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就钓岛与美军官交锋 美方坦承战争非选项

两个人、两个大国军人,理性,刚性,真实,自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中美外交场景复杂纷繁,而类此者无。戴旭是我老部下,现在国防大学任教,颇了解。视野宏阔,思想奔放,家国情怀,校内外、军内外广受好评。马伟宁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决策项目部主任、“红队”指挥官、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双方虽军衔不高,却“门当户对”,所以,对话意义便超出二人范畴。其对话内容亦然,除两国、两军外俱是世界级政治、军事话题,高屋建瓴。
这种双方中级军官、高级学者点对点的交谈乃至交锋,是中美两国、两军交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国家对国家、军队对军队、代表团对代表团的面对面对话,他们这种单枪匹马式的“过招”,显得非常尖锐和深刻,其间有握手言欢也不乏鼓角争鸣。这种真实,看起来是“交手”,其实是一种“交”“心”的境界。上兵伐谋,攻心为上。而这正是军事的精髓和外交、政治的最高目标。两个人对弈比两群人下棋更耐看,无他,宁静以致远,奇思出妙着。高山之巅伫立的永远都是孤独的背影,思想天空上翱翔着的也永远是寂寥的心声。故,我并不因二人对话之场面小声音弱而忽视。且其中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双方对于钓鱼岛中美冲突话题和最终解决方案,戴旭以欧亚大陆做棋盘推演论证,马伟宁坦承战争非美选项。我支持并鼓励这种“锥子互刺”式的探究,开诚布公式的交流。国防大学担负着外训任务,与外军交流十分广泛,中美高级军事学者这种高质量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在中美两军交流史上,这种样式是“空前”的,希望不要“绝后”。
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美国筹谋世界重点也是在琢磨中国。中美互相把对方弄明白,世界上的事就好办;而中美若复杂,世界就无法简单。当下,中美经济关系强,政治关系弱,军事关系若即若离。而军事恰恰是国际关系最真实的方面。一些地方学者总觉得双方战略互疑,这感觉主要就来自军事方面。所以,中美军事关系如何发展、如何演变,是一篇大文章。如何破题?双方国家和军队都在思考。而戴旭和马伟宁以对话形式,千里走单骑,隐隐有春秋侠士、秦汉武士之风。美国年轻,军气刚劲;我军未老,英风犹存!二人观点如何姑且不论,于勇武一节,首先就值得点赞!有血性、敢担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内涵。我常说,思想之树常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给思想者特别是年轻的思想者以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军队是青年的集体,要么身体年轻,要么思想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就是按照一帮年轻校官的设计打的。英国的富勒和法国的戴高乐都提出装甲兵进攻理论,最后被德国的古德里安采纳,被隆美尔发扬光大。四个人都是校官。日本素来没有哲学,但石原莞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看到世界将面临东西方文明大决战,他也是个校官。校级军官承上启下,是军队的中坚。校官的品质决定着军队的品质。
德国军队是近代军制的创新、创建者。原来普军老气横秋,有六十多岁的营长,八十多岁的将官。年老体衰,思想僵化,国王沉迷于华丽的军装和表演性演习。但万幸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敢于正视自己,敢于大刀阔斧进行自我改革的军队。近代世界最宏伟的军改大剧,在柏林军事学校校长沙恩霍斯特的导演下开幕了。他是个爱思考的人,当过军事杂志编辑,写过军事论文。在军队服役时,他痛感军事体制陈旧,面对采用新型体制的拿破仑,他提出普鲁士很难打防御战,应主动出击法军。但国王胆小怕事,幻想和平,终致大败亏输。沙恩霍斯特搞了一个“军事协会”,利用军校条件,招揽军中头脑开放的军官,设计普军的军事改革。被世界广为仿效的总参谋部制于此发端。这些人中,就有二十多岁的克劳塞维茨。在论资排辈根深蒂固的军中,沙恩霍斯特敢于大胆启用年轻的思想者,气魄直追汉武帝。
众所周知,德军后来威赫一时。“二战”虽败,但对现代战争艺术的贡献无法否认。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赞扬沙恩霍斯特这位“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的伟大军人。而沙恩霍斯特的门生克劳塞维茨,影响更是超出军界和国界。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这位“德军改革之父”和战争思想者,是中国军队特别是军校和高层机关应该重点研究的“现象”。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世界级创新大师?这个“问号”叩击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一个“独尊儒术”带来万马齐喑。高山之巅无美树,大树之下无美草。漫长史书,政治家招贤纳士如汉高祖如唐太宗者凤毛麟角。
