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抗战胜利启示录：以“大经济”视角审视抗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1:36:49
http://www.mod.gov.cn/intl/2015-08/20/content_4615053.htm
这是去年纪念抗战胜利时在《中国国防报》发的一篇稿子，原稿与刊载版略有出入，故把公开版的链接一并附上。
以“大经济”的视角审视抗战
关于抗日战争，七十年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当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残。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最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打得老老实实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日本侵华，是中国百余年积弊的总爆发
在此之前，以“经济”为切入点来分析抗战史的文章其实已经很多了。《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
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传统上，中国古人对于“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为了便于区分，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
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有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等，不一而足。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中国的八年抗战乃至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更仅占2.6%；甲午战败后，清庭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就可达3亿6千5百万，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真正的问题恐怕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天平天国运动极大的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除此之外，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而开展洋务运动的东南沿海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除了费效比低下之外，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将大量财富置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这也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将很难有多少底气。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的削弱了“大名”们对地方的控制，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直接达到基层。由此，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两者比较，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赔了多少银子，而是丢失台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至此，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滑向诸侯封建，1900年“庚子之难”时，东南几省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 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宣告彻底崩溃，灭亡便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时间而已。
清朝灭亡之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民政府从历史渊源来说，其主体依然是东南士绅集团。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整个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
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所谓“ 小专制”，是指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近乎是帝王般的权力。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政府权力最多只能下到县一级，而承载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绅宗势力控制，间或有教会参与其中。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
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资源必然被绅宗阶层垄断，对应的政府财政没钱，老百姓更没钱。如此一来，中国只有两条路：挨完，然后赔款，老百姓税负加重，然后造反；自强，搞工业、强军，老百姓还是税负加重，最后还是造反。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清如此，民国依然如此。在这个死循环之下，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中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如今被称为“黄金十年”。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以及面粉厂、纱厂之类的轻工业。而当时中国的钢铁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
在当时，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 85%以上的学都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还要再刨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八年抗战期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延安，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剩枚举，可却很难找到几个会配炸药、造地雷的人才。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除此之外，自清末形成的东重西轻的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照门。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尚算不上很夸张。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中国曾有两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清末洋务运动，一次是民国“黄金十年”，两次机会都被日本人给打断了。可反过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为什么两次经济上的跃升，都如此经不起考验？
从“大经济”看日本对华侵略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是必然的事情。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的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当时远东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几乎都是英国人的地盘。
英国人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向日本输出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扶植其一个“可控”的工业国，以她来制衡沙俄及清帝国。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如今所谓的“日美同盟”，走的其实是同样的路数。
英国人对日本的容忍底线在朝鲜和台湾，因为这个战略要冲是日本履行 “职责”所必须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曾两次想“一鼓作气”吞掉东北，都被英国人在暗中使了绊子，因为一旦日本拥有了自己的资源产地，也就意味着她将彻底“失控”。而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的战火大大的透支了英国的国力，使得她再无力东顾，于是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对其内部而言，政治仍属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有底层来买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路径。
而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耐不住的野心。1920到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到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现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人。恼羞成怒的日本最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报以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半数的钢铁和70%的石油都来自于美国。
日本的侵害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这其中，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其公司章程中即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这两家日本“企业”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企进行挤压。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的民族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大批中资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处绝对优势地位，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还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发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基本生活物资，使根据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你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来，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对方对经济运行无力或无意左右，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而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是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她不再“按规矩出牌”。
