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起义

1929年秋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往广西领导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名垂党史军史的“百色起义”。
小平同志化名邓斌，时年25岁。他先是到了省府南宁，与欢迎共产党人来领导政治工作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接洽，尔后以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小平同志与贺昌（时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兼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导民（即陈豪人，时为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兼秘书长）、张云逸（时为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雷经天（时为中共右江工委书记、广西省农民协会主任委员）、龚鹤村（即大名鼎鼎的龚楚，时为南宁市公安局局长）、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时为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龚饮冰（时为中共中央代表，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他爹）、袁任远（时为教导总队教官）等人积极开展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抓工运、农运，抓武装力量，抓统一战线，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当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小平同志的劝告，率部参加反蒋战争，结果因部下倒戈不战而败。无奈之下，俞作柏下野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避难，广西大权又被黄绍竑夺回。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同志与贺昌力主离开大城市，到偏僻的右江地区去开展武装斗争。他们说服了其他同志，不久后即与陈豪人、张云逸、李谦（李立三的胞弟，警备第4大队副大队长）等领导发动南宁兵变，拉出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等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并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撤到百色，与雷经天、韦拔群（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时为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等人会合，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及进行准备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最高机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前委委员有7人，以小平同志、陈豪人、张云逸为常委，小平同志任前委书记。也就是说，小平同志成为了百色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史军史上，这也意味着小平同志同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领导人之一。
不过这时候出了一件不能算小的事，对小平同志的历史有一定影响。1929年10月底，上海来了一份电报，看过之后小平同志便决心返回上海。当时大家刚转移到百色不久，起义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小平同志突然要离开，这个动静可不小。小平同志当时提出来的理由，是要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龚饮冰刚刚受命离开百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也回上海去。当时前委中的多数人都认为小平同志不宜离开，遂进行了挽留。据后来红7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彼硬要去”，留不住。11月初，小平同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左江重镇龙州，与率领警备第5大队撤到这里的俞作豫及李明瑞等人会面，对龙州起义做了布置。几天后，小平同志就由龙州出境，经越南走海路回了上海。不料紧接着警备第5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中央来电报要求小平同志留在广西坐镇，但他已经上路了。
60多年后，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透露，小平同志当年急着回上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夫人张锡媛快生产了。要说小平同志一生举重若轻，领袖气质，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曾逼得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前失足跌倒，那是一个真正的强硬派。然而一到家人的问题上，小平同志可就儿女情长的不得了了。对于第一任夫人张锡媛，小平同志晚年曾回忆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二人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识，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相知相恋，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结为夫妻，感情那是相当的好。2004年时曾拍过一部影片《邓小平在1928》，观赏性很强，其中的张锡媛是由美女秦岚饰演，气质出众，值得一观。
小平同志回到上海后，由于龚饮冰已经向中央汇报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小平同志所作的只是一个补充报告，说不定还挨了批评。不过，能见到怀孕待产的妻子，想必小平同志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天妒红颜的是，1930年1月，张锡瑗在医院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自己却又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抢救无效，张锡瑗在爱人的怀中病逝，年仅24岁。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儿，可能是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数日内妻女双亡，这对于26岁的小平同志真是一个沉重打击！
就在小平同志离开广西之后，1929年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天，在陈豪人（根据广东省委指示担任前委书记）、张云逸、龚鹤村等人领导下，于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以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全军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雷经天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红7军第3纵队司令员，开始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小平同志虽然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但最后却没有参加百色起义，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至于解放后张云逸和莫文骅曾出于不同的原因写文章回忆小平同志参加了百色起义，并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还指挥了“百色保卫战”，就不值一哂了。至少，在1989年拍摄的影片《百色起义》中，都未敢让前委书记邓同志站在宣布发动起义和红7军成立的主席台上。
