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司令”萧华小传

1933年初，红军总政治部在江西乐安县凤岗墟召开了第一次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军中的团组织。萧华是会议主持人之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在青年中扩大红军，并创建“青年师”的建议。会议开幕时，周恩来、朱德、顾作霖、王稼祥、杨尚昆、袁国平等总部首长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都来听会并作了报告。开会期间，国民党军的飞机突然前来轰炸。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与会人员撤出开会的祠堂向附近的防空洞中跑去。萧华冲到房外，高声呼喊着组织大家撤退。就在这时，他的头上正有几颗炸弹扔了下来。周恩来眼疾手快，一把将萧华拉进屋子里按倒，并扑在了他的身上。炸弹爆炸了，掀起的气浪卷着泥土冲进房内，打落了他们一身。幸运的是，周恩来和萧华都安然无恙。对于周恩来的救命之恩，萧华一生都念念不忘，后来还曾写诗作为纪念。

1933年9月，在红军总政治部和共青团中央的倡议下，经中革军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亲自点将，要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当时周恩来对17岁的萧华说：“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同时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则是原红4军第12师师长、青年战将陈光。经过动员征集，有1万多名青少年报名参加少共国际师，其中共青团员占到70%以上，全师平均年龄仅为18岁，可以说有着非常好的革命基础。少共国际师成立后，经过了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就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第一仗便是闽北拿口遭遇战，陈光、萧华指挥全师干部战士勇猛出击，前后歼敌3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初战告捷。战后，朱德、周恩来、杨尚昆等总部首长特致电祝贺，称赞少共国际师的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并勉励他们在胜利中要更百倍地提高军事技术，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

由于“左倾”中央的战略方针错误，红军被迫与堡垒推进的优势敌人死打硬拼，损失惨重，苏区遭到步步压缩，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少共国际师也连经团村、将军殿、邱家隘、广昌、大脑寨、驿前镇、石城等数十次残酷战斗，伤亡过半，全师从1万余人减少到了5000余人。继陈光之后担任师长的吴高群（也称吴皋群）亦在团村战斗中英勇牺牲。到长征开始时，少共国际师的师长已换成了独臂战将彭绍辉，政委还是萧华。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萧华还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当时国民党空军在瑞金红军驻地附近投下了一颗炸弹，但却没有爆炸。红军的兵工厂想把弹头取下来进行研究，为了保证人员安全，上级为此作了个硬性规定：任何人不准靠近炸弹，违者一律枪毙。不料萧华和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对此事很好奇，趁晚上不顾禁令去参观了这颗炸弹。结果当场被卫兵发现，全都挨了逮。政治保卫局不管那个，按照上级命令就押着3个人去枪毙。根据当时的规定，政治保卫局属于最高机关单线领导，权力极大，一般军政领导人无权干涉其执行任务，眼看萧华等人已脑袋不保。说来也巧，就在他们被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见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认识刘英、萧华等人，就向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询问了事情原委。之后他就笑了，认为是小孩子闹着玩，没什么大不了的，放了算了。见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发话了，政治保卫局人员便也乐得放人。就这样，萧华他们到鬼门关前走了一回，终于留下了未来的一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长征开始后，萧华和彭绍辉指挥少共国际师（已改称红15师）一路护卫党中央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在历经血战渡过湘江后，全师仅剩下2700余人。1935年1月，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少共国际师根据军委命令被分散编入红一军团各师中，结束了短暂而光辉的战斗历程。除了萧华、陈光、彭绍辉、吴高群外，曹里怀、罗华明、陈正湘、谷广善、何廷一、黄定基、江拥辉、李景瑞、彭盛、宋景华、杨思禄等也是从少共国际师走出来的优秀将领。

在长征途中，萧华相继参加了四渡赤水、进军大凉山、抢渡大渡河、奔袭泸定桥、攻克腊子口、急袭通渭城、激战青石嘴等军事行动，显示了其不仅具有出众的政治工作才能，在军事指挥上也是一把好手。萧华擅长吹铜号，在红4团强渡乌江和红1团17勇士抢渡安顺场的战斗中，身为政治工作队负责人的萧华亲自在岸边吹起了冲锋号，鼓舞着突击队员们勇猛地飞渡天险。到了长征后期，萧华还担任了红一军团第2师政委、红军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1大队政委等职，分别与陈光、杨得志搭档，配合兄弟部队一路征战，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萧华担任了红一军团第1团政委，继续与团长杨得志搭档，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杨得志后来曾回忆：“1935年10月（应为11月），我们团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萧华同志身穿单衣，顶着刺骨寒风，带领部队冲进了直罗镇，我们和兄弟部队一道消灭了镇内的敌人，毙敌109师师长牛元峰。”

1935年12月，萧华被调到红一军团第2师担任政委。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萧华与师长刘亚楼指挥红2师先头突击队从绥德县沟口强渡黄河，在晋军的黄河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配合主力长驱东进。在这次东征最为残酷激烈的兑九峪战斗中，萧华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中弹负伤。萧华后来对这次战斗回忆道：“（1936年）3月10日清晨7点钟，我军发起了攻击。开始打的比较顺利，但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后，却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敌人利用山边的窑洞固守，集中炮火向我军轰击，炮火之猛烈是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少见的。我们占领的山头，黄土全被翻了过来。我当时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刚跳下一个土坑子，突然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觉得裤脚里湿漉漉的，低头一看，血已经流到脚面上。这才发觉左腿受了伤。警卫员把我背到洼地里，这时看到四师的部队正继二师之后向前挺进。”

由于阎锡山的晋军顽强抵抗，加上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增援，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在完成扩红筹款的任务后，遂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此后，萧华又与杨得志搭档，率领红2师参加了西征甘肃、宁夏和山城堡等战斗，战绩颇佳，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画上了句号。

在红军时期，萧华经受了严酷的战争考验，从一名“儿童团”成长为主力师级将领，其时才不过21岁。萧华在政治工作方面尤其出色，对部队的思想动态非常敏锐，善于宣传鼓动，重视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因此博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罗荣桓等人的称赞。萧华长期在红一军团工作，也与军团长林彪关系很熟。按照林彪后来所谓的用人“双一”（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标准，萧华与罗瑞卿、刘亚楼、杨成武、黄永胜等人一同成为了林彪的亲信爱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很快开赴山西前线作战。萧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副主任，随部队出征山西，首战便参加了名震中外的平型关战斗。1937年10月，萧华改任第115师343旅政委。不久，他与343旅旅长、老搭档陈光和参谋长陈士榘指挥部队驰援娘子关，又取得了广阳大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需物资。

