙和镇压匪首五十四0多人，缴获枪支41.478支（挺），腹地已经没有5人以上的匪股。
这一胜利，极大地震慑了地主、恶霸及一切社会反动势力，也解除了腹地群众的顾虑，推动了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部队本身的政策观念和战术运用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一部分部队又出现了“收兵回营”的思想，表现为急躁、报复情绪，有的虐杀俘虏，有的混淆敌我，损害了群众利益。这些行为尽管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是对剿匪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剿匪斗争新形势不相适应的表现。
四、匪变我变，将剿匪斗争引向深入
   1951年2月，军区召开了第二次剿匪会议。
   首先统一了对剿匪斗争形势的认识。一年来剿匪战果很大，主要是腹地的股匪基本消灭，只剩四五百散匪尚待净化。但也必须看到散匪人数虽然不多，但多是大、小匪首和顽匪，他们有各种社会关系掩护，潜伏很深，妄想东山再起，酿成新的匪患。“一个凶恶匪首，可以压住一片群众”，影响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边远地区，原有的股匪未受大的打击，腹地残匪又跑去加入，继续骗胁群众，扩充实力。匪众大多为少数民族群众，匪首不少是民族头人，再加上在省界、尤其是在国界附近活动，与国外蒋匪或其他反动派结合，将使斗争较腹地更加艰巨和复杂。要求我们必须确立长期斗争思想，必须有很强的政策观念，必须学会更加灵活机动的进剿方法。一切麻痹、急躁和斗志松懈，都会将剿匪斗争拉回去年初的老路。
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按两种地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斗争方法。腹地重点是加强群众工作，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推向深人，建立和整顿农会、民兵、大众情报网、捕捉队等组织，造成群众性的揭发捕捉匪特声势，使之无处可藏，达到净化。边远地区，主要是军事打击和少数民族工作相结合。首先对最坏最大的股匪稳、准、狠地歼灭几股，以威慑其他股匪，促其瓦解，树立少数民族群众的胜利信心，继而乘胜广泛与未附匪之民族上层接触，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发动群众，对溃散的股匪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对邻省的股匪多采取会剿的打法，先合围而后穷追细搜，务求将其消灭在国境内。
1951年3月底，滇南部队集中了17个连的兵力，与越北军区配合，进剿盘踞在中、越边境的刁家柱、杨国华匪股。越军向北赶，我军向南围，由于山高林密，匪易分散隐藏，很难掌握其行踪。我决心已定，不歼不走，用了70天才消灭该匪560余人，有1700多人逃往越南。
4月初，滇南部队又集中了8个营的兵力，协同广西的一二九师和贵州的兴仁分区部队，对“滇桂黔边行政长官公署”余启佑、刘范吾匪部进行会剿。
该匪有兵力3000多人，盘踞在西隆、西林一带。我分南、北、中三路远程奔袭，计划将匪合围于西隆一带。由于当地群众基础薄弱，我一行动匪即得到情报，先我3日分路南逃。我各路兵力立即改为绕道急行追击，在中越边界的田蓬、董干一线断匪逃路，经一个多月的搜剿，歼匪副司令谭英宁以下1240余人，余启佑等近2000人越界外逃。
6月初，军区直接组织滇西、滇南两个卫戍区的两个团全部和五个团的各一部，进剿进犯我耿马、双江、沧源、孟连等县的李弥残匪6000余人，到7月初，只消灭李匪部700余人，其主力逃回缅甸。
通过一年的进剿，深感在边远地区，尤其是国境附近，包围、迂回、追击等一系列的打法都受到极大限制。大小战斗共1279次，毙、伤、俘匪1.952万多人，而在政治攻势下向我投诚者，即达2.732万余人。这个新的情况，要求我们对匪斗争的方针、政策、重点、方法都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转变；由野战军的流动进剿变为边防部队的驻守持久防卫；由军事打击为主变为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为主，将对匪斗争的重点由境内转向境外，将对匪斗争纳入建设国防、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之内。据此，军区决定：组织上，成立军区边防局，边防分区由3个增加到6个，边防部队增加到16个团、3个独立营，13个检查站都推进到边防一线，改变了云南省长期“有边无防”的状况。