而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八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如果要想顺利的打下去，那么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抗战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仅限于杀敌，而是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这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最重要的战绩并不是消灭了多少敌人，是打了多少场正面决战，而是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对日本而言，这种局面下，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得是 “势”的问题。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无非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
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打鬼子，而是要先解决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而所谓民生，最基本则是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足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当时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得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民国时期农村平民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县城、在村口贴一张告示，所有的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于是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正是在一支支不起眼得工作队的坚持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
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曾计划在冀中平原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传统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反倒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由此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中共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到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一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了日伪手中，导致根据地通胀严重。
然而很快，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的发明出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摘自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
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 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
“大经济”与“大安全”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能和七十年前同日而语，我们手中握有这颗星球上少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和外界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从“经济战”的角度说，这恰恰意味着“战线”正在不断的拉长。
从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难看出，对经济建设的评价，仅仅以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是远远不够。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局，由金融、地产、人文构成的GDP，与由粮食、高铁、航空母舰构成的GDP显然不会是一个概念。所谓“经济天下”，不止是要得其财，更要守其业，强其势。
从古至今，“经济”都从没有被局限为一个商业层面的概念孤立存在过。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七十年前的错误在未来再次重演。
再进一步说来。在具体操作中，对经济建设而言，“增长”、“发展”、“安全”三者的权重应该是依次递进的。在未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让地缘安全、军事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不再是狭义上的经济建设的服务者，而是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性依据。
美国在小布什时代，基于提高石油-军工集团的账面入账，轻率的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的结果则是打乱了自己的全球布局，客观上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国际上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这个例子距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而对中国而言，在海外基建投资问题上，未来如果能适当把握一下节奏，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与军事、安全领域的对外扩展达成同步，那么不仅能提高投资的安全度，也可以让国家在守“业”与强“势”方面更加从容。
而在“大经济”观之外，我们同样还需要树立经济领域的“大安全观”。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情况则会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再是单靠自身的经营就能把握得住；另一方面，别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也未必全然是基于账面盈利。
在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种种困局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有由于所在国内部出现骚乱、内战，导致中企不得不放弃前期投资全员撤离的；有中资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遭到当地武装力量威胁的；有所在国利用法律、舆论来恶意打击中资企业的；还有种种商业泄密更是不胜枚举。
与七十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意义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政、商、军、情报四块的“旋转门”模式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争夺经济利益时，通过舆论、法律、外交、情报直至暴力，以多重手段打组合拳，这对人家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举个例子，笔者曾与国内一些风险评估机构进行过交流，在国外，一场看似普通的社交酒会，谁与谁交谈，交谈内容是什么，这些都会有专业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事先设计，并且会对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实时调整，通过零散的外围信息，最终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全貌。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仅仅靠所谓的信誉、惯例或是纸面规则，显然是无从应对的。只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宣传与商务相互通气，相互配合，以“国家队”的形式组团走出去，并且有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专门的情报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经济”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可以摧城灭国的战争手段。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曾通过经济战争先后打垮了鲁国和楚国。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击垮了苏联财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上面临的困局，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间，恐怕任谁也不敢否认其中存在某种关联。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样面临遭遇经济战争的可能。譬如以恶意挤压、并购来打击诸如农业、技术产业来破坏你的产业完整度；通过垄断零售业，以入场标准打击制造商，在特定时期制造价格变动；通过金融领域的刻意做空，来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制造社会动荡……。起码从可操作性上说，上述假设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也的确有人希望实现。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同样需要我们以安全为切入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全部环节，予以通盘考量。
http://www.mod.gov.cn/intl/2015-08/20/content_4615053.htm
这是去年纪念抗战胜利时在《中国国防报》发的一篇稿子，原稿与刊载版略有出入，故把公开版的链接一并附上。
以“大经济”的视角审视抗战