1938年年中，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萧华率一部兵力和一批干部开赴冀鲁边平原地区，统一领导冀鲁边的抗日斗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受命后，萧华很快率部东进冀鲁边区，充分发挥军政全才能力，一边发动群众扩大队伍，一边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萧华出任司令员兼政委。能不能在冀鲁边地区站住脚，关键在于如何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部和鹿钟麟部的虎视眈眈。其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听说萧华不过是个22岁的青年人，对他很是轻视，蔑称萧华为“娃娃”，企图将其挤走。不料双方一经接触，沈鸿烈才知道“娃娃司令”满腹韬略，能力惊人，不由连连称叹。萧华有理有节，耐心说服了沈鸿烈，双方达成抗日协议，为抗日挺进纵队扎根冀鲁边打开了空间。在稳住了沈鸿烈后，萧华集中力量打击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收买的反动民团武装，成功分化瓦解了“冀鲁联防”，一举赢得了主动。此后，萧华领导冀鲁边区军民放手发展，在日伪顽军间游刃有余，使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巩固，边区的武装力量扩大到2万余人，并进一步发展到津南、鲁北的广大地区。从此，八路军“娃娃司令”的名字便在冀鲁边不胫而走，也成为了萧华一生的一个标志性称呼。

在山东，萧华相继担任了八路军343旅政委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委，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鲁西行政公署主任等职。协助老领导、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指挥山东部队抗击日伪，讨伐顽军，粉碎敌人的“扫荡”与“蚕食”，开辟和扩大根据地，同时领导整风运动、精兵简政、部队建设等各项工作，使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此期间，经过毛泽东与罗荣桓等人的安排，23岁的萧华与15岁的四川姑娘王新兰结成了眷属。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从华北、华东和华中抽调10万部队、2万干部挺进东北，掀开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序幕。萧华协助罗荣桓实施指挥，使山东部队从陆、海两路源源北运，顺利进入了东北。此后萧华也到达东北，担任了东满人民自卫军（又称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后又改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对部队初步进行了整编，同时合并建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二级军区。萧华被任命为南满军区政委，程世才任司令员。他们指挥部队迅速“分散安家”，开展剿匪反霸，建立地方政权等工作。由于国民党军不断向东北腹地推进，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萧华、程世才指挥南满部队节节抗击敌人，相继在营口、沙岭、本溪等地与敌展开激战。在四平保卫战结束后，趁国民党军主力尚猬集四平之际，萧华、吴克华等指挥南满部队发起鞍(山)海(城)战役，先后歼敌第60军184师3300余人，并迫使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2700多人起义。毛泽东当时专门致电表扬了南满军区：“鞍山战斗打得很好。”

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军区和部队又作了大幅度调整。其中将南满军区改称辽东军区，由萧华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3、第4纵队，辽宁、辽南军区和3个直属分区。不久，萧华又兼了辽东省委书记职务。当年10月，进行了著名的新开岭战役。在萧华统筹全局及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等人战场指挥下，步步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布阵伏击，经过艰苦战斗歼灭了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军第25师。以伤亡2128人的代价毙伤敌团长以下3150人，俘敌少将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以下5877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首创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范例。战后，毛泽东和林彪均致电南满部队，称赞他们“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创造了“东南满自卫战辉煌成绩”等。
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遭到重大挫折，北满和南满也被国民党军隔开，一时无法相互照应。面对国民党军以主要兵力大举向南满进攻，南满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长期作战减员严重，且得不到休整，地方政权亦遭到地主武装破坏难以进行正常工作，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在军事指挥上，南满部队也犯了分兵把口的错误，形不成有力的拳头，反而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更加严重的是，南满党政军领导人内部意见不统一，萧华、江华、曾克林、吴克华、程世才、罗舜初等领导人之间多有分歧，对于坚持南满产生了怀疑，反映到军事上就是不敢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致使形势愈加恶化。对此，担负南满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的萧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时刻，他没有坚持正确意见，导致领导决心涣散。

对于南满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局面，林彪等中共东北局领导人非常焦急，多次开会进行研究解决。后来他们决定派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陈云、副总司令兼第一参谋长萧劲光去南满解决问题。陈云、萧劲光风尘仆仆赶到南满，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分局并加强辽东军区的领导力量，由陈云担任辽东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萧劲光担任军区司令员，萧华改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随后，陈云、萧劲光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坚持南满的决心。1946年12月11日，由萧劲光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七道江会议。会上，一些南满领导人仍然信心不足，满口叫苦，不想在南满坚持下去。萧劲光一时说服不了众人，只好将陈云请来了七道江。陈云是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还是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威望很高，他能去南满也有了一锤定音的效果。陈云在会上详细分析了南满形势，阐述了坚持南满的必要性，最后坚决拍板：坚持南满！。至于萧华这时的表现，后来有资料称“萧华积极拥护陈云同志代表东北局作出的正确决定，表现了坚强的党性。”

此后，在陈云、萧劲光、萧华等人领导下，南满部队连续进行了四保临江作战。加上林彪指挥北满部队为呼应南满而进行的三下江南作战，南北互相配合，先后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胜利粉碎了东北国民党军首领杜聿明策划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东北解放战争至此出现了重大转折，东北民主联军已经逐步扭转了四平保卫战后的不利局面，从被动防御转为了主动进攻。

在1947年中，萧劲光、萧华等又指挥南满部队相继参加了东北夏季、秋季、冬季攻势，配合民主联军主力不断打击敌人，从而彻底掌握了战争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时成立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5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开始围攻长春。为便于组织攻击，成立了第一前方指挥所，调萧劲光担任司令员，萧华担任政委。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卫立煌口称的“二萧”，就是指此时。由于攻打长春的外围战出师不利，林彪等人改变决策，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9月，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发起辽沈战役。根据东野司令部命令，在原第一前方指挥所机关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萧劲光仍任司令员，萧华仍任政委，指挥部队继续围困长春。在围城期间，萧劲光和萧华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积极开展政治攻势，终于促使守城的国民党曾泽生部第60军、李鸿部新7军先后起义和投诚，最后和平解放了长春。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加入平津战场作战。萧华这时调任为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经过精心组织后，指挥大量炮兵和战车由喜峰口、冷口出冀东，夜行晓宿隐蔽迅速向关内进军，一举兵围平津，在攻打天津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共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萧华被任命为第十三兵团政委，司令员则是程子华。6月，林彪、萧克等率四野主力渡过长江执行解放中南的任务。然而萧华没有随部队南下，而是奉命担任了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于7月下旬率团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说起来其中也有段故事。当年还是在长征的时候，萧华曾经被缺席选为国际共产主义青联第六届执行委员。这次匈牙利共产党邀请还未建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派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毛泽东将其视为是展示中国共产党人风采的一次难得机会，对之非常重视。本来最初选定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是廖承志，但时值建国前夕，廖承志负责的统战和侨务工作很是繁杂，一时脱不开身。毛泽东想起了萧华在长征时期的国际青联委员职务，加上这是中共对外派出的第一个大型友好使团，意义重大，不容有失，因而派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带队在政治上和安全上都有保障。如此一来，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就落到了萧华头上。这次的代表团阵容也很庞大，除了精心确定的来自社会各界的青年代表外，还有一个青年文工团和一个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了150人。其中，就有郭兰英、王昆、孙维世、陈家康、郑天翔、李伯钊、吴学谦、丁里等知名人物。萧华率团出访后不辱使命，在出访沿途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展示了新中国人的风采，广撒了友谊的种子，并被选为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他们后来又应邀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1950年1月，萧华才率代表团回国。

