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贺龙、刘伯承的指挥风格不同之侧影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出师山西的几战中，能看出三名师长各自的作战指挥特点。

在第115师的平型关大捷一役中，师长林彪三次亲临战场查看地形，选定作战地域，尔后与副师长聂荣臻确立作战决心，并集中全师2旅4团主力（不惜违背毛泽东、彭德怀关于集中一个旅作战的指示，只是后来因山洪断路只赶到参战3个团）于平型关地域，精心进行战斗部署。对于师、旅、团的指挥位置，部队的展开、预备队摆放，乃至机枪阵地的设置、作战节奏的控制等细节，他都一一过问，力求无虞。结果一战成名，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林彪的指挥特点，突出了一个“细”字。
第120师开赴晋西北后，为配合忻口会战，师长贺龙就将人马展开，命宋时轮支队出雁北游击迟滞日军，张宗逊、李井泉率358旅715团南下侧击忻口之敌，王震率359旅进至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贺炳炎、廖汉生率358旅716团两个营去雁门关袭击日军交通线。贺龙不打折扣，舍得用兵，把手上的兵力都撒了出去。他对各部的要求就是：现在打得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同时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结果宋时轮支队在雁北进行游击，于井坪镇、马邑、安荣桥、岱岳、平鲁、南辛庄等战斗中先后奏凯，歼敌数百人，收复平鲁县城；贺炳炎、廖汉生部打伏击两胜雁门关，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20多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张宗逊、李井泉部出击南北大常成功，歼敌百余人；王震部在阳明堡以南设伏，歼敌300余人，毁车30余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贺龙向来用人不疑，手下将领也极富作战主动性，在指挥特点上突出了一个“放”字。

刘伯承率第129师挺进山西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分别于正太铁路、邯长公路沿线展开游击战，袭扰迟滞日军的进攻。在此期间，先后指挥了著名的叠伏七亘村，再伏黄崖底、户封村与智算神头岭等战斗，斩获颇丰。在七亘村战斗前，刘伯承亲赴战场察看地形，周密组织战斗。第一次伏击战取胜后，刘伯承准确判断日军仍要从此处经过，遂决心采取兵法中的“叠伏”之策，于七亘村同一地点再次伏击日军，结果又告凯旋。两战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400多匹及大批弹药物资，取得了第129师出师以来继奇袭阳明堡战斗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之后，刘伯承指挥第129师继续在昔阳县东南的黄崖底设伏，歼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300余人，击毙骡马300余匹。为配合南下支援正太路地区作战的林彪第115师，刘伯承再次指挥第129师在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又歼灭日军第109师团一部250余人，迫使日军第109师团不得不改道北去。刘伯承指挥第129师在正太路沿线接连四次设伏，仗仗取胜，战果辉煌。对此，刘伯承称之为“重叠的待伏”。
在神头岭战斗前，刘伯承由于对国民党军队的地图不放心，就带着陈赓、李达及参谋人员去实地进行了勘察。结果发现实际地形与地图不符，日军必经的公路不走山沟走山梁，上边又光秃秃的埋伏不了兵，看上去根本打不了伏击。正当大家失望之际，刘伯承却提出就在这光山梁上打伏击。陈赓很快明白过来，也予以赞同。经过周密分析利弊后，他们决心仍在此处设伏，依托岭上路边国民党军队修的一些废弃工事，搞好隐蔽伪装，来一次反常用兵，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结果一个漂亮仗诞生了，歼灭了由此经过的日军第16师团、第108师团各一部，毙伤俘敌1500余人（日军资料称共战死399人，失踪8人，负伤40人，损失了314匹军马），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550余件，击毁敌汽车百余辆。战后日本的报纸上惊呼，说“这场战争是由支那一流的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所指挥的”。

从上述几战中可以看出，刘伯承足智多谋，能反向思维，反常用兵，指挥才能过人一筹。从中突出的指挥特点，是一个“活”字。

正因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具有不同的指挥特点，他们所指挥的战役战斗便也相应具备了各自的特点。林彪打仗唯恐兵少，好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深思熟悉，算无遗策，轻易不愿涉险；贺龙打仗放得开，用兵忽分忽合，手下大将也各显其能多独挡一面，反过来说就是小仗多而大仗少；刘伯承也喜欢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变动不拘，神出鬼没，具有很强的威摄性，令对手未战而先胆寒。从1945年9月至1948年8月三大战役开始前，在全国各战略区统计的歼敌战绩中，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前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敌军13个半军部、44个半师部、103个团，居于五大战略区野战军战绩之冠。你说，能打不能打？
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出师山西的几战中，能看出三名师长各自的作战指挥特点。