关于抗日战争，七十年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当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残。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最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打得老老实实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日本侵华，是中国百余年积弊的总爆发
在此之前，以“经济”为切入点来分析抗战史的文章其实已经很多了。《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
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传统上，中国古人对于“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为了便于区分，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
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有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等，不一而足。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中国的八年抗战乃至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更仅占2.6%；甲午战败后，清庭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就可达3亿6千5百万，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真正的问题恐怕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天平天国运动极大的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除此之外，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而开展洋务运动的东南沿海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除了费效比低下之外，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将大量财富置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这也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将很难有多少底气。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的削弱了“大名”们对地方的控制，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直接达到基层。由此，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两者比较，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赔了多少银子，而是丢失台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至此，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滑向诸侯封建，1900年“庚子之难”时，东南几省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 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宣告彻底崩溃，灭亡便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时间而已。
清朝灭亡之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民政府从历史渊源来说，其主体依然是东南士绅集团。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整个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
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所谓“ 小专制”，是指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近乎是帝王般的权力。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政府权力最多只能下到县一级，而承载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绅宗势力控制，间或有教会参与其中。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
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资源必然被绅宗阶层垄断，对应的政府财政没钱，老百姓更没钱。如此一来，中国只有两条路：挨完，然后赔款，老百姓税负加重，然后造反；自强，搞工业、强军，老百姓还是税负加重，最后还是造反。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清如此，民国依然如此。在这个死循环之下，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中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如今被称为“黄金十年”。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以及面粉厂、纱厂之类的轻工业。而当时中国的钢铁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
在当时，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 85%以上的学都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还要再刨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八年抗战期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延安，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剩枚举，可却很难找到几个会配炸药、造地雷的人才。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除此之外，自清末形成的东重西轻的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照门。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尚算不上很夸张。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中国曾有两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清末洋务运动，一次是民国“黄金十年”，两次机会都被日本人给打断了。可反过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为什么两次经济上的跃升，都如此经不起考验？
从“大经济”看日本对华侵略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是必然的事情。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的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当时远东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几乎都是英国人的地盘。
英国人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向日本输出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扶植其一个“可控”的工业国，以她来制衡沙俄及清帝国。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如今所谓的“日美同盟”，走的其实是同样的路数。
英国人对日本的容忍底线在朝鲜和台湾，因为这个战略要冲是日本履行 “职责”所必须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曾两次想“一鼓作气”吞掉东北，都被英国人在暗中使了绊子，因为一旦日本拥有了自己的资源产地，也就意味着她将彻底“失控”。而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的战火大大的透支了英国的国力，使得她再无力东顾，于是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对其内部而言，政治仍属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有底层来买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路径。
而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耐不住的野心。1920到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到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现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人。恼羞成怒的日本最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报以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半数的钢铁和70%的石油都来自于美国。
日本的侵害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这其中，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其公司章程中即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这两家日本“企业”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企进行挤压。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的民族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大批中资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处绝对优势地位，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还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发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基本生活物资，使根据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你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来，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对方对经济运行无力或无意左右，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而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是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她不再“按规矩出牌”。