在萧华率团出访期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决定组建人民空军。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萧华担任空军政委，二野第17军军长王秉璋担任空军参谋长。1949年8月，刘亚楼就带着工作人员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商谈援助组建中国空军的事宜。11月11日，中央军委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萧华回国后，立即向当年在红2师时的搭档刘亚楼报到，投入了筹备组建人民空军的紧张工作。他们四处奔走，从陆军部队大量选调人才，挖掘技术人员，筹建航校、空军机关和空军战斗部队，真可谓是日理万机。然而，还没等萧华对空军工作完全熟悉起来，1950年6月，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建议下，他又奉命调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到任后，萧华与傅钟、甘泗琪等副主任一同，协助罗荣桓进行了重建总政治部和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的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保卫东北，以防万一，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四第十三兵团部队配第十五兵团指挥部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进驻东北保卫边防，必要时出动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时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萧华分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和副政委。然而由于粟裕身体有病迟迟未愈，萧劲光忙于海军工作，萧华忙于总政治部工作，最终三人均未到职。后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挂帅带兵入朝作战。萧华虽然未能到职援朝参战，但仍协助罗荣桓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并竭力帮助志愿军解决实际困难。1952年6月，萧华还亲自前往朝鲜前线，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和检查指导政治工作。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萧华时年39岁，是上将以上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1956年9月，萧华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不久，他又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主任任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同时也累坏了身体。1956年9月，由于心绞痛反复发作，罗荣桓担心病情贻误工作，便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由总干部管理部改称）部长等职务。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并根据他的建议任命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继任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不久，萧华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当时中央军委下设了八总部领导体制，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年仅40岁的萧华便成为八总部领导人之一，与叶剑英、粟裕、黄克诚、谭政、王树声等元帅大将并列，可见其军中地位。

1958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将总干部部并入总政治部，成为总政治部建制下的干部部，主管全军干部工作。萧华回到总政治部担任了第一副主任。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他参与领导制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诸多重要规章制度，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革命英雄主义运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关注军事院校建设和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为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军队政治工作干部，萧华待人热情，平易近人，善于与下面打成一片，在工作作风的口碑方面一向很好。不过，随着党内军内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幻，有些事情也逐渐起了变化。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幕重大悲剧，并引发了国内政治空气不断“左倾”的连锁反应。在批判彭黄张周的政治斗争中，党内军内有不少人上纲上线，落井下石，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萧华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人查问起不久前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和蒙古八国的事情。作为随团出访人员之一的萧华马上揭发，说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讲话称中国党内有“左”倾的危险，这是不妥的。然后萧华又说出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这就是彭德怀此后被长期诬陷为“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等罪名的重要源头。彭德怀自己不会俄语，后来也有翻译证明当时双方谈话的内容都是一些日常性、礼节性的问候，怎么竟会成了“里通外国”？对此，彭德怀曾激愤地反问：“那种场合，小休息室里都是各国被邀请的客人，怎么能够密谈，如何进行密谈？”然而没有用。大会小会开始集中火力追查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拳脚棍棒齐下，不容分辩，强行铸成冤狱。到了几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尽管一直未能查到有关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任何实据，但刘少奇、毛泽东仍然在讲话中指责彭德怀“有国际背景”，“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等。已经在挂甲屯闲居的彭德怀知道后，不禁悲愤填膺，如此刚强的一个汉子竟然大哭了一场。此后彭德怀给中央写了著名的“八万言书”为自己辩诬，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开始对他进行审查。

庐山会议结束后，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继续批判揭发彭德怀、黄克诚，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萧华受命与罗瑞卿、谭政担任了大会秘书长，表现非常活跃。会议期间，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长征过草地期间红三军团曾杀了红一军团的人，罗瑞卿也帮腔说是彭、黄搞的。黄克诚忍无可忍，反击称人是罗瑞卿杀的。罗瑞卿大怒，非要追查这个“谣言”是从哪出来的。一来二去，追到了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少将身上。钟伟当场作证，指出他当时就在红三军团搞收容，有些伤员实在走不动了，眼看着要掉队，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怕他们落到敌人手里会暴露机密，下令开枪打死了人。这怎么成了三军团杀了人呢？钟伟仗义执言，令罗瑞卿等人非常尴尬。萧华看着事情要僵，于是就带着保卫部门人员把钟伟押走了。这件事后来被隐去罗瑞卿、萧华的名字写到了有关彭德怀的纪实文学中，流传甚广。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军事俱乐部”成员，对其均进行了莫须有的错误批判。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指示继续在党政军高级机关进行反“右倾”运动，解决中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右倾”危险。后来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发展成为以党内为主的全国性运动，先后打出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上被株连人员，总人数达到了600多万，造成了党内人人噤声的恶劣局面。在此期间，萧华受中央军委派遣，前往沈阳军区，坐镇军区四级干部会议，主持对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的揭发批判。经过揭批诱供，最后整出了一个《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给邓华定性为“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此后，邓华被撵出军队，转业到四川担任副省长。

萧华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系列表演实为令人不齿，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娃娃司令”的前半生可谓辉煌顺利，中年以后却做了很多荒唐事，以致留下青史诟病，令许多崇敬他的人感到痛心。归根到底，个人操守的不坚定是主要原因。相比于黄克诚、万毅、钟伟，哪怕是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批彭黄的谭政，萧华都相差甚远。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弱点，萧华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更是错手连连，越滑越远。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加入平津战场作战。萧华这时调任为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经过精心组织后，指挥大量炮兵和战车由喜峰口、冷口出冀东，夜行晓宿隐蔽迅速向关内进军，一举兵围平津，在攻打天津的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共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萧华被任命为第十三兵团政委，司令员则是程子华。6月，林彪、萧克等率四野主力渡过长江执行解放中南的任务。然而萧华没有随部队南下，而是奉命担任了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于7月下旬率团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说起来其中也有段故事。当年还是在长征的时候，萧华曾经被缺席选为国际共产主义青联第六届执行委员。这次匈牙利共产党邀请还未建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派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毛泽东将其视为是展示中国共产党人风采的一次难得机会，对之非常重视。本来最初选定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是廖承志，但时值建国前夕，廖承志负责的统战和侨务工作很是繁杂，一时脱不开身。毛泽东想起了萧华在长征时期的国际青联委员职务，加上这是中共对外派出的第一个大型友好使团，意义重大，不容有失，因而派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带队在政治上和安全上都有保障。如此一来，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就落到了萧华头上。这次的代表团阵容也很庞大，除了精心确定的来自社会各界的青年代表外，还有一个青年文工团和一个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了150人。其中，就有郭兰英、王昆、孙维世、陈家康、郑天翔、李伯钊、吴学谦、丁里等知名人物。萧华率团出访后不辱使命，在出访沿途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展示了新中国人的风采，广撒了友谊的种子，并被选为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他们后来又应邀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1950年1月，萧华才率代表团回国。