百色起义之后，在红7军前敌委员会（即前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等人又发动了龙州起义，成立了红8军，由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全军辖2个纵队共1900多人。同时建立了工农政权，开始建设左江革命根据地。在陈豪人的力主下，利用李明瑞在国内军界的影响力，任命其为红7、红8军总指挥。在此之前，李明瑞已由陈豪人、张云逸介绍，经中央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明瑞是好样的，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引诱，决心跟着共产党干。不过，由于当时领导层对李明瑞并不是很信任，他的两军总指挥之职只是个空头名义，实际权力还是由红7军前委掌握。
由于左江与右江距离遥远，对红8军的领导有一定困难，因此陈豪人向中央建议派一些得力的政治工作者赴龙州加强领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任命小平同志为红7军政委、红8军军委书记兼政委，重返广西主持工作。由于任务紧急，小平同志都没有来得及料理张锡瑗的后事便离开了上海。临走之前，他委托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强安葬张锡瑗。后来李强就把张锡瑗埋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平同志才和第三任夫人卓琳查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时墓地已经被水淹了，于是小平同志就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与同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各殓入一个小棺木中，陈放于小平同志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由于不久小平同志就与刘伯承率二野挺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便一直放在这里未动。1969年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人将张锡瑗和苏兆征的遗骨安葬在了上海烈士陵园里。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还发了感慨：“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瑷保护下来了。”
1930年3月，小平同志返回了龙州，与红8军会合。后来有不少历史著作说小平同志领导和发动了龙州起义，这其实是一个含混说法。小平同志确实参与了对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但并未亲自参加起义，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陈豪人主持的红7军前委大。不久，小平同志就与红8军第1纵队参谋长袁振武（即开国少将袁也烈）带领第1纵队打去了外线，留下军长俞作豫率领第2纵队坚持龙州斗争。此后，小平同志带着红8军第1纵队一路游击打到了右江。当时陈豪人、李明瑞、张云逸已率红7军主力向外线黔桂边界游击转战，小平同志与留守根据地的雷经天、韦拔群等人会合。在他们的协助下，小平同志于东兰武篆地区领导土地改革试点，很快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在此基础上，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在右江地区开展分田、分地、分山场工作，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这一期间，小平同志表现出了很高的政策水平，很好地掌握了民族平等这个重点原则，将土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到了5月中旬，小平同志由东兰到了河池，与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等人会合。这时，小平同志正式就职红7军前委书记和红7、红8军政委，成为了左右江红军的最高领导人。1929年秋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往广西领导发动武装起义，这就是名垂党史军史的“百色起义”。
小平同志化名邓斌，时年25岁。他先是到了省府南宁，与欢迎共产党人来领导政治工作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接洽，尔后以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小平同志与贺昌（时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兼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导民（即陈豪人，时为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兼秘书长）、张云逸（时为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雷经天（时为中共右江工委书记、广西省农民协会主任委员）、龚鹤村（即大名鼎鼎的龚楚，时为南宁市公安局局长）、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时为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龚饮冰（时为中共中央代表，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他爹）、袁任远（时为教导总队教官）等人积极开展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抓工运、农运，抓武装力量，抓统一战线，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当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小平同志的劝告，率部参加反蒋战争，结果因部下倒戈不战而败。无奈之下，俞作柏下野出走香港，李明瑞撤至左江龙州避难，广西大权又被黄绍竑夺回。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同志与贺昌力主离开大城市，到偏僻的右江地区去开展武装斗争。他们说服了其他同志，不久后即与陈豪人、张云逸、李谦（李立三的胞弟，警备第4大队副大队长）等领导发动南宁兵变，拉出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等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并携带南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撤到百色，与雷经天、韦拔群（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时为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委员）等人会合，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及进行准备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指示，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最高机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前委委员有7人，以小平同志、陈豪人、张云逸为常委，小平同志任前委书记。也就是说，小平同志成为了百色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史军史上，这也意味着小平同志同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领导人之一。
