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政府长期支持独裁政权 插手越多情况越遭

http://news.ifeng.com/a/20160316/47888289_0.shtml

外媒称，长期以来，大国一直为谋求自然资源、军事安全和经济好处等战略利益而支持令人厌恶的独裁政权。这种关系通常牵涉到多种奖励，其中包括外交胡萝卜：条约和双边协议；财政补助和技术协助等形式的经济援助；训练项目、武器转让乃至部署军队等军事援助。

据美国《外交》杂志网站3月7日报道称，根本目标通常是巩固受惠独裁国家的政权并提高其经济生产力，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在美国，学者和践行者一直围绕此类资助行为固有的道德困境争论不休。自由派批评者表示，利用美国的民主兵工厂帮助铁腕人物欺凌本国民众是矛盾的。现实主义者宁可支持美国了解的恶人，而生怕会出现不了解的更可怕的暴君。也就是说，宁要亲美的国王，而不要反西方的神权国家。

不过，这场辩论忽视了一点，也就是支持独裁政权是否真的有效。或者说，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是否能促进附庸政权的长期稳定。中东的历史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过去数十年的诸多事例中，外来援助适得其反，破坏了此类政权的未来生存。

独裁者由于得到霸主支持而骤然底气十足，往往会对本国社会的要求充耳不闻，忙于暴力镇压而不是建立同盟。当最终爆发严重危机时，独裁者发现自己缺少化解反对派运动所需的国内盟友和选民支持。英国和美国等西方资助者只能远距离操作。的确，残暴独裁政权接受了西方国家慷慨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最终却因革命而垮台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伊拉克，1958年政变推翻了英国安插并不惜重金支持了40年的哈希姆王朝。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而该王朝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其军事实力、政治自信乃至经济增长都依赖美国。在埃及，2011年2月的阿拉伯之春结束了穆巴拉克的专制统治，而该政权自1981年以来从华盛顿获得了将近67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些事例中，大国涉入都维护了10年稳定，然后一切就崩溃了。

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有时候帮忙反而坏事。首先，独裁者像所有政界人士一样，其理性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下去。在民主国家，领导人因为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而获得正当地位，所以生存意味着在下次选举中获胜。不过，在大多数威权国家，由于缺少选举，所以领导人根据他们认定的维护权力的要素来决定支持基础的规模。

其次，独裁者往往希望缔结尽可能小的同盟。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把公民变成利益攸关方，让公民有理由希望政权存续下去（就业、保护、偏袒、福利、代表权和其他好处），从而组建一个大规模同盟。然而，取得这样的正当性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且要受到约束；这样要消耗政府资源，而且要迫使统治者对社会负责。因此，在理想的世界里，独裁者只建立最小的可存续同盟。他们知道，与其耗尽气力通过讨价还价和磋商来赢得社会各界的忠诚，不如镇压他们，这样可以少耗费许多资金，而且也省事得多。

不过，世界从来都不是理想的。中东的2个生动例子说明，一旦独裁政治的原则与国际援助的捣乱手法相遇，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该地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着城市反对派活动兴起的局面：学生、工人、律师、商人和教师要求加强民主和社会正义。以科威特和伊朗为例：在科威特，20世纪30年代末声势浩大的商人反对派令执政的萨巴赫王朝不知所措；在伊朗，国王差点被深得人心的民族主义运动推翻。在这些关键时刻，大国插手或缺席催生了迥然不同的反应。

在科威特，萨巴赫政权请求英国干预，英国却不予理睬，因为伦敦认为没有理由提供枪支、军队或者资金以帮助这个虚弱的统治者镇压造反的民主派。在那个尚未发现石油的时代，科威特只是海湾落后地区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国度，缺乏贸易和军事价值。面对可能遭到推翻的可怕前景，科威特领导人被迫与政治对手讨价还价，学会了如何利用心怀不满的选民（如商人），也学会了如何争取新群体（如什叶派少数派）的支持。

然而，在伊朗，英美密谋在1953年恢复了国王的权力，美国随后源源不断地向他的政权提供支持。华盛顿以经济援助帮助支付公共部门工资，使伊朗成为重要的反苏盟友，还重建了军队和情报机构。巴列维政权被慷慨的援助冲昏了头脑，没有试图从本国社会当中争取支持，忽视或镇压了什叶派神职人员、工会、店主和大农场主等潜在盟友。

