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中国抗战时期伪军现象的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7:38:57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10-5 16:31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回忆一下当年抗战时那些枪口对着同胞的人们。他们的记录留给我们民族沉重而屈辱的一笔，这一笔因为太过不光彩，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然而，这些是我们民族发生过的事实，认真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无法闭着眼睛翻过这一页。
一、抗战前期的基本形势
自1931年东北沦陷以来，虽然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备战，并与纳粹德国达成军事合作协议，用钨矿等物资换军备，但在内主要是以压制、亲日为主，大量放弃华北地区的主权，导致华北以“自治”为名已事实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蒋介石政府如果在1931至1935年间努力坚持抵抗或认真整肃军备，对财政极度紧张而内部并不团结的日本（当时日本陆海军分歧严重，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间也无良好沟通，东北尚未消化，大本营并无战争准备）而言，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然而十年所谓黄金时期，国家并未认真面对工业建设，全国的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有退无进，全国工业仅集中在纺织等行业中，精力大部用在内部清洗、建立独裁政权力量上，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干脆退出了华北。军队进行的现代化强差人意，德式枪械固然好用，但是要用钱买或用物资去换的，而且国军何尝真正德化，大部分部队只是用了德制的轻武器而已，部队素质、军队建设仍是老一套，与正规职业军队相差很远。
1937年战事开启时，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战事并不关注。美国境内的孤立主义甚嚣尘上，而英法的绥靖政策能连欧洲都不管，指望外人来帮忙实在不切实际，此时军备仍然是依靠德国。由于轴心国间的约定，如果中国对日本宣战，则三国要同时对中国宣战。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一压力是不可忍受的，尤其是当时在和德国做军火生意。当时中国对德重要的出口物资是钨，因为钨的材质硬，是制作穿甲弹弹头的重要材料。这些钨后来装备在德国装甲师和反坦克炮的炮弹里，成为其进攻绥靖政策的英法的利器。
不能宣战，却又不得不战，中国当时只好选择“抗战”的说法，即你打我就抗，你不打我就不抗。国力衰弱、工业不能自主时无论十里洋场多么繁华，都只能是这 种下场，何况十里洋场的繁华中，很少一部分是中国自已的资金。当时的“焦土抗战”其实是基于这一种考虑，即日本的国力弱小，进攻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能获得局部胜利，但其国力无法支撑全面长期的战争，如果在占领的地方不能以战养战，而是不断地消耗资源，则最终会有打不下去的时候。这种战略对大而弱的国家而言或许是比较能见效的选择，但它是以放弃领土时毁掉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为代价的，而且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国民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性来支持政府的作战而非资敌，焦土抗战实施得彻底的地方，往往当地百姓要受的牺牲也是最大。尽管当时国民以高昂的士气支持过了1937、1938年日军进攻最为凌厉的时期，但是指望它能支撑八年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有可持续的凝聚力。
二、抗战凝聚力与伪军起源
在持续凝聚力这一点上，国民政府没有很好地尽到职责。尽管全国民众都在民族存亡的呼声中支持，国民政府在改变自身腐朽的政治体制与没落的军事状况上仍是步履蹒跚。中国国内的土地兼并与民生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政府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改善，从而使基层民众在最初的支持激情过后，仍然面对着各级压榨与落后的政治。抗战各级军事组织不仅派系林立，除了蒋介石谁也不能指挥国民政府的军队（有时蒋介石也指挥不动地方系军队），最高军事委员会被人为设得错综复杂、政出多门又无人负责，而且中央军内也分派系，各部队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绝大部分情况下各级军事指挥员都清楚军队是自已的身家，一旦拚完自已也就一文不名，因此在作战时都瞻前顾后，不到刺刀架到脖子上不用心。而蒋介石的手腕也做得极绝，象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反而失掉了42军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倍至；打到后来，地方系有南昌会战的云南第1集团军，中央系有常德会战的方先觉，有中条山战役的一触及溃，这些都是军事政治上失掉凝聚力的体现。事实上基层官兵的凝聚力本来也很脆弱，全靠上级的号召与督导，例如南京保卫战前期同日军血战的官兵，在主帅遁走后立即士气全失，数千数千地任日本兵屠杀。