不过这时候出了一件不能算小的事，对小平同志的历史有一定影响。1929年10月底，上海来了一份电报，看过之后小平同志便决心返回上海。当时大家刚转移到百色不久，起义的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小平同志突然要离开，这个动静可不小。小平同志当时提出来的理由，是要回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龚饮冰刚刚受命离开百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也回上海去。当时前委中的多数人都认为小平同志不宜离开，遂进行了挽留。据后来红7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彼硬要去”，留不住。11月初，小平同志到了位于中越边境的左江重镇龙州，与率领警备第5大队撤到这里的俞作豫及李明瑞等人会面，对龙州起义做了布置。几天后，小平同志就由龙州出境，经越南走海路回了上海。不料紧接着警备第5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中央来电报要求小平同志留在广西坐镇，但他已经上路了。
60多年后，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透露，小平同志当年急着回上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夫人张锡媛快生产了。要说小平同志一生举重若轻，领袖气质，被毛泽东称为“钢铁公司”，曾逼得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前失足跌倒，那是一个真正的强硬派。然而一到家人的问题上，小平同志可就儿女情长的不得了了。对于第一任夫人张锡媛，小平同志晚年曾回忆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二人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识，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相知相恋，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结为夫妻，感情那是相当的好。2004年时曾拍过一部影片《邓小平在1928》，观赏性很强，其中的张锡媛是由美女秦岚饰演，气质出众，值得一观。
小平同志回到上海后，由于龚饮冰已经向中央汇报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小平同志所作的只是一个补充报告，说不定还挨了批评。不过，能见到怀孕待产的妻子，想必小平同志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天妒红颜的是，1930年1月，张锡瑗在医院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自己却又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抢救无效，张锡瑗在爱人的怀中病逝，年仅24岁。生下来的是一个女孩儿，可能是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数日内妻女双亡，这对于26岁的小平同志真是一个沉重打击！
就在小平同志离开广西之后，1929年12月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天，在陈豪人（根据广东省委指示担任前委书记）、张云逸、龚鹤村等人领导下，于百色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以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全军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同时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百色县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雷经天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红7军第3纵队司令员，开始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小平同志虽然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但最后却没有参加百色起义，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至于解放后张云逸和莫文骅曾出于不同的原因写文章回忆小平同志参加了百色起义，并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还指挥了“百色保卫战”，就不值一哂了。至少，在1989年拍摄的影片《百色起义》中，都未敢让前委书记邓同志站在宣布发动起义和红7军成立的主席台上。
百色起义之后，在红7军前敌委员会（即前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等人又发动了龙州起义，成立了红8军，由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全军辖2个纵队共1900多人。同时建立了工农政权，开始建设左江革命根据地。在陈豪人的力主下，利用李明瑞在国内军界的影响力，任命其为红7、红8军总指挥。在此之前，李明瑞已由陈豪人、张云逸介绍，经中央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明瑞是好样的，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引诱，决心跟着共产党干。不过，由于当时领导层对李明瑞并不是很信任，他的两军总指挥之职只是个空头名义，实际权力还是由红7军前委掌握。
由于左江与右江距离遥远，对红8军的领导有一定困难，因此陈豪人向中央建议派一些得力的政治工作者赴龙州加强领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任命小平同志为红7军政委、红8军军委书记兼政委，重返广西主持工作。由于任务紧急，小平同志都没有来得及料理张锡瑗的后事便离开了上海。临走之前，他委托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强安葬张锡瑗。后来李强就把张锡瑗埋葬在了上海江湾公墓。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平同志才和第三任夫人卓琳查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时墓地已经被水淹了，于是小平同志就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与同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各殓入一个小棺木中，陈放于小平同志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由于不久小平同志就与刘伯承率二野挺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便一直放在这里未动。1969年文革期间，上海市革委会派人将张锡瑗和苏兆征的遗骨安葬在了上海烈士陵园里。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还发了感慨：“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邓小平（‘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瑷保护下来了。”
1930年3月，小平同志返回了龙州，与红8军会合。后来有不少历史著作说小平同志领导和发动了龙州起义，这其实是一个含混说法。小平同志确实参与了对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但并未亲自参加起义，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陈豪人主持的红7军前委大。不久，小平同志就与红8军第1纵队参谋长袁振武（即开国少将袁也烈）带领第1纵队打去了外线，留下军长俞作豫率领第2纵队坚持龙州斗争。此后，小平同志带着红8军第1纵队一路游击打到了右江。当时陈豪人、李明瑞、张云逸已率红7军主力向外线黔桂边界游击转战，小平同志与留守根据地的雷经天、韦拔群等人会合。在他们的协助下，小平同志于东兰武篆地区领导土地改革试点，很快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在此基础上，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在右江地区开展分田、分地、分山场工作，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这一期间，小平同志表现出了很高的政策水平，很好地掌握了民族平等这个重点原则，将土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到了5月中旬，小平同志由东兰到了河池，与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等人会合。这时，小平同志正式就职红7军前委书记和红7、红8军政委，成为了左右江红军的最高领导人。