而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八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如果要想顺利的打下去，那么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抗战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仅限于杀敌，而是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这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最重要的战绩并不是消灭了多少敌人，是打了多少场正面决战，而是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对日本而言，这种局面下，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得是 “势”的问题。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无非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
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打鬼子，而是要先解决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而所谓民生，最基本则是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足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当时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得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民国时期农村平民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县城、在村口贴一张告示，所有的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于是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正是在一支支不起眼得工作队的坚持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
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曾计划在冀中平原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传统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反倒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由此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中共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到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一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了日伪手中，导致根据地通胀严重。
然而很快，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的发明出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摘自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
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 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
“大经济”与“大安全”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能和七十年前同日而语，我们手中握有这颗星球上少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和外界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从“经济战”的角度说，这恰恰意味着“战线”正在不断的拉长。
从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难看出，对经济建设的评价，仅仅以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是远远不够。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局，由金融、地产、人文构成的GDP，与由粮食、高铁、航空母舰构成的GDP显然不会是一个概念。所谓“经济天下”，不止是要得其财，更要守其业，强其势。
从古至今，“经济”都从没有被局限为一个商业层面的概念孤立存在过。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七十年前的错误在未来再次重演。
再进一步说来。在具体操作中，对经济建设而言，“增长”、“发展”、“安全”三者的权重应该是依次递进的。在未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让地缘安全、军事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不再是狭义上的经济建设的服务者，而是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性依据。
美国在小布什时代，基于提高石油-军工集团的账面入账，轻率的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的结果则是打乱了自己的全球布局，客观上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国际上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这个例子距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而对中国而言，在海外基建投资问题上，未来如果能适当把握一下节奏，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与军事、安全领域的对外扩展达成同步，那么不仅能提高投资的安全度，也可以让国家在守“业”与强“势”方面更加从容。
而在“大经济”观之外，我们同样还需要树立经济领域的“大安全观”。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情况则会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再是单靠自身的经营就能把握得住；另一方面，别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也未必全然是基于账面盈利。
在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种种困局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有由于所在国内部出现骚乱、内战，导致中企不得不放弃前期投资全员撤离的；有中资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遭到当地武装力量威胁的；有所在国利用法律、舆论来恶意打击中资企业的；还有种种商业泄密更是不胜枚举。
与七十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意义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政、商、军、情报四块的“旋转门”模式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争夺经济利益时，通过舆论、法律、外交、情报直至暴力，以多重手段打组合拳，这对人家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举个例子，笔者曾与国内一些风险评估机构进行过交流，在国外，一场看似普通的社交酒会，谁与谁交谈，交谈内容是什么，这些都会有专业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事先设计，并且会对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实时调整，通过零散的外围信息，最终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全貌。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仅仅靠所谓的信誉、惯例或是纸面规则，显然是无从应对的。只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宣传与商务相互通气，相互配合，以“国家队”的形式组团走出去，并且有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专门的情报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经济”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可以摧城灭国的战争手段。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曾通过经济战争先后打垮了鲁国和楚国。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击垮了苏联财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上面临的困局，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间，恐怕任谁也不敢否认其中存在某种关联。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样面临遭遇经济战争的可能。譬如以恶意挤压、并购来打击诸如农业、技术产业来破坏你的产业完整度；通过垄断零售业，以入场标准打击制造商，在特定时期制造价格变动；通过金融领域的刻意做空，来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制造社会动荡……。起码从可操作性上说，上述假设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也的确有人希望实现。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同样需要我们以安全为切入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全部环节，予以通盘考量。
这是去年纪念抗战胜利时在《中国国防报》发的一篇稿子，原稿与刊载版略有出入，故把公开版的链接一并附上。
以“大经济”的视角审视抗战
关于抗日战争，七十年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当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残。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最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打得老老实实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日本侵华，是中国百余年积弊的总爆发
在此之前，以“经济”为切入点来分析抗战史的文章其实已经很多了。《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
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传统上，中国古人对于“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为了便于区分，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