这两个国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在1977－1979年的伊朗革命中，激烈的抗议活动和经济瘫痪使得国王不知所措。由于数十年依靠镇压手段和美国的支持，所以政权与社会之间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国王的改革承诺无人理睬。最后，除了屠杀大批伊朗示威者或者邀请美国军队占领伊朗之外，巴列维独裁政权没有任何手段或政策能够和平化解大规模起义。于是，该政权在1979年2月11日灭亡。

相形之下，在科威特，萨巴赫王朝战胜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若干严峻挑战，其中包括油价暴跌、两伊战争的附带影响、伊拉克入侵和推翻王朝的企图。在之前的数十年里，该政权利用石油财富巩固了从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之后开始组建的大规模同盟，所以在海湾战争后，尽管科威特有机会拥立新政权，但大多数科威特人还是欢迎恢复萨巴赫王朝的独裁统治。以有限度的镇压为特征的包容性国家建设使得该政权与社会相互依存，因此即便在动荡时期也能保障稳定。这样的密切关系不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如何，在阿拉伯之春的高潮时期，不少利比亚、叙利亚和巴林抗议者曾邀请西方国家干预并帮助推翻本国政权。

科威特的策略（组建大规模同盟、与社会建立密切关系并且把镇压保持在一定限度）绝不是萨巴赫王朝最青睐的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该政权本来很乐于消灭反对派并重获无人挑战的权力，但英国的不妥协态度杜绝了这种可能性。萨巴赫王朝迫切希望生存下去，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在关键问题（比如减税和允许民众少量参政）上妥协。这使得该政权习惯于通过互让的方式赢得支持。当时看似不太理想的手法打造了数十年后令人艳羡的持久性。尽管西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采取了干预行动，但以往的约定至今仍然有效。科威特人可能会批评本国不民主的政权的统治方式，但很少有人抨击该政权实行统治这一事实。

从突尼斯到埃及，从约旦到巴林，中东各国的类似事例说明了国际援助可能对威权主义构成的影响。独裁者更愿意采取耗费资金较少而且比较省事的镇压手段，而不愿大规模结盟，但如果除此之外的唯一选项就是他们的覆灭，他们就会选择结盟。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威权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执政精英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确实要出现险境，才会迫使掌权者放低身段与大众谈判。

时机也很重要。新政府在成立之初面临关键时刻，统治者摇摇欲坠，反对派蓄势待发，一切充满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外部支持可能会影响体制政策，而这些政策将会影响到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成立什么样的政党或立法班子，启动什么样的工业项目，组建多大规模的军队等等。大国的涉入越深，此类政策就越有可能极具压迫性，与民意脱节，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许多中东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土地改革，但原因不同：20世纪60年代，新独立的摩洛哥政府谋求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以期打造农村支持者的新基础，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则主要是为了摧毁拥有土地的贵族精英，因为该王朝已经开始把这些精英视作威胁。相形之下，在数十年后爆发危机后，霸权支持远不再那么重要。1979年，伊朗国王的政权终结，不是因为它缺乏美国的支持，而是因为它缺乏伊朗人民的支持。大国无法防止其附庸被推翻。

对决策者来说，外国援助与政权持久性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有关短期稳定的重要教训。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可以保障政权存续，但也可能留下破坏性影响，引发其原本意在防止的动荡局面。结束占领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很好的例子：借助美国的大规模支持，新政府暂时击退了叛乱，但是，恰恰由于这些胜利，它们觉得没有必要向制造骚乱的教派和民族群体示好并谈判。结果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了四分五裂的国家，内部裂痕使得民选官员宣称的国家权威成为笑柄。

时至今日，霸权国家仍在支撑附庸政权，因为这些政权的稳定对它们的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美国使馆仍然在伊拉克、约旦和科威特等国占据着重要位置。法国则插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许多西非国家事务。俄罗斯的新老附庸国（白俄罗斯、叙利亚和乌克兰）仍然处在动作不停的莫斯科的阴影下。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重温历史教训对资助国和附庸国都有好处：帮忙可能会坏事。（葛雪蕾译）
http://news.ifeng.com/a/20160316/47888289_0.shtml