在萧华率团出访期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决定组建人民空军。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萧华担任空军政委，二野第17军军长王秉璋担任空军参谋长。1949年8月，刘亚楼就带着工作人员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商谈援助组建中国空军的事宜。11月11日，中央军委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萧华回国后，立即向当年在红2师时的搭档刘亚楼报到，投入了筹备组建人民空军的紧张工作。他们四处奔走，从陆军部队大量选调人才，挖掘技术人员，筹建航校、空军机关和空军战斗部队，真可谓是日理万机。然而，还没等萧华对空军工作完全熟悉起来，1950年6月，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建议下，他又奉命调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到任后，萧华与傅钟、甘泗琪等副主任一同，协助罗荣桓进行了重建总政治部和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的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保卫东北，以防万一，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四第十三兵团部队配第十五兵团指挥部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进驻东北保卫边防，必要时出动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时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萧华分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和副政委。然而由于粟裕身体有病迟迟未愈，萧劲光忙于海军工作，萧华忙于总政治部工作，最终三人均未到职。后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挂帅带兵入朝作战。萧华虽然未能到职援朝参战，但仍协助罗荣桓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并竭力帮助志愿军解决实际困难。1952年6月，萧华还亲自前往朝鲜前线，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和检查指导政治工作。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萧华时年39岁，是上将以上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1956年9月，萧华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不久，他又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主任任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同时也累坏了身体。1956年9月，由于心绞痛反复发作，罗荣桓担心病情贻误工作，便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由总干部管理部改称）部长等职务。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并根据他的建议任命谭政继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继任总干部部部长职务。不久，萧华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当时中央军委下设了八总部领导体制，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年仅40岁的萧华便成为八总部领导人之一，与叶剑英、粟裕、黄克诚、谭政、王树声等元帅大将并列，可见其军中地位。

1958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将总干部部并入总政治部，成为总政治部建制下的干部部，主管全军干部工作。萧华回到总政治部担任了第一副主任。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他参与领导制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诸多重要规章制度，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革命英雄主义运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关注军事院校建设和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为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军队政治工作干部，萧华待人热情，平易近人，善于与下面打成一片，在工作作风的口碑方面一向很好。不过，随着党内军内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幻，有些事情也逐渐起了变化。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幕重大悲剧，并引发了国内政治空气不断“左倾”的连锁反应。在批判彭黄张周的政治斗争中，党内军内有不少人上纲上线，落井下石，起到了很恶劣的作用。萧华便是其中的一个。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人查问起不久前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和蒙古八国的事情。作为随团出访人员之一的萧华马上揭发，说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讲话称中国党内有“左”倾的危险，这是不妥的。然后萧华又说出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这就是彭德怀此后被长期诬陷为“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等罪名的重要源头。彭德怀自己不会俄语，后来也有翻译证明当时双方谈话的内容都是一些日常性、礼节性的问候，怎么竟会成了“里通外国”？对此，彭德怀曾激愤地反问：“那种场合，小休息室里都是各国被邀请的客人，怎么能够密谈，如何进行密谈？”然而没有用。大会小会开始集中火力追查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拳脚棍棒齐下，不容分辩，强行铸成冤狱。到了几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尽管一直未能查到有关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任何实据，但刘少奇、毛泽东仍然在讲话中指责彭德怀“有国际背景”，“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等。已经在挂甲屯闲居的彭德怀知道后，不禁悲愤填膺，如此刚强的一个汉子竟然大哭了一场。此后彭德怀给中央写了著名的“八万言书”为自己辩诬，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开始对他进行审查。

庐山会议结束后，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继续批判揭发彭德怀、黄克诚，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萧华受命与罗瑞卿、谭政担任了大会秘书长，表现非常活跃。会议期间，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长征过草地期间红三军团曾杀了红一军团的人，罗瑞卿也帮腔说是彭、黄搞的。黄克诚忍无可忍，反击称人是罗瑞卿杀的。罗瑞卿大怒，非要追查这个“谣言”是从哪出来的。一来二去，追到了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少将身上。钟伟当场作证，指出他当时就在红三军团搞收容，有些伤员实在走不动了，眼看着要掉队，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怕他们落到敌人手里会暴露机密，下令开枪打死了人。这怎么成了三军团杀了人呢？钟伟仗义执言，令罗瑞卿等人非常尴尬。萧华看着事情要僵，于是就带着保卫部门人员把钟伟押走了。这件事后来被隐去罗瑞卿、萧华的名字写到了有关彭德怀的纪实文学中，流传甚广。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军事俱乐部”成员，对其均进行了莫须有的错误批判。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指示继续在党政军高级机关进行反“右倾”运动，解决中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右倾”危险。后来运动范围不断扩大，发展成为以党内为主的全国性运动，先后打出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上被株连人员，总人数达到了600多万，造成了党内人人噤声的恶劣局面。在此期间，萧华受中央军委派遣，前往沈阳军区，坐镇军区四级干部会议，主持对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的揭发批判。经过揭批诱供，最后整出了一个《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给邓华定性为“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此后，邓华被撵出军队，转业到四川担任副省长。

萧华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系列表演实为令人不齿，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娃娃司令”的前半生可谓辉煌顺利，中年以后却做了很多荒唐事，以致留下青史诟病，令许多崇敬他的人感到痛心。归根到底，个人操守的不坚定是主要原因。相比于黄克诚、万毅、钟伟，哪怕是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批彭黄的谭政，萧华都相差甚远。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弱点，萧华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更是错手连连，越滑越远。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等人被调离军委和总部领导岗位。1959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军委委员从12人增至21人，林彪、贺龙、聂荣臻成为副主席，萧华也成为了军委委员之一。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肖向荣等6人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同时，增补萧华为军委副秘书长，协助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工作。至此，萧华成为了军队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1960年底谭政也遭到批判，被撤掉了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萧华主持对总政治部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整风”，继续揭发批判谭政等人，结果又打出了一个包括谭政、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欧阳文等人在内的“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按照常理来论，谭政下台，罗荣桓有病，总政的另两位副主任傅钟、甘泗琪也受谭政牵连而挨批，第一副主任萧华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应该是顺理成章了。但是毛泽东没有急于任命，而是将罗瑞卿、萧华找来，向他们咨询总政主任的继任人选问题。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自然不能再去总政，萧华也不会傻到自己来毛遂自荐，于是二人都建议让罗荣桓复出。如果毛泽东有心让萧华接班，此时就必须得有所表示了。然而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罗、萧的建议，于是还在养病的罗荣桓就重新出任了总政治部主任。这件事要说萧华心里没意见，那还真不能信。后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决定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主席说，萧华同志和罗荣桓同志一起主持总政工作很合适！罗出场有点古人味，这样很好，梅兰芳在台上，即使不唱戏，台下的人也不会说话的。”对此，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道：“毛主席这番话，很显然是嫌萧华能力和干劲都不足。为了照顾萧华的面子，林总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说的。”