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有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等，不一而足。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中国的八年抗战乃至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更仅占2.6%；甲午战败后，清庭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就可达3亿6千5百万，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真正的问题恐怕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天平天国运动极大的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除此之外，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而开展洋务运动的东南沿海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除了费效比低下之外，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将大量财富置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这也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将很难有多少底气。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的削弱了“大名”们对地方的控制，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直接达到基层。由此，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两者比较，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赔了多少银子，而是丢失台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至此，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滑向诸侯封建，1900年“庚子之难”时，东南几省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 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宣告彻底崩溃，灭亡便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时间而已。
清朝灭亡之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民政府从历史渊源来说，其主体依然是东南士绅集团。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整个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
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所谓“ 小专制”，是指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近乎是帝王般的权力。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政府权力最多只能下到县一级，而承载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绅宗势力控制，间或有教会参与其中。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
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资源必然被绅宗阶层垄断，对应的政府财政没钱，老百姓更没钱。如此一来，中国只有两条路：挨完，然后赔款，老百姓税负加重，然后造反；自强，搞工业、强军，老百姓还是税负加重，最后还是造反。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清如此，民国依然如此。在这个死循环之下，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中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如今被称为“黄金十年”。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以及面粉厂、纱厂之类的轻工业。而当时中国的钢铁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
在当时，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 85%以上的学都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还要再刨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八年抗战期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延安，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剩枚举，可却很难找到几个会配炸药、造地雷的人才。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除此之外，自清末形成的东重西轻的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照门。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尚算不上很夸张。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中国曾有两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清末洋务运动，一次是民国“黄金十年”，两次机会都被日本人给打断了。可反过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为什么两次经济上的跃升，都如此经不起考验？
从“大经济”看日本对华侵略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是必然的事情。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的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当时远东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几乎都是英国人的地盘。
英国人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向日本输出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扶植其一个“可控”的工业国，以她来制衡沙俄及清帝国。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如今所谓的“日美同盟”，走的其实是同样的路数。
英国人对日本的容忍底线在朝鲜和台湾，因为这个战略要冲是日本履行 “职责”所必须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曾两次想“一鼓作气”吞掉东北，都被英国人在暗中使了绊子，因为一旦日本拥有了自己的资源产地，也就意味着她将彻底“失控”。而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的战火大大的透支了英国的国力，使得她再无力东顾，于是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对其内部而言，政治仍属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有底层来买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路径。
而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耐不住的野心。1920到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到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现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人。恼羞成怒的日本最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报以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半数的钢铁和70%的石油都来自于美国。
日本的侵害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这其中，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其公司章程中即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这两家日本“企业”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企进行挤压。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的民族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大批中资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处绝对优势地位，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还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发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基本生活物资，使根据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你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来，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对方对经济运行无力或无意左右，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而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是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她不再“按规矩出牌”。
而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八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如果要想顺利的打下去，那么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抗战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仅限于杀敌，而是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这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最重要的战绩并不是消灭了多少敌人，是打了多少场正面决战，而是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对日本而言，这种局面下，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得是 “势”的问题。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无非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