2 无法翻过“伪军”这一页——中国抗战时期伪军现象的思考zt
当时中国国内亟需解决土地问题，而国民政府显然不可能象共产党政权那样以没收土地的方式彻底解决，但是较为平和的缓和手法都没有采取，整个政权阶层就是由既得利益阶层构成，从而使广大乡村基层民众对政府难有更多认同。这一点，日本非常清楚且比中国意识得更早。在日本看来，在中国使用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来统治和控制占领区，从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可行的。因此伪军在这个时候便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所谓伪军，在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便已存在，那是在东北的伪满州国军，主要是由原东北军组成，也包括当地招募的土匪等。在七七事变以前，由于这支部队与抗联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反游击经验，并且日军在基层都有派驻顾问或指挥，伪满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比后来的伪军要强一些。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大批华北部队编入伪军序列。当时的伪军主要是两类：伪满州国军和华北伪军。华东也开始出现伪军，但在规模上远不能与二者相比。1938年时，中国东北以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平心而论，此时的伪军现象尚不十分严重，也不在对华作战中占据太重要的地位。但1938年后，正面战场开始出现相持情况，抗日军队间相互矛盾严重，不仅国共两党出现兵戎相见，国军内部派系问题也大为突出，靠一时的激情已难以维系高昂的士气。而国民政府更是推出"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结果伪军数量急剧攀升。作战时战局不利，在上级许可下投降是职业军人的选择，二战时除苏联和日本外各国都认可这种做法，并尽力保护已方战俘的安全，但公开许可作战部队这样做的后果则是严重的，尤其是许可这些部队去协助敌人作战。
从汪伪政府建立并获轴心国“外交承认”起，中国当时就在国号上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一个南京政权，一个重庆政权，各有一边的“外交认可”并保持高层的相互接触，而且居然使用一样的旗帜（一开始汪伪的青天白日旗还有一条黄带区别，后来去掉了）、一样的国号、一样的口号，双方都号称正统，而且都是国民党的高层人物，都拥有大批高层官员的支持，这样造成的混乱不仅是纸面上的，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于重庆政府而言，这样的混乱有利于政治上的多边博弈：一面是共产党人，虽然弱小但是潜力很大；一面是日本人，由于对华作战消耗巨大，日本当时希望在巩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结束战事，一片一片地消化吞来的领土资源；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汪伪政权的存在一方面是一个危胁，但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的一个外交缓冲，坐视部队投降日本，协助其与共产党军队相争，对已方并非无益。而日本人十分清楚伪军与国民党军的渊源，也尽量避免让伪军对国民党军作战，以防这些人又逃回去。日本人的意图是不断地发动攻势敲击国民党政府，迫其投降或在日本要求的条件内讲和；汪伪是希望有实力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获得对中国的统治，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一面不承认汪伪政权、对日抗战，一面坐视军纪溃散、默许部分部队投敌钳共并派要员与汪伪接洽，以图与日本达成某些共识，同时对日本的攻势作战，也经常积极防御，不让日本轻易得手，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极有信心能拖到日本垮掉，不肯答应日本停战。国民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准备“大反攻”，一直在说反攻的兵力准备都不足，只是包围边区的兵力一定足，投降的兵力一定足，形成的反差实在太明显。让人心酸的是当时外交上获得大国认可的“中国政府”同时有重庆和南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汪伪政权则向英美苏宣战，无论二战是盟国还是轴心国胜，中国都会是“战胜国”，也注定了都享受不到战胜国的待遇。 倘使这是在智力游戏里，可以说几方都是政治高手。但在血淋淋的战争与民族存亡关头出现这样的游戏，对普通士兵来说，未免太高深了些。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想精忠报国，有的是想混饭吃，有的是土匪收编，还有的干脆就是被强拉来的。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自已的指导思想，连自已的作战任务也不清楚，是用于抗日还是降日反共都只在政客股掌间的玩弄，则在最初全民支持抗战的高潮过后，凝聚力便可想而知了