在第115师的平型关大捷一役中，师长林彪三次亲临战场查看地形，选定作战地域，尔后与副师长聂荣臻确立作战决心，并集中全师2旅4团主力（不惜违背毛泽东、彭德怀关于集中一个旅作战的指示，只是后来因山洪断路只赶到参战3个团）于平型关地域，精心进行战斗部署。对于师、旅、团的指挥位置，部队的展开、预备队摆放，乃至机枪阵地的设置、作战节奏的控制等细节，他都一一过问，力求无虞。结果一战成名，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林彪的指挥特点，突出了一个“细”字。
第120师开赴晋西北后，为配合忻口会战，师长贺龙就将人马展开，命宋时轮支队出雁北游击迟滞日军，张宗逊、李井泉率358旅715团南下侧击忻口之敌，王震率359旅进至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贺炳炎、廖汉生率358旅716团两个营去雁门关袭击日军交通线。贺龙不打折扣，舍得用兵，把手上的兵力都撒了出去。他对各部的要求就是：现在打得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同时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结果宋时轮支队在雁北进行游击，于井坪镇、马邑、安荣桥、岱岳、平鲁、南辛庄等战斗中先后奏凯，歼敌数百人，收复平鲁县城；贺炳炎、廖汉生部打伏击两胜雁门关，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20多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张宗逊、李井泉部出击南北大常成功，歼敌百余人；王震部在阳明堡以南设伏，歼敌300余人，毁车30余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贺龙向来用人不疑，手下将领也极富作战主动性，在指挥特点上突出了一个“放”字。

刘伯承率第129师挺进山西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分别于正太铁路、邯长公路沿线展开游击战，袭扰迟滞日军的进攻。在此期间，先后指挥了著名的叠伏七亘村，再伏黄崖底、户封村与智算神头岭等战斗，斩获颇丰。在七亘村战斗前，刘伯承亲赴战场察看地形，周密组织战斗。第一次伏击战取胜后，刘伯承准确判断日军仍要从此处经过，遂决心采取兵法中的“叠伏”之策，于七亘村同一地点再次伏击日军，结果又告凯旋。两战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400多匹及大批弹药物资，取得了第129师出师以来继奇袭阳明堡战斗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之后，刘伯承指挥第129师继续在昔阳县东南的黄崖底设伏，歼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300余人，击毙骡马300余匹。为配合南下支援正太路地区作战的林彪第115师，刘伯承再次指挥第129师在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又歼灭日军第109师团一部250余人，迫使日军第109师团不得不改道北去。刘伯承指挥第129师在正太路沿线接连四次设伏，仗仗取胜，战果辉煌。对此，刘伯承称之为“重叠的待伏”。
在神头岭战斗前，刘伯承由于对国民党军队的地图不放心，就带着陈赓、李达及参谋人员去实地进行了勘察。结果发现实际地形与地图不符，日军必经的公路不走山沟走山梁，上边又光秃秃的埋伏不了兵，看上去根本打不了伏击。正当大家失望之际，刘伯承却提出就在这光山梁上打伏击。陈赓很快明白过来，也予以赞同。经过周密分析利弊后，他们决心仍在此处设伏，依托岭上路边国民党军队修的一些废弃工事，搞好隐蔽伪装，来一次反常用兵，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结果一个漂亮仗诞生了，歼灭了由此经过的日军第16师团、第108师团各一部，毙伤俘敌1500余人（日军资料称共战死399人，失踪8人，负伤40人，损失了314匹军马），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550余件，击毁敌汽车百余辆。战后日本的报纸上惊呼，说“这场战争是由支那一流的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所指挥的”。

从上述几战中可以看出，刘伯承足智多谋，能反向思维，反常用兵，指挥才能过人一筹。从中突出的指挥特点，是一个“活”字。

正因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具有不同的指挥特点，他们所指挥的战役战斗便也相应具备了各自的特点。林彪打仗唯恐兵少，好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深思熟悉，算无遗策，轻易不愿涉险；贺龙打仗放得开，用兵忽分忽合，手下大将也各显其能多独挡一面，反过来说就是小仗多而大仗少；刘伯承也喜欢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变动不拘，神出鬼没，具有很强的威摄性，令对手未战而先胆寒。从1945年9月至1948年8月三大战役开始前，在全国各战略区统计的歼敌战绩中，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前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敌军13个半军部、44个半师部、103个团，居于五大战略区野战军战绩之冠。你说，能打不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