群众工作也做了较大的改进，将宣传政策同帮助群众做实事结合起来，“心连心交朋友”，急群众所急，开展做好事活动。边防部队从推进到一线至19五十四年，帮群众开挖水田413亩，开垦旱地1136亩，挖水井143眼，看病二十六.7万多人次，放电影24.8场，帮群众办起互助组491个，夜校、日校92所，调解民族纠纷2000多起。尤其是招少数民族青年参军，从进步群众中提干，更激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光荣感，觉得“能和汉人平起平坐，有了自己人为
人民说话的权利”，“真正和大军成了一家”。由对我军怀疑、戒备转向信赖、亲近，有的主动报告匪情，有的直接参加捕捉匪首。如公安三团在马鞍底活捉潜匪副司令刘汉清、师长董登文等匪首，就是在苗族群众带领下捉到的。
对股匪的政治瓦解也做到办法多样，动员一切力量参加，形成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对俘匪和投诚者均做到不打、不骂、不虐待、不侮辱、不杀害，伤者及时抢救，死者按其民族习俗埋葬，允许家属、亲友探望。藏族叛匪鲁直七林负重伤被我抢救后，五次冒险进山，喊话动员四五十名叛匪投诚。投诚匪首余拉金对我仍有疑虑，提出按彝族风俗喝鸡血酒交朋友，我一个连长马上答应，他深受感动，相信大军说话算话，主动上山将他的余部几十人喊了回来。有的民族仍是政教合一，视上层为本族领袖，影响很大。我进入藏族地区平叛时，做到不进寺院，不干涉宗教活动，不触犯民族忌讳，感动了根觉活佛，自愿找叛匪谈判，10天争取了173名叛匪投诚；雷公寺活佛色登百长3天即叫回438个叛匪：德钦、中甸、维西三个县的和平解放，就是先争取了吉福、喜饶等活佛之后，在他们协助下实现的。
对于逃往境外的股匪，边防部队的宣传、派侦察员等办法是必要的，但主要还是利用在境内的民族上层、匪众家属亲友、俘匪和投诚者的影响和工作，造成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作用很大。从1952年到1956年，边防部队共召集大、小座谈会8000多次，重点宣传我对投诚人员的政策。行动上也确实做到对匪亲属不歧视、不株连，生活困难的同样得到帮助救济；对投诚者，做到开欢迎会，安排其生活、工作……事实教育感动了群众。在1953年的春季政治攻势中，保山就有497人出境探亲访友，带出去大量的宣传品和“安全回家证”；金平县勐拉区出境者达127人，带出家信72封；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土司、头人，如召存信、雷春国、蒋家杰等人，也积极参加带口信、写信等劝说工作，作用更大。1952年投诚者占歼匪总数的60%，到19五十四年即上升到90%强；投诚的大队长以上的匪首，也由1952年的33人上升到19五十四年的81人；回国投诚的重要土司、头人由2人增加到8人；有些较大较顽固的匪首，如刁家柱、王书青、周英等人也在身上暗藏着我之“十项公告”和“安全回家证”……经过几次大的政治攻势，匪特的欺骗明显失灵，匪众零星回国投诚的一直未断。
这场持久的剿匪斗争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做到国内净化，重点转到对国外蒋残匪柳元麟部的隔界斗争。斗争形式也由进剿转向小股袭扰和反袭扰、潜入破坏和反潜入破坏的斗争。在云南剿匪斗争的同时，我兵团十五军之主力还奉命参加了贵州剿匪、西昌战役和川南剿匪。在西南军区的直接指挥下，到1950年11月赴朝鲜作战止；该军歼匪28股10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5.19万。

注：胡荣贵，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昆明军区副政委；王非，历任第四兵团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云南军区军训处处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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