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打鬼子，而是要先解决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而所谓民生，最基本则是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足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当时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得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民国时期农村平民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县城、在村口贴一张告示，所有的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于是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正是在一支支不起眼得工作队的坚持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
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曾计划在冀中平原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传统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反倒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由此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中共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到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一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了日伪手中，导致根据地通胀严重。
然而很快，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的发明出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摘自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
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 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
“大经济”与“大安全”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能和七十年前同日而语，我们手中握有这颗星球上少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和外界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从“经济战”的角度说，这恰恰意味着“战线”正在不断的拉长。
从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难看出，对经济建设的评价，仅仅以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是远远不够。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局，由金融、地产、人文构成的GDP，与由粮食、高铁、航空母舰构成的GDP显然不会是一个概念。所谓“经济天下”，不止是要得其财，更要守其业，强其势。
从古至今，“经济”都从没有被局限为一个商业层面的概念孤立存在过。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七十年前的错误在未来再次重演。
再进一步说来。在具体操作中，对经济建设而言，“增长”、“发展”、“安全”三者的权重应该是依次递进的。在未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让地缘安全、军事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不再是狭义上的经济建设的服务者，而是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性依据。
美国在小布什时代，基于提高石油-军工集团的账面入账，轻率的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的结果则是打乱了自己的全球布局，客观上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国际上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这个例子距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而对中国而言，在海外基建投资问题上，未来如果能适当把握一下节奏，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与军事、安全领域的对外扩展达成同步，那么不仅能提高投资的安全度，也可以让国家在守“业”与强“势”方面更加从容。
而在“大经济”观之外，我们同样还需要树立经济领域的“大安全观”。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情况则会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再是单靠自身的经营就能把握得住；另一方面，别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也未必全然是基于账面盈利。
在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种种困局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有由于所在国内部出现骚乱、内战，导致中企不得不放弃前期投资全员撤离的；有中资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遭到当地武装力量威胁的；有所在国利用法律、舆论来恶意打击中资企业的；还有种种商业泄密更是不胜枚举。
与七十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意义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政、商、军、情报四块的“旋转门”模式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争夺经济利益时，通过舆论、法律、外交、情报直至暴力，以多重手段打组合拳，这对人家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举个例子，笔者曾与国内一些风险评估机构进行过交流，在国外，一场看似普通的社交酒会，谁与谁交谈，交谈内容是什么，这些都会有专业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事先设计，并且会对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实时调整，通过零散的外围信息，最终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全貌。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仅仅靠所谓的信誉、惯例或是纸面规则，显然是无从应对的。只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宣传与商务相互通气，相互配合，以“国家队”的形式组团走出去，并且有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专门的情报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经济”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可以摧城灭国的战争手段。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曾通过经济战争先后打垮了鲁国和楚国。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击垮了苏联财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上面临的困局，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间，恐怕任谁也不敢否认其中存在某种关联。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样面临遭遇经济战争的可能。譬如以恶意挤压、并购来打击诸如农业、技术产业来破坏你的产业完整度；通过垄断零售业，以入场标准打击制造商，在特定时期制造价格变动；通过金融领域的刻意做空，来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制造社会动荡……。起码从可操作性上说，上述假设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也的确有人希望实现。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同样需要我们以安全为切入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全部环节，予以通盘考量。
http://www.mod.gov.cn/intl/2015-08/20/content_4615053.htm
这是去年纪念抗战胜利时在《中国国防报》发的一篇稿子，原稿与刊载版略有出入，故把公开版的链接一并附上。
以“大经济”的视角审视抗战
关于抗日战争，七十年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当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残。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最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被中国人打得老老实实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日本侵华，是中国百余年积弊的总爆发
在此之前，以“经济”为切入点来分析抗战史的文章其实已经很多了。《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
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传统上，中国古人对于“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为了便于区分，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