1963年12月，罗荣桓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此后，第一副主任萧华主持了总政工作。直到1964年9月，中央军委才任命他为总政治部主任。经过多次调整，中央军委这时已实行了三总部领导体制，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由罗瑞卿、萧华、邱会作执掌。加上空军的刘亚楼，海军中又插进了李作鹏，可以说三军种、三总部中主要都由林彪的亲信来掌权了。罗荣桓在世时竭力主张任用干部要“五湖四海”，照顾山头，并多次向毛泽东建言。然而毛泽东、林彪根本不听他的，终于逐渐搞成了“双一”（即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干部主导了全军大部分重要岗位的局面。毛泽东曾写诗吊唁罗荣桓，“国有疑难可问谁”。人家都多次建议了，你也没听，还问谁呢？

1964年2月，萧华染上了肝炎，不得不离职到杭州养病。在此期间，他经常想起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革命战友，有时不免泪湿枕畔。萧华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以长征题材写一部组诗，以纪念牺牲的烈士，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动笔后，他日思夜念，反复琢磨，反复修改，不顾转氨酶升高和身体消瘦，凭着一股激情连续战斗了半年，终于完成了这部组诗，并用毛泽东《七律•长征》诗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组诗的总题目。萧华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激动地说：“我写长征组诗，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萧华于1965年3月将这部组诗交给了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几位作曲家进行谱曲。经过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等人的妙手打磨，一鼓作气完成了任务，并定名为《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当年8月1日，在纪念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长征30周年前夕，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将《长征组歌》搬上了北京人民剧场的舞台，一时在首都引起了巨大轰动。《长征组歌》以其奔腾磅礴的气势、感人至深的情愫、悦耳悠扬的曲调征服了无数观众，迅速流行于全军，继而风靡全国。1966年6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他特别亲点战友文工团带着《长征组歌》随其出访。在访问途中，《长征组歌》先后演出了几十场，也受到了访问国观众的强烈喜爱，达到了宣传中国革命历史、增进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长征组歌》自诞生起，50年来已演出了1000余场，仍常演不衰，成为了中国“红色经典”作品中的一颗明珠。

在60年代前半期，罗瑞卿、刘亚楼、杨成武、萧华可以说是林彪在军中最为亲信的将领。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来的，与林彪的历史关系很深。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关系也随之出现了裂痕。刘亚楼因患肝癌于1965年5月去世，躲过了身后的政治狂澜；罗瑞卿身兼军委、总参、国防部和国务院数职，是军队中的大忙人，权势很大。然而他逐渐与林彪养病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走得很近，因此引起了林彪的警惕。加上罗瑞卿作风强势，不讲究工作方法，也引起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的不满；杨成武是总参第一副总长，还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军队中实权很大。他是个聪明人，竭力保持着与林彪和罗瑞卿的密切关系，但以林彪为主，不轻易动摇；萧华则机会主义多了，一度与罗瑞卿走得很近，惹得林彪不高兴，还特地给萧华打了招呼。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终于引起了一连串的洗牌激变。

罗瑞卿在1964年号召并推动了全军的“大比武”活动，一时搞得热火朝天。然而这大大惹恼了林彪，他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突出政治”，主张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在他的压力下，全军比武活动只好终止。这实际上是批评了罗瑞卿，但仍给他留了面子。然而罗瑞卿心里却不服，还说了一些抵制的话，导致林罗二人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为罗瑞卿的最终垮台准备了条件。在林彪的授意下，杨成武、萧华出面批评大比武，为已经造成的影响降温。但是这一来却惹恼了在大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军队大员们。在1965年初召开的军委办公会议上，杨勇、杨得志、张宗逊与主持会议的萧华吵成一团，赖传珠、陈再道、王必成、皮定钧、秦基伟、黄新庭等各总部各大军区负责人也都支持二杨一张，会议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在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上，罗瑞卿遭到突然打倒，被撤销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等职务，军队再次面临洗牌。本来在上海会议上中央已原则决定，由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萧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然而有一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不同意萧华当军委秘书长，其中杨成武是意见比较尖锐的一个。他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指萧华任军委秘书长），我们军队今后能够清除罗瑞卿的影响吗？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很明显，杨成武认为萧华先前与罗瑞卿走得很近，属于“问题干部”，不宜担任军委秘书长这个要职。由于有分歧，所以会后杨成武、叶剑英先后由中央任命履职，萧华却被搁下了。萧华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与罗瑞卿划清界限，向中央表白自己，他很卖力地投入了随后的批罗运动。

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中央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受命主持会议。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升级，最终被扣上了“篡军反党”的帽子。罗瑞卿悲愤不已，跳楼自杀以明志，却只是摔断了腿。会议期间，萧华和杨成武、谢富治均作了系统性发言，非常积极地揭发批判罗瑞卿，起到了预期的重要作用，为罗瑞卿的政治生命钉上了棺材板。看到多年的亲密战友“跳了冰棍”（邓小平语），不知道杨成武、萧华等人是如何感想。

文革爆发后，天下大乱，军队也受到严重冲击。终于，轮到了萧华自己。本来他一度仍受到重用，还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及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期间，萧华与杨成武等人护卫左右，表现出了一片忠心耿耿。但是由于在历史上萧华和江青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文革开始后又在一些事情上对江青不够恭敬，加上林彪对萧华也有意见，导致他终于被算了账。

1967年1月19日，叶群、江青、陈伯达等人在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上对萧华群起而攻之，指责他反对江青，不配再主持总政工作，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主持会议的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与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在请示了周恩来后，指示今天的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不料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回去后却在军区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加上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被造反派抢走，致使消息泄露。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长征组歌》刚诞生一年多，很讽刺是不？）就到位于景山东街的萧华家里来抓人。好在萧华非常机敏，听到不对后就从后门跑到总政副主任傅钟家，又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的住所躲藏。