外媒称，长期以来，大国一直为谋求自然资源、军事安全和经济好处等战略利益而支持令人厌恶的独裁政权。这种关系通常牵涉到多种奖励，其中包括外交胡萝卜：条约和双边协议；财政补助和技术协助等形式的经济援助；训练项目、武器转让乃至部署军队等军事援助。

据美国《外交》杂志网站3月7日报道称，根本目标通常是巩固受惠独裁国家的政权并提高其经济生产力，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在美国，学者和践行者一直围绕此类资助行为固有的道德困境争论不休。自由派批评者表示，利用美国的民主兵工厂帮助铁腕人物欺凌本国民众是矛盾的。现实主义者宁可支持美国了解的恶人，而生怕会出现不了解的更可怕的暴君。也就是说，宁要亲美的国王，而不要反西方的神权国家。

不过，这场辩论忽视了一点，也就是支持独裁政权是否真的有效。或者说，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是否能促进附庸政权的长期稳定。中东的历史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在过去数十年的诸多事例中，外来援助适得其反，破坏了此类政权的未来生存。

独裁者由于得到霸主支持而骤然底气十足，往往会对本国社会的要求充耳不闻，忙于暴力镇压而不是建立同盟。当最终爆发严重危机时，独裁者发现自己缺少化解反对派运动所需的国内盟友和选民支持。英国和美国等西方资助者只能远距离操作。的确，残暴独裁政权接受了西方国家慷慨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最终却因革命而垮台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伊拉克，1958年政变推翻了英国安插并不惜重金支持了40年的哈希姆王朝。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而该王朝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其军事实力、政治自信乃至经济增长都依赖美国。在埃及，2011年2月的阿拉伯之春结束了穆巴拉克的专制统治，而该政权自1981年以来从华盛顿获得了将近67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些事例中，大国涉入都维护了10年稳定，然后一切就崩溃了。

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有时候帮忙反而坏事。首先，独裁者像所有政界人士一样，其理性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下去。在民主国家，领导人因为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而获得正当地位，所以生存意味着在下次选举中获胜。不过，在大多数威权国家，由于缺少选举，所以领导人根据他们认定的维护权力的要素来决定支持基础的规模。

其次，独裁者往往希望缔结尽可能小的同盟。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把公民变成利益攸关方，让公民有理由希望政权存续下去（就业、保护、偏袒、福利、代表权和其他好处），从而组建一个大规模同盟。然而，取得这样的正当性需要付出高昂代价，而且要受到约束；这样要消耗政府资源，而且要迫使统治者对社会负责。因此，在理想的世界里，独裁者只建立最小的可存续同盟。他们知道，与其耗尽气力通过讨价还价和磋商来赢得社会各界的忠诚，不如镇压他们，这样可以少耗费许多资金，而且也省事得多。

不过，世界从来都不是理想的。中东的2个生动例子说明，一旦独裁政治的原则与国际援助的捣乱手法相遇，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该地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着城市反对派活动兴起的局面：学生、工人、律师、商人和教师要求加强民主和社会正义。以科威特和伊朗为例：在科威特，20世纪30年代末声势浩大的商人反对派令执政的萨巴赫王朝不知所措；在伊朗，国王差点被深得人心的民族主义运动推翻。在这些关键时刻，大国插手或缺席催生了迥然不同的反应。

在科威特，萨巴赫政权请求英国干预，英国却不予理睬，因为伦敦认为没有理由提供枪支、军队或者资金以帮助这个虚弱的统治者镇压造反的民主派。在那个尚未发现石油的时代，科威特只是海湾落后地区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国度，缺乏贸易和军事价值。面对可能遭到推翻的可怕前景，科威特领导人被迫与政治对手讨价还价，学会了如何利用心怀不满的选民（如商人），也学会了如何争取新群体（如什叶派少数派）的支持。

然而，在伊朗，英美密谋在1953年恢复了国王的权力，美国随后源源不断地向他的政权提供支持。华盛顿以经济援助帮助支付公共部门工资，使伊朗成为重要的反苏盟友，还重建了军队和情报机构。巴列维政权被慷慨的援助冲昏了头脑，没有试图从本国社会当中争取支持，忽视或镇压了什叶派神职人员、工会、店主和大农场主等潜在盟友。