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有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等，不一而足。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中国的八年抗战乃至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更仅占2.6%；甲午战败后，清庭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就可达3亿6千5百万，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真正的问题恐怕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天平天国运动极大的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除此之外，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又称为“煤铁革命”，而开展洋务运动的东南沿海恰恰是既少煤又无铁。除了费效比低下之外，东南各省的士绅们将大量财富置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这也势必导致这些人在面对西方国家时将很难有多少底气。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结束了幕府统治，更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极大的削弱了“大名”们对地方的控制，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直接达到基层。由此，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两者比较，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赔了多少银子，而是丢失台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至此，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滑向诸侯封建，1900年“庚子之难”时，东南几省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 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宣告彻底崩溃，灭亡便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时间而已。
清朝灭亡之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民政府从历史渊源来说，其主体依然是东南士绅集团。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整个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
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所谓“ 小专制”，是指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在自己的地盘都拥有近乎是帝王般的权力。这一点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政府权力最多只能下到县一级，而承载大部分人口的中国乡村地区，在那时则是法外之地，完全由地方绅宗势力控制，间或有教会参与其中。由此便进一步产生了事实上的“包税制”和“胥吏”，即政府事实上放弃了对基层的管理，将农村人口“托管”给了地方势力。
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资源必然被绅宗阶层垄断，对应的政府财政没钱，老百姓更没钱。如此一来，中国只有两条路：挨完，然后赔款，老百姓税负加重，然后造反；自强，搞工业、强军，老百姓还是税负加重，最后还是造反。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清如此，民国依然如此。在这个死循环之下，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势”是如此，那么“业”呢？1927年到1937年中国曾有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如今被称为“黄金十年”。在那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确实非常繁荣，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以及面粉厂、纱厂之类的轻工业。而当时中国的钢铁及军工产业，其产能和质量尚不及洋务运动时期。
在当时，中国人口的文盲率超过80%，而在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中， 85%以上的学都是艺术、文学、历史之类的人文专业，剩余的15%中，还要再刨除掉经济、法律专业，机、电、化等工科专业人才寥寥无几。八年抗战期间，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了延安，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热血青年中，能够写文章编戏剧鼓舞人心者不剩枚举，可却很难找到几个会配炸药、造地雷的人才。这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写照——有财无业，有业无势、有轻无重、有金无钢……
除此之外，自清末形成的东重西轻的不合理的经济布局，成了当时中国另一个致命的照门。日本曾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如果是从打垮中国经济基础来说，这个说法其实尚算不上很夸张。民国时期，所有的经济成果几乎都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大城市，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十五个月时间里东部沿海城市悉数丢失，中国经济的精华也随之全部丧失。
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中国曾有两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一次是清末洋务运动，一次是民国“黄金十年”，两次机会都被日本人给打断了。可反过我们是否也该反思，为什么两次经济上的跃升，都如此经不起考验？
从“大经济”看日本对华侵略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的觊觎其实是必然的事情。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的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很快日本的上层就发现，随着经济各项指数稳步攀升，他们受制于人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日本产业链最大的缺环在于资源，而当时远东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产几乎都是英国人的地盘。
英国人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向日本输出工业技术和人才，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在远东地区扶植其一个“可控”的工业国，以她来制衡沙俄及清帝国。比照一下，我们会发现如今所谓的“日美同盟”，走的其实是同样的路数。
英国人对日本的容忍底线在朝鲜和台湾，因为这个战略要冲是日本履行 “职责”所必须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曾两次想“一鼓作气”吞掉东北，都被英国人在暗中使了绊子，因为一旦日本拥有了自己的资源产地，也就意味着她将彻底“失控”。而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的战火大大的透支了英国的国力，使得她再无力东顾，于是有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则加剧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急迫性。平心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对其内部而言，政治仍属相对比较清明。至大正时代，财阀势力垄断社会资源的趋势开始难以逆转，这样一来，日本工业化的代价就只能完全有底层来买单。至昭和时代，对外释放压力已经成了日本唯一的路径。
而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则最终点燃了日本上层早已按耐不住的野心。1920到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波及到了当时的中国，为了稳定币值，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发现法币。按照改革方案，法币不再与白银挂钩，而与英镑汇率绑定（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使得手里握有大量贵金属的美国及日本，在控制中国货币的竞争中彻底落败于英国人。恼羞成怒的日本最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事实上是报以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段时期，日本半数的钢铁和70%的石油都来自于美国。
日本的侵害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经济战就已经展开。1935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兴中公司、惠通航空公司。这其中，兴中公司自成立起，其公司章程中即规定:“本会社为使中’满’间经济关系密接起见，以经营下列业务为目的:1.对华输出贸易并其代理及居间；2.在中国经济诸事的直营，斡旋及居间，并对于该事业的投资；3.附带及关联于前二款的业务。”。
这两家日本“企业”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通过低价倾销、恶意收购等方式，大肆对中企进行挤压。一方是举国体制下目标明确的“国家队”，另一边则是按照一般市场原则单打独斗的民族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很快，大批中资企业被日企压垮、并购。
譬如在1936年底，日本在天津纺纱业中资本占63.4%，纱锭数占71.7%，线锭数占53.4%，布机占76.3%，处绝对优势地位，至1937年初日资纱厂几乎完全垄断了天津纺织工业。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煤矿、金矿、芦盐、电力等战略资源产业，也悉数被日资企业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控制。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还向我方的敌后根据地发动了金融战。侵华日军大肆发行伪银联券，然后怂恿不发商人携带这些伪币进入根据地，大量购买基本生活物资，使根据地货币流入、物资流出，从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简单来讲，无论是经济战还是金融战，能够顺利推进必须有两大前提：在对方阵营拥有代理人（经济汉奸），经济运作不比战场交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大量代理人配合，你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而无奈的是，自清末国门洞开以来，当时的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业已成熟的买办阶层；对方对经济运行无力或无意左右，日企对华北中企的恶意挤压，全程有政府和军部的配合，而民国政府对此却听之任之。
一直到现代，这个道理也依然成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同年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都是他们本国的金融从业者，与海外对冲基金紧密配合，做空本国货币而导致的，而上述国家又都是拘于“不干涉市场运行”的原则，才导致危机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后来俄罗斯能够扭转局面，恰恰是因为她不再“按规矩出牌”。