作者： 以史为友 2005-10-5 16:31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回忆一下当年抗战时那些枪口对着同胞的人们。他们的记录留给我们民族沉重而屈辱的一笔，这一笔因为太过不光彩，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然而，这些是我们民族发生过的事实，认真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无法闭着眼睛翻过这一页。
一、抗战前期的基本形势
自1931年东北沦陷以来，虽然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备战，并与纳粹德国达成军事合作协议，用钨矿等物资换军备，但在内主要是以压制、亲日为主，大量放弃华北地区的主权，导致华北以“自治”为名已事实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蒋介石政府如果在1931至1935年间努力坚持抵抗或认真整肃军备，对财政极度紧张而内部并不团结的日本（当时日本陆海军分歧严重，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间也无良好沟通，东北尚未消化，大本营并无战争准备）而言，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然而十年所谓黄金时期，国家并未认真面对工业建设，全国的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生产有退无进，全国工业仅集中在纺织等行业中，精力大部用在内部清洗、建立独裁政权力量上，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干脆退出了华北。军队进行的现代化强差人意，德式枪械固然好用，但是要用钱买或用物资去换的，而且国军何尝真正德化，大部分部队只是用了德制的轻武器而已，部队素质、军队建设仍是老一套，与正规职业军队相差很远。
1937年战事开启时，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战事并不关注。美国境内的孤立主义甚嚣尘上，而英法的绥靖政策能连欧洲都不管，指望外人来帮忙实在不切实际，此时军备仍然是依靠德国。由于轴心国间的约定，如果中国对日本宣战，则三国要同时对中国宣战。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一压力是不可忍受的，尤其是当时在和德国做军火生意。当时中国对德重要的出口物资是钨，因为钨的材质硬，是制作穿甲弹弹头的重要材料。这些钨后来装备在德国装甲师和反坦克炮的炮弹里，成为其进攻绥靖政策的英法的利器。
不能宣战，却又不得不战，中国当时只好选择“抗战”的说法，即你打我就抗，你不打我就不抗。国力衰弱、工业不能自主时无论十里洋场多么繁华，都只能是这 种下场，何况十里洋场的繁华中，很少一部分是中国自已的资金。当时的“焦土抗战”其实是基于这一种考虑，即日本的国力弱小，进攻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能获得局部胜利，但其国力无法支撑全面长期的战争，如果在占领的地方不能以战养战，而是不断地消耗资源，则最终会有打不下去的时候。这种战略对大而弱的国家而言或许是比较能见效的选择，但它是以放弃领土时毁掉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为代价的，而且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国民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性来支持政府的作战而非资敌，焦土抗战实施得彻底的地方，往往当地百姓要受的牺牲也是最大。尽管当时国民以高昂的士气支持过了1937、1938年日军进攻最为凌厉的时期，但是指望它能支撑八年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有可持续的凝聚力。
二、抗战凝聚力与伪军起源
在持续凝聚力这一点上，国民政府没有很好地尽到职责。尽管全国民众都在民族存亡的呼声中支持，国民政府在改变自身腐朽的政治体制与没落的军事状况上仍是步履蹒跚。中国国内的土地兼并与民生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政府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改善，从而使基层民众在最初的支持激情过后，仍然面对着各级压榨与落后的政治。抗战各级军事组织不仅派系林立，除了蒋介石谁也不能指挥国民政府的军队（有时蒋介石也指挥不动地方系军队），最高军事委员会被人为设得错综复杂、政出多门又无人负责，而且中央军内也分派系，各部队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绝大部分情况下各级军事指挥员都清楚军队是自已的身家，一旦拚完自已也就一文不名，因此在作战时都瞻前顾后，不到刺刀架到脖子上不用心。而蒋介石的手腕也做得极绝，象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反而失掉了42军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倍至；打到后来，地方系有南昌会战的云南第1集团军，中央系有常德会战的方先觉，有中条山战役的一触及溃，这些都是军事政治上失掉凝聚力的体现。事实上基层官兵的凝聚力本来也很脆弱，全靠上级的号召与督导，例如南京保卫战前期同日军血战的官兵，在主帅遁走后立即士气全失，数千数千地任日本兵屠杀。