这两个国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在1977－1979年的伊朗革命中，激烈的抗议活动和经济瘫痪使得国王不知所措。由于数十年依靠镇压手段和美国的支持，所以政权与社会之间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国王的改革承诺无人理睬。最后，除了屠杀大批伊朗示威者或者邀请美国军队占领伊朗之外，巴列维独裁政权没有任何手段或政策能够和平化解大规模起义。于是，该政权在1979年2月11日灭亡。

相形之下，在科威特，萨巴赫王朝战胜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若干严峻挑战，其中包括油价暴跌、两伊战争的附带影响、伊拉克入侵和推翻王朝的企图。在之前的数十年里，该政权利用石油财富巩固了从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之后开始组建的大规模同盟，所以在海湾战争后，尽管科威特有机会拥立新政权，但大多数科威特人还是欢迎恢复萨巴赫王朝的独裁统治。以有限度的镇压为特征的包容性国家建设使得该政权与社会相互依存，因此即便在动荡时期也能保障稳定。这样的密切关系不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如何，在阿拉伯之春的高潮时期，不少利比亚、叙利亚和巴林抗议者曾邀请西方国家干预并帮助推翻本国政权。

科威特的策略（组建大规模同盟、与社会建立密切关系并且把镇压保持在一定限度）绝不是萨巴赫王朝最青睐的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该政权本来很乐于消灭反对派并重获无人挑战的权力，但英国的不妥协态度杜绝了这种可能性。萨巴赫王朝迫切希望生存下去，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在关键问题（比如减税和允许民众少量参政）上妥协。这使得该政权习惯于通过互让的方式赢得支持。当时看似不太理想的手法打造了数十年后令人艳羡的持久性。尽管西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采取了干预行动，但以往的约定至今仍然有效。科威特人可能会批评本国不民主的政权的统治方式，但很少有人抨击该政权实行统治这一事实。

从突尼斯到埃及，从约旦到巴林，中东各国的类似事例说明了国际援助可能对威权主义构成的影响。独裁者更愿意采取耗费资金较少而且比较省事的镇压手段，而不愿大规模结盟，但如果除此之外的唯一选项就是他们的覆灭，他们就会选择结盟。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威权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执政精英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确实要出现险境，才会迫使掌权者放低身段与大众谈判。

时机也很重要。新政府在成立之初面临关键时刻，统治者摇摇欲坠，反对派蓄势待发，一切充满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外部支持可能会影响体制政策，而这些政策将会影响到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成立什么样的政党或立法班子，启动什么样的工业项目，组建多大规模的军队等等。大国的涉入越深，此类政策就越有可能极具压迫性，与民意脱节，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许多中东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土地改革，但原因不同：20世纪60年代，新独立的摩洛哥政府谋求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以期打造农村支持者的新基础，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则主要是为了摧毁拥有土地的贵族精英，因为该王朝已经开始把这些精英视作威胁。相形之下，在数十年后爆发危机后，霸权支持远不再那么重要。1979年，伊朗国王的政权终结，不是因为它缺乏美国的支持，而是因为它缺乏伊朗人民的支持。大国无法防止其附庸被推翻。

对决策者来说，外国援助与政权持久性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有关短期稳定的重要教训。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可以保障政权存续，但也可能留下破坏性影响，引发其原本意在防止的动荡局面。结束占领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很好的例子：借助美国的大规模支持，新政府暂时击退了叛乱，但是，恰恰由于这些胜利，它们觉得没有必要向制造骚乱的教派和民族群体示好并谈判。结果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成了四分五裂的国家，内部裂痕使得民选官员宣称的国家权威成为笑柄。

时至今日，霸权国家仍在支撑附庸政权，因为这些政权的稳定对它们的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美国使馆仍然在伊拉克、约旦和科威特等国占据着重要位置。法国则插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许多西非国家事务。俄罗斯的新老附庸国（白俄罗斯、叙利亚和乌克兰）仍然处在动作不停的莫斯科的阴影下。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重温历史教训对资助国和附庸国都有好处：帮忙可能会坏事。（葛雪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