而如果从全局角度来审视八年抗战，我们会发现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最核心问题其实并非是军事，而恰恰是经济。日本本国的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场战争，如果要想顺利的打下去，那么就必须能在被占领土上形成“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命门所在。
抗战之胜，亦胜于“大经济”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其最根本的贡献并非仅仅限于杀敌，而是在于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的“命门”。1940年，吕正操将军在八路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曾算过这么一笔账：“敌人兵力，在此区域（冀中平原）为一万八千三百人，每年需在此消耗两万万元。而敌人能取得的是多少呢？在一百八十个敌据点中，即算每个据点敌人平均取得十万元，也不过一、二千万而已。”
这正是整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所在，也是敌后抗战的精髓：最重要的战绩并不是消灭了多少敌人，是打了多少场正面决战，而是长期让敌人处于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对日本而言，这种局面下，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而要达成这种局面，首先要解决的还得是 “势”的问题。这一点从敌后抗战提出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八路军每到一地，提出的口号都非常简单，无非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
敌后工作，首先并不是打鬼子，而是要先解决基层政权问题。基层政权，系于民心，而民心则系于民生。而所谓民生，最基本则是三件事：看病、识字、吃饭。这三件事足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当时农村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帮老百姓看病，救得往往就是一个家庭；民国时期农村平民的识字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有让老百姓识字，你后面的宣传，人家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县城、在村口贴一张告示，所有的人才能知道上面的政策法令是什么，不会让基层权力很容易就被几个识文断字的当地富户垄断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吃饭问题，于是有了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正是在一支支不起眼得工作队的坚持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才一步步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和主动脉隔绝起来。
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曾计划在冀中平原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而在八路军的引导和动员之下，这些传统产棉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反倒降到了不足耕地总量的10%，由此严重打击了日本的战时经济。
与任何一种作战模式都别无二致，经济战的胜利，同样必须依赖于掌握主动权，而这其中包括指导思想的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山东根据地。最初，中共的金融工作者们落入到了“经典理论”的窠臼当中——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果没有金银，那就应该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而根据地既无足量黄金也没有外汇储备，那自然也就没法发行货币。这一错误一度导致根据地的铸币权落入了日伪手中，导致根据地通胀严重。
然而很快，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土八路”们创造性的发明出了“物资本位”。即将边区发行的北海币与基础物资进行绑定——“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摘自薛暮桥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
由于有可靠的信用保证，在对敌货币战争中，北海币最终将伪币挤出了根据地，反过来加剧了敌占区的通胀，在金融领域打击了日军。 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山东地区的海盐交易已经全部由北海币来结算，连日伪军也都不得不储备八路军发行的货币……
“大经济”与“大安全”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不能和七十年前同日而语，我们手中握有这颗星球上少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和外界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从“经济战”的角度说，这恰恰意味着“战线”正在不断的拉长。
从七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不难看出，对经济建设的评价，仅仅以账面数字作为依据是远远不够。面对未来可能的变局，由金融、地产、人文构成的GDP，与由粮食、高铁、航空母舰构成的GDP显然不会是一个概念。所谓“经济天下”，不止是要得其财，更要守其业，强其势。
从古至今，“经济”都从没有被局限为一个商业层面的概念孤立存在过。经济层面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影响到工农业体系完整度、地缘安全乃至社会伦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去讨论，只有通盘考虑，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七十年前的错误在未来再次重演。
再进一步说来。在具体操作中，对经济建设而言，“增长”、“发展”、“安全”三者的权重应该是依次递进的。在未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让地缘安全、军事安全、公共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不再是狭义上的经济建设的服务者，而是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性依据。
美国在小布什时代，基于提高石油-军工集团的账面入账，轻率的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终的结果则是打乱了自己的全球布局，客观上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国际上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这个例子距离现在并不是很久远。而对中国而言，在海外基建投资问题上，未来如果能适当把握一下节奏，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与军事、安全领域的对外扩展达成同步，那么不仅能提高投资的安全度，也可以让国家在守“业”与强“势”方面更加从容。
而在“大经济”观之外，我们同样还需要树立经济领域的“大安全观”。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情况则会变得完全不同。一方面，企业经营的成败，不再是单靠自身的经营就能把握得住；另一方面，别人对中国的经济行为，也未必全然是基于账面盈利。
在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中资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种种困局时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有由于所在国内部出现骚乱、内战，导致中企不得不放弃前期投资全员撤离的；有中资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遭到当地武装力量威胁的；有所在国利用法律、舆论来恶意打击中资企业的；还有种种商业泄密更是不胜枚举。
与七十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个单纯意义的商业竞争对手。在西方国家，政、商、军、情报四块的“旋转门”模式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争夺经济利益时，通过舆论、法律、外交、情报直至暴力，以多重手段打组合拳，这对人家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举个例子，笔者曾与国内一些风险评估机构进行过交流，在国外，一场看似普通的社交酒会，谁与谁交谈，交谈内容是什么，这些都会有专业的情报分析机构进行事先设计，并且会对全过程进行监控和实时调整，通过零散的外围信息，最终拼接出完整的信息全貌。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仅仅靠所谓的信誉、惯例或是纸面规则，显然是无从应对的。只能是外交、国防、安全、宣传与商务相互通气，相互配合，以“国家队”的形式组团走出去，并且有专业的风险评估机构提供专门的情报支持，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
此外，“经济”还可以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而且是一种可以摧城灭国的战争手段。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曾通过经济战争先后打垮了鲁国和楚国。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击垮了苏联财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时至今日，俄罗斯在国际油价上面临的困局，与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间，恐怕任谁也不敢否认其中存在某种关联。
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同样面临遭遇经济战争的可能。譬如以恶意挤压、并购来打击诸如农业、技术产业来破坏你的产业完整度；通过垄断零售业，以入场标准打击制造商，在特定时期制造价格变动；通过金融领域的刻意做空，来引发金融市场混乱，制造社会动荡……。起码从可操作性上说，上述假设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也的确有人希望实现。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同样需要我们以安全为切入点，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反馈等全部环节，予以通盘考量。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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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打仗就是打钞票，而现在玩钞票才是真正的战争。
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报刊杂志上发文，只不过合作对象变成了《世界军事》和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