近代以来,中国相对于世界最大的差距是战略思想的荒芜。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最有眼光的人也不过是写了《海国图志》,教国人知道国外有国,可是这个工作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而此时,美国的战略家席华德已经在帮林肯设计太平洋商业帝国了。之后,清朝大臣争论塞防还是海防,而美国的另一个战略家马汉已经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准备了“制海权”理论。眼界差了多少?如果把国家比公司,美国从一个小地区代理公司起家,百来年做到垄断全世界的规模,靠的是什么?不就是思想家“引路”、军事家“开路”、政治家“驾驶”嘛。
当年晚清中日之战、中欧之战都是人才之争的结果。曾国藩上书咸丰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光绪帝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结果,清朝这个数百年的“大企业”,最后由于“乏才”而“破产”、而“家破人亡”。
思想枯竭、精神萎靡,使晚清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变革统统难落实处。暮鼓晚钟,百年回响。今日中国争衡世界,争什么,怎么争,归根结底不还是人才吗?孙子几千年前比较两国胜负时的五大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将”就是决定因素之一。打仗,打“将”,永远如此。而打“将”,主要打的就是思想。
由二人对话,有感而发人才之论,实是情不自禁。中国全面的军事变革拉开帷幕。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国防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的战略任务,必须开风气之先。以改革的劲风,荡涤嫉贤妒能、空谈误国之风,淘汰滥竽充数、琐屑颟顸之辈,打破资格、颠覆惯例,提供条件让有真知灼见的人脱颖而出。http://w.huanqiu.com/r/MV8wXzg3NjkxNjdfMjVfMTQ1ODg2NTkyMA==两个人、两个大国军人,理性,刚性,真实,自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中美外交场景复杂纷繁,而类此者无。戴旭是我老部下,现在国防大学任教,颇了解。视野宏阔,思想奔放,家国情怀,校内外、军内外广受好评。马伟宁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决策项目部主任、“红队”指挥官、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双方虽军衔不高,却“门当户对”,所以,对话意义便超出二人范畴。其对话内容亦然,除两国、两军外俱是世界级政治、军事话题,高屋建瓴。
这种双方中级军官、高级学者点对点的交谈乃至交锋,是中美两国、两军交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国家对国家、军队对军队、代表团对代表团的面对面对话,他们这种单枪匹马式的“过招”,显得非常尖锐和深刻,其间有握手言欢也不乏鼓角争鸣。这种真实,看起来是“交手”,其实是一种“交”“心”的境界。上兵伐谋,攻心为上。而这正是军事的精髓和外交、政治的最高目标。两个人对弈比两群人下棋更耐看,无他,宁静以致远,奇思出妙着。高山之巅伫立的永远都是孤独的背影,思想天空上翱翔着的也永远是寂寥的心声。故,我并不因二人对话之场面小声音弱而忽视。且其中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双方对于钓鱼岛中美冲突话题和最终解决方案,戴旭以欧亚大陆做棋盘推演论证,马伟宁坦承战争非美选项。我支持并鼓励这种“锥子互刺”式的探究,开诚布公式的交流。国防大学担负着外训任务,与外军交流十分广泛,中美高级军事学者这种高质量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在中美两军交流史上,这种样式是“空前”的,希望不要“绝后”。
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美国筹谋世界重点也是在琢磨中国。中美互相把对方弄明白,世界上的事就好办;而中美若复杂,世界就无法简单。当下,中美经济关系强,政治关系弱,军事关系若即若离。而军事恰恰是国际关系最真实的方面。一些地方学者总觉得双方战略互疑,这感觉主要就来自军事方面。所以,中美军事关系如何发展、如何演变,是一篇大文章。如何破题?双方国家和军队都在思考。而戴旭和马伟宁以对话形式,千里走单骑,隐隐有春秋侠士、秦汉武士之风。美国年轻,军气刚劲;我军未老,英风犹存!二人观点如何姑且不论,于勇武一节,首先就值得点赞!有血性、敢担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内涵。