2 无法翻过“伪军”这一页——中国抗战时期伪军现象的思考zt
当时中国国内亟需解决土地问题，而国民政府显然不可能象共产党政权那样以没收土地的方式彻底解决，但是较为平和的缓和手法都没有采取，整个政权阶层就是由既得利益阶层构成，从而使广大乡村基层民众对政府难有更多认同。这一点，日本非常清楚且比中国意识得更早。在日本看来，在中国使用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来统治和控制占领区，从军事和政治上都是可行的。因此伪军在这个时候便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所谓伪军，在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便已存在，那是在东北的伪满州国军，主要是由原东北军组成，也包括当地招募的土匪等。在七七事变以前，由于这支部队与抗联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反游击经验，并且日军在基层都有派驻顾问或指挥，伪满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比后来的伪军要强一些。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大批华北部队编入伪军序列。当时的伪军主要是两类：伪满州国军和华北伪军。华东也开始出现伪军，但在规模上远不能与二者相比。1938年时，中国东北以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平心而论，此时的伪军现象尚不十分严重，也不在对华作战中占据太重要的地位。但1938年后，正面战场开始出现相持情况，抗日军队间相互矛盾严重，不仅国共两党出现兵戎相见，国军内部派系问题也大为突出，靠一时的激情已难以维系高昂的士气。而国民政府更是推出"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结果伪军数量急剧攀升。作战时战局不利，在上级许可下投降是职业军人的选择，二战时除苏联和日本外各国都认可这种做法，并尽力保护已方战俘的安全，但公开许可作战部队这样做的后果则是严重的，尤其是许可这些部队去协助敌人作战。
从汪伪政府建立并获轴心国“外交承认”起，中国当时就在国号上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一个南京政权，一个重庆政权，各有一边的“外交认可”并保持高层的相互接触，而且居然使用一样的旗帜（一开始汪伪的青天白日旗还有一条黄带区别，后来去掉了）、一样的国号、一样的口号，双方都号称正统，而且都是国民党的高层人物，都拥有大批高层官员的支持，这样造成的混乱不仅是纸面上的，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于重庆政府而言，这样的混乱有利于政治上的多边博弈：一面是共产党人，虽然弱小但是潜力很大；一面是日本人，由于对华作战消耗巨大，日本当时希望在巩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结束战事，一片一片地消化吞来的领土资源；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汪伪政权的存在一方面是一个危胁，但另一方面也是与日本的一个外交缓冲，坐视部队投降日本，协助其与共产党军队相争，对已方并非无益。而日本人十分清楚伪军与国民党军的渊源，也尽量避免让伪军对国民党军作战，以防这些人又逃回去。日本人的意图是不断地发动攻势敲击国民党政府，迫其投降或在日本要求的条件内讲和；汪伪是希望有实力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获得对中国的统治，而国民党政府则是一面不承认汪伪政权、对日抗战，一面坐视军纪溃散、默许部分部队投敌钳共并派要员与汪伪接洽，以图与日本达成某些共识，同时对日本的攻势作战，也经常积极防御，不让日本轻易得手，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极有信心能拖到日本垮掉，不肯答应日本停战。国民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准备“大反攻”，一直在说反攻的兵力准备都不足，只是包围边区的兵力一定足，投降的兵力一定足，形成的反差实在太明显。让人心酸的是当时外交上获得大国认可的“中国政府”同时有重庆和南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汪伪政权则向英美苏宣战，无论二战是盟国还是轴心国胜，中国都会是“战胜国”，也注定了都享受不到战胜国的待遇。 倘使这是在智力游戏里，可以说几方都是政治高手。但在血淋淋的战争与民族存亡关头出现这样的游戏，对普通士兵来说，未免太高深了些。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想精忠报国，有的是想混饭吃，有的是土匪收编，还有的干脆就是被强拉来的。如果一支军队没有自已的指导思想，连自已的作战任务也不清楚，是用于抗日还是降日反共都只在政客股掌间的玩弄，则在最初全民支持抗战的高潮过后，凝聚力便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