第二天，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继续开。萧华一到会上就遭到了江青等人的严厉质问，逼他说出昨晚去了哪里。为了保护叶帅，萧华支支吾吾不答腔。徐向前问了几遍没结果，生气了，对着萧华拍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叶剑英见状非常气愤，也拍了桌子，大声说道：“萧华昨天晚上到了我那里，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由于用力过猛，后来发现叶帅竟拍断了自己的右手掌骨远端。两位老帅对着拍桌子，与会众人都很震惊，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这件事当时被渲染成是“大闹京西宾馆”。会后江青等人向毛泽东告了状，叶剑英也向林彪告了状。林彪从叶剑英和叶群那里知道了事情原委后，以其一贯的行事作风向毛泽东请示，提出“叶剑英是不是想搞什么事情”？对此，毛泽东作出批示：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毛泽东当时还不打算“火烧”萧华，在与周恩来商量后，指示要保萧华。3月3日晚上，周恩来出席人民大会堂有六千人参加的萧华检查会时，当场激动地说：“萧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嘛！《长征组歌》我都会唱，我们为什么不唱呢？……。” 叶群也改了口，说萧华是“几任总政主任当中最好的一个主任”，“萧华是得到林彪一贯信任的”等。萧华暂时算是过了关，并在所谓“二月逆流”后接替徐向前主持了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工作，还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967年5月中旬，发生了文革初期著名的“五一三事件”，直接导致了萧华的迅速倒台。当时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中，群众组织都分成两大派。一派叫“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亦称“老三军”），人数较少，主张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即所谓保守派；另一派叫“三军造反派”（亦称“新三军”），是造反派，人数较多，主张打倒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两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而中央文革小组理所当然是支持造反派，杨成武、萧华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也随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三军造反派”。于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严重冲击，不得不东躲西藏，其中邱会作还被造反派关在地下室里，连打带饿，弄了个半死。幸得林彪力保老部下吴、李、邱，及时伸手救援，才没有使他们被打倒。另一方面，萧华虽然支持造反派，但江青却看他不顺眼，就借着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扣上“压制造反”、“两面派”等罪名遭到打倒之机，联合代表林彪的叶群等人要揪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结果1月19日江青一发难，萧华就被自己支持的造反派抄了家。当时萧华便是处于这样矛盾错综复杂的风口浪尖之中，稍一不慎，就将堕入深渊。

1967年4月下旬，周恩来曾作出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并强调说：“你们联合演出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看。五一演好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还可以继续演。”到了5月1日，战友文工团各派联合组织了演出，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5月23日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日子，部队的文艺团体自然要发起纪念活动。“老三军”所属的一些女演员可以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泽东跳舞，于是她们就向毛泽东反映情况，说是在团内受压，连排练节目都停了。毛泽东就叫秘书徐业夫去找叶群，要叶群支持她们。叶群得知毛泽东支持少数派，很快热情地接待了这些“通天”的女演员，问她们想做点什么。女演员们说想排练一些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演出。叶群马上代表林彪表示支持她们，并建议再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人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进行演出。这样经过串连以后，“老三军”一派计划于5月13日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进行演出。如此一来，就变成了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进行演出，而不是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演出，直接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成为了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叶群支持“老三军”演出，于是空军、海军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吴法宪、李作鹏、郑维山等也成为了“老三军”一派的后盾。 “新三军”的造反派闻讯后，指责“老三军”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扬言要去冲击“老三军”的演出。他们自恃有中央文革支持，把这次演出看成了是与军队中保守派组织的大决战，决心一定要把事情闹大，促使中央文革出面，从而一举打垮保守派。萧华得知“老三军”一派要单方面进行演出后，为避免演出时发生不测事件，要求海军、空军和北京军区文革办公室采取措施，约束下属文艺团体，执行周总理的指示。5月13日，肖华又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公室：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然而“老三军”一派自恃背后有人撑腰，决定演出不变，同时做好了进行武斗的准备。

5月13日晚上演出开始前，萧华和陈伯达到了现场。看到眼前这阵势就不对，萧华劝大家不要演，然而没人听他的。陈伯达知道“老三军”背后有林彪、叶群支持，江青则存心要看萧华的笑话，于是便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这时，叶群来电话表示支持演出，并传达这也是林彪、江青的指示，不要听萧华的。根据林彪的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还派卫戍区部队来保护演出现场。结果“新三军”一派果然前来冲击演出（由此被称为“冲派”），双方爆发大规模武斗，前来增援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在人民大会堂汇报的萧华再次赶到现场，这时陈伯达也被江青派来了，他们批评了坚持演出的一派和维护现场不力的部队。此前萧华虽然支持造反派，但“老三军”一派也没有与萧华为难。现在萧华表态批评演出派，“老三军”的人认为萧华是存心压制他们，对萧华的态度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事后，“老三军”一派将大字报贴上了街，甚至贴到了天安门广场，指责萧华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要打倒肖华。叶群则代表林彪率领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的领导人，到医院慰问了“老三军”一派受伤人员，并向他们赠送了语录本和毛主席像章。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文革开碰头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列席参加，根据林彪、叶群的指示告了萧华的状。江青虽然也出面慰问了武斗中受伤的“新三军”一派人员，但乐得见萧华倒霉，于是也表态支持批判萧华。

曾作出指示要求两派联合演出的周恩来的态度很是关键。武斗发生后，他出面批评了两派的武斗行为，并表示萧华是执行命令的。然而周恩来很快了解到支持“老三军”演出的是林彪、叶群，吴、李、邱都是执行林叶的指示。更为重要的是，支持“老三军”出来演出竟然还有毛泽东的意思！林彪、叶群费这么大劲儿坚持“老三军”进行演出，甚至不惜发生武斗事件，后面果然还有来头。而一直号召造反的江青等人在“五一三事件”后，却没有支持鼓动造反派进行大规模反击，反而表态支持批判萧华，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周恩来何其聪明，很快便领悟了“五一三事件”背后的一系列玄机。于是，周恩来也迅速转向表态支持“老三军”，与林彪、叶群达成了一致。而“老三军”一派则有恃无恐，大量贴出了叫嚣要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将其堵在京西宾馆中围攻批判，把萧华斗得抬不起头来。由于毛泽东此时并未表态真的要打倒萧华，在林彪的授意下，后来萧华暂时去了西山中央军委驻地躲避。

5月23日，“老三军”一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演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林彪不仅派叶群出席观看演出，并再次派遣北京卫戍区部队到现场保护。这次，没有人再敢来冲场子了。6月9日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王新亭、邱会作、叶群等人又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一派的演出。陪同观看的还有驻京陆海空三军负责人萧劲光、吴法宪、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李天焕、王宏坤、陈先瑞、张秀川等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对此作了报道。此举大长了“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的志气，标志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为了“林副主席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就此，上述三人从文革初期的被冲击者摇身变成了军中政治红人，并紧紧绑在了林彪的战车上。