我常说,思想之树常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给思想者特别是年轻的思想者以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军队是青年的集体,要么身体年轻,要么思想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就是按照一帮年轻校官的设计打的。英国的富勒和法国的戴高乐都提出装甲兵进攻理论,最后被德国的古德里安采纳,被隆美尔发扬光大。四个人都是校官。日本素来没有哲学,但石原莞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看到世界将面临东西方文明大决战,他也是个校官。校级军官承上启下,是军队的中坚。校官的品质决定着军队的品质。
德国军队是近代军制的创新、创建者。原来普军老气横秋,有六十多岁的营长,八十多岁的将官。年老体衰,思想僵化,国王沉迷于华丽的军装和表演性演习。但万幸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敢于正视自己,敢于大刀阔斧进行自我改革的军队。近代世界最宏伟的军改大剧,在柏林军事学校校长沙恩霍斯特的导演下开幕了。他是个爱思考的人,当过军事杂志编辑,写过军事论文。在军队服役时,他痛感军事体制陈旧,面对采用新型体制的拿破仑,他提出普鲁士很难打防御战,应主动出击法军。但国王胆小怕事,幻想和平,终致大败亏输。沙恩霍斯特搞了一个“军事协会”,利用军校条件,招揽军中头脑开放的军官,设计普军的军事改革。被世界广为仿效的总参谋部制于此发端。这些人中,就有二十多岁的克劳塞维茨。在论资排辈根深蒂固的军中,沙恩霍斯特敢于大胆启用年轻的思想者,气魄直追汉武帝。
众所周知,德军后来威赫一时。“二战”虽败,但对现代战争艺术的贡献无法否认。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赞扬沙恩霍斯特这位“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的伟大军人。而沙恩霍斯特的门生克劳塞维茨,影响更是超出军界和国界。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这位“德军改革之父”和战争思想者,是中国军队特别是军校和高层机关应该重点研究的“现象”。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世界级创新大师?这个“问号”叩击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一个“独尊儒术”带来万马齐喑。高山之巅无美树,大树之下无美草。漫长史书,政治家招贤纳士如汉高祖如唐太宗者凤毛麟角。
近代以来,中国相对于世界最大的差距是战略思想的荒芜。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最有眼光的人也不过是写了《海国图志》,教国人知道国外有国,可是这个工作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而此时,美国的战略家席华德已经在帮林肯设计太平洋商业帝国了。之后,清朝大臣争论塞防还是海防,而美国的另一个战略家马汉已经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准备了“制海权”理论。眼界差了多少?如果把国家比公司,美国从一个小地区代理公司起家,百来年做到垄断全世界的规模,靠的是什么?不就是思想家“引路”、军事家“开路”、政治家“驾驶”嘛。
当年晚清中日之战、中欧之战都是人才之争的结果。曾国藩上书咸丰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光绪帝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结果,清朝这个数百年的“大企业”,最后由于“乏才”而“破产”、而“家破人亡”。
思想枯竭、精神萎靡,使晚清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变革统统难落实处。暮鼓晚钟,百年回响。今日中国争衡世界,争什么,怎么争,归根结底不还是人才吗?孙子几千年前比较两国胜负时的五大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将”就是决定因素之一。打仗,打“将”,永远如此。而打“将”,主要打的就是思想。
由二人对话,有感而发人才之论,实是情不自禁。中国全面的军事变革拉开帷幕。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说,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国防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军事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的战略任务,必须开风气之先。以改革的劲风,荡涤嫉贤妒能、空谈误国之风,淘汰滥竽充数、琐屑颟顸之辈,打破资格、颠覆惯例,提供条件让有真知灼见的人脱颖而出。http://w.huanqiu.com/r/MV8wXzg3NjkxNjdfMjVfMTQ1ODg2NTky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