折腾了一溜来回后，“五一三事件”的客观结果是：军内造反派失势，“老三军”成为了称雄首都的强大力量，并被林彪一伙所掌握，此前学生领袖和造反派到处乱冲的局面得以改变，北京的形势得到了稳定。而军队在经过几次洗牌后，主要部门已经被林彪及其亲信所控制，继而可以达到全军的稳定，并实现对全国混乱局势的控制。可以说，这是符合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估计的，也是他期望形成的局面。下一步，毛泽东就要借助军队的力量促成在全国实现各派的联合，从而达成他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战略部署。至于中央文革江青一伙，虽然在北京失了势，但全国的群众组织都分为两派，仍然有他们广阔的战场。毕竟他们只是毛泽东战略大棋中的棋子，是耀武扬威，还是唾面自干，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的摆弄。江青等人果然也不负众望，后面更加卖力，直接就弄出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０”事件。

回头来看，萧华不过是“五一三事件”的牺牲品，他的分量还真不是很重。尽管邱会作已经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在总后系统广泛散发批判萧华的材料，但那只算是表面现象。“老三军”再在外边嚷嚷，也动摇不了上头的决心。林彪既然叫萧华躲到西山，而不是扔给“老三军”不管，就说明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抛弃萧华，躲一阵子或许仍可以过关。然而萧华本人却不争气，在西山去看望聂荣臻元帅时，一时没管住自己，竟然惹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女服务员”事件，把聂帅气得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女服务员后来用血写了封告状信，经“老三军”的海军组织“红联总”呈递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让杨成武去查，杨成武便交代总参管理局某政委想办法从女服务员手里拿到了此事相关细节的重要证据。毛泽东一看真是气得发昏，当场便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很快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便传了出去，群众组织冲进总政大院，贴出“萧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上面便有毛泽东的话。

文革结束后，萧华的夫人王新兰专门问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是何时、何地说过那句关于萧华的话。工作人员都表示没听到毛泽东说过这句话。那么，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说过？由于史料的欠缺，还真拿不出最后的结论。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讨论的：一，文革时期尽管假话满天飞，但真要编造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那不是闹着玩的，随时可能被抓起来掉脑袋。“扶不起的天子”这句话如此有名，怎么也没见到官方出面辟谣和抓出造谣的人来？二，“女服务员”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当时化名肖力，是《解放军报》工作人员)就在《解放军报》报社贴出大字报，指责报社总编辑指责赵易亚是萧华在军报的代理人，破坏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李讷何至于如此明火执仗？

事后，江青的一段讲话透露了玄机：“解决萧华的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结果把萧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对解放军不好，是抹黑。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制止，始终没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这样就打偏了。”

此后萧华的处境便急转直下。林彪公开表态，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也代表中央宣布，全军文革小组停止工作，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军委办事组）。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萧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不久萧华就失去了自由，在此之前几个月夫人王新兰也已经被逮捕。上头成立了专案组对萧华进行审查，并于1967年12月拿出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萧华被秘密关押在离总政治部大院不远的一个叫松树胡同的小院里，屡遭刑讯殴打，生活上也受到严重虐待。就这样一连被关了7年，萧华的身体受到了很大损害，胃病严重，埋下了后来因胃癌早逝的隐患。王新兰也被关了3年，罪名是莫须有的“萧华死党、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苏修双料特务”。夫妻二人同陷囹圄，苦难不可言数。后来王新兰被莫明其妙释放了，他到处寻找萧华，并写信向中央申诉，可一直无果。直到“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周恩来过问，才允许王新兰带着儿女们去监狱探望萧华。

到了1974年9月，已经病得很重的毛泽东想起了萧华。他特别在庆祝建国25周年的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人员名单上添加上了萧华和刘志坚。专案组这下慌了，赶紧下令释放萧华，并为他赶制了新军装。然而萧华拒绝出狱，要求专案组拿出给他的文字结论。萧华也够天真，那个年代国家的规章制度已完全被破坏，抓进去放出来不过是上面表示一个意思，哪有保障合法权益的文字结论？专案组没办法，只好去找王新兰。王新兰到了监狱苦劝丈夫，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是是非非现在说不清楚，先回家再说，孩子们都在家等着呢。萧华听了妻子的话，同意出狱。见到阳光时，只见萧华身上穿了8年的旧军装已经烂成一条条，而且全身浮肿，毛孔出血，令人睹之怆然。

1974年9月30日，萧华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已经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见到萧华，上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却没有说出一句话。萧华暂时住在京西宾馆，前来看望他的战友和旧好络绎不绝。许世友更逗，一见萧华哽咽失声：“萧主任，你冤枉啊！”

1975年7月，萧华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由于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太多，军队中的要职也都满了，萧华被放到军事科学院也不能算是太低，毕竟第一政委就是大将粟裕。由于身体很差，萧华也有些心灰意冷，便专注于把自己住的军事科学院宿舍后花园一号楼设计修缮了一遍，存了在此告老安居的打算。不料，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4月，中央军委又任命萧华为兰州军区第二政委。萧华很快离京赴职，他的那所新房子，又进住了被召回军队不久并担任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华上将。回想起18年前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议上萧华对邓华的批判，真是造化弄人。

萧华到了兰州军区任职后，很快与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联合起来排挤打击军区第一政委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致使冼恒汉于1977年6月被免除了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的职务，并接受中央审查。萧华随后继任了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职务。关于萧华、韩先楚与冼恒汉之间的恩怨，目前只有失败者冼恒汉一方的说法，故也不便作出判断。

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萧华被选为了中央委员，并成为了新一届的中央军委委员。萧华在兰州军区一干就是6年多，直到1983年6月调离军队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萧华积极拥护中央决策，并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然，这个“积极拥护”如果做另类解读的话也很有趣。比如萧华在兰州军区积极宣传华国锋，提出了“认识英明领袖、了解英明领袖、熟悉英明领袖、忠于英明领袖”的口号。然而当华国锋被中央批评下台后，萧华又在兰州军区抢先批判华国锋。又如罗瑞卿大将复出后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积极协助邓小平管理军队，并在军队中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8月，罗瑞卿在赴西德治腿期间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萧华闻讯后便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了罗大将。然而很多人都还记得当年上海会议罗瑞卿落难后，萧华是如何积极批判落井下石的，便感到真是很讽刺。于是，有人就送了萧华一个绰号：“风派”。

无独有偶的是，原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也在1983年6月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据说在政协会议期间杨、萧二位上将闲聊时，还开玩笑说：“我们这两个毛主席看上的军队接班人，现在都到政协养老来了，哈哈哈……。”也是，看着罗瑞卿、杨勇、杨得志、张爱萍这些老伙计们一个接一个得到重用，成就了最后的军中辉煌，怎么会不感到有些心酸呢？只能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1984年10月1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建国35周年的盛大阅兵式。萧华穿着一身65式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喜笑颜开地看着威武雄壮的阅兵方队从眼前走过。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并被永久地留在了镜头中。

在退下来的军队高级将领中，萧华还算是年轻的。他分管全国政协的提案工作，就带头经常下基层搞调查研究，为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堪称精神可嘉。进入1985年后，萧华感觉到胃部不适，吃不下东西，且常伴有隐痛。王新兰几次劝他住院检查治疗，萧华都没听，还是忙于下去搞调查和参加政协会议。直到4月中旬参加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后，萧华才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结果极为无情：他被确诊为晚期胃癌。

由于病情发展非常迅速，萧华的身体迅速衰弱了下去。在他被报了病危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赶到萧华的病床前，高度评价了这位闻名遐迩的“娃娃司令”：“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985年8月12日，萧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9岁。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悄悄给妻子留下了一个条幅：“永葆青春。题赠新兰，萧华。”

说萧华，萧华到。

毛刘都说彭是“里通外国”，凭什么萧华不能揭发？错在哪？

金猴降妖 发表于 2016-4-1 17:38
说萧华，萧华到。

毛刘都说彭是“里通外国”，凭什么萧华不能揭发？错在哪？
错在他毫无根据第一个揭发呀。毛刘说彭可是在萧华揭发的基础上。

做人做太绝了，没想到还有平反。被卖了。

40就上将啊

花帅拍桌子拍裂了掌骨的原因是因为他家的女护士被萧强奸了吗？

传说中的花将军

BDSM 发表于 2016-4-1 18:03
花帅拍桌子拍裂了掌骨的原因是因为他家的女护士被萧强奸了吗？
那是半年后的事，是在聂帅家。我后边写了，现在审核呢。叶帅拍裂掌骨不是生气萧华，而是为了保萧华，与要揪萧华的徐帅对拍桌子。

中共有名的色将

错在他毫无根据第一个揭发呀。毛刘说彭可是在萧华揭发的基础上。
怎么没有说道肖被俘的事？

那是半年后的事，是在聂帅家。我后边写了，现在审核呢。叶帅拍裂掌骨不是生气萧华，而是为了保萧华，与要 ...
看来徐帅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跟江顾问是配合无间啊！

pepper_220 发表于 2016-4-1 18:10
怎么没有说道肖被俘的事？
所谓萧华被俘是文革中的诬陷，萧华指挥东挺从来没有被俘过。

BDSM 发表于 2016-4-1 18:14
看来徐帅这个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跟江顾问是配合无间啊！
徐在担任组长后一度很积极，像赵尔陆、邱会作都是他三令五申被从避难的地方喊回来的，结果都遭到噩运。赵尔陆横死，邱会作半死。

徐在担任组长后一度很积极，像赵尔陆、邱会作都是他三令五申被从避难的地方喊回来的，结果都遭到噩运。赵 ...
WG中的戚是否真如他所说 领导过内卫？

pepper_220 发表于 2016-4-1 18:21
WG中的戚是否真如他所说 领导过内卫？
WG中的戚是谁？

WG中的戚是否真如他所说 领导过内卫？
戚本禹？不大可能吧？

戚本禹？不大可能吧？
他出自中办 这个没有疑问

人品不行！。。

萧华这样的人还谈什么操守？

china歼31 发表于 2016-4-1 18:00
40就上将啊
38岁，最年轻的上将。

BDSM 发表于 2016-4-1 18:03
花帅拍桌子拍裂了掌骨的原因是因为他家的女护士被萧强奸了吗？
是聂帅家的，叶帅拍桌子是因为文革的问题。

pepper_220 发表于 2016-4-1 18:40
他出自中办 这个没有疑问
要是戚本禹那就是吹了。中办不等于8341，正如不论是林彪也好军委办事组也好，没有毛的命令一个排都调不动。同理，没有汪东兴的命令中办无人能调动8341。戚本禹一个不过得宠只有一年多的小爬虫欺负田家英那样的行，想调兵不可能。

就这样，萧华他们到鬼门关前走了一回，终于留下了未来的一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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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枪毙了就好了，至少后来没有两少一宽的乱邦政策了

隼鹰 发表于 2016-4-1 19:36
就这样，萧华他们到鬼门关前走了一回，终于留下了未来的一位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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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少一宽不能囫囵吞枣。从史实上来说，其出台正是全国性的严打期间，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这个与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是一致的，不是胡耀邦或是什么人的发明。而且把两少一宽非和胡耀邦一起连的人要不就是对历史不清楚，要不就是逢胡必骂不讲道理。在当时除中央集体决策外，政法口归彭真主管，他的意见是主要的。

两少一宽不能囫囵吞枣。从史实上来说，其出台正是全国性的严打期间，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这个与建国 ...
起码耀邦要承担最主要责任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1 19:41
两少一宽不能囫囵吞枣。从史实上来说，其出台正是全国性的严打期间，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这个与建国 ...
是的，确实冤枉啊。我支持沈兄的判断，这个青年将军，操守确实不怎么纯

理性批判 发表于 2016-4-1 20:52
起码耀邦要承担最主要责任
不争论。。

彭总被污蔑里通外国而痛苦时，不知道是否反省过一年前说粟裕告洋状有多过分。

肖不过人品有问题，军事指挥也一般，适合做政委。作风嘛，大家懂的。

china歼31 发表于 2016-4-1 18:00
40就上将啊
39.可怕的是他18岁就是红一的师政委了。

BDSM 发表于 2016-4-1 18:03
花帅拍桌子拍裂了掌骨的原因是因为他家的女护士被萧强奸了吗？
那是二月逆流，和肖华没关系。
而且女服务员是聂家的。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1 19:41
两少一宽不能囫囵吞枣。从史实上来说，其出台正是全国性的严打期间，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这个与建国 ...
第一，凭什么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
第二，以个人意志干预法律对吗？
第三，他是总书记，他的话就像圣旨，下面执行的结果只能是宁无限宽也不敢严。这点他难道不该负责吗？
第四，他还改了很多毛时代很好的民族政策，人为扩大民族差别，有兴趣去西部少民区了解了解就知道了

天佑中华1949 发表于 2016-4-1 21:12
第一，凭什么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
第二，以个人意志干预法律对吗？
第三，他是总书记，他的话就像圣 ...

对这个事情不争论。我只是告诉你一点，“他是总书记，他的话就像圣旨”这是一句笑话。发圣旨的总书记会被一个“生活会”搞下台，连党的组织原则都没遵守吗？

中国人都知道，80年代谁的话在中国“就像圣旨”。

楼主真是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